摘要：明正统以后，各地盐务部门腐败不堪，明廷多次派出部院官加以整顿，称“巡盐部院”。迄于明亡，巡盐部院经历了提督盐课、巡抚兼理、清理盐法、总理盐屯、专责筹饷五个变化阶段。起初，巡盐部院尚能驱弊存清，迅速解决盐务问题。嘉靖以后，因为明廷遣官目的的变化，部院官整体素质的下降，以及盐业管理体制中各方的掣肘，成效大不如前。明代巡盐部院始终是临时派遣，并未对各地盐政形成稳定有力的监督，但仍为清朝的督抚监督盐政的制度渊源。
明初设都转运盐使司和盐课提举司等机构管理各地盐务，英宗之后盐法日坏，明廷派遣侍郎、都御史等高阶官员赴各地监管、整顿盐务，他们被统称为“巡盐部院”。巡盐部院的派出对于明代盐政管理制度、监管体系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学界对此的既有研究既不足以揭示其发展脉络，也未能探究其成效、影响[1]。有鉴于此，今拟就巡盐部院问题作探讨，并兼及明代的盐业监督问题。
明王朝非常重视盐业的管理，明初在两淮、两浙、长芦、山东、河东、福建 6 个主要盐区设立都转运盐使司（简称“运司”，长官是都转运盐使，简称“运使”），在其他产盐地区设有 7个盐课提举司[2] 等衙门负责管理各盐场的食盐产、销事务。运司等盐业部门统辖于户部，不受地方政府节制。另外，明廷推行食盐专卖制度以获取盐利，利用“开中法”以补充军需。各盐业管理机构散落各地，山河悬远，户部的管理自然鞭长莫及，加之盐业利润丰厚，产、销环节均控制在一个机构手中，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各地盐务系统相继陷入腐败。正统年间，盐政的败坏已经达到相当之程度。
正统元年（1436）英宗皇帝发布了一条关于盐政的敕令：“近闻两淮、长芦、两浙运盐使司及各场盐课司官吏不遵成宪，肆志贪黩，纵容灶户私煎私货，及客商支给，掯勒百端。中间有名为巡捕而自兴贩者，有假托权贵而自烧煎者，有诈冒客引而沿途鬻卖者，甚至聚徒、集船、排列兵器恣行凶恶者。” [3]
可见各地盐场官员贪腐成风、盐务乱象丛生。正统初，有官员反映：“各处盐课，洪武间设法，关防至为严密，边储赖以济用。近年官吏懈怠，仓盐无积，客商久候不得支给。”[4] 由于食盐产量不足，商人“开中”无法顺利进行。对此，户部曾总结称：“国家边计专仰于盐。迩岁以来，私盐盛行而兴贩者多，官盐价轻而中纳者少。” [5] 细缕英宗皇帝的敕令，参阅官员们的奏疏，不难看出此时期明朝盐业系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腐败猖獗，盐课累岁逋负，私盐盛行，“开中”无法顺利进行，继而导致边防军需不济。盐业产销体系受到严重破坏，明廷被迫遣官禁治。部院官、户部主事等官员均在派遣之列，其中部院官成效最好，影响也最大，被后人统称为“巡盐部院”。
运使品秩较高，为从三品。为了便于整肃，正统元年，朝廷派出侍郎和副都御史为主体的高 阶官员赴各地巡察盐政，他们被统称“巡盐部院”。明代巡盐部院之遣始于正统，迄于明亡， 其间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正统时期部院官“提督盐课”
正统元年，明英宗“命行在刑部右侍郎何文 渊、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朱 与言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 [6]，与他们随 行的还有监察御史、中官[7]。正统三年正月，英 宗以“两淮、两浙、长芦盐法已清”，遂召“整 理盐法内、外官员还京……盐场事务悉令盐运司 理之” [8]。正统四年初，英宗又派行在都察院右 佥都御史王翺往浙江“除土豪，理盐法” [9]，当年秋事毕后被召回。
英宗赋予何文渊、王佐等的任务是“命尔等 与内臣前去各处往来提督，务要从长区处。俾盐 丁得所，商贩毋滞，国课不亏，奸弊殄绝。但有不便于民者，具实以闻，其沮挠盐法情犯深重 者，械送京师。” [10]可见此次何文渊等的主要任 务是往来提举、督查各盐场的盐政，兴利除弊， 改善盐法，职权范围颇广。何文渊等人在这期间做 了不少工作：如正统元年朱与言上疏请求将缉私和 罚赃等盐一并“给与客商”，以解决两浙盐场盐 引“客商应支数多，在官数少，支给不敷”的局 面 [11]。他又请设批验所于山阴县以解盐商“展转重费”之苦[12]。何文渊曾上疏暂停了每年给予南京光 禄寺和军队的盐引，并免除了灶户的其他差役[13]。 巡盐部院官员的派出使得各地盐法数度得到整顿，如私盐问题一度好转，腐败的官员有所收敛、盛行的私盐得到遏制，但深层次问题并未解决。为解决长效监管问题，明廷又“令御史视 鹾，依巡按例，岁更代以为常” [14]，并令其“专巡私贩，并纠察奸弊” [15]。
（二）景泰时期巡抚兼理盐法
何文渊等部院官离开之后，各地盐场又故态复萌。正统六年，户部侍郎徐晞曾说：“比见淮、浙岁课，较其簿籍则有余，验其实积则不足。盖由官不得人，非贪饕坏法，则柔懦废事，是以商贾守支动经数岁。每遇开中，人怀疑贰，莫肯争趋。”他请求将两浙盐务分别委任苏松巡抚周忱兼理，并得到了英宗的批准[16]。 周忱首以巡抚身份兼理盐课，周忱之后，两浙盐法由浙江巡抚轩輗兼管[17]，轩輗之后又有洪 英 [18]。景泰元年（1450）正在凤阳等处招抚流民的耿九畴也被任命兼理两淮盐课[19]。景泰三年七 月，代宗令两淮盐务交由巡抚淮安等处右佥都御史王竑兼理之[20]。景泰年间，巡抚相继就近兼理盐务，形成了巡抚兼理盐政的局面。 巡抚理盐时期，朝廷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景泰三年，代宗给王竑的敕文如下：
已尝命尔总督漕运兼巡抚直隶扬州、庐州、 淮安三府并徐、和二州，今复命尔兼巡抚直隶凤阳府并滁州，仍兼理两淮盐课，总督运司官吏督工煎办，时常巡历行盐地方，提督缉捕私贩之徒……运司及各场官吏若贪图贿赂，不用心提督煎办，致亏欠盐课、阻滞客商者，尔即执问，应奏者指实具奏。尤须严禁巡捕之人，不许将贫难小民买盐食用及挑担易换米粮度日者一概扰害。[21]
可见，王竑关于盐政职责包括兼理两淮盐课、督理盐业生产、巡捕私盐、监察两淮运司官吏等多方面职责。周忱、耿九畴、王竑等官员皆一代名臣，他们“殚公心以体国、而才力足以济之”，加之明廷赋予其盐务方面的权力大而广泛，他们也做出了出色的业绩。《明史·周忱传》载：
“华亭、上海二县逋课至六十三万余引，灶丁逃亡。忱谓田赋宜养农夫，盐课宜养灶丁。因上便宜四事，命速行之。忱为节灶户运耗，得米三万二千余石。亦仿济农仓法，置赡盐仓，益补逃亡缺额。由是盐课大殖。” [22] 周忱在保证朝廷盐利收入的同时，还大为减轻了灶户的负担。耿九畴在任两淮运使时便颇具清名，他在以副都御史身份兼理两淮盐法时，做事雷厉风行，“至则赈济贫灶，厘革积弊，佥补逃亡，清除军民侵占草荡以归诸场”，嘉靖《两淮盐法志》赞其“善政既多，贤声益懋”[23]。巡抚王竑则从盐场吏治方面入手，景泰五年他弹劾去两淮都转盐运使司贪墨运使苏肄[24]。
成化以后，巡盐御史开始插手盐务管理，以御史监管盐务，继而成为各都转运盐使司的实际 长官，然而御史却陷入无人监管的境[25]。巡盐 御史施政成效不彰，面对盐务问题，“运司姑息逢迎，御史因循不理”，导致“官盐不足，私盐盛行” [26]，盐政并未能根本改观。明廷被迫仍需 派部院官整顿盐政，保证盐课收入。因巡抚兼管 盐政无暇巡查私盐[27]，加之盐政已有巡盐御史管 理，所以成化之后所派官员均为都察院的副佥都御史，或身兼宪衔的侍郎监临各地盐场，号称清 理。各地盐场在都御史出巡之时虽有好转，但巡 盐部院离开之后又如故态。所以，自成化四年 1468），宪宗遣右佥都御史高明、邢宥前往两 淮、两浙清理盐法开始，此后孝宗、武宗、世宗 时期每隔一二十年便会派部院高官清理盐务。
此期，赴各地清理盐法的部院官的权力较之 前任有所扩展。在此以弘治元年（1488）七月 朝廷所颁给李嗣、彭韶二人的敕文为例：
特命尔督同巡盐御史并运司官亲历各场，查 盘清理，禁革奸弊。……灶丁有缺，督令有司佥 补。山场草荡踏勘不许占据，仓敖、锅盘损坏措 置物料修理，灶丁艰窘设法账济……每年所收盐 课，务查见实数完足，毋令似前虚出通关申缴。 此外有该载不尽之事，听尔便宜处置。军民职官 有犯，并运司各场官吏人等有贪婪作弊者，除三品奏请，其余就便拏问如律。运司场官果有廉能 守法公道行事者，亦量加奖劝。尔为朝廷大臣， 受兹委托，必须尽心竭力使盐法兴举，奸弊革 除，商贾疏通，边储给足。[28]
通过这条敕令不难看出，负责清理盐法的部院官对于各盐场的大小事务均具有管理权，他们的事权和管理范围均超前代，甚至被赋予了“便宜处置”的权力。另外，敕令还规定军民职官、运司场官三品以下官员的考察、审理皆交由其处理，运使、巡盐御史都受其监察。嘉靖以前，巡盐部院官最多清理两处盐法，如张宪之于两浙、福建 ；蓝章 之于 两淮、 长芦 。至嘉靖十五年（1536），世宗“命巡抚陕西右副都御史黄臣清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 [29] ，嘉靖三十九年，明廷又遣左副都御史鄢懋卿“清理淮、浙、山东、长芦盐法”[62]，天下盐务几乎付于一人之手，范围之广前所未有。清理盐法的部院官利用手中广泛的权力推行了许多善政。如弘治初，李嗣被派往两淮清理盐法，“至首疏免追补以恤灶丁、减劝借以苏商困、黜奸顽以免扰害三事，允行之。复疏立通关以防诈伪，设衙门以崇宪体，严黜陟以稽勤怠，定盐屯以便查盘，缉囚徒以立盐价……又请以进士除副使判官，及徙白塔河巡检司于湾头，多所经划” [30] 。彭韶在清理两浙盐法期间“厘奸革弊，恤灶通商”，又“绘煮海贫人晒、淋、煎、负、折、阅、朋、偿之苦，节为八图以献，因获蠲逋负，贫灶始苏，流亡益鲜。”[31]
正德二年（1507），清理两淮盐法右副都御史王琼发现“淮安分司临淮等四场在淮河之北，而淮安坝批验盐引所在淮河之南”，商人掣盐多有不便，多有逃漏，“日掣不过三千引”，于是在王琼的请求下，朝廷同意将批验所移到淮河北岸[63]，既方便了商人，又增加了税收。
（四）隆庆之时总理盐屯诸务
隆庆二年（1568）二月，“朝议兴九边屯盐。擢（庞）尚鹏右佥都御史，与副都御史邹应 龙、唐继禄分理。” [32] 同年七月，唐继禄告病， 以凌儒代唐[33]。至九月，朝廷召回邹应龙和凌 儒，“将九边屯田归并江北屯盐都御史庞尚鹏总摄” [34]，直至隆庆三年十二月庞才被劾离职[35]。由 于庞尚鹏等负责整顿各地的盐法、屯田诸事，故 称“总理”。 就施政成效而言，此次派遣四人之中，唐、凌因任期过短未有政绩，邹应龙任职 7 个月间略 有惠政，庞尚鹏在近两年的任期内建树颇多。《重修两浙盐法志》称，邹应龙在总理两浙屯盐 期间“风裁峻整，兴利薅弊，不遗余力。上疏请 行小盐，岁销五十余万引。又请益余盐以裨额课，议各场折色，听内商改认掣销。凡可以惠商 恤灶者，纚纚不可殚述。” [36]
该书对邹应龙的政绩多有赞美，说明他在任内是做了不少实事的。 庞尚鹏“自负经济才，慷慨任事”，有很多出色的政绩。如庞尚鹏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针对各盐场的食盐壅滞、禁制私贩、盐利分配、本色折色，行盐地方等问题上疏，提出了几十条颇为可行的解决建议[37]。据学者研究，庞尚鹏在管理两淮盐务期间实行官买余盐，禁止私煎，加强巡捕力量以打击私盐，以及调整行盐属地等措施，并取得了明显效果[38]。
《明史》本传中对庞尚鹏总理盐屯之事功有很高的评价：“（庞）尚鹏辖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兼理畿辅、河南、山东、江北、辽东屯务。抵昌平，劾内侍张恩擅*人，两淮巡盐孙以仁赃罪，皆获谴。其秋，应龙等召还，命尚鹏兼领九边屯务。疏列盐政二十事，鹾利大兴。”[39]。 派遣庞尚鹏等人总理屯盐事务是明廷应对财政困难的权宜之计，大学士张居正曾在奏疏中坦言：“国用不足，又边费重大，内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赋、三都御史清理屯盐，皆一时权宜，以佐国用之急。”[40]
可见当时明廷并没有处理屯盐积弊的决心，加之掣肘过甚，庞尚鹏最终落得革职闲住的下场，其改革也功败垂成。隆庆三年以后，中经万历、泰昌，近五十年间明廷没有再派遣部院官巡盐，以致《明史》等书误认为“自隆庆二年，副都御史庞尚鹏总理两淮、长芦、山东三运司后，遂无特遣大臣之事” [41]。实则不然，天启、崇祯年间均有派遣部院官理盐政之举。
（五）天启崇祯间负责筹饷
天启以后，明王朝内乱外患并至，军需大 增，财政极度拮据，明廷为从食盐获利，先后派遣董应举，黄家瑞管理盐政。 天启五年（1625）六月，朝廷令“总督钱法工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董应举兼理户 部盐课” [41]，“（董）应举至扬州，疏请厘正盐规，议商人补行积引，增输银视正引之半，惜事终未成”[42]。崇祯十六年（1643）十一月，思宗升黄家瑞为右佥都御史督理两淮盐务[64]，则是以专职督抚身份管理盐法，诚为变制度之举， 但不久明廷覆亡。 总的来说，明代巡盐部院的派遣呈现以下三个特点：首先，巡盐部院的身份和主要任务发生了变化，权力越来越大。正统时期多以诸部官员 直接“提督”盐课，前往各地整顿盐法；景泰间多以各地巡抚“兼理”盐课；成化到嘉靖间或以都御史“清理盐法”，或以六部官以兼任宪衔以 “清理盐法”；隆庆以后，则以宪衔官员“总理 盐法”。其次，明代巡盐部院多集中于两淮、两 浙两个盐区，长芦次之，河东、福建等地少有涉及。盖因两淮、两浙盐课占明廷盐利收入的大部分，明廷对于两淮、两浙这两个盐区亦颇为重视 之故。最后，明代巡盐部院的派遣频率经历了一 个自高转低的过程。明中前期，遣部院官巡盐比较经常。较之前期而言，明晚期派遣部院官巡盐的频率很低，甚至神宗（1572—1620）48 年间没有派遣。
巡视盐政一直是作为部院官的临时差遣而存在。一方面，巡盐部院对于整肃盐场吏治，改善盐业法规，维系正常的盐业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类事例皆已列于前文，在此不作赘述。另一方面，巡盐部院的成效却前后不一。巡盐部院的任期通常不足两年[43]，明廷赋予其极大的权力，寄希望于他们到盐场后能够雷厉风行，一扫积弊。在初期，巡盐部院确实有比较良好的功效，正统间，何文渊等提督两淮、长芦、两浙盐课，“未几”便“盐法已清” [44]。随着社会矛盾日渐深化、政治体制日趋僵化、利益集团逐步固化，嘉靖之后，巡视结果多不尽人意。具体原因有三：首先，明廷派遣部院官员巡盐目的的变化。明廷前期派遣的目的是清理盐法，恢复盐业秩序，如弘治元年孝宗对清理盐法的李嗣、彭韶二人的要求是做到“盐法兴举，奸弊革除”。嘉靖中叶以后，朝廷派遣巡盐部院的主要目的变为督办盐课收入，舒缓财政困境。嘉靖时朝廷为应对“南倭北虏”、财用匮乏的局面，户部“计处财用，拟遣主事一人诣淮、浙理盐课”，最终副都御史鄢懋卿得此差遣[45]。为媚上官，鄢懋卿“以清理为名，实则加课，商灶*然” [46]，他将两淮盐课税额由每年 60 万两提高到 100 万两，“加派扬州盐商，几至激变” [47]。隆庆时期，三都御史清理屯盐目的如前文所论，就是缓解财政困难；天启时期，董应举兼理户部盐课是为了筹款；崇祯时期，黄家瑞的职责是“督理淮扬等处盐法、军饷”，很明显，他的任务也是为了获取盐利以资军饷。朝廷急功近利，对盐政改革缺乏长远的计划，巡盐部院官自然难施善政。
其次，部院官个人的能力、品行的高低对理盐的功效有决定性的影响。官员们在盐务方面的才能不一，巡盐部院中既有何文渊、周忱、庞尚鹏这样的能吏，也有庸常之人，甚至还有贪墨之徒。明代盐法制度极为繁杂，加之部院官派期都不长，才具稍欠者往往难以在短期内熟悉盐务，导致久无成效或决策失误。如嘉靖十九年（1540）三月，巡盐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黄臣奉命理盐，因久无成效而被“勒令致仕”[47]。又如嘉靖三十一年，清理淮、浙等处盐法的都御史王绅请令“两淮灶户余盐，每引官给银二钱，以充工本。增收三十五万引，名为工本盐。令商人中额盐二引，带中工本盐一引”。王绅的本意是避免余盐成为私盐，增加灶户收入，但结果却是“行之数年，积滞无所售，盐法壅不行”，明廷最终被迫废除此法[48]。明中叶以后，吏治腐败案件的迭出，部院官也不能例外。如正德时期，南京刑部侍郎兼左佥都御史衔蓝章清理两淮盐法时“贪婪大著”，他“假盐利媚权势，欲迁要地”，竟然将管理盐课的权力变为其个人升迁的资本，因此受到了南京科道官员的交相弹劾[49]。又如嘉靖间严嵩以其私人鄢懋卿“总理四运司事”，鄢氏“遍历郡县，所至供亿、*扰及横索有司馈遗无算，贪黩恣肆，士大夫为之仄目” [50]。可见，鄢懋卿在理盐期间贪墨无度，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倒败坏盐政，产生了新的矛盾。明中叶之后，吏治日趋污浊，巡盐部院官昏庸贪酷者不乏其人，巡盐效果自然也大不如前。
最后，明代盐业管理体制的变化也影响了巡盐部院的施政。特别巡盐御史对巡盐部院形成了很强的掣肘，影响了其施政。明初，各地盐政操之于运使等行政官员手中，成化以后巡盐御史逐渐演变成为运司的上级，管理盐政。巡盐御史之权与巡盐部院官相差无几。二者权力大小、性质近乎相同，以二者同管盐政，必然会产生矛盾，以致彼此掣肘。嘉靖以后，不少官员认识到这一情况，他们主张加强巡盐御史权威，反对派遣巡盐部院。如嘉靖二十年，“户部议遣清理盐法大臣，已蒙俞（谕）允”，户科给事中郭鋆极认为此举无益，主张盐法问题应通过各巡盐御史与地方抚按会议的方式解决，户部动议最终作罢[51]。 嘉靖三十一年，明廷拟添设巡盐都御史管理两 淮、浙江等处盐政，遭到何云雁反对，他在上疏中说：“巡盐御史事权岂在都御史下？而盐法之坏至此，以御史不能尽法惩奸、实心兴利故也。”他主张采用加强对巡盐御史考核的办法解决问题，而不是派遣都御史[52]。然而，巡盐御史与运司的上下级关系形成后，二者已经从监督的主 客体变为利益共同体，他们对于有些盐务问题自 然不能主动解决，无论与抚按商议，还是严格考 核均效果有限，明廷仍然需要派遣巡盐部院。巡 盐部院虽然均兼有高阶宪衔，倘若他们的举措触 及巡盐御史的利益，必然会招致其反对，甚至出 现互相弹劾的局面。加之，食盐向来被视为利 薮，牵涉多方利益，巡盐部院的改革很容易招致 众人反对。其中以隆庆间庞尚鹏最为典型，“廷 议置三中丞分部海内屯盐，人情*动”，御史王 嘉宾“上疏极言不便” [53]，继而给事中魏时亮也 疏请召还清理屯盐都御史[54]，两淮巡盐御史孙以 仁因贪墨而被庞尚鹏劾去之后，“诸御史督盐政者以事权见夺，欲攻去之，河东巡盐郜永春劾尚 鹏行事乖违”，庞尚鹏最终被免职[65]。诸巡盐御 史弹劾巡盐部院的原因便是“事权见夺”。庞尚鹏并非个例，天启五年，明廷以侍郎董应举兼都 察院右佥都御史出理盐政，他到扬州后“疏请厘正盐规”，“而巡盐御史陆世科恶其侵官，劾之”，最终“落职闲住” [55]。巡盐部院官在巡盐 御史的制约和多方掣肘之下，其对于盐政的监管 也必然大打折扣，从中也可见晚明巡盐部院施政 之难，这也是晚明巡盐部院派出频率降低的重要原因。
因为运司腐败、私盐盛行，明廷被迫遣官加 强盐业监管，身兼宪衔的部院官，起初尚能对都 转运盐使司、巡盐御史的权力形成良好的监管作 用，达到驱弊存清的效果。需要说明的是，部院官巡视盐政的效果是暂时性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嘉靖中叶以后，朝廷派遣巡盐部院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盐利收入。部院官整体素质的下降，加之政治体制性的问题，巡盐部院派遣频率大为降低，效果自然也大为削弱，各地盐政又重新陷入无人监管的状态，一如正统之初。在吏治昏暗的背景下，御史群体也趋于腐败，他们“笼赂滋彰，上下相蒙，无闻以赃吏上闻者” [56]。 如万历末，两淮巡盐御史徐缙芳贪墨达到 44376两白银之多[57]。盐政之坏更甚往昔。总而言之，明代中叶以后，在盐政监察机构行政化的背景下，监管者与被监管者都操有“风宪之权”，巡盐部院的盐务监管或流于形式，或难以进行。
在中国古代，盐是一项重要税源，为保证盐课收入，历代王朝莫不重视对盐业管理机构的监 管。唐宋以来，盐法尤密，监管手段更为多样。 唐开元年间，玄宗令户部侍郎“摄御史中丞，与诸道按察使检责海内盐铁之课” [58]，是以京朝官兼宪衔遥领各地盐政。宋代，则有派中央官员赴地方管理盐政之举，如咸平中，宋真宗以度支使 梁鼎为制置使管理“陕西青白盐事” [59]。元朝， “以诸道行台御史兼理盐法” [60]。明代，在前朝制度的基础上，既以御史巡盐，又时常遣部院官 或令当地巡抚整顿盐务。然而，巡盐御史“由监到管”，巡盐部院派遣不常且成效日降，巡抚兼管盐政又因无暇稽查私盐而最终作罢，明廷始终没有找到长效的盐政监督模式。至清中叶，废巡盐御史，由地方督抚监管盐务[61]，私盐则交由盐法道负责。以督抚就近监督各地盐务行政部门，监管盐政成为地方督抚职责的一部分，督抚无暇侵夺运司的事权，保证了运使行事的独立，监管者督抚与被监管者权力在运作中维持了平衡。至此，中国古代盐政监督制度的演进最终完成，明代的巡盐部院成为其发展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1] 目前学界尚未有直接关于巡盐部院问题的研究，已有相关的研究均是从侧面涉及此问题。如张毅《明清天津盐业研 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 年）对明代派往长芦一地的巡盐部院官员进行了考察。另外，还有一些对于个 别巡盐部院的研究亦值得注意，如曾凡英《庞尚鹏盐政思想研究》（《盐业史研究》，1994 年 1 期）和邓智华《庞尚 鹏对两淮盐法的清理和整顿》（《盐业史研究》，2006 年 2 期）两篇文章探讨了庞尚鹏的盐政思想及其施政对于两淮 盐区的影响。关于明代盐政监督问题，学界以往研究虽多有涉及，但鲜有专论。就笔者所见，仅有张继梅、林延清 《试论明代的盐务监督》（《历史教学》，2008 年 5 期）一文简要概述了户部、户科给事中、都察院（奉敕稽查盐政 都御史）、巡盐御史等职官对于盐场的监督作用。
[2]《明史》载：“提举司凡七：曰四川、曰广东海北、曰黑盐井、曰白盐井、曰安宁、曰五井、曰察罕脑儿，又有辽东 煎盐提举司。”另外，还有辽东煎盐提举司（张廷玉.明史:卷七十五·职官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47.）。
[3][11]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二“正统元年九月癸卯”[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32-433.
[4] 明英宗实录:卷十五“正统元年三月戊子”[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92-293.
[5]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景泰三年六月戊子”[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690.
[6]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二“正统元年九月癸卯”[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32.
[7]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6.
[8] 明英宗实录:卷三十八“正统三年正月癸巳”[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733-734.
[9]故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赠特进光禄大夫太保谥忠肃王公神道碑铭[M]//黄宗羲.明文海:卷四百五十·墓文二十二.北京:中 华书局,1987:4851.
[10]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三“正统元年十月丙戌”[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68.
[12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六“正统二年正月甲午”[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15. ○11 明英宗实录:卷二十八“正统二年三月壬辰”[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53.
[13]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6.
[14]明英宗实录:卷五十九“正统四年九月癸亥”[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135-1136.
[15] 明英宗实录:卷七十六“正统六年二月乙未”[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508-1509.
[16]明英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八“景泰元年闰正月癸丑”[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827.
[17]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景泰四年六月己丑”[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022.
[18]景泰时期巡抚之制尚未定型，各地的巡抚尚有“镇守”“抚治”“招抚”等其他称呼（参见张哲郎.明代巡抚研究[M]. 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22;29-30.）。
[19]明英宗实录:卷二百十八“景泰三年七月壬辰”[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695-4696.
[20]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二十“景泰三年九月庚戌”[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765.
[21]张廷玉.明史:卷一百五十三·周忱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4214.
[22] 史起蛰.(嘉靖)两淮盐法志:卷十·宦迹[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74 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86:291. ○11 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三十八“景泰五年二月庚子”[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188.
[23]夏强.明代的巡盐御史制度[J].史学月刊,2017(8):56-58.
[24] 明孝宗实录:卷十六“弘治元年七月己丑”[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03-404.
[25] 有明一代，私盐问题一直比较严重。宣德时，朝廷屡次派遣巡盐御史赴各地“巡捕私贩”。景泰时，朝廷一度令巡抚 兼管，停遣御史，因巡抚无暇“往來巡视，缉捕私贩”，明廷不久又派出御史。成化后，巡盐御史的职权逐步转为盐务管理。为避免私盐无人监管，明廷又在各地设盐法道，并令“各省盐法道专管验引、稽拨事宜，一切囤积、夹带、私卖之弊，严行禁治”（参见徐泓.明代的私盐[J].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82(7):231-266;夏强.明代的巡盐御史制度[J].史学月刊,2017(8):54-55;申时行.(万历)明会典:卷三十四·课程三·盐法三[G]//续修四库全书:第 789 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603.
[26] 明孝宗实录:卷十六“弘治元年七月己丑”[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04-406.
[27] 明世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嘉靖十五年七月庚申”[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984.
[28] 谈迁.国榷:卷六十三“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子”[M].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3936.
[29] 史起蛰.(嘉靖)两淮盐法志:卷十·宦迹[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74 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291.
[62] 王圻.重修两浙鹾志:卷十八·列传[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274 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737.
[30] 明武宗实录:卷二十六“正德二年五月辛未”[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699.
[31][41]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七·庞尚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5952.
[63] 明穆宗实录:卷二十二“隆庆二年七月丁巳”[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88.
[32] 明穆宗实录:卷二十四“隆庆二年九月甲寅”[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645-646.
[33] 明穆宗实录:卷四十“隆庆三年十二月乙卯”[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992.
[34] 李卫.(雍正)敕修两浙盐法志:卷十四·职官[M].台北:学生书局,1966:1709.
[35] 方裕谨.明代隆庆年间两淮盐务题本·总理江北等处盐屯右佥都御史庞尚鹏为清理盐法事题本[J].历史档案,2000(2):10-19.
[36]邓智华.庞尚鹏对两淮盐法的清理和整顿[J].盐业史研究,2006(2).
○11 张居正.新刻张太岳先生文集:卷三十六·陈六事疏[G]//续修四库全书:第 1346 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302.
[37]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7.
[38]明熹宗实录:卷六十“天启五年六月庚寅”[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825-2826.
[39]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董应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290.
[40]谈迁.国榷:卷九十九“崇祯十六年十一月丙辰”[M].校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6004.
[42]明代巡盐部院的任期，时间最长的是周忱，前后近八年，最短的只有几个月，一般为一年余。
[64]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6.
[43]明世宗实录:卷四百八十二“嘉靖三十九年三月丙子”[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8047.
[44]黄掌纶.(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卷六上·历代职官考[G]//续修四库全书:第 840 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505.
[45] 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嘉靖四十年八月壬戌”[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8267.
[46] 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三十五“嘉靖十九年三月癸卯”[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4808.
[47] 张廷玉.明史:卷八十·食货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942.
[48] 明武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九“正德十一年七月丁酉”;卷一百四十一“正德十一年九月戊申”[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743;2784.
[49] 明穆宗实录:卷三“隆庆元年正月丁丑”[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80.
[50]明世宗实录:卷二百五十五“嘉靖二十年十一月丁酉”[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124.
[51]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九十六·盐法[G]//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 265 册.影印本.济南:齐鲁书社,1996:601.
[52]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十五·山东兖州府·王嘉宾[G]//续修四库全书:第 535 册.影印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2002:602.
[53]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一·魏時亮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5819-5820.
[54] 张廷玉.明史:卷二百二十七·庞尚鹏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5952.
[65]张廷玉.明史:卷二百四十二·董应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6290.
[55]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三·台省·御史墨败[M].排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882.
[56]明熹宗实录:卷八十“天启七年正月辛卯”[M].校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897.
[57]杜佑.通典:卷十·食货十·盐铁[M].北京:中华书局,1988:231.
[58]脱脱.宋史:卷一百八十一·食货下三·盐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4414.
[59] 永瑢,等.钦定历代职官表:卷六十一·盐政[G]//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602 册.影印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386.
[61]赵尔巽:清史稿:卷百一十六·职官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