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09-19 09:41 | 义乌商报
傅龛像/日本东京·增上寺藏
傅大士:南朝梁代禅宗著名之尊宿，义乌双林寺始祖，中国维摩禅祖师，与达摩、志公并称“梁代三大士”。曾作有300多首诗偈颂文来阐释佛理禅意，劝导世人看破世间的功名利禄，尽心修证佛法，才能最终得到大解脱。其传世著作有《心王铭》、《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此或系后人托其名之伪作)、《语录》四卷(即《傅大士集》或《善慧大士语录》)、《还源诗》等。
傅大士的主要功绩
傅翕一生化导事迹，主要见于弟子智瓒等结集、唐楼颖编次、宋楼炤刊定的《善慧大士录》，其节钞本《双林善慧大士小录并心王论》，以及徐陵撰《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等。大致而言，傅大士的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1.遇见西域僧人嵩头陀而悟道，植根家乡弘法(497—533)
南齐明帝建武四年丁丑岁(497)农历五月八日，傅翕诞生于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字玄风。自号“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人多称之“傅大士”，亦呼为“双林大士”、“善慧大士”、“无垢大士”、“等空绍觉大士”、“东阳大士”、“鱼行大士”、“东阳居士”和“乌伤居士”等。据徐陵撰《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其先祖为北地郡泥阳县傅嘏(209—255)一脉。
傅翕自小即性情淳和，怜悯众生，不贪恋尘世种种诱惑。梁武帝天监十一年(512)，傅翕年十六岁，娶留氏女妙光。天监十四年，生子普建。天监十七年，生子普成。
普通元年(520)，傅翕二十四岁时，遇见胡僧嵩头陀，得以明了自己乃弥勒化身。此后，遂于松山下双梼树处结庵，与其妻一同修行。“昼作夜归，敷演佛法，苦行七年。”影响渐大，引起了地方官员的注意。东阳郡守王烋认为乃“妖妄”，将之囚禁数旬。而“大士唯不饮食，而众益叹异，遂释之”。返回松山下，傅翕愈加精进，远近愿师事者日众，傅翕也对弟子说自己得“首楞严三昧”和“无漏智”，即已臻达十地菩萨之阶。
中大通元年(529)、四年，县中长宿傅普通等、傅德宣等两次诣县令，连名荐述，都未获重视。
2.三度赴都城见梁武帝，告以佛法治国之术(534—540)
中大通六年(534)，傅翕三十八岁。正月十八日遣弟子傅暀奉书于梁武帝，欲借此将教化范围扩散到双林之外。书中所说三善，本质上乃欲以佛法治理国家。梁武帝观书召见，傅大士藉此名满京都。
大同五年(539)，傅翕重入都见梁武帝。大同六年，以功德事再至都下，止蒋山。遣傅暀奉书于武帝，因当时何昌使外，书未能达。
3.创建双林寺，以云黄山为中心而化度乡亲(540—557)
本年，启武帝而置双林寺。又造佛殿，以殿前白杨树刻殿中像。再于白杨树所，创九层砖塔。躬写经律千有余卷。
大同八年，立誓持三年上斋。大同十年，以佛像经文委诸善众，又将屋宇田地等财产悉皆捐舍，营立精舍，设大法会。因再无庇身之地，遂创立草庵。妙光亦自立庵。一家人“草衣木食，昼夜勤苦，仅得少足”。
太清二年(548)，欲持不食上斋，及烧身为灯，遍为一切众生供养三宝。三月十五日，告众共辨樵薪，于双林山顶营行火龛。弟子留坚意、范难陀等人，各请奉代师主，持不食上斋及烧身，供养三宝。
太清三年(549)，义乌一带逢灾，傅翕将所有资财散于饥贫之民，复督促勉励弟子家人共拾野菜煮粥，节食以济闾里。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550)，江南大饥，傅翕如上年一般，课徒众煮粥以济他人。
太平二年(557)，又有不少弟子苦行烧指为灯，普为一切供养三宝，请佛住世，普度群生。
以上持不食上斋、烧指、剌心等种种举止，皆据《善慧大士录》卷一而移录。这应该是史实，因徐陵《东阳双林寺傅大士碑》亦有记述。
这种极端的宗教行为，应该放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来理解，即傅翕所说“佛法欲灭”之时，须如此以“请佛住世，普度群生”。故而梁陈之后，虽间或有之，但主流佛教界特别是政府却加以禁绝。
4.晚年救民护国，灭度于云黄山(558—569)
天嘉二年(561)，傅翕六十五岁。在山行道时，常见七佛在前，维摩从后。遂谓弟子:“七佛之中，唯释迦数与我语，余佛不也。”“释迦今正综此世界，我当绍继，是故世尊数与我语。”这是强调自己的弥勒化身身份。
又称，自己虽不知他人心中所念，然亦有少分宿命智通。如诸弟子远行当归，即自知其到日。
光大二年(568)，傅翕七十二岁。冬，嵩头陀入灭。翕心自知之，遂集诸弟子曰:“嵩公已还兜率天宫待我。我同度众生之人，去已尽矣，我决不久住于世。”作《还源诗》十二章。
双林、云黄两处房前所生瑞梨树，本来四季常有甘露，本年却忽变萎黄，渐至枯死。这乃涅槃时将至的征兆也。
陈宣帝太建元年(569)，傅翕七十三岁。夏四月丙申朔，傅翕卧病。至二十四日乙卯，傅翕入于涅槃。肉色不变。至三日，举身还煖，形相端洁，转手柔软。更七日，乌伤县令陈锺耆来求香火结缘。因取香火，及四众次第传之。次及傅翕，翕犹反手受香。是乃傅翕最后之不思议化迹。
伯二二七七号《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写本(部分)
傅大士的地位
傅大士原本社会底层的一介平民，植根一己之力，在家族、地方和政府的襄护佽助之下救助众生的行为，完美地体现了竭力奋斗以实现崇高理想、特别是诸佛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救苦救难精神，突出地体现了义乌人性格和义乌精神，乃义乌及整个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大致而言，其地位如下:
1.东亚唯一为官方、民间都承认的弥勒化身
后世一般认为，中国弥勒化身就是明州奉化县(今宁波市奉化区)的契此。其实，契此(?—917)乃唐末五代人，比“双林树下当来解脱善慧大士”傅翕(497—569)晚了整整三百多年。再综合其它种种因素，可以确定:傅大士是中国佛教史乃至于东亚佛教史上第一个自称、且为当时和后世所认可的弥勒化身。
傅翕乃弥勒化身的观念，在其有生之年已然遍及朝野，广为信从。而在其逝后，更是日趋牢固。
徐陵所撰傅翕《碑文》乃奉诏而创，自然反映了当时主流观点甚至是官方的态度，乃对傅翕的盖棺评价。也就是说，在南朝梁陈之际，傅大士为分身世界的弥勒化身，已经得到公认。
除了碑文之外，傅翕为弥勒化身的信念，还因为历代以来，双林寺僧众、傅氏家族和朝野权贵庶民持续不断的维护，而得以保持和强化，终于成为了中国佛教史以至于中国文化史上的确实的认识。
2.三教合一的先驱
傅大士在修行之前，为儒家忠孝的典范。而在他开始坐禅化人之后，又善于吸收道家或道教的东西，如沿用了道家“绝粒长斋”、“食等餐露，斋疑服风”、“虚中闭气”等修炼之法。可见，其本身的言行充满了三教交融的因素。再如，傅大士曾多次派遣弟子去见梁武帝，陈述其治国理念。他讲的上善，实际上是指用佛法治国，而“虚怀”、“不著”又有道家风格。中善，先治身、再治国，与孔子所说的“修己以敬”其身、“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与孟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完全一致。下善，“胜残去*”这一术语，源自《论语·子路》:“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矣。诚哉是言也!”
更重要的是，自元代以来，傅大士被视为三教合一的符号。明代佚名辑《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卷二有傅大士头戴道冠、身穿袈裟、足着儒履、手持拍板的画像。据叶德辉《重刊〈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序》，这本书是根据元代《搜神广记》改编而成，可见傅大士道冠、儒履、释袈裟的画像，至少在元代就已经产生了。
3.中国最伟大的居士
一般认为，傅大士为中国维摩禅祖师。南怀瑾先生题词也曰:“浙江义乌/东土维摩禅，双林大士傅善慧大师祖庭”。何谓维摩禅?其本质就是居士禅。我们前面提到，傅大士在坐禅时，曾看到释迦、金粟和定光三尊佛自东方而来，放光芒笼罩傅大士。金粟如来乃过去佛的名字，为维摩诘居士的前身。
中国僧人很多，居士更是不计其数。而傅大士在中国居士史具有独特地位:作为一介居士，以其影响力而言，千古以来没有第二人可以相比，他完全称得上中国居士中的第一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居士。
(1)思想的独创性。中国佛教史上有不少著名的居士，但究其思想而言，富于创新性者凤毛麟角。傅大士正是这极少数特异人士之一。他有关“三乘”的观点，以及多首偈颂所包含的义理，皆很有特色。作为一介居士，遵循佛典和出家人的教诲，唯唯诺诺地修行即可。但傅大士不是这样，其思想观念和实际修为都有着极大的创新性。这可能与他自视为弥勒化身有关。既为弥勒化身，当然可以有自己的主张，对佛法的理解当然可以不同于一般佛教人士。
(2)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和影响，在居士中可谓绝无仅有。公元八世纪，天台宗为了与禅宗相抗衡，极力宣扬傅大士，视之为东方圣人，可与禅宗的菩提达摩比肩。另外，日本僧人最澄并视傅大士为天台宗第二祖!
(3)中国唯一的真正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中国居士。印顺大师指出的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史实。其实，傅大士的影响还远不止于此。在中国居士中，傅大士是唯一早在唐五代就具有国际性影响的，当然也应该是义乌第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人士。
4.五百罗汉之一
中土有五百罗汉说，是从十六罗汉、十八罗汉等一步步演变而来的。第一百三十一尊为“善慧尊者”，其实就是傅大士。
“善慧尊者”的宝相和名声，随着五百罗汉而更加为人所知晓。只是，“善慧尊者”远无身披袈裟像那么亲切，也无三教合一形象那样有特点罢了。
韩国庆北醴泉郡龙门面龙门寺中的转轮藏
傅大士的影响
义乌最早具有国际性影响的人物，就是傅大士。傅大士的弘法中心，自是东阳郡乌伤县，但他曾三次面见梁武帝，在梁朝时就已经名满江南了，后来更是影响到大江南北。
傅大士三次到建康，最大的功绩当然是在借以结交梁武帝和其它百官公卿的基础之上，创建双林寺，令双林寺得到政府支持，从而奠定了双林寺千余年来发展的根本。自然，梁武帝是为双林寺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级别的檀越。
傅大士寂灭后，陈宣帝陈顼(530—582)下诏，令侍中、尚书、左仆射领大著作、建昌县，开国侯、东海徐陵撰写傅大士碑，尚书左仆射领国子祭酒、豫州太中正汝南周弘正为慧和阇棃碑。隋文帝杨坚(541—604)给双林寺写过三次书信。比如，隋开皇十五年(595)二月十五日，杨坚予傅翕弟子、沙门慧则等人信。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569—618)致书双林寺。至于其它历朝历代官员对双林寺的护持，则数不胜数矣。
傅大士辞世之后，诸位皇帝和其他臣民对双林寺的关怀，本质上还是出于对傅大士的重视吧。
在敦煌出土的文献中，有数个与傅大士《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写本，表明傅大士在唐五代时就已经影响到了河西走廊地区。特别是，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古代文书中，有好几个回鹘语的《梁朝傅大士颂金刚经》写本，说明傅大士在当时的西域地区也被回鹘人视为弥勒化身。1907年2月底，匈牙利裔英国人奥莱尔·斯坦因(AurelStein)在楼兰(Kroraina)发掘一座小佛寺时，在“破厅”中发现了一根能旋转之木柱。佛教寺院中能够旋转的建筑极少，中土则多为转轮藏。
五代吴越开运元年(944)，吴越王钱弘佐取傅翕灵骨到钱塘(今杭州市)，安置于龙华寺。这些圣物及其流向，据蔡京之子蔡绦所撰《铁围山丛谈》，到了靖康年间(约1126—1127)流失无踪。此外，杭州四顾坪兜率庵中，亦曾有傅大士宴坐处。
清代，金华县城北有宝云寺，原名“双林廨院”。寺内有傅大士遗迹。宝云寺既存有傅翕遗迹，表明大士曾到过该处；旧号又为“双林廨院”，则与双林寺有一定联系:宜乎其为双林寺下院也。惜今仅于文献中留存一鳞半瓜，原寺早已湮灭无踪了。
今天，义乌护持傅大士的种种善行:佛堂镇上傅的善慧寺，乃民间集资兴建，有傅大士纪念堂等建筑。佛堂镇江南街村的海云寺，有以傅翕为主尊之大殿。每年正月十八举行庙会和五月初八傅翕生日时，海云寺皆要置傅翕像于木阁中，抬着游行。这是独具特色的纪念傅大士的民俗活动。
在南宋以后的福州乌石山四圣院，也供奉有傅翕形象。在南北宋时期的成都府路昌州(今重庆市大足区)，亦在石窟中雕刻膜拜傅大士形象和傅翕所发明的转轮藏(大足石窟)。此外，广西、山东等地，也遗留有与傅大士有关的遗迹。
南至安南，东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再到欧美，傅大士皆有深远影响。
傅大士在越南传宗，安南弘布禅宗，创建无言通派。唐代来中国求法的日本僧人，将傅大士的著述甚至画像，带回日本学习和供奉，这在日本天台宗僧圆珍等人的求法目录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义乌双林寺与日本的交往，实乃义乌与东瀛文化交流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日本僧人最澄、源信、铁印景印、寂室元光等皆与双林寺有往来，而双林寺僧兀庵普宁创建兀庵禅派，镰仓执权皈依；明极楚俊亦于至顺元年(1330年。日后醍醐天皇元德二年)东渡日本，并蒙天皇赐以“佛日焰慧禅师”之号。
洪武九年(1376)日本平安城转法轮藏寺寺主文珪，受国王之命，率团出使中国，借此机缘，请宋濂为该寺所新建转轮藏撰文。之后，扶桑诸多寺院诸如奈良县橘寺、平安城(后称京都)转法轮藏禅寺、京都清凉寺、滋贺县永源寺、宗安寺、岩手县祥云寺、群马县凤仙寺、新潟县本成寺，不但建造有转轮藏，而且普皆在转轮藏前供奉傅翕父子形象。转轮藏也传入了朝鲜半岛。
明朝天启年间，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邓玉函(JohannSchreck，1576—1630)与王征合作编译的《惠世竒噐图说录最》之〈远西奇器图说录最〉中，提到了一种旋转性书架“转书轮”，就是转轮藏在欧洲的变体。可见在17世纪上半叶，转轮藏已为欧洲所知晓，并对之做了改造。到了18世纪末，美国芝加哥的Yost Circular CaseCo.工厂开始批量生产由转轮藏发展而来的转书轮。
（原标题《乌伤居士 东亚弥勒 张勇做客商城大讲堂主讲傅大士实录》，原作者应悦。编辑童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