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中的城市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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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炎热午后离开重庆，飞往伊斯坦布尔。路途中转北京。穿过漫长到达厅，乘机场内部轻轨转国际出发厅。夜间国际航班人数稀少，首都航站楼显得空旷，一眼看不到边的静寂——虽然四处依然是花花绿绿的商品、广告和昂贵的咖啡店、速食店。
经过一夜的飞行，到达晨光微曦的伊城。抵达大厅里是免税商店、手机店、礼品店和进出人群，出门后高速干道转城市干道。微暗天空里的红绿灯特别醒目。接我们的旅行车在一红绿灯处u型转弯，转进了石钉铺的路面，爬在三、四米宽的街道上又转下，弯过密集楼房，残垣和断壁，最后斜斜地停在种满花草的小旅馆门口，路上不见行人，只有静静的城。我想，这一u型转弯是从现在转回到了想象中的遥远的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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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间的窗户看出去是一座巨大的石头清真寺，真令人惊讶。两天漫步在伊城的大街小巷之后，这种对于现在的惊讶转为对历史的惊讶和想象，对散布在伊城数不清清真寺不断相遇后的惯常。窗外大穹顶下是大大小小的穹顶，高耸的邦克楼立站一边，另一边树的繁盛枝叶在风中微扬。鸟在空中划线，或者就只是蹲坐在穹顶上，咕咕地叫。
在伊城逛悠的时候，走着走着就听见邦克楼上的召唤低沉悠扬，这一座清真寺稍停，另一座清真寺又开始，连绵的呼唤在这个城市的上空回荡，穿渗人心。四处赶来的男人们拖下鞋进入清真寺，女人们包上了头巾，有些还穿上黑色长衣进入清真寺。我也曾多次看见男人独自面对壁龛祈祷、跪拜又祈祷，然后又赶着回去工作。
这是他们的日常生活。
窗外的清真寺
无处不在的清真寺
窗户前的桌子上有一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书的扉页上写着“美景之美，在其忧伤”。书中他说，伊城是一座“呼愁”的城市，一座止不住的忧郁的城市——这飘荡在城市上空的每一召唤，大概就是这座城市最深的“呼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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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翻阅了帕慕克的这本一个人的城市书写。书里并没有写到大巴扎——我是略带急迫的心情阅读着这本书，试图快快窥探这个城市的一面——大概是没有吧。但四面八方越过重洋抵达伊城的人们，大概也没有不来大巴扎的吧。这可能是一个全世界至今依存的最大、最古老和最复杂的市场。
这里像极了一个群蚁涌动、忙忙碌碌的蚁巢。“蚁巢”并不是只有一个出入口，而是数不清的通道紧吸附着伊城，迎接送别来往的人群。每一个出入口并不巨大宏伟招人眼目，但只要踏了进去，里间各种别样的味道、冲面而来的斑斓色彩、密密集集的小商品、以及一不小心就要碰撞上的熙熙攘攘都书写着这里是大集市，一个历史上是今天依然是的“大巴扎”。四处都会碰到各色香料铺陈整个柜子，散发着奇幻味道；蓝色、白色、绿色等玻璃镶嵌而成的台灯、壁灯弥漫着柔和的古老灯光；店铺前的每一个帅小伙尝试用各种语言和你打招呼，揣摩着顾客的国度，希望兜售出商品。
我想我是对的。帕慕克的书里不会写伊城是个大巴扎。那是曾经的鎏金溢彩极度辉煌，那是曾经的世界的中心，连威尼斯不可一世的商人都要俯首称臣，为着这个大巴扎，不辞风浪从遥远西边的地中海赶来。相反，帕慕克想要捕捉住的伊城灵韵，是她黯淡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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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尔是个千年都城。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定都于此，续存了希腊文明也书写着欧洲的历史。它熠熠生辉的巨大财富引来无数客商和苦难，多次的瘟疫和十字军东征几乎摧毁了这座城。十五世纪，奥斯曼帝国取代东罗马帝国，占据这一咽喉要塞，重新书写城市篇章。教堂被改造成清真寺，城市的天空被无数高耸邦克楼穿刺；城市的天空于是弥漫和激荡着阿訇们的低沉召唤直到今天。沿用了一千多年的君士坦丁堡也被绝然地涂改成伊斯坦布尔，徒留下一个历史的标记。
人群涌动的大巴扎
二十世纪初叶，奥斯曼帝国被土耳其共和国取代，和其他的许多古老文明的地区一样。这是一个民族国家兴起的时期。新生的共和国要面对多样和古老的历史，面对各种不同的族群和宗教，却又必须踏入现代文明。如何动员民众改善民生，再塑民族认同，是不长的共和国历史文本的主要内容。
帝国遗存
今天（二零一四年八月十日）是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一日。土耳其的总统从以前的议会选举改为全民选举，就开始于今天。前两日在街上遇到一位同胞，她说她的一位土耳其同行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却还没有见着，这位法学教授回到乡村老家去投票。昨天在亚洲的伊斯坦布尔街角广场上小歇，安静中突然听见带有音乐的广播响起。近了才发现原来是现总理，也是最热门的总统候选人埃尔多安在游街宣讲——广场上的人们却自顾聊天，不为所动，手中的那一小杯热乎乎的红茶才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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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的BBC新闻报道，埃尔多安获得近百分之六十的选票，在三位总统候选人中大幅胜出。我问小旅馆的老板把票投给谁了，他先是笑着说，这个秘密连老婆也不会告诉的，随即说当然是埃尔多安。我在网络上简单查阅了一点资料，了解到埃尔多安执掌总理职位多年，过去几年土耳其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他主导政策的结果。一般百姓的收入有了较大的提升，包括福利医疗在内的公共服务也有比较大的改善。
这和隔壁的希腊形成鲜明对比。有报道说，几年前民意调查土耳其入欧盟，当时支持的人数超过七成，而至今却不到两成。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大概是埃尔多安胜出的根本原因。但在一个充满着高度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促进资本流动和积累、同时还要维护社会正义（其所在政党的名称是正义与发展党）仍然是难以处理的基本问题。在土耳其这一横跨欧亚，同时也是各种文明交汇的区域，民族和宗教问题大概也比其他地方要更加难以处理。动员民众，改善民生和强化民族认同仍然是基本目标。
政治似乎太遥远空泛，日常生活才是真实。
多日在伊城高高低低的蛛网街道中行走观看，这种经验和在巴黎很是不同。相比之下，巴黎太正经，太理性，太有条理了！在伊城行走不会太期待目的地，你很有可能在下一个岔口就自动地偏离了原来的路线，只为着一转弯就看到的清真寺；你会看到在极窄的人行道上，人们依然搬来座椅，再加上一个小桌，再来两小杯热腾腾的红茶，闲话桑麻中看过往吵闹人群；行走在路上，你也极有可能突然被一只拿着矿泉水瓶的小手小胳膊横拦住，或者，遇着路上的老少行人，盯着你的眼睛，询问你从哪里来。
这里的许多房子因窄而显高，叠叠地挤在一起，傍晚的时候，你大多会看见寂寞窗口一两个老人耸着肩膀探出头来，看着渐渐黯淡的日光和一条条长长的身影落在石头街上。这是一个密密的城，也是一个迷城。
落日余晖中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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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小旅馆休息，看探索频道关于伊斯坦布尔的纪录片。影片从修建连接欧亚的海底隧道开始讲述城市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发展，但这不是纪录片的主题——文化的冲突才是它要表达的内容。故事开始讲看来似乎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大学是否允许向戴头巾的女生开放——却是尖锐冲突的开始。女性“佩戴头巾”是伊斯兰文化的表征之一，却成为“世俗化”过程矛盾冲突的焦点。土耳其共和国的宪法中明确“世俗化”是共和国的发展方向，但近年来的“伊斯兰化”趋势使得两者间产生了矛盾。这是文明与文化的冲突问题吗？
街头广告中的穆斯林服装的现代化
影片中讲述了两个当地有影响力的商人。一个代表地方中小企业主，以生产穆斯林妇女服装为业。通过将时尚与传统的结合，具有穆斯林风格的现代服装获得巨大成功，销售量以每年百分之十速率增长。另外一位是当地大财团的代表，讲英语，参与土耳其入欧盟谈判，强调“世俗化”进程。一个是穆斯林的现代化，另外一个更加的西化，矛盾也就在其中酝酿。其中还有一个镜头印象深刻。伊城西区要改造贫民窟立起现代的公寓。遍地废墟中还留有最后一户。这家的老先生抚摸着一本厚厚的书，对着镜头说，这个区长应该也是穆斯林吧，他怎么能够让这本祖先留下来的《可兰经》埋在废墟中？
过客不能体会到伊城里的暗流涌动。走在路上，常见到紧裹在黑衣里的明眸，虽意识到文化上的不同，并却不知这黑衣，这头巾已是牵着关系千万重。
餐厅中戴头巾的女孩
街头戴头巾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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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的伊城晦暗中有温润的光。他说，“我喜欢由秋入冬的傍晚时分，光秃秃的树在北风中颤抖，身穿黑大衣和夹克的人们穿过天色渐渐暗的街道赶回家去。
我喜欢那排山倒海的忧伤，当我看着旧公寓楼房的墙壁以及斑驳失修的木宅废墟黑暗的外表——我只在伊斯坦布尔看过这种质地，这种阴影——当我看着黑白人群匆匆走在渐渐暗的冬日街道时，我的内心深处便有一种甘苦与共之感，仿佛夜将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街道、属于我们的每一件东西罩在一大片黑暗中，仿佛我们一旦平平安安回到家，待在卧室里，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我们的昔日奇梦”。这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帕慕克对伊城的感知和凝视，是我最喜欢的一段。
过客的伊城不会有这般情景。我常看到街边有一些小店，店里悬挂和兜售各种精致的图片。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看远近大小清真寺坐落在密密的城中，在云雾暗淡和碧水微澜间看高低的城市轮廓线，邦克楼林立，是最常见的伊城影像。
这一暮气沉沉的影像似乎还牵连着一点帕慕克的忧郁和晦暗。我也多次看见图像中有海上冒着浓烟的轮船，弥漫的烟雾遮挡了夕阳中的清真寺——大概从遥远西方驶来的巨大机动轮船曾给伊城居民留下深刻印象，留在了艺术家的画布上。我也曾见到下雪的城中红色有轨电车迎面驶来的图片，这也是画家笔下的常有景象。还有一些是色彩斑斓的细密画、孩子说的蝌蚪文、旋转舞、索菲亚清真寺、古城市地图等图像。
这些经过筛选后的历史碎片被重新解释、复制和销售，占据和充满了过客的伊城想象。于是城市通过被复制和告知而存在。
画家笔下的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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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转舞”其实是伊斯兰教的分支苏菲派的一种修行方式。有资料说，这种不断旋转的舞姿和过程，是忘记当下，与神，与所爱之人在一起的方式。这一神秘舞蹈的图像不断地出现在伊城的街头，令人好奇。
小旅馆的主人聊天中还向我展示了一个有趣的小摆件。这是一个烛台，小蜡烛上面悬挂了三片小小的苏菲舞者剪影的金属片。点燃蜡烛，热气上升就推动苏菲舞者金属片不断地旋转又旋转。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感受传说中的神秘。我喜欢祈祷者出现前的音乐。三位身着长黑衣圆筒帽的演奏者静坐一边，用手鼔、胡琴和长箫鸣奏悠扬深远的声音，穿透深蓝夜空，把人的思绪带到静肃和优雅的空间。
长长的演奏中另三位长黑衣园筒帽的祈祷者缓缓出现，相互缓缓鞠躬又鞠躬，最后并着一排，低头静坐。一段乐曲和吟唱之后，三人站起，立站三角位又相互鞠躬，随着褪下黑衣，见一身洁白长衣。又接着换位鞠躬，加速换位中突然自转，白色长裙瞬间展开如花朵，一朵朵绽开，不停旋转旋转直至乐曲按下，一切皆静默。旋转中舞者头部微侧，双臂由开始的紧抱双肩，逐渐展开，转为左臂横垂右臂竖直，接着展开，一手掌心朝上一手下垂随舞姿旋转，而最终又渐渐收回抱紧双肩。
白色长裙瞬间展开如花朵
这异邦极为不同的音乐和舞蹈，使人回到古老伊城，想象人们曾经的生活状态。（我完全不懂乐器，尤其是异邦的乐器。“手鼔、胡琴和长箫”是名称的揣测，尽管发出来的声音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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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有一天的日记中说，“今天我要描写一整个的伊斯坦布尔”！接下来的文字中，他描写了坐在城市的高处，看房屋高高低低，清真寺散布其间，人群如蚂蚁在街上行走；接着他就转到了他喜欢的土耳其美食去了。怎么才能写“一整个”的伊城呢？这可是一个雄心壮志的计划和困难的命题。我看到一些资料介绍伊城的历史、地理、人口、经济和艺术等，这是教科书的写法，虽然有点用处却寡然无趣。
大卫·哈维借用巴尔扎克、福楼拜的文字，用杜米埃的漫画、用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来描写和分析“一整个”的奥斯曼巴黎。他说，我们有很多城市中的理论，却没有城市的理论。他欣赏卡尔·休斯用文学、绘画、建筑、音乐和心理分析等内容来建构“一整个”的“世纪末的维也纳”。哈维和休斯的文字大概是最深刻的城市研究文本，却少了一份想象和温润。从这一点上说，我喜欢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的哲理、奇异与优美，他创造的“一整个”的想象之城。还有一种，就是躺在床头的这本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个人的生命在城市漫长和辉煌的过去与尴尬和败落的当下、在热烈模仿西方与面对东方本体的矛盾中成长。在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在地方学者的内省和西方人的眼光中，在各种社会过程中，帕慕克书写了这本个人的“一整个”的伊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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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城。据说伊城有人口一千四百多万，是欧洲最大的城市，中东地区的第二大城市，全球的第五大城市——从城市人口数量而言。这一千多万人，每个人观念中的伊斯坦布尔会是怎样大概只有上天知道。过客心目中的伊城往往被各种媒体支配。孩子今天画了一幅几日来的伊城印象，夹杂着简单的说明，说清真寺特别多、猫特别多、烤肉特别多；画里还很形象地绘制了旋转舞、幸运之眼、冰激凌和一小杯红茶。
我揣摩着满城清真寺和伊城人生活之间的关系。清真寺的修建是地方财富积累和物质转换的结果，这意味着大多数人的劳动剩余主动或者被动抽取转移到清真寺，也意味着长期艰辛的工作。这种历史惯性是否会影响到今天的伊城呢？
如果要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几天来的感受，“密”也许是最恰当的字眼。这种“密”的感觉很不同于中国很多大城市里高密度人口的“密”，而是一种多样性的“密”加上小规模商业的密集。多样性的“密”是对于古老历史不同阶段遗留景观的感知，这在老城尤其明显。小规模的商业却是无处不在，它们是伊城的本底颜色。小旅馆的周边，我看到好几处半地下室是制衣的小作坊，在街道已经深暗的时候还亮泛着桔色的光。我想，他们的伊城大概很不同帕慕克的城。
鸟瞰伊城
细密之城
细密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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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城有两种不同的公共空间，一种被来来往往的过客们毫不客气地占领，一类属于当地居民。说过客们占领大概有点夸张。在索菲亚清真寺前的广场，除了闭门的周一以外，永远都是游客长龙；各种肤色和面貌的人拿着照相机，或者手机来回拍照，拍自己，拍合影，拍喷泉，拍清真寺，拍广场上游荡或熟睡的猫和狗；一长串旅游大巴挤在路旁，等着吃进旅客又赶忙开走。但广场上当地人也不少。卖咸水玉米的、矿泉水的、各国旅游小册子的、按盒出售西瓜的、榨橘子或石榴汁的、当地陀螺玩具的、不知名的竹子乐器的、一边卖面巾纸一边乞讨的，还有管理秩序的警察和他们的Smart小车。只有在夜幕降临阿訇的第五次召唤后，在路灯已经显得明亮鹅黄以后，这里才会渐渐沉寂下来。然而也只是短短的几个小时，明日一早故事还要再演重演。
在伊城的Uskudar住了几日，游客很少过来的亚洲区部分。这里有不少街头广场。在一个四周都是商业的公共空间，我看到中下午的时候，老人们在树下摆上几杯红茶，聚在一起聊天，或者就只是静坐在那里，看路上行人，喷泉流水。年轻的妈妈带着小孩，推婴儿车出来晒太阳，顺便在街角买一两个冰激凌。小广场的背后是清真寺，阿訇召唤后，便有许多人跪坐寺内外礼拜。还有一个社区广场种满了怀抱粗的梧桐，一边是各种健身器械和孩子们的滑梯、跷跷板和秋千等，另一边是斜坡地，四周就是住宅区。老人们在这里聊天，看孩子奔跑嘻戏；年轻人三两个一群，或坐或卧。今天下午我还到Bebek的一个海边社区公园，看孩子们勇敢地跳入海中游泳随即又爬上来再跳进去。
两种伊城都是伊城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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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有各种各样的人，和不同人聊天得到很不同的经验。我遇到过从古巴、叙利亚、马耳他等来伊城工作的人。从古巴来的小伙子在一家销售油画的店铺里工作，几年前来到土耳其。他说很想有机会到中国旅行，随即转身到小房间拿出他的餐具，里面有一双筷子。他说旅行使人视野开阔，可以对比自己国家和其他地区的状况，反省国家的宣传。他还说，在古巴只有极少数人可以使用互联网，对于民众开放的互联网相比于工资费用太高了。从叙利亚过来的小伙子说，国家现在战争很不安全，他把老婆和四个孩子都带到了土耳其。他在伊城工作，老婆孩子放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城市。
几天前的傍晚遇到一位当地大学生在街头卖各种小册子。聊天中他的一个问题是“听说中国的东西很便宜？”在商店里多次搭讪中好几位店主都说去中国做过电脑、皮革等生意。一家表店的小伙子说，他一定要去中国，这会有助于未来的business。下午坐在路边cafe等船去王子群岛时，同桌子有位土耳其中年人。聊天中得知他生在伊城，一直住在这里，今年五十三岁；原来在土耳其航空从事地面机修工作，现在已经退休。工作时每年有一次免费乘坐土耳其航空旅行的机会，由此他来过中国，去过北京、上海和香港等。我问他退休后做些什么，他指指倚靠在椅子扶手上的钓鱼杆说，每天去钓鱼，可惜今天无所获，在这里喝杯红茶再回家。聊天中，他还说*在伊城的老一辈人中很有名望。
旅途中还巧遇一位在南京读书的沙特籍大学生（如果我没有听错国籍），会一点中文。我问他对于伊城有什么感觉。他说，一个人旅行太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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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Uskudar居住的几天中，几次带孩子到街角的公园。孩子在旁边玩耍，我就只是坐着，或者带上一本书，随意阅读。接近中午的阳光明媚却不耀眼，透过高大树林的繁茂枝叶，投落到石子铺成的小路和斜草坡地上，斑驳光影随微风跳跃摇曳；更远一点的草地是深绿的明亮。这里的风并不狂野，可也不轻柔，吹拂在肌肤上，是一种爽朗的微凉和明快。
公园里有很多鸽子和乌鸦，它们大多不惧怕人，或者就在你面前昂首踱步，或者停歇在树枝上。一待有人喂食便群拥而上，几十只鸟从四面八方飞寻过来，一时间甚是壮观。待它们完成觅食，又忽地飞到小溪饮水。这里最多的是老人和小孩。常有老先生或者老妇人独自一人坐一条长椅，看过往行人，看孩子们嘻戏奔跑；或者，就是眯眼打盹。也有一些过路行人，停坐下来稍歇，打个电话、喝口手中的饮料随即就接着前行。接近黄昏时，明亮的阳光变成了温暖的米黄，可孩子们依然还是那么的欢悦雀跃；三三两两的人群在草地上铺开布垫，坐着聊天；也有人独自在阅读。
我想起列斐伏尔对于日常生活“节奏”的研究。他大概说，幸福存在于moment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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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都说伊城有三个区。一个是金角湾南面的老城，一个是北面的欧洲新城，还有一个就是隔着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区。但可能在老伊城人的心中，亚洲区不是这个城市的一部分。在一本《一个土耳其人的家庭》的纪实文学书中，有张伊城地图就只有老城和新城。
亚洲区隔着宽阔的海峡，要把它紧密联系一起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在买到的另外一本书，《不可思议的奥斯曼帝国方案》中就有联通欧亚大陆的构想——可那是十九世纪的事情了。直到2004年这一横跨亚欧的海底隧道工程才得以实施，历经漫长的9年建设后正式开通。这个处在水面底下约55米的马尔马拉隧道据说未来极有可能面临地震危险。车站的等候区张贴着一排宣传画，展示设计与建设的示意图片，解释如何应对相关问题；广场上的大屏幕反复播放着视频，尤其是埃尔多安在建设过程中的影像。
从老城区看欧洲区域亚洲区（欧洲区在左手边，亚洲区在画面上端）
欧洲区突出的加拉塔
欧洲区独立大街上的一家书店
这一隧道据说是连接欧亚大陆最快的通道：只需要4分钟。启用当天，埃尔多安说，马尔马拉隧道连接了东西的北京和伦敦。可是，对于伊城来说，她仍然处东西之间，在西化和深厚的历史与宗教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之中。这4分钟意味深长的连接，未来是激化碰撞与冲突还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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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子里有一家设计和销售T恤的店铺，衣服上的图案、文字大多有关于伊城。其中有一张画了三个三角形，代表伊城的三个核心区，相互之间的间隙，就是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了。图形上面标满箭头和文字，有历史有当代的内容，有美食音乐建筑标志等等，是作者理解的城市意象。然后，图形上方用大大的粗体字母写着：“They call it chaos. we call it home.”（他们叫她它杂乱，我们说这里是家），“家”这个字很温馨。
巷子一头接了出去是热闹的、永远人潮涌动、chaos的独立大街；另外的一头，虽然和独立大街只隔一个街区，却冷清许多的、只有三、四米宽的车行道。道路两边是六、七层的窄房子，密集靠挤一起。这些房子大多是带有装饰的传统样式，即便是新房子也多带线脚。我看到有人在这条街上贴放海报，其中一张是“Istanbul modern”——是伊城太老了吗？
伊城不止是清真寺、大巴扎。沿着地铁向城外半个小时，就会看到帕慕克在书中写的sprung up的cement和玻璃幕墙建筑群，落在密集的、贴着马赛克外墙的公寓楼间；高架桥上机车飞奔，直升机在空中飞巡；在新发展区，超高层建筑替代尖细的邦克楼支配了城市轮廓线——虽然新建的清真寺依然散落各处，镀锌铁皮颜色的穹顶在阳光照射下明亮异常，阿訇也还是一样一日五次召唤；各种国际品牌扎堆超级mall里，戴头巾不戴头巾的女孩子们都在mall里逛悠。但这里的现代房子大多机械和规矩，缺乏生气和当代的创造。从这点上看，伊城输了巴黎。
伊城需要向巴黎、伦敦学习吗？
地产广告中的伊城
现代伊城
商场里包头巾的女孩与现代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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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西方并不是一种概念……它一直是一种工具。只有在将它当做工具时，我们才能进入‘文明进程’。我们渴望我们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的东西，因为我们在欧洲见到了它们。
我们用欧洲的威望来证明自己要求的合理性。在我们国家，欧洲的概念使诉诸武力、激进的政治变革、无情的割断传统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大家认为西方强调上述的欧洲概念，反映实证功利主义。有了这样的想法，很多东西，包括从增加妇女的权利到违反人权，从民主到军事独裁等等，就变得合情合理了。在我的一生里，我看到我们所有的日常习惯，从餐桌上的举止到性道德，都受到了批判，发生了变化，因为‘欧洲人是那么做的’。这些事情我反反复复地在收音机上听到，在电视上看到，还曾听母亲说过。这种论调不是基于理性，而是排除了理性”。
这是一段帕慕克在写安德烈·纪德中关于土耳其（还是伊斯坦布尔？）与西方关系的讲述。如何在民族国家建立后获得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始终是中产阶级的焦虑。在同一篇文章中，帕慕克最后还说：
“西化者首先为自己不是欧洲人而感到羞耻。而有时，他又会对自己为了成为欧洲人而做的事情感到羞耻，尽管事情并非总是如此。他在努力成为欧洲人时，丢掉了自己的身份，他为此感到羞耻。他对自己是谁感到羞耻，对自己不是欧洲人也感到羞耻。他为这种羞耻本身感到羞耻；有时，他会抱怨，有时他会无可奈何地接受。当他的这种羞耻为大家所知时，他又会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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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还有另外一本书《雪》（Kar）。如果说伊城代表土耳其最西化的城市，那么《雪》中的卡尔斯（Kars），土国的边城，可能是最迟缓的城市。这是书中的主角四十二岁的“卡”（Kar）的边城记忆。在天色昏暗之时，流亡德国十二年的卡在最后一刻踏上通往遥远的卡尔斯的公共汽车，雪就开始飘落下来。
卡做为伊城《共和国报》的临时记者，去卡尔斯调查市长选举和年轻女子们的自*症，心中却想着在当地的、美丽的大学女同学Ipek。卡一到卡尔斯，就陷入和纠缠与各种不同人，更确切地说，各种不同宗教和价值立场的人的交往，从社会底层的人到无所不在的便衣警察、警察头子、教长、狂热的反对“世俗化”的宗教分子（也被称之为“恐怖分子”）、做为市长候选人（年轻时也曾经是“西化”的追随者）和Ipek前丈夫的老同学、单纯而又热烈的宗教学校的青年人等等，陷入了“世俗化”和宗教生活冲突的漩涡。
大雪断了卡尔斯和外界的一切联系，一场政变在大雪中酝酿筹划和戏剧性地展现在卡城人的生活中。看着鹅毛般的雪不断飘落，从窗口，在鹅黄的路灯下，在冲突或偶然的一瞬间，卡写出他已经多年没有再写的诗。
在伊城的朋友对卡说，如果想看看十二年来的真正的土耳其，最好是去卡尔斯。
或者，也可以说，阅读卡尔斯是理解伊城的一种，可能是最深刻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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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中帕慕克安排了一位叫做“奥尔罕”的人来叙述这个故事，通过他来了解卡，叙说故事。《雪》的最后一段，奥尔罕告别众人，离开卡尔斯：
“我坐了下来。铁路沿线的人家里橙黄色的灯光、看电视的破房间、从房顶上的矮烟囱里冒出来的袅袅炊烟，这一切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依稀可见”。
我也坐了下来，在黄色的韩国“现代”出租车里。车辆开过加拉塔，沿着石丁铺的斜坡缓缓向下走，远远看到对面老城横踞在暗蓝色的天空里，橙黄色的灯光照射着几座大清真寺，清真寺之间的黑暗处有微微的点点亮光。车辆开过加拉塔大桥，两边似乎还有人在钓鱼，老城越来越亮也越来越黑；车辆转过沉寂的皇宫，沿着海岸线向西开。周遭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我看到前面不远处有一架飞机闪烁着灯正努力爬入暗蓝的天空。
本文图片由杨宇振老师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