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仓，小说家、诗人，陕西丹凤县人。曾参加《诗刊》社第28届青春诗会。著有“陈仓进城”系列小说集八本，长篇小说《后土寺》《止痛药》《浮生》，长篇散文《预言家》《动物忧伤》，小说集《地下三尺》《上海别录》《再见白素贞》，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诗集《诗上海》《艾的门》《醒神》等二十余部。曾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大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小说选刊》双年奖、第二届方志敏文学奖，多次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好小说，多篇作品入选中文教材和外国高考试卷。
主持中国文化大家“上海访谈”栏目，已经专访或者约访作家、戏剧家和艺术家200余位，执行主编出版“中国文化大家访谈录”丛书六卷。
陈仓给《文化艺术报》读者的题词
文化艺术报：当年，你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离开故乡的，是为了生存还是文学梦想？
陈仓：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秦岭山中，在“关门不锁寒溪水”的武关小镇那边任文化干事，后来遇到了伯乐，被调入了县城机关。我一个农民子弟，按说端了铁饭碗，吃了商品粮，当了国家干部，应该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那时候比较幸运，工作是国家分配的，房子也是分配的，所以没有任何压力，唯一需要考虑的就是理想。那时候还没有实行市场经济，所以大多数人的理想不是经商赚钱，而是从政或者写作。所以在县城，我们有一帮文人，整天吟诗作对，游山玩水。但是小城特别偏僻，特别落后，经常发不下来工资，所以很多年轻人对前途一片迷茫。有一年，商洛市搞了一次文学评奖，把一等奖评给了我，颁奖的那天晚上，有一位前辈说了一句话——小河里养不出大鱼。他说，要想当作家就得见世面，要像贾平凹那样去大地方闯闯。这句话像一道光，把我迷茫的人生犁开了一条缝隙。
过完春节，《延河》发了我一组诗，题目是《陕西女人》，我把刚刚收到的280块稿费，从邮局取出来当成路费，翻过了秦岭山。刚刚出来的时候自然是为了文学理想，但是很快就发现，首要问题是生存，生存的问题是吃饭。在小城，你可以混日子，但是在外边不行，你必须不停地工作，这样下一顿才有饭吃。后来，有一位作家老师劝我，吃饭是第一位的，你都活不下去，还写什么写？你日子都过不好，写那些破文字有什么用？但是，我的想法不同，我觉得只要饿不死，只要还有一口气，就无法阻止我写下去。再说了，多好的社会啊，善人又那么多，怎么可能让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诗人饿死呢？我就是抱着“饿不死”的这么一种态度，一步一步地坚持下来的。说实话，睡过大街，不敢吃肉，饿过很多肚子，受过太多的屈辱，但是每次写出一篇好文章，真的比吃大鱼大肉要高兴。这样走着走着，天就突然亮了，地就突然宽了。
我常常感慨，很多人，比如同学，比如同事，比我有才，比我起点高，但是在文学的道路上走着走着，他们就不见了，有的经商去了，有的从政去了。他们虽然也很成功，但是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当了多大官，赚了多少钱，而是自己有没有干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没有无限地接近自己的理想。从个人理想的角度来说，我对自己是比较满意的，没有为当初的选择而后悔。获得鲁迅文学奖后，受邀采风开会的机会多了，每次吃饭或者开会的时候，接待单位基本按照职位高低来排座次。我每次都会心平气和地坐在最下边，尽量朝着后边溜。因为，我现在唯一在乎的是写作，唯一看重的就是作品。所以今年年终总结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文字是我的命，其他一切皆为浮尘。
文化艺术报：贾平凹老师说“陈仓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人”。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
陈仓：“故乡”的“故”，我的理解就是“故去”。我的故乡在商洛市丹凤县塔尔坪，我家有三间大瓦房，房子里有一张床，我不仅是在那张床上出生的，而且我的母亲、哥哥、后妈、父亲，他们四个人先后在上边去世。也就是说，他们的灵魂是从那座房子里消逝的，是“出煞”和“回阳”的地方，这才是故乡的内涵所在。
现在是一个大迁徙的时代，农村人朝着县城迁徙，县城的人朝着大城市迁徙。即使是城里人，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动迁，比如为了工作，比如换了房子，都在不停地搬家。有时候想一想，农村人进城后，故乡衰败了，毕竟还有几间承载着生与死的房子一直在那里。像塔尔坪，我们家的房子已经空了，长年累月挂着一把大锁，但是故乡还在那里，只是回不去了而已。但是城市人就比较郁闷，他们的故乡可能是一条巷子，可能是一栋房子，但是随着城市不停地翻新建设，巷子和房子被拆掉了，故乡彻底不复存在了。他们所住的房子里，可能没有亲人的生或者死，也许会有生死，可能不是自己的亲人，而是前房东的亲人。
总之，不管是农村人还是城市人，大家都在漂泊着，所以也可以称之为漂泊时代。开始有一位老师给《浮生》起了个名字，叫《漂泊时代》，感觉特别贴切。随着不断的迁徙，我们似乎没有了故乡，其实不然，故乡是一个永远的存在。只不过，在这样一个漂泊时代，故乡像一件行李一样，被我们随身携带着而已。我离开故乡以后，到过西安，上过北京，下过广州，如今来到了上海，可以说是东南西北都跑遍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的脚步比别人疲惫，我的风尘比别人大，我流浪的地方比别人多，我的行李比别人重。所以，我的故乡就比别人重。别人可以把故乡提在手中，可以把故乡揣在怀里，但是我的故乡太重，我只能像码头工人搬运麻袋一样，把它扛在肩膀上。
2015年3月，在我写小说两年半之际，红旗出版社给我一次性出了八本书，叫“陈仓进城系列”，每本书的扉页上都打出了一句话“致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当时影响比较大，慢慢成了一个符号，咱们陕西的《华商报》就给我搞了一次研讨会。那次研讨会，《华商报》出面邀请了贾平凹老师。贾老师是我们的一棵大树，我当然是认识贾老师的，但是贾老师还不认识我。所以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贾老师，也是贾老师第一次知道有个老乡叫陈仓。在研讨会上，播放了一段视频，了解到我漂泊的经历，贾老师特别感动，就说出了那句话——陈仓是把故乡背在脊背上到处跑的人。这句话特别形象，道出了我的生存状态：扛着重物，弯着腰，低着头，迈着沉重的脚步……
文化艺术报：我们赶紧来聊聊你的最新长篇小说《浮生》。《浮生》以媒体大变革为背景，以年轻媒体人买房安家为主线，第一次正面描写媒体人的生存现状。请问，为何选择媒体人来反映一代人的精神面貌？
陈仓：媒体人是社会的神经末梢，是测试春江水暖的鸭子，所以从我们的生存状态，可以直接看出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尤其能看出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确切地说，写作只是我的业余生活，我正式的身份是媒体人，我的本职工作在报社。我在报社已经干了二十五六年了。但是，我要申明，我绝对不是不务正业，我对媒体工作一直充满热情，对编辑记者充满了敬意。昨天，我还在和朋友说，我利用媒体人的身份积德行善，没有做过亏心的事情，而且顶住了各种各样的包括金钱的诱惑。
这和我写小说的目的一样，我的小说大都是为了传播善意。我最近发现，我在文学上的运气特别好，估计就是因为充满了善意，我的小说主人公，都是小人物，但他们都是善人。我觉得一个积德行善的人，他的命不会太差，起码能过得心安理得。每一本书写完之后，其实就像生下了一个孩子，一条脱离母体的活着的命，所以我的每本书的命都特别好。《月光不是光》大部分讲的是如何善待这片土地和自己的亲人，所以获得了鲁迅文学奖；《止痛药》以城乡两座静安寺为背景，讲的是城里人和农村人如何善待彼此的问题，所以获得了柳青文学奖；《浮生》也是靠着善意而活着的，小说里的陈小元和小叶是充满善意的，几个女人都是充满善意的，所以刚刚出来不久，就获得了两个奖项。无论什么宗教，追求的都是善，芸芸众生和诸神交流时使用的语言也是善，只要你行善，你就有通天的能量，就是人们常常说的运气。文学创作是一样的，也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浮生》里，写了传统媒体在生死存亡之间，两个记者坚守住了道德底线，面对金钱、美女、地位等各种诱惑，依然保持着一身正气，这是我们优秀传统媒体人的真实写照。传统媒体讲求的是关怀人和引导人，非常可惜的是，现在的新媒体，尤其是某些自媒体，为了赚取流量和获得利益，丧失了新闻传播的基本原则——真实、客观、公正。所以，已经偏离了媒体的社会责任，不仅无法引导人，说得严重一点，而是在误导人。不过，许多从传统媒体转型而来的新媒体，倒是继承了传统媒体的一些优点和优势，从业人员具有新闻理想，充满了人文关怀，守住了职业道德。
文化艺术报：《浮生》的主角是记者陈小元和护士胥小曼，他们先是一对恋人，后来为了获得购房资格而成了夫妻，他们都是从农村来到大都市上海打拼的年轻人。你决定创作这部作品，最初有什么样的契机吗？
陈仓：我前边已经说了，我是一个媒体人，对记者的生存状态非常熟悉。写《浮生》的最早起因，可以追溯到十四年前。大家应该还记得2009年发生在上海的“楼倒倒”事件，那个小区的名字叫莲花河畔，已经建好的一栋住宅楼一瞬间就倒塌了，不幸的是压死了一个工人，幸运的是当时还没有正式入住。后来，北京有一位诗人安琪，受一家影视公司的委托，希望我能给他们写一个电视剧。我就以年轻人买房安家为题材，写了一个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大纲，题目都起好了，叫《我的爱情我的楼》。但是，大纲发往北京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了。
也许是天意吧，不久之后，我认识的另一位诗人朋友，他突然打电话向我求救，说他们小区的房子有质量问题，希望媒体能够关注一下。我为了了解情况，专门去他们小区看了看，小区像个大公园一样优美，房子都很豪华，有独立的游泳池，有独立的电梯，院子里种的都是名贵花木，不过价格也非常贵，每套一千万至三千万不等，大部分人是通过银行按揭买的，每个月要还十几万的房贷。朋友专门召集了几位业主，向我讲述了他们维权的经历，听得我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都是真的。比如，有一位业主气愤不过，砸了开发商的沙盘，被抓了进去；比如，有一位老板为了讨说法，没有心情好好上班，导致公司*，甚至闹得妻离子散。
他们给我提供的各种资料，整整装了一大纸箱，足足三十多斤。我翻了翻，非常气愤，毕竟记者出身，是有正义感的，于是就派了两位记者，去现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这两位记者，特别优秀，而且更有正义感，也更有同情心，曾经写出了很多深度报道，运用记者的身份为老百姓解决了很多困难。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些意外，导致媒体人的身份没有起到作用。朋友就希望我换一种身份，以小说家的名义，把他们的遭遇写成小说。我实在太同情他们了，他们花费一生的心血，甚至几代人的努力，买下的房子竟然是那个样子。2013年春节，我就动了笔。胥小曼，柳红，胥海清，这些善良、漂亮、乐观的女主人公的名字，便是当时就取好了的。但是写到一万多字的时候，由于生活和工作太忙，也由于思考还不成熟，然后就放下了。
谁知道一放将近十年，直到2021年春节，我一口气就写了下来。没有想到，那些故事像是一坛子酒埋在心里，经过十年的发酵和储存，竟然更加的香醇了。说实话，写着写着，竟然都写到梦里去了，我常常在梦里梦见他们。而且，直到现在，我总是恍惚地觉得，陈小元和胥小曼并不是虚构的，而是现实中真实存在的人，他们就是力图在城市安家的我们。反过来说，每个人在城市里安家的故事，拿出来都是值得书写的，尤其写到陈小元和胥小曼在经受各种打击之下，依然保持着初心和忠贞不渝的爱情，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落起泪来，当然有时候也会会心一笑。小说写完了，十几年过去了，但是被称之为“房子时代”的故事还在继续。我有点自信的是，你读着读着，也许就会与自己迎面相遇，为这个精神动荡或者漂泊时代而深深叹息。
文化艺术报：《浮生》为什么会选择写房子？写房子对于人的压迫，对于人性的扭曲，这是你在上海生活的真实体验吗？
陈仓：《浮生》，全本36万字，分上部和下部，上部叫《亲爱的房子》，下部叫《亲爱的家》。“亲爱的”，在一般情况下是人和人之间的亲密称呼，如今用这三个字来称呼房子，想说明什么呢？说明房子在人的心目中，分量非常重，人和房子的关系，已经超过了人和人的关系。拿上海来说吧，每平方米五六万元的房子已经比较偏僻了，几个中心城区的房子均价都在十万以上，这么昂贵的房子，普通人是根本买不起的，更别说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所以房子可以左右一个人的人生方向，也左右了很多人的价值观和婚姻观，甚至左右了一个社会的发展。我们见过各种各样的悲剧，官员因为房子贪污，夫妻因为房子反目成仇，恋人因为房子难成眷属，父子因为房子断绝关系。因为房子对簿公堂的更是多得数不胜数，毫不夸张地说，不仅仅在上海，许多悲剧和苦难，如果追根到底的话，在终点往往会看到房子的影子。房子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牵扯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
我在北京、上海和其他地方都有买房子的经历，但是我需要申明的是，我写的不是我的生活。相对于其他人而言，我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我下手比较早，在房价大涨之前就已经买了房子，没有遭受太多房子对人的折磨。但是我写的故事和人物有现实基础，很多人，包括其他城市的人，都可以在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所以，我写的，不是哪一个人，不是哪一座城市，而是具有时代的普遍性。而且看上去不是什么国家大事，但是一旦具有了普遍性，它就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事，不仅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关系到一个城市的活力，甚至关系一个国家的安宁和未来。
像小说里所说的一样，房子就像瓶子，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滴水，水装在瓶子里才会风平浪静。尤其在这样一个大移民时代，水不装在瓶子里，那是动荡不安的，社会怎么可能稳定呢？尤其是年轻人，怎么可能有心思去追求自己的理想呢？
文化艺术报：你在《浮生》的创作谈中说：“我老实交待，是房子成就了小说家陈仓”。请问，房子是如何成就小说家陈仓的？
陈仓：我开始到上海的时候和过去一样，也是漂浮着的。我把这种状态形容成“塑料袋”。不像风筝，还有一根线可以把控，塑料袋被吹上天以后，飘又飘不起来，落又落不下来，有一种命运无法把握的无力感。我的岳父去世以后，他的墓碑上刻着我的名字，被埋进了一家墓园的草地。这是我的名字第一次刻在这个城市的土地上。我以为这块刻着我名字的墓碑就是自己的根，扎了下去。因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里写到，当一个亲人埋在这片土地的时候，这片土地才算你的故乡。但是很快，我发现那扎下去的，仅仅是几根小草，仍然会随风飘摇。那么，怎么才算扎下了根呢？首先应该安定下来。怎么才能安定下来呢？必须要有自己的房子。我们这个时代，上海这个城市，已经与马尔克斯描写的马孔多不一样了，埋着的亲人不是自己的根，墓碑不是自己的根，房子才是自己的根。起码，房子扎在地上是稳当的，是可以抗击风雨的。上海的建筑按照七度设防而设计，是可以抗击地震的……
于是，我在一个大雨倾盆的下午，仅仅花费了两个小时，毫不犹豫地买了一套房子。我就告诉父亲，我的房子就是他的房子，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我在上海安了个家，他必须回家来看看，于是强行把父亲接到了上海。我把父亲到上海过年的事情，以日记的形式记了下来，后来起了个题目叫《父亲进城》，寄给了《花城》杂志，希望发在“家族记忆”栏目。后来发生了一个美丽的误会，《花城》发在了中篇小说头条。魔盒就此打开了，《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都转载了。我趁热打铁，2013年这一年，一口气又发表了几篇。比如，《女儿进城》发在《广州文艺》2013年第6期头条，再次被《小说选刊》第7期头条转载，获得广州文艺都市小说双年奖；《我想去西安》发在《花城》2013年第3期，被《小说月报》转载；《父亲的晚年生活》发在《小说界》2013年第11期头条，第三次被《小说选刊》第12期转截，《小说月报》《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同时转载；《上海不是滩》发在《江南》2013年第6期头条，《小说月报》2014年第2期头条转载。
我本来是一个小说中的小白，没有想到仅仅一年时间，堂而皇之成了所谓的小说家，正式开启了小说创作之路。我本来是一个写诗的，1994年，二十来岁的时候，在一年之中三次登上《星星》诗刊，获得了中国星星诗歌奖，还被评为“每期一星”，彩色照片发在了封三，从此就走上了诗坛，后来又参加了《诗刊》主办的青春诗会，所以我一直是以诗人自居的。2013年，一年之间，因为房子，因为安了个家，我就多了一个身份，糊里糊涂地成了小说家。所以说，如果不在城里买房子，如果不把父亲接进城里，我肯定是不会写小说的。
比较有趣的是，我因为房子开始写小说，现在又写了一部以房子为题材的小说。房子给我带来了特别好的运气，《浮生》在《十月·长篇小说》2023年第3期发表以后，《长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纷纷转载，迅速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读者的喜爱，而且入选了中国作家协会2022年重点扶持项目。2023年12月25日，中国小说学会年度中国好小说评选揭晓，我的《浮生》，和陈彦的《星光与半棵树》、毕飞宇的《欢迎来到人间》、贾平凹的《河山传》、周瑄璞的《芬芳》，共同获得长篇小说奖，其中三位是茅盾文学奖得主。刚刚公布的第二届“新芒文学计划”评选，《浮生》又获得了二等奖，获得一等奖的是徐贵祥，他仍然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我虽然和这些作家的差距还很大，但是《浮生》再一次强化了我的小说家身份。
文化艺术报：你的小说一直以关注进城人员的生存状况而见长，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体。《浮生》依然保持着你催人泪下的风格，你觉得现实主义作品在今天是否仍然具有生命力？
陈仓：有人说，现在的文学不景气，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应该是指纯文学，或者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不景气的主要原因，有人归罪于时代本身，说是受到网络传播的冲击，比如大家都热衷于刷那些轻松愉快的短视频，没有耐心再去读一本正经的文学作品。其实不然，从娱乐的角度来讲，无论什么时代，人们都有很多选择，所以我们应该从文学自身找原因。这里就有一个可读性问题，我最近重读了一遍《人生》《黑骏马》《高山下的花环》，这些作品发表的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但是，即使现在，我们读起来也非常吸引人。
由此我个人觉得，文学作品和新闻作品一样，也有一个传播力的问题。没有传播力哪来的影响力呢？现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读性有问题，让你根本读不下去。我们常常说，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高于现实的那一部分是什么？那就是思想性！读不下去，思想性从何体现呢？这就像借尸还魂一样，可读性是那具肉身，思想性是灵魂。没有肉身，灵魂根本无法附体。说到思想性，还有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的很多文学作品，把教育性等同于思想性，所以大量的作品都带着教育人的腔调。
文学作品不具备可读性的原因之一，是离现实生活太远，没有写到人的心里去。如果一本小说，几万言，几十万言，人家看了以后，没有笑过一次，也没有哭过一次，更没有灵光一闪，这样的小说连挠痒痒都达不到。我选择写房子，就因为人人都关心房子，房子是这个时代人们内心里的痛点也是亮点。《浮生》发表以后，很多读者告诉我，我写的似乎就是他们的经历。也有评论家认为，“浮生”一词在小说里，不再是“短暂而虚幻的人生”，而是竭力刻画一群勇敢飘泊、悬浮生长的人物形象，反映了大移民时代年轻一代的正义、良知和精神面貌，能够引起各类人群的强烈共鸣。
你说到现实主义作品的生命力，我又想到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平凡的世界》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的各种变化，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农村已经不一样了，现在的读者对那种生活已经十分陌生，但是依然能够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觉得主要原因是作品中，能给人提供一种面对苦难和命运的精神力量。比如孙少平，他的女朋友田晓霞的父亲是省领导，他完全可以轻松利用这一背景改变命运，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依然留在了煤矿上。这种抗争精神，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放在当下更具有积极意义。我经常说，我不喜欢那种负面情绪很重的作品，而喜欢那种充满热爱的作品，这种作品就像一束光一样，能够照亮人们前行的道路，给人们提供前行的动力和勇气。
人的生命力靠氧气、水和食物来维持，那么文学的生命力靠什么维持呢？我觉得就是靠着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当然，善意、感人、鼓舞人，都是思想性的范畴，而思想性也是精神的范畴。任何一部经典作品，都是靠着精神的能量而行稳致远的。
文化艺术报：从《父亲进城》开始，你获了不少奖，散文集《月光不是光》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你至今最满意的文学奖吗？
陈仓：只能说是我获得的最高的文学奖。我今年大大小小又获了不少奖，有人善意地提醒我，你鲁迅文学奖都获了，其他的文学奖就别那么在意。我的看法不同，每一次得到获奖消息，我都会转发。一是我十分高兴，二是转发是对别人的尊重。我觉得，任何一个奖发给我，那是看得起我。比如，刚刚获了一个“新芒计划”二等奖。有人看到“新芒”两个字，估计以为那是一个“新人奖”。但是，一等奖是茅盾文学奖得主、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长徐贵祥。让我谈获奖感言的时候，我正好和徐贵祥老师一起，在哈尔滨的冰天雪地里，体验人们是如何把冰雪转化为火热的生活，于是，我在视频里明确表示，我喜欢“新芒”这个奖：一是新芒的新，表示新鲜的新；二是新芒的芒，表示锋芒的芒。文学作品就应该保持新鲜、保持锋芒。有新鲜感才会有感染力，有锋芒才能扎进火热的现实生活。
其实，对于文学奖，并没有满意不满意的。只能说，不管大奖小奖，我都是喜欢的。因为我在乎的不是大小，在乎的是对我的鼓励和给我的信心，以此为我聚焦能量来面对下一部作品。
文化艺术报：写作之余，你还有什么爱好？
陈仓：我没有其他什么爱好，我的爱好就是写作。再说了，我不会唱歌，不会打球，不会书画。在文艺特长方面，我其实就是一张白纸，也可以说是一个白痴。但是，我买过二胡、笛子、埙，总是看着它们在心里默默地歌唱；我买过大大小小的毛笔，闲的时候就在白纸上涂涂画画，管他写出来的是什么东西；我买过蓝球足球排球，虽然我分不清它们，偶尔还是拿出来，在家里拍那么几下，拿到外边踢那么几脚，只要它能滚动能跳动就行了。
我什么都不会，但是并不影响我的追求。所以，也可以说，我的爱好无处不在。我最爱的是生活，最爱的是这个世界，我经常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比如，天晴我喜欢，下雨我喜欢，不阴不晴我也喜欢；比如，大树我喜欢，小草我喜欢，沙漠我也喜欢；比如，花开我喜欢，叶落我喜欢，枯藤老树昏鸦我也喜欢。所以，没有我不喜欢的生活。我常常坐在窗前，无所事事地看着窗外，听着麻雀叽叽喳喳地叫，发出由衷的感叹：生活真是太美了！
文化艺术报全媒体记者 刘龙 赵命可
（本专栏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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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 编 | 王越美
审 核 | 张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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