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彦伟等：馆研融合——让图书馆古籍文献为学术服务（春明梦余录）

摘要：中国社会科学院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和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完成，使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收藏的古籍和近代文献的收藏数量和分布情况有了详实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古籍与档案的整理利用，就成为各收藏馆的重要课题。以经济研究所图书馆的经验来看，融合科研，依托研究所的科研能力，对所藏古籍与档案进行专业化整理与研究，发现和挖掘专业特色古籍与档案的学术价值，为学术服务，才能体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特点和水平。做好专业古籍与档案的特色资源的价值挖掘，重点放在其利用、整理和研究，实现古籍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社科专业图书馆古籍与文献工作的应有之义。

引论

古籍是民族瑰宝，有不可再生性，在我国各类型图书馆中，都被视作珍存。2013年12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研究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讲话是对我国图书馆进一步加强管理和利用古籍文献的明确指示。

对图书馆来说，在最大限度地保护和管理好现存古籍的同时，对古籍的保护性整理也是图书馆的重要工作，是进一步开发、利用古籍文献、让“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基础。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古籍的保护和整理不断加强，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取得了巨大成就。

为了全面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2007年8月，文化部印发《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全国范围内古籍的全面普查[1]。根据文化部“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要求，到2020年，全国古籍资源和保存状况基本摸清，古籍普查数据的发布达到72.6万条[2]。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的数据，截至2019年10月28日，累计发布217家单位的古籍普查数据772861条7447203册[3]。目前，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国家级、省级珍贵古籍保护状况明显改善，并实施了一批珍贵古籍修复项目。

此外，以民国时期档案文书、图书期刊为主的近代文献，也和古籍一样具有很高的文物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在图书馆的工作中，与古籍所占比重不相上下。

经过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投入，古籍和近代文献的利用和整理产出了大量的成果，数字化、数据平台建设和整理出版成果颇丰。

一方面是古籍和各类近代文献影印成果的整理出版。截至201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古籍整理图书达4.5万种，其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出版的占近90%，党的十八大以来出版的占近30%[4]。在民国文献整理和保护方面，以民国文献整理出版为例，仅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一家，从2004年到2016年10月，陆续出版了330种民国文献专题资料，总计7000多册。[5]此后至2020年8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出版了80余种，4000多册。[6]

另一方面是缩微复制和数字化，形成了多个古籍和近代文献数据库、数字平台。如：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通过全彩影像数字化和缩微胶卷转化影像的方式，从2016年9月28日起陆续在线发布，目前已发布馆藏古籍2万余部；国家图书馆建设的“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目前已完成第五期，图书总量约20万种，实现全文检索，可检索字数超过100亿字；上海图书馆依靠馆藏和《全国报刊索引》资源建设的“晚清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1833~1911年间500余种期刊，54余万篇文献；“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民国时期（1911~1949年）出版的期刊近25000种，文献近1000万篇；“中国近代报纸资源全库”收录1850~1951年间的700余份中英文报纸；“近代期刊图片数据库”收录了1833~1949年间25000余种近代期刊中的图片。

在档案整理和利用方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内档案信息化平台”开放数字化档案，到2020年10月已达470万件，并于10月在官方网站正式向社会开放《清实录》《清会典》全文检索数据库。第二历史档案馆数字化档案到2016年7月已达约7400万画幅。

此外，一些公益和商业的古籍和历史文献、档案数据库也整合了大量资源，各具特色，提供了海量的古籍和近代档案文献数据，如“中国基本古籍库”“中华经典古籍库”“书同文古籍数据库”“瀚堂典藏数据库”“雕龙古籍数据库”“爱如生中国近代报刊库”“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重镇，是我国古籍和民国文献的重要收藏单位，近年来开展了全院古籍普查和清理核实，并参加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籍以及民国、近代文献的进一步整理和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与近代文献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是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和综合研究中心，多家研究所收藏了相当数量的古籍和近代文献，从专业研究角度看，高质量的收藏比例很大。但由于分散在不同单位，加之历史上的机构*与馆舍动迁，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收藏长期处于沉睡状态，影响研究利用。鉴于此，2012~201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院属各单位图书馆对全院古籍进行了一次普查。2017~201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组织了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工作，这次古籍清理核实，对全院古籍收藏数量和分布情况有了详实的把握，为进一步做好古籍保护和开发利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2017~2019年的古籍清理核实结果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共有古籍收藏单位18家，古籍共计110065种，1053985万册，其中善本古籍11494种，114627册。各单位分布情况，古代史研究所近2.5万种、近31万册，文学研究所近1.9万种、13万多册，近代史研究所1.5万种、近12万册，院图书馆近1.4万种、12万多册，经济研究所7400多种，近6.2万册，法学研究所6500多种、5万余册，考古研究所5700多种、7.8万多册。另外，哲学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等单位图书馆收藏古籍2000至5000种不等。[7]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次精确统计出全院古籍收藏情况，意义重大。

从目前已公布的古籍馆藏数据和普查数据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收藏的古籍，在种类和册数上可列国内第五位，仅次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

另外，2013~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单位参加并完成了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整理登记了大批的近代文献、档案、手稿、图书资料等珍贵纸质文物。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籍和近代文献，是在几代国家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顶级学者的指导下，经过数十年的深耕，以各专业研究所为依托建设形成的珍贵馆藏，学科上以哲学、历史、考古、文学、语言、经济、民族、宗教等专业为主，内容各具特色，“专、全、精、深”的特质明显。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各图书馆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馆藏古籍汇集了考古研究所、古代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边疆研究所的藏书，种类超过46000种，册数达51.3万余册，善本将近4700种，近5万册，其中珍品，如考古研究所的多种宋拓本碑刻文；古代史所的宋元善本，明清两代珍稀椠本、罕见精抄、精校本，千年徽州契约文书，多种稀见家谱、丛书、方志及拓片；近代史研究所藏量丰富的近代档案文献。另外，文学研究所以《红楼梦》（程甲本）等珍贵版本为代表的明清诗文集、戏曲、小说，以及弹词、宝卷等；哲学研究所的海内外孤本《九正易因》《周易观彖》等珍贵稿抄本；法学分馆收藏的《大清律》及其相关古籍，涵盖清王朝从创立到覆灭各个时期的律例规定，沈家本手稿是研究我国清末法律近代化巨擘沈家本先生的珍稀第一手资料；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藏17种明清时期的《苗图》，明代传统彝文刻本《劝善经》、清代察合台文手抄本《情之所钟》《四卷诗集》等。

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古籍不仅以年代经久为优，更有专业学术价值，专业收藏的系统性和专深度尤为突出，这在国内古籍收藏中应该是首屈一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先后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全院多种珍稀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2 经济研究所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概况与特色

2.1经济所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概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图书馆（以下简称“经济所图书馆”）已有9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重要的古籍收藏单位，收藏种类居全院第五位，内容上以经济类古籍和近代文献为主要特色。

其中古籍在内容上，以四部法分，史部多为关于农业、工商矿业、财政、金融、税收、贸易、交通、人口等方面的史料，重点收藏相关的典章、法令、奏议、实录、报告、图册、汇编、意见书、计划书、地图、议事录、调查录、征信册、报表等形式的典籍；子部包括较大数量的农业、商业及矿业的典籍；集部收藏了近代重要工商业人物，包括洋务运动重臣的文集、奏稿、手稿等，另有各类地方志800多种。以版本类型分，有刻本、抄本、写本、稿本、活字本、铅印本、石印本等十多种，其中不乏一些珍贵的版本，如清抄本《春明梦余录》、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朝《上谕》、乾隆朝《起居注》稿本、《张之洞电稿》，以及多种清代地方财政史料等，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自2011年开始，至2019年底，经济所图书馆先后经过3次较大规模的古籍和纸质文物清点和整理，对馆藏古籍进行了反复的清理核查、重点修复、详细考订和著录。尤其是经过2013~2016年的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和2017~2019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清理核实工作，彻底完成了馆藏古籍和重点文物的清理核查工作。根据清理核查结果，经济所图书馆馆藏古籍共7420种、13055函、61851册，其中善本古籍517种、1429函、7599册。

经济研究所可移动文物主要为纸质文物，包含各类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档案文书包括明清两代原始档案文书，如关税、钱币铸造、财政、各部档案揭帖、易知由单、关税清册等财经类官书档案；明清时期的原始契约、文据如徽州文书等。近代文献主要包括民国期间各类调查统计报告、原始统计表格、资料、调查问卷等。估算可移动文物总数约为2.5万件，其中有1.5万多件为可辨识文物，另有约1万件文物损毁较严重，需修复后辨识；经过整理，经济所图书馆向国家文物局“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提交数据共计15878条。

在可辨识文物中，部分重要文书档案见下表：

2.2特色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

经济所图书馆所藏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均颇具特色，以经济、历史为主，较具特色的有以下几类：（１）经济史类古籍与抄档，古籍如清代各朝户部则例、历年海关关册、各地赋役全书、盐政史料等；清代抄档如《题本》《黄册》《粮价表》等。（2）各种近代经济调查资料、统计数据，如自清末至抗战结束期间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等。（3）部分珍贵文书档案，如明清徽州文书、清代地方报销底册、20世纪20、30年代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等。这几类的古籍、档案文书和近代文献，很多为稀见甚至孤本，且经过专业学者系统收集和整理，专业性、系统性强，极具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

2.2.1 清代抄档

1929年，经济所的前身社会调查所在北平成立，当时认识到现实问题离不开经济史研究，而最要紧的条件便是史料。从1931年开始，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从故宫、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处所藏清宫档案中对清代财经档案进行了系统整理、统计和抄录，采取全文抄录、编制数字表格、卡片摘要三种方式，整理抄录清代档案12万余件，并进行分类，汇编成包括财政、钱法、户口、物价、农业、近代工业、外贸等方面的专题资料，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被迫停止。这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清代档案整理工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0世纪50年代，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将这些资料整理编辑并装订成册。编成《题本》《黄册》《粮价表》《清代捐监银数表》《清代养廉公费》《清代各省钱粮征收表》《清代农业生产收成表》等，收藏于经济所图书馆。其中《题本》和《黄册》是规模较大的两套清代财经抄档史料。《题本》抄档已编成册部分，分42类340函，1125册，共辑录档案41679份，189246页，加上未编的部分散页，总量超过20万页，主要内容包括地丁、漕粮、关税、盐课、厘金、俸饷、赈恤、钱法、捐输、财政、农产品收成、民情、雨水收成、通商交涉等类；《黄册》抄档分为20大类，以表格形式统计吏部稽俸，户部户籍、地丁、杂赋、民谷、漕运、仓场、关税、盐课、钱法、俸食、织造、银库、草厂、盛京，礼部钱粮，兵部兵马、茶马、驿站、邮符、钱粮、河工，以及工部物料、都察院、太常寺、光禄寺等各类开支，现装订为300余册，共约10余万页，数据约1000万条。

由于历史原因，清代档案原件分藏北京和台北有关机构，另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档案几经搬迁，已有部分流失，而这些抄档保存完整，则显得尤为珍贵。清代抄档是由学者对原始档案进行重新整理、分类的再研究成果，资料的科学化整理使其具有了更加独特的文物文献价值。

2.2.2清代《户部则例》

户部是清代中央国家机关中总理全国户籍、钱粮的重要部门。《户部则例》是清代经济类法规之汇编，是户部所属各司办理有关钱粮诸事的各项规定，共分户口、田赋、库藏、仓庾、漕运、钱法、盐法、关税、税则、糜禄、兵饷、蠲恤、杂支、通例等十几个门类，所载材料翔实，特别是在户口、税收、漕运和开支等方面，提供了系统的数据，是研究清代户部沿革制度及全国财政经济的重要史料。乾隆四十一年《户部则例》编成，并定制五年一修。从乾隆四十一年至同治四年，先后修订过14次。经济所图书馆收藏了包括乾隆四十六年第一次修订版本在内的乾隆、道光、咸丰及同治各朝版本共8部。

2.2.3清代《赋役全书》

《赋役全书》出现于明朝中后期，是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经济法律文书之一，也是国家征收赋税的重要依据。作为一种法律文书，它起着规范和制约社会经济关系的作用，影响着基层社会的赋役运作方式，清代从雍正时期开始，形成了十年一修的制度。赋役全书详列的各州县田亩类别、地丁原额、逃亡丁数、征收钱粮漕米之额数以及赋役的实征数及留存等内容，是研究国家田赋收入的最重要文献，对考察明清的赋役制度，研究明清经济史、财政史和明清基层社会等，有重要史料意义。经济所图书馆共收藏《赋役全书》24种，涉及山东、福建、江苏、山西、四川等省的赋役档案，尤以山东省收藏最为丰富，各府县均有收藏，大部分为清朝后期版本。

2.2.4清代地方报销底册

报销底册是清代各级官厅定期报告财政收支，逐级汇编上报，送户部查核批销，按“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项编造报告，亦称为“奏销册”或“报销册”，分为月报、季报、年报。经济研究所收藏了一批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搜集的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某县报销底册（即上报后留存的底稿），共500余册，是极为罕见的具有长时段、完整性的清代县级财政原始资料，是研究清代中期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方财政的第一手资料，具有极高的文物和资料价值。

2.2.5清代盐政史料

经济所图书馆现收藏清代盐政史料相关典籍135种，内容涉及广泛，包括国内各地盐法志和国外盐务考略，国内又含全国性盐务政策和各省盐务事宜，主要地域包括两浙、两淮、山东、四川、东三省、山西、甘肃、福建、云南、长芦；按内容划分，有盐务政策、盐务奏议、盐务调查、盐案汇辑、改革盐务报告等。

2.2.6嘉道年间“公文汇抄”

2018年，在古籍清理核实工作中，经济所图书馆从散见的古籍中新发现、汇集了30册稿本，经过整理和鉴定，最终整理出一整套“清代嘉道年间山东省州县财政公文汇钞”稿本。“汇钞”包括首卷1卷，正文29卷，共计30卷，3000页筒子页，约150多万字。主要内容为嘉庆、道光年间山东省州县政府和中央与地方各级之间往来的财政公文，涉及地丁钱粮征缴、日常开支与公共工程、各类行政告示、灾荒蠲免抚恤事宜、官员参案、各项交代册等州县行政实务。它为将州县作为主体进行研究提供了基础，有益于增进对传统到近代过渡时期的国家财政能力、地方政府运行与基层治理等领域经验与规律的认识。

2.2.7 徽州文书

徽州文书是宋代至民国年间徽州府六县（歙县、休宁、祁门、黟县、绩溪、婺源）民间遗存的文献，具有数量大、涉及面广、跨越历史时代长、民间性、原始性、具体性等特点，几乎涵盖了政治、法律、社会、经济、文化各方面，是研究封建社会后期土地关系、宗法制度、商业活动、风俗人情、社会变迁的第一手资料。经济研究所是收藏、研究徽州文书最早也是最重要的学术机构，20世纪40年代末，梁方仲先生就在南京购入过一批，此后50年代，徽州文书甫一流出，经济所即率先从屯溪市古籍书店及徽专文物商店等处购藏，后又从北京中国书店购入一批。经济研究所徽州文书精品多、质量高、种类丰富，具有较高价值的簿册达896册，居于各收藏机构前列，加之散件，总量达2500余件（册）。

2.2.8 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

抗日战争甫一爆发，当时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就开展沦陷区经济调查研究，为抗战提供经济情报并为战后经济建设作准备。1947年9月，社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1945年12月更名为社会研究所）获悉北平局势混乱，前日本大使馆大量档案资料无人负责，当即派专人北上，从中抢救资料20箱。经过整理，这批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共560函1503卷，总数将近50万页，详细记录了自清末至抗战结束中国经济政策、财政、外债、金融、工矿、交通、物价、农牧、商业经济及地方经济、对外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内容，也记录了日本当时的经济政策、对华经济关系及日伪、日满地区的经济状况。其中很多为原始文献和一手资料，对于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前半期中国及东亚经济史、日本侵华史都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文献参考。

2.2.9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

无锡、保定农村调查，是由经济所及其前身机构组织的大规模的农村经济调查，前后四次，积累了长达70多年历史发展过程中几个重要时点的详细资料，为我们观察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做出了贡献，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第一次是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策划和组织，于1929-1930年与社会调查所合作开展的调查，此后又分别于1958年、1986年和1998年由经济所组织了三次调查。1929年7~9月，社会科学研究所对无锡县22个自然村的1204个农户进行了逐户调查，对55个村庄的概况和8个市镇的工商业开展了调查。1930年，社会科学研究所和社会调查所合作，从夏初到8月份完成了河北省（保定）清苑县的调查，共计调查了11个村共1770个农户，以及对72个村庄和6个农村市场做了概况考察。保定调查对指标、表式、方法做了调整改进。1929~1930年无锡、保定的调查材料，现存原始调查资料1514件，藏于经济所。

2.2.10 其他档案文书

除以上较为系统的档案文书外，还有一些散件，如：清顺治朝各地颁行的易知由单230多件，是研究清初田赋制度的一手资料；宝源局残档1700余件，是研究清代钱法、铸币的重要资料；另外，晚清重臣端方的部分档案，度支部、工部、陆军部、内务部等各部档案，各地关税、关单档册，以及清代揭帖等，均为研究清代财政、金融等经济问题的重要资料。

3 经济所图书馆古籍和文献整理利用的经验

经济所收藏的这些珍贵古籍和文献，极具学术和资料价值。如清代抄档，是中国经济史学界的第一次大规模清代档案整理工作的成果。徽州文书，是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经梁方仲、严中平、李文治、彭泽益、魏金玉等经济史学大家判定其学术价值并率先收集，使经济所成为国内最早开始收集徽州文书的单位。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是李文治先生从刚刚结束抗战的北平“抢救”回来的珍贵资料。而经济所的很多藏书也曾几经辗转、历经磨难，如雍正《大清会典》二百五十卷，书中夹存的馆藏校勘记中记述，该书在由南京向西南转移途中，于1938年在广西河池遭日机轰炸，虽经全力抢救，但前九卷仍遭焚毁，所幸大部完好无损。经济所图书馆作为这些珍藏典籍的保管者，深知其中的价值与责任，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古籍文献的整理、保护、利用和研究，并从中积累了些许经验。

3.1 注重利用先进技术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惠及文献保护领域，经济所图书馆逐渐意识到要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古籍文献的整理和保护效率。从1984年开始，经济所图书馆在当时的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支持下，实施了档案文献缩微翻拍工作，先后拍摄“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清代题本抄档”等重要资料约10多万拍。从1992年开始，经济所图书馆组织大量人力，在全院率先建设馆藏古籍书目数据库，建立了检索系统，在古籍著录和检索自动化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在古籍目录方面，除了卡片目录，还编制了普通古籍目录、地方志目录、特藏目录等。近年来，经济所图书馆有计划地对馆藏古籍和档案进行抢救保护性和整理性数字化扫描处理，已累计完成数字影像20万页以上。

在古籍的保护上，经济所图书馆从2011年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和经济研究所的支持下，对馆藏8000余函古籍进行了修复，更换函套、重新装订、题写书签，并对部分未装订的民国期刊加装函套，对古籍书库、文书档案库房和民国文献库配置了恒温恒湿、气体灭火等设施。

总的来说，经济所图书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馆藏古籍和文献开展整理，通过缩微拍摄、数码拍摄、数码扫描等手段，积累了40余万拍影像数据。目前在用的文献复制设备包括数码相机、翻拍台、无接触高分辨率扫描仪、缩微胶卷阅读还原机等，基本可满足古籍和文献的数字化加工。

3.2注重与研究部门协作

经济所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整理，工作伊始就制订了与研究部门密切协作的方针。我们认为，作为研究所图书馆，就要充分发挥研究所的学科优势和人才优势，长期参与科研活动和科研管理，服务和研究并重，避免与科研脱节，以保持研究型图书馆的特质。[8]

经济所的中国经济史学科从20世纪30年代创立以来，长期在国内外学术界独占鳌头、居于领军位置，学界公认其历史长久、门类齐全、队伍整齐、实力雄厚，是国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镇。一直以来，经济史学者秉持“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9]的理念，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整理清代抄档，到50年代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到80年代开始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始终重视文献史料的整理和挖掘。在这样的学术氛围影响下，经济所图书馆始终保持着融合科研的优良作风并传承至今。因此，图书馆与研究室在文献整理上的理念一致，双方有充分的协作意愿，配合默契，开展了多项古籍和文献整理，保证了成果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

2009年，封越健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土地文书选编”课题获得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批准立项，经济所图书馆参与了该课题全部影像数据的采集和编辑整理工作，最终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散件文书》（4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徽州文书类编·置产簿》（14册）两部著作已先后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8年，经济所图书馆承担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近代经济文献汇纂》部分清代图书的整理出版，封越健、王砚峰主持经济所藏书部分的编辑，图书馆承担了65部文献、上万拍的影印和部分文献介绍。目前该书第一辑25卷即将出版。

此外，经济所图书馆还参与了中国现代经济史研究室对馆藏薛暮桥笔记的整理，承担了笔记的数字化处理和部分文字整理，《薛暮桥笔记选编（1945-1983）》（全4册）已于2017年9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2018年，“清代嘉道年间山东省州县财政公文汇钞”发现和整理完成后不久，经济所图书馆就在所内向研究人员进行了介绍，很快就有经济史专业学者以此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为主题申请了相关的研究项目，经济所图书馆参与该项目的文献数字化和数据处理工作。

3.3 侧重专题文献整理

在专业研究人员的协助下，经济所图书馆的古籍与文献整理工作具有了相当高的专业性。此外，经济所图书馆还凭借专业的眼光，主动地开展专题文献挖掘，形成了一系列优质成果。

1997年，应台湾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业键先生的委托，经济所图书馆将清代道光至宣统年间的粮价表做了电子化处理，形成了400多万条粮价数据。为了让这些数据发挥更大的学术价值，2004~2005年，图书馆王砚峰与经济史研究室封越健研究员联合申报了“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整理项目“清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经济所图书馆全体馆员参与了该项目，对原有数据做了大量的考证和校勘工作，仅校勘粮价数据即达上万条，提高了粮价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为相关学术研究打下了扎实的文献基础。《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9年初出版，同时，课题主持人对粮价表做了系统的研究，撰写了相关论文等。

2008年以来，经济所图书馆参加了国家图书馆“民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启动了民国时期经济文献的整理和数字化工作，对民国时期大后方物价统计、民国时期中央、地方经济资料展开了数字化整理。2013年3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初编》，汇集抗战期间大后方出版发行的重要物价资料20余种。2020年9月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藏近代经济史料续编》，包括中文、日文两种文献共90种，中文文献70种，主要收录中央、地方的珍稀经济资料；日文文献20种，主要收录东北、华北等地区的经济资料，涉及财政、工业、农业等。

此外，随着经济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的深入，经济所图书馆正在对馆藏清代抄档《题本》《黄册》《日本对华经济调查资料》等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目前《题本》抄档已统计整理完毕，正在规划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出版。

4 专业图书馆古籍和文献整理利用工作的思考

从现状来看，国内专业图书馆大多属于中小型图书馆，古籍数量是无法和大型公共图书馆和高校图书馆相比的，但这些图书馆往往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又有专业研究力量作为依托。如何利用优势，扬长避短？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经济所图书馆的经验和条件出发，我们对专业图书馆古籍与文献整理和利用工作产生了几点思考，希望能与国内专业图书馆的同行进行探讨。

4.1 馆研融合服务科研

专业图书馆的一大优势是有其所属的研究机构引导图书馆的学术方向，有强大的科研力量支撑图书馆的业务发展。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大多所属专业图书馆依托各研究所的专业所长，在馆藏建设和业务工作中长期受到顶尖专家学者们的悉心指导，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图书馆通过馆研融合、开展古籍文献整理的独特条件和优势。近年来，各专业研究所图书馆引进的人才多数具有相关学科专业背景，同时具备较强的文献信息素养，为开展高质量的古籍文献整理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对于像经济所图书馆这样的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来说，在管理和保护好古籍文献的同时，始终坚持以学术和科研为中心，融合科研，依托研究所强大的科研能力，结合专业研究对古籍加以整理、研究和利用，挖掘和提升馆藏专业特色古籍文献的学术价值，更好地为学术研究，为全社会提供高水平的古籍与文献整理成果，这也是研究型专业图书馆古籍和文献工作的应有之义。

从现有成果来看，经济所图书馆近年来开展的古籍文献整理工作，很多是和研究室合作所得，这一方面，充分发挥了专业图书馆的功能，精准挖掘馆藏古籍文献的独特价值，为科研提供增值服务；另一方面，保证了图书馆的文献整理成果具备学科研究的专业水准，为图书馆赢得了更多赞誉。

4.2 挖掘特色多出精品

目前，国内古籍、档案和近代文献的整理和利用，已经形成了一批规模较大的成果和产品。在这种环境下，专业图书馆的古籍和近代文献的利用和整理，要避免重复工作，就必须扬长避短，在发挥特色上下功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藏古籍和档案文献，不乏精品，有些甚至是海内外稀见乃至孤藏。以相关成果为例：1993年，原历史研究所图书馆（现划归“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和该所研究室共同整理并出版《徽州千年契约文书》，被称作是中国的中世和近代史研究的一件“划期性事件”[10]；而《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出版后，有评论指出“《粮价表》的面世对研究清代物价史，市场史，区域史，人口史，社会史等众多领域，尤其是在中国经济史量化研究方面的价值，可以说都是难以估量的。”[11]这两部著作出版后，学界很快就出现了多部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研究的相关论著。

这两个例子，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院所和图书馆共同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的作用，发挥各专业研究单位的学科和研究优势的典型。这充分显示，只有以专业的眼光挖掘特色资源的价值、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精品意识做好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才能更好地为繁荣学术做出贡献。

因此，对于研究型专业图书馆来说，无论是古籍还是档案文献，同其他图书馆和数据平台进行同质化竞争，不仅浪费资源，也无法体现自身专业化优势和特色。更为适合的途径，是在数字化、数据库平台建设以及整理出版的基础上，挖掘自己的特色资源，推出精品。

4.3多种平台深度揭示

对于专业图书馆来说，以专业为中心，通过多种平台，如专业出版社平台、专业数字化平台、古籍文献数据平台等，展示古籍和文献整理成果，应该是更为适合自身条件的形式。

以中国社会科学院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拥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专业出版社。在此条件下，可以统合图书馆、科研院所和出版社的资源，加强协作，通过设立短中长期古籍与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和文献的数字化整理和研究，通过纸质图书出版和数字出版等方式，不断推出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专业特色和专业质量的古籍与文献整理的成果。

首先是利用全院古籍清理核实和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等成果，充分揭示。如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网络平台发布全院古籍清理核实目录和图录，优选善本和珍本古籍，做深度展示；筛选、优选和发布可移动文物中文献、档案目录及图录。同时可大力征集相关院所的资源，建立专题，进行发布。

第二是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数字平台资源，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承建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资源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承建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等等，各研究所的相关资源可通过入驻相应的平台，建立专题数据库。

第三是利用国内各大型古籍文献数据平台，如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要成果，各图书馆可申请在线发布古籍影像资源。同时，也可与国内各专业数据库合作，向社会提供专业的数据服务。

5 结语

埃及历史学家常说一句话：“要想了解埃及的历史，只有到比法老墓更深的地下。”此话足以说明古籍和文献价值挖掘之重要性。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图书馆的古籍和文献整理利用，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国内同行的整体进度，但作为有着深厚积淀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殿堂”图书馆，有自身的特色和优势。从经济所图书馆的实践经验来看，一代代专家学者与图书馆员的互动协作，形成了“馆研融合”的优良传统，双方互相认可、互相成就，形成了良性循环，也得到了研究所的鼓励和支持。可以说，经济所图书馆目前在古籍整理工作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此。这一有效的合作机制，加之经济所图书馆员的主动筹划，方能充分发挥图书馆和研究队伍的优势，让真正有特色和专业价值的古籍资源“活起来”。私以为，这也是专业性、研究型图书馆的前途所在。

参考文献

[1] 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印发《全国古籍普查工作方案》等文件的通知[A/OL]. (2007-8-1)[2020-9-23]. http://www.law-lib.com/law/law_view1.asp?id=207658

[2]文化部. 文化部关于印发《“十三五”时期全国古籍保护工作规划》的通知[A/OL].（2017-8-7）[2020-09-23].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6/content_5223039.htm.

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OL]. [2020-09-23]. http://gjpc.nlc.cn/xlsworkbench/publish.

[3] 中国国家图书馆.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OL]. [2020-9-23]. http://gjpe.nlc.cn/xlsworkbench/publish.

[4]张贺.赓续千年文脉绽放文化光彩——新中国70年古籍整理出版成就综述[N].人民日报,2019-12-11(7).

[5]于浩.民国文献的整理出版[J]. 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7(1):34-35.

[6]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网站民国文献专栏[OL]. [2021-3-23]

http://www.nlcpress.com/ProductList.aspx?ProductTypeId=-3.

[7]中国社会科学院古籍清理核实工作总结报告,2019年12月,内部资料.

[8]王砚峰、黄晨.从经济所图书馆的发展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图书馆的特质[J]. 文献与数据学报,1(4):104-111.

[9]刘国光.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研究，就没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评《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J].教学与研究,2001(7):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