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篇）我们在萧山住了大约一周后，外婆、我妈带着四个孩子（我、我弟、表弟和表妹）一行六人回上海华山路老家。相比1973年，我、小龙和小虎三兄弟已经懂事多了，不再那么闹了。尽管如此，但我们一行人以“鱼贯而入”方式登上832号小楼狭窄的楼梯时，在楼梯转角处抬头撞见隔壁邻居、大头的爸爸“邹咖喱”先生下楼（“邹咖喱”这三个字意思是：周家里（的男人），邹=周，咖喱=家里，在之前的文章提到过）。
走在队伍最前的我带头侧身让路，并十分恭敬地讲“周叔叔好！”，“邹咖喱”先生停下脚步扫看了我们几个，回应到“噢呦，拿豪、拿豪，拿噻额小居逗桑了噶赌啦？!（哎呦，你们好，你们好！你们三个小鬼长这么大了啊？！）”。我能看出他的眼神里透出一丝“惊讶和不安”的神情，想必是1973年暑假我们三兄弟的调皮捣蛋，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特殊印象”！不熟悉此事原委的读者，请回看本合集第四十六篇。接着他将眼神移向后面的外婆和我妈，双手合十作揖，嘴里讲道“噢呦，森嘎妈妈、赌佳佳，拿好、拿好，嗓淤伐机，嗓淤伐机唻（哎呦，程家妈妈、大姐姐，你们好、你们好，长远不见、长远不见了）！”
我相信，邻居们担心再次经历1973年夏天nightmare（噩梦）的，绝不止“邹咖喱”先生一位。 然而，正所谓“实践出真知”，过了两三天后，我偷听到邻居们和外婆或我妈的几句闲聊，人们纷纷跟外婆和我妈表扬说“三个小鬼头到底长大了，这趟来住安静多了！”我相信，我弟小龙和表弟小虎也听到了这些议论。也许这就是儿童少年教育里的“正向激励效应”，邻居们越是表扬我们，我们就越是自觉地表现的好一些。
记得到上海后的最初几天，妈照例抽出时间去上海的几个大厂（江南造船厂、上海机床厂、上海锅炉厂等几个单位）联系开门办学业务。我们三兄弟还有表妹小蕾蕾，则每天一早，陪外婆去安福路小菜场采购一天的食材。照例，小蕾蕾走累了，我负责背着她。
我一直认为人体不过是一台肉质机器，直白地说维持其正常运行无非四大要素“吃喝拉撒”四个字，四者缺一不可。保证前二字“吃喝”，工作任务其实很繁重，用沪语讲就是“马大嫂”。“马大嫂”是音译，正确写法是“买汰（汰=洗）烧”，就是买菜、洗菜和烧菜（做饭）。保证每天家里好几口人的吃喝，外婆每天的“马大嫂”工作很繁重！其实“吃喝拉撒”四个字，也可简化为进出口三个字，进口就是吃喝，出口就是拉撒。
在当年，832号二层小楼里住着9户人家，但公厕只有两间，每间只有一个“工位”。因此“出口”之事，不是工作量的问题，而是“工位”极为稀缺。因此，在三兄弟中大哥我的主持下，我们每天陪外婆安福路买菜期间，顺路还必须完成每个人的“出口”任务，即在公厕完成出恭任务。在安福路和乌鲁木齐中路交叉口附近，有一座公厕，经三兄弟考察这座公厕条件最佳。我认为这是当年我们三兄弟之善举：不占用832号楼内稀缺的“工位”资源，不给邻居们添麻烦，既与人方便也与己方便。百度找到两张老照片，上世纪八十年代长宁区马路边菜场和长宁支店菜场内部，虽然华山路832号位于长宁区，但安福路属于徐汇区。因此，照片中的小菜场，肯定不是外婆带我们去过的地方。使用这两张照片，是想加强文章的历史图像效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长宁区马路边菜场和长宁支店菜场内部
在上海我们见到了小姨（我们称为“毛头阿姨”）和小姨夫一家，他们的儿子小名叫牛牛（比我小一轮，也属牛，生于1973年）。因为我们六人回来后家里挤，那些天小姨两口子带着儿子牛牛主要住在爷爷奶奶家，但也隔三岔五回家看我们。
回到上海大约一周后，通过新闻报道和各种渠道传说，唐山大地震的严重灾情逐渐广为人知。有一次毛头阿姨回家，给我们讲她在单位听说的一个故事：说有位男同志去唐山出差，7月28日凌晨，在睡梦中招待所的小楼震塌了！万分幸运的是，此人竟然除了一点轻微皮肤擦伤外，几乎毫发无损。但问题是除了身上一件跨栏背心和内裤，以及睡觉时盖着的一条旅馆被单一无所有了。大约一周后，他裹着唐山那家旅馆的被单辗转回到上海。还记得毛头阿姨学说“你们想想看，这人一周不洗澡不换衣服，裹着旅馆被单回来。噢呦，凑斯凑得唻（臭是臭得唻）！但大家都说他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个故事既传奇又幽默，很幸运地被我记忆了下来。
从1963年7月至1966年7月，共有10万余名上海知青到新疆支边，绝大多数人进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成为农垦兵团战士。三姨和三姨夫都是上海籍新疆农垦兵团战士，在石河子农二师支边。1976年时三姨夫妇已有二女一儿（大女儿忠忠，二女儿芹芹，儿子牛牛）。儿子牛牛是老三，也于1973年生在上海，月份比小姨的儿子早。这个孩子因晚产，还未满月三姨就带着他回了新疆，据说因此造成孩子大病一场并留下了后遗症。小外婆1976年夏没在上海，她在1974年去了新疆石河子，帮助三姨夫妇照料小儿子。
但我记得1976年夏天，三姨夫带着两个女儿回沪探亲，三姨和小外婆留在新疆没回来。有一天三姨夫带着两个女儿来家看望我们，给我们讲述他小儿子生病的过程，我大约记得他的讲述：孩子高烧不退，石河子的医院治不好，遂转去乌鲁木齐大医院。虽然最终在乌鲁木齐保住了孩子的生命，但因高烧留下了后遗症，包括癫痫和智力损害。三姨夫说为了治疗儿子的病，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听人说吃狐狸肉是个偏方，他就外出几天几夜四处寻找。终于功夫不负苦心人，他捕捉到一只狐狸回家炖给孩子当药吃。他说“你们不知道狐狸肉的*味（狐臭味）有多重，我们家煮狐狸肉，把周围邻居都熏跑掉了！”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三姨夫捉狐狸给儿子治病的故事，我一直都记着。下面这张照片是三姨1967年5月在石河子拍摄并寄给我爸妈留念的。
三姨1967年5月在新疆石河子农场
这次外婆带着大女儿（我妈）和二女儿（我二姨）的大小四个孩子回上海，再加上我妈也回来了，上海的亲戚们得知后也纷纷来看望我们。记得外婆和我妈又在华山路家里准备了一大桌菜，请亲友们来相聚。跟外婆同辈的长辈，我记得四姑婆和五姑婆都来聚餐了。那几年正是我跟我弟长身体胃口最大的时间段，给多少吃多少，从来都没够。我妈最发愁的的是粮票不够用。独身一人1976年已66周岁的四姑婆，一直给予我妈粮票支持（补充我们两兄弟的粮食定量不足）。
在计划经济时代，除了粮油肉蛋等凭票供应，其实当时买家具也需要家具票。在上海旧货商店卖的东西不要票，为了再给家里买一件放茶壶茶杯等杂物的柜子，我妈又带我们哥俩去逛了一次 “淮国旧（淮海路旧货商店）”。这一次我妈看上了一件多宝阁柜子，这件家具跟普通五斗柜尺寸大小相近。妈一眼就看上了，她设想上半部分摆放茶杯、茶壶、花瓶，下面的推拉门柜橱放点心盒子等。一般来说多宝阁是红木制作，摆放工艺装饰品的，很昂贵。但我妈看上的这件家具，是普通木制框架包三合板的，材料普通价格也低廉，我印象里卖价不是12元就是20元。我家老照片里找不到这个多宝阁，我凭记忆画了一个简图，我觉得画的八九不离十。
上世纪70年代的“淮国旧”（百度图片）
1976年在“淮国旧”买的多宝阁柜子
从“淮国旧”出来后，妈带我们兄弟俩拜访了附近的三姑奶奶家。我三姑奶奶叫李宜兰，她是我曾祖父，别号“戊戌传胪”李稷勋的三女儿。我在合集文章第十三篇提到过她老人家，三姑奶奶一家一度在江西，后来又回到上海。她家位于长乐路最东头（记得门牌号数很小，可能是长乐路1号或2号），“淮国旧”后门出来，走不远就是她家。
我奶奶程世宪是我外公程世宁的二姐，她嫁给了我曾祖父李稷勋次子李仲言（我爷爷），所以我奶奶也是我的二姑婆。由于我三姑奶奶从北京嫁到上海，而我外婆从山东嫁到上海，所以早在我爸妈姑表亲结合之前三姑奶奶就同外婆相熟。三姑奶奶比外婆年长三岁，外婆说她们二人年轻时就很要好。二姨提供了我几张外婆和三姑奶奶的照片。其中的一张照片是1993年4月20日三姑奶奶来萧山看望外婆时拍的。 二姨告诉我另一张照片是1993年6月我爸妈和外婆在上海回访三姑奶奶家。前一篇提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爸妈曾经到萧山小住并游玩杭州。这两张照片提示我爸妈到萧山那年应该是1993年。
1993年4月三姑奶奶到萧山拜访外婆
1993年6月外婆和爸妈回访三姑奶奶家
看望三姑奶奶后，妈带我们兄弟俩去著名的上海红房子西菜馆吃了一餐。百度查了一下这家西菜馆的来历：“红房子西菜馆(Red House Restaurant)”的前身是“喜乐意西菜馆(Chelovisf)”。据说也被称为“罗威饭店”，是犹太裔意大利籍商人路易·罗威(LOUIS ROVERE)于1935年在法租界开设。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犹太人罗威被日军关进了集中营， “喜乐意西菜馆”关闭。抗战胜利后，罗威获释并重新开业，由于原址被他人占用，他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长乐路口买下两间店面房子，重开“喜乐意西菜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该店数易其主。1949年店主回国，该店卖给了上海人刘端甫，由华商合股继续经营西菜。1956年公私合营时，由于该店的砖墙和门面全部是红色，经京剧大师梅兰芳提议，店名被定为“红房子西菜馆”，并沿用至今。
多年来我妈经常跟我回忆起她第一次带俩儿子在上海红房子西菜馆吃西餐，去年（2023年）年初的一天，她又想起这件事，和我说“你还记得带你和小龙在上海红房子吃西餐吗？”我说“当然记得啊！”妈又问“你知道那天咱们仨花了了多少钱吗？”我想了想说“不记得”“我们仨吃的饱饱的，才花了8块钱！”妈眼望着“虚拟的远方”跟我说。“是啊！那时候什么都便宜！”我回应妈说。妈对46年前的回忆深深感染了我！
除了红房子西菜馆，妈还带全家人（婆婆表弟表妹）一起去过一次城隍庙，我们走过九曲桥进到城隍庙里游览一圈，然后排长队吃了一次南翔馒头。上世纪七十年代去餐馆吃饭，必须做的两件事一个是排长队，一个是等饭桌。我们兵分两路，外婆带着我弟、表弟和表妹等座位，我陪我妈排队。即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拿现今流行语言说“城隍庙也是打卡热点”。南翔馒头店的长队“蔚为壮观”，从柜台开始围着店堂四面墙转圈，队尾甩在大门外还有好长。我们看着别人美滋滋地品尝着著名的“南翔馒头”，嘴里的口水可谓“咽了又咽”。长长的队伍移动的很慢，外婆带着几个小的等到两三桌客人吃完离开，但因为妈排队还没到柜台，只得将等到的桌子“忍痛让给别人”。
趁着排长队无事可做，我插播一个上海关于“馒头”的解释：上海人讲的馒头，用北方语言翻译，一般指有馅料的包子。比如肉包子在上海称为“肉馒头”，菜包子称为“菜馒头”。有较真儿的北方人问上海人“既然肉包子叫肉馒头、菜包子叫菜馒头，那么没有馅料的北方大馒头叫什么？”上海人想了想回答说“那个叫‘白包子’”。换句话，包子和馒头的定义，上海人的理解和北方正相反！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妈和我终于见到柜台了！拿到取馒头的票单后，我们又到取食物的窗口排队。总之，最后我们终于成功地品尝到南翔馒头的美味，一咬一包肉汤的感觉简直太美了！只可惜南翔馒头个头太小，对于我这年轻的大肚汉来说刚刚有点感觉，我定量内的几个馒头就吃没了。可以这样形容：为美食辛辛苦苦排队两个小时，吃美食两分钟解决战斗。
城隍庙的南翔馒头店（百度图片）
其实上海美食多的是，许多接地气的小吃摊头，藏在一些弄堂口。尤其是鲜肉小馄饨，菜肉大馄饨以及各种浇头的面条，在小吃摊头吃又便宜又美味！也是在1976那一年，我还品尝到两样上海特色的早餐，一种是糍饭团（糯米饭包油条），一种是糍饭糕（油炸糯米切糕）。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后者。
弄堂口的小吃摊（百度图片）
糍饭团和糍饭糕（百度图片）
对了，我还找到两张老照片，是1976年暑假在上海妈带我们去长风公园的合影。两张照片里我妈和我弟带了同一副墨镜，那年我妈第一次买了一副墨镜，我觉得当时主要作为照相的道具用。长风公园不是第一次去，1973年也去过一次，我们最喜欢里面一个叫“勇敢者道路”的儿童娱乐项目（百度找到一张介绍图），其中有一处横跨一条河的滑梯（高度比一般滑梯高），记得我妈也爬上去滑过一次（也百度到一张老照片）。此外长风公园有一大片水面可以划船，类似北京的北海。但跟北京公园划船不同的是，船桨不是固定在船帮两侧中间的，划船的人可以拿来拿去（见百度老照片）。
1976年夏我们娘仨在上海长风公园
勇敢者道路说明图（百度图片）
横跨一条河的滑梯（百度图片）
长风公园划船（百度图片）
这一次我们在上海住了大约两周，时间很快过去了，我妈带着我们哥俩再次踏上回山东胜利油田的旅途。这一次在上海火车站外和候车室，见到不少从唐山转运来上海治疗的地震受伤人员。有些人是用担架抬出火车站的，站外有医院的救护车接运他们去医院。
当年有文章记载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面对国之殇，医务人员与解放军战士永远冲在挽救生命的第一线！据悉在全国 283 个医疗队、2 万多名赴唐医疗人员中，上海医疗队是除解放军系统外最大的一支。当时有说法认为北京、天津还会有较大余震，所以距离唐山更近的京津医疗队主要驻守当地，上海医疗队由此成为赴唐救灾的最主要力量。其中，上海第二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前身）系统的医生、护士，在唐山“去得最早、服务时间最长、派员最多、覆盖面最广”。百度找到上世纪70年代上海站老照片两张，一张车站外广场，一张是车站内候车室。站外那张疑似是1976年唐山地震期间拍摄的，图片中可以看到出站口的救护车。
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站的站前广场和候车室
一路上在列车途经京沪线各大火车站，例如江苏省会南京，山东省会济南火车站时，我们都看到了站台上有转运唐山地震伤病员的场景。目睹国家遭到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观察到乘客们表情都很严肃，笑容明显少了。外出一个月回到家后，我们欣喜地发现，小时候被人称为“小少爷”的我爸经过这一个月的锻炼能干多了！自己学会了做几样菜，家里的鸡鸭也都喂的不错。记得我们娘仨回来后，住过两三天抗震棚，之后就允许回家住了。
但最后一天住抗震棚的次日早晨，回家洗漱时，我爸一边照镜子一边问我们“哎，你们给我看看，我这嘴巴怎么歪了啊？！”我们三人一一看过后，确认我爸的嘴巴是歪了。找邻居张芷香医生给看了看，她说“老李，你这是夜里睡觉吹到“邪风”了造成面部面肌痉挛，普通治疗还不太好治呢。”后来好像是我爸教研室有人推荐他找八分厂医务室看看（八分厂是一个油田生产单位），说那有位针灸师能治这个病。后来我爸真到找到了那位针灸师，在那扎了两周针灸，被“邪风”吹歪的嘴总算复原了。我爸说“多亏了那位针灸大夫，要是嘴歪治不好，怎么给学生上课啊？！”我想也是的，歪嘴老师上课，那学生们肯定会“笑场（不该笑的时候笑）”啊！下面这张照片可能是1975年夏天照的，还是潘祖瑾老师拍摄的【注】。
1975年我爸在胜利油田抽油机边留影
回到山东开学后不久，时间的指针来到了1976年9月9日。那天下午我们正在学院围墙外，在附中学生开垦的40亩水稻田里劳动。下午四时整，学院的大喇叭发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低沉的声音，在1976年这已经是第三次听到了。人们不约而同立在原地，静静地聆听播音员用缓慢语速朗读的《告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播音员念完这句话后开始听到人们的抽泣声音。下图是2020年我根据记忆画的华东石油学院附小和附中（以及家二区和家一区）鸟瞰图（视线由西向东），在附中操场南侧围墙外，是附中水稻田的小水库。聆听广播时，我站在水库西侧的附中水稻田里。
石油附小和附中鸟瞰图
关于主席逝世那天的一些细节，我的发小武卫军回忆道“当天晚上我们班同学都到学校了，在教室里做了很多白花。几个同学到我们家，我们激烈严肃地讨论着如果苏联打过来我们该怎么办。”晚上同学们到学校用白纸做花这段记忆，我有些模糊了，非常感谢老同学补充这段记忆。还有两件事我俩的记忆是一致的，一是石油学院搭设了灵棚，各单位的人员（包括中小学学生）都去那里吊唁。第二件事是大约在9月12日，附中安排刚刚上高一的我们年级两个班同学，到垦利县史口镇曲家村学农。
1976年*去世后华东石油学院内搭设的灵堂（武卫军同学提供）
我记得9月18日华国锋同志在天安门广场主持*追悼大会那天，我们两个班级师生都在曲家村借用的一个农家大院里收听实况转播。大会后，我看到和听到远处铁路上行驶的火车长时间鸣笛致哀！我查阅了百度地图，发现胶济线大站张店至东营（胜利油田）的支线铁路确实途经曲家村附近，这可以证实我的记忆是可靠的。
张店至东营的支线铁路途径曲家村（百度地图）
那次学农劳动大约有三周时间，我们两个班同学分散住在村里安排的农户家中，我和李文强同学住在一个农户家中。这家只有一个人，一个独眼车把式，负责队里的一架牛车。白天的劳动是将队里积的农家肥，装车送到各块农田，再将田里收获的庄稼运回村里。有一天，我实现了这辈子饭量的最高纪录。前一天独眼老大爷告诉我俩，明天要早起出发，将肥料装车后送往曲家村最远的一块地，老大爷说那块地距村有四十里地。
第二天一早4点多老大爷就把我俩叫起来了，都没吃早饭就出发了，40华里对于牛车来说是很远，到地里卸下肥料，又装了一车玉米秸秆运回村做大牲畜冬季饲料。那次中学组织下乡学农学校的安排是很周到的，考虑到孩子们毕竟没有在真正农村生活过，借用了村里的一处生产队公用四合院作为我们的食堂和集中开会场所。以会做饭闻名的郭锐同学担任食堂大厨，大家对他的厨艺都非常认可！
话说那天一早我和李文强没吃早饭，随独眼老大爷赶牛车去村里最远的一块地“跑运输”，回到村里已经下午三点多快四点了。什么叫做“饿的前胸贴后背”，那天我算有了切身体会。一进院，我俩直奔郭锐做大厨的食堂。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郭锐蒸的一大笼屉菜包子刚出锅，玉米碴子红豆粥也熬好了！这不正好吗！！我赶紧抓了6个大包子，那包子笮笮实实二两一个，6个包子一斤二两。笮(zuó)实二字是北京方言，表示物体结实，常用于介绍以重量售卖的商品足斤足两。
什么叫饿极了，那就是狼吞虎咽，二两一个的包子我三口就下肚了。六个包子外加一大碗粥不一会儿就不见了。摸了摸肚子，感觉还想吃，于是跑到厨房又拿了六个包子、又盛了一碗粥。当时也没桌子，蹲在墙根下吃，不一会儿六个包子一碗粥又下肚了。这时我感到肚子真的有些撑着了，您想啊我吃了二斤四两包子两碗粥。
夜间我俩睡在独眼大爷家大炕上，照明用煤油灯，记得煤油灯是学校带去的，每组同学领用一个。有天晚上独眼老大爷和他一个亲属喝辣酒（当地把白酒称为辣酒），炒了一个菜，记得是一小碗丝瓜炒鸡蛋。独眼老大爷非得要我们陪着喝一杯，李文强是我们年级有名的舞蹈家，性格很柔弱不太像男孩，他从没喝过白酒。我从小就陪我爸喝白酒，经不起劝就跟他们喝了一杯。那酒是真辣，应该是最廉价的地瓜干白酒。那碗鸡蛋炒丝瓜是真咸，用老北京歇后语说，“吃一口，快变燕巴虎了”。燕巴虎就是蝙蝠，传说老鼠盐吃多了就变成蝙蝠了。所以，老北京抱怨做菜盐放多了，就说“快变燕巴虎了”。比我们高一届的同学赶上了最后一批“上山下乡”，他们1977年高中毕业后到曲家村插队了一年。以下照片是高一届的哥哥姐姐们回曲家村拍摄的。
曲家村（石油附中1977届高中毕业生拍摄）
那次学农时间三周，看1976年9、10两个月的日历，我们是10月3日回到家。我们的国家在1976年大事频发，10月6日晚，时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同志、和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同志等在中南海怀仁堂坐镇指挥，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形式，宣布对王洪文、张春桥进行隔离审查，同时对江青、姚文元也进行了隔离审查。就这样，前后不到一个小时，没费一枪一弹，没流一滴血，一举粉碎了“四人帮。10月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体党员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10月21日，首都15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游行，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历史性胜利。
因华东石油学院是原北京石油学院原班人马迁校至山东胜利油田的，因为业务和私人原因，经常有教职工和院子弟往来北京山东之间。在10月6日至18日之间约两周时间里，在成年人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中间，关于中央有可能出大事的传言人们也有所耳闻。粉碎四人帮消息公布后，当年报道多有这样的描述“全国亿万群众衷心拥护。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很多大中城市的烟花爆竹销售一空，大小商店的酒柜前排起了长队。”
我记得我爸那天特别高兴，和许多同事一样， 他也买了4只螃蟹（三公一母，寓意”四人帮“三男一女横行霸道）。10月正好是吃螃蟹的季节，东营距离海边不远，到了季节梭子蟹又大又肥。那天我们也分享我爸买回的大螃蟹以及他的喜悦心情，他喝了大半瓶景芝白干（当年的地方名酒），我跟我弟也陪他喝了一杯。 我妈炒了几个好菜，也陪爸喝了杯葡萄酒，记得我爸喝多了跟我妈说“葡萄酒哪算酒啊，那就是甜水儿！”那天晚上我爸是真喝多了，饭后他扶着墙又一瘸一拐去隔壁院里找黄老师喝茶、解酒和聊天儿，聊到很晚才回家。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式葡萄酒和山东地方名酒—景芝白干（百度图片）
发小武卫军同学回忆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油田组织了整整三天全油田的百车欢庆大游行，由每个单位出若干辆彩车，车上摆出各种造型。彩车队每开到一个单位，都有人群夹道欢迎，人们高呼口号‘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石油学院也组织了五六辆彩车，石油附中和附小承包了其中的一辆车，我当时是彩车上参加造型的人员之一，大家穿着各个民族的服装，我记得我当时穿的是新疆维吾尔族服装，头戴新疆小花帽，穿着新疆的小坎肩和长裙。还有四位同学举着牌子装扮成四人帮，他们几位比较倒霉，到处被人扔东西打！”
本文写到最后，我忽而想起弘一法师李叔同临终前写过四个字——“悲欣交集”，觉得用这四个字来形容1976年中国人民的心情起伏也许很贴切。中国的国运在这一年起伏跌宕，但天佑中华，中国人民终究走过了最危险的一段路程——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从此展开了新的篇章。
注释：系列文章多篇提到过力学教研室潘祖景老师为我们家人拍照，十分抱歉把潘老师姓名最后一个字写错了，我妈一位老同事的女儿姚蕾女士发现了这个错字，并告知我潘老师的姓名是：潘祖瑾。特此更正并鸣谢姚蕾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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