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歌行》是高适的代表作，也是脍炙人口的盛唐边塞诗名篇。但是关于此诗的主题，后人的解读颇有出入。明人唐汝询认为这是泛咏征戍之苦：“此述征戍之苦也。……既苦征战，则思古之李牧为将，守备为本，亦庶几哉！”（《唐诗解》）清人陈沆则认为与张守珪有关：“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完修故城，版筑方立，虏奄至，众失色，守珪置酒城上，会饮作乐，虏疑有备，引去，守珪因纵兵击败之，故有‘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之句，然其时守珪尚未建节。此诗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建节之时，或追咏其事，抑或刺其末年富贵骄逸，不恤士卒之词，均未可定。要之观其题序，断非无病之呻也。”（《诗比兴笺》）近人岑仲勉先生则肯定这是讽刺张守珪的：“此刺张守珪也。……二十六年，击奚，讳败为胜，诗所由云‘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也。”（《读<全唐诗>札记》）蔡义江先生又认为此诗所刺者不是张守珪，而是安禄山（见其《<燕歌行>非刺张守珪辨》一文）。王步高先生的解读与上述意见截然相反：“此诗乃是对戍边将士不畏艰难、英勇卫国的颂歌。”（《唐诗三百首汇评》）
高适《燕歌行》题下有序云：“开元二十六年，客有从元戎出塞而还者，作《燕歌行》以示适。感征戍之事，因而和焉。”（据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序中的“元戎”二字，在《河岳英灵集》中作“御史张公”，在《又玄集》《才调集》《唐文粹》《文苑英华》诸书中则作“御史大夫张公”。“张公”指张守珪，开元二十三年拜辅国大将军、右羽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据《旧唐书·张守珪传》载，张守珪镇守边疆，颇有战功：“初以战功授平乐府别驾，从郭虔瓘于北庭镇，遣守珪率众救援，在路逢贼甚众，守珪身先士卒，与之苦战，斩首千馀级，生擒贼率颉斤一人。开元初，突厥又寇北庭，虔瓘令守珪间道入京奏事，守珪因上书陈利害，请引兵自蒲昌、轮台翼而击之。及贼败，守珪以功特加游击将军，再转幽州良社府果毅。守珪仪形瑰壮，善骑射，性慷慨，有节义。”但是他后来又有谎报军功、行贿钦差等不法行为：“守珪裨将赵堪、白真陁罗等假以守珪之命，逼平卢军使乌知义令率骑邀叛奚馀众于湟水之北，将践其禾稼。知义初犹固辞，白真陁罗又诈称诏命以迫之，知义不得已而行。及逢贼，初胜后败，守珪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事颇泄，上令谒者牛仙童往按之。守珪厚赂仙童，遂附会其事，但归罪于白真陁罗，逼令自缢而死。二十七年，仙童事露伏法，守珪以旧功减罪，左迁括州刺史，到官无几，疽发背而卒。”从《旧唐书》本传以及达奚珣所撰的《张守珪墓志》来看，张守珪乃是一位久历沙场、屡建奇功的大将，其戍守之地则从西北的北庭直到东北的幽州。从整体来看，长年守边的张守珪是功大于过的。而且在史料中看不到他曾有“不恤士卒”的行为，反倒有“身先士卒”的记载。
《燕歌行》序中所云的“客”，后人有指高式颜（王运熙先生说）、畅当（彭兰先生说）、王悔（戴伟华先生说）等不同说法，史料欠缺，难以定论。这位“客”所写的《燕歌行》则早已亡佚，其所写内容亦不得而知。但揆以情理，当与从张守珪出征东北的经历有关。既然高适此诗是对“客”所写的《燕歌行》的唱和，两首《燕歌行》的内容当相距不远。从高适《燕歌行》的内容来看，确有不少地方可与张守珪的事迹相联系，比如“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几句，便可与《张守珪墓志》中“圣主嘉其忠勇，展劳旋之礼待之，乃御层楼，张广乐，侯王在列，夷狄以差，廷拜兼御史大夫，加辅国大将军、南阳郡开国公。仍赐珍玩、缯彩等，畴茂勋也。二十七年，重命偏师，更诛残旧”一段对读。后人所以解此诗为刺张守珪，原因便在于此。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能认为整首诗都是专咏张守珪事迹的。主要理由有下面两点：
首先，高适此诗的内容非常丰富，不可能专指一人而言，也不会是专咏某次战事，而是泛咏当时的边塞战争。诗中写到的地名很多，像“榆关”“碣石”都在今山海关一带，当时属安东都护府所辖，正是张守珪出征契丹所经之地。但是“瀚海”一般指西北方的沙漠，“狼山”则位于今内蒙古五原县和杭锦后旗一带，距离幽州甚远，也不是出征契丹要经过的地方。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诗人用这些地名泛指荒寒边地，但毕竟不够妥当。诗中所写的战争情形，特别是重笔濡染的孤城重围、士卒死伤殆尽的惨烈情景，在张守珪镇守幽州的数年间并未发生过。至于说出征将士与家中思妇之相望相思，当然纯出虚构，勿庸多言。所以笔者认为，高适确实是受到亲从张守珪出征的“客”所作《燕歌行》的激发，从而心生感触，才写了这首《燕歌行》，但并不是专咏张守珪的事迹，更不是专为讽刺张守珪而作。
诗序中所谓“感征戍之事”，其实包含着更为丰富的内容。高适其人，慷慨有大志，常思前往边塞以立奇功。据周勋初先生《高适年谱》所记，高适早在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就曾北游燕赵且投笔从戎。以后数年间高适往来东北边陲，对边疆的形势及军士之苦辛均有相当深切的了解。这些在他的诗中都有所反映：“层阴涨溟海，*气穷幽都。”（《同群公出猎海上》）“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戍卒厌糟糠，降胡饱衣食。”（《蓟门行》）所以高适并不是久居书斋，必待闻“客”之语方得知边塞情形的文士，而是亲历边塞生涯的军人。当他在长安遇到那位“客”且见到其《燕歌行》时，心中的记忆便被唤醒。所以《燕歌行》是在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感征戍之事”的作品，其中既包括了“客”所作原唱的内容即张守珪出征东北之事，也包括了高适自己几年前在边塞的所见所闻，还包括了当时唐帝国边塞战争的一般情形。因此，一定要说此诗是针对某次战事，或进而说是刺张守珪“不恤士卒”，恐怕有失于拘泥。
第二，高适的《燕歌行》虽然具有鲜明的时代气息，但它毕竟是一首乐府诗，而且是用乐府旧题所写的拟乐府。一般说来，拟乐府的主题都与其古题有关。在郭茂倩的《乐府诗集》中，《燕歌行》属于“相和歌辞”一类，共收历代作品十三首（曹丕的第二首录有“晋乐所奏”和“本辞”两种文本，字句大同小异，应视为一首）。郭书引《乐府解题》曰：“晋乐奏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广题》曰：“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检《乐府诗集》所录的所有《燕歌行》，唐前诗人所作者共十首，无一例外都是写良人从役、妇人怨旷的主题，而且都是从思妇的角度来着笔的。年代最早，水平也最高的当推曹丕所作的第一首：“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文字从《文选》所录者，于义较长）所以，“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就是乐府《燕歌行》的传统主题。至于为何用“燕”这个地名来命名？可能是由于曹魏时代的边塞战争大多发生在东北一带，曹操就曾亲自率师前往辽西征讨乌桓，途经幽燕，故而曹丕将此诗题作《燕歌行》。当然，“燕”只是代指北部边塞而已。唐人所作的《燕歌行》共三首，其中的两首在主题上有重大变化，就是加强了对“征人行役”的描写，而“妇人怨旷”的内容反而无影无踪。其中贾至的一首走得最远，全诗三十二句，诗中回顾了东北边塞的历史，批判隋代穷兵黩武反而丧师辱国，歌颂唐朝威加海内、边境安宁。既以歌功颂德为主题，当然不可能写到“妇人怨旷”。
陶翰的一首则着重写从征将领有功无赏的经历及牢*，主题接近王维的《老将行》，全诗也未涉及“妇人怨旷”。贾、陶二诗完全改变了古题《燕歌行》的原有性质，未免背离传统太甚。用唐人吴兢的话说，就是“不睹于本章，便断题取义”（《乐府古题要解》）。只有高适的这首《燕歌行》才是既有传承又有革新的拟古乐府佳作：
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
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旗逶迤碣石间。
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
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凌杂风雨。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
身当恩遇常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
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
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
边风飘摇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
*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
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纵观全诗，“良人从役于燕”与“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的主题得到了相当畅尽的描写，但这只是全诗内容的一个部分。诗中写得更加淋漓酣畅的是边塞战争的全过程：边地开战，大将出征，战争激烈，形势多变，唐军或胜或败，战士或死或伤。值得称道的是诗中对军中生活的细节性描写，例如“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两句，堪称写军中苦乐不均的千古名句。唐时军中常有女乐，这在岑参诗中有非常详细的描写（例如《玉门关盖将军歌》《田使君美人如莲花舞北旋歌》等）。不难想见，在等级制度甚为严格的古代军队里，在“帐下”表演的歌舞只有高级将领才有资格欣赏，一般的战士是无缘得见的。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战士心理活动的生动刻画，他们既有一心报国、不计功名且勇于牺牲的崇高胸怀，也有因久戍不归、有家难回而产生的哀怨心情。惟独如此，诗中所咏的战士形象才有血有肉，才真实可亲。“铁衣远戍”以下四句，堪称对《燕歌行》传统主题的浓缩。四句诗两两相对，分写征人与思妇，是对仅从思妇一面着笔的传统写法的提升。可以说，在盛唐的边塞诗中，高适《燕歌行》在刻画战士心理方面是最为成功的。
综上所述，高适《燕歌行》的内容非常丰富，它不是专门叙述某次边塞战争，也不是专门针对某位将领，而是糅合了无数边塞战争的实际情况，具有普泛意义的一首边塞诗。
同理，《燕歌行》的主题也非常复杂，它既有歌颂的成分，也有讽刺的倾向，它是高适对边塞战争复杂态度的鲜明体现。《燕歌行》的结尾画龙点睛，鲜明地揭示了全诗的主题：“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李将军”到底指李广还是李牧，表面上都可解通，故清人沈德潜云：“李广爱惜士卒，故云。或云李牧，亦可。”（《唐诗别裁集》）据《史记》记载，李广与李牧都有爱惜士卒的事迹，而且都能震慑匈奴，但是李广与匈奴连年接战，而李牧为赵国守边却很少出战，最后一战而大获全胜，“其后十馀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高适既然同情将士的“沙场征战苦”，应以怀念李牧更为合理。所以，高适既肯定具有自卫性质的边塞战争，又同情出征将士的辛苦，从而希望出现李牧那样的良将来镇守边塞，完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任务，这就是《燕歌行》的真正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