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亚洲图书馆（Asian Library）收藏了一幅明版的《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该图继承宋石刻《华夷图》等中国古地图的编绘传统，以《大明一统志》为主要的资料来源，加入了万历初期的文化地理讯息，并且与《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等晚明、清初时的其他几幅地图极为类似。此图对于研究明代后期国家经济、地理沿革、地理学思想以及大幅版刻地图的刊刻出版都有很大的价值，故有评介之必要。本文将介绍此图的幅面、纸张、内容等基本讯息，考证此图的编绘依据和编刻时间，并期望通过对比此图与其他几幅类似地图上的图记，阐明这几幅地图之间的关系，进而说明此图在中国版刻地图史上的位置。
一、该图的基本讯息
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后文简称UBC）亚洲图书馆（Asian Library）所藏《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以下简称《九州分野舆图》），单幅，版高131.5厘米，宽116.5厘米，四周单边。此图正面由四张棉纸拼接后印刷而成，背面以多张连史纸衬裱，全纸高142.5厘米，宽121.5厘米。仔细观察会发现，全图应由八块木版拼印而成，因为其板片交接处有明显断层（图1）。
此图可纵向划分为三部分，上部为图题与图序，全为文字；中间为主图，图中有注记；下部为《两京十三省图考》，亦全为文字。其左下角有一牌记，曰：「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此处所谓「癸未」不知为何年，俟下文详考。
此图不见于各图书馆著录，仅日本《东涯书志略》中有一条同版地图的记载，曰：
明朝两京十三省图图中题「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虽为明刊，然其「癸未」为何年不明。图中题「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又有两京十三省图考附录明朝十三省之简介。伊藤东涯之包纸上题此名（作者按：应指「明朝两京十三省图」之名），又题「宝永庚寅（七年）伊藤长胤藏」。此图之背面，东涯又题「宝永二年乙酉八月日柳久冨赠寄」。
明朝两京十三省图「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トアリ、明刊ナレド何ノ癸未カ未ダ明ナラズ、内题「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トナリ、又两京十三省图考トシテ十三省ノ概说ヲ附ス、コノ名ハ东涯包纸ニシルス所、又「宝永庚寅（七年）伊藤长胤藏」トモアリ、地图里ニ东涯又シルシ「宝永二年乙酉八月日柳久冨赠寄」。[1]
此图应与UBC所藏为同一版本，而UBC所藏无柳久冨、伊藤东涯之题记，则说明此两者乃不同的印本。宝永二年是公元1705年，这也就是说在1705年此图已在日本流传，且由柳久冨赠给了日本著名儒学家、古义学派的伊藤东涯（名长胤，1670-1736）。
图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
图书馆藏《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
（一）图序
此图上半部分中间为图题，两侧为图序。序可分为两部分，右侧为总说，介绍明之疆里、州府县卫司之数量等基本讯息；左侧主要说明图中各种符号之意义及绘制此图之依据，类似于今日之「图例」与「说明」。两侧文字均二十八行，行十二字。现录其全文于下，以供后文分析：
尝谓为学而不识乎今，无以尽经理之妙；居今而不博乎古，无以得事变之宜。前代方舆，固无论已，试以我朝之盛言之。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莫不来庭。其疆理之制，则以京畿、府、州、县直隶六部，天下府州县分为十三布政司以统之，都司卫所又错置于其间，以为防御。猗与密哉！总之，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东方九夷，西方六戎，南方八蛮，北方五狄，皆具载于图。至于人物，或施政事，有益于生民；或征诸节义，有神于风化；或发明理学，有补于六经者，则注于其某府州县之侧。然钱粮户口尤为政之不可缓者，则于各直各省之区逐一以开之。庶有吉四方者，不出户庭，而天下古今了然在目。九州一统之盛，超越千古，开泰万世者，于斯有征云。
阅此图者，当先定两京十三省疆域，次审《禹贡》九州及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建国都会形胜，又次及古今人物出处事迹、各府州县名山大川异产。至于黄河、江、汉、淮、泗，名为天堑，必穷源极流。而会通、卫水二河，又国家转漕要渠，不敢不备。其余河道湖荡不系切务者，槩不录焉。又须识，京省城郭，俱以大围重方，之外其余各属府分俱重围方图；直隶州小重围方图，属府州单方图；县小员图。在省都司不录，而在外行都司，俱重围方图。在府州卫不录，而在外卫分俱系斜角。其小斜角有所字者，为守集所。宣慰司、宣抚司、军民府，重围长方图，安抚司重围短方图，长官司单围长方图。大黑路者，为各直各省之大界；小黑路者，为各直各省所属府分置小界。各直各省之大四至及各直各省所属府分之小四至，又倂各府所属州县在各府之东、西、南、北，与东北、西北、东南、西南者，其道里远近，皆本于《一统志》书，考评详悉，览者其目得之。
（二）编绘依据
图序中说图中讯息皆本于《大明一统志》（下文简称《一统志》），今以图中各地所录之所谓「古今人物事迹」与《一统志》相关记载相对比，会发现图中文字大多为《一统志》之调整与简化。如图中「朝鲜」条，曰：
地在辽东东海，1 三面滨海，比邻女直。2 原箕子所封之国，汉以后始自为声教，建号高丽。3 汉初燕人卫满据其地，汉武帝定朝鲜为四郡。4 唐征高丽，置安东都护府。5 五代时王建辟地益广，倂新罗、百济为其地。6 置八道，分统府州县。7 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8 俗柔谨，善读书。9 洪武二年，其国□□贺即位，赐金印、诰命，封高丽国王。10 其后，侍郎李成桂代位，11 请改国号□□朝鲜。○12 至今朝贡不废。[2]
《一统志》卷八十九曰：
朝鲜国1 东、西、南濒海，比邻女直，西北至鸭绿江。7 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自国城至京师三千五百里，至南京四千里。
沿革：2 周为箕子所封之国，秦属辽东外徼，3 汉初燕人卫满据其地，武帝定朝鲜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昭帝并为乐浪、玄菟二郡，汉末为公孙庆（度）所据，传至孙渊，魏灭之，晋永嘉末陷入高丽。高丽本扶余别种，其王高琏居平壤城，即乐浪郡地。4 唐征高丽，拔平壤，置安东都护府，其国东徙，在鸭绿水东南千余里。5 五代唐时，王建代高氏，辟地益广，并古新罗、百济而为一，迁都松岳，以平壤为西京。其后子孙遣使朝贡于宋，亦朝贡辽、金，历四百余年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内属，置东宁路总管府，划慈悲岭为界。9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颛表贺即位，赐以金印、诰命，封高丽国王。二十五年，其主瑶昏迷，众推门下10 侍郎李成桂主国事，诏从其自为声教。成桂更名旦，徙居汉城，11 遣使请改国号，诏更号朝鲜。旦老，请以子方（芳）远袭，永乐元年，赐方（芳）远金印、诰命、冕服。十七年，方（芳）远老，请以子祹袭。景泰元年，祹卒，命其子珦袭。珦卒，命其子弘暐袭。弘暐幼弱，其叔瑈以让位请，七年，封瑈为王。○12 自旦以来，时岁贡献不绝。6其国置八道，分通府州郡县。
风俗：8 柔谨为风。……俗知文字，喜读书。[3]
由这个例子可以看到，《九州分野舆图》中十二条讯息皆来自于《一统志》，且对《一统志》的记载进行了高度的压缩，仅得其要点而已。全图之注记，也都与此类似。
但是，此图中的记载也有与《一统志》不相符合之处。首先，《一统志》中记载州数为149，而此图图序中说有州146；其府、县之数亦不相合。其次，《一统志》中无两京十三省各省的户籍、人口总数，而此图下部《两京十三省图考》详载各省户、口、米麦、丝、绢、棉花、马草、领盐等数量。其各省户、口总数与《明史》的记载亦不相合。《明史》中所载乃洪武二十六年（1393）、弘治四年（1491）、万历六年（1578）之数。[4]若是能够确定此图的编刻时间，则图中记载的户、口、米麦、棉花、领盐等讯息，对于明代经济史的研究会有一定的帮助。
不仅如此，《两京十三省图考》中亦记载了各省王府之数量与所在地域。如「河南」载王府九，并曰：「潞府原封潞安，今徙封彰德。」按《明史》潞简王（1568-1614）本传曰：「潞简王翊镠，穆宗第四子。隆庆二年生，生四岁而封。万历十七年之藩卫辉。」[5]言及朱翊镠在隆庆四年（1570）封为潞王，其原封当在潞安。万历十七年（1589）潞简王就藩卫辉府，未言徙封彰德之事。从万历十七年直至明亡，潞王府一直在卫辉，不曾迁徙。则图中所载，或许为万历初年（潞简王未就藩之前）之时事而未载入史册者。以此来看，此图对于研究明代藩王亦有一定价值。今将此图《两京十三省图考》全文详录于后，希望能对相关学者有所帮助。
（三）编刻时间
此图左下角牌记曰：「癸未仲秋日南京季名台选录梓行。」季名台，生平不详。所云「癸未」亦不知为何年。然而图中隆庆州旁注曰：「穆宗延庆。」隆庆改名延庆在穆宗（1537-1572，1566-1572在位）隆庆元年（1567）；[6]又图中河南钧州已改名禹州，此次更名在万历三年（1575）。[7]则此图之编刻当晚于1575年。
另外，云南行省罗平州于万历十五年（1587）更名为罗雄，[8]而此图中仍作「罗雄」；四川行省播州宣慰司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更名为遵义军民府，[9]而此图中仍作「播州宣慰司」；山西汾州已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五月升为府，[10]而此图中仍为属州。又《两京十三省图考》中「湖广」条列王府九：「楚府武昌治东、辽府荆州城内、岷府武岗治东、襄府襄阳东南、荆府蕲州治西、辉府均州城内、吉府长沙城内、华阳府澧城西、兴府德安城内。」而万历二十九年（1601）所立惠王（朱常润，1594-1647）、桂王（朱常瀛，1597-1645 ）均阙。[11]且崇祯年间（1628-1644）设置的府州县皆未出现于此图中。则此图之编刻当晚于万历十五年，早于万历二十三年五月。
依此当可以断定，此图编刻之「癸未」当为万历十一年（1583），[12]亦即利玛窦（Mattoe Ricci, 1552-1610）从广东肇庆登上中国大陆的那一年。[13]
二、该图在明清版刻地图史上的位置
与《九州分野舆图》所绘疆域相当、面貌相似、时代接近的还有以下几幅地图：编刻于嘉靖年间（1522-1566）的《古今形胜之图》，[14]刻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的《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以下简称《乾坤万国全图》），[15]刻于1645年的《天下九边分野人迹路程全图》（以下简称《天下九边分野》），[16]刻于康熙年间（1661-1722）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以下简称《大明九边万国》）。[17]那么，这些地图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一）《九州分野舆图》与《古今形胜之图》没有直接的材料继承关系
关于《九州分野舆图》与《古今形胜之图》之间的关系，目前学者尚未从两幅地图的图记、使用的符号、绘制风格、山川河流走向等方面对它们进行比较全面而严格的比对，而是仅仅根据两图的大概轮廓和图记内容的大致讯息来判定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比如，任金成说《乾坤万国全图》「在图形轮廓和文字说明的方法和内容上都直接继承了《古今形胜之图》的特色」，并说《天下九边分野》的「文字说明仍采用《古今形胜之图》的方法」。[18]孙果清也是根据地图面貌的相似，断定《乾坤万国全图》是「继承了喻时《古今形胜之图》的历史地理图、形胜地图的特点」。[19]这样的说法都是值得商榷的。
《九州分野舆图》与《古今形胜之图》都是根据《大明一统志》编绘而成，但是，以图中注记来论，两者是分别缩减《一统志》的文字而成，他们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举图中关于朝鲜国的注记为例，《一统志》与《九州分野舆图》的情况前文已经论过。《古今形胜之图》中记载：
朝鲜：2 箕子封国，3 汉初卫满据之，汉武分为四郡。4 唐征高丽，置安东都护。5 五代时，王建并新罗、百济。6 分八道统府州。7 东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1 北邻女直。8俗柔谨，尚诗书。[20]
不仅比《九州分野舆图》中十二条讯息要少几条，且其文字更为简略，因此，《九州分野舆图》中的文字讯息，绝不可能来自《古今形胜之图》。又，《九州分野舆图》载明代府州县卫所数目，曰：
为府一百四十有六，军民府十一，州二百三十九，县一千一百四十九，卫四百九十三，仪卫司二十九，所二千九百一十，宣慰司[十]一，宣抚司十一，安抚司十九，招讨司一，长官司一百七十九，巡检司一千三百二十五，东方九夷，西方六戎，南方八蛮，北方五狄，皆具载于图。
而《古今形胜之图》曰：
府壹佰伍拾伍，州贰佰叁拾捌，县壹仟壹佰贰拾玖，卫肆佰玖拾叁，所贰仟捌佰伍拾肆，宣慰司壹拾贰，宣抚司壹拾壹，招讨安抚司壹拾玖，长官司壹佰柒拾柒处。[21]
两者数字不能相合，它们反映的应该都是实时的讯息，故而可以推论此两图是各自编绘的──从后文即可看出，翻刻地图，自有其规律。
另外，《九州分野舆图》还有一套比较严密的符号系统（见图2），其图序中对其进行了解释：
京省城郭，俱以大围重方，之外其余各属府分俱重围方图；直隶州小重围方图，属府州单方图；县小员图。在省都司不录，而在外行都司，俱重围方图。在府州卫不录，而在外卫分俱系斜角。其小斜角有所字者，为守集所。宣慰司、宣抚司、军民府，重围长方图，安抚司重围短方图，长官司单围长方图。
宣抚司、军民府，重围长方图，安抚司重围短方图，长官司单围长方图。
即京城、省城，都是用大号的双边正方形表示，其余各属府都用一般的双边正方形表示；直隶州用小号的双边正方形表示，属府州用单边正方形；县用小圆圈表示。行都司也用一般的双边正方形，府州以外的卫用菱形表示。菱形里面有「所」字的为守集所。宣慰司、宣抚司、军民所都用双边直立长方形表示，安抚司用双边横卧的长方形表示，长官司用单边直立长方形表示。
图2 《九州分野舆图》局部
在《九州分野舆图》之前，绢本《杨子器跋舆地图》（以下简称《舆地图》）和刻本罗洪先《广舆图》也有比较完善的符号系统，但是此三者的符号系统都有很大的不同。[22]《广舆图》中府用正方形，州用菱形，县用圆形，又有各种符号表示屯、堡、城、隘等等，与《舆地图》、《九州分野舆图》都有很大的差别。[23]
《舆地图》左下方有其符号的说明：
京师八其角，以控八方也；蕃司为圆，府差小焉，治统诸小，非一方拘也；州为方，县则差小，大小各一方也；附都司卫所加城形者，示有捍御，不附书总具圆空不得已也；守御所特设有斜其方，以武非治世之，正御与都司以次而大因其势也；夷邦三其角偏方也，不多及者纪其所刻知者耳；宣慰司以下无别者，王化所略也。[24]
北京用八角形符号表示，蕃司为圆，府为小圆，州为方，县为小方，卫所用菱形，夷邦用倒三角，其方、圆、菱形内加绘城形符号者，表示该地有驻军。郑锡煌据此称此图「行政区名已有系统的分级」，并称「明代，地图要素的表示方法，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图式符号已经完全系统化、符号化」，同时认为图左下方的符号说明是「图例的雏形」。[25]《九州分野舆图》的符号系统或许参考了杨图、罗图，然而其符号、「图例」本身却是独创的。
而《古今形胜之图》中仅京城、省城用单边正方形表示，可谓没有符号系统。因此，《九州分野舆图》与《古今形胜之图》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与其说它继承了《古今形胜之图》的特点，不如说它其实是继承了宋石刻《华夷图》、版刻《古今华夷区域总要图》这一系被美国学者司马富（Richard J. Smith）称为「以文化资讯为中心」（based primarily onculturaldata）的中国古地图的特点。[26]
（二）《九州分野舆图》是其后多种版刻地图的蓝本
《九州分野舆图》与《古今形胜之图》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但《乾坤万国全图》、《天下九边分野》和《大明九边万国》等图确实直接继承了《九州分野舆图》的内容与特点。甚至可以说，其明朝部分，它们基本是《九州分野舆图》的翻刻。除了地图的大致面貌相近，江、河的走向大致重合外，其原因还有以下几点：
首先，后三图都完全使用了《九州分野舆图》的符号系统。这套符号最早见于《九州分野舆图》，而且此图的图序对符号的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应该可以肯定，它们为此图首创。因此，后面使用这套符号的舆图，也应该是直接照搬此图的做法，或者是照搬了此图翻刻本的做法，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舆图的系统。
其次，《古今形胜之图》是没有《两京十三省图考》的，《九州分野舆图》首次在地图下部加入《两京十三省图考》，并在序中说：
至于人物，或施政事，有益于生民；或征诸节义，有神于风化；或发明理学，有补于六经者，则注于其某府州县之侧。然钱粮户口尤为政之不可缓者，则于各直各省之区逐一以开之。
人物事迹注在对应的府州县旁边，而一省之钱粮户口「于各直各省之区逐一以开之」，所述应该就是图下的各省分野、区划、藩府以及户、口、米、麦、丝、绢、钱、盐的数额。《乾坤万国全图》、《天下九边分野》和《大明九边万国》都在图下附上了《两京十三省图考》的内容，且其文字都直接来自于《九州分野舆图》。
以《大明九边万国》为例，其「四川」条的文字与《九州分野舆图》同处的文字基本一致（见图3、图4），但是与《九州分野舆图》相比，《大明九边万国》图有明显的误字。如《九州分野舆图》中「松藩、□溪诸处入参度」一句，据图，其漫漶之字或当作「叠」；《大明九边万国》作「松藩诸营溪诸处参度」，衍一「诸」字，脱「入」字，讹「叠」为「营」，遂使文意不明。又《九州分野舆图》中「直隶州六：潼、泸、嘉、眉、邛、雅」一句，《大明九边万国》作「直隶州六：潼、嘉、眉、邛、雅」 ，阙泸州，因而不足六州之数字。
图3 《九州分野舆图》下部
〈两京十三省图考〉中「四川」部分
图4 《大明九边万国》图下
〈两京十三省图考〉中「四川」部分
又如《九州分野舆图》「河南」条载：「归、惟入房心度。」原图「归」字漫漶难识，「惟」实乃「睢」之讹字。此处原当作「归睢」二字，《明史•天文志》：「河南……归德、睢二州……皆房、心分。」[27]《九州分野舆图》中「归」字多作「火」旁，《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遂误作「」字；而「睢」字，后二图并沿《九州分野舆图》之误作「惟」字。以文本而论，《天下九边分野》与《大明九边万国》对《九州分野舆图》的继承关系十分明显。
不仅如此，《天下九边分野》、《大明九边万国》等图还遵循《九州分野舆图》旧例，列出了明代的王府。《大明九边万国》是清康熙时候的刻本，因此在「陕西」、「河南」等处曰「明朝王府」云云，在「山东」、「山西」等处曰「前朝王府」云云，而在「四川」、「江西」等处则直接曰「王府」云云，体例并不划一，但是其文字来于《九州分野舆图》这一系统，却是确定无疑的。特别是在「山东」条，《九州分野舆图》列出王府四：「鲁府，兖州城内；德府，济南城内；衡府，青州城内；泾府」，显然「泾府」后有阙文，而《大明九边万国》、《天下九边分野》同处亦如此，说明此三幅图的文字的确有渊源。《大明九边万国》刻于康熙二年（1663），但是此处提供的全然是万历初年的资讯，可见这一部分的资讯，从《九州分野舆图》之后，似乎再也没有更新过。
不仅是《两京十三省图考》，《大明九边万国》图中的注记也是直接照搬《九州分野舆图》的，而且《大明九边万国》中误字也较多。再以「朝鲜」为例（如图5、图6），《九州分野舆图》中「比邻女直」在《大明九边万国》图中作「此邻女直」，「此」是涉形似而误。
又如《九州分野舆图》中「洪武二年，其国□□贺即位」，中间两字漫漶不可识，而《大明九边万国》图中作「明朝洪成二年，其国长蜀即位」，文意亦不明了。按《一统志•朝鲜国》：「本朝洪武二年，其主王颛表贺即位，赐以金印、诰命，封高丽国王。」[28]意即明洪武二年（1369），朝鲜国王王颛（1330-1374）向明朝上表，祝贺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1368-1398在位）即位。则《九州分野舆图》中所缺之字或为「主表」，「其国主表贺即位」正是「其国主王颛表贺即位」的减缩版。《大明九边万国》图误「贺」为「蜀」，误「洪武」为「洪成」，文意变成了：在明朝「洪成」二年，朝鲜国长「蜀」即位。而事实上，明朝并无「洪成」这一年号，高丽也没有「蜀」这一国主。
图5 《九州分野舆图》中「朝鲜」的注记
图6 《大明九边万国》图中「朝鲜」的注记
又如《九州分野舆图》中「其后，侍郎李成桂代位，请改国号为朝鲜」之记载，在《大明九边万国》图中作「其后，侍即李成住代位，请叚国号为朝鲜」，「侍郎」误为「侍即」，「李成桂」误为「李成住」，遂使得文意几不可晓。
此类错误在《大明九边万国》中俯拾即是。可见，《大明九边万国》图中的文字翻刻于《九州分野舆图》或其翻刻本，并且在翻刻的时候，或许由于底本的文字漫漶难识，或许由于出版商粗心大意，故而产生了许多讹误。
《乾坤万国全图》、《天下九边分野》、《大明九边万国》明朝部分的图文基本都是来自于《九州分野舆图》。从内容上看，《九州分野舆图》在明代版刻「世界地图」的发展演变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29]
《乾坤万国全图》上有加拿大、亚泥俺、亚墨利加、亚马瓒、伯希尔、孛露等国名，据其序言，应该来自于欧洲传教士的地图。[30]但是此图还是与《九州分野舆图》一样，明朝占据绝大多数幅面，外国仅为小岛环绕于明朝周围。《天下九边分野》虽学传教士的地图，有了地「球」的样子，甚至还画了经纬网，但是其图百分之八十以上还是明朝疆域，因此经纬线也是极不准确的。《天下九边分野》与《大明九边万国》两图都画出了欧洲、非洲等地，观其轮廓，与《大明混一图》非常接近，其间或许有些渊源。[31]
（三）「石刻地图」与「版刻地图」
中国古代大幅地图刻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北宋中期特别是南宋以后，雕版印刷已经相当普及和发达，可是在宋代，利用图碑制作地图似乎要比雕版印刷更普遍。现在可见的碑刻地图，除了阜昌石刻《禹迹图》和《华夷图》之外，[32]还有江苏镇江博物馆藏刻于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的《禹迹图》等等，[33]相信当时重要的州府县学都立有此类碑刻，以供教学与传拓之用；[34]然而到了今天，宋代的大幅版刻地图却难觅踪迹。关于这个现象，日本学者增田忠雄以为是由于印刷技术尚不够发达；[35]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碑刻地图较之于版刻，自有其便利之处：首先，碑刻可以随时自行拓印，这是「雕版印刷所无法比拟的优势」；[36]其次，碑刻地图精度更高，而「雕版印刷这种图幅阔大的地图，通常很难找到合适的版材。若是用几块木板拼凑，则会留下明显的缝隙，影响图面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即使找到合适的巨幅版木……宽展的书版遇到水墨更容易变形开裂，有效使用寿命较短」。[37]
应该说，试把考察的时间段拉长，就会发现石刻地图在元代以后就慢慢变少，而版刻地图开始日趋增多，并在明嘉靖、万历时期到达一种比较繁盛的程度，且多数的大幅版刻地图都是用几块版木拼凑的形式制作的，谈不上精确，一些地图还充斥着文字注记──当时的教学地图能够帮助学生大概了解山水的走向、政区的位置即可，原不必过分追求精确。因此，技术层面的因素，似乎不能完全解释碑刻与版刻兴衰的原因，而政治、社会、文化的因素在其中应该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一方面，宋代虽然雕版印刷开始普及，但是，出于各种原因，政府对书籍印刷是有比较严格的禁令的。欧阳修（1007-1072）即有〈论雕印文字札子〉之文，建议朝廷禁止民间私刻有关时政之文，特别是有关「北虏」的文字。[38]苏辙（1039-1112）亦曾言及「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39]建议对雕版，特别是民间私印进行一定的禁止。欧阳修和苏辙虽都提议禁止民间私印时政、边事，但是后来朝廷禁令越界，将禁止的范围扩大。元佑五年（1090）礼部禁令「其他书籍欲雕印者，选官评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而且「候印讫，送秘书省」[40]。在这样的禁令下，各地坊刻、私刻定然有所顾虑，版刻图书的积极性受到限制。而且地图本来就属于有关国家机密的资讯类图书，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十日，北宋政府对交趾贡使乞市书籍的响应中，即明确限制其购买「地理」类书籍。[41]因此，民间私自刊刻、传播地图，或多或少会受到政府的限制。
相对来讲，碑刻地图却有两个「优点」：其一，从传播来讲，刻碑传拓可能没有版刻印刷传播那么方便。版刻的书籍──特别是坊刻书籍──只要花钱就能买到，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要小一些。而碑刻一般是政府所为，因版权的原因不会让人拓印售卖，因此需要者必须亲自去拓印，最起码也要倩人代拓，恐怕不是特别方便，因此，其传播也会受到限制。要是说碑刻地图比版刻地图有绝对优势的话，后代碑刻地图的渐少、版刻地图的增多就很难解释。其二，碑刻地图多官方所为，就像石经一样，有绝对的权威，其广布与科举考试和各地州府县官学的兴起密不可分。[42]
另一方面，增田忠雄从印刷术发展史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换个角度来描述可能更接近事实：宋代坊刻地图尚不够普及。
从一般古籍的刊刻出版来看，日本学者大木康提出，晚明嘉靖、万历时期，书籍出版较之前代有一个剧增的现象，[43]而其中坊刻尤其繁盛。[44]地图的出版，也是这一繁盛的一部分。
其实，坊刻地图的普及，自南宋末年即可见端倪。《古杭杂记》载：「驿路有白塔桥，印卖《朝京里程图》，士大夫往临安，必买已批阅。」[45]在交通要道印卖地图，当然是商业行为，其《朝京里程图》当为坊刻无疑。此图类似于今日的交通导游图，想必买来批阅的不止于所谓的「士大夫」。
而流传至今的几幅明代的世界地图，都具备一项坊刻最明显的特点：核心内容保持不变，然而为了吸引目光，标新立异，其周边内容呈迭加的趋势。《九州分野舆图》的大部分，亦即占整幅图约百分之八十的中国地图部分，与《古今形胜之图》非常相似，但是它在名称上增加了「九州分野」、「人物事迹」的概念；在内容上增加了明两京十三省的分野、行政区划、户口钱粮等讯息。它是一幅明显在商业利益驱动下产生的「世界地图」。
《乾坤万国全图》基本是《九州分野舆图》的翻刻，不过在地图最下边又加上了一栏各省府州县之间的路程资讯。然而此图受来华传教士地图的影响，有了一些欧洲国家的名称，标榜「万国全图」，「世界」的意识似乎更加明显，对远方他国似乎有更多的认识。但这种「开眼看世界」的行为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影响，其商业意义盖过了启蒙的意义。《天下九边分野》又是《乾坤万国全图》的翻刻，地图两侧增加了「外国」和明「九边」的资讯，并且此图还学习当时西洋人的地图，绘制了经纬线。但是很明显绘制者并不懂西洋地理学，其经纬线根本毫无准确可言，它们对于读图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反而成了图中的赘疣。不过对于出版商来说，这却是重要的噱头。这种现象背后的社会思想、意识值得深思。[46]
明朝的坊刻世界地图在清前期还有很大的影响，如康熙年间刻的《大明九边万国人迹路程全图》、《（天下）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等等，都是上述几种明代地图，或其他同类地图的翻刻本。
这些地图被一再翻刻，且出版商对其内容与名称不断「踵事增华」，足见其流传之普遍，市场之广大。
三、小结
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图书馆所藏《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刊刻于明万历十一年，此图主要的主要部分绘制了明朝的山川河流和详细的行政区划，并充分利用图中空白，标注了著名人物及其事迹。图中外国部分比较简略，所绘国家皆为小岛且环绕于明朝周围。外国也有文字注记，简介其位置与历史沿革。此图下方《两京十三省图考》详列明北京、南京及各省位置分野、州府卫所数量、户口米麦盐铁总额等资讯。据其图序，此图讯息取自《大明一统志》，然图中讯息有溢出《一统志》者，对于研究明代万历时期的地理、经济、政治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将此图与明代其他同类地图比较，会发现此图为现存较早以逐利为目的之坊刻「世界地图」，对其他明清坊刻世界地图都有深远的影响。通过对此图与前后时期同类地图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明代坊刻地图的繁盛与两宋石刻地图的普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地图的发展与演进具有很重大的意义。
最后还需注意，在古代，地理属于技术类的知识，一幅地图的制作通常会参考非常多的地图和其他地理文献。新的地图一般会在总体上沿袭旧有的知识，而在个别地方根据已经更新的地理讯息进行调整。而坊刻地图乘时射利，对于行政区域的变革往往来不及更正，对于以往的错误讯息也可能继续沿用，因此其精确度很值得怀疑，使用的时候必须特别小心。另外，因为地图「文本」的传承要比一般书籍复杂很多，不太可能是一对一的，因此，要了解一幅地图的知识来源以及不同地图之间的关系，必须从地图的图记、使用的符号、绘制风格、山川河流走向等方面对相关地图进行非常严格的比对，综合各种讯息，以期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若是简单地仅根据地图的形貌或是图中行政区域的变革来判断地图之间的关系，往往会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附表《九州分野舆图古今人物事迹》图下
之《两京十三省图考》[47]
注 释
[ 1] 《东涯书志略》，见天理图书馆编，《古义堂文库目录》（东京：八木书店，2005），页110-111。按：本文中外文汉译皆笔者所为，故亦录原文于译文之下。
[2] 本文中之序号与下划线皆笔者所加，下同。
[3] 〔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卷89，〈外夷〉，页1a-2a。按：《大明一统志》又有万历十六年归仁斋刻本，其中与本地图相关之内容皆与天顺本同，故本文仅引用天顺本。
[4] 〔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点校，《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40至46，〈地理〉，页881-1222。
[5] 《明史》，卷120，〈诸王五〉，页3648。
[6] 《明史》，卷40，〈地理一〉，页901。
[7] 《明史》，卷42，〈地理三〉，页981。
[8] 《明史》，卷46，〈地理七〉，页1174。
[9] 《明史》，卷43，〈地理四〉，页1034。
[10] 《明史》，卷41，〈地理二〉，页965。
[11] 《明史》，卷21，〈神宗本纪二〉，页282；卷120，〈诸王五〉，页3653。
[12] 按：有人提出以图中《两京十三省图考》中所附人口讯息来断定此图的编绘时间，这样做比较不妥。明代人口呈波动趋势，据何炳棣估计，明初人口约为1.5亿，而万历二十八年亦约为1.5亿，没有一个线性的单增或单减趋势，纯粹的人口数据没办法找到自己的位置，因此不可用。见何炳棣着，葛剑雄译，《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一般来讲，一种古籍若载有人口钱粮数据，而这些数据又不能和其他材料对得上的情况下，单纯的数据不能作为判断古籍年代的依据；而须反过来，先确定古籍的年代，再依此用这些数据估算当时的人口钱粮的数量。
[13] 利瑪竇的生平，見艾儒略（Giulio Aleni），《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Louis Pfister, 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e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1552-1778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1932), 22-42; R. Po-chia Hsia, A Jesuit in the Forbidden City: Matteo Ricci 1552-1610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4] 《古今形勝之圖》的相關資訊又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1997），第139圖、任金成，〈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文獻》，1983：3，頁213-221及封二附圖）、徐曉望〈林希元、喻時及金沙書院《古今形勝之圖》的刊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3，頁75-80）等。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圖的複製本。
[15]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頁146-148。《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的相關資訊又見任金成，〈國外珍藏的一些中國明代地圖〉（《文獻》，1987：3，頁123-134）、孫果清，〈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地圖──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地圖》，2007：6，頁106-107）等。Benjamin A. Elman. On Their Own Terms: Science in China, 1550-19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8-129。
[16] 《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相關資訊又見陳健，〈《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圖說〉，《地圖》，1994：3，頁56。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此圖複製本，本文對此圖特點的描述及對圖中文本之引用皆來自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其圖又見國圖網站：http://www.nlc.gov.cn/nmcb/gcjpdz/yt/dydy/201409/t20140903_89389.htm. 擷取日期：2016. 11. 27。
[17] 本文《大明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圖版及相關資訊來源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網站：http://www.wul.waseda.ac.jp/kotenseki/html/i13/i13_00587/index.html. 擷取日期：2016. 11. 27。
[18] 任金成，〈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注12、13，頁221。
[19] 孫果清，〈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地圖──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頁107。相關論述又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頁11。
[20] 《明代輿圖綜錄》中所收《圖書編》所附地圖中收有《古今形勝之圖》（見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北京：星球地圖出版社，2007，頁150-153），應為《古今形勝之圖》之翻刻本，其圖較為清晰，因此此處引文來自《圖書編》中之《古今形勝之圖》。
[21] 轉引自任金成，〈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215。
[22] 鄭錫煌，〈楊子器跋輿地圖及其圖式符號〉，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頁61-64。鄭氏定《楊子器跋輿地圖》繪於正德七至八年（1512-1513）；《明代輿圖綜錄》載《廣輿圖》刻於嘉靖三十四年（1555），見王自強編，《明代輿圖綜錄》，頁6。楊圖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圖12-14。
[23] 鄭錫煌言中國地圖學史上最早設置圖例並比較系統地使用幾何圖形符號，當始於朱思本《輿地圖》，即認為朱圖原就有比較完善的符號系統，羅洪先《廣輿圖》只是繼承了朱圖，並無發明。見氏著，〈《楊子器跋輿地圖及其圖式符號》〉，頁63。
[24] 轉引自鄭錫煌，〈楊子器跋輿地圖及其圖式符號〉，頁62。標點符號略有改動。
[25] 鄭錫煌，〈楊子器跋輿地圖及其圖式符號〉，頁62-63。
[26] 司馬富認為中國古地圖有兩個傳統，一個就是《華夷圖》這種有注記的文化、教學地圖，另一個是宋石刻《禹跡圖》這類「基於相對精確的科學觀測」（based on relatively precise mathematical measurements）的地圖，見Richard J. Smith, “Mapping China’s World: Culture Cartograph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in his Mapping China and Mapping the World: Culture, Cartography and Cosmology in Late Imperial Times (Milton Park, Oxfordshire, England: Routledge Press, 2012), 62。任金成等人亦指出中國古代有「不同類型」的地圖，見任金成，〈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頁219。
[27] 《明史》，卷25，〈天文一〉，頁370。
[28] 《大明一統志》，卷89，〈外夷〉，頁1b。
[29] 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善本特藏部（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RBSC）還藏有一幅和刻《歷代分埜之圖古今人物事跡》（Rekidai bun'ya no zu kokon jinbutsu jiseki），其圖下部為「南北兩京十三省圖考」，末題「康熙己未端陽月北京呂君翰選／大日本寬延庚午（寬延三年，1750）冬十月」，最末為日本校、刻者之銜名。其圖最上部為篆書圖題，圖題之下為圖序。中間為帶有注記的地圖，其輪廓與《九州分野輿圖》類似，或為此系統地圖在日本的翻刻本。由此亦可見此系坊刻地圖之影響。其圖及相關資訊見 UBC Library Digital Collections: https://open.library.ubc.ca/collections/tokugawa/items/1.0213197#p0z-6r0f. 擷取日期：2016. 11. 27。
[30] 參見任金成，〈國外珍藏的一些中國明代地圖〉，頁127-129。
[31] 《大明混一圖》的相關資訊又見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圖1-5。汪前進、胡啟松、劉若芳等，〈絹本彩繪大明混一圖研究〉，收於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明代）》，頁51-55。
[32] 《禹跡圖》和《華夷圖》的相關資訊見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迹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28（2010），頁1-44。
[33] 曹婉如等編，《中國古代地圖集（戰國～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圖57《禹跡圖圖石》、圖58《禹跡圖拓片》、圖59《禹跡圖墨線圖》，以及其他宋代石刻地圖。
[34] 如鎮江《禹跡圖》背面所提到的「長安本」等，見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迹圖》與《華夷圖》〉，頁1-44；〈石刻拓印地圖在宋代的興起與傳播〉，收於關西大學文化交涉學教育研究中心、出版博物館編，《印刷出版與知識環流：十六世紀以後的東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頁83-108。
[35] 增田忠雄，〈宋代の地圖と民族運動〉，《史林》，27：1（1942），頁79。
[36] 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迹圖》與《華夷圖》〉，頁37。
[37] 辛德勇，〈石刻拓印地圖在宋代的興起與傳播〉，頁86。
[38] 〔宋〕歐陽修著，李逸安點校，《歐陽修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08，〈奏議〉卷12，頁1637。
[39] 〔宋〕蘇轍著，陳宏天、高秀芳點校，《欒城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42，〈北使還論北邊事劄子五道〉，頁747。
[40] ［清］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據民國二十五年前北平圖書館影印本複製重印），冊165，〈刑法二〉，頁6514。相關事宜又見葛兆光，《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41-65。
[41] 《宋會要輯稿》，冊197，〈番夷四〉，頁7734。
[42] 參見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東京：博文社，1969），頁129-132。又見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迹圖》與《華夷圖》〉，頁1-44。
[43] 參見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1-66。
[44] 大木康著，周保雄譯，《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頁29。
[45] ［宋］吳自牧，《古杭雜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頁1。
[46] 利瑪竇等歐洲傳教士入華，傳播地理、科技等知識，對徐光啟等一批士大夫產生了不小的震動，但是其影響應該比較局限，大部分的士大夫和整個社會似乎並未接受多少它們的新知識。明末魏浚說利瑪竇的世界地圖「滉洋窅渺，直欺人以其目之所不能見，足之所不能至無可按驗也」；《明史•外國傳》言利瑪竇《萬國全圖》五大洲之說「荒渺莫考，然其國人充斥中土，則其地固有之，不可誣也」，對利氏之說仍是將信將疑的態度；乾隆間《四庫總目》評歐洲地理譯著《職方外紀》之五大洲說「所述多奇異不可究詰，似不免多所誇飾。然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錄而存之，亦足以廣異聞也」，情況類似。這些都代表了清前期官方的態度。參見［明］魏浚，〈利說荒唐惑世〉，見［明］夏瑰琦編，《聖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學院，1996，據明崇禎十二年刻本之手抄本為底本，日本安政乙卯翻刻本為校本），卷3，頁183。《明史》，卷326，〈意大裡亞〉，頁8459。臺灣商務印書館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總目》，（臺北：商務印書館，1986），卷71，〈史部二十七•地理類四〉，頁538。
[47] 以《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對校，詳列異文，儘量不改原文。原文中又有用異體、俗體者，或因音近而借用他字者，如雲南之「孟璉」或作「孟連」，或作「猛璉」；「隴川」或作「隆川」者，亦不改字，儘量保持其原貌。
[48] 此處漫漶難識，《天下九邊分野》作「為定州、大名入室」。按《明史•天文志》定州蜀昂之分野（《明史》，卷25，〈天文一〉，頁368），似作「定州」有誤。《大明九邊分野》作「為定州、入名入室」。
[49]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二」。
[50]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二」。
[51] 「滌」疑為「滁」之訛。《明史•天文志》鳳陽府之滁州入斗分，無「滌州」。《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亦皆作「滌」。見《明史》，卷25，〈天文一〉，頁367。
[52] 《大明九邊萬國》作「推豊」，《天下九邊分野》作「惟豐沛」。
[53]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所一百六十」。
[54]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二」。
[55] 此處疑有闕文，《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闕。
[56] 此處疑有闕文，《明史•天文志》遼東都指揮司屬尾箕分。《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闕，並以「府六」與「遼東」接寫。見《明史》，卷25，〈天文一〉，頁370。
[57] 此處疑有闕字，《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闕。
[58]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二百八十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九石」。
[59] 「岢」字較為模糊，《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奇」字，當涉形似而誤。
[60] 《天下九邊分野》作「瀋府潞安治東，吉府吉州城內」。
[61] 原圖「歸」字漫漶難識，「睢」作「惟」。按：此處當作「歸睢」二字，《明史》卷二十五《天文一》「河南……歸德、睢二州……皆房、心分」。見《明史》，頁370《九州分野輿圖》中「歸」字多作「火」旁，《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遂誤作「」字；「睢」字，後二者並沿《九州分野輿圖》之誤作「惟」字。
[62]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六」。
[63]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十六」。
[64]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八十七萬四千四百九十一包」。
[65]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戈陽府」。
[66] 此段文字錯訛較多，因此文意難明。其實所引乃宋王鴻之《米囷銘》，王鴻為贛州雩都人，故此段文字首句應為「贛州府雩都縣王鴻隱而作《米囷銘》」。《米囷銘》見《蓮堂詩話》，其文曰：「夫竊人之食而不任其事，又騷然而為害者，鼠也；暴人之物而不知有畏，又肆然而不足者，虎也。吾暴而不忍為虎，竊而不忍為鼠，寧守斯廪，以安吾處。」見［元〕祝誠輯，《蓮堂詩話》（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上，頁2-3
[67] 《大明九邊萬國》與《天下九邊分野》皆作「五百五十疋」。
[68] 《天下九边分野》作「松藩诸营溪诸处入参度」；《大明九边万国》作「松藩诸营溪诸处参度」。
[69] 《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皆作「户十六万四千一百二十九」。
[70] 《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皆作「一百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二石」。
[71] 《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皆作「和」；疑当作「田」字。
[72] 《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皆作「一」。
[73] 此处字迹漫漶，观其形体，似为「茶山」二字。《天下九边分野》作「芩」，《大明九边万国》作「今」，皆阙「山」字。
[74] 「折甸」当作「湾甸」。
[75] 《大明九边万国》与《天下九边分野》皆作「石」。
征引书目
一、传统文献
［宋］吴自牧，《古杭杂记》，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册3219-3221，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
〔宋〕欧阳修着，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北京：中华书局，2001。
〔宋〕苏辙着，陈宏天、高秀芳点校，《栾城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元〕祝诚辑，《莲堂诗话》，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据琳琅秘室丛书本排印。
〔明〕李贤等撰，《大明一统志》，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明天顺五年（1461）刻本。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据民国二十五年（1936）前北平图书馆影印本复制重印。
〔清〕张廷玉等撰，郑天挺点校，《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天理图书馆编，《古义堂文库目录》，收入《天理図书馆丛书》，辑21，东京：八木书店，2005。
夏瑰琦编，《圣朝破邪集》，香港：建道神学院，1996，据明崇祯十二年（1639）刻本之手抄本为底本，日本安政乙卯翻刻本为校本。
台湾商务印书馆编，《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总目》，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二、近人论著
大木康着，周保雄译，《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王自强编，《明代舆图综录》，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7。
艾儒略（Giulio Aleni），《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臺北：臺北利氏學社，2002。
任金成，〈西班牙藏明刻《古今形勝之圖》〉，《文獻》，3（1983），頁213-221。
任金成，〈國外珍藏的一些中國明代地圖〉，《文獻》，3（1987），頁123-134。
寺田剛，《宋代教育史概說》，東京：博文社，1969。
何炳棣著，葛劍雄譯，《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關問題1368-1953》，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李孝聰，《歐洲收藏部分中文古地圖敘錄》，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6。
辛德勇，〈說阜昌石刻《禹迹圖》與《華夷圖》〉，《燕京學報》，新28（2010），頁1-44。
徐曉望，〈林希元、喻時及金沙書院《古今形勝之圖》的刊刻〉，《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3（2014），頁75-80。
孫果清，〈以中國為主的世界地圖──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蹟〉，《地圖》，6（2007），頁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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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胤宗，陕西临潼人，亚洲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书籍史、明清思想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本文载见《明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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