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9月28日于颐和园，左起刘迺和、陈垣、柴德赓、余逊。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7月25日《南方周末》）
我小时候住在旧辅仁大学的教师宿舍里面。我们院子的南门对着恭王府那高不可攀的北墙。我们的北面没有墙，却有一道绿色的竹篱笆，影影绰绰地，在都市的中心，点染出一抹乡村园圃的温情色调。那道绿色的竹篱，不但给儿时的我提供了都市乡村的遐想，而且给我和我的玩伴们提供了几乎取之不尽的道具。从篱上抽出一根长竿——那种长、直、匀称的——就是大空场露天剧院里的“丈八蛇矛”，可以战吕布、挑滑车，或者颇为洋气地刺向巨人般的风车。1966年初夏，某个日长如岁的下午，柴念东（1954年生）、我（1955年生）、柴立（1956年生）三人在空场上战作一团，踏起了半个院子的尘土。他们兄弟二人，一个自称“常山赵子龙”，一个自称“西凉马超”，冲着我大吼：“来将通名！”我哪里肯示弱？尽量把提高音量和压粗嗓门这两个高难动作合二为一，喝道：“吾乃天下第七条好汉罗成是也！”我正准备拍马迎敌，没想到两个对手纷纷缴械，把令我颇为忌惮的两柄“长矛”丢在地上，身体站得笔直，向着我的脑后行“注目礼”。我还没来得及转身看个究竟，就听得一个熟悉的沙哑嗓音训斥道：“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比关公战秦琼还荒唐！”原来是他们的祖父柴德赓先生。听到这个声音，我也只好放下竹竿，怯怯地叫一声：“柴伯伯。”
这称呼，令我十分尴尬。所谓柴伯伯，就是辅仁大学老校长陈垣先生的大弟子，历史学家柴德赓（1908-1970）。按说他和我父亲俞敏（1916-1995）的交情也不短了。七七事变以后，父亲从北大转学到辅仁读书，成为该校的高年级学生，而柴先生已经是青年教师。那时年轻教师和高年级学生之间，关系因随意而紧密。1948年，父亲在燕京大学任教。柴先生出城，到燕京大学访友，时间长了点儿，进城回家吃饭，略嫌晚了，就到我家歇脚吃饭。说明二人是很熟的朋友。1951年北京高校教师到各地参加“土改”。李长之去了四川，柴德赓和先父去了湖南，被分在一个组，同吃同住月余，自然又加深了友情，说是同辈的朋友，不为过分。换一个角度看，启功先生是柴先生的师弟，同出于老校长陈垣先生门下。而我称启功先生为“大爷”，北京话里就是伯父的意思。所以，从表面上看，我称他为“柴伯伯”顺理成章。但是，我和柴先生的两个孙子念东、柴立非常对脾气，假以时日，说不定三人会放下“长矛”，撮土插香，桃园结义。从这个角度讲，我宁愿把柴先生高尊一辈，称他为柴爷爷，以取得和玩伴们平等的身份。况且柴先生在重庆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教书的时候，我母亲是他好友魏建功先生的学生。因此我和柴氏兄弟平辈，并非没有根据。可惜我一直没能践行这个想法，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称先生为柴老。模糊处理，能使自己玩得更加顺遂、开心。
我们淘气归淘气，在长辈面前还是懂得如何装作好孩子的。三人默默地把竹竿插回篱笆里面（这比抽出来难十倍），走回各自的家里。一点儿也没想到，从此一别，再见面时我们都是六十多岁的人了。
那时电话是一种稀缺资源。我们那个院子里住了几十个教授，但只有一部电话，放在南大门的传达室。罗成战赵云半途而废之后不久，我在传达室附近等人，听到柴老打电话，说到他的书多，到了苏州之后，希望能有车到火车站来接他。嗯嗯啊啊了几声后，我听见他说：“好啊，卡车也好啊。”我明白他这是要到苏州出差，却根本没有想到，弄不好我那两个玩伴也会跟他一起去苏州。反倒是暗自高兴，一旦柴老去了苏州，我们就能伺机重新开战。也许不是明后天，却也绝不会拖过下个礼拜。
柴氏兄弟没有去苏州，而是很快被接到姑姑家，离开了我们的那个院子。从此我们再也没有错时空论剑的机会。
学校也没有派车到苏州火车站去接柴老。柴老偕夫人陈璧子从火车站坐人力车前往他的工作单位江苏师范学院（编者注：今苏州大学前身之一）。据《苏州大学校史》的官方记载：“6月初，历史系主任柴德赓教授从北京回学院时，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拦阻在凤凰街到学校大门的路上，戴高帽子。”（第86页）按照那时司空见惯的不成文程序，戴上高帽子以后，自然是游街批斗。回到苏州三年半后，柴老去世。
1948年，柴德赓（图左）和陈垣。 （资料图/图）
如果故事终结于此，我对柴老的印象是什么呢？尊敬是肯定的，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启大爷的师兄。至于我对他本人的印象，就只剩下了“关公战秦琼”和“好啊，卡车也好”这两句话。太单薄了。我尚如此，那些不曾与他比邻而居的普通人，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如流星划过夜空，倏尔而逝。不谙内情的人甚至会以为还不如流星，因为流星毕竟划出过一道光芒。柴老勤苦治学的一生，有过什么闪光的瞬间吗？
当然有！他不但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磊落儒者、爱国者。且听我讲一讲从史料里钩沉出来的柴德赓先生“出北平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华北动武，不久就占领了北平。城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离开北平，把学校迁到后方，于是有了西南联大等著名的战时名校。暂时无力迁离的各校学生，纷纷转入留在北平的教会学校，如燕大、辅仁。因为教会的关系，日本占领军一时没有难为这些学校。柴老留在辅仁任教，有老校长陈垣的庇护，生活暂且安稳。忍辱的生活维持了六七年，柴老内心的痛苦愈来愈难堪，因为他明白侵略者不会总是放任不管这些教会学校。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马上就逮捕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和其他教职员、学生共25人。辅仁大学也渐渐感到压力。到了1943年各种大小事件刺激着柴老，使他坐立不安。先是侵略者为了粉饰太平，鼓励当时北平一些骨气不足的“知名人士”附庸风雅，农历三月三日，在北海公园安排了一场祓除不祥、上巳节流杯吟诗的文化活动。中国文化中的修禊传统因王羲之《兰亭集序》而愈发雅俗共赏，但是拿它来为侵略者帮闲则是柴德赓先生所不能接受的。他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和一篇较长的序言，记录了这个闹剧，且对所谓的诗伯们给与不留情面的批判：
上巳，闻画舫斋有修禊之集，钱牧斋为祭酒，元白被邀，座中诗伯数日前均向虏使重光献诗颂圣，情实可怜。昔日吴中高会，澹归赋诗以讽，余今所云，亦犹此耳。元白声明不做修禊诗，自处固当如此也。
禹穴兰亭古迹荒，忍闻修禊值蜩螗。
啼残蜀鸟家何在，老去诗人梦正长。
细草漫矜新雨露，青山无改旧风光。
相逢凝碧池头客，可有攒心泪一眶。
诗序里的钱牧斋，表面上似乎是指明清之际的钱谦益（字牧斋），但他怎么可能在1943年上巳节跑到北海公园的画舫斋来参与“修禊之集”呢？细思之下，应该是指当时身为伪“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的钱稻孙。七七事变后清华南迁，钱稻孙受委托留京保管清华校产。没想到几年以后，他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参与了日伪政权对国人的奴化教育。而钱牧斋在明末做过礼部侍郎。后来投靠福王，成为南明的礼部尚书。再后来降清，又任清廷的礼部侍郎。柴老用钱牧斋的投清来讽刺钱稻孙的投日，不亦宜乎？重光是指日本驻中国大使重光葵。此人在日本侵华的历史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1929年出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抗日志士投掷的炸弹炸断腿。1942年1月，出任驻汪伪政权“大使”。柴老反感此人，称其为“虏使”。这个“虏”字，就是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的那个虏。“元白”是启功先生的表字。启先生拒绝与钱稻孙等人同流合污，拒不参与修禊题诗的所谓“雅事”。柴老在序中称赞自己师弟的气节：“自处固当如是也。”这首诗开端用王羲之“禹穴兰亭”的修禊事，结尾用王维《凝碧诗》来表达自己对“国破山河在”的现状充满感伤。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安禄山攻占长安。唐玄宗仓皇出逃，王维动作稍慢，被叛军扣在长安。安禄山为庆祝“胜利”，在凝碧宫的水池旁边大宴其徒，乐声喧天。王维托病没有参加这次宴会。远远地听到乐声，曾任“太乐丞”的王维不禁悲恨交集，写下了著名的《凝碧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柴老借凝碧池暗喻北海、借投靠安禄山的人暗喻配合日本侵略者的软骨文人，批判那些写应酬诗以标榜“盛世”的所谓诗伯们。他们还不如千年前的王维。他们不因“国破山河在”而流泪，反倒沾沾自喜地做什么修禊诗。这使柴老的屈辱感加深，在北平苟且偷安的日子，越来越难以忍受。他不由得心生去意。
日月如梭。到了年底，更多坏消息传来：日本人不再容忍辅仁的相对独立，想让曹汝霖出任辅仁大学董事长。曹汝霖因五四运动被学生们视作汉奸。抗战时期，他被动地挂上了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等虚职。虽然他没给日本人出力，勉强保住了晚节，陈垣校长还是很不愿意让他来辅仁。日本人的做法，使得陈校长公私不能兼顾，困境中他找自己的大弟子柴德赓商量，谋划在1944年年初逃离北平，日期定在农历正月初五。然而，临行时却出现了事先没有预想到的事情。校务长雷冕先生流泪恳求老校长想一想辅仁大学的两千多名师生。校长走后，老师同学们该怎么办呢？所以陈校长犹豫再三，在最后的时刻，决心忍辱负重，以千百名同学的切身利益为重。这样柴德赓先生在等待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一边思念老校长，一边倚装待发。他写了诗及序记录了这个时刻：
余立志南行，期在明日。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约，部署已定，而校务长雷冕等涕泣相留，遂不果行。今夕余往辞别，师勉励之余，继以感喟，余泪不能禁，归寓倚装赋此，不知东方既白。
甲申正月初五夜
永夜星暗云漠漠，九城歌舞勤劝酌。
一夫怀抱未忍开，掩面深巷风萧索。
八载胡尘污乾坤，忍饥读书乐晨昏。
迟迟未肯言去国，总缘河朔重师尊。
四面厄束今更甚，六马朽索秋霜凛。
吾生胡为在泥塗，念此彷徨夜不寝。
黄昏斗室话时艰，相约联吟到巴山。
一旦人间传胜事，欲以清风警懦顽。
谁知十事九拂意，得自由身良非易。
吾道忠恕不相违，去留终须合大义。
征车欲发惊客心，白发儜看恩谊深。
年年无限家国恨，并向寒灯泪满襟。
冷落关河朔风烈，此行岂同寻常别。
明朝挥手从兹去，回首师门肠内热。
序言中的“援庵夫子”是指老校长陈垣先生。他觉得很对不起柴德赓，因为他不得不放弃师生二人筹划已久的出逃计划。只得一方面鼓励柴德赓勇敢地实行计划，一方面感叹自己只能留守在令人窒息的敌占区。读者通过此诗不难想象师生二人执手相看泪眼、难舍难分的情景。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浓重的。他们二人虽是学富五车的历史学家，但身在1944年初万马齐喑的北平，他们怎么能想象次年的夏末，那些给他们带来痛苦与屈辱的侵略者竟然会无条件投降呢？此诗极富老杜之“诗史”风格，开头四句，生动地勾划出当时压抑的气氛：漫漫长夜之中，太多人纸醉金迷，只有少数清醒的人，在痛苦中忍受暗夜的寒风。接着记叙了逃离的前因后果：诗人早就想离开，但眷恋着老师，一直未忍成行。他们曾在密室谋划，一起逃到四川去，用自己的反抗行为，给那些在铁蹄下醉生梦死的人立起一面镜子。多情自古伤离别，而此刻的分别，更有多层难言之痛：老师已是白发满头，战乱衰年，挥手作别，此生还有相聚之日吗？
1944年3月12日柴德赓逃到了洛阳，在“教育部战区学生指导处洛阳培训班”任国文教员。4月1日，柴德赓夜有所梦，记录在日记中：“晚梦到北平，陈[援庵]余[季豫]二老均见之，余须发更苍白矣。此虽心理作用，然余老此时亦当有此心境也。保身来不值。”这不仅是对于老师们的思念，也是为他们的安全和健康担忧。他在4月3日的日记里写道：“至招训分会，访何葵一，座上晤梁君，言平津大捕中央工作人员，辅仁被逮者凡三十人，为之惊讶。”看来柴老逃得及时，否则就不只是惊讶，而是惊恐甚至被抓。4月9日，柴德赓接到“王保身兄函，言辅仁文教学院长、秘书长均被捕……惟觉学校能维持至今日，由于超然于政治之外。一入政涡，不特今日难以维持，将来亦多是非。时至今日，益觉援庵师有先见之明。”可见柴老人虽逃出北平，但心还在牵挂辅仁的同事们，还在惦念、感恩自己的老师。况且，洛阳也不是久留之地，他还要接着逃亡四川。长夜漫漫，前路茫茫。战乱中的学者，宁不如鸡犬乎？
1947年，启功（图左）、柴德赓。 （资料图/图）
幸而，长夜终有曙光破晓的时刻。炸弹从天而降，侵略者投降了。柴德赓先生开心地回到了魂牵梦绕的北京，和老师团聚，并在老师的呵护下努力工作，刻苦钻研学问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他最为欢乐的日子。虽然这师生欢聚的日子不是很长——后来他被委以重任，调到江苏师范学院，为该院创立了以前不曾有过的历史系——但重逢后再分离，师生之间的情谊更加深厚。借用启功先生的话来说，就是“信有师徒如父子”。他熟知陈垣校长的生活习惯和身体情况，了解他常常因半夜失眠而提灯入书库翻书以消磨长夜。写信提醒老师注意安全。1956年3月，老校长来函表示要重视弟子的温馨提醒，又淘气地为不遵守提醒而辩解：
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又危险，与其睡不着，宁无危险。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次提灯到院子里，就想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遵守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谨此覆谢青峰仁弟。
陈垣
每读此信，我都为其真挚深厚的师生情谊所感动。他去苏州不久就被北大的翦伯赞先生借调回北京，直到1966年的夏天。柴老生前没有教过我什么，我没有资格称他为老师。然而柴老逝世近五十年以后，我有幸拜读他的日记和诗集，从中了解到一种磊落而高尚的人格。所以，我常常后悔，当年他打完电话，我为什么没有写几行字，记录那次别离，就如同他离开陈垣校长时所做的那样。我当时幼稚，满脑子装了些罗成战赵云，而没有水平体会“明朝挥手从兹去，回首师门肠内热”这种更高的情怀。人间没有后悔药。我只好在暮年写出这篇小文，用以怀念柴伯伯或柴爷爷。所幸的是，我和柴念东依然是好朋友。我们在一起，还能做一些有趣又有意义的事情。可惜，虽然我们还想腿作马、竹为枪大战一场，但怕玩惯了“任天堂”的孩子们笑话我们，实在是不好意思发这种“少年狂”了。只好把那场未结束的“战斗”留作终身遗憾。
俞宁 美国西华盛顿大学英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