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我在搜集整理地方志资料的过程中，发现东城境内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现仅将我从各种典籍及专家、学者的著作中接触到的，有关重要或首次产生于东城境内的文化教育资源进行时间上的划分，现将第二个时期：清代部分，简述如下以飨读者。
第15例：外国人在北京最早开设的图书馆——东堂图书馆
东堂位于王府井大街24号。该堂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由葡萄牙人利类思和安文思两位神父创建，本名圣若瑟堂。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京郊地震，将堂震塌，第二年重修。重修后的东堂内，存有多幅郎世宁绘制的圣像，很名贵；另有珍贵的图书及汤若望、南怀仁、利类思、刘松龄等传教士的著作，藏书较多，这就是最早的东堂图书馆。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教会遭清洗，教堂岌岌可危。教士们想把教堂内存放的名贵字画和图书转移到别处收藏，因怕被发现，白天不敢动，只有夜间点烛清理、搬运。由于不慎将蜡烛碰翻，引起火灾，一夜之间，东堂被焚，藏书仅存十之二、三。
第16例：清代最著名的官方出版机构——武英殿
武英殿在今故宫内西南部。康熙时的修书处就设于此。武英殿在整个清代都与出版事业密切相关，其刻书最繁荣时在康熙至嘉庆年间，乾隆时达到顶峰。如康熙皇帝主持出版的《佩文韵府》、《大清会典》、《全唐诗》等书；雍正皇帝主持出版的《朱批谕旨》、《骈字类编》、《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乾隆皇帝主持出版的《十三经注疏》、《二十四史》、《大清一统志》、《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些书大多是官方出版机构武英殿修书处刻印的。武英殿刻本，简称“殿版”或“殿本”，向以刻写精美、装帧考究、校勘精审著称于世。尤其是《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一部类书，即今天所谓的大百科全书。全书一万卷，总字数达1亿6千万，比《大英百科全书》还大好几倍，是世界上罕见的巨型百科全书。武英殿对清代出版事业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第17例：保存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乾隆石经”
清雍正年间，江苏金坛有一贡生蒋衡，字湘帆，自号拙老人。他游历西安时，见到唐代“开成石经”众手亲书，引以为憾，便发愤自书一部十三经。自雍正四年（1726年）开始，到乾隆二年（1737年）完成，历时十二年。全部经文约63万余字，出于蒋衡一人手笔，字迹工整，一笔不苟。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钦命和珅、王杰为总裁，蒋衡、彭元瑞、刘塘为副，负责考订蒋书经文，并动工刻石。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石碑刻成，立于太学。现存于孔庙与国子监之间的夹道内，有十三经石刻189座，加上“御制告成”碑共190座。该部石经刻于乾隆年间，故称“乾隆石经”。它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是我国目前仅存的一部最完整的十三经刻石（陕西现存十二经，缺《孟子》）。石经内容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的珍贵文件，其字迹也是珍贵的书法作品。
第18例：中国最大的木板刻书工程——《清藏》
《清藏》的校刻，始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当时设藏经馆于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由和硕庄亲王允禄、和硕怡亲王弘昼总理藏经馆事务。晓夜校阅，鸠工重刊。历时五载，于乾隆三年（1738年）十二月十五日竣工。经板木材的选择非常严格，据清史档案记载：雕板所用的梨木，惟秋冬收脂之时采买锯板方得平整不翘，一到春夏难免翘湿。经板总数为79036块，共收佛典1675部，7240卷，724函，可见刻书工程之浩大。此经板原储柏林寺（见本文第五例），新中国成立后，归北京图书馆所有。1983年经板移交给北京市文物局，又储存在智化寺；二十世纪90年代初，移交房山云居寺保存。
第19例：北京唯一的一座专为教育设立的牌坊——国子监牌坊
牌楼又称牌坊、绰楔。我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精品，在世界建筑史上独树一帜。在单排立柱上加额枋等构件而不加屋顶的称牌坊，从唐代开始存在，始为“旌表节孝”而建，如“贞节牌坊”。北京的牌坊始建于元代，当时坊是行政区划单位，坊下设若干胡同。坊有坊门，额上有坊名，还常被用作表彰人和事。原始的坊门为两根立柱架上一条横木。在单排立柱上加额枋、斗拱等构件，上施屋顶的称牌楼，多用于街道路口及纪念性建筑。至明、清时代，牌楼发展成为一种造型美观、结构繁杂的街头标志和装饰性建筑。牌楼的种类，按建筑材料分为木牌楼、石牌楼、砖木混合牌楼、木石混合牌楼和琉璃牌楼等。近代又出现水泥浇筑牌楼。按造型分出头式牌楼（亦称冲天式牌楼）和柱不出头牌楼。一般街道牌楼大多为冲天式牌楼。因牌楼的间数（即牌楼两柱间的通道）不同而称谓不同。如东单牌楼为两柱一间（一个通道）俗称单牌楼；前门大街牌楼为六柱五间，俗称“五牌楼”。“楼”指屋顶，即牌楼飞檐起脊的部位，有一楼、三楼、五楼、七楼、九楼和十一楼之分。牌楼色彩艳丽而不失庄重，雕刻精美以示尊威、华贵。北京有古代牌楼57座，20世纪初尚存35座。清末民初已有一些牌楼年久失修、陆续朽坏。以后为改善城市交通，主要路口牌楼陆续被拆除。目前，北京遗留的古代牌楼已不多见，东城境内现仅存雍和宫牌楼、国子监街牌楼、国子监牌坊和保卫和平坊（原名克林德坊）。其中国子监街牌楼4座，均为两柱一间，三楼冲天式牌楼，是目前北京城内唯一保存完整的街巷牌楼，已属珍贵文物遗存。国子监牌坊，又称琉璃牌坊，是北京市唯一的一座专为教育设立的牌坊。为崇经敬儒，牌坊无任何宗教神祀饰物。牌楼为四柱三间七楼式，额题乾隆皇帝御书：“圜桥教泽”；北面为“学海节观”。乾隆皇帝御书题额，是“旌表节孝”的延伸，充分表明了碧水环绕，四桥相通的“辟雍”，不仅是皇帝“临雍”视学之处，而且也是莘莘学子为探求学问而汇集的地方。琉璃牌楼迎门而立，可谓设计者独具匠心，国子监牌坊在国子监整体建筑布局上，可称画龙点睛之妙笔，一进大门，就散发出浓郁的书香气息。国子监牌坊，在北京城古代众多牌坊中独一无二。
第20例：北京惟一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雍和宫
雍和宫位于雍和宫大街12号，是全国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北京惟一的藏传佛教活动场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雍和宫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初称禛贝勒府，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其府改称“雍亲王府”。胤禛即位后作为潜龙邸，将其改为皇帝行宫。雍正三年（1725年）称雍和宫。乾隆九年（1744年）雍和宫改为喇嘛庙，成为大清朝管理全国喇嘛教事务的中心。乾隆帝命三世章嘉呼图克图主持庙政事宜。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在雍和宫内设金奔巴瓶，达赖、班禅转世灵童都在雍和宫抽签选定。清光绪年间，喇嘛印务处设在寺内东花园。雍和宫喇嘛最多时达500多人。1954年，*、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先后到雍和宫视察，对喇嘛们的生活给予极大的关怀。“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派人到雍和宫宣布：“这里的一砖一瓦都不许动”，因而得到保护。雍和宫占地面积约66400平方米，建筑规模宏大，是由六重殿宇和门组成的七进院落，左右还有多座配殿和配楼，整个建筑具有将汉、满、蒙、藏等民族建筑融为一体的艺术风格。寺庙坐北朝南，共有殿堂、房间千余间。庙中的檀木大佛、紫檀木五百罗汉、金丝楠木佛龛，号称木雕制品中的“三绝”，院中青铜大鼎，为昔日北京城内巨件铸品之一。所藏乾隆皇帝的“洗三盆”、“夏朝冠”在全国绝无仅有。1981年以后，雍和宫先后从内蒙古、辽宁等地招收青年喇嘛几十名，开设经学班，设蒙、藏、汉等各种民族语言学、佛经、佛教史学课程，培养一批青年僧人，在雍和宫从事宗教活动。他们除每天早晨到法轮殿诵经外，每逢农历初一、十五和重大的藏传佛教节日，都举行法会。最知名的法会是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八日至正月初四举行的大愿法会，即“跳布扎”，俗称“打鬼”。1981年3月，雍和宫正式对外开放，接待信徒和游客。
第21例：独具特色的宗教舞蹈——雍和宫“打鬼”
雍和宫宗教舞蹈“打鬼”，集音乐、舞蹈、戏剧于一体，是一种具有特色的宗教舞蹈。“打鬼”蒙古语叫“跳布扎”，汉语叫“散”又叫“黑衣舞”。关于“打鬼”的来历，说法不一。据《雍和宫志》记载：“用佛法以驱除魔祟，每逢农历腊月二十八和正月初四为‘善愿日’，雍和宫即循例举行，视为重典。由北京的各寺庙喇嘛分布诸种形态，头戴面具，身着彩衣，穷形尽像，蔚为壮观；锣鼓、唢呐与罡铜齐鸣，声震遐迩。在该宫天王殿前，作种种跳舞姿势，演至最后将一面制魔王斩首，即告毕事。举此典礼，俗谓佛法可以除魔祟也”。此舞历时约三小时之久，共分十三幕。表演者80余人（乐队20人），分为21个舞蹈动作。造型有：尼罗佛，下面有6个孩童；四大金刚，有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如：鹤、鹿、蝶、螺；有4个白鬼，头戴白色骷髅面具；4个墨鬼，即所谓天、地、生灵、鬼神，都一起跳舞。另外还有尼罗佛、鹿神的独舞。其它有两个、四个、七个、十个舞者的组舞，最后合起来跳，场面较大。最后把制作的2尺高的面人抬出来，代表魔鬼，由主祭的喇嘛抽出宝剑一砍，表示除掉魔鬼，今岁平安。这种风俗在黄寺为正月十三、黑寺为正月十五、旃檀寺为正月初六举行。今只有雍和宫照例举办，观众如潮。
第22例：清代少数民族文献刻印中心——嵩祝寺
清代少数民族文献在北京的官方刻印机构，主要是嵩祝寺，它可称为清代蒙文、藏文的刻板、印刷中心。其原址在织染局。乾隆十六年(1751年）移建于明番经厂、汉经厂旧址（今址嵩祝院,属景山街道办事处管辖）。该寺除刻印蒙、藏文经典外，还刻印世俗蒙文图书。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刻板朱印《(御制)蒙文甘珠尔》108函；乾隆十四年(1749年)，刻板朱印《(御制)丹珠尔》225函；(即《蒙文大藏经》等佛教经典；乾隆七年（1742年）刻印《智慧之源》（即藏蒙合璧海比忠乃词典》)；道光八年（1828年）刻印藏蒙合璧《详解月光词典》；以及刻印《易学藏文》、《古旧字韵》、《药方》、《各种必需药剂配方汇集》、《七珍丹与药方》和《王中书劝考八反歌》（满、汉、蒙文）等图书。
第23例：中国第一部带有经纬度的全国地图——《皇舆全图》
《皇舆全图》在清康熙年间就已编绘，至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才由内府(内府：即指清代中央政府的图书编纂机构，大体分为常开、例开、特开三种。常开即常设的机构，有武英殿修书处，这是内府主要的修书、刻书机构，负责中央政府图书的刊刻出版。例开即按惯例而开的编书机构，如实录馆、圣训馆，每当新皇帝即位，便开馆纂修前代皇帝的实录、圣训。玉牒馆，每十年开馆一次，续修皇帝家谱。特开即为编写某一部书而特别开设的编书机构，书一编成，馆即解散。如会典馆、明史馆、通鉴纲目馆、一统志馆、八旗通志馆、医宗金鉴馆、古今图书集成馆、四库全馆等。《皇舆全图》即为武英殿修书处印制。)用铜板印刷。这是中国第一部带有经纬度的全国地图。
24例：奇特的刻石——石鼓文
把文字镌刻在形状似鼓的石鼓面上，故称:“石鼓文”。又因鼓面上各刻着一首游猎古诗，又称“猎碣”。据郭老考证，石鼓原品是公元前八世纪周宣王时代的遗物，至少是秦代以前镌刻的。其残损原物在故宫博物院存放。北京孔庙大成门的左右两侧也有十枚石鼓，是清乾隆年间仿制的。在石鼓旁边还竖立两座御制石碑，碑刻内容说明了乾隆帝仿制石鼓的原因及用意。石鼓与碑至今保存完好，文字清晰，是一组具有珍贵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水平的文物。
第25例：中国最早的一所官办现代概念的文化、出版机构——京师同文馆
京师同文馆，于同治元年（1862年）6月建立，馆址在东单米市大街东堂子胡同49号。京师同文馆是一所现代概念的外国语学校，前身远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四夷馆”，因满族人讨厌这个“夷”字，遂于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改称“四译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成立俄罗斯文馆。该校设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日文等馆，专门培养一些外语翻译人员；进而发展成为培养专业外交人员，翻译人员。同时专司翻译引进西学的译书机构，如翻译《万国公法》、《英文文法》、《政治经济学》、《外交指南》等书；更进而建成出版印刷机构。清光绪二年(1876年)成立印书处，拥有手摇印刷机7部、活字4套，代替了武英殿的皇家印刷所。形成在一个学校下设有译书和出版印刷机构的教育、出版组织。
第26例：北京最早的教会学校——育英学堂
育英学堂位于东四南灯市口大街55号，建于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始为“男蒙馆”，亦称“育英蒙童馆”，创办人柏亨利。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改称育英学堂。1912年设立七年制小学、二年制中学。1918年李如松被教会派任校长，直到1949年。1926年立案注册，中学改为四年制。1929年择取“致知力行”为校训。1932年，冯玉祥将军为育英题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寇深事急，山河破裂。育英同学，救之情迫。举办年刊，如终军策。”以此激励师生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一百年来，育英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有代表性的如医学专家张天民，王澍寰；文艺界人士孙道临、刁光覃、邵燕祥；体育界人士牟作云、年维泗等。1952年改名为北京市第25中学。
第27例：北京最早的女子教会学校——贝满女子中学
贝满女子中学，位于东四南灯市口大街内同福夹道3号，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设立，创办人是贝满夫人。初建时为女子小学堂。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改为贝满女子中学，设四年制中学课程。1927年立案注册，中国校长是管叶羽。校训为“敬业乐群”。1926年定名为北京私立贝满女子中学。1951年曾用五一中学为校名。1952年改称北京第十二女子中学；1968年男女合校；1971年改称北京市第166中学。一百多年来，这所古老的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如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李德全，著名作家谢冰心，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和全国妇联副主席南丁格尔奖章获得者王秀瑛，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王承书、蒋丽金等，都曾是贝满女子中学的毕业生。
第28例：北京出版的第一本外国法律全书——《万国公法》
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京师同文馆翻译出版的《万国公法》，是中国最早出版的一部介绍西方法律的书籍，全书为四卷。该书的出版对清朝官员了解西方各国外交政策及法律知识，实有启蒙作用。
第29例：中国近代最早向公众开放的私人藏书楼——共读楼
共读楼始建于光绪二年（1876年），座落在崇文门内观音寺胡同，为清末藏书家国英开办。藏书3千余种，2万多卷，于光绪七年（1881年）对公众开放。
第30例：清代独特的租书店——馒头铺租赁唱本
清代北京有所谓馒头铺租赁唱本的风气。北京的馒头铺，也叫蒸锅铺，就是卖馒头的铺户。他们接待的多为市井平民，故又多营一种副业，就是抄写通俗唱本、鼓词以出租，借以顺手增值盈利。如交道口南边路东的永隆斋，在光绪年间就租赁《三国志》、《隆庆升平》、《福寿缘》、《和北番》、《锋剑春秋》、《拾粒金丹》、《桃花记》、《龙凤忠勇》、《吴越春秋》等。而东四八条胡同西口外永和斋，除租赁上述书籍以外，还有《双官诰》、《大晋中兴》、《五岳扫北》、《兖州府》、《天贵图》、《碧玉环》、《双仙缘》。此外，还有史家胡同东口的兴隆斋、东直门大街的集雅斋、东四牌楼的隆福斋、北新桥的吉巧斋、八面槽的崔记等，也都租赁图书。这些书以民间说唱文学作品居多。馒头铺虽非经营刻印，但对推广、普及和图书流通，则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也可以说是北京出版发行流通史上的一段趣话。
第31例：北京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公办中学——北京市第一中学
1912年改为京师公立中学的有：东城的一中、二中和西城的三中、四中等学校。其中东城的第一中学历史最为悠久。该校远可以追溯到清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的八旗官学（即清代专门培养教育满、蒙八旗及汉军八旗子弟的贵胄学校），清光绪八年（1882年）整顿八旗官学后，清政府认为仅培养科举人才，仍不符合需要，应当建一所书院，培养八旗子弟，使之成为“体用兼备，讲求实学”的人才。光绪十三年（1887年），管学大臣购得安定门内郎家胡同西口的校址（大门坐北朝南），开始筹建经正书院。这就是北京市第一中学的前身，并立碑记其事于经正书院内（今存一中院内）。1902年改称宗室觉罗八旗中学，首任校长是吏部尚书张百熙。1912年改称京师公立第一中学。20世纪20年代，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曾任校长，北京教育界第一位教语文的董鲁安先生在该校任教。另有老舍、郑天挺等先生，也曾在该校执教。现代戏剧家齐燕铭早年就读于该校。新中国成立后，改称北京市第一中学。20世纪80年代，一中校门移至宝钞胡同（并将经正书院时校门复原，立于新校门北侧，以展示该校的悠久历史），大门坐东朝西，门牌甲2号。
第32例：北京最早的私立学校图书馆——汇文学校图书馆
汇文学校图书馆，位于崇文门内船板胡同，建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时汇文学校已有14年的历史，初由蒙学馆改为怀理学院。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安德博士为校长，值朝廷取士，兼试西学，派员出洋考察各国学术，研究西学成了当时之急务。遂由董事建议成立大学，更名为汇文书院，添购各种书籍。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图书馆被焚。后由刘海澜校长重新建设，按学部定章改名为汇文大学堂，扩大图书馆藏书。1917年燕京大学成立后，将汇文学校藏书西文书1万册、中文书2000册，全部交由燕京大学图书馆保存。
第33例：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校址在沙滩后街马神庙和硕和嘉公主府旧址，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所在地，创建于1898年6月，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国立大学。它是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03年4月30日，京师大学堂200余人，为声讨沙俄侵占我东三省，发起拒俄大会，20余师生登台演讲。会后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并发出了《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并倡议学生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4万万人请命。这是近代北京学生第一次参加群众爱国斗争，开创了北京爱国学潮的先河。
第34例：北京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司安幼稚园
司安幼稚园，位于安定门内大二条胡同，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于十九世纪末创办，为北京开创学前教育之始。
第35例：北京最早创办的一份白话报——《白话学报》
1900年，崇实中学（今21中学）校长文实权，集合教员创办发行北京最早的一份报纸——《白话学报》，每周出一册，主要内容为：教育、科技、政闻、民生和言论新闻等。
第36例：外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北京公报》
1900年10月，日本人在甘雨胡同（今东四南大街路西）创办《北京公报》，这是外国人在北京创办的第一张近代报纸。因为北京报房拒绝为其推销，订户也不多，所以这张报纸很快就被迫停刊了。翌年10月，日本人中岛真雄勾结顺天府尹陈壁，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以融合中日文化、民族亲善、经济提携相标榜，在原址又创办了《顺天时报》。1905年，此报成为日本外务省控制的半官方言论机关。
第37例：北京最早的近代大学图书馆——京师大学堂藏书楼
京师大学堂藏书楼，始建于1902年。1912年改称北京大学图书馆，馆内存有不少孤本、珍本、善本图书，初建馆址在沙滩后街。1918年8月，位于汉花园的北大一院新楼建成（即北大红楼），图书部随之迁入。1917年至1921年间，李大钊曾任图书部主任，并于1920年筹建了我国第一个专存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图书馆。1918年秋至1919年春，*曾在图书部任职。1931年，图书部改称图书馆。1935年8月，迁往位于松公府的新馆。至1940年图书馆已藏书约30万册，其中不乏珍品。
第38例：北京最早的师范教育——京师大学堂师范馆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12月，在东城沙滩后街的京师大学堂速成科设师范馆，是北京师范教育之始。“师范馆”于1904年改称优级师范科，1922年改称北京师范大学。1906年又成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24年改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193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与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合并，成为北平师范大学。培养中学师资的师范学校，当属京师督学局于1907年5月成立的京师第一师范学堂，校址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即国子监南学旧址）。1912年改称北京师范学校，校址移至西城丰盛胡同（即满蒙学校旧址）。1931年改称北平市立师范学校；1949年改称北平师范学校；1958年改为北京师范专科学校，培养中学师资。1960年并入北京师范学院。
第39例：北京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公办小学——府学胡同小学
北京现存办学历史最悠久的公办小学，当属府学胡同小学。该校的前身远可追溯到明洪武元年（1368年）的大兴县学。明永乐年间为顺天府学。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顺天府改设小学堂。1912年10月改称京师公立第二十八小学，王荫乔任校长。1928年易名北平特别市市立第十八小学；1934年称北平市市立府学胡同试验小学。1958年改称府学胡同小学。
第40例：北京最早的邮政机构——大清北京邮政总局
1897年2月20日成立大清邮政总局，先设在东交民巷台基厂海关的一座庙内，后因业务发展，于1905年迁至崇文门内小报房胡同西口内，称大清北京邮政总局。1914年起称北京第一邮务支局。1920年改为崇文门大街邮务支局。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称邮政支局、邮电所。1959年始做民宅。1996年将居民迁出，并按原貌修复，重建邮政支局。
第41例：北京第一家电影院——平安电影公司
平安电影公司创办于1907年。是一家专为外国人放映电影的场所。地址在东长安街路北（原儿童电影院）。在此之前，虽早在1902年北京就已公开放映电影，但没有专门放映电影的场所。
第42例：戏剧荟萃之地、艺术家的摇篮——吉祥戏院
吉祥戏院位于金鱼胡同西口路南，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次年2月9日开业，称吉祥茶园，是北京内城兴建最早的戏院之一。吉祥茶园开业后，生意十分兴旺，很多京剧演员争相在这里演出。有梅兰芳的《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和《天女散花》的首次演出。还有谭鑫培、孙菊仙、何桂山、刘鸿生、王瑶卿、杨小楼、朱素方、余叔岩、王凤卿、高庆奎、贯大元、汪笑侬、姜妙香、龚云甫、马连良、侯喜瑞、于连泉等名家，都曾在吉祥茶园登台献艺。1949年后，改现名。新中国成立后，除北京的京、昆、评、梆、曲各剧种外，全国各大剧种，如：豫剧、吕剧、扬剧、锡剧、淮剧、黄梅剧、花鼓剧、徽剧、汉剧、二人转、沪剧、越剧、绍剧、粤剧、闽剧、桂剧等。都曾在此演出。因此，吉祥戏院被誉为戏剧荟萃之地、艺术家的摇篮。另外国内举办重大文艺活动，该院也是首先演出场所之一。如1952年10月的“全国音乐舞蹈汇演”；1953年4月的“全国曲艺、曲剧汇演”；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二届“中国国际艺术节”等，都在这里演出。吉祥戏院为我国戏剧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93年，新建东安市场时，吉祥戏院被拆除；现已在原址对面恢复。
第43例：北京最早的职业学校——北京市市立高级职业学校
据史料记载，北京的职业学校首创在东城，如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开办的东省铁路俄文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年）基督教长老会在安定门内创办的道济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同年12月在崇文门内五老胡同设立的私人商业半日学堂等。但大都是学业单一，教学规模较小的培训班。与之相比，北平市市立高级职业学校，学业设置内容充实、广泛，且是具有一定教学规模的职业学校。该校校址在东四北大街路西什锦花园，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京师督学局在原学政署旧址，创立初等工业学堂，程度与中学相等。1912年改组为北京第一艺徒学校，专门造就工徒和童工。1920年定名为京师公立职业学校，设金、木、化妆三科。1933年成立英语研究会，机械研究会、增设机械科、化学科，因而奉令定名为北平市市立高级职业学校。该校以造就工业人才为宗旨，学习内容除一般基础课外，还有机械专业和化学专业，均有制图课和实习课。与今日职业学校教学内容相似。
郑毅，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原所长，曾任钟鼓楼修缮办公室副主任，退休后于东城区地方志办公室担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