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弧线是关于人物如何汲取经验教训，如何随着故事的进程不断成长，如何改变并解决那些令其困惑不已的难题。
——［美］拉里·布鲁克斯（注：［美］拉里·布鲁克斯：《故事工程：掌握成功写作的六大核心技能》，5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没有故事的文学作品就不是小说。当然，一部好的小说作品不只要讲好一个故事，而且要塑造好故事中的人物（尤其是主人公）形象，不仅要叙述主人公的行动及其行动背后的*、观念和态度，而且要设置主人公在故事进程中变化转折的人物弧线。因此，作者如何通过配置小说人物的结构性关系，巧妙地设置主人公的人物弧线，是小说创作技能拓展的基础性问题。也就是说，继故事大纲和小说情节的创意设计之后，我们将进入小说人物的创意设计环节。
第一节 如何搭配不同的人物类型
在设计小说人物的时候，作者通常会有一些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原型，尤其是小说主人公的人物原型。这些人物原型主要是作者从故事素材中发现的，也有一些是在现实生活中积累的，而更多的则是综合了故事素材与生活积累中的原型而形成的。因此，作者首先要考虑的是，如何在自己的小说故事中搭配不同的人物类型。
20世纪20年代，英国作家福斯特提出了小说写作中的两种人物类型：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他指出，扁平人物是类型人物，“其最纯粹的形式是基于单一的观念或品质塑造而成的；当其中包含的要素超过一种时，我们得到的就是一条趋向圆形的弧线了。真正的扁平人物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注：［英］E.M.福斯特：《小说面面观》，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他认为，在一部复杂的小说中，作者既需要圆形人物，也不能缺少扁平人物。
笔者认为，作者可以从三个向度搭配小说中的人物类型：一是依人物的习性特质而配置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二是依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配置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三是依人物与场景的关系配置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等。
一、依人物的习性特质而配置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
福斯特的研究表明，作者可以从人物的气质和性格上把小说中的人物类型分为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也就是说，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主要是从人物的习性特质上配置的人物类型。
虽然，在一部故事较为复杂的小说作品中，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是两种互为补充的结构性人物类型，并且，作者塑造一个圆形人物往往要比塑造扁平人物的难度更大。然而从小说写作流程上看，任何一个小说人物都是从扁平人物开始的，即使圆形人物也是从扁平人物中演化出来的。一方面，为了刻画人物的个性特质，作者往往首先会强调人物习性的某一方面，而使其习性的其他方面隐而不露；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圆形人物总是随情节的展开而变异，作者需要分步骤和分层次地展现圆形人物的变化和成长过程。因此，在塑造人物的时候，作者先要凸显人物习性的某一方面，只有当人物的习性因不同的遭遇而发生变化时，才会展示其原有习性的变化，进而使人物由扁平变为圆形。尽管小说中人物的习性特质并不一定会在小说情节的推进中发生质变，但所有原有的习性发生变异的人物，最初总是被表现为单一习性特质的扁平人物形象。
1.扁平人物
扁平人物是一种单纯气质或性格不变的人物类型，通常可用一个词语或单纯的观念加以概括，如傲慢、暴躁、自私、伪善、忠义等。作为人物类型，扁平人物并不随小说情节的发展而发生变异，因而又是一种静态人物。我们可以从气质与性格两个方面探讨作者如何设计扁平人物的习性特质。
（1）单一气质的扁平人物，是从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单个习性特质来塑造的扁平形象。例如，在小说《水浒传》中，作者把李逵塑造成一个胆汁质类的扁平人物，其习性特质是暴躁鲁莽、率直好斗。小说中最能表现李逵的鲁莽的莫过于第七十五回“黑旋风扯诏骂钦差”。当时，陈太尉等人受宋徽宗的钦差，来梁山泊宣读招安书。当萧让刚读完招安书时，李逵就从梁上跳下，扯碎了招安书。小说写道：
萧让却才读罢，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扯的粉碎，便来揪住陈太尉，拽拳便打。此时宋江、卢俊义大横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才解拆得开，李虞候喝道：“这厮是甚么人？敢如此大胆！”李逵正没寻人打处，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喝道：“写来的诏书是谁说的话？”张干办道：“这是皇帝圣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来招安老爷们，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来闹犯着黑爷爷，好歹把你那写诏的官员尽都*了！”众人都来解劝，把黑旋风推下堂去……（注：施耐庵：《水浒传》（下卷），97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李逵不顾宋江的面子，当众闹事，扯了皇帝的诏书，还要动手*朝廷的钦差命官，李逵身上所具有的暴躁和鲁莽的性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因此，在小说《水浒传》中，李逵从头到尾是一个草莽英雄式的扁平人物形象。
（2）性格不变的扁平人物，是因凸显人物后天习得的文化习性特质而塑造的扁平形象。例如，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关羽是一个以忠义为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一方面，作者表现了他对刘备的忠心，自桃园三结义后，关羽就成了刘备的忠诚将领，小说第二十七回叙述了关羽放弃了曹操给自己的汉寿侯官印，千里走单骑，途中过五关斩六将，投奔刘备；另一方面，作者又刻画了他对曹操的义气，赤壁之战后，诸葛亮派关羽伏击逃亡中的曹操，小说第五十回叙述关羽在华容道上演出了一场义释曹操的戏。为了进一步凸显关羽对刘备的忠诚，在小说的第七十六回中，孙权的部队兵临城下，眼看麦城即将被攻克，关羽却丝毫没有投降的打算，并驳斥了前来劝降的诸葛瑾。作者写道：
关公正色而言曰：“吾乃解良一武夫，蒙吾主以手足相待，安肯背义投敌国乎？城若破，有死而已。玉可碎而不可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汝勿多言，速请出城，吾欲与孙权决一死战！”（注：罗贯中：《三国演义》，658～6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在小说的第七十七回又叙述了关羽被孙权手下擒获后，对着孙权严厉地训斥道：“吾与刘皇叔桃园结义，誓扶汉室，岂与汝叛汉之贼为伍耶！我今误中奸计，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注：同上，663页。）可见，关羽是一个非常注重忠诚与义气的人物，直到临死前依然如故。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彰显关羽的忠义性格，作者不仅刻画了关羽能因忠诚于友人而敌友分明，甚至视死如归，而且表现了关羽能为感恩于友人的义气而超越了刘备与曹操之间的敌友界限，义释曹操。
2.圆形人物
圆形人物是一种气质上混合或性格上变异的人物，往往难以用一个词语或单纯的观念来概括。与扁平人物不同的是，圆形人物总是会随小说情节的推进而发生变异，由扁平人物变为圆形人物，或者圆形人物的观念、态度和性格发生质的变化，因而是一种动态人物。
（1）混合气质的圆形人物，作者把异质性的气质特点组合在同一个人物身上，使该人物的行为表现出性质不同的气质特性。
例如，小说《水浒传》中的鲁智深便是一个混合气质的圆形人物，包含了胆汁质的暴躁与多血质的灵活应变。在小说第三回中，作者较为集中地刻画了鲁智深的混合气质，表现了其遇事粗中有细的特性。鲁智深听说郑屠仗势欺人，非常愤怒，准备教训一下这个卖肉的镇关西。于是，鲁智深只身来到郑屠的肉铺，以买肉为名，当众戏弄郑屠，既*了郑屠的威风，又故意激怒郑屠与自己打斗。接着，鲁智深将郑屠引到街上，当众质问郑屠，直到在场的人听到郑屠强骗良家女子的霸道行径之后，鲁智深才动手打郑屠。但是，当鲁智深发现自己失手而打死郑屠后，小说写道：
鲁达看时，只见郑屠挺在地上，口里只有出的气，没了入的气，动掸不得。鲁提辖假意道：“你这厮诈死，洒家再打！”只见面皮渐渐的变了。鲁达寻思道：“俺只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洒家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不如及早撒开。”拔步便走，回头指着郑屠尸道：“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一头骂，一头大踏步去了。街坊邻居并郑屠的火家，谁敢向前来拦他。（注：施耐庵：《水浒传》（上卷），5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发现郑屠已被自己打死，鲁智深担心自己会因*人而被官府逮捕。但是，鲁智深表面上却佯装不知，边走边指着说郑屠诈死。虽然，作者在小说中曾多次表现鲁智深性格中的暴躁和鲁莽，但小说的第三回却表现了鲁智深灵活应变的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鲁智深是一个混合气质的圆形人物，既有胆汁质的暴躁好斗，又有多血质的灵活应变，因而组合了两种异质性的气质特点。
（2）性格变异的圆形人物，作者通过人物性格的变化导致其由扁平人物变为圆形人物，或者表现为圆形人物的人生态度等的变化。
例如，在严歌苓的小说《少女小渔》中，22岁的小渔为了能在悉尼取得合法的永久居住权，在男友的怂恿下，与七八十岁的意大利老头在移民局登记假结婚。作者通过小渔与意大利老头在同住期间的互相了解和感情沟通，表现了老头的性格变异。最初，老头贫困潦倒，嗜酒如命，甚至沾染了许多陋习，顺手牵羊、欺骗敲诈的事情时有发生。后来，在小渔搬来同住后，老头改变了自己身上的陋习。小说写道：
他（老头）仿佛真的在好好做人：再不捱门去拿邻居家的报看，也不再敲诈偶尔停车在他院外的人。他仍爱赤膊，但小渔回来，他马上找衣服穿。他仍把电视音量开得惊天动地，但小渔卧室灯一暗，他立刻将它拧得近乎哑然。一天小渔上班，见早晨安静的太阳里走着拎提琴的老人，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注：严歌苓：《少女小渔》，18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作者叙述了意大利老头的性格发展——从贫困潦倒、嗜酒如命、满身陋习变为主动关心他人、注重礼节、自尊自爱，进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性格变异中改过自新的圆形人物形象。
3.扁平人物的圆形化路径
如上所述，从小说写作流程上看，任何一个小说人物都是从扁平人物开始的，即使圆形人物也是从扁平人物中演化出来的。那么，选择什么样的路径表现小说中的人物由扁平变为圆形呢？笔者认为，作者可以从个人境遇的变化与人物关系的变化两个层面上选择人物圆形化的路径。前者是扁平人物的分层次圆形化；后者则是扁平人物的分角色圆形化。
（1）扁平人物的分层次圆形化。作者依据人物所面对困境的变化和恶化，一步步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变异。正如麦基所言：“人物真相只有当一个人在压力之下作出选择时才能得到揭示——压力越大，揭示越深，该选择便越真实地表达了人物的本性。”（注：［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118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剧作与小说的文体特质虽有不同，然而两者都依赖于人物的行动叙述故事，都要为故事配置扁平人物或圆形人物。所以，麦基提出银幕剧作的人物设计原理同样也适合小说人物的创意设计。也就是说，为了将小说主人公塑造成圆形人物，展示其情感和灵魂深处的本性，最好的办法是把主人公置于不断恶化的困境之中，使他在不断加大的压力下选择并调整行动方向，改变原有的观念、态度乃至性格，进而逐步展示主人公由扁平向圆形的发展轨迹。
例如，林冲是小说《水浒传》的主要人物，从第六回至第十一回，作者主要通过以下四个叙事序列表现林冲的性格由扁平变为圆形的过程：
第一，因调戏自己妻子的人是高太尉的干儿子，林冲只得忍屈受辱、息事宁人。当时，林冲与鲁智深在相国寺的槐树下正席地交谈，突然有人来报，林冲的妻子在岳庙与人吵架。林冲立刻赶到岳庙，见一后生在光天化日之下调戏自己的妻子，非常恼火，刚要用拳头教训那后生时，却发现那是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于是便“先自手软了”，并劝鲁智深不要动武，理由是高太尉是自己的上司，所谓“不怕官，只怕管”。
第二，因高衙内与陆虞候串通试图再次调戏自己的妻子，林冲怒砸陆虞候的家。高衙内与奸臣陆虞候谋划奸计后，先由陆虞候去林冲家，当着林冲妻子的面约林冲出门喝酒。随后，高衙内差人谎说林冲在陆虞候家喝酒时昏倒在地上，将林冲妻子骗至陆虞候家，妄图再次实施调戏。林冲闻讯后即刻赶到现场，见高衙内已跳窗逃离，就怒砸了陆虞候的家。
第三，因高俅陷害，林冲误入白虎堂而被判刑刺配沧州道，差役奉命要在押解途中害死林冲，而林冲劝说前来营救自己的鲁智深放过两个差役的性命。高俅得知自己的干儿子因没有得到林冲的老婆而犯了大病，便与陆虞候等设计陷害林冲。先是差人谎称高太尉要买林冲的宝刀，骗林冲持刀误入商议军机的白虎堂，高俅以刺*太尉之罪将林冲当场抓捕，刺配沧州道。得知官府所派的两名押解林冲的差役是董超和薛霸后，陆虞候便代高太尉出面，用十两金子贿赂两差役，并吩咐两人找一个僻静处了结林冲的性命。来到野猪林时，林冲发现两差役想用棍子打死自己，便向差役告饶道：“我与你二位往日无仇，近日无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薛霸不由分说，举起水火棍就向林冲的脑袋劈去。躲在树林后的鲁智深跳了出来，挥起铁禅杖来解救林冲。林冲劝阻鲁智深放过两差役的性命，因为是高太尉派陆虞候吩咐两差役要害死自己。
第四，高俅指使陆虞候等人用火烧草料场的方式害死林冲，林冲被逼无奈，*死了陆虞候等人后投奔梁山。林冲被发配沧州道之后，被安置在牢城的军营内看管草料场。因大风雪将草料场的茅舍压塌了，林冲只好到附近的山神庙过夜。不料，半夜里草料场燃起了大火，林冲发现是高俅指使陆虞候等人火烧草料场，想害死自己。盛怒之下，林冲拔刀将陆虞候等三个刺客一起*死。小说的第十一回“雪夜上梁山”，作者叙述了林冲在柴进的帮助下投奔梁山。
由此可见，从小说的第六回至第十一回的五个章回篇幅中，作者叙述了林冲的性格如何从扁平人物开始逐步地演变为圆形人物的轨迹。从自己的妻子遭高太尉的干儿子调戏，林冲只得忍屈受辱、息事宁人开始，到最后，高俅指使陆虞候等人试图用火烧草料场的方式害死林冲，林冲被逼无奈，*死了陆虞候等人后投奔梁山。林冲的处境一步步地陷入艰险，他的性格也随之逐步变化，最终投奔梁山，由北宋朝廷的官员变为推翻北宋王朝的起义者。
（2）扁平人物的分角色圆形化。如果说分层次圆形化是小说人物因个人境遇的逐步变化而导致其由扁平人物变为圆形人物的，那么，分角色圆形化则是在小说人物与不同角色的关系中设置人物的圆形化轨迹，因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结构性关系来设置的圆形人物。
例如，在小说《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为简·爱与罗切斯特设置了两个不同的角色圆形化路径。
第一，简·爱是在与次要人物里德太太的关系中完成其性格上的圆形化的。简·爱从小养成了叛逆反抗的性格，原因是简·爱寄养在她的舅妈家时，里德太太偏护自己的子女，歧视和虐待简·爱。然而瘦弱的简·爱并不屈服，并敢于跟骄横残暴的表哥约翰抗争扭打，甚至指责冷酷护短的舅妈：你以为你是好人，可是你坏，你狠心。但是，在小说的第二十一章，作者却叙述了成年后的简·爱消除了对里德太太的旧怨夙仇。简·爱得知里德太太病重后，独自赶了一百英里的路前去探望。当简·爱走进那间熟悉的房间时，就想到这是自己小时候经常受罚或挨骂的地方。透过昏暗的灯光，简·爱看到屋里有一张过去曾使自己上百次罚跪的凳子，想着过去曾使自己非常害怕的鞭子。简·爱走近大床，拉开帐子，弯下身去细看里德太太，小说写道：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里德太太的脸，我急切地寻找那熟悉的形象。时间平息了复仇的渴望，压下了愤怒和厌恶的冲动，这是件快乐的事。我在痛苦和憎恨中离开了这个女人，现在我回来时的心情，却只是同情她的极大病痛，强烈渴望忘却和原谅一切伤害——强烈渴望和好，并在亲善中握手。（注：［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2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在小说中，里德太太是个扁平类的次要人物，而作者借助于简·爱与里德太太之间的两段人生经历，叙述了简·爱在寄养舅妈家时养成的叛逆与反抗的性格，以及简·爱长大成人后在探望病中的里德太太时所表现出的同情和宽容。因此，简·爱性格的变化是通过她与小说中次要人物的关系完成的。
第二，罗切斯特是通过与主要人物简·爱的关系实现其性格上的圆形化的。作者主要通过以下四个叙事序列设置罗切斯特的圆形化路径：
首先，与简·爱初次谈话时，罗切斯特表现出严厉而易怒的扁平性格。小说的第十三章中，人物“我”的简·爱在与罗切斯特的第一次交谈中发现，罗切斯特有着严厉而易怒的性格。
其次，罗切斯特开始改变对严厉的看法，并认同简·爱的观点。小说的第十四章中，罗切斯特在与简·爱的话语交锋时，先为自己的严厉态度寻找理由，一是自己的年纪大和经历广；二是自己是雇佣简·爱的主人。但都遭到简·爱的否定。接着，简·爱巧妙地答道，如果罗切斯特忘掉雇佣的关系而在关心下属时耍点威风，或者表现为一种不拘礼节的态度，简·爱表示是能够接受的。最后，罗切斯特表示同意并赞赏简·爱的回答，甚至检讨起自己的过失，及其对他人过于苛刻。
再次，罗切斯特从赞赏到信任简·爱，并开始改变其严厉而易怒的性格。小说的第十五章，罗切斯特向简·爱谈起自己过去的隐私，并承认简·爱能使自己振作起来。
最后，罗切斯特在向简·爱求婚的过程中表现出温和而柔情的一面，并最终改变了其单一的严厉而易怒的性格，变成圆形人物。小说的第二十三章中，当时，罗切斯特向简·爱说，自己一个月以后如果能当上新郎，就要为简·爱找个新的职位和住所。简·爱误以为罗切斯特要娶英格拉姆小姐，就说自己将会离开桑菲尔德，去爱尔兰。当罗切斯特问简·爱，离开桑菲尔德是否觉得难受时，简·爱坦诚地表白，自己确实喜欢上了桑菲尔德，也喜欢上了罗切斯特。最后，罗切斯特告诉简·爱英格拉姆小姐并不是自己的新娘，并要求简·爱不要离开自己。简·爱感到罗切斯特虽也喜欢自己，却没能向自己亲口表白，因而恼怒地说道：
你以为，因为我穷、低微、不美、矮小，我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你想错了！——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我现在跟你说话，并不是通过习俗、惯例，甚至不是通过凡人的肉体——而是我的精神在同你的精神说话；就像两个都经过了坟墓，我们站在上帝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注：［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33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简·爱的话终于使罗切斯特放下长者的威严和易怒的习性，温柔而恳切地向简·爱求婚。因此，作者是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矛盾冲突路径，叙述罗切斯特的性格如何由单一的严厉易怒变为温和柔情，进而在异质性的性格要素中转变为圆形人物。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简·爱》中，夏洛蒂·勃朗特采取了分角色的人物圆形化路径，不仅表现出小说主要人物性格的两种圆形化路径，而且也为罗切斯特能爱上自己雇佣的家庭女教师简·爱提供了叙事条件。可以说，罗切斯特是在与简·爱的交往中改变了粗暴易怒的习性，也是从简·爱那里学到了尊重他人和平等待人的处世原则，所以他会爱上简·爱。
二、依人物与情节的关系配置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
从人物与小说情节的关系上，人物类型可以分为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主要人物是主要情节线索上的人物，直接控制并推进小说情节的发展方向；而次要人物则是从属性的人物，通常是间接地调控小说情节的演变方向。因此，作者往往会更多地关注主要人物在小说情节中的作用。其实，小说中的次要人物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叙事功能。
我们将从次要人物的叙事功能上，探讨作者如何从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上配置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
1.用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特征
作者通过次要人物衬托主要人物的性格，进而发挥次要人物在小说情节中独特的叙事功能。
例如，在小说《红楼梦》中，曹雪芹设置了次要人物贾瑞，其在小说情节上的主要叙事功能便是为了刻画主要人物王熙凤的手段毒辣和善于谋划的性格。在小说的第十一回中，王熙凤吃完了贾敬的寿酒后，正由宁国府回荣国府，途经园子时却撞见了从假山后走出来的贾瑞。王熙凤从贾瑞的言谈神色中发现他对自己起了淫心，于是就有了设计害死贾瑞的想法，暗自说道：“他果如此，几时叫他死在我手里，他才知道我的手段！”（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接着，王熙凤谋划了以下两个毒计：
（1）王熙凤哄骗贾瑞当天夜晚在荣国府的西边穿堂见面。结果是，贾瑞在寒冷刺骨的冬夜露宿了一整夜，却不见王熙凤的身影，回家后还挨了祖父贾代儒的三四十大板。
（2）王熙凤指使贾蓉和贾蔷以勾引琏二奶奶为名，敲诈贾瑞写下一张五十两银子的借条，甚至用一桶尿粪浇了贾瑞一头一身，贾瑞逃回家后就病倒了。不久，贾瑞看着从道士手里接过的一面镜子，神志恍惚中走进镜子与王熙凤交欢，结果精尽人亡。
由此可见，作者将二十多岁的单身汉贾瑞设置成一个淫荡之徒，其在小说情节上的叙事功能便是揭示王熙凤性格中毒辣而善谋的特征。所以，作者在小说情节上叙述了王熙凤两次设局害死贾瑞的叙事序列。
2.用次要人物的行动改变或制约主要人物间的关系
为了给主要人物之间制造矛盾或猜疑，作者通常会通过作为当事人的主要人物加以直接表现，但有时也可以由局外人的次要人物来间接地表现。并且，用次要人物的行动改变或制约主要人物间的关系，既能使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显得扑朔迷离，也会在小说情节上造成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效果。
例如，在金庸的小说《神雕侠侣》中，全真教的尹志平是个次要人物。但是，作者却通过尹志平玷污小龙女的事件，在主要人物杨过与小龙女之间的关系上造成两方面的重要影响：
（1）为师徒分手制造机会。在小说的第七回中，小龙女遭尹志平的玷污，却误以为是杨过所为。小龙女见杨过装傻而不理会自己的暗示，就愤然割断师徒之情，与杨过分手。
（2）为小龙女与杨过的婚姻制造障碍。在小说的第十四回中，庆功宴上，小龙女当众宣布两人将结为夫妻，引得在座的众人大为震惊。但是，两人并没有随后就筹办婚礼，因为小龙女心里还对杨过心存阴影。直到小说的第二十四回，小龙女在襄阳郭府偷听到尹志平和赵志敬之间的谈话，才知道自己曾是被尹志平玷污的，并解开了因误会杨过而心存的阴影。最终，小龙女与杨过在重阳宫举行了拜天地的婚礼仪式。
值得注意的是，在处理小龙女与尹志平的关系时，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尹志平设定为反面型次要人物，而是为尹志平设置了一个舍身救小龙女的场景。当时，在重阳宫的后玉虚洞前，蒙古武士、尹志平等全真教弟子和小龙女等打成一片。正当蒙古武士金轮法王右手挥着金轮向小龙女砸去时，尹志平奋不顾身地扑了上去，用自己的背脊硬挡了金轮，结果背遭金轮砸，胸中剑刺，小说写道：
尹志平命在垂危，忽然听到这“你何苦如此”五字，不禁大喜若狂，说道：“龙姑娘，我实……实在对你不起，罪不容诛，你……你原谅了我么？”
小龙女又是一怔，想起在襄阳郭府中听到他和赵志敬的说话，一个念头在脑子中闪过：“过儿对我如此深情，又曾立誓决不会变心。但他忽然决意和郭姑娘成亲，弃我如遗，了无顾惜，定是知悉了我曾受这厮所污。”她心思单纯，虽然一路跟踪尹赵二道，却从未想到此事，这时猛地给尹志平一言提醒，心中的怜悯立时转为憎恨，愤怒之情却比先前又增了几分，一咬牙，右手长剑随即往他胸口刺落。只是她生平未*过人，虽然满腔悲愤，这一剑刺到他胸口，竟然刺不下去。（注：金庸：《神雕侠侣》，967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
虽然，尹志平舍身救小龙女的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尹志平的负面形象，然而却并不改变作者的人物配置意图。在小说的第十四回的庆功宴上，小龙女尽管当众宣布了自己与杨过将结为夫妻，却迟迟没有兑现。只有当小龙女发现自己曾遭尹志平玷污之后，才解开了因误会杨过而在内心深处的心理阴影，正式与杨过进入结婚的殿堂。从这个意义上说，次要人物尹志平玷污小龙女的事件，不只是改变了主要人物小龙女与杨过的师徒关系，而且也阻碍了两人的婚姻关系，是埋伏在两人婚姻情节线上的绊脚石。
三、依人物与场景的关系配置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
从人物与小说场景的关系上，人物类型可以分为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控场人物是场景中的主导人物，引导场景中人物关系的变化以及情节发展的方向，而陪场人物则是场景中的陪衬人物，配合控场人物制造场景的氛围，或者协助控场人物推进场景中的情节发展。
我们可以从矛盾的激发、话语的主导和氛围的把控三个方面，探讨作者应如何设置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的关系。
1.在矛盾的激发上，控场人物引发和操控人物间矛盾的产生与展开，陪场人物则延缓和释解矛盾
在用人物矛盾设置小说场景中的戏剧性冲突时，作者总是会用控场人物来引发和激化矛盾，而陪场人物则缓和或消解矛盾。
例如，在小说《项链》中，莫泊桑在借项链的情节中设置了一个定做舞会礼服的情节单位。对此，我们曾从主人公主动摆脱困境的角度加以分析。其实，在这个由六个叙事序列构成的情节单位中，作者采用了戏剧性矛盾的方式来配置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的关系。
（1）玛蒂尔德引发矛盾——玛蒂尔德的丈夫把舞会请柬拿回家，满脸得意地邀请玛蒂尔德去参加舞会，但玛蒂尔德却赌气地把舞会请柬往桌上一丢说：我要这个干什么？
（2）玛蒂尔德的丈夫延缓矛盾——玛蒂尔德的丈夫不理解妻子的态度，想到自己好不容易弄到的舞会请柬，所以尽力劝妻子参加舞会。
（3）玛蒂尔德激化矛盾——玛蒂尔德不耐烦地诘问丈夫：你想想，我穿什么去？暗示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舞会礼服去参加舞会。
（4）玛蒂尔德的丈夫再次延缓矛盾——玛蒂尔德的丈夫还是没能理会妻子的暗示，却惊讶而慌张地询问起妻子：你怎么啦？
（5）玛蒂尔德再次激化矛盾——直到发现玛蒂尔德哭了，玛蒂尔德的丈夫这才发现了妻子的用意。
（6）玛蒂尔德的丈夫解决矛盾——玛蒂尔德的丈夫表示将自己积攒下来准备买一支猎枪的钱拿出来，为妻子做一套舞会礼服。
因此，在定做舞会礼服的场景中，玛蒂尔德是控场人物，直接引发矛盾、推动情节，而她的丈夫则是陪场人物，缓解和解决妻子因没有像样的舞会礼服去参加舞会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深入而细腻地表现了控场人物玛蒂尔德爱慕虚荣的*，以及为追求*而表现出来的努力，并最终赢得丈夫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消除了实现*的障碍。
2.在话语的主导上，控场人物因掌控话题而拥有场景中的主导地位，陪场人物则顺从控场人物的话语
当人物在小说场景中议论话题时，作者通常会使控场人物主导议论话题的话语权，而使陪场人物依从或顺应议论话题的走向。
例如，在小说《红楼梦》的第八回中，作者设置了一个宝玉、黛玉拜访宝钗母亲住处的场景。在这个场景中，人物有宝钗和母亲“薛姨妈”、宝玉和奶妈“李嬷嬷”，以及后到的黛玉、雪雁等。无论从辈分还是年龄上讲，黛玉都是薛姨妈的晚辈，即使从场景的主客身份上看，黛玉也是个来访的客人，而薛姨妈则是场景中的主人。然而作者却通过驾驭人物议论话题的方式，把黛玉设置成一个控场人物，而宝钗母女等场景中的其他人都扮演了陪场人物的角色。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分析黛玉的控场策略：
（1）在拜访方式的话题上，黛玉用以客代主的方式拥有话语的主导权。黛玉刚进宝钗母女的屋子，发现宝玉也在场，就酸溜溜地说：早知宝玉来，自己就不来了。宝钗先是不解，黛玉便答道：如果大家天天错开着来，就不至于一天太冷落，一天太热闹。末了，黛玉反问宝钗为何不解自己的话。于是，在黛玉刚进入场景时，作者就通过黛玉在拜访方式话题上压过宝钗而初步取得场景内的话语主导地位。
（2）在送小手炉的话题上，黛玉用借题发挥的方式取得话语的主导权。当宝玉提出自己想要在薛姨妈家喝酒时，薛姨妈就要宝玉热了再喝，并说了一番道理，宝玉只好命人暖酒。黛玉见薛姨妈教导宝玉，一时却插不上话。这时刚巧雪雁给黛玉送来小手炉，黛玉便乘机借题发挥，当众责怪雪雁把紫鹃叫她送小手炉的话当圣旨，而将自己平日说的话全当耳边风。宝玉听这话，知是黛玉借此奚落自己，只好嘻笑处之；宝钗素知黛玉的脾气，也不去理睬。而薛姨妈听后，诘问起黛玉：难道紫鹃她们记挂你的身子不好吗？不料，黛玉却笑着答道：到姨妈家里，还要人从自己的家里送个手炉来吗？如果被别人看到了，要么以为姨妈家里连个手炉也没有，要么就觉得自己轻狂惯了。这样，黛玉通过借题发挥，使身为长辈的薛姨妈也无语应答，在小说场景中又一次赢得了话语权。
（3）在宝玉喝酒的话题上，黛玉用离间的方式赢得话语的主导权。当宝玉喝了三杯酒以后，一旁的李嬷嬷便上来拦阻，宝玉只好放下手中的酒，心中大不自在。李嬷嬷见黛玉出面为宝玉说话，就想让黛玉劝宝玉不要续杯了，不料黛玉冷笑着说道：
“我为什么助着他？我也不犯着劝他。你这妈妈，也太小心了。往常老太太又给他酒吃，如今在姨妈这里多吃一口，料也不妨事。必定姨妈这里是外人，不当在这里的也未可知。”李嬷嬷听了，又是急，又是笑，说道：“真真这林姐儿说出一句话来，比刀子还尖。你这算了什么！”宝钗也忍不住笑着，把黛玉腮上一拧，说道：“真真这个颦丫头的一张嘴，叫人恨又不是，喜欢又不是。”薛姨妈一面笑着，又说：“别怕，别怕，我的儿！来了这里，没好的你吃，别把这点子东西吓的存在心里，倒叫我不安。只管放心吃，都有我呢！越发吃了晚饭去。便醉了，就跟着我睡。”因命：“再热酒来。——姨妈陪你吃两杯，可就吃饭罢。”宝玉听了，方又鼓起兴来……（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91～9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李嬷嬷是宝玉的乳母，在贾府的女仆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所以，由她出面劝阻宝玉不要喝太多的酒，也是情理中的事情。然而黛玉却用“离间计”来挑起薛姨妈与李嬷嬷之间的矛盾，唤起薛姨妈作为一家之主的尊严，进而反击李嬷嬷搬出贾政的权威性，最终，薛姨妈主动提出自己陪宝玉再喝几杯酒。至此，黛玉完全操控了小说场景中的话语主导权。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场景中，作者通过黛玉与宝钗、薛姨妈和李嬷嬷的话语交锋，一步一步地占据人物间不同议论话题的上风，并使场景中身为长辈和主人的薛姨妈甘拜下风，进而生动而有序地刻画了黛玉的机智善辩，以及巧于掌控局面的谋略。
3.在氛围的把控上，控场人物策划或制造场景中的搞笑事件，而陪场人物则扮演搞笑的对象或者充当笑柄
在一些搞笑的场景中，作者往往通过控场人物策划或制造搞笑事件与陪场人物充当笑柄来配置人物关系。虽然，令人可笑或遭人嘲弄的人物未必一定是小说故事中的次要人物，也未必一定是陪场人物，然而作者往往会从喜剧性氛围的把控上配置控场人物与陪场人物。其中，控场人物是喜剧性氛围的策划和掌控者，而陪场人物则处于被动和从属的位置。
例如，在小说《红楼梦》的第四十回中，刘姥姥在餐桌上闹的笑话就是由王熙凤与鸳鸯两人策划制造的。当时，刘姥姥按贾母的吩咐，跟着鸳鸯来到贾母身边坐下。鸳鸯故意把一双象牙镶金的筷子递给刘姥姥，王熙凤又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刘姥姥桌上。当刘姥姥见贾母示意用餐后，便站起身来，高声说道：“老刘，老刘，食量大似牛，吃个老母猪不抬头。”小说接着写道：
众人先是发怔，后来一听，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来。史湘云支撑不住，一口饭都喷了出来。林黛玉笑岔了气，伏着桌子嗳哟。宝玉早滚到贾母怀里，贾母笑的搂着宝玉叫“心肝”。王夫人笑的用手指着凤姐儿，只说不出话来。薛姨妈也撑不住，口里茶喷了探春一裙子。探春手里的饭碗都合在迎春的身上。惜春离了坐位，拉着他奶姆，叫揉一揉肠子。地下的无一个不弯腰屈背，也有躲出去蹲着笑去的，也有忍着笑上来替他姊妹换衣裳的。独有凤姐鸳鸯二人撑着，还只管让刘姥姥。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说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蛋也小巧。乖俊的，我且肏攮一个。”众人方住了笑，听见这话，又笑起来。贾母笑的眼泪出来，琥珀在后捶着。贾母笑道：“这定是凤丫头促狭鬼儿闹得，快别信他的话了，”那刘姥姥正夸鸡蛋小巧，要肏攮一个。凤姐儿笑道：“一两银子一个呢，你快尝尝罢。那冷了就不好吃了。”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那里夹的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来，滚在地上。忙放下箸子，要亲自去捡，早有地下的人捡了出去了。刘姥姥叹道：“一两银子，也没听见响声儿就没了。”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他取笑……（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4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在这个场景中，贾母虽然是宴席的主人，但实际的控场人物却是王熙凤和鸳鸯，刘姥姥扮演了陪场人物的角色。虽然，小说场景中的喜剧性氛围是由刘姥姥的笑话言行所引起的，然而却是由王熙凤和丫鬟鸳鸯策划挑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通过控场人物（王熙凤和丫鬟鸳鸯）策划制造搞笑事件和陪场人物（刘姥姥）充当搞笑对象的方式，在小说《红楼梦》中设置了一个屈指可数的搞笑场景。
第二节 为主人公配置相关的角色
在设计小说人物时，作者既要为小说故事搭配不同类型的人物，进而建立起各具特征而又形象生动的人物系列，又要为故事中的人物系列配置结构性关系，并寻找到能够统领小说人物关系的“人物核”。美国学者麦基曾指出：“从本质上而言，是主人公创造了其他人物。其他所有人物之所以能在故事中出现，首先是因为他们与主人公的关系以及他们每一个人在帮助刻画主人公的复杂性格方面所起的作用。”（注：［美］罗伯特·麦基：《故事——材质、结构、风格和银幕剧作的原理》，445页，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虽然，麦基说的是银幕剧作中的人物配置原理，但它同样适用于小说写作中的人物配置。也就是说，小说故事的主人公往往是支配小说人物关系的人物核，作者可以根据主人公来配置小说故事中的相关角色。
其实，传统的叙事理论研究界也十分关注故事中的人物关系的问题。俄国学者普罗普曾从功能观上提出了童话故事中的七种人物类型，即加害者、提供者、相助者、要找的人物、派遣者、主人公和假冒主人公者。（注：［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故事形态学》，73～74页，北京，中华书局，2006。）法国学者格雷马斯将普罗普的七种人物类型引入小说叙事学理论的研究之中，并从小说人物的结构性关系上概括出三组六类人物：第一组是主体（主人公）与客体（对象）；第二组是施动者（授者）与受动者（受者）；第三组是帮助者（助手）与阻挠者（对手）。（注：［法］A.J.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257～26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
笔者认为，在为小说主人公配置人物时，作者可以从主人公的*取向、主人公行为的施受取向、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三个方面考虑，进而使围绕在小说主人公周围的人物群像构成多个取向的结构图式。
一、根据主人公的*取向配置小说中人物的结构性关系
大家知道，一个人的*总是涉及主客体两个方面。所以，格雷马斯把小说中的第一组功能性的人物类型分为主体（主人公）与客体（对象）。其中，人物*的主体是指人物的主观意向，包括人物的行为动机、行为态度、价值取向等，而人物*的客体则是人物*的指涉对象，即人物的行动目标。这个行动目标既可以是人物，也可以是其他东西，诸如金钱、名誉、地位等。当主人公的*对象设定为人物时，作者就要考虑如何为主人公配置小说人物的结构关系。
例如，贾宝玉是小说《红楼梦》的主人公，作者便是从情爱*的对象上为宝玉配置了众多年轻貌美的女性人物形象，以至于构成了一个围绕宝玉而形成的人物关系结构。作者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情爱*的模式，为宝玉配置了众多年轻貌美的女性人物。
1.性欲模式，是一种意指性欲对象的情爱*
在小说的第五回和第六回中，作者为宝玉的性欲客体配置了两个对象，一个是秦可卿，另一个是袭人。但是，小说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叙述宝玉与二人的欢好。宝玉与秦可卿的性爱行为发生在梦境之中，小说叙述宝玉睡在秦可卿的床上，刚合上眼，就恍恍惚惚地进入梦境。当宝玉游历完太虚幻境，又听了警幻仙姑的“意淫”之说之后，小说写道：
（警幻仙姑）便秘授以云雨之事。于是推宝玉入房，将门掩上自去。那宝玉恍恍惚惚，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也难以尽述。至次日，便柔情缱绻，软语温存，与可卿难解难分……（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59～6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而宝玉与袭人的性欲行为则发生在现实之中，作者叙述宝玉将自己神游太虚幻境的故事向袭人细说之后，小说写道：
宝玉亦素喜袭人柔媚姣俏，遂强拉袭人同领警幻所训之事，袭人自知贾母曾将他给了宝玉，也无可推托的，扭捏了半日，无奈何，只得和宝玉温存了一番……（注：同上书，61页。）
因此，秦可卿与袭人是宝玉一生中最初的两个性欲客体，前者是宝玉梦中的性欲对象，后者则是宝玉现实生活中的性欲对象。
2.情欲模式，是一种意指儿女私情和红颜知己的情爱*
在小说《红楼梦》中，围绕着宝玉的异性情欲对象中，既有晴雯、金钏等作为儿女私情的对象，也有紫鹃等作为红颜知己的对象。小说通过具体的细节刻画和精彩的场景展示，生动而逼真地叙述了宝玉与这些少女的情欲故事。
（1）宝玉与晴雯的儿女私情。在小说的第三十一回“撕扇子作千斤一笑”中，作者叙述了宝玉如何为博晴雯一笑而许可并鼓动晴雯撕扇子，而小说第五十二回，又叙述了晴雯为给宝玉缝补外套而强忍病痛，从夜晚一直缝补到凌晨四点。这一情景生动地展示了晴雯与宝玉之间的真挚情意。
在小说的第七十七回中，晴雯被王夫人逐出大观园之后，宝玉偷偷地前往探病，两人的儿女私情表露得入木三分。当宝玉问起晴雯还有什么话要对自己说时，小说写道：
晴雯呜咽道：“有什么可说的。不过是捱一刻是一刻，挨一日是一日。我已知横竖不过三五日的光景就好回去了。只是一件，我死也不甘心的：我虽生得比人略好些，并没有私情密意，勾引你怎样，如何一口死咬定了我是狐狸精！我太不服。今日既已担了虚名，而且临死，不是我说一句后悔的话，早知如此，我当日也另有个道理。不料痴心傻意，只说大家横竖是在一处。不想平空里生出这一节话来，有冤无处诉。”（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卷），8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虽然一个是贾府的少爷、贾母的掌上明珠，而另一个却是少爷的丫鬟，并被王夫人视作“狐狸精”而撵出大观园，但是，两人却能在各自的身份和地位之外建立起真挚的儿女私情。晴雯说的是自己在大观园没有干过见不得人的事情，却在后悔和冤屈的言辞中透露出她对宝玉的一片儿女私情，所以，她才会含泪剪下自己手上养护了二寸长的两个指甲，脱下贴身穿着的旧红绫袄，一并交给宝玉收藏，希望宝玉能在自己死后念着二人的昔日情意。
（2）宝玉与紫鹃的红颜知己情谊。在小说的第五十七回中，紫鹃向宝玉当面坦白，林家已没人在苏州住了，自己当初说要和黛玉回苏州去的话，只是吓唬宝玉的。接着，紫鹃又试探说，老太太给宝玉与琴姑娘定了亲。宝玉笑紫鹃比自己还要傻，因为琴姑娘已许配给梅翰林家了。随后宝玉说出了肺腑之言，小说写道：
（宝玉）说道：“我只愿这会子立刻我死了，把心迸出来，你们瞧见了。然后连皮带骨一概都化成一股灰，——灰还有形迹，不如再化成一股烟，——，烟还可凝聚，人还看得见，须得一阵大乱风吹的四面八方都登时散了，这才好。”（注：同上书，633页。）
宝玉此前虽然跟袭人也说过类似的话，但紫鹃却十分了解宝玉对黛玉的一腔情怀，所以总想早日促成两人的好事。回潇湘馆后，紫鹃向黛玉提起宝玉时，称赞宝玉心倒实在，听紫鹃和黛玉要走就发那样大的病。接着，紫鹃劝黛玉，趁老太太还在，早点拿定主意。当薛姨妈和宝钗在潇湘馆闲聊起黛玉的婚嫁时，紫鹃听薛姨妈要向贾母给黛玉与宝玉提亲，就笑着催薛姨妈跟王夫人去说。黛玉死后，在小说的第一百一十三回中，作者设计了一个宝玉与紫鹃隔窗对话的场景，生动地展示了紫鹃是宝玉的红颜知己。
总之，宝玉的情欲对象大多是丫鬟，并且，宝玉与这些丫鬟之间也有不少亲昵的举动。尽管这些丫鬟只是大观园里的仆人，然而宝玉却能逾越主仆身份的界线，并在性爱之外建立起儿女私情和红颜知己的情欲关系。
3.婚姻模式，是一种指涉婚姻对象的情爱*
在小说《红楼梦》中，作者为宝玉设置了黛玉和宝钗两个婚姻*对象，前者是在小说的叙述话语上设定的“木石前盟”，后者则是通过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兑现的“金玉良姻”。因此，“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便成为宝玉的两种婚姻模式。
（1）宝玉和黛玉的婚姻是“木石前盟”。在小说的第一回中，作者假借女娲补天与绛珠仙草的神话故事，暗示黛玉的前身是绛珠仙草，宝玉的前身则是补天石，因而两人前世结下了“木石前盟”。所以，在小说的第三回中，作者叙述宝玉与黛玉初次见面时分别写道：
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3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贾母笑道：“可又是胡说。你又何曾见过他。”宝玉笑道：“虽然未曾见过他，然我看着面善，心里就算是旧相识的，今日只作远别重逢，亦未为不可。”（注：同上书，36页。）
作者通过宝玉和黛玉初见面时都有一见如故之感，回应小说第一回中有关“木石前盟”的神话故事，进而向读者暗示，宝玉与黛玉的姻缘是前世注定的。
（2）宝玉和宝钗的婚姻是“金玉良姻”。在小说的第八回中，作者设计了一个宝玉与宝钗互识金玉铭文的场景。宝钗先提出要瞧瞧宝玉身上的通灵玉石。一旁的丫鬟莺儿听宝钗口念玉石上的铭文后，便插话道，宝玉长命金锁上的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与宝钗金项圈上的两句话像似一对。于是，经再三央求，宝玉也看了宝钗金项圈上的“不离不弃，芳龄永继”。宝玉将通灵玉石和金项圈上的铭文分别念了两遍后说道：“姐姐这八个字倒与我的是一对。”（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这就是宝玉与宝钗之间的“金玉良姻”的由来。）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采取了梦幻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比对方式，叙述宝玉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两种婚姻模式。在小说的第五回中，作者在小说故事的梦幻世界中预设了宝玉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两种婚姻模式。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看到了十二支红楼梦词曲的第二首“终身误”的歌词内容：
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然是齐眉举案，到底意难平。（注：同上书，56页。）
而在小说的现实世界中，作者也用“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暗示性地叙述宝玉与黛玉、宝钗的情爱婚姻故事。但是，他在梦幻世界中向往的“木石前盟”却在现实世界中的“金玉良姻”面前碰壁。作者在小说的第九十七回“林黛玉焚稿断痴情、薛宝钗出闺成大礼”中，同时叙述了黛玉的死去与宝玉、宝钗的成婚，进而突出了两种婚姻模式的对比效应。
此外，作者又通过人物的*目标与其结果在现实世界中的比对方式，叙述宝玉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两种婚姻模式。虽然，宝玉与宝钗最终在小说的故事情节中实现了“金玉良姻”，然而宝玉心目中的婚姻对象却是黛玉。作者在小说情节的多个场景中叙述了宝玉对黛玉的恋爱嫁娶诉求，以及暗示了黛玉对宝玉的爱恋婚嫁意向，甚至在小说的第三十六回，作者为表现宝玉的恋爱婚姻*而设置了一个说梦话的场景。当时，袭人有事走开后，宝钗就坐在宝玉的床边，拿起袭人留下的针线活做了起来，碰巧黛玉与湘云路过。黛玉隔着纱窗看到，宝玉穿着银红纱衬衫，随便睡着在床上，宝钗坐在身旁做针线。当湘云拉着黛玉离开时，小说写道：
这里宝钗只刚做了两三个花瓣，忽见宝玉在梦中喊骂，说：“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得！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宝钗听了这话，不觉怔了……（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38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因此，在梦境与现实，以及人物*的目标与其结果的比对中，作者巧妙地叙述了宝玉一生中的“木石前盟”与“金玉良姻”两种婚姻模式。这两种婚姻模式不仅在核心人物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制造出各种戏剧性的矛盾冲突，使人物的结构关系在多个向度上呈现张力，而且也为小说的叙事主题“红楼梦”提供了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上的支撑，红楼之梦不只是发生在神话梦境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冲突之中，并且也发生在人物的*目标与现实世界之间的无奈感伤之中。
二、根据主人公行为的施受取向配置小说中人物的结构性关系
人物行为的施受取向是人物的行动取向，涉及人物行动的施受态度与施受途径。所以，格雷马斯把小说中的第二组功能性的人物类型分为施动者（授者）与受动者（受者）。而作者可以在两个方面设计如何由主人公行为的施受取向配置小说人物关系：一个是主人公行为的施动与受动，另一个是主人公行为的直接施受与间接施受。
1.通过主人公的反向施动行为设置人物关系
我们可以把人物行为的施受态度分为正向施动与反向施动。其中，正向施动是指拥有权力、权威或主动权的一方向受动者发出的行动，比如，上级对下级的指令性行动，长辈对晚辈的教导性行动，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爱情诉求行动等。而反向施动则是指施动者以抗争、反叛等逆向施动方式，向处于拥有权力、权威或主动权位置上的人物发出的行为，比如，下级违抗上级的指令而擅自采取逆向行动，晚辈违逆长辈的教导而自行其道，以及女性对男性的主动爱情诉求等。因此，正向施动与反向施动并不是一个人物行为的主动与被动的范畴，而是在性别关系、家庭关系、组织关系、社会关系等层面上界定人物行为的态度取向，作者可以通过人物行为态度上的施受取向配置小说中的人物关系，进而从侧面表现人物的价值取向。
通过主人公的反向施动行为设置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不仅可以使作者赋予小说主人公独特的价值取向和人格魅力，而且能在小说的人物关系中创造出某种超越现实的文学审美世界。
例如，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奥斯特洛夫斯基为主人公保尔与冬妮娅之间设置了一个由相识到恋爱的情节线。但是，要使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爱上工人家庭出身的保尔，在现实生活中是难以想象的。为此，在小说的第三章中，作者为冬妮娅与保尔湖边的巧遇相识设置了两个场景，并采用了反向施动的方式加以叙述。我们可以将两人相识的第一个场景概括为以下十个叙事序列（注：［苏联］尼·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39~44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1）冬妮娅发现有个男孩在池塘边钓鱼。
冬妮娅闷闷不乐，拿着一本没读完的小说，走进花园，推开小栅栏门，走过小桥，上了大路，在前往旧采石场的路上，看到池塘岸边扬起一根钓鱼竿，便停住脚步，发现一个晒得黝黑的男孩子在钓鱼。
（2）保尔因冬妮娅的叫嚷声慌了手脚而感到恼火。
保尔感到身后有人，就生气地回头看了冬妮娅一眼，看到这个陌生的女孩子身上的衣服、短裙、短袜、便鞋，最后将眼光落在了那条粗大的辫子上。听到冬妮娅焦急地提醒保尔鱼咬钩了，保尔慌了手脚，急忙提起钓竿，却发现没有钓到鱼，心里有些恼火。
（3）保尔听到冬妮娅嘲笑自己的话十分生气。
保尔发现自己的钓竿下错了地方，便低声埋怨背后的冬妮娅。听到冬妮娅嘲笑挖苦自己的话，保尔竭力克制自己，只是习惯性地把帽子扯到前额上，以示生气。
（4）冬妮娅的俏皮语调使保尔克制住内心的火气。
保尔客气地要求冬妮娅离开，不要打扰自己钓鱼。冬妮娅却眯着眼微笑着反问保尔：难道我妨碍你了吗？保尔本想发作，听到冬妮娅俏皮的语调，只好再次压住了内心的火气。
（5）保尔不愿在陌生的女孩子面前出丑，冬妮娅也不满保尔的粗野言语。
保尔虽然没有执意反对冬妮娅在旁边看自己钓鱼，但心里还是希望她能走开，因为他不愿意在陌生的女孩子面前出丑，看着自己钓不到鱼。而冬妮娅却坐在一棵柳树上，把书放在膝盖上，看着保尔钓鱼，心想，保尔是个粗野的家伙，先是对自己不太客气，现在又故意不理她。
（6）保尔从湖面上偷窥冬妮娅的倒影。
保尔从湖面上看到冬妮娅的倒影，发现她正坐着看书，便悄悄地往外拉那挂住的钓丝，但因绷得很紧而拉不起来，一斜眼却从水中瞧见冬妮娅顽皮的笑脸。
（7）维克多和苏哈里科从远处走来，边走边谈论冬妮娅的情况。
七年级的学生维克多和苏哈里科从远处走来，苏哈里科向维克多谈起冬妮娅的情况，冬妮娅是个浪漫女郎，在基辅读六年级，暑假才来父亲这儿玩，她的父亲是本地的林务官。而维克多要苏哈里科将冬妮娅介绍给自己认识。
（8）苏哈里科将保尔放鱼饵的铁罐子踢翻，冬妮娅因湖水溅到自己脸上而生气地指斥苏哈里科。
苏哈里科向维克多介绍冬妮娅时，冬妮娅提醒两人不要打搅，有人在湖边钓鱼。苏哈里科上前踢翻了保尔放鱼饵的铁罐子。掉进河里的铁罐子激起的水星溅到冬妮娅的脸上，冬妮娅生气地指斥苏哈里科。
（9）保尔把挑衅的苏哈里科打入湖里。
保尔想到，自己的父亲和哥哥都在苏哈里科的父亲手下干活，苏哈里科万一因被自己打了而向其父亲告状，准会牵连到刚去厂里干活的哥哥。所以，保尔没有动手还击苏哈里科的挑衅。但是，苏哈里科却以为保尔要动手打自己，所以先用双手推保尔，保尔就抓住苏哈里科的衣领，并将其拖至水里。两人上岸后，狂怒的苏哈里科扑向保尔。保尔依照拳击的要领，把苏哈里科打入湖里。
（10）冬妮娅为保尔的胜仗喝彩，并从维克多那里得知了保尔的名字。
冬妮娅见保尔把苏哈里科打入湖里而大笑称赞打得好，保尔却生气地拉断了鱼竿上的钓丝离开湖边，路上听到维克多向冬妮娅说起自己的名字。
因此，在保尔与冬妮娅初次见面的情节线中，作者采用了反向施动的人物行动取向，即冬妮娅是施动者，保尔则是受动者。作者通过冬妮娅在湖边散步而遇见正在垂钓的保尔，使两个社会身份悬殊的青年男女在巧遇中相识。一方面，冬妮娅对保尔在湖边钓鱼产生好奇，所以，她不顾保尔的埋怨和生气，站在一旁观看，后来索性靠在柳树枝上，边看书边观看保尔的垂钓；另一方面，保尔不愿旁人打扰自己钓鱼，更不愿在女孩子面前出丑，所以，对冬妮娅的出现和干扰十分恼火，希望她能早点离开。因此，作者通过女方主动和男方被动的反向施动的人物行动取向，巧妙地解决了两人因性别和身份的差异所带来的交往障碍，也使读者能从特定的场景中理解并接受这种反向施动的人物行为态度。
2.通过主人公行为的直接施受与间接施受设置人物关系
直接施受与间接施受是两种基本的人物行为的施受途经。其中，直接施受是指人物采取当面或直白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而间接施受则是人物借助于他者或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作者可以通过这两种途径为主人公配置小说中的人物关系。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的人生*是身份钻营，他千方百计地想要挤入法国的上流社会，并以此改变他木匠儿子的贫苦出身，以及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的卑微身份。在于连实施其身份钻营的行动中，作者配置了两个法国上流社会的女性人物——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女儿玛蒂尔德，并且，小说分别以直接施受与间接施受的途径叙述了于连与市长夫人、侯爵女儿之间的情爱与婚姻的故事。
（1）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的直接施受途径。于连与德·瑞那夫人是一种正向施动方式，而双方的情爱关系又呈现为一种直接施受形式。一方面，于连最先发出主动的情爱诉求，并通过在后花园偷握德·瑞那夫人之手而确立了两人在情爱方式上的直接施受途径；另一方面，德·瑞那夫人虽然单纯和天真，却已为人妻和为人母，并年长于于连，但对于连颇有好感，所以，在默认和接受于连的情爱诉求之后，德·瑞那夫人也以其内心的情欲冲动和处事经验做出了快速的回应，甚至主动将这种婚外偷情的行为编织成她与于连之间的两人世界的秘密隐私。在初次见面时，作者通过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的互相好感和吸引，为两人后来的情爱关系埋下了伏笔。在于连在市长夫人家当家庭教师期间，作者设计了一个于连与德·瑞那夫人在后花园握手的情节。最初是于连主动地偷握德·瑞那夫人的手，后来，德·瑞那夫人的态度由开始的惊恐和躲避到最后自然地把手放在于连的手里。为了使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的情爱关系显得更为直接，作者还设置了一个德·瑞那夫人给于连赠送礼物的场景。当时，德·瑞那夫人叫于连带上她的孩子一起散步。小说写道：
她（德·瑞那）挽起于连的胳膊，依偎在他的身边。这种情状让于连有点纳闷。她还是第一次称他为“亲爱的”。
散步快结束的时候，于连发觉她脸红了起来，脚步也放慢了。
“也许你已知道，”她说，眼睛避开了他的目光，“我有个姑母住在贝尚松，非常富有，指令我为她唯一的继承人。她常常送我各种礼物……我的孩子近来学业大有进步……进步得令人惊叹……我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聊表我的感激之情。不过是几个路易，让你买几件内衣。不过……”说到这里，她的脸更红了，话头戛然而止。
“不过什么，夫人？”于连大声问道。
“这件事，”她低垂着头接着说，“不宜让我丈夫知道。”（注：［法］司汤达：《红与黑》，43～4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德·瑞那夫人发现于连衣着简朴，便以奖励他对自己的孩子教育有方为由，主动提议以赠送礼物的方式让于连有钱买几件内衣。虽然，这个事件本身只是表示市长夫人对家庭教师的工作奖励，但是，当德·瑞那夫人提醒于连不要将此事告诉自己的丈夫后，却使这个事件具有了另一层新的含义，即暗示并确立了两人的婚外情爱是一个他们两人的私下秘密。因此，于连与德·瑞那夫人之间的情爱关系上是一种直接施受的途径，进而构成双向互动的施受模式。
（2）于连与侯爵女儿玛蒂尔德之间的间接施受途径。于连与侯爵女儿之间是一种反向施动的取向，由侯爵女儿主动向于连发出情爱诉求。并且，作者为两人设置了一种间接施受的方式，即侯爵女儿借助于传递书信约会的间接方式约于连晚上爬到她的卧室里。
于连当上了拉莫尔侯爵的秘书之后，引起了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注意。相处不久，这位傲慢而浪漫的侯爵女儿看上了这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的阴郁和冷漠的眼色，以及尖酸的嘲讽语气不仅没有引起她的反感，却激发了这位年少的侯爵女儿的好奇和兴趣，甚至主动向于连写信示爱。小说写道：
下午五点钟光景，于连收到了第三封信，信是从图书室门口丢进来的。拉莫尔小姐照例转身即走。“真是写信上瘾了！”他笑着自语道，“其实当面谈话是很方便的！显然，我的敌人想骗取我的信件作为罪证，而且还多多益善。”他不慌不忙，慢悠悠地拆开。“无非是些风雅之辞。”他想。但看着看着，不禁脸色陡变。信只有短短几行：
“我必须和你一谈，就在今夜。午夜一点，你到花园来。把花匠放在井边的大梯子带来，搁在窗口，爬进我的房里。夜半时分，明月当空，但那又何妨？”（注：［法］司汤达：《红与黑》，357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一方面是反向施动，侯爵女儿玛蒂尔德主动约会于连，进而消解了侯爵女儿与于连之间因社会地位差异而造成两人情爱婚姻道路上的障碍；另一方面是间接施动，作者通过写信的间接施动方式表现侯爵女儿主动约会于连的行为，巧妙地展示了侯爵女儿向于连示爱的独特心理。孤傲的习性和浪漫的观念使玛蒂尔德采取了大胆的示爱行动，然而她毕竟是个未婚的贵族少女，所以作者便设计了一个玛蒂尔德主动给于连写信约会的间接施动方式。
三、根据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配置小说中人物的结构性关系
人物间的利害关系，是指人与人之间因利害得失的机制而形成的结构性关系。而所谓利害得失则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物质或精神的、经济或政治的、身体或灵魂的、情感或理智的，等等。根据人物间的利害关系，我们可以将小说中的人物分为两种角色：协助者与阻碍者。而格雷马斯将小说中的第三组功能性的人物类型分为帮助者（助手）与阻挠者（对手），其实也是着眼于此类人物与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中的利害关系。其中，协助者与人物之间有正相关的利害关系，而阻碍者与人物的利害关系是反相关的。
诚然，作者不但要根据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配置协助者或阻碍者，并且要具体地叙述小说中的人物是如何成为主人公的协助者或阻碍者的，以及两者又是如何变化的。其中，因人物对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上的判断失误而造成的角色错位，以及因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上的客观变化而造成的角色变异，是两种较为常用的方法。
1.角色错位
角色错位，是指因与主人公利害关系上的判断失误而将阻碍者误以为协助者或者相反，并且，作者往往会在小说的叙事层面或叙述层面上纠正角色错位者的主观误判。（注：叙事层面的纠正是指作者让角色错位者在小说故事中明白或改正其主观的错误判断；叙述层面的纠正是说作者让读者在小说情节的阅读中明白角色错位者的主观判断错误。）根据判断角度的不同，我们可以把角色错位分为两种：对象判断上的角色错位与自我判断上的角色错位。
（1）对象判断上的角色错位，因人物对他人与主人公利害关系上的错误判断而将阻碍者视作协助者，诸如轻信谗言、误中圈套等。
例如，在小说《傲慢与偏见》中，作者通过伊丽莎白的角色错位，最初将年轻的军官韦翰误以为是自己的协助者。由于韦翰告诉伊丽莎白，达西为人傲慢、品性卑劣，曾经违背其父亲的遗愿，剥夺了韦翰当牧师的机会。伊丽莎白便信以为真，从而对达西产生了偏见。所以，韦翰是伊丽莎白对达西产生偏见的协助者。后来，伊丽莎白从达西留给自己的一封长信中得知，韦翰说达西的话其实都是谎言，因而对自己错怪达西感到内疚。韦翰与伊丽莎白的关系也因此由协助者转向阻碍者。最后，伊丽莎白接到姐姐吉英的信，发现小妹丽迪雅跟韦翰私奔了，并且，韦翰似乎并没有与丽迪雅结婚的打算。于是，韦翰完全站在了伊丽莎白的阻碍者位置之上。当伊丽莎白收到信后，不禁失声尖叫，脸色苍白，正巧达西进屋。伊丽莎白极力控制自己的感情，试图在达西面前保持镇静，但后来还是哭了起来。小说接着写道：
达西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得含含糊糊说了些慰问的话，默默无言地望着她，心里很是同情。后来她（伊丽莎白）便向他吐露实情：“我刚刚收到吉英一封信，告诉了我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反正这也瞒不住任何人。告诉你，我那最小的妹妹丢了她所有的亲友——私奔了——落入了韦翰先生的圈套。他们俩是从白利屯逃走的。你深知他的为人，下文也就不必提了。她没钱没势，没有任何地方足以使他要——丽迪雅一生完了。”
达西给吓呆了。伊丽莎白又用一种更激动的声调接下去说：“我本来是可以阻止这一件事的！我知道他的真面目！我只要把那件事的一部分——我所听到的一部分，早讲给家里人听就好了，要是大家都知道了他的品格，就不会出这一场乱子了，但现在事已太迟。”（注：［英］奥斯汀：《傲慢与偏见》，307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正是通过韦翰的骗婚行为，不仅使伊丽莎白最终改变了对达西的偏见，而且也为达西用行动证实自己的慷慨助人提供了机会，达西替韦翰还清赌债，还给了他一笔钱让他与丽迪雅完婚。因此，伊丽莎白对韦翰的角色判断是由对象错位开始的，即伊丽莎白将阻碍者韦翰视作协助者，进而因听信了韦翰的诽谤而确立了对达西的偏见。
（2）自我判断上的角色错位，因人物对自己与主人公利害关系上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角色错位，诸如好心办坏事、鬼迷心窍、利令智昏等。
例如，在小说《边城》中，在翠翠的爱情与婚姻的问题上，作者把老船夫设置成一个自我错位的角色。最初，老船夫从杨马兵那儿得知，大老想通过媒人介绍娶翠翠，却不知道翠翠已喜欢上了二老。所以，老船夫想方设法地询问翠翠对大老提亲的态度，试图撮合大老与翠翠的婚事。虽然，老船夫的行为动机是善意的，但客观上却在翠翠所向往的爱情婚姻道路上设置了障碍。因此，老船夫尽管意识到应由翠翠决定自己的婚姻，但发现翠翠喜欢上了二老的时候，内心还是有些不祥的预感。小说写道：
老船夫猜不透这事情在这什么方面有个疙瘩，解除不去，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情（指体会到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再想下去便是……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通的命运……（注：沈从文：《边城》（汇校本），86～8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老船夫在自我角色错位中的好心办坏事，给翠翠与二老之间的爱情与婚姻制造了一系列的曲折，并巧妙地把翠翠母亲的爱情悲剧与老船夫的角色错位联系起来，进而在翠翠的爱情与婚姻故事中笼罩着一层浓厚的宿命而感伤的色彩。尽管老船夫在大老死后曾主动去顺顺家里想为翠翠和二老的婚事说情，但他一直没有真正明白自己是好心办了坏事，无意中干扰并延误了翠翠的婚姻；他更不会明白，自己曾在翠翠喜欢二老的问题上做出过错误的主观判断，以至于将翠翠的爱情婚姻与翠翠母亲的悲剧命运掺合在一起。然而读者却不难意识到老船夫在自己孙女的婚姻上扮演了一个自我错位的角色。
2.角色变异
角色变异是指因与主人公利害关系上的客观变化而使人物从协助者变为阻碍者或者相反，其结果是，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在小说故事的现实生活中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根据不同的变异路径，我们可以把角色变异分为两种：协助者变为阻碍者、阻碍者变为协助者。就角色错位来说，作者主要从“人物想什么”的主观判断方面配置人物与主人公利害关系的变化；而在角色变异中，作者却是从“人物做什么”的客观行为方面配置这种利害关系的变化。
（1）协助者变为阻碍者，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由正向关系变为反向关系，即人物对主人公的利益取向由顺转逆。
例如，在小说《红楼梦》中，面对宝玉与黛玉的婚姻问题，贾母和王熙凤有一个从协助者变为阻碍者的过程。最初，贾母和王熙凤是宝玉与黛玉在婚姻路上的协助者，客观上为宝玉与黛玉走到一起铺平了道路。在小说的第三回里，黛玉是因贾母的执意邀约而离别父亲去荣国府的，所以，小说叙述黛玉初到荣国府见了贾母，“方欲拜见时，早被他外祖母一把搂入怀中，心肝儿肉叫着大哭起来”。（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2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可见，贾母对这位远道而来的亲外孙女是十分疼爱的。而王熙凤第一次见到黛玉后，也连声夸赞，“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头，一时不忘”。（注：同上书，28～29页。）在小说的第二十五回中，王熙凤甚至直接跟黛玉开玩笑地说：“你既吃了我们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注：同上书，263页。）因此，贾母与王熙凤起初在宝玉与黛玉之间的爱情婚姻关系上充当了协助者，而王熙凤的玩笑话似乎表明了贾母当时也有让宝黛成婚的想法。
但是，随着黛玉经常与宝玉闹口角，尤其是黛玉性格上的刻薄和身体上的病情恶化，贾母与王熙凤的立场开始由协助者变为阻碍者。从小说情节上看，贾母与王熙凤的角色变异最初发生在小说的第二十九回。当时，因张道士提起宝玉的婚事，贾母就说道：“上回有个和尚说了，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娶，等再大一大儿再定罢。你可如今也打听着，不管他根基富贵，只要模样儿配的上就好，来告诉我。便是那家子穷，也不过给他几两银子罢了。只是模样性格儿难得好的。”（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31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正是张道士的提亲和贾母的这一席话，使在场的宝玉感到十分不自在，回家后便生气起来，发誓今后再也不见张道士了。第二天，宝玉与黛玉又发生了口角，宝玉一气之下将身上的通灵宝玉狠命地摔在地上，黛玉也赌气用剪子剪断了那块宝玉上的穗子，这件事又惊动了贾母和王夫人。过了一天，是薛蟠的生日。贾母本想以看戏之名撮合宝玉和黛玉，结果两人都没前来。于是，贾母说出了怨言：“不是冤家不聚头。”（注：同上书，317页。）
宝玉身上的通灵宝玉丢失后，犯起疯傻病来。贾母提出，要为宝玉冲冲喜而操办宝钗与宝玉的婚事。在小说的第九十六回中，贾母对贾政说：“我昨日叫赖升媳妇出去叫人给宝玉算算命，这先生算得好灵，说要娶了金命的人帮扶他，必要冲冲喜才好。不然只怕保不住。”（注：同上书，1082页。）于是，贾母与王夫人、王熙凤商量宝玉与宝钗的婚事。王熙凤出了个“掉包儿的法子”，并对贾母解释道：“如今不管宝兄弟明白不明白，大家吵嚷起来，说是老爷做主，将林姑娘配了他了。瞧他的神情儿怎么样。要是他全不管，这个包儿也就不用掉了。若是他有些喜欢的意思，这事却要大费周折呢。”（注：同上书，1085～1086页。）于是就瞒着宝玉和黛玉两人，上演了一场宝玉与宝钗的婚姻闹剧。总之，在宝玉与黛玉的爱情婚姻上，贾母和王熙凤由协助者变为阻碍者。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仅叙述了贾母与王熙凤在宝黛婚姻上的角色变异，而且巧妙地设计了两人在角色变异中的人物结构性关系，其中，贾母是做决策和发指令的人，而王熙凤则是谋士和具体的执行人。因此，无论是作为协助者还是阻碍者，贾母与王熙凤都在宝黛婚姻上扮演了一对联手搭档的角色。
（2）阻碍者转为协助者，人物与主人公的利害关系由反向关系变为正向关系，即人物对主人公的利益取向由逆转顺。
例如，小说《边城》中，在翠翠的婚姻问题上，杨马兵扮演了一个由阻碍者转为协助者的角色。最初，为了能使大老迎娶翠翠，杨马兵曾几次向老船夫说媒，因而客观上成了翠翠与二老之间在爱情婚姻道路上的阻碍者。大老溺水死后，特别是老船夫病死后，杨马兵却由阻碍者变为协助者，不仅承担了老船夫的职责，日夜陪伴孤独的翠翠，而且向翠翠讲述了许多翠翠所不知道却又十分重要的事情。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小说接着写道：
过了四七，船总顺顺派人来请马兵进城去，商量把翠翠接到他家中去，作为二老的媳妇。但二老人既在辰州，先就莫提这件事，且搬过河街去住，等二老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马兵以为这件事得问翠翠。回来时，把顺顺的意思向翠翠说过后，又为翠翠出主张，以为名分既不定妥，到一个生人家里去不好，还是不如在碧溪岨等，等到二老驾船回来时，再看二老意思……（注：沈从文：《边城》（汇校本），14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因此，在翠翠与二老的爱情婚姻关系上，杨马兵有一个由阻碍者变为协助者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杨马兵转为翠翠与二老爱情婚姻的协助者，不仅为翠翠的婚事出谋划策，建议翠翠先不要去二老家里，等二老回家后再说，而且还对翠翠讲述了许多二老的事情，比如，二老如何对翠翠唱歌；大老死后，家里逼二老与碾坊的女孩结婚；二老赌气地离家出走，等等。老船夫没有或不想让翠翠知晓的事情，作者通过将杨马兵转为协助者的角色而使翠翠都知晓了。
第三节 处理好人物行动结构中的三个要素
一般说来，人物的行动结构主要涉及三大构成元素：目标、动机和路径。或者说，作者可以通过目标、动机和路径来配置人物行动“做”的情感动作线。其中，目标（what）是指人物行动所要达到的客观目的，即人物行动要做什么；动机（why）是指人物为达到目标而预设的主观缘由，即人物为何要采取行动；路径（how）是指人物为达到目的所选择的具体行动方案，即人物达到行动目的的方式及其所需要的条件。因此，作者可以通过目标、动机和路径之间的关系设计人物的行动结构，进而叙述人物行动的结构性变异而形成的人物情感动作线。
一、人物行动的动机与目标
我们已经知道，俄国学者普罗普的“功能说”把故事中的事件界定为由人物的外部行动构成的情节内事件。其原因在于，普罗普探讨的是童话故事，因而注重故事中的人物在实施其行动目标过程中的外部表现和外在结局。其实，在小说作品中，人物行动的目标与动机是人物行动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作为人物行动的意向性活动，人物的行为动机是一个自变量的叙事要素，而人物的行动目标则是一个因变量的叙事要素，作者往往会通过人物行为动机的变化来设计或调整该人物的行动目标。所以，在设置小说人物的行动结构时，作者应首先将聚焦点设定在人物的行为动机之上。
1.因人物行为动机的改变而使相同的行动目标具有不同的叙事意义
在人物的行动结构中，行为动机是驱使人物行动的主观意愿，而行动目标则是人物行动的客观目标。人物的行为动机往往决定了人物选择什么样的行动目标，并且也为人物选择的行动目标提供了意识和心理上的支撑。因此，作者不仅可以从人物的行为动机出发来表现其行动目标，还能够通过人物行为动机的改变而在该人物相同的行动目标中置入不同的叙事意义。
例如，在小说《三国演义》的第四回中，作者通过曹操的*人动机由误*至故意*人的前后变异，使曹操相继两次的*人行为具有了不同的叙事意义。当时，曹操因行刺董卓失败而遭追*，其后被中牟县的守关军士擒获。当地县令陈宫在审讯曹操时，发现曹操胸怀兴国大志，于是就私下释放了曹操，并和他一起星夜潜逃。三天以后，两人来到成皋的吕伯奢家借宿。吕伯奢曾是曹操父亲的结拜弟兄，见曹操落难而至，非常高兴，吩咐厨子*猪做菜，自己便骑着驴子去买些好酒，想款待远道而来的客人。小说写道：
曹（曹操）与宫（陈宫）坐久，忽闻庄后有磨刀之声。操曰：“吕伯奢非吾至亲，此去可疑，当窃听之。”二人潜步入草堂后，但闻人语曰：“缚而*之，何如？”操曰：“是矣！今若不先下手，必遭擒获。”遽与宫拔剑直入，不问男女，皆*之，一连*死八口。搜至厨下，却见缚一猪欲*。宫曰：“孟德心多，误*好人矣！”急出庄上马而行。行不到二里，只见吕伯奢驴鞍前鞒悬酒二瓶，手携果菜而来，叫曰：“贤侄与使君何故便去？”操曰：“被罪之人，不敢久住。”伯奢曰：“吾已吩咐家人宰一猪相款，贤侄、使君何憎一宿？速请转骑！”曹不顾，策马便行。行不数步，忽拔剑复回，叫伯奢曰：“此来者何人？”伯奢回头看时，曹挥剑砍伯奢于驴下。宫大惊曰：“适才误耳，今何为也？”曹曰：“伯奢到家，见*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矣。”宫曰：“知而故*，大不义也！”操曰：“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陈宫默然。（注：罗贯中：《三国演义》，3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曹操先后两次*人。虽然行动目标都是错*了无辜者，然而行为动机却是不同的。第一次是误*，曹操听到隔壁传来磨刀声和交谈声时，误以为有人要*他，就把在家的八口人都*死。第二次则是故意*人，在逃跑路上遇见买酒回来的吕伯奢，曹操拔剑将其*死。因此，作者通过曹操两次错*他人的事件，不只是叙述曹操因落难逃亡而表现出极端的恐惧和疑虑，而且要表现曹操的行为动机由误*他人至故意乱*无辜的变异。所以，当陈宫责怪曹操故意*害吕伯奢后，曹操的回答却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道出了曹操后一次*人的行为动机。正是通过这句话，作者揭示出，尽管曹操的两次行动目标都是*人，但其行为动机却由最初的误*到后来的故意*人，进而深刻地挖掘出曹操内心的奸诈和残暴。
2.通过主人公行为动机的变化揭示其行动目标变异的动因
在小说的主人公由扁平人物向圆形人物转换的过程中，往往会伴随着主人公原有的行为动机发生变化和转折。因此，作者可以从主人公行为动机的转折入手，挖掘出主人公改变或修正其行动目标的深层动因。
例如，在小说《带小狗的女人》中，契诃夫便是抓住了小说主人公古罗夫的人物行为动机的变异，叙述了他试图修改自己原有的行动目标。古罗夫是个情场老手，因过早结婚，四十岁不到就有了三个孩子。但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古罗夫对自己的妻子产生了反感，认为她智力有限、胸襟狭隘、缺少风雅，而他的妻子也瞧不起他。所以，古罗夫背着妻子不只一次地跟别的女人私通。就是这样一个情场老手，在雅尔塔公园里结识了一个名叫安娜的女人之后，却在爱情与婚姻的观点和态度上发生了变化。
从人物行为上看，古罗夫最初认识安娜时，他的行动目标依然是寻找婚外性伙伴，其行为动机是满足自己的性欲需求。但与安娜发生一夜情之后，古罗夫最初的行为动机开始动摇，以至于其行动目标也出现了逆转。作者主要从以下四个叙事序列来叙述古罗夫的行为动机的变化轨迹：
（1）古罗夫与安娜一夜情之后，两人坐在海边的长凳上，眺望着晨雾中的雅尔塔，以及山顶上漂浮的云，听着树上的知了声和下面的海水声。古罗夫在安宁的心境中表达出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小说写道：
古罗夫跟一个在黎明时刻显得十分美丽的年轻女人坐在一起，面对着这神话般的环境，面对着这海，这山，这云，这辽阔的天空，不由得平静下来，心醉神迷，暗自思忖：如果往深里想一想，那么实际上，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美好的，唯独我们在忘记生活的最高目标，忘记我们人的尊严的时候所想和所做的事情是例外……（注：［俄］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载《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集），258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2）古罗夫回到莫斯科的家后，原本想忘却与安娜在雅尔塔的艳遇，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无法摆脱对安娜的思念。于是，古罗夫有了去彼得堡找安娜的行为动机。小说写道：
可是一个多月过去，隆冬来了，而在他（古罗夫）的记忆里一切还是很清楚，仿佛昨天他才跟安娜·谢尔盖耶芙娜分手似的。而且这回忆越来越强烈，不论是在傍晚的寂静中，孩子的温课声传到他的书房里来，或者在饭馆里听见抒情歌曲，听见风琴的声音，或者是暴风雪在壁炉里哀叫，顿时，一切就都会在他的记忆里复活：在防波堤上发生的事、清晨以及山上的迷雾、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轮船、接吻等等……（注：［俄］契诃夫：《带小狗的女人》，载《契诃夫小说全集》（第10集），260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3）古罗夫在彼得堡找到安娜之后，两人便每两三个月在莫斯科的旅馆幽会。古罗夫为自己的婚外偷情寻找到了新的行为动机。他想，每个人都有着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用伪装来遮盖真相的外衣；另一种生活则是在暗地里进行的，真诚地去做而没有欺骗自己的感情。小说接着写道：
他（古罗夫）根据自己来判断别人，就不相信他看见的事情，老是揣测每一个人都在秘密的掩盖下，就像在夜幕的遮盖下一样，过着他的真正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个人的私生活都包藏在秘密里，也许，多多少少因为这个缘故，有文化的人才那么恓恓惶惶地主张个人的秘密应当受到尊重吧。（注：同上书，265页。）
（4）与安娜在莫斯科的旅馆幽会时，古罗夫发现自己生平第一次真正地爱上了一个女人，于是，古罗夫有了改变自己婚姻现状的行动意向，因而产生了修正其原有行动目标的*。小说写道：
直到现在，他（古罗夫）的头发开始白了，他才生平第一次认真地、真正地爱上一个女人。（注：同上书，266页。）
由此可见，作者没有简单地叙述古罗夫与安娜之间发生婚外情的事件经过，也没有从行动目标上叙述古罗夫是如何从一个寻找婚外性伙伴的情场老手变为痴情的婚外恋人并试图改变自己的婚姻现状，而是抓住了古罗夫的行为动机，并从行为动机的转折中揭示其行为目标变异的内在依据。与安娜在雅尔塔的相识和一夜情，唤醒了古罗夫内心深处对人的尊严的渴望，并产生了关心和同情他人的意愿。于是，作者主要从情绪和观念两个方面为古罗夫的行为动机引入变化的动因，使他由最初的满足婚外性欲需要变为婚外恋式的情爱追求。首先是情绪层面上带来的动机变化，回到莫斯科的家以后，古罗夫原本想要忘掉安娜，然而在雅尔塔与安娜相处的日日夜夜却一直萦绕在他的眼前，如饥似渴的思念情绪迫使他不得不去彼得堡找安娜；其次是观念层面上带来的动机变化，与安娜在莫斯科旅馆幽会后，古罗夫为自己的婚外幽会找到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理由。他认为，公开生活是虚伪的，而隐秘生活却是真实的，所以，有文化的人会尊重个人的隐私。这样，婚外恋情的秘密幽会便绕开了社会正统道德观念的质疑，被置换成应受文化人尊重的隐秘生活，进而在行为动机上获得了合理性。而到小说结尾时，古罗夫也产生了想与安娜结婚的念头，追求“一种崭新的、美好的生活”，一种建立于互相尊重与真实爱情基础之上的婚姻关系。因此，在叙述古罗夫在雅尔塔公园认识牵小狗的女人安娜的故事中，作者通过古罗夫的婚外情行为动机的两次变化，促成他的行动目标也由最初的寻找婚外性伙伴变为试图改变现有的婚姻状况。
3.用激活主人公深层动机的方式展示其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小说人物的动机与目标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物的行动目标涉及载体与标的两个方面，其中，行动目标的载体是指目标所依托的媒介，比如，爱情的目标载体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以及现实或想象中的爱慕对象；行动目标的标的是目标所指向的内容，比如，爱情、友谊等的对象化愿景。另一方面，人物的行为动机也具有结构性层次，往往表现为一个与肉体相关的、偶发的表层动机和一个与灵魂相关的、持续的深层动机。因此，作者不仅可以表现主人公行为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矛盾，而且可以将主人公的行为动机区分出深层动机与表层动机，进而用激活主人公深层动机的方式展示其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主人公于连的人生*是身份钻营，他试图通过挤入法国的上流社会来改变自己的低微身份。然而面对严酷的现实生活，于连只得凭借着年轻、英俊和良好的文学修养等个人特长，通过当家庭教师和私人秘书的方式，从上层社会的女性人物那里找到通往人生目标的途径。所以，在于连与市长夫人和侯爵女儿的情爱关系上，作者为于连的人物行为分别设计了一个行动目标与两个行为动机。一个行动目标是占有，而具体的标的则因目标载体的不同而有所区别：在市长夫人那里是身体占有，而在侯爵女儿那里则是拥有婚姻。两个行为动机，一个是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另一个是身份钻营的深层动机。司汤达的基本做法是，在于连的表层动机的男女情爱与行动目标（身体占有或拥有婚姻）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中，通过激活其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而使于连找到人物行动的驱动力量，进而表现于连的人物行动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戏剧性矛盾冲突。
（1）在于连与市长夫人德·瑞那的情爱关系上，表现于连的行为动机与身体占有（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在小说的上卷第九章“乡间一夜”中，作者通过于连与市长夫人在后花园握手的事件，表现于连的行为在动机与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夏日之夜，于连和市长夫人，以及市长夫人的女友德尔维尔夫人一起，坐在市长夫人家的后花园里聊天。当时，于连想借助夜色偷偷地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却又怕市长夫人的拒绝。小说写道：
城堡的时钟已敲过九点三刻，他（于连）还是不敢有所作为。于连对自己的怯懦感到恼怒，暗自决定：“十点钟声响过，我得做我一整天里一直向自己保证要在晚上做的事。否则我就回到房间，一枪打碎自己的脑袋。”
在焦炙的等待中度过了最后的时刻。于连由于过度紧张，精神几乎崩溃。终于，他头顶上的时钟敲响了十点。这生死攸关的钟声，每一下都在他心中回荡，使他不由得心惊胆战。
最后一记钟声余音未了，他便伸出手去，一把握住了德·瑞那夫人的纤手。但她立刻抽了回去。于连连自己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又握住了她的手。虽然激动不已，他握住的那只冰也似的手还是令他吃了一惊。他使劲地握着。德·瑞那夫人曾最后一次试图把手抽回，但那只手还是留在了他的手里。
于连的心中涌动着幸福的暖流，不是因为他爱德·瑞那夫人，而是一次可怕的折磨终于结束了……（注：［法］司汤达：《红与黑》，59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最初，于连想要偷握市长夫人之手，然而在实施这个身体占有的目标时，于连却迟迟不敢动手，原因在于，当时的他正沉迷于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之中，却又无法以情人的方式去偷握德·瑞那夫人的手。但是，当于连把自己的行动时间设定在时钟敲响十点之后时，实际上激活了潜藏在于连深层动机之中的身份钻营*，所以，于连才有勇气去握住德·瑞那夫人的手，并最终涌动起幸福的暖流。由此可见，于连起初的心理矛盾表现为男女情爱的表层动机与身体占有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矛盾，后因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的觉醒，才使他鼓足勇气，并完成了身体占有的行动目标。
（2）在于连和侯爵女儿玛蒂尔德的情爱关系上，表现于连的行为动机与拥有婚姻（行动目标）之间的戏剧性冲突。由于家庭背景和社会身份上的悬殊差异，作者采取了反向施受的方式，让侯爵女儿主动向于连发出情爱和婚姻的诉求。但是，对于自己能否成为侯爵女儿的情人，是否能与这位贵族小姐并肩踏入婚姻的殿堂，于连本人却一直处于怀疑和犹豫之中，甚至当侯爵女儿来信约于连午夜一点钟爬进她的卧室时，于连还在怀疑这是一场阴谋。在小说的下卷第十五章“莫非是个圈套”中，作者写道：
“如果这不是圈套，那她为我干出的事也太疯狂了！……如果这是愚弄，那么，先生们，是否把事情闹大，那就全在我了，我可不是让他们随意耍弄的。
但要是我一进去便被他们捆住了胳膊怎么办呢，他们可能已经装了什么巧妙的机关！
“这像是一场决斗，”他（于连）笑着自语道，“我的剑术教师说过，有进招就有破招，但是仁慈的天主希望有个了结，就让两个人中的一个忘记招架。再说，我有东西回敬他们。”他从口袋里掏出两把手枪，尽管火药还有效，他还是换上了新的。（注：［法］司汤达：《红与黑》，361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侯爵女儿写信约自己午夜爬进她的卧室，于连怀疑是一个阴谋，因而内心十分矛盾。这显然是个机会，侯爵女儿主动向于连伸出了爱情的橄榄枝，于连可以通过与侯爵女儿的婚姻而跻身法国的上流社会，进而实现于连内心深处的身份钻营动机。但是，身为贵族小姐的玛蒂尔德为何要向木匠儿子出身的于连主动示爱呢？如此悬殊的社会身份又怎么可能喜结良缘呢？于连思前顾后，无法在男女情爱的行为动机与拥有婚姻的行动目标之间获得平衡。于是，作者从于连的深层动机中找到了身份钻营的*冲动，与侯爵女儿的半夜约会不只是男女情爱的行为，而是于连试图通过与贵族小姐玛蒂尔德的婚姻来摆脱自己的平民身份、踏入贵族社会的难得良机。因此，即使是个圈套，于连最终还是下定决心前去赴约，甚至把半夜赴约视作一场决斗。
值得注意的是，于连与市长夫人德·瑞那和侯爵女儿玛蒂尔德之间的行动目标诉求不同，前者是身体占有，后者则是拥有婚姻，但是，作者都是通过激活潜藏在于连深层动机中的身份钻营动机，并使之取代或者说掩盖其表层动机中的男女情爱的意欲，进而找到了真正的行为动机，并最终采取了行动。因此，在于连的行动结构中，作者不仅表现了于连的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之间的矛盾，更是揭示了于连的表层动机与深层动机之间的矛盾，以及由深层的行为动机驱使于连行动的内在动力机制。
二、人物行动的目标与路径
在人物的行动结构中，行动的目标不仅受其行为动机的支配性影响，也时常受制于人物行动路径的干预。在人物行动的目标与路径上，作者既可以表现人物的行动目标与行动路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能够将其表现为不同的人物行动在行动路径和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矛盾。由于人物的行动路径是指人物在实现其行动目标过程中所需要的条件，主要涉及人物行动的方式和条件两个方面。因此，作者可以用人物行动路径中的行动方式和行动条件这两个变量参数，设置人物行动的目标与路径之间的戏剧性矛盾。
1.因不同的行动方式而设置人物间行动的结构性矛盾
在行动目标相同的语境下，因不同的行动方式设置人物间行动的结构性矛盾，是作者设计人物行动的目标与路径之间结构性矛盾的基本策略。
例如，在小说《边城》中，大老天保与二老傩送的行动目标是相同的，两人都想娶翠翠为妻。但是，作者却设置了“车路”与“马路”两种求婚的行动方式，兄弟两人为此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对话场景。那天，在王团总的新碾坊里，二老向哥哥表示，自己不想为了眼前这座碾坊而娶王团总的女儿，并且，早在两年前他就有了娶老船夫孙女翠翠的想法。大老说起自己走了“车路”，托杨马兵向老船夫做媒，却得不到结果。老船夫说，走“马路”的话，得在碧溪岨对溪高崖上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把翠翠的心唱软。二老听后说：
“这并不是个坏主张！”
“是呀，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件事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鬼知道那老人家存心是要把孙女儿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
“那你怎么样？”
“我想告那老的，要他说句实在话。只一句话。不成，我跟船下桃源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撑渡船，我也答应了他。”
“唱歌呢？”
“二老，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赶快去吧，我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注：沈从文：《边城》（汇校本），90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二老向哥哥说明自己心里是喜欢翠翠的，虽然父亲要给他娶王团总的女儿，但他情愿不要新碾坊的嫁妆，而去划渡船。大老也告诉弟弟，自己要娶翠翠，父亲已托杨马兵说媒了。二老听大老谈到老船夫说起的“马路”方式后，就提议兄弟两人到碧溪岨对溪高崖上轮流给翠翠唱歌，以“马路”方式决出胜负。大老因自己歌唱得不好而否定了这个唱歌对垒的提议。在后续情节中，二老提出由自己代哥哥唱时，大老却又改变了最初的想法，不要弟弟帮忙，自己硬着头皮也要去唱。那天晚上，兄弟两人同时去了碧溪岨，哥哥因自己的走“车路”占了先，便提出让弟弟先唱。然而弟弟一开口唱歌，哥哥即知自己不是对手，更不能开口唱了。所以，大老在唱歌对垒方面输给了二老。因此，大老和二老各自选择了追求翠翠的行动方式，并且，兄弟两人也向对方说明了自己的行动目标。尽管两人都知道只有一人可以迎娶翠翠，但谁也没有为此而剑拔弩张，也没有拱手相让。在这个小说场景中，二老主动出击，提议兄弟两人到碧溪岨对溪高崖上轮流给翠翠唱歌，以“马路”方式决出胜负。大老先是不愿意，后见二老提出由自己代他唱歌时，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去唱。其结果自然是大老输给了二老。所以，在以唱歌的“马路”方式追求翠翠的行动路径上，二老通过诱逼大老接受自己的挑战而最终告捷。
值得注意的是，大老虽在以“马路”方式追求翠翠的行动路径上败下阵来，却并没有放弃以说媒的“车路”方式追求翠翠的行动。于是，作者通过两种不同的行动方式来表现兄弟两人在追求翠翠过程中的竞争性矛盾，不仅如此，作者还把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卷入了这一矛盾之中，进而衍生出相关人物间的结构性矛盾。一方面是老船夫与翠翠之间的沟通性矛盾，翠翠真心喜欢二老却又羞于表达，造成老船夫在询问翠翠对大老求婚态度时产生了沟通性障碍；另一方面是二老父子与老船夫之间的误解性矛盾，熟谙水性的大老溺水而死后，二老父子也像城里的其他人那样，对此事感到蹊跷，甚至责怪起老船夫。因此，围绕着大老和二老在追求翠翠过程中的不同行动路径，作者在相关人物之间构筑起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进而在兄弟两人的行动结构中植入了戏剧性矛盾的叙事张力。
2.因不同的行动条件而设置人物行动的结构性矛盾
在人物行动路径的结构关系中，行动条件与行动方式之间虽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毕竟存在着区别。比较而言，行动条件是一种客观性的行动路径，往往受人物所处境遇的制约，而行动方式则是一种主观性的行动路径，通常是由人物的观点或态度所决定的。所以，在通过不同的行动条件设置人物行动的结构性矛盾时，作者应挖掘和表现人物行动路径中客观境遇方面的可变因素，以及由此与人物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于连在情爱与婚姻诉求的行动境遇上存在着差异。一方面，于连与市长夫人是婚外偷情的处境，市长夫人是个有孩子、有丈夫的少妇，于连是市长家的家庭教师，所以，于连只能通过占有市长夫人身体的目的来满足其身份钻营的动机；另一方面，于连与侯爵女儿则是情爱婚嫁的处境，侯爵女儿是未婚的贵族少女，倔强的个性和浪漫的爱情观念使她不愿与贵族公子相爱，进而走上平庸而乏味的爱情婚姻之路，却情愿向父亲手下的秘书、木匠的儿子于连抛出情爱与婚姻的橄榄枝，所以，于连可以通过与侯爵女儿成婚的目的来实现其身份钻营的动机。因此，这两种不同的行动境遇规定了于连实现其身份钻营过程中的行动条件，而于连也由此设定了不同的行动目标，与市长夫人德·瑞那方面的行动目标是身体占有，而与德·拉莫尔侯爵的女儿玛蒂尔德方面的行动目标则是拥有婚姻。可以说，作者正是通过这两种不同的行动境遇所规定的人物行动条件，在于连的行动路径上设置了一系列人物行动的结构性矛盾。
值得注意的是，于连在命运上的悲剧性结局源于这种因行动条件的差异而引起的矛盾与冲突，其导火线是市长夫人德·瑞那的匿名信。当时，在神修教士的胁迫下，德·瑞那夫人只好将神修教士起草的给德·拉莫尔侯爵的匿名信抄了下来，信中揭发于连曾为谋求社会地位而诱惑了一个软弱不幸的女人。这封匿名信彻底搅乱了于连在身份钻营上的两种行动路径，并危及于连与侯爵女儿的婚姻，封*了于连由此步入法国上流社会的身份钻营之路。所以，当于连从侯爵女儿手里拿到并看了这封匿名信后，他意识到，在自己苦心筹划的身份钻营之路上，德·瑞那夫人已从过去的协助者变为阻碍者。于是，于连决定行刺德·瑞那夫人。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于连从店里买了两把手枪，并装上子弹。教堂的钟声敲了三下，弥撒即将开始。小说写道：
于连走进维利埃尔的新教堂。深红色的窗帘遮住了教堂里所有的高窗。于连走到距德·瑞那夫人的凳子几步远的地方站住了。他觉得她正在虔诚地祈祷。看到这个他曾经深爱的女人，于连的胳膊不住地抖动，他无法实施自己的计划。“不能这样，”他对自己说，“我怎能下得了手呢。”
这时，辅弥撒的年轻教士摇响了举扬圣体的铃声。德·瑞那夫人低下头，披肩的皱褶几乎把她完全遮住了，于连难以认出是她了。他朝她开了一枪，没有打中；接着又开了一枪，她倒了下去。（注：［法］司汤达：《红与黑》，484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在行刺德·瑞那夫人时，于连的内心是犹豫的。因为德·瑞那夫人是于连深爱过的女人，并且，于连的身份钻营动机最初是通过对这个女人的身体占有来实施的。然而自从由家庭教师变为侯爵的秘书之后，于连的行动境遇发生了变化，他的行动目标也因其职业的变化而有所调整。所以，于连试图通过与侯爵女儿的婚姻来实现自己跻身法国上流社会的目标。显然，德·瑞那夫人的匿名信构成了于连在身份钻营之路上的障碍，于连不得不摆脱情感上的挣扎与犹豫，最终选择了朝德·瑞那夫人开枪。其结果是，于连因行刺市长夫人而被捕入狱，并被送上了绞刑架。
三、目标、动机、路径与人物行动的情感动作线
如上所述，目标、动机和路径是人物行动的结构性元素。如果用谓语动词“做”与情态词“要做”、“能做”等加以表述的话（注：［法］参见保尔·利科：《虚构叙事中的时间的塑形：时间与叙事》（卷二），75～8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人物行动“做”的结构便可以表述为：“要做”——行动目标、“为何做”——行为动机、“如何做”——行动路径三个方面。在人物行动“做”的结构中，人物行动的动机与路径是较为活跃的变量参数，往往充当了诱发、改变或驱使人物行动的策动力量。所以，作者可以从人物的行为动机（“该做”、“敢做”等）与路径（“能做”、“可做”等）的变化来配置人物行动“做”的结构模式。
笔者认为，作者可以通过简单模式与复杂模式，在人物行动的“做”与其行动的目标、动机和路径之间的结构性形态上设置人物的情感动作线。
1.简单模式
简单模式是指单一对应的人物行动的结构性组合模式。基本的方法是，作者通过人物的行为动机与行动目标的组合，或者人物的行动路径与行动目标的组合，在人物行动要素的单一配置中设计人物的情感动作线。
（1）人物行动的路径与目标组合的情感动作线。“能做”与“可做”是人物行动条件方面的规定，因而是人物行动路径（“如何做”）上的要素。作者可以将人物行动路径上的“能做”或“可做”与人物的行动目标（“要做”）组合成人物行动“做”的简单模式。
第一，“要做”与“能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改善人物行动路径上“能做”的主观条件，实现或推进人物“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项链》中，女主人公玛蒂尔德的行动目标是想按照自己的要求与丈夫一起参加舞会。起初，玛蒂尔德的丈夫把舞会请柬拿回家，请妻子一起去参加舞会。这本来是件令她高兴的事情。但是，作者却为玛蒂尔德设置了两个行动目标：一个是她要做一件自己在舞会上穿的礼服；另一个是她要佩戴首饰去参加舞会。这两个行动目标是玛蒂尔德的主观能力无法达成的。所以，玛蒂尔德用自己丈夫的积蓄定做了一件舞会礼服，并向自己的女友借了项链。也就是说，玛蒂尔德依靠外部力量的帮助才获得了“能做”的主观条件，这才心满意足地与丈夫一起去参加舞会。因而丢失项链后，玛蒂尔德只得为赔项链而借高利贷，后来又在还高利贷的过程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玛蒂尔德因爱慕虚荣而招致的不幸遭遇，作者给出了一个反讽式的故事结尾，即玛蒂尔德从女友那里得知，借给她的那条项链是假的。于是，读者突然发现，与她的女友相比，玛蒂尔德似乎有些许的天真和憨厚。
第二，“要做”与“可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改善人物行动路径上“可做”的客观条件，实现或推进人物“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作者为保尔与冬妮娅的相识设置了两次湖边巧遇的场景：第一次是湖边垂钓；第二次是湖边交谈。我们已经知道，在首次巧遇中，作者采取了反向施动的人物行动取向，由林务官的女儿冬妮娅主动地向出生于工人家庭的保尔发出交往的诉求。然而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起初是保尔因专心钓鱼而对冬妮娅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后来又因苏哈里科的捣乱，使冬妮娅没能实现与保尔交往的目标。于是，作者在后续的情节中引入了两人在湖边交谈的第二次巧遇。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以下五个叙事序列：
●冬妮娅看到保尔在湖中央游泳。
冬妮娅独自躺在湖边的草地上，听到湖面上传来的击水声，便拨开树枝，看见一个晒得黝黑的人在湖中央游泳。冬妮娅感到自己偷看男孩游泳不太礼貌，便看起维克多借给她的书。
●冬妮娅主动邀请保尔坐下来谈话。
冬妮娅突然发现保尔站在她面前，又见保尔难为情地准备走开，就请保尔在自己的身边坐下来，问他的姓名。保尔感到害羞，而冬妮娅却主动介绍自己的名字，两人开始攀谈起来。
●冬妮娅与保尔因对初次见面时发生的打架事件的看法不同而产生矛盾。
冬妮娅夸奖保尔上次与苏哈里科打架时的好身手，并提到维克多说保尔是打架大王。保尔生气地骂维克多仗着有钱而横行霸道。
●冬妮娅与保尔愉快而坦率地交谈。
冬妮娅将话题转移到保尔的家庭和工作等方面，使保尔打消要走的念头。保尔不再拘束，甚至向冬妮娅坦白自己因调皮而被学校开除的事情。两人在草地上坐着谈了好几个小时。
●冬妮娅与保尔之间自然而亲热的肢体接触。
保尔突然想到自己要上班去，便向冬妮娅道别。冬妮娅主动提议两人一起走，见保尔要赶时间，冬妮娅就提出两人比赛跑步。冬妮娅跑得很快，保尔追上冬妮娅时，用双手抓住冬妮娅的肩膀，冬妮娅仿佛无意地将自己的头悄悄倚在了保尔的身上。
在湖边交谈的场景中，冬妮娅不仅与保尔进行了友好的谈话，而且在保尔追上她并抓住她的肩膀时，她仿佛无意地将自己的头悄悄倚在了保尔的身上。这样，作者通过改善冬妮娅行动路径上“可做”的客观条件，终于使冬妮娅实现了与保尔交往的行动目标，并为冬妮娅与保尔的爱情发展铺平了道路。
（2）人物行动的动机与目标组合的情感动作线。“敢做”与“该做”是人物行动在主观条件方面的规定，决定了人物“为何做”的内在条件，因而是人物行为动机“为何做”的要素。作者可以将人物行为动机上的“该做”、“敢做”与人物行动目标“要做”组合成人物行动“做”的简单模式。
第一，“要做”与“该做”的组合。表现为，作者通过改变人物行为动机中“该做”的观点，调整或改变其“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羊脂球》中，羊脂球最初的行动目标是拒绝与普鲁士军官一夜性交易，其行为动机是出于对法兰西祖国的热爱和对自己的人格尊重。然而为了能使驿车通过普鲁士哨卡，同车的乘客都施展出各种伎俩，劝说羊脂球答应普鲁士军官的要求。于是，羊脂球原有的“该做”动机被逐渐消解了。作者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时段叙述的：
●在午饭的餐桌上，众人列举出许多古代的事例，借以阐述女人慷慨献身的意义。小说写道：
讲到最后，简直会叫你认为：女人来到尘世的唯一任务，永远是牺牲自己的肉体，没完没了地任大兵们为所欲为。（注：［法］莫泊桑：《羊脂球》，载《莫泊桑小说精选》，7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在晚餐席间，伯爵夫人与修女谈论起宗教方面的崇高事迹。小说写道：
她（伯爵夫人）继续问这位修女：
“这么说，嬷嬷，您是认为：只要目的正确，走哪条路天主都允许；只要动机纯洁，怎么做都能得到天主的谅解喽？”
“谁能怀疑这一点呢，夫人？一个仅就事实来看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往往只因出发点好的，就变成可歌可颂的事哩。”（注：同上书，74页。）
●第二天午后，伯爵挽起羊脂球的胳膊去散步，并以父辈的身份亲切地与羊脂球交谈。小说写道：
他单刀直入就触及问题的要害：
“这么说，您宁愿让我们在这里待下去，等普鲁士军队吃了败仗，跟您一样任凭他们宰割，也不肯将就一下，做一次您生活里经常做的事喽？”
羊脂球一言不答。（注：［法］莫泊桑：《羊脂球》，载《莫泊桑小说精选》，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在第一天的午饭餐桌上，羊脂球听到了众多有关女人献出自己身体的合理性事例。接着，第二天晚餐的时候，羊脂球又听到了伯爵夫人的宗教观念：只要动机纯洁，怎么做都能得到天主的谅解。最后，在第二天的午后散步时，伯爵又婉言劝解羊脂球，为了众人的利益而去做一次自己生活里经常做的事。于是，羊脂球终于招架不住了，她行为动机中的爱国热情和人格尊严的意识被消解了。尤其是伯爵夫人所散布的伪善的宗教观念，以及伯爵为众人的求情劝诱，迫使羊脂球改变了自己最初的行为动机，进而也背离了自己最初的行动目标，答应了普鲁士军官提出的一夜性交易要求。那一天的晚饭餐桌上，羊脂球一直没有出现。隔天早晨，羊脂球露面时，似乎有点心绪烦乱，面带羞色。大家仿佛没有看见她，也不认识她。然而“沉重的马车摇晃起来，旅行又开始了”（注：同上书，79页。）。
第二，“要做”与“敢做”的组合。表现为，作者通过改变人物行为动机中“敢做”的态度，清除其行动路径上的障碍，并最终实现“要做”的行动目标。
例如，在小说《红与黑》中，侯爵的女儿主动向于连写信示爱，并在信中约于连到自己的卧室会面。但是，玛蒂尔德毕竟是贵族家庭的女孩，与家境贫寒的于连之间有着悬殊的社会地位差异，并且，一位未婚的贵族少女主动给青年男子抛出爱情的橄榄枝也有悖于男女恋爱的惯习。所以，对于是否主动向于连写信示爱，侯爵女儿玛蒂尔德面临着“要做”与“敢做”之间的矛盾。当玛蒂尔德准备给于连写信时，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斗争。小说写道：
不管她（玛蒂尔德）对于连的好感到底从何时开始，反正这种感情很快就征服了从记事起，便一直蛰居于她心头的骄傲。这颗冷漠而高傲的心，还是第一次为情所倾倒。尽管爱情战胜了骄傲，但骄傲依然是难以摆脱的习惯。两个月来，内心的冲突和种种新奇的感受，可以说，改变了她的整个心态。
……
而现在，她竟开诚布公，直抒胸臆，主动（多可怕的字眼）给一个社会最底层的男子写信。
此事一旦败露，必将成为永久的耻辱。在她母亲的女友中，有谁敢替她辩解？又有哪种遁词能够抵御沙龙中可怕的耻笑呢？
……
她相信，于连对于贵族的血统毫无敬畏之感，对她更谈不上爱慕之情！
在这疑虑重重之际，女性的傲气倏然而生。“像我这样的女孩，自当有奇异的命运。”她烦躁地叫了起来。于是她这份在摇篮里便开始滋长的骄傲心里，便与道德礼教较上了劲……（注：［法］司汤达：《红与黑》，352～355页，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
作者详尽地叙述了玛蒂尔德给于连写信时的内心矛盾。虽然对于连的好感战胜了这位贵族少女的冷漠而孤傲的性情，但是，于连的家境贫寒和身份低微却还是让这位侯爵的女儿心存忧虑，她意识到，如果自己主动向于连示爱，一定会遭到上流社会的耻笑。经过激烈的观念冲突和情感挣扎之后，玛蒂尔德终于为自己主动给于连示爱找到了合理性：她应该有打破世俗的奇异浪漫的命运。于是，玛蒂尔德鼓起了采取行动的勇气，立刻动手给于连主动写信约会。
2.复杂模式
复杂模式是一种复合对应的人物情感动作线的结构形态。与简单模式不同的是，作者通过人物的行动目标与两个以上的行动路径的组合，或者与两个以上的行为动机的组合，在人物行动要素的复合配置中设计人物的情感动作线。
（1）在人物的行动目标与行动路径上，主客观条件之间组合而形成的人物情感动作线，即“要做”与“能做”、“可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消除人物行动路径上“能做”与“可做”的主客观条件方面的障碍，进而调整人物“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要做”的行动目标与“能做”、“可做”的行动路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冲突来设计人物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在小说《简·爱》中，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相爱和结婚是小说情节框架中的核心叙事线，因而也是作者为小说主人公设置的行动目标。但是，在叙述简·爱与罗切斯特由互生好感、互相爱慕至相爱结婚的过程中，作者却设置了一系列的障碍。除了罗切斯特比简·爱年长20岁外，这些人物行动路径上的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两人的社会身份差异所带来的“能做”上的障碍；二是罗切斯特妻子的存在所带来的“可做”上的障碍。最初，简·爱的自信和智慧赢得了罗切斯特的好感和信任，从而打消了两人因主仆身份差异所带来的阻碍，尤其当罗切斯特放弃了与贵族小姐的婚事，主动提出想要娶简·爱为妻之后，简·爱就接受了与罗切斯特结婚的行动目标。所以，作者主要是通过简·爱与罗切斯特克服两人之间的社会身份差异，消除了爱情婚姻路径上的“能做”障碍。但是，当简·爱发现罗切斯特的妻子后，就毅然提出要离开罗切斯特。当时，罗切斯特极力劝简·爱做自己的妻子，但实际是名义上的罗切斯特太太，小说写道：
他（罗切斯特）的声音和手都发抖了，他的大大的鼻孔又扩大了，他的眼睛发出亮光，然而我（简·爱）还是敢讲话：
“先生，你的妻子还活着，这是你今天早上还承认的事实。要是我像你所希望的那样跟你住在一块儿，那我就成了你的情妇。不这样说就是诡辩——就是虚伪。”（注：［英］夏洛蒂·勃朗特：《简·爱》，39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所以，罗切斯特家里有一个疯了的妻子，是简·爱与罗切斯特在相爱婚姻路径上的“可做”障碍，并直接导致简·爱改变其原有的行动目标，选择了离开罗切斯特。
总之，在简·爱与罗切斯特的爱情婚姻道路上，两人的社会身份差异是一种“能做”方面的障碍；而罗切斯特妻子的存在则是“可做”方面的障碍。作者最初是通过消除两人因社会身份的差异而造成的障碍，使简·爱与罗切斯特走进了婚礼的殿堂，接着，作者又通过罗切斯特的妻子在一场火灾中死亡的事件，扫清了两人在爱情婚姻道路上的最终障碍。所以，当简·爱回到桑菲尔德庄园，发现罗切斯特的妻子去世之后，她主动提出并最后实现了与罗切斯特相爱结婚的行动目标。
（2）人物行动的目标、路径与动机之间的组合而形成的人物情感动作线，即“要做”与“能做”、“该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消除人物行动路径上“能做”的障碍，确立“该做”的行为动机，最终选择其“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要做”的行动目标与“该做”的行为动机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来设计人物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在小说《牛虻》中，当蒙泰尼里以主教大人的身份来监狱探望被捕的牛虻时，牛虻向蒙泰尼里说出了自己是亚瑟的真实身份，蒙泰尼里非常震惊。然后，作者在蒙泰尼里与牛虻之间的对话中分别设置了两组“要做”的行动目标：
●牛虻“要做”的目标——要蒙泰尼里帮助自己越狱，放弃他上帝的信仰。
●蒙泰尼里“要做”的目标——帮助牛虻越狱后自*。
●牛虻“要做”的目标——要蒙泰尼里参与武装革命活动。
●蒙泰尼里“要做”的目标——坚守上帝的信仰，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处死。
在上述人物“要做”的四个行动目标中，最初，牛虻向蒙泰尼里提出了第一个行动目标，蒙泰尼里却不愿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所以他选择了第二个行动目标。显然，牛虻并不希望自己的父亲帮自己越狱后自*，所以，牛虻提出了第三个行动目标，要蒙泰尼里参与武装革命活动。但是，蒙泰尼里无法参与武装革命活动，因而不得不选择了第四个行动目标。因此，在人物“要做”的两组行动目标中，只有帮助牛虻越狱是蒙泰尼里“能做”的，也是两人可以共同达成的目标。但是，牛虻并不满足于自己越狱的目标。于是，这对亲生父子的争议焦点实际上已从行动路径上的“能做”，转移到行为动机上的“该做”问题。一方面，牛虻要蒙泰尼里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这是超出蒙泰尼里的行为动机中“该做”底线的，所以，蒙泰尼里无法接受这一行动目标；另一方面，蒙泰尼里提出自己帮牛虻越狱后自*，这也不是牛虻的行为动机中想要蒙泰尼里“该做”的，所以，牛虻也拒绝了这一行动目标。因此，作者通过两人在帮牛虻越狱的认同基础上，将矛盾冲突由两人的“能做”转移至“该做”的层面上，进而表现了两人在宗教信仰与武装革命抉择上的对立交锋。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牛虻与蒙泰尼里的狱中交谈时，作者巧妙地通过在人物的行动目标“要做”与行为动机“该做”之间的双向冲突，设置了人物行动的结构。一方面，帮牛虻越狱后自*，是蒙泰尼里“要做”的行动目标，却是牛虻“该做”的行为动机中所否定的；另一方面，帮牛虻越狱后一起参与武装革命活动，是牛虻希望蒙泰尼里“要做”的行动目标，却与蒙泰尼里“该做”的行为动机大相径庭。最终，两人选择了并非自愿却又不得不“该做”的第四个行动目标：蒙泰尼里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亲眼看着自己的亲生儿子被处死；而牛虻则坚持自己的武装革命信仰，用选择死亡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亲生父亲。因此，作者在两人对话结束时写道：
他们都沉默了，一种异样的沉默，那么长久，那么深沉，而又那么突如其来。在黄昏的灰色微光中，他们互相注视着，他们的心的跳动由于恐怖而停止了。
“你还有什么说的吗？”蒙泰尼里低声说，“还能给我任何——希望吗？”
“不。除了跟教士们战斗之外，生命对于我已毫无用处。我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把刀。如果你让我活下去，那你就得承认我们这些短刀。”
蒙泰尼里转身向着十字架。“上帝呀！听他说的话……”
他的声音消失在一片空虚的静寂中，毫无反响。只是牛虻身上那个嘲讽的魔鬼又醒过来了。
“对他喊…喊得响些呀，也许他是睡…睡熟了。”
蒙泰尼里像挨了打一样地惊跳起来。他站在那儿向前凝视了一会——然后在草荐边沿坐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哭泣了。牛虻不住地战栗，一身冷汗。他知道这一场哭是什么意思。（注：［爱尔兰］艾·丽·伏尼契：《牛虻》，30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
（3）人物行动的目标与动机、路径之间的组合而形成的人物情感动作线，即“要做”与“能做”、“敢做”或“该做”的组合。作者通过消除人物行动路径上“能做”的障碍，确立“敢做”或“该做”的行为动机，最终实现其“要做”的行动目标。也就是说，作者可以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敢做”或“该做”的行为动机与“要做”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来设计人物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例如，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叙述了主人公盖茨比试图与昔日情人黛西重温旧梦的故事。作者通过人物在“能做”的行动路径、“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与“要做”的行动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张力，设计盖茨比的人物行动“做”的复杂模式。
第一，作者为盖茨比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设置了“能做”的条件。小说采取了从故事中间写起的方式，将小说的初始情节设定在盖茨比已从一个穷中尉变为富豪，并在纽约市郊的长岛上盖了座豪华的大别墅，引得纽约城里的各界名流纷至沓来。
第二，作者为盖茨比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设定了“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小说通过一系列叙事序列来表现盖茨比主动地实施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诸如，盖茨比请尼克安排他与黛西会面；盖茨比请黛西去自己的别墅幽会；盖茨比亲口向汤姆挑明，黛西爱自己；盖茨比要黛西当面说自己从来没爱过丈夫；等等。而盖茨比之所以如此“敢做”，不仅因为他与黛西曾经相恋过，而且在于他始终怀着这样的“该做”动机：他深信黛西一直爱着自己，即使在她嫁给了汤姆之后。因此，盖茨比在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上拥有“敢做”和“该做”的行为动机。
第三，作者以隐含作者的声音揭示了盖茨比在要与黛西重温旧梦的行动目标“要做”上的致命症结。“了不起”的盖茨比怀着美好的理想、真诚的爱情和炽热的勇气，想要与昔日的恋人黛西重温旧梦，然而，他非但没有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理想，也没有找回五年前失去的爱情，却因黛西开车撞死人而被误*致死。更为可悲的是，黛西非但没有出席盖茨比的葬礼，还与丈夫一起去欧洲旅行了。显然，盖茨比的悲剧既不在于他的行为动机，因为他确实爱着黛西；也不在于他的行动路径，因为他确实有了迎娶黛西的物质基础；而在于他的行动目标上，因为他错误地把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寄托在了那个“话音里充满了金钱”的黛西身上。于是，小说便传递出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盖茨比的理想超出了黛西所能承载的，或者说，黛西无法理解盖茨比的理想，更不能与盖茨比一起实现和分享那个梦幻般的理想。
第四节 为主人公设计一条人物弧线
一般说来，人物弧线是指小说主人公在小说故事中呈现出的变化和转折的叙事曲线图。它通常起始于主人公在人生态度方面的情感包袱，而主人公的情感包袱会使其遭遇各种艰难曲折的困境，历经意想不到的磨难，最后的结局往往是：主人公挣脱情感包袱或战胜由情感包袱滋生的心魔而实现人生的成长或救赎，也可能是主人公因陷入情感包袱的陷阱或屈从心魔的蛊惑而迷失自我。因此，在为小说故事设计主人公的时候，作者不仅要考虑如何描述主人公的身体状貌、刻画主人公的气质性格；不仅要考虑如何为主人公配置其他角色、给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设置简单模式与复杂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要考虑如何给主人公设计一条起伏变化的情感动作线，一条植入了隐含作者叙述声音的人物弧线。也就是说，作者要从整个小说故事的进程中为主人公策划一条人物弧线，用来规划主人公变化或成长的基本路径。
根据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与主人公的人物弧线之间的叙事逻辑关系，我们将人物弧线分为三种类型：救赎型、迷失型、成长型。
一、救赎型
救赎型人物弧线是指作者顺着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的转折方向而设置的人物弧线，通常表现为，作者将人性向善的叙述声音藏匿于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中，并通过主人公的情感净化或灵魂升华等方式表征小说的叙事主题。
例如，在小说《少女小渔》中，严歌苓给主人公小渔设置了一个救赎型的人物弧线，其基本的行动路线图可以概述如下：
（1）在男友江伟的劝说下，22岁的小渔为了能获得在悉尼的居留权而与六七十岁的意大利老头在悉尼的移民局办了假结婚证，内心却对老头产生了厌恶和恐惧。
（2）因移民局上门来查，老头把小渔叫去同住，并吩咐原来的女伴瑞塔搬出自己的卧室，小渔为自己与老头的假结婚影响了老头与其原来女伴的关系而感到惭愧。
（3）看到老头以长辈的身份与自己相处，并在两人的交谈中流露出对自己的关心，小渔消除了原先对老头的恐惧感。
（4）瑞塔离开后，小渔主动关心起老头的生活和未来，并不顾男友江伟的劝阻，冒着风雨帮老头捡拾起撒落在地上的钞票。
（5）老头改变了原先的陋习而开始好好做人，小渔看着老头清早拎着提琴上街卖艺，心里十分感动，并消除了对老头的厌恶感。
（6）老头中风躺在家里的病床上，拿出火车月票让小渔带着行李离开。小渔接到男友一再打来的催促电话，却想多陪伴老头一会儿。临走时小渔对老头说道：“我还会回来看你……”小说接着写道：
“别回来……”他（意大利老头）眼睛去看窗外，似乎说：外面多好，出去了，干嘛还进来？
老头的手动了动，小渔感到自己的手也有动一动的冲动。她的手便去握老头的手了。
“要是……”老头看着她，满嘴都是话，却不说了。他眼睛大起来，仿佛被自己的不知天高地厚吓住了。她没问——“要是”是问不尽的。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
小渔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是”。
老头向里一偏头，蓄满在他深凹的眼眶里的泪终于流出来。（注：严歌苓：《少女小渔》，2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小说《少女小渔》叙述了小说主人公小渔在澳大利亚与比自己年长四十多岁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的故事。作者没有从故事的表面叙述小渔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的经过，以及在老头中风后离开的结局，而是为主人公小渔设置了一条人物弧线。最初，因男友的提议和介绍，小渔同意与比自己年长四十多岁的意大利老头假结婚。由此，作者为小渔预设了一个情感包袱：为了要获取在悉尼的居留权而与意大利老头假结婚，因而在假结婚仪式上对意大利老头产生了厌恶和恐惧的情绪。随后，作者主要从以下四个环节叙述了小渔与意大利老头相处过程中的情感变化：
●为自己的假结婚影响了老头与其原来女伴的关系而感到惭愧；
●见老头以长辈的身份与自己相处而消除了原先对老头的恐惧感；
●主动地关心老头的生活和未来；
●因发现老头改变了陋习而消除了对老头的厌恶感。
在人物情感变化的四个环节中，第二个和第四个环节是小渔的两大重要的情感转折点。前者是因消除了对老头的恐惧感而使小渔能主动地关心起老头的生活和未来；后者则是因消除了对老头的厌恶感而使小渔能在惜别病中的老头时心存牵挂。于是，一对陌生而荒诞的假夫妻最终却产生了两代人之间的真情意。因此，作者在小说的故事中嵌入了一条救赎型的人物弧线，并在主人公小渔的情感动作线中植入了隐含作者的人性向善的叙述声音，进而使小渔逐渐消除了对意大利老头的恐惧感和厌恶感，转而关心起老头的未来生活，临走时还牵挂着因中风而躺在病床上的老头。“要是你再多住几天就好了。要是我死了你会记得我吗？要是我幸运地有个葬礼，你来参加吗？要是将来你看到任何一个孤零零的老人，你会由他想到我吗？小渔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是’。”显然，小说中的这些设问已从小渔的内心独白滑向了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而作者通过小渔的点头答应来展示小说的救赎主题：主人公小渔在与意大利老头的假结婚生活过程中被激发出了善良的人性，终于摆脱了对老头的恐惧感和厌恶感，并像对待自己的亲人父辈那样关心和牵挂着老头。值得注意的是，小渔对意大利老头的情感转折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处于与意大利老头的人物互动关系之中。小渔能消除对意大利老头的恐惧感，是因为老头以长辈的身份与小渔相处；而小渔能消除对意大利老头的厌恶感，则是在于老头改变了陋习而好好做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关于少女小渔和意大利老头两人的情感与灵魂的救赎的故事。
二、迷失型
迷失型人物弧线是指作者逆着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的转折方向而设置的人物弧线。在迷失型的人物弧线中，小说主人公往往在追逐物欲、情欲、名利等世俗*的过程中执迷不悟，最终失去自我并受到惩罚，但作者对此并不会采取简单而粗暴的指责或批判，而是细致耐心地挖掘并展示主人公迷失自我的缘由，质疑其为世俗*所困的行动选择，进而传递出隐含作者的人文关怀。
例如，在小说《色·戒》中，张爱玲为小说主人公王佳芝设置了迷失型的人物弧线。小说的情节起始于王佳芝借口离开易先生的家后，在咖啡馆与上海地下组织工作者电话联系暗*汉奸易先生的行动，而小说的结尾则叙述了当天晚上易先生在自己的家里暗想着王佳芝等暗*组织的人员都被抓捕并执行枪决。由于人物弧线是作者在小说故事时间顺序中预设的小说主人公的行动路线图，因此我们要从还原小说故事的意义上将王佳芝的人物弧线概括为以下七个基本的叙事序列：
（1）在港大读书时，王佳芝被推举为暗*汉奸的美人计主角，并结识了汉奸易先生及其妻子。
（2）因用美人计暗*汉奸的行动计划需要，王佳芝与暗*组织的成员梁闰生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却懊悔起来，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得了性病。
（3）转学上海后，王佳芝参与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暗*汉奸易先生的计划，并谎称自己来上海跑单帮，说服易太太留她住进了他们的家。
（4）住进易先生家后，易先生曾两次带王佳芝去外面的公寓从事性活动，使王佳芝感到像洗了个热水澡那样舒爽。
（5）最后一次实施暗*易先生行动的那天，王佳芝借口离开易先生家，与上海地下工作者用电话布置了当天暗*易先生的行动计划，而在咖啡馆等易先生时，王佳芝却感到自己像在演戏，并回想起自己两年多来参与暗*汉奸行动的经过。
（6）在珠宝店里，王佳芝戴上了易先生为她挑选的六克拉的粉红钻戒，突然感到自己有点爱上了易先生，甚至误以为易先生也爱上了自己，于是便低声提醒易先生快逃离。
（7）易先生逃离珠宝店后，下令把王佳芝等暗*组织的成员都抓捕起来，并在当晚统统执行枪决。
小说《色·戒》叙述了女大学生王佳芝参与暗*汉奸计划而终告失败的故事。作者浓缩了两年多时间里发生的小说故事，将小说情节设定在主人公王佳芝生命的最后一天，并且通过王佳芝的个人回忆追叙两年以来的事件。也就是说，作者主要用王佳芝的个人回忆在小说情节线上串联起主人公在人物弧线上的心路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巧妙地抓住了王佳芝的演戏经验，在小说情节上将她的当下感受与两年前往事的回忆连接起来。当时，王佳芝独自在咖啡馆等汉奸易先生前来一起去珠宝店给自己买戒指。她看到有个中年男子正在注意自己，便琢磨着自己给人的印象。小说写道：
她（王佳芝）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不过没人知道，出不了名。
在学校里演的也都是慷慨激昂的爱国历史剧……（注：张爱玲：《色·戒》，载《张爱玲作品集》，385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接着，作者叙述王佳芝回忆起两年前在香港大学参加暗*汉奸计划的往事。当时，王佳芝是校演剧团的当家花旦，被推选出来担任暗*汉奸的美人计的主角，并装扮成进出口商人麦先生的妻子。出于美人计暗*行动的考虑，王佳芝与暗*组织内有性经验的梁闰生发生了性关系，但事后却懊悔自己太傻。转学上海后，王佳芝参与了上海地下工作者暗*汉奸易先生的计划，并住进了汉奸易先生的家。易先生曾两次带她去外面的公寓幽会。王佳芝感到，每次与易先生在公寓里的性活动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由此可见，作者不仅以主人公的演戏经验为契机，在小说情节线上通过王佳芝的个人回忆交代两年前她在香港大学的往事，而且恰到好处地揭示了王佳芝对自己参加暗*汉奸计划的身份感——以演员的身份“在台上卖命”。
也许，王佳芝之所以会迷失自我而走上不归路，一个重要的原因便在于她没有意识到参加暗*汉奸计划的行动意义，或者说她没有为此抉择做好准备。所以，以演员在舞台上演戏的态度参与暗*汉奸计划，实际上是作者给王佳芝设置的一个情感包袱，使她无法直面暗*汉奸计划的严肃性和危险性。并且，作者在王佳芝迷失自我的心路历程中设置了两个核心的转折环节：
●王佳芝在咖啡馆等易先生时的色欲迷失。王佳芝想到自己曾因美人计的暗*计划需要而与梁闰生发生了性关系，事后却懊悔起来，但与易先生在公寓里的两次性活动却给她留下了从未有过的舒爽感觉。
●王佳芝在珠宝店接受汉奸易先生给自己买戒指时的物欲迷失。王佳芝看着易先生已为自己预定了六克拉的粉红钻戒，终于不敌物欲的诱惑。小说写道：
那，难道她（王佳芝）有点爱上了老易？她不信，但是也无法斩钉截铁地说不是，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
从十五六岁起她就只顾忙着抵挡各方面来的攻势，这样的女孩子不大容易坠入爱河，抵抗力太强了……（注：张爱玲：《色·戒》，载《张爱玲作品集》，39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
“因为没恋爱过，不知道怎么样就算是爱上了。”这句话已不再只是王佳芝的内心独白，而是作者通过全知叙述者的讲述方式表露出隐含作者的干扰性叙述声音。也就是说，作者通过全知叙述者的这句话揭示了王佳芝将要走向不归之路的深层缘由：正是因为王佳芝没有真正恋爱过，所以，她对自己与易先生之间的私人情感产生了错误的感受和理解，进而向易先生泄露了暗*计划，使她从一个暗*汉奸易先生的执行者蜕变为叛变者。从表面上看，王佳芝的蜕变似乎是一念之差，然而当我们从王佳芝的人物弧线中找出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后，不难看出，作者实际上叙述了王佳芝的蜕变过程中所蕴涵的内在逻辑。她用像演戏一样的态度参与暗*汉奸计划，这一行为动机使王佳芝在参加暗*汉奸的活动中背上了情感包袱；为了暗*计划而与他人发生没有爱情的性活动，这一行为结果又在王佳芝的初次性爱经验中烙上了无法弥补的伤痕印记。所以，王佳芝在汉奸易先生的色欲和物欲的诱惑下迷失了自我，从一个爱国而清纯的女大学生最终成为暗*汉奸行动中的牺牲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采用迷失型的人物弧线，通过全知叙述者以质疑和惋惜的反思性话语方式，传递出隐含作者对王佳芝的悲剧性结局的人文关怀：王佳芝没有做好准备却参加了暗*汉奸计划，没有真正恋爱过却发生了性活动，以至于在易先生的色欲和物欲面前迷失自我，甚至把原本要暗*的汉奸易先生误认为是自己的情人。显然，全知叙述者的反思性叙述话语中所蕴含的隐含作者的人文关怀叙事意向，与王佳芝在小说故事中的人物弧线的转折方向恰恰构成了一种相反的取向，而这其实便是小说《色·戒》的叙事主题。
三、成长型
成长型人物弧线是指作者在叙述声音的同构互动中配置主人公的人物弧线。在成长型人物弧线中，作者总会在小说主人公的情感动作线中引入两种对峙、矛盾乃至冲突的叙述声音，进而呈现主人公曲折而耐人寻味的人生成长历程。其同构互动的方式是，作者在故事层面上为小说主人公预先设定情感包袱，并通过在小说话语层面上的干预或引领等方式逐渐地加以破解，使主人公能够克服障碍，挣脱情感包袱，战胜心魔，实现人生的成长。
1.干预式
干预式人物弧线是侧重于根据小说主人公成长过程中的干扰力量而配置的人物弧线。年幼、无知、天真或性格缺陷等原因使主人公背上了某种情感包袱，作者通过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加以干扰，并迫使主人公自觉或不自觉地放下原初的情感包袱，进而在主人公的成长进程中形成了干预式的人物弧线。
例如，在小说《边城》中，作者用干预式人物弧线设计了主人公翠翠的成长历程。我们已经知道，这部小说的情节主要叙述了小说故事中第三个端午节所发生的事情，而前两个端午节中翠翠与二老、大老的初次见面是用追叙方式叙述的。并且，作者将主人公翠翠的人物弧线也主要设置在小说故事的第三个端午节，即小说的第七部分之后。我们可以将翠翠的人物弧线的路线图概括为以下八个叙事序列：
（1）翠翠虽长大成人了，却不愿离开孤独的祖父。
第三个端午节前夕，翠翠不愿一个人去顺顺家看端午节的划龙船比赛，所以对自己的祖父说“我走了，谁陪你”，而老船夫却想的是翠翠总有一天要嫁人离开自己，口上虽然答道“你走了，船陪我”，心里却因“翠翠长大了”的种种变化而心事重重，翠翠喜欢看新嫁娘，喜欢听新嫁娘的故事，喜欢用野花插在头上打扮，喜欢听人唱歌，并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
（2）翠翠因羡慕渡船的新嫁娘而看走了神。
端午节的那天清晨，老船夫去了城里，翠翠一个人拉渡船。一对母女上船之后，翠翠好奇地打量起来。女孩身上的新衣服和新油过的皮钉鞋表明她是个新嫁娘，当翠翠看到女孩手上戴着一副麻花绞的银手镯时，心里不禁羡慕起来，并看着走了神。只是在母女俩离船上岸要翻过小山时，翠翠才回过神，赶忙跑上去，把刚塞进自己手里的钱还给那位母亲。
（3）翠翠听人谈论顺顺为二老与王乡绅的女儿筹办婚事的消息而感到心烦意乱。
因二老的邀请，翠翠随老船夫一起来顺顺家的吊脚楼里看端午节划龙船比赛。老船夫离开后，翠翠听屋里的人议论顺顺要为二老与王乡绅的女儿办婚事，心里有点乱。出屋寻找小黄狗时遇见二老，却没搭理二老的问话，心里却回想着刚才在屋里听到王乡绅用碾坊为自己女儿陪嫁的事情。小说写道：
翠翠到河下时，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分明的东西。是烦恼吧，不是！是忧愁吧，不是！是快乐吧，不，有什么事情使这个女孩子快乐呢？是生气了吧，——是的，她当真仿佛觉得自己是在生一个人的气，又像是在生自己的气。（注：沈从文：《边城》（汇校本），77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9。）
（4）老船夫告诉翠翠，有人为大老想娶她而正式提亲，翠翠口上不作表态，心里却只想哭。
那天，翠翠正在屋门前剥豌豆时，杨马兵受顺顺之托带了礼物前来为大老与翠翠的婚事向老船夫提亲。杨马兵走后，祖父告诉翠翠来人是为大老说媒的。听着祖父的劝说，翠翠不作声，心中却只想哭。
（5）祖父正忙着给人渡船，翠翠独自坐在暮色中感到凄凉和害怕，甚至哭了起来。
黄昏后，翠翠独自一人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传来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儿薄薄的凄凉。翠翠恍惚中害怕起来，便招呼祖父把船拉过来。祖父嘴里答应着，却还是忙着给人渡船。翠翠望着溪面上笼罩的暮色，便独自坐在悬崖上悲伤地哭了起来。
（6）老船夫问翠翠如果二老用唱歌的方式来向她求婚怎么办，翠翠害羞地不回答，却坐在岩石上，似乎在月光下静候着从对溪高崖上传来二老的歌声。
那天夜晚，翠翠在睡梦中听到对溪高崖上传来的美妙歌声。第二天，翠翠把那个甜美的梦告诉祖父。晚上，老船夫问翠翠，有人为大老来提亲，你不愿意，如果二老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翠翠害羞地不回答，一个人坐在岩石上，“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
（7）大老溺水死亡后，翠翠从祖父那里得知二老为此责怪他们两人，心里很乱，之后又躲避二老父子。
端午节后的初十七那天，祖父告诉翠翠大老真的死了，二老为此生气。祖父给人叫去渡船后，翠翠坐在屋角的稻草上，心里很乱，久等不见祖父回来，就哭起来了。后来，翠翠见二老父子来渡船，便吃惊地向山竹林里跑掉了。
（8）老船夫病逝，翠翠为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痛哭，并在杨马兵的陪伴下期待着二老回家后的迎娶。
雷雨交加之夜过后，翠翠发现屋外的白塔被冲毁了，回到家又见祖父死了，便大哭起来。顺顺和杨马兵等人闻讯后，前来帮助翠翠办理老船夫的葬礼。杨马兵因翠翠一人孤单害怕而留下来陪她，并将二老的唱歌、大老的死，以及二老意在娶翠翠却因赌气而离家等事情告诉翠翠。翠翠听从杨马兵的建议，等二老回家迎娶。
由此可见，在小说第七部分的起始之处，作者用含混的手法为翠翠的人物弧线预设了一个原初的情感包袱：虽然长大了，总有一天要出嫁，但翠翠却不愿离开孤单的祖父。也就是说，不愿出嫁而离开孤单的祖父，是作者为翠翠预设的一个情感包袱。随后，作者通过翠翠的内部心理变化与外部生活境遇两方面的干扰力量逐步地解开了这个预设的情感包袱。
第一，人物心理变化的内部干扰力量。作者主要通过三个叙事序列来叙述成长中的少女在心理和情感上的诉求，以及由此促使翠翠在内心深处对恋爱婚嫁的向往：
●叙事序列之（2），翠翠因羡慕渡船的新嫁娘而看走了神，表现翠翠对女孩婚嫁时穿着佩戴的好奇。
●叙事序列之（5），翠翠因黑夜和孤独而感到凄凉和害怕，暗示翠翠渴望获得情感上的伴侣。
●叙事序列之（6），翠翠坐在月下的岩石上静候着从对溪高崖上传来二老的歌声，暗示翠翠对二老的爱慕。
在少女成长心理的自然变化过程中，作者叙述了翠翠向往婚嫁时女孩身上的服饰佩戴，渴望情感上的依托，希望听到恋人的歌声。正是这些从主人公的潜意识话语中表现出来的微妙而朦胧的心理变化，逐渐地消解着翠翠原初的情感包袱。
第二，人物生活境遇的外部干扰力量。作者主要通过四个叙事序列叙述了翠翠成长境遇中的干扰和挫折，并最终摆脱了原初的情感包袱：
●叙事序列之（3），翠翠因二老与王乡绅的女儿筹办婚事而感到心烦意乱，表明翠翠潜意识中朦胧的少女婚嫁意愿遭受意外的干扰。
●叙事序列之（4），翠翠因大老的媒人向祖父提亲而心里只想哭，暗示翠翠不愿嫁给大老而离开孤单的祖父。
●叙事序列之（7），翠翠因二老为大老之死责怪祖孙两人而躲避二老父子，表明翠翠以回避和沉默的方式摆脱来自宿命观念的外在压力。
●叙事序列之（8），老船夫病逝，翠翠为失去唯一的亲人而痛哭，并期待着二老回家后的迎娶，表明翠翠因祖父的过世而伤心痛哭，却期待着二老的回家迎娶。
总之，在小说的故事层面上，作者预设了翠翠的情感包袱：不愿因出嫁而离开孤独的祖父，而在小说的话语层面上，作者植入了隐含作者的干预式叙述声音，一是通过翠翠在少女年龄成长方面的心理变化；二是通过翠翠在现实生活方面遭遇的各种外部压力，迫使翠翠不得不摆脱其情感包袱，而祖父的病逝更是无情地破灭了翠翠想要陪伴祖父的最初愿望，于是，在小说结尾，翠翠等待着二老来迎娶自己，憧憬着向往已久的爱情婚姻。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过主人公无法掌控的内部干扰与外部干扰构建的干预式人物弧线，使翠翠的爱情故事弥漫着某种无奈而感伤的叙事意味。
2.引领式
引领式人物弧线是侧重于引导小说主人公成长而设置的人物弧线。它通常适用于叙述小说主人公面临并挣脱一个又一个情感包袱而实现人生成长的故事。所以，与干预式人物弧线不同的是，它要求作者为小说主人公设置一系列的情感包袱，并借助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的引导而逐一破解，进而引领主人公的人生成长。
例如，小说《红楼梦》主要叙述了主人公贾宝玉在大观园里历经情感生活的磨砺和遭遇现实婚姻的挫败而最终出家为僧的故事。作者为宝玉的情感动作线设置了一条成长型的人物弧线，使宝玉在面对和破解一个又一个情感包袱的过程中完成了人生的觉悟和成长。我们可以从小说故事中找出12个与宝玉人生成长过程中的情感包袱相关的叙事序列：
（1）宝玉恳求袭人留下陪自己一辈子，因而产生了儿女情缘的情感包袱。
袭人从娘家回来后，想借机治一下宝玉的任情恣性，便向宝玉说起家人要赎她回去。宝玉闻讯后满面泪痕，并发誓自己今后会听从袭人的规劝，只要袭人能留下来。小说写道：
只求你们同看着我，守着我，等到自己化成了飞灰——飞灰还不好，灰还有形有迹，还有知识，等我化成一股轻烟，风一吹便散了的时候，你们也管不得我，我也顾不得你们了。那时凭我去，我也凭你们爱那里去就去了……（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2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听了黛玉和宝钗的南禅机锋，宝玉放弃了断情绝义的念头，因而没能用正确的方式摆脱儿女情缘。
黛玉与湘云为宝玉使了一个眼色而闹矛盾，宝玉试图劝说调解却夹在两人之间而受气，想到《南华经》上的话和“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戏文中“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唱词，不禁为自己的委屈大哭起来，并写下了一个“生死无挂碍”的偈子。黛玉来怡红院见后，拿回去与湘云看，第二天又给宝钗看，于是三人一起来怡红院，黛玉和宝钗以南禅的机锋向宝玉发难，宝玉自认两人知觉在先，自己不应自寻烦恼。小说写道：
宝玉自以为觉悟，不想忽被黛玉一问，便不能答；宝钗又比出语录来：此皆素不见他们能者。自己想了一想：“原来他们比我的知觉在先，尚未解悟，我如今何必自寻苦恼。”想毕，便笑道：“谁又参禅，不过一时玩话罢了。”（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2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听了黛玉念诵的葬花词，宝玉对世间的美好东西终将消失而深感无奈和悲伤，因而有了世间情缘的情感包袱。
宝玉怀里兜着落花来花冢葬花，却听到黛玉念诵的葬花词中有“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之句，不觉恸倒在山坡之上。小说写道：
试想林黛玉的花颜玉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人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便可解释这段悲伤……（注：同上书，290页。）
（4）宝玉首次正式向黛玉表示爱意，并消解了黛玉的误会，因而产生了恋人情缘的情感包袱。
当时，宝玉向黛玉说自己一向用心相待，却总遭黛玉的冷遇，也不知自己错在何处。黛玉听后不觉滴下眼泪。宝玉继续说道：“（我）就是死了也是个屈死鬼，任凭高僧高道忏悔，也不能超升，还得你伸明了缘故，我才得托生呢。”（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2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于是，黛玉说起昨天自己被关在怡红院门外的事情，经宝玉解释，黛玉笑着叫宝玉好好教训一下那些姑娘们。
（5）宝玉无意中两次当着黛玉的面说：“你死了，我做和尚去。”
宝玉因贾母要张道士给自己娶亲而怄气与黛玉争吵后，经袭人的劝说而主动去潇湘馆向黛玉赔礼。宝玉听黛玉赌气地说自己要回家去，因而笑道我跟了你去。黛玉说：“我死了呢？”宝玉道：“你死了，我做和尚去。”林黛玉一闻此言，登时将脸放下来，问道：“想是你要死了，胡说的是什么！你家倒有几个亲姐姐亲妹妹呢，明儿都死了，你几个身子去做和尚？明儿我倒把这话告诉别人去评评。”宝玉自知这话说的造次了，后悔不来，登时脸上红涨起来，低着头不敢则一声。（注：同上书，319页。）后来，黛玉来怡红院，见袭人在哭泣，而宝玉也因与晴雯斗嘴而在一旁流泪，便向袭人询问事由。袭人赌气地说：“死了倒也罢了。”黛玉笑道：“你死了，别人不知怎么样，我先就哭死了。”宝玉笑道：“你死了，我作和尚去。”袭人笑道：“你老实些罢，何苦还说这些话。”黛玉将两个指头一伸，抿嘴笑道：“作了两个和尚了。我从今以后，都记着你作和尚的遭数儿。”宝玉听了，知道是他点前日的话，自己一笑也就罢了。（注：同上书，330页。）
（6）宝玉在午睡的梦话中呵斥和尚道士说的金玉姻缘。
宝玉午睡时，宝钗一人坐在床边做起袭人留下的针线活，正巧被路过怡红院的黛玉从窗外看见。湘云拉着黛玉去找袭人。不久，宝玉在梦中喊骂：“和尚道士的话如何信的！什么是金玉姻缘，我偏说是木石姻缘。”（注：同上书，383页。）
（7）宝玉悟出人生情缘各有分定的道理，因而感悟到恋人情缘与女儿情缘的区别。
在梨香院里，宝玉见贾蔷买了鸟雀逗龄官高兴，却因龄官的一句气话而将鸟雀放走了。当贾蔷想去请医生为龄官治病时，龄官却不忍心贾蔷走到毒热的太阳下面。宝玉亲眼目睹这一切之后，方才明白龄官曾在蔷薇花下划“蔷”字的深意，回到怡红院后对黛玉、袭人说道：“昨夜说你们的眼泪单葬我，这就错了。我竟不能全得了。”小说接着写道：
（宝玉）自此深悟人生情缘，各有分定，只是每每暗伤，不知将来葬我洒泪者为谁。此皆宝玉心中所怀，也不可十分妄拟。（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上卷），3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8）宝玉因听了紫鹃说黛玉要回苏州老家的谎话而犯病，纠结于儿女情缘（与紫鹃）与恋人情缘（与黛玉）之间。
紫鹃谎称黛玉明年将回苏州老家，并要把小时的礼物还给宝玉，宝玉听后受刺激而犯起病来。见宝玉的病情有所好转，神志也开始清醒，紫鹃就向宝玉招认黛玉要回苏州的话是自己瞎编的，并说出了编谎话的缘由，宝玉听后笑道：“原来是愁这个，所以你是傻子。从此后再别愁了。我只告诉你一句打趸儿的话：活着，咱们一处活着；不活着，咱们一处化灰化烟。如何？”（注：同上书，633页。）
（9）神志不清的宝玉被安排与宝钗结婚后，听宝钗说黛玉已死而昏厥，恍惚中去阴府找黛玉，宝玉的恋人情缘就此破灭。
宝玉揭开新娘的盖头，仔细认出新娘是宝钗，以为是在梦中，听袭人说自己娶的是宝钗后，吵着要找林妹妹去。后来，听宝钗说黛玉已死了时，宝玉昏厥过去，恍惚去了阴府找黛玉，却被阴司用一石子打回后惊醒，才发现是一场大梦。
（10）结婚之后，宝玉与宝钗依然在人生志向上互相抵牾。
见过甄宝玉后，贾宝玉大失所望，回家后对宝钗说不过是个禄蠹。宝钗抢白道：“……做了一个男人原该要立身扬名的。谁像你一味的柔情私意。不说自己没有刚烈，倒说人家是禄蠹。”宝玉本听了甄宝玉的话甚不耐烦，又被宝钗抢白了一场，心中更加不乐，闷闷昏昏，不觉将旧病又勾起来了，并不言语，只是傻笑。（注：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下卷），12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1）宝玉笑着为紫鹃服侍惜春一起出家而送行，因而放弃了儿女情缘的情感包袱。
惜春出家，拜了邢夫人和王夫人等，紫鹃要王夫人准许自己服侍惜春一起去修行。宝玉听了想起黛玉，心酸流泪，后又笑着求王夫人准了紫鹃。最后，宝玉当众念诵起“金陵十二钗”册子中的诗句：勘破三春景不长，缁衣顿改昔年妆。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注：同上书，1299页。）
（12）宝玉中举后出家为僧，报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因而摆脱了亲人情缘的情感包袱。
宝玉和贾兰一起出门赴考，临别时给王夫人跪下，满眼流泪磕了三个头，并说自己无从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只好中个举人出来，便是儿子一辈子的事也完了。王夫人和宝钗哭得像生死离别一般，宝玉却嘻天哈地地出门走了，大有疯傻之状。后来，贾政在船头望见雪地里一人，光着头赤着脚，身披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自己拜了四拜，刚认出是宝玉而要问讯时，只见一僧一道夹住宝玉离去。
由此可见，宝玉的人物弧线是一个在已有情感包袱的摆脱中面临着新的情感包袱的过程，涉及儿女情缘、世间情缘、恋人情缘和亲人情缘。其中，第一个至第四个叙事序列表现为情感包袱的增加；第七个叙事序列是宝玉感悟到恋人情缘与儿女情缘的区别；第八个叙事序列表现宝玉还是放不下儿女情缘的包袱，并与恋人情缘混淆起来。第九个叙事序列因黛玉的死而导致宝玉的人物弧线出现根本的转折，而第十个叙事序列说明宝玉与宝钗婚后还是在人生志向上存在着矛盾。所以，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叙事序列表现宝玉破除所有情感包袱后出家为僧。
从人物弧线的结构形式上看，宝玉的人物弧线有一个由下降至上升的过程，黛玉之死是根本的转折点。之前，宝玉的依赖、委屈、无奈、困惑、纠结都是被动的情感，因情感包袱的困境而表现为下降；之后，宝玉坚守自己的人生志向，支持惜春、紫鹃出家，笑着告别母亲和妻子出门应举，以及似喜似悲地以朝贾政四拜的方式自愿出家，都是主动的情感，因情感包袱的逐一摆脱而呈现为上升。所以，宝玉的人物弧线在结构形式上呈现为三个波浪起伏的情感动作线：先是由因情感包袱的产生和增加呈现为下降；经因黛玉之死而出现转折；最后因宝玉摆脱儿女情缘和亲人情缘的情感包袱而呈现为上升。
总之，从宝玉的人生成长上看，小说《红楼梦》设计了一条引领式的人物弧线。其特点是，作者在小说的故事层面上预设了宝玉的儿女情缘等一系列情感包袱，并在小说的话语层面上通过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的引领方式使宝玉逐步摆脱这些情感包袱。而在小说的话语层面上，作者又分别从三个层面配置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一个是宝玉的意识层面，一个是宝玉的无意识层面（注：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五个叙事序列中，作者通过宝玉无意中说黛玉死后自己去做和尚的话，预设宝玉最终出家的伏笔；而在第六个叙事序列中，作者借助于宝玉的梦话，呼应了小说第五回里叙述的红楼十二曲中第二支“终身误”：都道是金玉良姻，俺只念木石前盟。），一个是可靠的全知叙述者。虽然，贾宝玉客观上是以出家为僧的方式走完其人生成长的道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是要用出家为僧的方式昭示宝玉的人生成长，而是旨在从小说主人公出家为僧的人生命运中揭示出宝玉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和对人间情感的深切感悟。宝玉一开始非但没有出家为僧的想法，反而十分留恋大观园的世俗生活。可以说，儿女情缘、世间情缘、恋人情缘和亲人情缘之所以会成为宝玉的情感包袱，是因为宝玉一直纠结在这些人世间的情感缘分之中，致使他在人生态度上困惑不已。而宝玉能够相继摆脱这些情感包袱，其实也是无可奈何的选择，他无法使身边的丫鬟永远陪伴自己，无法留住世间的美好东西，无法与心仪的恋人结婚成家，无法让父母理解自己的人生理想。因此，在恋人病逝、婚姻欺骗、婚后夫妻人生志向矛盾，以及身边的红颜知己相继离去之后，宝玉才不得不出家为僧。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宝玉摆脱这些情感包袱时，作者不仅展示了宝玉在现实生活的压力和挫败下做出的种种无奈的人生抉择，而且通过隐含作者的叙述声音揭示出宝玉在有意识和无意识层面上的人生感悟和情感诉求。也就是说，宝玉的出家为僧是由现实的人生和家庭的遭遇与不幸的爱情和婚姻命运造成的悲剧，作者通过引领式人物弧线的设计，在宝玉无奈地摆脱各种情感包袱的过程中，展示了他对诗性人生的执着神往、对真挚爱情的勇敢追求、对幸福婚姻的美好憧憬、对世间美好东西终将失去的无限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