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摄影 吴枫
5月的一天，北京刚下过一场雨。北大肿瘤医院旁的假发店里，刘霞对着一面镜子，涂上口红，整理了一下她的裙子。
假发店老板王峰走了过来，拿着一顶新做的假发给她戴上。假发是斜刘海，齐肩长短，刘霞对着镜子拨弄了两下，左右侧身打量着自己，感到满意。
门被推开，又有客人点名要找王峰。是个三十出头的女性，走路很吃力。
她一见到王峰就开始哭，说自己刚做完卵巢癌的手术，十天后要化疗，想做一顶假发。她一头黑色长发，中分，大波浪。王峰看了看说，“你头发那么好，可以等化疗后再来。”看她止不住哭，王峰安慰，“其实有些人做化疗是不会掉头发的。”
“万一掉了呢？”她执意不肯，“我母亲有心脏病，我不想她看到我光头的样子。”受到感染，店里其他围过来的病人也跟着哭。
这样进店大哭的病人，王峰遇到过很多。对于癌症患者，掉发往往是最直观的攻击。进入假发店，首先要做的是袒露这层伤口，然后才是掩盖它。
隐痛
假发戴起来，有种压抑的感觉，透不过气。
刘霞形容她第一次戴假发。是顶网购的头发，化纤丝，逼真度差，和她的头型也不搭。她特别爱美，戴了两分钟就扯下来了。
刘霞28岁，是一家美容院的老板，年轻漂亮，事业有成。她个性张扬，从来走路带风，目不斜视，人生还没有遇上过称得上是挫折的东西。确诊乳腺癌的时候，刘霞懵了。癌症对她来说，是和天边云一样遥远的事情。
很快开始第一次化疗，头发掉得到处都是。接下来第二次，头发几乎少了一半。掉头发比诊断书狠，她彻底认栽。
刘霞头型生得好，圆润饱满，朋友说她光着头好看，像个先锋女性。但她从来没有光头出过门，主动剃头和头发掉光，底气是不一样的。
她买了各式各样的帽子，五颜六色，搭配不同的衣服。有次出门，忘拿帽子，四岁的儿子拉着她，“妈妈，你戴上帽子。”几乎是一瞬间，击垮她的自信。
她来到病友介绍的假发店，找到王峰，把手机递过去，“这个头发能做吗？”照片上的女孩笑容晏晏，留着整齐的短发，发尾内扣。王峰点头回答，“可以。”
拿着自己生病前照片让照着做的，不止刘霞一个。和普通人的诉求不同，癌症病人的要求，往往是真实自然，或者尽量接近以前的造型。
64岁的伍莲（化名）也是这样。她身体一直不好，过去有糖尿病，还有41年的哮喘史。年初查出肺癌的时候，家人瞒着她，她知道自己得了癌症，反而劝家里人，不用藏着掖着。
她一直心态很好，忍受力强。病痛厉害的时候，每天都睡不着觉，“疼得跟过火车似的，我一滴眼泪没有”。
第三次化疗后，伍莲的头发几乎掉光。稀疏剩了几根，医生让她推了，她不肯。上厕所一照镜子，眼泪直掉。
“得了癌也没往心里去，没想到头发没了，要了我的命。”妹妹给她买了顶帽子，她整日戴着，在家也不摘下来。
老伴有天兴冲冲地回来，说给她找了家假发店。伍莲说什么也不去，老伴说，“你这么要强，没有头发你肯定受不了。”她一下子绷不住了。
到了店里，看着一屋子假发，伍莲将信将疑。王峰仔细量了头围，找出一个接近的尺寸，给她试戴。真发轻盈，没有不适感，也不像她想象的那样欲盖弥彰。
伍莲打量着镜子，转过身问，“好看吗？”丈夫捣蒜般点头。
她照着过去的发型定做了一款，“要一模一样，刘海和鬓角都一样。”
转变
头发有多重要，只有失去的人才知道。即使王峰，也是到后来才感同身受。
王峰是河南信阳人，在当地粮食局工作了九年。80年代末，在下海经商的热潮下，他决定出去闯一闯。
王峰对“美”感兴趣。进了所北京的美容美发学校。美发曾经是低迷行业，周围人劝他回去搞粮食，粮食人人都要吃。王峰不服气，“改革开放了，人人都想变美”。
90年代，他的第一家理发店开在北京朝阳。王峰是个工作狂，勤劳肯干，技术也好，很快又开了几家店铺。北大肿瘤医院西门这家，是1998年开的。
刚开始只是普通的理发店，因为开在医院附近，常常能遇到一些病人。
阿彪是王峰的徒弟，已经跟了他13年。回忆起来，有次给客人洗头，轻轻一抓，头发掉了一大把。阿彪吓坏了，客人解释说，是做了化疗来的。
还有顾客会戴着假发来，让王峰修修剪剪。有次一个女孩戴着长发，想要剪短一点，王峰正要摘下，她提出去里间，不想让陪同的男朋友看到。
不做这行不知道，有的人天生没有头发。曾经有一对青海来的父女，女孩十多岁了，从小不长头发，假发常年戴着。班上的孩子调皮，故意去抓她头发玩。一拽下来，是光头，同学们“哇”的一声，哄然大笑。她再也不肯去上学，父母给她换了好几所学校。
这件事让王峰特别难受，他从小很老实，在学校被欺负过，明白那种感受。“这种残酷对她来说，肯定是加倍的。”
那天晚上，合上理发店的门，王峰没有睡着。来北京以后，他如同停不下来的陀螺，一家家店铺开起来，最多的一年开了七家。
“原来计划50岁退休，还是放不下。”
王峰决定转行。2012年，王峰48岁，开始学假发技术。两年间，山东、河南、广东、浙江，能学到东西的地方，他都跑了一遍。“确实费了一番功夫，把全部摸透了。”
假发生意开始没多久，有一对哈尔滨来的父子。孩子五六岁，头部烧伤面积百分之九十，想做顶假发遮起来。店里的假发，售价几百到几千不等，试戴一圈，因为烫伤，高档假发的舒适度更适合他。父亲拿不出钱，踌躇着还是选了便宜的。店里的员工看了不忍心，自发凑了几千块钱，给他做了顶最贵的。
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店变得不太一样。
无常
店里人来人往，每天都是生离死别的事。“一开始我特别受不了，那两年流掉好多眼泪”，周宏说。她是这家店的老员工，已经来了十多年。
周宏回忆，几年前有一对母女，母亲快八十岁了，女儿长期在国外。听说头发可以自己提供，女儿坚持要用她的来做。母亲不同意，“戴着你的头发，每天更想你怎么办？”
还有个年轻妈妈，刚做完第二次化疗，带着女儿来做假发。那是个冬天，周宏记得，她毛衣上掉了好多头发，店员帮着清理了很久。趁着量尺寸，她索性要求都剃了。剪头发的时候，她女儿蹲在地上，一根一根把头发捡起来，一边捡一边哭。
周宏差点剪不下去，她也有个差不多大的女儿。“还是剪了，做完化疗是该把头发剃了，毛囊松了，一碰就会痛。”
接触多了，周宏成了半个医生，很多病人刚开始不懂，来咨询她。她也越来越多地去了解各种知识，很多人做完化疗，到店里来，周宏用艾草熏上一熏，患处消肿会快很多。
也有暖心的时候。周宏记得，有一对七十多岁的夫妇，妻子得了乳腺癌，丈夫带着她来做假发。看着爱人边剃发边掉泪，他往旁边的座位一坐，“我陪你一块玩儿，给我也量一下，我也做一个。”还把自己当兵的照片拿出来，要求照着做。“两人出去的时候，笑得可开心了。”
周宏有时觉得，店铺内外，是两个世界。见多了生死无常，时间久了，她的状态也在改变，“没有那么多需求，健康就好。”
“生命诚可贵”，王峰在一旁附和道。
他回忆，自己刚开始做美发的时候，也学过雷锋，“医院养老院，我随叫随到，但那种体会不一样。” 店里有一种奇特的氛围，不融入进去感受不到，是和生命拧紧的感觉。
病人们聚集在一起，假发店逐渐成为一个落脚地。
很多顾客是外地的，店里配了专门的冰箱冷藏药品。有些需要煮汤或者熬药，里屋放了燃气和炖锅。后来又陆续添了几辆车，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一个胳膊拎不了东西，店里安排车接车送。
也有客人再也没有见过。周宏记得，“有个阿姨，很瘦很瘦，得了肺癌。”假发做好以后，打电话通知，是女儿接的，说母亲走了，来不了了。周宏说，这种情况，定金可以退。她最后还是来取走假发，“了却我妈的心愿，让她戴着走”。
还有个内蒙古来的女人，49岁，一个人到北京看病，没事就在店里坐坐。有个晚上，她把大包小包搬到店里。她治病把钱花得差不多了，80块一晚的房租，交不上，被房东赶了出来。
周宏让她在店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走了，再也没见过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