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瑞士画廊家特鲁·布鲁克纳（Trudl Bruckner）、巴尔兹·希尔特（Baltz Hilt）以及传奇艺术商人兼收藏家恩斯特·贝耶勒（Ernst Beyeler），共同创立了巴塞尔艺术展（Art Basel）。自此以后，这一展会便成了国际艺术博览会中的佼佼者。值此巴塞尔艺术展创立50周年之际，豪瑟沃斯集合了一众艺术家、画廊主、收藏家以及巴塞尔本地人士所分享的故事、回忆与私人照片，共同庆祝巴塞尔艺术展的历史与豪瑟沃斯画廊二十多年来的深度参与。
豪瑟沃斯于巴塞尔艺术展的展位，2006，摄影：Georg A. Hermann
乔志兵，收藏家
上海油罐艺术中心（TANK）创始人
我与巴塞尔艺博会的渊源要追溯到2007年，它是我每年固定要参与的一项盛事，今年实体展会被取消，我也觉得十分遗憾。在巴塞尔我结识了许多有趣的人，比如第一年我在展会上遇到了张恩利，当时他的作品被豪瑟沃斯带去参展。对我而言，巴塞尔不仅是我为我的非营利组织购藏艺术品的去处，同时也是与众多国际上的伙伴交流的机会。即便是在困难的时期，艺术也能带给人们以希望。
乔志兵与张恩利在艺术家于“艺术无限”（Art Unlimited）上展出的装置作品前，2015年
张恩利，艺术家
最近去巴塞尔是2015那年，参加 “Unlimited 艺术无限” 单元。由于布展需要，提早两到三天到，也顺带着可以提前看展，享受超级VIP的待遇。
中午饭的时候，就坐在有圆形天顶的中庭吃热狗，看人来人往，艺术界重要的人都在；看藏家们个个匆忙，急切地去往展位看自己心仪的作品；看到他们内心对艺术由衷的热爱，也让作为艺术家的我倍感振奋。
张恩利正在实施他为“艺术无限”所做的“空间绘画”，2015年。
伊万·沃斯（Iwan Wirth）
联合创始人兼总裁，豪瑟沃斯
我在巴塞尔最喜欢的日子就是开幕前的那个周日。马克·佩约特（Marc Payot）和我总是会一起从苏黎世驱车前往巴塞尔，并在板条箱与艺术运输工之间、在布展的一片混乱之中，布置我们的展位。而我最喜欢的回忆则来自1999年，当时我最大的儿子伊利亚斯（Elias）还是一个小孩。在门口经过一番协商之后，他被允许进入场馆，并在我们的展位周围玩了好几个小时。最特别的是，他竟然爬上并躲进了艺术家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一件作品的铝桶里面。我们有一张伊利亚斯坐在桶里的照片，他笑得就像是巴塞尔艺术展有史以来最开心的访客。
小伊利亚斯·沃斯（Elias Wirth）于巴塞尔协助艺术家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布展，摄影：曼努埃拉·沃斯
伊万·沃斯与马克·佩约特在艺术家皮埃尔·于热的作品《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1》（Cambrian Explosion 11）前，“艺术无限”，2015年。摄影：曼努埃拉·沃斯，摄影：曼努埃拉·沃斯
马丁·哈特布尔（Martin Hatebur）
主席，巴塞尔艺术馆
我在巴塞尔出生并长大，对我来说，艺术也一直都是我的兴趣。所以在这个博览会初创的时候，我就觉得它应该在我的世界里。当时的邀请函是很难拿到的，我猜现在也是一样。所有人都想来开幕。特别的地方是，巴塞尔本身是一个没有多少人居住的小城，只有大概30万人口。当然，酒店也很少。所以，在巴塞尔艺术展期间，只有那些最重要的策展人、记者与收藏家才会过来。因此人群在这里的集中度要远远超过其他的艺术博览会。
保罗·麦卡锡的雕塑于巴塞尔“艺术无限”单元外景，2007。?? 保罗·麦卡锡
豪瑟沃斯于巴塞尔艺术展的展位，2017，呈献玛丽·赫尔曼（Mary Heilmann）与劳娜·辛普逊（Lorna Simpson）的作品。摄影：Georg A. Hermann
菲莉达·巴洛（Phyllida Barlow）
艺术家
我们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来安装《100条横幅》（100 banners），而且尝试了3次才找到正确的方法。这个空间也比横幅原来在纳什的位置要小。最重要的是要放好横幅的柱脚，这样横幅自然也就好了。橙色的麻袋里已经装满了沙子，这得多谢不畏艰难的技术同事们。下一个房间是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一件巨大的作品——一件10毫米厚的钢板被平放在地板上——太壮观了：与人群的聒噪相比，这件作品是沉默的、静止的、无名的、等待的——它不容辩驳的物质性，将周遭的空间都吸纳了进来。而在多彩层叠的织物横幅与强硬沉重的钢板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共鸣。
菲莉达·巴洛与《无题：100条横幅》，“艺术无限”，2017年。摄影：尼尔·文曼
展览现场，菲莉达·巴洛，《无题：舞台》，“艺术无限”，2011年 ? 皮皮洛蒂·瑞斯特。摄影：Stefan Altenburger
王薇，联合创始人，龙美术馆
几年前，在我逛艺博会的时候，某个展位中所挂画作里的孤单身影突然跳了出来，吸引住了我的目光。我感受到了作品传来的巨大力量以及某种即时的连结；它看上去就像是另一个世界里的梦境。我不认识那位艺术家，后来才知道她是瑞士画家米里亚姆·卡恩（Miriam Cahn），而她就出生在巴塞尔。出自女性艺术家之手的强大作品一直是我们美术馆当代艺术收藏的重点，所以我最后买下了米里亚姆的两幅大画，其中一幅是具象画，另一幅是风景画。我之所以会买下这些作品，完全都是因为最初的那种连结，后来我才知道她已经被列入那么多重要的收藏（比如布洛德艺术馆），而且已经举办过许多美术馆展览。
米里亚姆·卡恩，《（引用图片）我住在这里》［(zitatenbild) hier wohne ich］，2012，油彩 画布。图片由龙美术馆惠允。
米里亚姆·卡恩，《躺在路上》（im weg liegen），2013，油彩 画布。图片由龙美术馆惠允。
乌苏拉·豪瑟（Ursula Hauser）
收藏家，豪瑟沃斯联合创始人
我第一次听说巴塞尔艺术展是在1971年。那年，我和已故的丈夫阿尔伯特·豪瑟(Albert Hauser)开车去巴塞尔参观当时的第二届博览会。这是一场启示之旅，包罗欧洲大师的作品，从毕加索(Picasso)、马蒂斯(Matisse)、阿尔普(Arp)到莱热(Leger)，还有我最喜欢的阿尔贝托·贾科梅蒂(Alberto giacometti)，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想就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位有争议的德国艺术家的作品——他的名字叫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更深刻的印象是许多我从未听说过的美国艺术家——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丹·弗莱文（Dan Flavin）、罗伯特·莱曼（Robert Ryman）。虽然我们当时什么也没买，也鲜少与艺术经销商交谈，但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几乎会去巴塞尔参加所有的展会，这是我文化日历上的一大亮点。
巴塞尔艺术展第二年，1971年。摄影：Kurt Wyss。图片：巴塞尔艺术展
乌苏拉·豪瑟与伊万·沃斯在巴塞尔“艺术无限”单元，2019。摄影：Georg A. Hermann
邵忠，出版人、收藏家
第一次参加瑞士巴塞尔，我便收藏了豪瑟沃斯画廊代理的艺术家 理查德·杰克逊（Richard Jackson）的装置《互补色面对面（黑／白）》［Complementary Colors Face-to-Face (Black/White)］，2011。我住在经典的三个国王酒店。我非常喜欢瑞士巴塞尔，在这里可以见到很多顶级的作品，有天赋的艺术家，开阔视野与认知。若是谈到唯一一点点的遗憾，便是2017年的时候，我错过了一件杜尚的版数装置作品。
邵忠与理查德·杰克逊的《互补色面对面（黑／白）》，2011年。
迈克尔·林吉尔（Michael Ringier）
出版人
我最爱的记忆可能发生在20年前，当时我买下了第一件迈克·凯利（Mike Kelley）的作品。那是一件用拾得物制成的雕塑，尺寸很小但很漂亮。当时，我在路过Metro Pictures画廊的时候看到了这件作品，并且很喜欢，于是我就跟我的妻子说，“看这件作品多漂亮！”可她却说，“这是什么鬼东西？”还说，“你不是想买它吧，不要好么？”我说，“好吧”。然后我们就继续走开了，但是15分钟以后，我跟她说，“不好意思，我得去和某人说个话。”接着我就回到了Metro Pictures，并问他们“这件作品是否还是待售的？”好在当时15分钟后还有东西能买！于是我就买下了它，并且直到好多年以后才把它展示给我的妻子看。
皮皮洛蒂·瑞斯特在巴塞尔艺术展，2006年。摄影：Karin Seinsoth
展览现场，皮皮洛蒂·瑞斯特，《唯一（你明白么）》，巴塞尔艺术展，2016年。? 皮皮洛蒂·瑞斯特。摄影：Stefan Altenburger
马克·佩约特（Marc Payot）
总裁，豪瑟沃斯
显然，对我来说，巴塞尔是一个充满回忆的地方。我不仅在距离这座城市20公里的地方长大，还曾在巴塞尔求学。而且我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给当时巴塞尔艺术展的总监洛伦佐·鲁道夫（Lorenzo Rudolf）做助手，在1992至1996年间协助组织这个艺博会。这份工作让我了解到艺术市场的运作机制，也是我早年最重要的经历之一。当时我们的团队只有几个人，但我们却组织了整个艺博会！我个人也认识了每一位参展人。离开艺博会的管理团队之后，我的下一份工作就是加入了苏黎世的鲍勃·范·奥尔索（Bob van Orsouw），而且我们也参加了巴塞尔艺术展。每次开幕前的兴奋和压力都过于强烈，以致于我好几天都睡不着觉。而现在我最喜欢的是艺博会开幕前的那个周日，那天伊万·沃斯会和我一起从苏黎世开车到巴塞尔布置展位。能够亲眼看到我们所策划的所有作品，并验证它们能否在一起“共舞”，是一种无法替代的体验。这是我一整年都在期待的日子。（另外就是在我最喜欢的餐厅之一Donati吃饭——为了吃到一块他们的Saint Honoré 蛋糕，我甚至愿意半夜起床！）
豪瑟沃斯展位上的马克·佩约特。摄影：曼努埃拉·沃斯
Donati餐厅的Saint Honoré蛋糕，2018年。摄影：马克·佩约特
托马斯·胡恩（Thomas Huhn）
吧台主管，Le Trois Rois
我已经在这里当了13年的吧台主管，关于巴塞尔的事情，我可以写满一本书。而且我也越来越喜欢它，特别是2015年在大堂开设的Roth Bar。作为一个酒吧人，对我来说那实在是太了不起了——一件以酒吧为主题的艺术品就放在你自己的酒吧里！即使是在五年后的今天，人们还在问我（它）什么时候会再来一次。
Le Trois Rois里的Roth Bar，2015年。摄影：Yuta Nakajima
Le Trois Rois里的Roth Bar，2015年。摄影：Eugenie York
「格哈德·里希特」在贝耶勒基金会举办的开幕式，2014年。摄影：Yuta Nakajma
卡罗尔·沃格尔（Carol Vogel）
前《纽约时报》资深记者
在为《纽约时报》报道巴塞尔艺术展的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因为在VIP开幕式上看到谁而感到惊讶——其中当然会有世界顶尖的收藏家、艺术商人与拍卖行高管；而且经常还会有一两个电影明星，来给节目加一点料。但艺术家却从来不多，因为他们中很多人都认为这样的商业活动是令人生厌的。所以，在2008年，当刚过完85岁生日的埃尔斯沃思·凯利（Ellsworth Kelly）精神矍铄地出现在巴塞尔的时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特别：他认真地参观了一个又一个展位，并兴致勃勃地看了他自己的作品展。“我1965年以后就再没来过这里！”他告诉我，在那个年代，“艺术家的数量要少得多，而且人们对艺术的定义也非常不同。”我问他有没有看到什么令他印象深刻的作品，他就给我讲了罗伯特·戈伯（Robert Gober）的作品，其中有一件是圣母玛丽亚站在下水道上并有一根水管穿过她的肚子。“这件作品很神秘，也让人非常困惑”，他补充道。
艺术家罗德尼·格雷厄姆（Rodney Graham）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做DJ表演，2010年。
展览现场，杰森·罗德斯，《无题（From the body of work: My Madinah, in pursuit of my ermitage）》，2011年 ? 杰森·罗德斯艺术资产。摄影：Karin Seinsoth
萨斯基亚·斯班德（Saskia Spender）
主席，阿希尔·戈尔基基金会
2016年6月，我的第一次巴塞尔艺术展：它就像是进入阿希尔·戈尔基基金会领导者、家族荣誉守护者这一新角色的一场仪式。许多艺术部落的成员都在排队，而我也穿上了自己的部落护身符——便于行走的平底鞋、一件三宅的夹克、母亲80年代的香港丝绸衬衫以及祖母1945年的考尔德耳饰。当时我还不是一个局内人。而融入的仪式通常都是偶然发生的，等你达到了某种合适的精疲力尽以后。后来，我被一个灯光迷人的小空间吸引，走进了那个看上去竟然有点空旷的地方。而伊万和曼努埃拉刚好在那里，后来乌苏拉·豪瑟（Ursula Hauser）和她的同伴安德烈（André）也来了。结果，魔法的源头其实是来自皮皮洛蒂·瑞斯特的作品，并将我从“没经历过巴塞尔的人”变成了“巴塞尔人”。我到现在仍会经常想起皮皮洛蒂，她的观点总能不断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出意想不到的神性入口。这让我庆幸自己还活着。
飞往巴塞尔，2019年。摄影：克里斯托弗·卡尼萨雷斯
巴塞尔艺术展贵宾入口的圆形大厅，2019年。摄影：Emily Tsingou
尼尔·文曼（Neil Wenman）
合伙人，豪瑟沃斯
巴塞尔最让我获益匪浅的记忆，是2006年在巴塞尔艺术馆组织的回顾展上第一次接触到李·洛萨诺（Lee Lozano）的作品。这些关于工具与奇怪图示的讽刺画以及其中渐变的色调，让我大为着迷。和尼古拉斯·罗兹戴尔（Nicholas Logsdail）一起参观这场展览的时候，他也跟我回忆了自己与这股令人敬畏的力量的相遇。作品奇特的题材、强烈的笔触与绘画技巧，把我带入了一个新的世界，其中充满了强大的想象力与无尽的问题……而这深刻地塑造了我对当代艺术的理解。
展览现场，「李·洛萨诺：先赢守不住，后赢无所谓」（Lee Lozano. WIN FIRST DONT LAST, WIN LAST DONT CARE），巴塞尔艺术馆，瑞士巴塞尔，2006年。
艾米莉·清谷（Emily Tsingou）
私人艺术商人与顾问
我对巴塞尔艺术展的特别记忆，其实是每年贵宾开幕日上午11点前圆形大厅里充满期待的那种气氛。这个空间几乎就像是一个竞技场，回荡着各种声音。我每年都很期待这一刻。这真的是独一无二的：画廊们知道他们带来了自己最优秀的作品，而参与者也期待着开门的铃声——总是如此准时。所有的参与者都会意识到这一刻，它代表着等待的结束……以及追逐的开始。
技术人员在“艺术无限”上安装皮埃尔·于热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1》，2015年。摄影：加布里埃尔·布劳恩
加布里埃尔·布劳恩（Gabrielle Braun）
登记主管，豪瑟沃斯苏黎世
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2015年为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1》（Cambrian Explosion 11）进行布展。这是艺术家所做的海洋咸水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里面还养着马蹄蟹。因此我们需要协调许多不同的团队和专家，甚至还包括了一名正式的兽医检查员！艺术世界通常不会要求你去了解海水质量、进口水族箱生物的特殊文件或是夜间水生生物的规律，但这件事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
另一个非常复杂的项目则是2018年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的《安托万的管风琴》（Antoine's Organ）的布展工作。除了植物和钢琴之外，所有的部件都是从纽约运来的。根据法律规定，新的霓虹灯管必须得从欧洲采购——而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们不仅要满足艺术家的美学要求，还要符合瑞士的法律要求。另外，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找到一间园艺中心，愿意借给我们250株植物使用一周。5名艺术运输工和工作室成员花了整整六天来完成布展，但最后还是成功了。后来安托万每天都准时前来表演，让这架管风琴变得生动起来。
展览现场，「拉希德·约翰逊：安托万的管风琴》，巴塞尔艺术展，2018年 ? 拉希德·约翰逊。摄影：马克·佩约特
技术人员正在巴塞尔艺术展上安装拉希德·约翰逊的《安托万的管风琴》，2015年。摄影：加布里埃尔·布劳恩
帕特里夏·马歇尔（Patricia Marshall）
艺术顾问
十年前，我带着一批重要的东欧客户路过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潜在的客户正在一片混乱中挣扎。他呼唤我，要我救他！自那以后，他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藏家。艺博会有时候就像是一场发生在糟糕社区里的街头打斗，只是着装的要求是Prada和Celine。时至今日，那些排长队去买香肠的人仍然让我感到很惊讶。这些都是会去世界上最好的餐厅就餐的人，有些甚至还有自己的厨师，但他们都对巴塞尔的香肠感到欲罢不能。他们就像是瞪着眼睛、等待礼物的孩子，而香肠和艺术一起成了他们辛劳一天的奖励。
斯卡雷特·斯马塔纳
（Skarlet Smatana）
总监，乔治·艾柯诺莫收藏
2018年，绍拉格（Schaulager）举办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展。乔治·艾柯诺莫（George Economou）和我都参观了这场展览，并都感受到了某种困惑与挑战。这场展览让我们开始质疑当代的人文与艺术，并交换了彼此关于世界走向的看法。我们很高兴能在那里遇见艺术家凯瑟琳娜·弗里奇（Katharina Fritsch）以及她从杜塞尔多夫带来的学生团，而他们和我们一样充满了各种疑问与想法。那是一种很棒的观展方式，也让我一直记忆犹新。
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广场，三角形，圆圈》（Square, Triangle, Circle），1984，展览现场图，「布鲁斯·瑙曼：消失的行为」（Bruce Nauman: Disappearing Acts），2018年，绍拉格·慕尼黑（SaulagerMünchenstein）/基地。伊曼纽尔·霍夫曼基金会（Emanuel Hoffmann Foundation），长期借展予巴塞尔艺术基金会，? 布鲁斯·瑙曼 / 2020，苏黎世ProLitteris。摄影：Tom Bisig
阿卜杜卡·特拉贝西
（Abdelkar Trabelsi）
服务主管，美术馆
这份工作我已经做了40年，今年就要退休了！这里有最好的气氛。展会期间，每个人都在另一个世界。艺术家会在桌布上作画，有时还会留下雪茄烫出的印子。有几个晚上，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拿下来，而他们会在上面跳舞。还有些艺术家直接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但我从来不会去叫醒他们，而总是等他们自己醒来，再把他们慢慢地送到门口。对这份工作我一直是尽心尽力。实际上，那一周并不仅仅是一周，而是有十天或十二天的时间。虽然我几乎没法睡觉，但我仍然感觉超级好，因为我喜欢我在做的事情。这是我最喜欢的时光，也是我在这世上最喜欢的地方。
理查德·杰克逊，《互补色面对面（黑／白）》，2011年 ? 理查德·杰克逊。摄影：Karin Seinsoth
乌拉·德雷福斯-贝斯特
（Ulla Dreyfus-Best）
收藏家
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巴塞尔艺术展，也就是说，如果我没有算错的话，我已经参与了49届！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太多的人。我也是在这里，第一次遇见了里奥·卡斯泰利（Leo Castelli）与西德尼·贾努斯（Sidney Janus）等著名的美国艺术商人。我有太多的故事，甚至都不知道该从何说起了。但22年来，我每年都会在周六组织一场派对，来向一位艺术家致敬，而我总是试图制造一个大惊喜。第一年是杰夫·昆斯（Jeff Koons），我让两名表演者穿成昆斯1988年的作品《冬天的熊》（Winter Bears）中熊的样子。当杰夫看到这两只被手电照亮的“熊”从森林走向派对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并在草坪上哭了起来。
莫妮可·伯格（Monique Burger）
收藏家
为了纪念我的儿子伊夫（Yves，1988-2011），我很希望能让他的朋友更接近艺术世界。儿子去世之后，我和丈夫为他设立了一个组织——纪念伊夫（Thinking of Yves，TOY）——并开始在世界各地组织艺术晚宴，为艺术圈介绍艺术家。2018年，我们在巴塞尔艺术展上认识了来自保加利亚的优秀艺术家、故事大师内德科·索拉科夫（Nedko Solakov）。他创作了一件包含123幅画的作品，名字叫做“乐观故事”（optimistic stories）。看到这些作品让我有了一个想法：我想要把这些作品送给我的朋友们。艺术家一开始并不乐意把这件包含多个部分的作品拆开，但听了我的故事之后，他深受感动，并同意了这个项目。于是我们的每个朋友都得到了一张原画，而每张画都将永远是123张画中的一部分——作为TOY家族的一员，我们一起成为了“乐观故事”。
曼努埃拉·沃斯与年轻观众，2010年。摄影：Gabriele Heidecker
迪诺·西蒙尼特（Dino Simonett）
艺术家、出版人兼电影制作人
我曾在八十年代带着我的艺术杂志《QUER》参加了六次博览会，并呈现了与基斯·哈林（Keith Haring）、让·丁格利（Jean Tinguely）、约瑟夫·博伊斯（Josef Beuys）、梅拉·奥本海姆（Meret Oppenheim）、迭戈·贾科梅蒂（Diego Giacometti）以及其他现在可能没那么出名的伟大艺术家合作的作品。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但因为种种原因，我最后决定不去做画廊主或艺术商人——不然拉里·高古轩（Larry Gagosian）和伊万·沃斯现在都会是我的秘书！最近，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在博览会之外组织我们自己的项目——有点像外百老汇——所以我可以算是既参加又没有参加。我会请每个参观者跟我讲述他们各自的巴塞尔故事——你看到了什么？你遇见了谁？你最深的印象是什么？这样我就既可以听到所有的轶闻趣事和八卦，又不用挤在人群里走来走去。妙啊！
巴塞尔艺术展上的迪诺·西蒙尼特，1989年。
（文章来源于HauserWirth画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