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司马光等13人于元丰五年成立民间组织“耆英会”，图为明代佚名画家据此绘制的《耆英胜会图》(局部)，该画作曾于2020年12月-2021年3月在辽宁省博物馆的“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的王安石单元展出。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图）
王安石诞生于1021年12月18日，按这个公历日子来算，他是射手座。宋代士大夫对星座理论颇为熟悉，苏轼就曾哀叹过自己摩羯座的多舛命运，可以推测王安石应该也知道自己是射手座。传说中的射手座性格——认定目标便一往无前的行动派——也许让王安石这位改革家多了几分命定的色彩。
2021年12月18日，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年的日子。很久以来，王安石在民间的形象都不是特别正面。据传初编于南宋、后来定型于明代的话本小说《拗相公》，就塑造了一个执拗、促狭、刚愎自用的王安石形象。“我们大宋的元气都是被王安石变法败坏的啊，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靖康之祸。”话本里的人物这样说。事实上，从南宋到晚清，这样的王安石形象不仅在民间文学中流行，也存在于史学家和精英知识分子的认知中。
王安石在现代人头脑中的正面形象——无所畏惧、意志坚定的改革家——来得相当晚。宋史学家李华瑞把南宋以来九百多年里人们对王安石的评议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南宋至晚清，在这个漫长的时期里，王安石的形象非常固定，尽管偶有人佩服他的魄力或赞同某些变法理念，但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他就是一个应当为北宋灭亡负责的“拗相公”；第二个阶段为晚清至20世纪前半叶，经过清末改革家梁启超的鼓吹，王安石的形象有了180度大反转，很多人开始用现代经济学的眼光来审视他的变法措施，豁然发现某些变法具有现代价值；到了20世纪后半叶，王安石变法再次成为争论的焦点，“文革”中他被认为是法家的代表而受到推崇，改革开放后又由于他的变法措施过度干预经济而被指为聚敛无度，正反观点激烈交锋，好像回到了九百多年前变法刚刚推行的那几年。
对王安石的评价，似乎走过了漫长的圆形曲线，回到了起点。“一提变法，就要吵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成国这样形容宋史学界围绕王安石变法的争吵的激烈程度。多年来，宋史学界围绕王安石变法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大小不一的分歧，正反阵营的学者们用一本本专著和一篇篇论文炮轰对方的阵地。2021年，刘成国出版了最新的由他点校的《王安石文集》，但他拒绝就王安石的变法措施发表任何具体评议，“我宁愿离（“战场”）远点，只表述在著作中。”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诞辰一千年，对王安石的评价依旧盖棺而未定论。
四修王安石传
抚江自南向北贴着抚州老城的东面缓缓流过，这里有一座山丘，上面是王安石的祖宅。少年王安石常常跟着大人们在此游憩，年长之后，他不时想起老家的山水，“虽其身去为吏，独其心不须臾去也”。如果一切顺利，2021年12月18日，宋史学界关于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的研讨会将会在抚州举办。因为疫情的关系，这个会议已经推迟了大半年。
王安石真正待在抚州的时间并不多。他生于江西临江军（今樟树市），因为当时他父亲正在当地做官，后来随着父亲的宦迹，他辗转四川、广东各地。直到13岁时祖父过世，才跟着父亲回到临川老宅。成年后，他像北宋大多数士大夫一样，宦游于首都汴京和全国各地。退休后也没有回到老宅，而是选择金陵作为养老之地。
新版《王安石文集》出版之前，刘成国已经出版了《王安石年谱长编》。这本学术界评价甚高的最新的王安石年谱，详细搜罗了关于王安石的各种史料，李华瑞评价它“为今后深入研究王安石及其变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刘成国对王安石的看法经历了曲折的转变。他从读硕士时开始研读王安石，几十年下来，“认识有很大变化”。刘成国的转变似乎暗合了九百多年来对王安石的态度的来回摆荡。硕博连读时，刘成国“喜欢、推崇”王安石；参加工作后，随着对变法弊端的了解越来越多，他对变法的评价转为“怀疑、否定、批判”；然而“直到完成年谱的撰写，阅读和思考的范围都有所拓展，我最终还是倾向于肯定熙宁时期所实施的大部分新法”。
由于王安石及其变法的复杂性，在研究王安石的学者中，类似的转变并不鲜见。已故宋史泰斗邓广铭先生，就曾经“四修王安石”。
邓广铭的《王安石》一书初版于1953年。很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抑制了大地主的兼并行为，对广大农民实行让步政策，是一次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革。“文革”后，邓广铭以《王安石》为基础写成《王安石──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这版传记带有明显的“儒法斗争”的时代烙印，王安石成为法家的代表人物被极力颂扬。
1980年代初，随着国内形势的转变，邓广铭再次修订此书，但此次修订之后，“儒法斗争”的烙印依然明显。进入1990年代，邓广铭以近90岁的高龄对此书做了彻底的修改，“在史料考订和辨伪上下了很大工夫，篇幅也增加二分之一以上”，据已故北大教授刘浦江的回忆文章，当时邓广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面部插着氧气管和引流管，手臂上又在输液，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执意要看《王安石》一书的校样”。全面修改后的书名定为《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在这个版本中，“儒法斗争”的线索依稀还能看到，但是特定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文风格已经彻底改变。
三修《神宗实录》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讷于言”是一种被赞许的品行，而王安石是少见的演说家和辩论家。他辞锋凌厉，滔滔不绝，使年轻的宋神宗为之倾倒。多次与同侪辩论新法利弊，他都能以疾风骤雨般的攻势让对方哑口无言，甚至有一位叫唐介的官员因辩论落败，触发了原有的疾病，终至身亡。
像这样关于王安石的性格的逸事，在宋人笔记中不胜枚举。能言善辩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同样一件事情，人们能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读。对这种细节的争执不休，是围绕在王安石身上众多争议的缩影。由变法的反对派邵伯温所写的笔记《邵氏闻见录》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日，仁宗皇帝请诸位大臣一起钓鱼，内侍将盛鱼饵的盘子置于几案上，王安石以为是点心，就把它吃光了。第二天仁宗就对宰辅说，王安石是一个不诚实的人，误食鱼饵，吃一颗就应该停下来，但把它吃光，那就是不近人情。如果此事为真，支持王安石的人会认为体现了他质朴、不究小节的性格，但像吕诲这样的王安石政敌，就骂他“外示朴野，中藏巧诈”。
“政治斗争中，文字是个战场。”北京大学教授赵冬梅这样形容王安石变法时期的史料状况，她认为这是王安石研究至今分歧如此之大的重要原因。王安石变法贯穿神宗一朝，因此《神宗实录》本应是关于变法的史料的最主要来源。但是新旧两派的政治斗争使得《神宗实录》大修了三次，历史书写成为斗争双方的战场，“我们今天能看到的所有的材料都是经过了反复的大混战之后留下来的东西。现代史学家在清理‘战场’上遗留下来的史料时，只能慎之又慎。”赵冬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按宋代的制度，每代皇帝去世后，国史院就要纂修该皇帝的实录，实录所据的材料为“日录”（即起居注及时政记等）和各种行状、碑铭、档案等。神宗皇帝去世后，哲宗幼小，反变法派的高太皇太后主政，尽废新法，她主政下所修的《神宗实录》自然收录的是展现变法负面影响的各种材料。高太皇太后去世后，哲宗亲政，回到了他父亲的新法路线，不满祖母当政时期所修的《神宗实录》，便召集变法派官员重修实录。这次重修采录了王安石自己所写的“日录”，其观点无疑是偏向变法的。到了南宋，宋高宗将北宋亡国的历史责任上推给王安石变法，当然不能满意哲宗时期的《神宗实录》，于是下诏再次重修。南宋时期修成的这本《神宗实录》，成为《宋史》的主要材料来源，后世对变法的负面评价由此定型。
三修《神宗实录》的曲折过程是宋史学界“正方阵营”支持王安石变法的重要论据。“认识上的转变，主要是（因为）体会到神宗和荆公的变法确是为公吧”，几十年中经过了个人观点的多番转变之后，刘成国如今是“正方阵营”的一员，“我不赞成对王安石变法作整体上的否定，更不同意王安石变法导致北宋灭亡的观点。”
而“反方阵营”的立足点，在于他们更多地从当时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待变法。“我们要顾及当时人的感受。”赵冬梅说。在2020年出版的《大宋之变》里，赵冬梅对王安石变法的写法无疑属于“反方”。
“反方”认为王安石变法“没有失败”
“当我们讨论王安石变法的时候，我们要讨论到哪一个层面？”王安石变法是一场牵涉全国上下几乎所有人的极端复杂的社会变革，史料的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者本人价值观的转变，以及赵冬梅所说的“层面”，都会影响到最后的评价。
“王安石口中所说的变法是一个层面。王安石的政策条文，又是一个层面，然后政策的执行、王安石后来的追随者所推行的政策、最后政策的效果，都是不同的层面。”赵冬梅认为邓广铭先生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是第一本现代史学意义上有关王安石的研究，但它主要讨论“王安石说什么、王安石想什么、王安石的伟大理想是什么”。
到了邓广铭先生的学生那一代，从漆侠先生的《王安石变法》开始，“进入到了变法政策的实施层面，甚至漆先生也承认变法执行当中所引发的问题。”赵冬梅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漆侠先生在总体上高度评价了王安石变法。邓、漆两位先生的著作构成了当代“正方阵营”的主要脉络。
当代“反方阵营”的一员“老将”王曾瑜先生也是邓广铭先生的学生。1980年，王曾瑜的短文《王安石变法简论》横空出世，撬动了此前统治了将近一百年的“正方阵营”。文章开篇第一句话似乎已经表明了立场：“王安石此人死了900年……”王曾瑜先生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王安石变法“加强了对贫民下户的镇压和搜刮，……破坏私营商业”，“对贫民下户来说，是加深苦难的里程碑”。
“他（王曾瑜）很简单地提出来，看王安石变法不能只看王安石说了什么，要看变法实施的结果是什么。在这一点上，我是继承王先生的。”赵冬梅说，“他（王安石）理财的能力无疑是极强的。王安石变法是成功的，没有失败，因为他理财的目的达到了。”
除了王曾瑜先生所说的“搜刮下层”，在《大宋之变》里，赵冬梅指出了王安石当政时期的另一层负面影响，“他对当时政治风气的改造，我认为是有害的。”根据赵冬梅的研究，宋代是一个儒学复兴的时代，一群新型的士大夫，受过良好的儒家教育，他们向先秦经典去寻求思想资源，来发展政治思想、应对现实的挑战，“北宋的学者有一种什么都敢批评的精神，他们回到先秦儒家，曾经出现过思想极其自由的时候。但王安石一个重要的‘贡献’，是从自由转向了不那么自由。”
就连王安石的“大粉丝”梁启超，也不否认王安石的这一面，“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王安石的家乡是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明代戏剧家汤显祖是他的同乡。图为抚州王安石纪念馆。 （视觉中国/图）
写的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人
相比王安石变法研究的胶着状态，王安石其他方面的研究在近二十年来进展迅速。据学者李华瑞统计，20世纪王安石的生平及变法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其中专著有九十多部，论文千余篇。到了21世纪，对王安石文学、经学和思想的研究，变得远多于对王安石的生平和变法的研究。2001年至2020年，有七十余篇与王安石相关的博士论文，其中变法研究仅5篇，而文学、经学和思想研究有22篇。同一时间段内出版的53部专著，变法研究也只占10部。
出版界在2021年推出了多种与王安石相关的著作，让王安石的更多面向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文献整理方面，除了前述刘成国新点校的《王安石文集》之外，2021年底还有南宋李壁注释王安石诗歌的新整理本《王安石诗笺注》面世。南宋大史学家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收录了已经散逸的三个版本的《神宗实录》的某些材料，对客观看待王安石变法帮助甚大，作为李焘的儿子，李壁很有可能见过这些原始史料，他对王安石诗歌的笺注历来是王安石文学研究的重点。
两本海外学者的王安石传记也被翻译到了国内。日本学者三浦国雄于1985年出版了《王安石——立于浊流之人》，2021年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尽管这是一本普及性的小书，却也选择了淡化王安石改革家的身份，而更加注重其个人交游和文学、经术思想。遗憾的是，三浦国雄的研究没有深入下去，“写完这本书，我没有再进行王安石的研究。”三浦国雄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已故海外宋史研究大家刘子健先生1959年在美国以英文出版了《宋代中国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这本书成为此后海外汉学研究王安石的案头必备。2021年，这本书也被介绍到了中文世界，“宋史学界主要在新党、旧党、富国强军这些问题上面讨论。刘子健先生从整个君主官僚体制改革的角度去讨论变法问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虞云国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为这本书写了长篇导读，指出了在刘子健的研究中，王安石的经学思想与变法之间的内在关系。
梁启超的《王荆公》自1908年初版后，多次重版，至今畅销不绝，是为王安石变法翻案最早，也可能是大众影响最为广泛的著作。邓广铭和漆侠师徒两代人以变法中心为王安石作传，成为王安石传记中的两座高峰。“这三本传记无不聚焦政治改革，将王安石定位于政治改革家这一较为单一的、确定不变的身份，固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却也难免会遮蔽一些历史事实。”作为后起之秀，同济大学副教授崔铭也在2021年推出了自己的《王安石传》，“我所写的，不是一个政治家的传记，而是一个人的传记。”崔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崔铭的专业是宋代文学，她的导师王水照在2021年出版的《北宋三大文人集团》里，将王安石置于欧阳修文学集团之中进行考察。几年前崔铭跟着王水照写作《苏轼传》《欧阳修传》，在变法问题上，“基本都是站在旧党的立场来看问题。而在写作《王安石传》时，则又站在新党的立场来看问题……是非得失，聚讼纷纭，难有定论。”体验过变法研究中的“撕裂感”之后，她决定从其他侧重点切入，“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学术思考、文学创作，乃至他的个人癖好，都是认识王安石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以往的王安石传记中较少书写，在我的书中则占约五分之三的篇幅。”
崔铭在传记中说，罢相之后赋闲江宁的王安石，是作为学者和诗人的王安石，比政治家王安石更有吸引力和亲和力。很多昔年因政见不合而远离他的同僚，又因为他的才华而赴江宁与他重修旧好，其中包括青年时就对王安石倾慕有加的黄庭坚。那次短暂的拜会，黄庭坚与王安石切磋词艺，欣赏名画，彻底被这位63岁老人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后来对王安石人格的评价也几乎成为后人的共识：“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
南方周末记者 王华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