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正是我要中考的时候，但中考那天我没去考场，而是在田里干农活。
实际上我连名都没报，初三下半学期刚开始没多久，就被班主任撵家去了。
跟我一起被撵回家的还有我的发小鹏鹏，以及当时每天把网吧当家的美强等人。
当时我们这些人非常牛马，为了上网吧，把书和练习册都当废纸卖了。我们被撵回家属实是“罪有应得”。
上初中第一次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三，全年级大概三十几名——在我们那个初中，只要一直维持在年级前一百名，考市里的实验高中就有很大希望。
由于是上初中的第一次考试，所以我爸妈和我姐都非常高兴，顿时觉得我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实验高中大门。
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可牛了，走路都昂首挺胸，心里面恨不得让向全世界都知道自己是第三。
当时排第一的王俊蓉，她就没我这么骄傲，所以人家到最后还是第一，直接被延边州的重点高中特招。
而我，在一个多月后的期中考试就拉胯了，由于数学卷子几道大题没做仔细，直接在年级滑了好几十名。
我们数学老师，不但没有检讨自己的教学水平，还当着大家伙的面嘲讽我：“班级第三就考这熊样吗？真给五班丢人！”他嘴脸非常可憎，如果放到高中，我会当场跟他打仗，举起板凳砸他个口巾日的。
这个老傻β，40多岁，一说话一嘴大黑牙，不知道的以为是哪个老木乃伊混进了一年级五班，把原来的数学老师给活吃了。
他课上抽烟，一走一过那烟味都能给苍蝇直接熏死，经常醉酒上班，常年对班上的不良少女进行性*扰——学习好的女孩儿他好像不太敢动。
让我不明白的是，就这样一个史诗级大牛马，班上居然有不少小迷妹儿，都特么是缺少父爱是怎么的？
她们一致认为这个牛马非常幽默，因为他会把从《意林》杂志里面看来的笑话，以一个十分“有趣”的姿态讲给大家听。
真的十分抱歉，即便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几岁，也仍然知道这东西它不是幽默，而是滑稽、下贱。
真的，审美这东西天生的。
但是，如果他不当众羞辱我，我是不会care他的，他那些恶劣的品行，跟我也没啥太大关系，他喝酒喝的不是我家酒，摸胸摸的也不是我的胸。
那时候的我，一心想把成绩搞上去，然后在全人类面前装β——毕竟我是个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被更年期班主任嘲讽“笨”的老冤种。
可，这个牛马他羞辱我，所以我必须选择反抗，因为一动不动是王八。
我在他课上嬉皮笑脸，还拉拢史秋生一起跟我在课上开小差——讲个小故事啦，互相摸摸小鸡鸡啦，啥的。
他把我和史秋生拽到讲台上，揪着我俩脑袋哐哐往黑板上撞，粉笔灰震得四下纷飞——后来这件事被鹏鹏拿去耻笑了我一整个学期……
其实呢，反抗的手段，除了不好好上数学课，我作为一个农民家庭出身的、整天活在自卑中的笨小孩，几乎别无他法。
我的父母也别无他法，他们没钱给牛马们送礼，但是他们可以把小笨鸡和笨鸡蛋轻轻送入牛马怀中，但淳朴的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这导致期末考试的我，再次惨遭滑铁卢，数学好像考了59，及格都没及格。
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次考试，我语文考了99，只有作文扣了一分——听说我的那篇作文，把当时在场很多个阅卷老师都看哭了，从那以后，全年级所有的语文老师都认识了我。
那一次，我英语考了97。我们班主任在家访时跟我姐说，阅卷老师看我的卷子时都不忍心翻走，每一个英语单词，写得都像是机器印上去的。
初一下学期，我过得异常坎坷。
由于听从了班主任的建议，我开始在另一个数学老师家补课——牛马也办补习班，班上很多同学都去，但我就是不去——当然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由于补课班离镇上的阳光网吧比较近，所以我很快学会了上网。
那时候玩的是跑跑卡丁车，每次下课后都去整上两把。
后来地下城与勇士火了，我就彻底沉迷网络了，连同一起补课的发小鹏鹏。鹏鹏学习比我还要差一些，他一直处于班级中下游——我在数学暴毙之后，一直处于中游。
我俩经过一个学期的不懈努力，终于在初二的时候，彻底被老师和家长放弃了。
当时班上来了个连降两级的牛马——李翔。
这个逼人，仗着自己年龄大，体格子壮，整天欺负我和鹏鹏，数学课上经常接数学老师话把埋汰我们——这俩人一边黑，可能是失散多年的亲父子。
课堂上认野爹也就罢了，这个逼人打个篮球投个篮还故意往我身上砸。
有这样的逼人，能好吗？
对于这种校园霸凌的人，我一直觉得他们指定是天生就一个弹子，到老生孩子都得借别人生殖器，到死了都没人给上坟的低档货。
如果有初中同学不巧看到这篇文章，那么请务必把这篇文章转给当事人，我要让他知道他当初并不是一个人揍的。
至于他现在是一个啥样的人，我并不想知道。
导致我对上学这件事彻底失去信心的导火索，是初三时的语文老师程慧颖。
初三刚开学没多久，我们原来的语文老师赵美，就不带班了——她是我初中时代最喜欢、尊重的一个老师，是她打开了我对文学的喜爱。
我初一时写的诗歌，在她的帮助下发表在校刊，并且还被她发到了她的博客上——评论区都说这孩子写得真好，是个当作家的料。
当然这些是她转述给我的，几分真实我也不知道，反正听着很舒坦。
由于非常幼稚，所以新语文老师来了后我心里有意见，就在语文考卷上瞎答，被程慧颖当众扇了九个大嘴巴子。
其实扇一个就差不多了，但由于我犟嘴，她又多加了八个。
打完我之后，语文老师愤然离场，班主任让我去把她叫回来，还让我跟她道歉。
我拒绝。
那一刻，我认定，平时看起像个人似的班主任，做的很多事其实也并不是为了我好。
而相反，她确实是一个狡诈的伪装者，除了利益，其他的一切在她那里一点都不重要。
她甚至可以为了利益，放弃逻辑，或者说利益就是她的逻辑。
你的学生挨打了，他也的确是个烂泥扶不上墙的牛马，但你怎么能对九个耳光视而不见，还让他去跟一个施暴者道歉呢？
班主任开始跟我玩套路，把我妈叫到了学校。
别说把我妈叫来，就是把我祖宗叫来也不好使。
后来，我冒着大雪，在体育课上跟历史老师踢了一场足球。
我累倒在球场中央，鹅毛大雪扑扑地下着，世界安静得像一幅厚重的油画。
从那以后，学习不好的学生陆陆续续地被班主任赶走了，后排的座位一个又一个地空了下来，班级里逐渐只剩下“好学生”，于是我的心也越来越空了。
我和发小可能是最后被赶走的那几批，鹏鹏先走了，后来我也走了。
那是初中最后一学期，初春的阳光中，我们在村里的西山见面了，他坐在拖拉机上，摘下帽子向我挥手。
“你也不念啦？”
“嗯，哈哈哈，不念了。”
那时候，我们对于自己的未来，都感受到了空前的迷茫。
后来，我在家人的劝导下，复读了初三，以540分的成绩考到了延边第三中学的加强班。
发小则去哈尔滨读了中专。
也是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初中是比高中还要重要的阶段、中考是比高考还要重要得多得多的考试，要我说原因我说不清，反正过来人大多数都有同感。
上大学后的某个寒假，我在发小家玩，听发小表弟说他们班主任喝酒喝死了。
“你们班主任叫啥啊？”
“***”
“这个老逼登啊！哈哈哈……”
最终，牛马教师的人生答卷，以50岁的成绩匆匆收场。
而我虽然知道逝者为大，但当时还是忍不住地笑出了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