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的7月11日晚是2020年欧洲杯决赛之夜，英格兰队在伦敦温布利球场主场迎战意大利队。比赛结果大家应该已经知道了，英格兰在点球大战中2-3落败于意大利，无缘首个欧洲杯冠军。
绿茵场内意大利队夺冠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各地，而绿茵场外英国球迷的暴力行径也再一次得到了世界的瞩目。
球迷挤坏栏杆（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众所周知，英国是“足球流氓”的主要发源地。在过往大大小小的足球赛事中，英国足球流氓总能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在自己的球队输球以后甚至在比赛尚未开始之时，他们就常聚众喝酒，一言不合就会与别队球迷发生暴力冲突。
英格兰球迷最出名的一次暴力冲突莫过于2016年欧洲杯期间和俄罗斯球迷发生的群殴事件了。因为那一次的暴力事件最后得到了普京的回应：
“俄罗斯球迷同英格兰球迷斗殴这件事很丢人，但是我实在不明白，200名俄罗斯球迷怎么就能把几千名英格兰球迷打了。”
俄罗斯球迷打着架顺带把球看了？
而这一次，英国的足球流氓们再一次展现了他们的丑恶行径。
据《世界报》等媒体报道，在目睹英格兰球队失利后，失望至极的球迷发狂似地投掷酒瓶、乱扔垃圾，甚至掀翻垃圾桶和路障泄愤，温布利球场外一片狼藉，而特拉法加广场和皮卡迪利广场也被不幸“占领”，垃圾遍地。
乱扔垃圾在暴力群殴面前也不算什么。温布利球场外的监控录像显示，在比赛结束后大批身穿英格兰球衣的球迷对其他球迷大打出手。
而据伦敦警方消息，当晚共有49人因暴力行为被捕，19名警察在行动中受伤。
失去理智的球迷们还将他们的愤怒集中在了英格兰队三名黑人球员的身上，这三位队员在决赛后都遭到了严重的种族歧视和侮辱。
而这些并非他们的全部作为。
在英格兰输掉决赛后，英国的社交网络上很快就出现了呼吁英国女性及时拨打家庭暴力求助热线，或去家庭暴力庇护所寻求庇护的贴子。
家暴事件急剧上升（图片来源：观察者网）
这是因为英国家庭暴力全国中心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每当英格兰队输掉比赛时，英国女性遭到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就将暴增38%。
我们或多或少都看过一些体育赛事，也能够理解当自己支持的运动员或球队输掉比赛时的那种沮丧甚至愤怒的心情。但是，像英国足球流氓这样轻辄乱扔垃圾、辱骂球员重辄随意殴打他人泄愤的行为实在无法接受，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越过了道德与理智的边界。
不过，在谴责英国球迷暴力行径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暴力是与人类社会始终相伴的一种社会现象，它根源于人类的动物天性，有着复杂的社会情境与发生缘由，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思考。
1 足球流氓设计暴力，以让自己成为英雄
英国与欧洲足球流氓的场外暴力是运动暴力中最复杂的，说他“复杂”，是因为它是故意为之，目的是享受令人兴奋的群殴过程。
足球流氓暴力通常都是围绕一场足球赛展开，尤其是当球迷前往另外一个城市（最好是另外一个国家）客场观战的时候。但暴力并不取决于比赛本身；它既可能发生在比赛前一天，也可能发生在球迷聚集之后的任何时刻。
比赛只是让他们动员和聚集起来而已。一场比赛能够提供许多合理的暗示与象征性的共鸣，足球流氓会从中有意识地寻找情绪的触发点并挑起争斗。但与此同时，他们的行为却与队伍的表现并无关系。
他们会避免输掉一场大比赛的沮丧，或是庆祝一场大胜利的不确定性。相反，他们会故意且有规律地组织自己能够控制的暴力，并通过一系列组织技巧来保证能够挑起令人满意的打斗。
正因为球迷与球员之间是不平等的。球员是精英，球迷会在精神上跟随他们；当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出戏剧性冲突时，球迷就能从中获得集体兴奋。
当运动员以令人尊重的方式参与赛事时，球迷会兴奋地围观，或是尝试用不那么令人尊重的方式（攻击弱者）来参与暴力。
体育比赛是为了在球迷中产生情绪浸润和集体团结，足球流氓暴力则是为了在不需要运动员的条件下提供暴力所需的浸润与团结。
这种暴力与比赛的对抗结构无关：足球流氓自己成为英雄，从而篡夺了运动员的地位。
2 足球流氓往往技巧丰富、十分狡猾
在阶级分明的英国社会，足球流氓常被认为是阶级意识和冲突的体现。但足球流氓并不是工人阶级中最穷苦的那些人，而通常都是来自精英阶级：有些人是被能量和兴奋所吸引的白领或小生意人。
对他们来说，在球迷世界里获得暂时性的精英地位要比无趣的中产阶级日常生活更具吸引力。
足球流氓暴力无法用剥夺感来解释，但却可以用暴力的积极吸引力来解释。暴力的积极吸引力则取决于足球流氓的技巧。
首先是在街头和公共场所游荡的能力：要能避开警察，同时在有利的时间和地点遇到敌人。就像是一支军队以连（200人）甚至营（1000人）或团（超过4000人）为机动单位行动一样。
不过在这里，暴力组织大多是临时性的。既没有正式的命令，也没有集会、财务、选举或书写记录。有时会有非正式的基地，例如酒吧（酒吧店主可能是最活跃的足球流氓之一），某些半合法的机构和票贩子可能会安排旅行和后勤所需。
也会有一些领袖人物。某支队伍的球迷核心团体中会有非正式的首领，他们众人皆知，常常西装革履，在足球流氓暴力的酝酿过程中坐镇其中。
布福德（Buford，1993）曾在1980年代参与观察曼联球迷和其他英国足球流氓的行动，他发现每个首领都有自己的跟随者，形成30—50人的小团体，成员大都是十五六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都渴望证明自己。
他们挑起了许多争斗，表现得像是首领的副官一样。这种首领会在意大利城市中游荡，为几百名追随者指明道路，躲避大批试图控制英国入侵者的意大利警察。
他们身旁聚集着十几名年轻人，这些人会将命令传达下去，让众人分散或是重新聚集，直到最终发现合适的受害者——巴士上受到惊吓的意大利球迷，或是留在空荡荡街头上的一小群意大利年轻人。
有时，首领会告诉追随者时机是否合适，甚至会“帮助警察指挥交通，驱散堵塞街道的追随者，谴责摔碎酒瓶或是不守秩序的家伙”。
除了这些首领之外，经验丰富的足球流氓也会掌握不少广泛传播的技巧：当行动尚未开始但正在酝酿时，如何快速地小跑；何时该聚集起来集体行动，何时又该四下分散。
如果遇到荷枪实弹的警察，他们就会摇身一变作出平民的姿态，躲过警察的防线。“不要走得太快，所有人都要装出一脸‘不关我事’的模样。”
由于这很可能是在*乱之后立刻发生，警察并不一定会上当，但是由于警察也会倾向于避免激起更多冲突，所以他们也会接受这种戈夫曼式的表演。
对于面对警察时的冲突性紧张/恐惧，足球流氓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会有意识地利用这一点。他们知道：只要不是在*乱中被发现，权威机构就不会对他们使用太多暴力。因此，他们会谨慎地开启和关闭暴力行动。
根据具体情况，也可能会出现临时的首领；他们也许是那些积极地传播消息的人——“晚上6：00会发生游行，请告诉更多人”；也许是那些面对警察防线最先走下人行道并期待其他人跟随的人（有时会有人跟上来，有时则不会。
如果没人跟上，这些潜在的首领就会紧张地四处张望，然后退回人群中，努力让自己显得不那么可疑）。首领会帮助指挥人群，反过来人群的情绪也会赋予首领以力量，无论时间长短。
3 暴力制造了特殊的“道德假期”
球迷们知道成群结队地出现有好处，他们会借此欺压检票员和食物摊点小商贩。
曼联球迷用“吃霸王餐”来形容坐车和吃饭不给钱的行为；有些经验丰富的球迷则自称“跨城霸王餐专家”。数百名球迷可能会洗劫火车站的食物摊，往口袋里装满食物和饮料。
在工作人员看来，他们利用了这一场景的混乱——将食物丢向空中，高喊着“食物大战，食物大战！”然后分头四散，消失在人群中。他们之所以不愿付钱，不是因为付不起，而是因为吃霸王餐本身就是一种乐趣。
这是群体暴力的一种较为轻微的形式，也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假期”；但它被一个团体故意加以利用，将其发展为一种传统和战术。
埃利亚斯和邓宁（Elias and Dunning ，1986）认为，最近几个世纪，经过开化的社会变得平静而无趣，足球暴力就是为了寻找刺激才会发生，但这一解释太过宽泛。
几乎所有现代运动的目标都是提供表演型刺激，但刻意组织的场外暴力却将这种设计与刺激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群体首领既谋划策略，也领导兴奋感。正如群架中常见的，人们分散成了一小群一小群，一旦发现有容易欺负的目标，攻击者的人数就会快速从两个增加到六个，又增加到八个。
这种高涨的情绪来自乌合之众的力量；众人创造了一个“道德假期”，从而控制了周围的空间。当人们组成一个清醒的群体时，这种力量感并不一定就是暴力的，而是群体的能量和欢腾。
只有在身处乌合之众当中时才能引发，那种感觉就像是吸食毒品之后的体验，
他们谈论自己造成的破坏，谈论为何不得不这么做，谈论为何无法忘记所做的事情，以及为何永远不想忘记。他们谈论自己被这种情绪所浸染，不停地一遍又一遍地谈论那种感受。
他们满怀骄傲地谈论着，仿佛亲身体验过这种事情之后，他们就具有了其他人所没有的特权。他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方式，就像之前一代人谈论毒品和酒精一样，只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会吸毒和饮酒。
4 暴力尤其针对弱者，并且成为文化资本
足球流氓们实际作出的暴力行为大部分都是攻击弱者。
一大群足球流氓长时间地暴揍一名落单的受害者；有时受害者是对方球迷中强壮的男子，有时则可能是其家人。足球流氓组成的群体之所以会在街头迂回逡巡，就是为了寻找这样一个时机。
然而，当人数众多的敌对群体迎面撞上，他们通常只是会象征性地吓唬吓唬对方，或是隔着一段距离扔几个酒瓶，而不会陷入大规模的混战。
在足球流氓*乱中，人多的一方几乎总是会获胜，另外一方则会落荒而逃；更重要的是，他们也会被默许逃走（因此受到的伤害也被最小化）。
然而，尽管这一事实得到广泛认同，却也同时被封存为秘密，好让双方都能从每一次暴力事件中获得尽可能高的荣耀。人数较多的一方并不会谈及他们以多欺少，但人数较少的一方就会强调这种不平等，并将失败当作一种荣耀。
尽管打斗是足球流氓们情绪的制高点，但打斗本身持续的时间却可以忽略不计。相反，对暴力的描述却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足球流氓的主要仪式就是聚集在酒吧里，他们会在那里建立起团结感。团队的边缘成员并不一定会出现在打斗现场，但却能承载整个团队的集体记忆。
暴力成为群体中价值不菲的商品，既是因为人们能够在这个群体中讲述它的故事，并且这个故事能够成为这一群体的制高点，也是因为在反复讲述的过程中，支持者们能够聚集起来，形成比核心参与者更加庞大的群体。对暴力的讲述成为群体之中流传的关键性的文化资本。
正如金所指出的，群体存在于其成员的意识之中，作为不断构建的集体记忆而存在着。故事的讲述有一种神话的特质，只有那些制高点会流传下来，经过扭曲之后令自己这一方看起来更有英雄气概，从而掩盖了以多欺少、恃强凌弱的本质，也掩盖了从强者手下溜走的真相。
5
足球流氓的背后反映了
父权文化、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等
足球流氓团体控制情境的技巧是他们行为的核心，也是其吸引力的来源。
不过，更加广为流传的解释是他们的文化背景：一种建立在父权社会之上的具有攻击性男子气概的文化、民族主义、地方主义等等。
足球流氓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视声音的群体，他们会用成语来表达对对方的挑衅与羞辱。他们高唱爱国歌曲，侮辱外国人；如果针对的是个人，他们最喜欢的羞辱方式就是称一个男人为“娘炮”。
当英国球迷在国外旅行时，很可能就会高唱爱国主义歌曲和口号，当他们在国内挑战对手时则不会出现；1980年代的足球流氓会用性别歧视的绰号去羞辱他们不喜欢的男人，但他们却是撒切尔夫人和女王的忠实崇拜者；英国球迷会在意大利高歌“操翻教皇”，但在国内他们却会出于对英国国教制度的敌意而维护天主教教廷的尊严……
咒骂与羞辱都有其更深远的文化根基，但赋予其生命的却是当时当下的情境。民族主义和大男子主义等印象是一种表演效果，而不是产生一切的根源。
它们都是建立“道德假期”的群体技巧，可以令这些羞辱成为一种有用的表演，并将它们摆上前台。
究其原因，球迷文化的核心是参与到比赛中去，并通过嘲讽对手来主动为之增添一层独立的戏剧意味。
所有体育赛事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能够在冲突中参与到集体情绪体验中去，而无需面对与真正的冲突相伴随的危险与代价。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嘲讽就是这种技巧之一。
也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英式足球的日益流行恶化了种族嘲讽，而在美国的大众体育赛事中却几乎不存在种族嘲讽？
纪念英格兰足球运动员Marcus Rashford的壁画被破坏
在美国，比赛前后观众完全可以互相嘲讽，有些体育场中还有球迷互殴的传统；但种族嘲讽却成为一大禁忌，对抗身份只能建立在球队之上（你无法想象一名美国球迷，哪怕是格外暴力的球迷，会喊出“我宁愿做黑鬼也不愿做洋基队球迷”这种话来）。
其中一个解释是，从1940年代第一名黑人棒球球员出现在白人联赛中开始，到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美国体育运动就一直致力于促进种族融合，并且至今仍然肩负着这一使命。
在美国的橄榄球和篮球比赛中，从1960年代这些比赛占据了大众媒体视线以来，大部分球员就一直都是黑人。黑人进入棒球比赛后，只在最初几年里出现过种族主义的嘲讽，而那些声音一直都受到广泛谴责。
在美国，种族主义嘲讽并不会被认为是在嘲讽对手，进而被视为一种玩笑性和工具性的种族主义；相反，这种言论会被直接视为与球迷忠诚无关的种族敌对主义。
你怎么看待足球流氓行为？你觉得从社会学的角度如何理解？
跟随社会学大师看清暴力的真面目！
编辑：山鬼 黄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