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是网站点击量的巅峰，这不算什么新闻，但是过去一年，传媒公司特别留意这一情况，并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它们开始制作新的节目，算好了人们感到饥饿的时间，卡着这个时间发布消息。自从意识到正午时间的节目最吸金，它们就开始重新探索如何推销线上广告。
——布赖恩·斯泰特勒（Brian Stetler）， “正午的在线视频带火了在办公桌上吃午餐” （Noontime Web Video Revitalizes Lunch at Desk）， 《纽约时报》，2008年1月5日。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在工作场所的普及，包括《纽约时报》在内的大多数新闻媒体争相报道“网络摸鱼”（cyberslacking）的害处，还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如“网上冲浪似乎让台式机变得无所不能，却独独不能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1]对数字化设备带来的干扰感到焦虑，这一现象推动了数字化管理手册这种小众行业的发展，其初衷就是帮助老板和员工抵制点击鼠标的诱惑。在亚马逊网站上搜索“工作效率”，会弹出大量的手册和管理指南，教你如何治疗这种令人头疼的“病”。[2]在工作时间上网所引发的种种事端，反映了对移动设备和互联网一般都会占据人们的工作时间，使人们无法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这件事，大家多持担忧的态度。但在担忧之余，有几项研究表明“传媒零食”也可以是滋补品，甚至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3]
鉴于有研究表明数字化的碎片时间“可能相当于‘数字版的茶水区’——有助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所以有必要先认识一下这些“传媒零食”的构成和其面向的对象。[4]《连线》撰稿人南希·米勒（Nancy Miller）认为零食化传媒的概念是数字时代主要的媒体互动模式：“当今，‘传媒零食’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清晨，我们打开笔记本电脑看新闻、查邮件。工作时，我们一整天都在‘吃零食’：看视频、刷博客。回到家，大屏的高清电视为我们送上丰盛的视觉大餐——24小时不间断的节目任你挑选。此外，还穿插有移动手机互联网公司所谓的各色小吃：任天堂DS游戏机上30秒的游戏、手机上60秒的网剧、MP3播放器上3分钟的播客。”[5]米勒笔下的“吃零食”和“享大餐”之间的关系也传递了传媒公司的希望，即观众将会把碎片时间当作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这道“主菜”之前的开胃菜，或新电影发布时的前导广告。虽然属于碎片时间经济下的设计产物，但“零食”也可以不只是开胃菜，它也可以是一种癖好，同时也是一种反抗。为工作场所打造的数字内容也可以是满足某些人日常工作需求的养料。
工作场所一直都是一个进行社交互动的重要场所，数字技术只是让这些活动更加可视化。传媒研究学者鼓励采用一种细致入微的方法，在他们所做的研究中，普遍把社会背景当作理解文化的有益因素。很多类似的分析都把诸如性别、社会等级等社会因素考虑在内，但少有学者会考虑具体的场所，比如工作场所。[6]数字内容——无论体现为哪种形式，电影、体育赛事、社交媒体动态、电视节目、网站或游戏等——为在虚拟的茶水区、休息间或午餐桌旁进行讨论奠定了基础。这些讨论是日常工作的旋律，透露着率性，拉近了关系，让工作的地方感觉就像社区。此外，媒体内容也可以作为一种共同的语言，供人们探讨办公所在地的政治或国家层面的政治。
本章中，我认为碎片时间经济让某些员工能用“传媒零食”管理自己的工作日。一些“零食”与白天的时间或工作相对应。碎片时间经济提供了多种选择，使人们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口味、质感和癖好的“传媒零食”。传媒公司很支持在工作日来点儿“传媒零食”的行为，它们努力构建节目流、劳动流以及平台流，以便得受众和从业者从某一个巨头、服务和产品带至下一个。尽管对工作场所的受众而言，有多种多样的“传媒零食”，但传媒行业却最青睐这一类人：兴致勃勃，随时查看、跟进、评论最新头条，紧跟主流文化对话的人。尽管受众可以自由使用其移动设备，把午餐休息时间花在发短信和跟...
“零食”的价值：工作场所受众分析
对工作场所碎片时间的研究表明，某些类型的“传媒零食”会比其他类型的更有可能提高工作效率。[7]此外，性别、关系状态、性格类型以及工作量等都会影响享用“传媒零食”的频次和效果。[8]这些研究表明，享用“零食”跟很多背景因素和社会问题有关。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传媒技术是“自我的扩展”，他认为，“任何媒介对个人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即任何的自我扩展，取决于每一次的自我扩展或每一项新技术在个人事务中所开拓的新尺度”。[9]尽管有人批评麦克卢汉有技术决定主义倾向，但他对传媒技术如何扩大“人类关联和行为的尺度与形式”的描述其实恰如其分。[10]比如，员工在上班时趁着休息时间与其他同事闲谈，此时他们已经在使用传媒内容。移动设备是扩展这一活动的工具，因为它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提供了不断变化的数字内容，可以引发讨论。随着数字技术和记录其使用情况的能力迅速发展，娱乐公司长期忽视的受众习惯开始自行显露出来。
移动设备通过两种方式凸显了在工作场所享用“传媒零食”的行为：移动性和选择。移动设备是便携的，也就意味着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用“传媒零食”。享用“零食”不仅限于在休息室，还可以在任何时候。这种便携性不仅提高了享用“传媒零食”的效果，而且可以获得多种多样的内容也意味着人们可以选择适宜具体场合的最佳“零食”。有些场合需要以音频为主的“零食”，有些场合则可能需要短视频，而有的时候人们喜欢聚在一起看完一整集节目。虽然移动设备扩大了享用“零食”的可能性，但移动设备的使用还是取决于日常习惯。多项研究表明，享用“传媒零食”发生在例行流程中，逐渐变成习惯，最终可通过相关的社会因素对此进行预测和规划。[11]“传媒零食”的类型与工作场所的社交动态和工作日的惯例有关。有了移动设备，员工就可以根据具体场合优化其“零食”习惯。
通过对三个工作场所开展人种学方法的观察研究，我们获得了移动设备促进享用“传媒零食”的种种证据。从分析可知，很明显，移动设备是员工驱散无聊、与同事互动、证明其作为知情消费者和公民的重要手段。享用“传媒零食”的具体做法分为三个截然不同的阶段：清晨、中午和下午的茶歇时间。不同的技术、数字平台以及观赏方式分别对应这些“零食茶歇”。总体看来，从员工如何利用移动设备可以看出他是如何度过工作日的：工作的核心是在一套奖惩机制的督促之下完成任务，同时还要维持同事关系，排解现代工作带来的压力。碎片时间经济未必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累赘，因为移动设备可以帮助员工精心营造出一种更为舒适的工作环境。如此一来，工作场所的传媒习惯同工作场所的其他应对活动几乎并无差别，如在茶水区聊聊八卦。碎片时间并不会影响员工工作效率，而仅仅是一段改良版的吃零食、喝咖啡的休息时间，可以帮助员工重新集中精神，为完成任务而奖励自己。
从事重复性的单调工作的员工对公司运营影响甚微，这类员工最有可能渴望“传媒零食”。[12]在加利福尼亚州中部的圣巴巴拉和戈利塔地区的两家计算机公司以及纽约的一家大型客服中心到处可见这类员工。第一家公司Ameravant是一家网站制作公司，主要服务的企业是加利福尼亚中部的圣巴巴拉商业区。Ameravant帮助公司提高其网站曝光率，优化其搜索引擎相关性。整个公司共有6名程序员，全都在一个房间工作，各自有一张办公桌，桌上运行着多台电脑。Ameravant的办公室就在老板的房子里，每个程序员就在客厅的一隅工作，所有的员工都可以使用厨房和客厅，所以会议——主要是同事之间或跟客户开会——就在客厅召开。程序员在客厅工作，老板的办公室则在自己的卧室。气氛虽然轻松但是很忙，因为每个程序员都负责维护多家网站。
第二家公司是Latitude 34，坐落在加利福尼亚戈利塔商业区的路边商场里，公司为圣巴巴拉的很多公司提供IT（信息技术）支持。相比Ameravant的办公室，这里的办公室感觉更传统。Latitude 34也是一个家族企业，雇用了7名员工。办公室有一个开放的平层，放着各种各样维修电脑的工作站。员工早上来了以后，先跟客户联系，大概就知道这一天的工作量了。多数员工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开车去客户那儿修电脑。所有人都在办公室的时候，气氛非常活跃，谈话声此起彼伏，一派合作愉快的气象。
第三个工作场所是一个客服中心，服务对象是一家国家级远程教育公司。[13]办公室中有好几排隔间，员工坐在电脑前，负责接听不同类型的电话。这家公司办公地方很大，气氛不如另外两家小公司那样融洽。尽管采用的是这种缺少人情味儿的“办公农场”（cube farm）式的环境，但同事间还是有很多合作，整体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氛围。相比Ameravant和Latitude 34的员工，客服中心的员工面对的直接监管更少（尽管他们的电脑会受到程序的监测），更多的是各司其职。员工工作量是由电话的数量以及每一部门所收到的邮件量决定的，销售团队的主要职责是往外拨电话，是该公司目前为止最忙的员工；在线技术支持团队则是最轻松的，因为他们的工作不需要立即回复呼叫者的问题。
晨间习惯
这些办公室员工都是用令人振奋的“传媒零食”开启新一天的，“传媒零食”可以让他们为这一天做好准备。电脑一打开，员工登录邮箱，打开即时消息以及脸书等，就正式进入这一天的工作以及社交中了。为了过好这一天，这些地方的员工甚至设置好了移动设备（平板、笔记本以及手机），把它们当成第二块屏幕来用。一名员工把他的第二屏称为“干扰电脑”，他用这个来把自己的个人媒介与工作屏分开。“干扰电脑”这个词暗示了他认为个人媒介对他的工作效率有负面影响，所以他把个人媒介与他的主要工作屏幕分开，免得这些设备干扰他的工作。这些移动设备上的“传媒零食”主要是音频内容，包括音乐、广播以及谈话类节目。这些音频将办公室的噪声隔绝在外，帮助员工专心致志地完成任务。实际上移动音频设备并未干扰他们的工作，而是相当于这些员工的工具，使之能通过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管理现有的干扰项。
早在移动设备出现前，就开始流行在工作场所使用声音来控制干扰项了。流媒体音频服务可以看作是农民在田间劳作时哼唱歌曲的现代化身，或者是20世纪40年代工厂主在工厂放置的无线电广播。[14]很长时间以来，老板们相信音乐可以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因此创造了一种声迹（soundtrack），融入了背景，充当了白噪声，掩盖了其他活动的声音。[15]在工作场所保持安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收音机以及现在的移动设备，则提供了一种持续的、可控的噪声，有助于员工专心致志地完成工作。研究发现，在从事重复性任务或在准备工作期间听音乐的员工，其工作效率相对较高。[16]我参观的所有工作场所的员工都相信通过一台个人移动设备享受音乐可以帮助他们为这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更重要的是，他们非常感激可以有这种自由，通过制造一种舒适的白噪声，自行掌控其注意的焦点。
音乐行业通过发展对用户友好、定制化的数字平台为自己在碎片时间经济中争取了一席之地。订阅音乐服务平台Spotify为工作场所提供各种各样有助于保持专注的播放清单，其音乐都能融入背景，隔绝令人分心的噪声。Spotify的用户可以自己制作音乐歌单，员工常常会把自己的歌单加上标签，对应具体的工作场所。比如，Spotify主打的音乐歌单包括“适合工作时听的流行金曲”“音乐加油站”“励志音乐间”“茶歇时间”“办公室混唱”“办公室立体声”“工作时间来点儿爵士乐”“边工作，边摇滚”。我们来看看Spotify的用户清单：萨拉-路易丝·特克斯顿（Sarah-Louise Thexton）有一个叫作“宜工作”（流行乐）的音乐播放清单，用户ihascube有一个叫作“工作音乐两不误”的音乐清单，丽萨·洛奇（Lisa Roach）的音乐清单名叫“适合工作时听的歌”。这些反映了员工的认识，即有一种特别的音乐适合工作场所。[17]Spotify及其用户会结合工作场所的节奏制作播放清单，并且会检查自己的音乐品位是否适合公放。
能够管理干扰项在开放式的工作场所尤其重要，因为这样的情况随处可见，多任务工作者可能正在给客户打电话或跟同事探讨工作。在电话客服中心，一排一排的人都在打电话，这就是用数字内容来管理干扰项的绝佳范例：用手机打电话时，员工会使用耳机模式；用自己的电脑解决问题时，则会用头戴式耳机。在Ameravant的小办公室，客服经理总是会在程序员办公室隔壁的房间跟客户见面，这让程序员很恼火，两个房间的门经常开着。在办公室坐了几天之后，客服的话也很快开始变成重复性的，员工会用自己的移动设备来对抗这种干扰。有些员工会从自己的iTunes资料库中寻求庇护，有些则会听流媒体音乐或广播节目。这些技术类似于个人的收音机，因为它们让员工可以选择某种类型的音乐、一张唱片或者一个播放清单。员工可以通过选择音频的类型，而不仅仅是音乐，从而进一步定制其“白噪声”。比如，其中一名员工就选择在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已经看过的最喜欢的电视节目的其中几集以及电影之间来回切换。他解释说可以享用各种各样的传媒服务对提高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重要。
员工对数字内容的选择经常取决于是用耳机还是通过听筒听。迈克尔·布尔曾经写过他对耳机和移动传媒设备使用的担忧，称这些设备将人们置于自己的“私密泡沫”（private bubble）中，切断了与周遭的联系，因为“耳机里的声音让用户能够按照个人意愿，管理并精心安排习惯的空间。个人立体声是很直接的，耳机就挂在用户的耳边，因此可以用私密化的声音轻松覆盖周围环境中那些随机的杂音”。[18]一名员工表示他的音乐选择取决于在房间中的人。当身边有一个跟他趣味相投的程序员同事时，他会播放两人都喜欢的音乐，这就提供了一种恒定的背景节拍。如果办公室中只有他一个人，他更倾向于戴上耳机听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广播节目。换言之，能够通过数字服务定制并播放流媒体音乐可以拉近同事之间的距离；独自一人工作时，程序员会借声音来消除自己的孤独感。
能够定制工作时的声迹是移动设备优化日常办公室工作的方式之一。在互联网出现之前，“白噪声”的选项仅限于可以在个人立体音响上播放的媒体，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让员工可以把播放内容带入工作场所。芭芭拉·克林格（Barbara Klinger）很好地总结了罗杰·西尔弗斯通的作品，她认为家庭娱乐产品的激增扩大了媒体产品和服务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角色。[19]尽管她当时的主要着眼点是家庭观赏体验，但她提出重复观赏传媒产品是一个极其个性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媒帮助个人“找到自我”。[20]而工作场所则是另一个可以让人们积极参与自我探索的地方，数字内容固有的便携性和定制性支持这种尝试。[21]最喜欢的电影或电视可能包含让员工重新认识自我的一段对话或一段背景音乐，但是，如果足够熟悉，它并不会对工作相关的任务造成干扰。这些“传媒零食”成了一种听觉享受，用途多多：创造了令人愉悦的背景噪声，让员工可以掌控自己的工作日，可以通过其传媒消费表达自我。
午餐时间
音乐形式的“传媒零食”可以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激励员工开始一天的工作，但是到了午餐时间，员工渴望的是更加放松、可以共享的“传媒零食”。移动设备带来的便携性和社群突破了传统的休息间所提供的服务和现代工作日程的限制。服务行业的员工不会结伴去吃午餐，因为需要有人留下来接电话或继续工作（Latitude 34的办公室是一个例外，员工经常碰到午餐时间还在外面提供服务的情况，因此只好在从一个任务赶往另一个任务的途中停下来吃东西）。不能一起吃午餐，必须严格按照时间规定完成工作，迫于这种压力，很多员工选择在办公桌上吃午餐，无论是从家里带饭还是在外面买了以后带回来。文化批评家讨论过这种“在办公桌上吃饭”的好处，有些说午餐时间离开办公室是很重要的，可以实现自我修复；也有人说现代工作和家庭生活的要求让从容不迫地吃一顿午饭变成奢望。[22]在办公桌上吃饭时，消费数字内容便成了一种权宜之计：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得到短暂的休息，但方便之处在于还是坐在办公桌前，如果出现问题，可以随时响应。
从20世纪50年代员工要求在休息室中安装电视起，午餐时间放松就已经成为碎片时间经济的一部分。移动设备满足了人们的点播观看和移动性需求，相当于在休息间电视的基础上进一步升级。安娜·麦卡锡提出，大多数“具体场域”的媒介，如休息间的电视机，一般都是由老板而非观众、消费者或员工控制的。[23]她认为一群人聚在酒吧这样的地方看电视，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机构对共同观赏有何期待。比如，在酒吧中观看体育赛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共同观赏体验的理解，即男性观众希望摆脱更为女性化的家庭空间。[24]工作场所的观赏体验突破了这些界限，围绕共同的兴趣，把粉丝群凑在了一起，却并未导致对办公室等级和遥控器执掌权的不满。
移动设备让“休息室”移动化，因为它让员工能够自行决定放松的形式和一起看节目的同伴。尽管这种移动性同时意味着疏离，在有些人眼中，这种疏离可谓移动私人化的衰落，但这种移动性的效果却因具体场合而异。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有休息室，也不是所有的休息室都是联络感情的地方。安娜-丽萨·林登（Anna-Lisa Linden）和玛丽亚·尼贝里（Maria Nyberg）把办公室休息间描述为一个展示自我的地方，各种民族和不同的社会等级在这里碰撞，对同事的私人生活评头论足。[25]移动设备在帮助员工战胜这种社交焦虑的同时，又让他们得以在休息室的放松中获益。确实，休息室的本质体现在其局限性上，从员工什么时候必须准备好自己的午餐，到休息间里电视节目的选择，再到员工吃午餐时陪在身边的同事。
移动设备几乎以指数增长的速度扩大了员工午餐时间可选择的观赏内容，让个人可以掌控观赏体验。如果一群员工想要讨论最近播出的电视节目，他们可以一起看（或者重看）、暂停、回放，好让谈话能进行下去，不错过任何情节。这种优化了的集体观赏体验，提高了基于工作场所建立粉丝群的可能性。Ameravant的一群同事会一起在午餐时间看《每日秀》（The Daily Show），当出现了一个关于最近某事件的玩笑，让一个人捧腹大笑，另一个人却一头雾水时，他们就会按下暂停键，同事们会在暂停的这段时间里，讨论玩笑中所映射的政治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节目不仅仅是一个午餐时间的干扰项，它还是生成意义和建立社群这一社交过程的组成部分。在由其限制所定义的典型场合下，员工可以通过回放和暂停这些设计功能控制点播内容，由此获得掌控感。
粉丝齐观赏一般是指人们因共同的兴趣凑在一起，但工作场所的观赏体验则略有不同，同事们彼此的兴趣品位各异，多萝西·霍布森（Dorothy Hobson）曾写道，工作场所粉丝群是看电视过程中意义生成的重要一环。[26]她的分析表明，早在数字技术出现之前，就有很多集体观赏的做法，比如拉帮结派八卦一下最新的话题，办公室的茶水区也有很多类似情况。传媒设备让我们更容易发现什么话题能吸引整个办公室的注意，而且这些话题在午餐的节目点播时可以看到。这样一来，工作场所的观赏体验跟家庭的观赏体验就很接近，不同的家庭成员间建立了品位等级，一起商讨决定看什么。[27]工作场所的粉丝群还跟高中餐厅很像：不同的派系打破了彼此的界限，凑在一起讨论；就数字内容而言，则是围绕共同的兴趣爱好展开讨论。办公室的粉丝群是基于场合临时组建的，在利用数字传媒与办公室同事互动的过程中，共同的兴趣会自然流露出来。
选择《每日秀》作为一个粉丝齐观赏的节目，反映了基于场合的迷文化是如何运作的。根据受众统计数据，《每日秀》吸引的是年轻、受过教育而且很懂技术的观众。[28]Ameravant的那些20多岁的程序员都符合这个条件。这个节目的幽默风格、播放时间以及“随时”可看，使之很适合Ameravant的办公室。Ameravant的许多员工的政治倾向跟《每日秀》上所表达的一致，他们都有共同的心愿：希望每天看一场与午餐时间一样长的节目。相比之下，客服中心的员工就不太可能在午餐时间观看数字内容。在这个客服中心，员工所持的观点各不相同，彼此的午餐时间也不同，另外，员工更替率很高，这些都让这里的环境更加孤立。但是他们还是会在午餐时间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找到社群。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上班时间，访问社交媒体服务频率最高的时间段是休息时间。[29]无论是哪种情况，利用午餐时间享用“传媒零食”既与流媒体平台有关，又体现了人们对社群和社交的渴望。
尽管移动设备可以让员工自行决定如何享用“传媒零食”，但选择的多样性，包括即时串流服务，却影响了三家公司员工的午餐时间。有几名员工计划利用午餐时间看新闻直播和体育比赛，另外一名员工则很喜欢由媒体人、喜剧演员和UFC（终极格斗冠军赛）播音员乔·罗根（Joe Rogan）所主持的直播聊天。这名员工把自己的午餐时间安排在直播聊天播出的时间段内，体育界人士直播和体育赛事是工作场所尤其流行的数字内容，因为全球一天到晚都在播放各种体育赛事。在2008年奥运会期间，尼尔森公司报道，有20%“正上班的观众”会在工作日观看比赛。[30]同样，2006年举办国际足联世界杯期间，白天播出的比赛有将近40亿的单页点击量。[31]渴望收获更多观众（意味着获得更多广告收入）的体育联盟和电视网跟欧洲足球协会联盟（UEFA）达成了协议，把比赛安排在上午，那时正好是美国工作日的下午。[32]这些流媒*易催生了正午的“传媒零食”，工作场所的受众每天都在围着这些赛事转。
这些在午餐时间看节目的例子表明移动设备是如何增加办公室休息间的选项和移动性所带来的益处的。在从前，错过了前一天晚上的“必看电视”，一名员工可能在办公室闲谈中就会插不上话；而如今可以随时随地观看点播内容和流媒体平台的内容，同事们可以一起追剧。移动设备也让那些可能无法与同事找到共同语言的人得以与办公室之外的人联系。这些设备让这些员工避开了休息间的社交政治，同时也能享受在工作之余放松的益处。流媒体服务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提供的“传媒零食”正是人们在午餐时间想要的。
休息时间
“传媒零食”让员工集中精力，为这一天做好准备，并在一天当中提供放松的机会，但是这些“零食”还可以作为完成一项任务的奖励。上文三家公司的很多员工解释说，他们为自己设定了目标，如果他们在一定的时间段内完成一项任务，他们就奖励自己一些“传媒零食”，比如看一看YouTube视频，然后再开始下一个任务。一些工作场所的管理层也在推动这项工作——当作一种奖励机制。比如，客服中心的管理层是这样激励员工的，对那些完成一定工作指标的员工，调整其网络防火墙以示奖励。在一天当中，该客服中心的防火墙允许员工在一定时间浏览与工作无关的网站。如果一个员工在指定时间完成了大量的电话接听工作，那么防火墙限制就会放松，允许员工有更多时间访问与工作无关的网站。对限制网络摸鱼的措施，比如防火墙以及监测软件等的研究表明，这些措施会减少享用“传媒零食”的情况。[33]这类限制也会削弱员工的士气，导致员工感觉被监视，不受信任。[34]尽管管理层贯彻奖励机制时重点关注的是员工办公桌上的电脑所安装的防火墙，但员工往往会无视这些限制，通过个人移动设备来给自己设定一个享用“传媒零食”的奖励机制。
伊冯娜·朱克斯（Yvonne Jewkes）对监狱犯人的研究表明，当把能上网当作一种奖励时，可以帮助这一机构实现自身规则规范的正常化。[35]跟任何奖励机制一样，控制人们渴望的对象，比如获取传媒内容的途径，可以要求那些想要这一对象的人执行某些特定行为。对犯人的研究同时表明，传媒内容对犯人理解自身是很有必要的。朱克斯认为，在严格的体制内，传媒内容给了人们必要的工具来改造自我、标记时间，从更大的层面看，让他们能够承受日常的压力。希望大多数工作环境对个人支配权所带来的伤害不像监狱那么大，尽管一些工作场所的传媒内容限制与监狱有些相似。跟监狱不同，在工作场所，在休息时间，利用移动设备看节目，可以是员工和雇主之间的协商结果。员工同意遵守职业素养，作为交换，也要有一定的自由能够消费传媒内容，这样，能够在员工可控的休息时间内表达自我。
休息时间是一天当中自我选择或设定好的时刻，此时允许员工把注意力从工作转移到个人感兴趣的话题上，尽管没有全国统一规定的休息时间，一些州政府和各种联合会还是成功地为员工争取了有偿休息时间。这些管控机构认为休息时间在释放压力方面作用显著。[36]墨尔本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把休息时间用来上网的员工比那些不上网的员工工作效率更高。[37]该研究的作者之一布伦特·科克尔（Brent Coker）解释说：“短暂且不起眼的休息，比如稍微上会儿网，让大脑得以休息，就能让人更加专注于一天的工作，因此提高了生产效率。”[38]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另一项研究把“传媒零食”比作“茶歇”，因为它带来了愉悦，让员工的精神重新振奋。[39]这些发现表明，享用“传媒零食”和休息时间的其他活动一样具有修复作用。
同午餐时间享用“传媒零食”一样，这三家公司的员工在安排享用“传媒零食”的时间上也很有战略思想，有一名员工会检查自己最喜欢的网络人物这一天有什么安排，据此安排自己的休息时间。比如，他会在推特上看看某位喜剧演员是不是有谈话直播，或他最喜欢的网剧是不是播放了最新的一集。如果没有对时间要求较高的数字内容，所谓的“茶歇”就变成了在一天中若干短暂的休息间隙内随意上网浏览。客服中心的员工经常会在一天当中反复查看社交媒体网站，有时频率高达20分钟一次，他们会检查一下是不是有人发布了新消息。这些员工表示，他们把日常允许休息的15~20分钟全都花在访问这些网站上了。员工定期享用这些“传媒零食”，相当于是在一天当中不时给自己一些奖励。一名员工解释说：“你不可能时刻不停地工作，你总要休息的。”[40]探索工作场所互联网使用情况的其他研究也有关注工作的类型，在本例中，工作类型是电脑编程和享用“传媒零食”的需求二者之间的关联。[41]某些现代工作的重复性和单调性让员工把“传媒零食”当作完成任务的奖励。
休息时间不仅是为完成自我修复，也是与同事进行社交的机会。工作场所社交的标志就是茶水区，在这里可以讨论上周末发生了什么，八卦一下办公室政治。茶水区和工作场所社交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以至于家庭影院频道制订了一整个广告计划，前提就是它的节目要能够值得在茶水区被说起。[42]这一计划反映了同事们会如何探讨前一天晚上的电视节目。数字技术推动了人们在茶水区讨论媒体内容，因为它提供的工具让谈话更方便。在点播放映和移动设备出现之前，茶水区的对话需要所有参与者在前一天晚上都看了某个电视节目；现在，如果有人错过了节目中一个重要时刻，他可以借助数字资源补上错过的部分。如果确如电视学者所说，电视节目在社会的共同语言中发挥了中心作用，那么数字媒体的作用则更进一步，让粉丝可以轻轻松松回味最喜欢的电影或节目、研究一个梗或凭借移动设备实现“路转粉”。[43]因为数字内容比广播内容更容易获得，几乎办公室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茶水区的对话，这样一来，对话就更具包容性，更加多元，也因此更有料。
在休息时间讨论共同感兴趣的东西，这种*在我探访各工作场所的过程中十分明显而且普遍。同事间围绕一个视频游戏或一个YouTube视频的对话往往会被别的同事听到，会突然变成好几个同事一起围绕一种移动设备展开讨论，他们会一起观看（或回看）这一传媒对象。在Latitude 34的办公室中，我曾观察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一天，在闲聊时，有几名员工决定要在日常的对话中加入关于电影和电视对话。在一次闲谈时，他们说到了《南方公园》（South Park），大家开始畅所欲言，说他们正合力完成的工作就像是“超级谷物（super cereal，这个短语出自《南方公园》“人熊猪”一集），其中一名员工对那一集不熟悉，所以另一名员工就向他描述了那一集的内容，然后那名员工疯了一样上网搜索剧中人物使用这一搞笑短语的那个片段。
如此享用“传媒零食”不仅仅具有修复作用，而且就像是在办公室的茶水区稍事休息一样，它为员工提供了进行社交和增进联系的机会。文化所指可以决定哪些人是圈内人，哪些人是圈外人。约翰·菲斯克（John Fiske）曾经以俚语术语和文化参考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运作方式，使圈内人和圈外人划清界限。[44]从之前的例子中可以看出，移动设备有助于跨越这些鸿沟。基于网页的内容非但不排斥对内容不熟悉的人，反而让不明所以的人可以快速了解人们的所用和所指，故而更具包容性。享用“传媒零食”就这样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成为粉丝团发展过程中一种重要工具。正如曼纽尔·卡斯泰尔所指出的，数字技术让兴趣相投的同事因为他们认为有意义的文化事件而非广播网所规定的事物，聚在了一起。[45]这种社群建立的方式在如工作场所的梦幻体育联盟，以及大家聚在一起看节目、开派对和传播火爆视频的过程中达到了巅峰。
根据我对拜访的几家办公场所的观察，享用“传媒零食”有一个显著特征，它优化了原来已有的碎片时间，如咖啡休息时间、午餐休息时间以及零食时间等。享用“传媒零食”的证据印证了在组织和管理领域开展的更广泛的研究所得出的很多结论，这些研究表明，享用“传媒零食”，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自我修复。此外，这种享用“零食”的习惯适合工作日的节奏。移动设备让我们可以通过点播途径获得数字内容，让员工能决定享用哪些“传媒零食”，针对当天具体的情况选择自己喜欢的“传媒零食”。移动设备让员工能够定制自己的“零食”，同时让休息时间的修复功能更强，因为它让员工能获取自己最喜欢的“零食”。移动设备的无所不能，同时也让员工可以依据某一天网络上提供的具体内容管理自己的“传媒零食”。传媒公司在借各种各样的“传媒零食”瞄准碎片时间经济的同时，也推动了享用“传媒零食”的时间表安排。
“午餐时间是新的黄金时段”
传媒公司在创造“传媒零食”方面的战略头脑绝对不亚于工人按照工作日的具体情况分配自己的“传媒零食”。网络剧的制作历史反映出“传媒零食”制作深受既有传媒行业的影响。艾马·琼·克里斯蒂安（Aymar Jean Christian）解释说，网络制作的营收只允许“根据利润检测媒介的效果”。[46]碎片时间经济缺少可观的收益意味着，为工作场所而设计的“传媒零食”本身也是为了支持和促进已有的传媒行业，比如电影及电视节目。传媒公司制作、传播“传媒零食”，将其包装为开胃菜，其实是有意引诱工作场所的受众将其产物融入日常的惯例和对话中。“传媒零食”通过从移动设备到电影和电视节目等的跨平台流、节目流以及劳动流实现了品牌维护和人员培训。
福克斯体育台的《午间也精彩》节目就是一个面向这种碎片时间而制作节目的例子。《午间也精彩》主要包含各种专为工作场所的受众打造的网络电视节目，其设计目的就是让体育粉丝们看完周末赛事之后，在周一调动其积极性，鼓励他们看看电视台的节目安排，好为下个周末的比赛做准备。在接下来的这周，每天都会播出新一集的网剧，每一个网剧都是不同的体裁和风格，从访谈节目到工作场所的情景喜剧，再到喜剧剪辑，乃至体育策略类的节目，无所不包。每天中午，这一天的网剧都会出现在MSN.com（搜索网站）和各种福克斯体育台应用的登录页面。周一的《与杰伊·格莱泽一起进行赛后回顾》（The After Party with Jay Glazer）和周二的《布赖恩·比利克带你听听教练怎么说》（Coach Speak with Brian Billick）是对上周末橄榄球赛进行总结和分析的两档节目。周三和周四播出的《大学实验》（The College Experiment）和《办公室的故事》（Cubed）会针对体育界发表一些比较幽默的评论。周五的《幕后探访》（The Inside Call）会预告接下来的比赛，介绍福克斯体育台《周日橄榄球之夜》（NFL Sunday）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如何为周末播出的节目做准备。每一个节目持续大约半个小时，各自都有赞助商。
《午间也精彩》节目在开播3年后停播。在2009年刚推出时曾得到大力宣传，最终成为2012年发布的福克斯体育台应用中的精选版块。尽管这个系列持续时间不长，节目安排逻辑以及相关做法却经常被媒体行业的数字部门效仿。《午间也精彩》节目曾大受欢迎，努力将传统的节目制作和数字传播相结合，道出了碎片时间经济文化下受众的普遍心声。
福克斯体育台在媒体发布会上发布《午间也精彩》时，对它的定位是新成立的福克斯体育台数字娱乐部门的王牌。这一新版块通过为工作场所的受众提供工作日期间观看的网络系列节目，肩负让“午餐时间成为新的黄金时段”的重任。[47]在这一声明中使用的“黄金时间”说明福克斯体育台已经认识到数字内容及建立数字时段的重要性。这一术语和战略让碎片时间经济和传统的电视制作相关联。福克斯体育台数字娱乐的故事象征着其为碎片时间经济创作内容所付出的努力。这一电视网专门对准工作场所中的受众，重新利用从多年创作电视节目中摸索总结的流程和见解，努力提供零食化的内容，希望实现福克斯这一巨头的品牌提升和特许经营权升级。
《午间也精彩》是最早利用移动传媒带动碎片时间经济变现而进行的尝试。其成败史反映了传媒公司的自省过程，它们明白了对移动受众来说，什么才是合适的。就像传媒历史上其他时段的发展一样，工作场所的时段培养了传媒行业对节目的“常识”性的看法，要平衡收入期待、节目审美以及受众这一概念。传媒行业的学者将这些“常识”性的假设问题化，通过分析制作文化、探寻创作背后的信仰，从而揭露深层的意识形态，就本书所讨论的主题而言，则是揭露碎片时间经济的价值。[48]《午间也精彩》的制作文化让我们看到，如何才能发展出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启迪了互联网的节目安排，使节目可以干脆利落地融入不同的产业流中，包括节目流、平台流以及劳动流。
在分析《午间也精彩》这一碎片时间经济影响下的制作文化的例子时，我对福克斯体育台2009年12月刚开始制作节目时的办公室、拍摄间以及其他场所展开了人种学研究观察。通过这种片场分析，我能够套用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的话，“自下而上进行理论归纳”，厘清对在线受众、数字制作以及职业发展的理解如何影响节目制作，并制定标准，让福克斯体育台重拾传统的商业实践。[49]我不敢妄言自己比这些创作人员更加理解其文化，但是通过对行业贸易出版物的观察和分析，我对制作文化有了自己的看法：正是在这种文化的启迪下，才有了最早为培养工作场所受众所付出的种种努力。
“传媒零食”和节目流
《午间也精彩》系列节目几经辗转才为所有节目争取到了赞助商，因为在2009年时流媒体的线上广告还处于萌芽状态。尽管收益方面有所欠缺，但福克斯体育台坚持每周制作五个20~30分钟长的网络节目。2015年《好莱坞报道者》（Hollywood Reporter）的调查显示，制作一集电视节目需要花350万美元。[50]如果这一系列节目很成功，节目的制作时间和金钱投入可以获得成倍回报，赢得更多广告费，最终的结局是被出售或出租给流媒体网站、家庭录像公司，或沦为辛迪加交易的对象。[51]一个节目可以传播的窗口越多，价值就越大。价值越大，节目可以获得的预算就越多。[52]针对碎片时间的内容一般每集的制作成本约为5 000美元，通常所获得的收益很少。[53]收益不佳意味着像《午间也精彩》这样的节目的设计初衷就是，通过提醒工作场所的受众关注福克斯体育台的电视节目，支持其大企业伙伴。诸如《午间也精彩》这样的节目在“电视前沿”（television up fronts，年度电视行业盛会，其间美国各电视网都会争先向广告商介绍自己当季的电视节目安排表）上推广时会被当作给广告商的额外福利。[54]广告商获悉，如果他们在福克斯电视频道上买时间，可以得到的不只是广播曝光度，还有公司数字节目的支持。[55]《午间也精彩》和福克斯体育台的电视节目之间的协同关系影响了专为碎片时间经济制作的“传媒零食”。
《午间也精彩》的全体演员和工作人员明白，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吸引观众看福克斯体育台的节目，无论是在网上还是在电视上。这种战略落实到实践中，就是电视和线上交叉推广。福克斯体育台播出的美国职业橄榄球大联盟（NFL）和大学橄榄球比赛包括图片插播广告，鼓励受众在工作周期间随时关注《午间也精彩》。作为回报，《午间也精彩》会制作并宣传即将到来的赛事。电视学者珍妮弗·吉兰（Jennifer Gillan）把这种宣传称为“期待媒体”，认为它可以跨数字平台拓展电视流，把数字制作的焦点放在对当前电视节目的分析、提问及预测上。[56]体育节目的叙事方式不总是连续的，但一个橄榄球赛季可以连续五个月占据每周的节目安排。《午间也精彩》为即将到来的比赛制造期待，就是在支持NFL和大学橄榄球赛季的发展。跨平台流的战略不仅将碎片时间经济的原则用于这种短暂的推广，而且还对《午间也精彩》的数字制作有审查的效果。《大学实验》的制作人解释说，他们的编剧不得不删减节目中粗鲁而冷漠的幽默以及高频出现的性，因为福克斯体育台的NCAA的合作伙伴不想与这些可能有冒犯意味的内容扯上关系。[57]此外，他们解释说，为了让福克斯体育台的网络伙伴MSN.com在其登录页主推自己的内容，他们必须找到能吸引大批受众的内容。要服务工作场所的受众、电视伙伴以及网络伙伴，这种种要求对数字团队而言是一个很难企及的目标。这些限制催生了“传媒零食”，这是有预见的媒体的逻辑和协作式伙伴关系彼此妥协之后的结果。
《午间也精彩》和福克斯体育台的合作培养出的这种舒适的关系的确帮助这一系列锁定了适销的用户群体。2009年，新奥尔良圣徒队是NFL最优秀的球队，在整个赛季处于不败之地。《午间也精彩》制作了一个采访圣徒队后卫乔纳森·维尔马（Jonathan Vilma）的视频，被MSN.com选出来放在流行的线上平台的中心位置。[58]这段视频吸引了大批观众，流量统计数字显示一部分观众在这一周经常会再次访问《午间也精彩》，希望观看其余尚未播出的内容。[59]制作人解释说，尽管考虑到内容，他们不太可能把所有内容都放在MSN.com的中心位置，但围绕福克斯NFL节目相关新闻人物开展专题报道，在过去一直是比较奏效的战略。可以放在《午间也精彩》中心位置的其他类型的内容包括精彩瞬间、丑闻头条以及爆炸性新闻——均是很吸引人的、零食般的内容，可以看作目标受众在午餐时间的理想内容选择，也为福克斯体育台的电视合作伙伴提供了支持。
在这些推广流的例子中，《午间也精彩》犹如一座桥梁，让观众刚看罢一个节目的闭幕致谢，马上又看到下一个节目的开场标题。《午间也精彩》是已经结束的赛事的延续，会为橄榄球粉丝提供信息、分析、回放，使之对下一周的比赛产生期待。体育节目安排尤其有利于“传媒零食”的推广流。正如维多利亚·E.约翰逊（Victoria E. Johnson）指出的，体育节目“很容易解析成‘字节’很小的信息或亮点和新闻快讯，最适合微型化技术和散点播报”。[60]约翰逊发现了体育赛事和移动内容之间天然的关联，因为体育赛事中的高光时刻可以脱离其原来的背景，变为“传媒零食”。[61]体育赛事的高光时刻固有的“零食”特性让《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在体育界的审美、工作场所受众以及“传媒零食”的逻辑之间建立了关联，这才有了节目流的策略。
体育节目安排可能是这种节目流策略的理想之选，但情景类的电视剧也在采用这些方法。在采访福克斯市场营销高级副总裁史蒂文·梅尔尼克（Steven Melnick）时，他表示节目播放流策略成了制作人在YouTube、MySpace（聚友网）和推特上创作零食化数字内容的一个准则。[62]梅尔尼克的团队负责管理受众在推特上对CBS的情景喜剧《老爸老妈的浪漫史》（How I Met Your Mother）的反馈意见，主要负责挑选剪辑的片段、制作网站、代表剧中人物发推文。在《老爸老妈的浪漫史》播出期间以及播出之后没多久，某个编剧就会以剧中极受欢迎的人物巴尼（Barney）的身份发推文，拓展剧情，用数字形式塑造人物。[63]在新的一集即将播放的一周，巴尼和剧中人物就会发推文，而且是以其在剧中人物的幽默口吻来评论时事。新的一集即将播出时，所有《老爸老妈的浪漫史》中的人物都会发推文，提醒大家这部剧当晚会播。每一个推文都会在工作时间发布（一般都是午餐时间），告知工作场所的受众当晚的电视节目安排。据梅尔尼克透露，数字团队采用这种节目安排是因为，“虽然现在推特已经无法带来网络和流媒体收入，但市场营销还要靠推特，通过推特能与消费者直接讨论他们到底喜欢这部剧的哪些地方”。[64]梅尔尼克的看法反映了创作圈的一种共性，碎片时间经济有助于团结受众，但无益于增加收益。如此利用碎片时间经济可以把受众框定在更加有利可图的传统媒体产品和服务上。每周的工作日在线上与粉丝互动，从而把工作场所变成了互动式的营销场合，对制作人和粉丝均有益。
有一类电视节目全力支持工作场所的节目流，那就是深夜脱口秀节目。如《今夜秀》（The Tonight Show）、《深夜秀》（The Late Night）、《吉米鸡毛秀》（Jimmy Kimmel Live）、《每日脱口秀》、《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柯南秀》（Conan）等，从电视流行之初发展至今，已经成了重要的网络广播。优秀的喜剧人会用机智幽默的方式总结前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人们带着笑入梦——对广播的老看法。但是这些节目中出现的话题性的喜剧评价以及其短小的篇幅很像《午间也精彩》中使用的体育赛事精彩瞬间剪辑，因此，夜间节目特别适合碎片时间经济。[65]夜间节目在数字平台上十分流行，尤其是在年轻一些的观众群中。[66]特纳广播公司（TBS）的基本有线电视网所播出的柯南·奥布莱恩（Conan O’Brien）的夜间秀在收视率方面不敌广播网的夜间节目，但它在数字指标上却常常超越后者。[67]能够吸引工作场所的受众，这种能力有助于电视网的品牌推广，并且正日益成为夜间节目成功的显著标志。关注工作场所的受众和交叉推广流影响了夜间节目的风格和角色分配。吉米·法伦（Jimmy Fallon）在夜间节目上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能够精心制作小品，可以吸引工作场所的受众。[68]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从美国喜剧中心的《每日脱口秀》离开，此举也被解读为是在欢迎更年轻、更了解网络的主持人，毕竟后者才能利用碎片时间经济创收。[69]
约翰·T.考德威尔把这种推广策略叫作“第二班传媒美学”（second-shift media aesthetics），鼓励观众通过各种各样的平台关注某些内容。[70]考德威尔引用了NBC《情理法的春天》（Homicide: Life on the Streets）中冒险行事的一个例子，描述了数字内容如何跨屏引导电视观众，让观众花费更多心力追最喜爱的电视节目。[71]这种模式在带给观众全新的互动体验的同时，又结合了熟悉的广告商业模式。埃拉纳·莱维内（Elana Levine）解释说这是后网络时代的肥皂剧会使用的策略。[72]随着肥皂剧收视率下降，制作人开始开发线上游戏以及独家内容，希望观众重新回归白天播出的节目。莱维内说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既增加了线上广告的收入，又推广了白天的节目。随着更多的节目开始使用互联网来刺激疲软的收视率，碎片时间这一时段变成了节目播出当天重要的部分。它在提醒观众创收能力更强的电视内容的同时，还推动了系列节目的剧情发展，也收获了更多受众。
《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不仅借“第二班”策略为母公司福克斯这一传媒巨头创收，同时还采用了另一种常见的节目策略，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流”。这里的“流”指商业电视想方设法鼓励观众观看无穷无尽的内容流。[73]流在电视上是可以实现的，因为电视内容不同于电影或文学，它是无尽的。只是从节目到广告再到新节目这样的转换罢了。约翰·埃利斯（John Ellis）和简·费厄尔（Jane Feuer）优化了威廉斯提出的流的概念，指出电视节目用拼接到一起的多个片段，来吸引特定的受众。[74]传媒理论家把电视描述为一种自带干扰效果的观赏媒介，因为电视是在家里看的，比如厨房中的活动，就可以让观众把注意力从客厅的屏幕上移开。对移动受众也有类似的描述，因为人们经常会在公共场合使用其设备获得“传媒零食”。干扰式观赏体验或零食化的媒介，无论是面向电视，还是面向线上的工作场所受众，其共同特点是鼓励制作人采用类似于电视制作中采用的美学策略。[75]因此，《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才会用抓人眼球不超过半小时的内容来吸引工作场所的受众，因为这种做法符合受众在工作场所对多重任务和享用“传媒零食”的期待。正是这种共识解释了为什么针对碎片时间制作的电视节目都短小精悍。类似的时间安排策略让电视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每个时段的设计面向不同的受众需求和场合。[76]碎片时间经济复制了这种节目制作策略，让受众跟着节目安排走，建立了工作日的社交秩序。
“传媒零食”和平台流
节目流策略的开发源于碎片时间经济缺乏广告收入。这种缺憾让传媒公司将工作场所受众和移动设备看作宣传电视和电影内容的有力武器。尽管达到宣传的目的才是第一位的，但传媒公司仍旧把碎片时间经济看作检验电视节目内容的低风险试验场。多媒体联合巨头的数字分支，其运作有点儿像小型的电视公司。电视行业模式的限制影响了为碎片时间经济制作的内容。《午间也精彩》的结构和商业模式在一些层面很明显是遵循电视的指导方针：关注18~49岁的目标人群，吸引赞助商，复制脱口秀这种广为人知的体裁（《与杰伊·格莱泽一起进行赛后回顾》）、工作场所喜剧（《办公室的故事》）、体育新闻和分析节目（《布赖恩·比利克带你听听教练怎么说》）、剪辑节目（《大学实验》）、幕后专题节目（《幕后探访》），这些节目的成功在于，它们跟电视一样，与受众和赞助商建立了联系。
《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朱迪·黄·博伊德（Judy Hoang Boyd）表示，这些节目最终的目的是培养一批能吸引广告公司的观众。她说网络内容就是一个“试点”，可以证明一个节目“可以上线了”。[77]开发可以在电视上播出的数字节目，这一出发点对《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如何理解其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他们肩负着为工作场所的受众制作节目的使命，他们对这批受众的理解，与对传统的电视观众的理解一样，都是娱乐导向和休闲导向。按照本章前半部分所探讨的办公室人员的“传媒零食”，《午间也精彩》对受众的理解只适用于人们所渴望的“传媒零食”——利用午餐时间看节目。《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认识到线上的工作场所受众是不一样的，并从美学和风格两个维度进行检测，反映这种不同，最终他们在追求能实现跨平台流的节目内容的过程中放弃了其他形式的“传媒零食”。
节目《大学实验》就是制作团队如何努力管理跨平台流的一个例子。2009年9月14日—2011年9月8日，《大学实验》模仿精彩剪辑节目的形式，这种形式是被付费电视频道E！推出的节目和喜剧中心推出的节目带火的，主要是展示过去几周体育节目中的精彩片段剪辑并进行评述。这些节目中的幽默源于喜剧主持人尖刻的评论和取笑剪辑片段中的那些人。全体人员都认为这些节目提供的最“离经叛道”的内容，“有点儿像体育界的《每日脱口秀》”。[78]现场的气氛十分轻松，喜剧主持人、编剧、制作人都在围绕自己选择抨击的剪辑找角度开玩笑。对博伊德而言，离经叛道的喜剧意味着开发一些“你在电视上找不到”的东西，但又不是太有争议乃至吓跑赞助商的内容。[79]缺乏在线审查似乎让《大学实验》比同类电视节目有了更多自由，但是需要符合电视标准又限制了制作人所能追求的内容类型。
协调监督问题和得体标准对线上内容，如《午间也精彩》节目的制作人来说一直是一个尴尬的问题。数字创意人员意识到基于网络的节目安排提供了更多近乎极端的自由，但是想要把节目从网上移到电视上的*又相当于一个统治者。2009年，《午间也精彩》还在尝试寻找自己的位置，在互联网的自由和电视商业标准之间找到平衡。当问到哪种类型的内容在线上取得的效果最好时，制作人表示他们依靠的是老配方，比如“把性当成卖点”，利用争议博观众眼球，但是这些策略并不能直接拿来为更广大的电视受众制作内容。[80]《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在节目制作的第一天就学到了这点，《办公室的故事》有一集涉及女性裸体和贬低女性审美的对话，结果遭到了福克斯体育台网络合作商MSN.com的指责，所以那集节目被迅速撤下了。[81]福克斯体育台的主席戴维·希尔（David Hill）称这一事件是“创意风波”，而博伊德则将之归咎于迫切想要在拥挤的线上市场博人眼球。[82]《午间也精彩》继续提供有伤风化的内容，比如两个身着比基尼泳装的模特每周进行一次的枕头大战，但是画了一道底线，要求这一线上内容要符合有线电视的标准。
尽管《大学实验》第一季遇到了一些麻烦，节目还是继续保留了原来的政治不正确的幽默，但未能在有线电视和得体的网络标准之间找到平衡，在节目的第二季，福克斯体育台开始在其另一个体育电视网Fuel TV（也就是现在的福克斯体育台二套）重播该节目系列，有效提高了传统的得体标准的应用。在第二季的一集中，一名喜剧演员采访了南加州大学的亚洲学生，嘲笑他们的口音。这一片段引起了科罗拉多大学一位种族学研究教授达里尔·梅达（Darryl Maeda）和《科罗拉多每日镜头报》（Colorado Daily Camera）的注意，批评说这个节目太招人恨，民族主义倾向太严重。[83]这类幽默可能在网络上不起眼的地方还说得过去，但当面向更广泛的电视受众时，却被认为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该节目最终因为侵犯民族主义被腰斩。[84]《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未能考虑到金主会如何看待大众对这些有冒犯性或有争议内容的声讨。在讨论这一节目是否该取消时，一位福克斯体育网的发言人表示这一视频“明显极具冒犯性，与福克斯体育台所信奉的标准不一致”。[85]福克斯体育台的电视节目所秉持的得体标准与那些网络的标准不符合，《大学实验》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因为制作人在反复尝试，企图制造出两个平台都能接受的幽默，这两个平台就是：互联网的狂野西部和新闻集团掌管的更彬彬有礼的体育网。
尽管《大学实验》未能从网络节目转向有线电视，还是有很多在碎片时间经济中起步又被有线电视挑中的网络节目的例子。《四分之一人生》（Quarterlife）就是一个有名的案例，该剧始于好莱坞编剧所写的2007—2008年的罢工，但没有保持住自己的草根势头。[86]家庭影院频道素有将数字内容搬上电视屏幕的美名，从《娱乐至死》（Funny or Die）和《网疗记》（Web Therapy）开始，在《难以伺候》（High Maintenance）中也延续了这一作风。[87]喜剧中心盛极一时的《大城小妞》（Broad City）和《醉酒史》（Drunk History），一开始都是网络剧，但是在电视上播放却广受好评。[88]尼克·马克斯（Nick Marx）写到这一趋势时，认为传媒公司未能创造自己的网络平台和利润，导致它们转向了那些自己买得起的已经有固定追随者的系列。[89]由于预算有限和线上受众的特点，这些网络节目一般都是形式短小的娱乐节目，与“传媒零食”互补。传媒公司发现人们最喜欢的“零食”之后，开始尝试把这些节目发展为成熟的电视系列。就这样，碎片时间经济和工作场所的受众成为新的电视节目的孵化器。
“传媒零食”和劳动流
传媒公司将目光转向碎片时间经济，希望寻求新的内容与人才，打个比方可能更容易理解，碎片时间经济犹如经典的好莱坞时代的B级电影系列，或20世纪50年代的电影公司制作的电视节目，每一个这样不具声望的行业都通过提供廉价的内容、培训创意工作人员，支持声名显赫的娱乐市场。[90]历史上，这些“支持”行业的艺术地位很低，成本低廉，全靠临时拼凑粗制滥造。这一等级却还代表另一种传统的结构，说明娱乐公司是如何对待和理解移动内容的。《午间也精彩》的制作强调电视制作技巧是创造成功的数字内容的关键，这种保守的逻辑坚持认为电视制作技能在数字时代必不可少，在数字平台取得成功的人照样可以在电视上取得成功。因此碎片时间经济充当了让媒体制作人和能人异士证明自我、攀登企业上升阶梯的劳动流。
这种劳动流策略的影响在《午间也精彩》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中尤其明显，本次发布会强调数字制作和电视人才之间的关系。福克斯体育台主席和执行制作人戴维·希尔发布《午间也精彩》时，重申老电视人最理解也最会安排数字内容，他说：“随着网络从由工程师控制过渡到由制作人运行，网上的原创节目一定会爆炸，正如20世纪50年代的电视发展历程一样。”[91]希尔的论断在两个方面意义非凡：第一，它揭示了行业内一种普遍的信仰，即在电视领域，讲故事的人和编程人员都是互联网自然的继承人；第二，它暗含为了把互联网转变为独立发展的娱乐行业，有必要采用某些节目安排策略和商业模式。围绕《午间也精彩》的对话反映了一种信仰，如果能人异士能在移动屏幕上取得成功，同样也会在电视屏幕上取得成功，反之亦然。
具有记者和电视人物两个身份的杰伊·格莱泽能够获得成功，也是碎片时间经济推动劳动流的一个例子。格莱泽是网络节目《赛后回顾》的主持人，这一节目是用传统的演播厅摄像机拍摄的，格莱泽会采访一些受邀而来的客人。当被问到《赛后回顾》特别“网络内容”的体现时，制作人的回答是在采访时使用Skype（即时通信软件）产生的网络摄像头美感。博伊德认为这一点拉近了观众与节目的距离，仿佛是再现很多人在其移动屏幕上所看到的那种一对一的对话。[92]除了这一审美细节，《赛后回顾》整体的视觉和感觉与任何一种在演播间内拍摄的体育类脱口秀节目并无太大差别。
格莱泽是体育新闻界的名人，尤其擅长在赛前爆料。他的采访风格，再加上他与橄榄球运动员一样，都对体重训练和综合格斗（MMA）很感兴趣，这让他与球员之间建立了一种特别舒服的关系。他对综合格斗的兴趣让他很受粉丝和同事的欢迎，由此催生了另一档节目——《综合竞技》（MMAthletics）[93]。格莱泽走了一条从体育新闻到电视主持的道路，被《体育记者》（The Sports Reporters，娱乐与体育节目电视网，简称ESPN）、《插嘴无罪》（Pardon the Interruption，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和《双*传球》（Around the Horn，娱乐体育节目电视网）的撰稿人大肆宣扬。福克斯体育台沿着类似的路线推动格莱泽的职业发展轨迹，借他的网络节目检验一下他在新闻方面的专长是否可以转化为在电视屏幕上的感召力。福克斯体育台坚持认为格莱泽在网络节目方面的努力与他作为一名记者的主业并不冲突，他不过是在努力利用自己的受欢迎，发展个人才能罢了。福克斯把在互联网方面的投入作为一项副业，仅次于其对“正统”的追求，同时利用格莱泽为其线上平台带来的网络流量盈利。
屏幕上的能人异士不仅包括那些通过网络节目上的努力在电视上获得更大知名度的人，制作人比尔·理查兹（Bill Richards）就通过为福克斯体育台的纳斯卡赛车（NASCAR）赛前秀《福克斯纳斯卡周日秀》服务，并与喜剧演员弗兰克·卡利恩多一起为《福克斯纳斯卡周日秀》创作小片段而成为冉冉升起的明星。2009年，理查兹负责制作的《办公室的故事》，是一个工作场所情景喜剧，每周四播出，这个节目成功在福克斯电视网Fuel TV上重播，为理查兹赢得了晋升为《福克斯纳斯卡周日秀》节目总监的机会。在描述这一晋升时，福克斯体育传媒集团总裁和联合首席运行官埃里克·尚克斯（Eric Shanks）称赞理查兹具有“保持最高的制作水准”的能力。[94]理查兹跟格莱泽一样，并不是因为创作了在网络上最流行的内容才从网络节目过渡至电视节目的，而是因为他满足了行业的基准，创造了一个具备商业发展潜力的数字产品（或演播秀）。
在整个21世纪的前10年，碎片时间经济成为编辑、喜剧演员、编剧以及演员的训练场，他们都想通过展示自己有能力创造大流量的、可在得体的行业标准内运作的数字内容获得媒体联合巨头的注意。罗伯特·良（Robert Ryang）是一位电影编辑，他就是第一批在水准以下的员工利用数字内容的成功在娱乐业为自己赢得更大机会的例子。良凭借为电影《闪灵》（The Shining）重新编辑的片花赢得了独立创意制作者协会（AICE）大赛大奖。[95]大赛要求参赛者制作一个视频，改变一部经典电影的体裁。良重塑了《闪灵》的形象，将之塑造为一部浪漫的喜剧片，命名为《闪亮》（Shining）。这个视频很快在网络上走红，跻身《纽约时报》限定体裁的前12个最火爆视频之列。这个例子表明，碎片时间经济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媒行业要把网络平台用作廉价的新兴人才练兵场的*所驱动的。网络节目也许会为相关人士提供入行的全新坦途，但是什么才能吸引广泛的受众这种共识却始终没变。
是开胃菜还是癖好
通过分析《午间也精彩》的制作文化，显然在创意工作、节目制作策略、预算以及数字审美之间存在一种关联。借助数字部门的创作产物和数字节目安排，福克斯体育台正在让数字内容标准化，服务于在工作场所寻求休闲类、零食化传媒的一批客户。这种标准化不仅帮助传媒公司定义了与现有的娱乐产业实践相关的数字制作，还建立了一种学徒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新的人才可以通过排名脱颖而出，在碎片时间经济中其能力可以得到检验。这种经济现实决定了这些公司制作的“传媒零食”的类型。福克斯体育台并没有培养特别数字化的审美，而是制作了简洁凝练的宣传类平行文本，意在把工作场所观赏体验变为节目流、平台流和劳动流中的一个时段。
对形式短暂的内容、数字平台以及劳动实践之间关系的理解已经成为娱乐行业的共识。制作人称某些内容是天生的“数字化”，盖尔·伯曼（Gail Berman）在讨论她计划为自己的电视剧《暗侠》（The Cape）创作数字内容时，为这种假设提供了一个例子，“我们提出一个电视节目，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它很适合在网上播放。《暗侠》中有些元素在线上是很受欢迎的，我们为数字化提出了无数的想法，因为节目的受众就生活在这个空间。这是一批活在当下的受众——家庭受众、年轻的受众”。[96]彼得·莱文森（Peter Levinsohn）是福克斯负责新媒体和数字传播的总裁，监督数字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他对数字内容给的假设跟伯曼一样。他指出，“假如你想想网络上已经成功的内容，就会发现，这些内容的制作轨迹大致是相对较短的，时长在5~8分钟，有能力在其中融入品牌，带着些神秘感。想想《女巫布莱尔》（The Blair Witch Project）或者很多这种在文化界引起共鸣的例子”。[97]伯曼相信，节目有“在网上很流行”的“元素”，这不仅仅暗示了其中有适合数字平台的审美元素，还假定了会有针对具体数字平台的制作标准和劳动实践。这些执行官对数字技术的论断影响了公司在优先级和预算方面的决定，这种想法可能解释了数字制作所特有的成本低廉的制作实践。
对数字内容和数字实践的这些猜测与文化地位的问题息息相关。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认为，娱乐行业这样的领域基于领域内的资本交换表现出了某种倾向并进行了相关尝试。[98]在娱乐行业，这个过程有许多标志：预算、头衔以及体裁。按照布尔迪厄的看法，“在一种情况和其中的实践之间形成了”一个领域，其意义是由“可以观察的社会条件自发产生的各类认识和理解这种习性”决定的。[99]换言之，在各文化领域，电影相对电视或电视相对数字传媒的差异是一种社会产物，生产标准和经济现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差异。因为节目安排，数字产品的文化地位低，比如《午间也精彩》采用了较低的生产标准，仅仅是作为其他福克斯产品等地位更高的内容的补充罢了。但文化地位低并不是说碎片时间经济对传媒联合巨头来说不重要，而是资源分配，比如人才开发和晋升，会随着公司霸主对数字内容的文化价值的理解而进行调整。
这种碎片时间经济将数字内容定位成“小联盟”，而把电视节目视为“大联盟”。尽管这种关系方便理解数字内容在传媒行业等级中的地位，却妨碍了这种体裁在文化市场占据更大比重。《午间也精彩》的团队相信在碎片时间经济下，“凑合”、依靠“自己来”的美学、推销其他福克斯节目、证明自我等，终将为自己赢得晋升的机会，这些信仰再次说明数字内容屈居电视和电影之下，处于从属的地位。一个娱乐媒介的文化价值是由其经济和社会影响决定的，数字内容两者皆无。电视一直被认为是逊于电影的艺术形式，也是因为类似的（人们以为的）地位低，从形容这一媒介及其观众的词组，如“蠢材显像管”（boob tube）、“沙发土豆”（couch potato）和“白痴盒子”（idiot box）中可见一斑。学术界质疑过这种等级，但电视文化地位低的情况一直存在。数字内容也面对类似的标签，移动受众普遍给人的感觉就是同时从事多项任务、磨洋工的人，幼稚的梦想家，一知半解的小丑。碎片时间经济的制作实践和行业信仰进一步强化了这些形象。
我们一直在鼓励工作场所的受众在工作周期间不时检查数字内容以保持其“粉丝”的状态，乔·图罗（Joe Turow）在自己的著作《利基嫉妒》（Niche Envy）中描述了这种推广策略的意义，他解释道：“在数字时代，消费者和节目安排者两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100]图罗指出，“零售商及其供应商正在学着使用互联网、互动式电视、移动手机及其他消费者驱动的互动技术来发现新客户，从新旧客户身上收集信息，通过广告和内容获得更多消费者，这些广告和内容越来越匹配客户数据库收录的信息”。[101]图罗认为数字技术鼓励广告公司和节目制作人关注那些最有可能花钱的客户，这一更有价值的群体成为数字内容优先考虑的受众，那些通过碎片时间经济花更多时间在传媒品牌上的人得到了更为定制化的体验。办公室职员构成了午餐时间的互联网人群，这一富有的群体当然是广告公司瞄准的对象，这群人有自由的时间参与碎片时间经济，因此，他们正是这一移动内容所青睐的人。
工作场所的受众并不总是完全遵循传媒行业所设定的节目策略，这也不足为奇。数字内容的设计可能只是作为触点和开胃菜，利用传媒品牌来吸引用户，形成跨平台的协同作用，但是任何个人在工作日中的不确定性要求必须灵活运用数字内容。移动设备让员工可以掌控周围环境，让其成为“粉丝”，让其与朋友、家人以及更多的公众进行交流，尽管碎片时间经济提供的是“零食”，但工作场所的受众却有一种惊人的能力，赋予这一小口“零食”丰富的意义，远超公司宣传的益处。可能随着数字收入来源的发展，娱乐行业会制作出更加多样的“传媒零食”。到那时，工作场所的受众会找到更有创意的方式来利用内容，从而更好地应对工作场所中的社会和空间现实。
粉丝群利用流行文化的方式远比其地位昭示的方式复杂得多，而工作场所受众的做法不过是其中一例罢了。亨利·詹金斯、康斯坦丝·庞莱（Constance Penley）、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多萝西·霍布森和威尔·布鲁克（Will Brooker）等人的作品解释了这些创造性的消费实践如何让所谓的“传媒产品和服务控制其受众”越发复杂。[102]一个人能创造性地利用一种产品和服务，其实就是消费者这一看似最受束缚的商业对象，积极协调自己和这种产品与服务关系的一个明证。工作场所的受众也在协调这种关系，但是政治动机更强烈：粉丝在工作场所利用媒介来确立自己在工作这一生态系统内的地位。把工作工具用于娱乐目的不是什么新现象，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曾描述过，在整个劳动发展史中员工如何让工作工具重新为己所用，他把这种做法叫作“假发”[103]（la perruque），员工用这种方式从雇主那里“偷”时间，共同选择为己所用的劳动工具。[104]塞尔托同意，一名员工参与这些活动是为了“通过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来（愉悦地）确认自己和同事或家人的团结”。[105]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假发”的定制化，因为现代劳动工具让人们能更快、更方便地获得各种各样的个人愉悦。通过拜访很多工作场所，我观察到了“假发”在现代工作场所是如何发生的。
[1] Laurie Flynn, “Finding On-Line Distractions, Employers Strive to Keep Workers in Line,” New York Times , November 6, 1995.
[2] 介绍生产力和管理技术策略的书包括Timothy Ferriss, The 4-Hour Workweek: Escape 9–5 ,Live Anywhere, and Join the New Rich (New York: Crown, 2007); Kory Kogon, Adam Merrill, and Leena Rinne, The 5 Choices: The Path to Extraordinary Productivi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4); Brian Tracy, Eat That Frog! 21 Great Ways to Stop Procrastinating and Get More Done in Less Time , 2nd ed. (Oakland, CA: Berrett-Koehler, 2007).
[3] 支持该论断的研究包括Cecilie Schou Andreassen, Torbjφrn Torsheim and Ståle Pallesen, “Predictors of Use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t Work: A Specific Type of Cyberloafing,”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9, no. 4 (2014): 906–921; J. Adams and R. J. Kirkby, “Excessive Exercise as an Addiction: A Review,” Addiction Research & Theory 10 (2002): 415–437; M. S. Eastin, C. J. Glynn, and R. P. Griths, “Psychology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in the Workplace,” Cy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0 (2007): 436–443; Don J. Q. Chen and Vivien K. G. Lim, “Impact of Cyberloafing on Psychological Engagement,”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Academy of Management, San Antonio, TX, August 2011; Vivien K. G. Lim, “The IT Way of Loafing on the Job: Cyberloafing, Neutralizing an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3 (2002): 675–694; J. A. Oravec, “Constructive Approaches to Internet Recreation in the Workplac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5 (2002): 60–63; L. Reinecke,“Games at Work: The Recreational Use of Computer Games during Working Hours,” Cy berpsychology & Behavior 12 (2009): 461–465; J. M. Stanton, “Company Profile of the Frequent Internet User,”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5 (2002): 55–59.
[4] Andreassen, Torsheim, and Pallesen, “Predictors of Use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t Work,” 917.
[5] Ibid.
[6] 了解更多关于工作场所在意义生成过程中重要性的讨论，参见Hobson, “Soap Operas at Work”; and Dorothy Hobson, “Women Audiences and the Workplace,” in Television and Women’s Culture: The Politics of the Popular , ed. Mary Ellen Brown (London: Sage, 1990), 61–71.
[7] V. K. G. Lim and D. J. O. Chen, “Cyberloafing at the Workplace: Gain or Drain on Work?, Behaviour & Information Technology, 2009, 1–11.
[8] Andreassen, Torsheim, and Pallesen, “Predictors of Use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t Work”; J. Vitak, J. Crouse, and R. LaRose, “Personal Internet Use at Work: Understanding Cyberslack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 (2011): 1751–1759; R. K. Garrett and J. N. Danziger, “On Cyberslacking: Workplace Status and Personal Internet Use at Work,”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11 (2008): 287–292.
[9]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8.
[10] Ibid.
[11] L. G. Pee, I. M. Y. Woon, and A. Kankanhalli, “Explaining Non-Work-Related Computing in the Workplace: A Comparison of Alternative Models,”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45 (2008): 120–130; R. K. Garrett and J. N. Danziger, “Disaffection or Expected Outcomes: Understanding Personal Internet Use during Wor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3 (2008): 937–958; B. Verplanken and S. Orbell, “Reflections on Past Behavior: A Self-Report Index of Habit Strength,”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33 (2003): 1313–1330.
[12] B. Liberman, G. Seidman, K. Y. A. McKenna, and L. E. Buffardi, “Employee Job Attitudes and Organiz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s Predictors of Cyberloafing,”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7(2011): 2192–2199.
[13] 该公司选择匿名。
[14] Marek Kaczynski, “Music at Work: Towards a Historical Overview,” Folk Music Journal 8(2003): 314–334.
[15] Jones, “Music in Factories.”
[16] Celine Roque, “Can Listening to Music Boost Your Productivity?,” Gigaom, July 12, 2010.
[17] 引用的Spotify清单见以下URLs: Sarah-Louise Thexton, “Safe for Work (Pop),” http://open.spotify.com/user/115223202/playlist/4dWou8uj4IYfaaj9wCUnVR; ihascube, “Work Music(Clean),” http://open.spotify.com/user/ihascube/playlist/2JRocnWt cH6gwShnYZZyT4; Lisa Roach, “Work Playlist,” http://open.spotify.com/user/1248940056/playlist/5RcBBrwJXrT pnglEB1BMfF.
[18] Michael Bull, “ ‘To Each Their Own Bubble’: Mobile Spaces of Sound in the City,” in MediaS 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ed. Nick Couldry and Anna McCarthy (London:Routledge, 2004), 283.
[19] Klinger, Beyond the Multiplex.
[20] Ibid., 139.
[21] 了解发现自我在“新经济”（new economy）中的重要性，参见Lisa Adkins, “The New Economy, Property, and Personhood,” Theory, Culture, Society 22, no. 111 (2005): 111–130.
[22] 了解关于在办公桌前吃午饭和国别关系的讨论，参见Nathalie Rothschild, “Swedish Lunch Disco,” Slate, May 1, 2012; Rachael Larimore, “I’d Rather Eat at My Desk,” Slate, April 24,2012; and Rachael Levy, “Let’s Do Lunch,” Slate, April 20, 2012.
[23] McCarthy, Ambient Television, 41.
[24] Ibid.
[25] Anna-Lisa Linden and Maria Nyberg, “The Workplace Lunch Room: An Arena for Multicul tural Eat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sumer Studies 33, no. 1 (2009): 42–48.
[26] Hobson, “Soap Operas at Work.”
[27] Morley, Family Television.
[28] Bryan Long, “ ‘Daily Show’ Viewers Ace Political Quiz,” CNN.com, September 29, 2004.
[29] Kenneth Olmstead, Cliff Lampe, and Nicole B. Ellison, “Social Media and the Workplace,”Pew Research Center, June 22, 2015.
[30] Nielsen, “Web Traffic to U.S. Sports Sites Grew in August,” Nielsen Newswire, October 3,2008.
[31] ComScore, “Official FIFA Cup Web Site Attracts Millions of Viewers and Billions of Page Views from Around the World in June,” press release, July 13, 2006.
[32] Kyle Stock, “Why NBC Doubled Down on the English Premier League’s Small Audience,”Bloomberg, August 11, 2015.
[33] I. Nayeem, A. Rangachari, J. Trent, and R. R. Josyula, “A Flexible Security System for Using Internet Content,” IEEE Software 14, no. 15 (1997): 52–59.
[34] A. Urbaczewski and L. Jessup, “Does Electronic Monitoring of Employee Internet Usage Work? At What Cos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5, no. 1 (2002): 80–83.
[35] Yvonne Jewkes, “The Use of Media in Constructing Identities in the Mas- culine Environment of Men’s Prisons,”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17 (2002): 222.
[36] Evan M. Berman and Jonathan P. West, “The Effective Manager . . . Takes a Break,” Review of Public Personnel Administration 27 (2007): 383.
[37] Brent Coker, “Freedom to Surf: Workers More Productive If Allowed to Use the Internet for Leisur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News, April 2, 2009.
[38] Ibid.
[39] Chen and Lim, “Impact of Cyberloafing.”
[40] Ameravant员工，接受作者采访，2010年11月8日。
[41] Andreassen, Torsheim, and Pallesen, “Predictors of Use of Social Network Sites at Work.”
[42] 了解活动详情和背后的创作过程，参见“Wonderland Productions Finishes HBO ‘Watercool er,’ ” Mix, April 16, 2004, http://mixonline.com. 在此观看活动视频：http:// creativity-online.com/work/hbo-watercooler/10764. 关于这场活动的讨论也可参见，“HBO and the Concept of Quality TV,” in Quality TV: Contemporary American Television and Beyond, ed. Janet McCabe and Kim Akas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154.
[43] Ellen Seiter,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Audiences (Oxford, UK: Clarendon, 1999), 116.
[44] 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45] Castells, Internet Galaxy, 127.
[46] Christian, “Web as Television Reimagined?”
[47] Fox Sports Digital, “Fox Sports Creates Digital Programming Unit,”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9,2009, www.foxsports.com.
[48] Mayer, Banks, and Caldwell, Production Studies.
[49] Paul Willis,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Become Working Clas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50] Austin Siegemund-Broka and Paul Bond, “Budget Breakdowns: What a Typical Movie and TV Pilot Really Cost to Make Now (and Why),” Hollywood Reporter, October 1, 2015.
[51] 情景喜剧“生活大爆炸”每集售价一直都在150万美元，了解更多辛迪加节目市场，参见Nikki Finke and Nellie Andreeva, “Big Syndie Deals: ‘Glee’ to Oxygen; Modern Family to USA,” Deadline Hollywood Daily, June 29, 2010.
[52] Bruce Owen and Steve Wildman, Video Econom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8.
[53] 网剧缺少从属市场这一情况有几个例外，“办公室”（The Office）的网剧系列被编译成DVD，乔斯·惠登制作的“恐怖博士的欢唱博客”（Dr. Horrible’s Sing-Along Blog）网剧系列成为2008年最畅销的DVD。了解更多详情，参见Cynthia Littleton and Josef Adalian, “TV Shows Getting Ambitious,” Variety, September 21, 2007; and Ryan Nakashima, “Hollywood Adds Money, Talent to Made-for-Web Shows,” Boston Globe, December 21, 2007.
[54] John Consoli, “FoxSports.com Tackles TV-Web Integration with Streaming,” Wrap, May 9, 2010.
[55] 这种策略经常被称为“全方位营销”（360 marketing），从21世纪前10年开始就是电视前沿市场的一个卖点。参见Lotz, Television Will Be Revolutionized.
[56] Jennifer Gillan, Television Brandcasting: The Return of the Content-Promotion Hybri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57] Interview with author, December 16, 2009.
[58] “中心位置”对网络出版物而言是一个理想的好位置，等同于报纸行业中的头版新闻。
[59] 这些数据是《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从Omniture and ComScore获得的数据中提取以后给我的。
[60] Victoria E. Johnson, “Everything New Is Old Again: Sport Television, Innovation, and Tradition for a Multi-platform Era,” in Beyond Prime Time: Television Programming in the Post-network Era, ed. Amanda D. Lo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114–138.
[61] 马克斯·道森和珍妮弗·伊兰介绍了根据体裁而非赛事对数字平台分门别类区分内容的做法，参见Max Dawson, “Little Players, Big Shows: Format, Narration, and Style on Television’s New Smaller Screens,”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3, no. 3 (2007): 231–250; Jennifer Gillan,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Must-Click TV (New York:Routledge, 2011).
[62] 史蒂文·梅尔尼克与作者的讨论，2009年12月7日。
[63] 推特账号是@Broslife.
[64] 梅尔尼克与作者的讨论。
[65] Marisa Guthrie. “ ‘SNL,’ Jimmy Fallon, Kimmel Turning Late Night Laughs into Digital Dollars,”Hollywood Reporter, January 12, 2012.
[66] Bill Carter. “How Jimmy Fallon Crushed Stephen Colbert (and Everyone Else in Late Night),”Hollywood Reporter. (December 16, 2015).
[67] Jeanine Poggi, “Late Night Is Much More than TV,” Advertising Age, February 17, 2014.
[68] Guthrie, “ ‘SNL,’ Jimmy Fallon, Kimmel.”
[69] Michael O’Connell, “Trevor Noah’s ‘Daily Show’ Mandate: Lure Millennials, Digital Heat,”Hollywood Reporter, August 5, 2015.
[70] Caldwell, “Second-Shift Media Aesthetics.”
[71] Ibid.
[72] Elana Levine, “The Changing Fortunes of Daytime Television Soap Opera,” in Beyond Prime Time: Television Programming in the Post-network Era, ed. Amanda D. Lotz (New York: Routledge, 2009),36–55.
[73] Raymond Williams, “Programming: Distribution and Flow,” in Television.
[74] John Ellis, Visible Fictions: Cinema, Television, Video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2); Jane Feuer, “The Concept of Live Television: Ontology as Ideology,” in Regarding Television,ed. E. Ann Kaplan (Los Angeles: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1983), 12–22.
[75] John Caldwell, in Televisuality: Style, Crisis, and Authority in American Television (New Bruns 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5), 提出，新技术的出现让抢观众的竞争更为激烈，形式过多成了区分节目的一种流行技术。
[76] 其他描述电视和日常生活架构关系的学者包括Torunn Selberg, “Use of Television in Everyday Life: Ritualisation of Everyday Culture,” Lore and Language 16, nos. 1–2 (1998): 104–114;Fiske, Television Culture; Modleski, “Rhythms of Reception.”
[77] 朱迪·黄·博伊德接受作者采访，2009年12月1日。
[78] 我在现场期间，采访了很多参与制作《大学实验》的工作人员，他们一直在描述这个节目是《午间也精彩》系列中最能引发争议的，并提到了他们为交叉推广和争取赞助所创作材料中存在的问题。
[79] 博伊德，接受作者采访。
[80] 《午间也精彩》的制作人和编剧，接受作者采访，2009年12月2日。
[81] John Ourand, “Fox Feasting on Early Numbers for ‘Lunch,’ ” Sports Business Daily, October 5, 2009.
[82] Ibid.
[83] Associated Press, “Fox Sports Cancels Show after Video Mocks Asians,” Yahoo Sports, September 7, 2011.
[84] Mikey O’Connell, “ ‘The College Experiment’ Ends at Fox Sports after Mocking Asian Students,”Zap 2 News and Buzz, September 8, 2011.
[85] Ibid.
[86] 了解在罢工期间开发的内容和拿下的电视交易的例子，参见Virginia Heffernan, “Serial Killers,”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ust 22, 2008; Chris Volgner, “Web Videos Helped Samberg Snag‘Hot Rod,’ ” Dallas Morning News, August 3, 2007.
[87] Elizabeth Wagmeister, “HBO Brings Web Series ‘High Maintenance’ to TV with New Episode,”Variety, April 20, 2015.
[88] Ariana Bacle, “ ‘Broad City’ and Other Web Series That Made Surprising Jumps to TV,”Entertainment Weekly, January 28, 2015.
[89] Marx, “Missing Link Moment.”
[90] 了解传媒巨头如何用一个行业来支持另一个行业的例子，参见Christopher Anderson, Hollywood TV: The Studio System in the 1950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4).
[91] 希尔不是唯一一个用这个比喻的人，在我整个调查过程中，诸如盖尔·伯曼、劳埃德·布朗（LloydBraun）、史蒂夫·拉弗蒂（Steve Lafferty）这样的业内高管都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数字媒体的兴起。希尔是在该系列的公关发布会上说了这番话。Fox Sports Digital, “Fox Sports Creates Digital Programming Unit,” press release, September 9, 2009, www.foxsports.com.
[92] Boyd, interview with author.
[93] Richard Sandomir, “Fox’s Glazer Straddles Jobs as N.F.L. Reporter and Trainer,”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0.
[94] News Corporation, “Bill Richards Elevated to Coordinating Producer of ‘Fox NFL Sunday’and ‘The OT,’ ” Business Unit News, August 11, 2011.
[95] Roy Cureton, “Robert Ryang ’02’s Stanley Cup,” Columbia College Today, January 2006.
[96] 盖尔·伯曼，接受传媒行业项目（Media Industries Project）员工采访，Carsey-Wolf Center,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 May 21, 2010.
[97] 彼得·莱文森，接受传媒行业项目员工采访，Carsey- Wolf Center, University of Santa Barbara,May 21, 2010.
[98]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5–6.
[99] Ibid., 111.
[100] Joe Turow, Niche Envy: Marketing Discrimin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101] Ibid., 18.
[102] 了解更多粉丝研究的例子，参见Will Brooker, Using the Force (London: Continuum, 2002);Jenkins, Textual Poachers; Constance Penley, NASA/TREK (London: Verso, 1997); and Matt Hills, Fan Cultur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103] “假发”指一些雇员表面上为雇主工作，实际上却在做自己的事情。“假发”现象形形色色，简单的可以犹如秘书在上班时间写情书，复杂的发展到木匠“借用”车床为自家客厅打造一件家具。——译者注
[104] Certeau,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25.
[105] Ibid.,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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