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无知有畏
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神权和世俗王权是两大重要的政治力量，他们之间时而勾结、合作，时而冲突，此消彼长。一方面各国君主为了实现中央集权，希望把教会变成统治工具；另一方面教会也想着控制世俗权力。二者因此展开了长期的政治冲突，这种冲突被称为“政教之争”。
一、神权的崛起
要了解这一问题，我们必须把事件追溯到罗马帝国时期。313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意大利的米兰颁发的一个宽容基督教的敕令，这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从镇压转为保护和利用。之后基督教迅速发展，393年，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此时的罗马帝国已经衰落，395年，狄奥多西一世皇帝逝世，国土被分给两个儿子，罗马帝国分裂。到了5世纪上半叶，匈奴人和汪达尔人接连入侵罗马城，教皇利奥一世组织城内的居民奋勇抵抗保护罗马城，担当起了世俗执政官的责任，由此提升了教皇的政治地位。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基督教却走向繁盛。当时，蛮族纷纷建立起来了国家，其中有一个王国，在其首领克洛维的领导下逐渐强大。486年，克洛维与盟友联手在苏瓦松大败原罗马帝国派驻高卢的驻军，成功夺取法兰西岛，法兰克王国初具雏形。
随后，他在笃信基督教的妻子的影响下，借由一场大战的神迹，皈依了基督天主教（之前克洛维是基督教其他派别的信徒）。但实际上克洛维是想利用基督教会的名头，获取原罗马贵族的支持，打着清剿异端为旗号，实现其扩张的野心。之后他东征西讨，开创了法兰克王国的墨洛温王朝（墨洛温是其祖父之名）。
8世纪中叶，法兰克王国的政权落入了担任宫相的加洛林家族手中。为获得王位的合法性，他们想要与罗马教会联合，以基督教的“君权神授”否定了血缘王权。
此时，教皇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失去了东罗马帝国的军事援助，罗马教会又深陷伦巴德人的攻击，不得不寻找新的世俗政权为其提供保护。751年，法兰克王国的宫相丕平在罗马教皇的支持下篡夺王位，创建加洛林王朝。丕平即位后，为了酬谢教会，两次出兵意大利。
756年，丕平把他夺到的一部分土地，送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这件事奠定了教皇国的基础，也是政教之间的一次重要合作。然而，法兰克的君主们是按照日耳曼人的习惯对待政教联盟的，也为这一联盟双方的矛盾和冲突因素埋下伏笔，宗教事务和世俗国家的政务开始纠缠不清，更加成为了政教之争的重要原因。
二、欧洲大陆的的政教之争的焦点——德意志地区
虽然网上大部分人对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印象，就是伏尔泰的那句“既非神圣、也非罗马、更非帝国”的评价，但在查理帝国解体后，神圣罗马帝国无疑很长时间都是西欧最强大的政治力量。
962年，奥托一世被教皇约翰十二世在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加冕，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在任期间，皇帝赐予教会土地，同时赐给主教税收权、刑事权、司法权等属于世俗权力的“奥托特权”，从而控制德意志境内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授职权。
之后的历任皇帝对外扩张领土、对抗封建诸侯时，都沿袭了这一政策。控制德意志教会后，皇帝想进一步控制教皇，进军意大利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贯方针。而意大利经济上的富庶与政治的四分五裂又给这一政策提供了便利。10世纪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逐步控制除教皇国外的意大利。
除此之外，欧洲的勃艮第、瑞士、奥地利、波西米亚等也都成为帝国领土。但是这种扩张政策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过于庞大的帝国、复杂的民族成分，导致了内部实际上并不稳定，甚至有点外强中干。皇帝长时间把注意力投向意大利，导致了对国内封建领主的控制不足，而此时教会的实力却在上涨。
10世纪中叶后，教会内部掀起了一场旨在改革教会腐败、加强教会组织纪律、反对世俗君主授任神职的克吕尼运动。
改革中涌现出一批教会政治家，他们极力反对世俗封建主把持教会事务，主张严守教规，强调教权至上、教权高于世俗权力，从而便引发了天主教会与神圣罗马帝国间长达200多年的冲突。主要围绕着宗教人员的授职权，皇帝认为既然君权神授，上帝赐给他们世俗统治权的同时还授予他们管理教会的权力，教皇的加冕只是表明了教会对这种权力的承认；教会改革家认为世俗王权必须听命于教会，教皇是上帝的代言人，王权比于教权，犹如月亮比于太阳，月亮借助太阳才有了光亮。
这一轮冲突在1076年达到一个高峰。这年1月，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宣称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是一个伪僧侣，宣布废黜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作为报复，教皇格里高利七世于这年2月对亨利四世处以绝罚：开除了这位皇帝的教籍。这意味着废黜其皇位，他的臣民都要对他解除效忠宣誓。这时帝国诸侯纷纷支持教皇。对此，亨利四世只得冒着风雪严寒，前往意大利北部的卡诺莎城堡向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忏悔”。这位昔日的皇帝陛下在大雪纷飞的城堡外赤足披毡等候了三天三夜后，教皇才给予他一个额头吻表示宽恕，这场对于皇帝十分屈辱的觐见，被后世称为“卡诺莎觐见”。
这件事表面上看，是教权高于王权，但实际上却是德意志地区诸侯维护封建的结果。教权胜利的根本原因来源于诸侯对亨利四世的压力，以宗教借口进行割据。1122年的《沃尔姆斯宗教协定》规定主教和修道院院长的任命必须得到教皇和皇帝双方的认可，算的上是双方势均力敌的表现。
1296年，法王腓力四世下令向教会征收20%的所得税。罗马教廷开除腓力教籍，腓力则逮捕教廷使节，焚烧教皇敕令并发兵意大利逮捕教皇卜尼法八世，扶持新教皇并把教廷迁至阿维尼翁，史称“阿维尼翁之囚”，教权在法国成为维护法王专制统治的工具。
1356年的《金玺诏书》中有“教皇不能代理国王”也看出教权的控制力实际上的下降。近代的德意志宗教改革、《奥格斯堡合约》的签订以及“教随国定”的原则被确立，体现出了教权的彻底衰弱。
可以说，神圣罗马帝国与教会之间的斗争，总的来看，虽偶有力量的消长，但最终结果却是两败俱伤。帝国直到13世纪初时仍很强大 ,教会在13世纪也达到了发展的顶峰阶段。但随后，帝国与教会都开始由盛转衰，他们之间实际上谁也没有笑到最后，都算不上最终的胜利者。
三、英国的政教之争
自从597年奥古斯丁传教起，英格兰就开始了基督教化。1066年诺曼征服之后，威廉一世以“赎罪”为名在英格兰广建教堂，无形中增强了教会势力。而后有“第一位经院哲学家之称”的神学家安瑟伦成为了诺曼征服后第二位坎特伯雷大主教，此人是格里高利改革中的领军人物。
他进入英国，就预示着英格兰中世纪政教之争的开始。安瑟伦曾试图夺回主教授职权，却受到了国王以及大量教士的反对，但最终英国国王与安瑟伦达成《伦敦合约》，教会夺走了主教授职权。
到了亨利二世时期发生了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马斯·贝克特被*道事件，这一事件中罗马教廷介入，亨利二世不得不向教廷屈服，追加贝克特“圣人”称号，并且不得不取消了其发布旨在收回教会司法权的《克拉伦敦诏令》。要知道亨利二世精于打理内政，在财政上，通过征收贵族的“盾牌钱”，使国王够维持一支属于自己的常备军；在司法上，制定新法，引进陪审团制度，扩建世俗法庭，派出巡回法庭到各地去审理案件，故而被誉为“英格兰的查士丁尼”。
但就是这么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对抗教权时，也是铩羽而归。他的失败表示国王试图夺回教会司法权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到了失地王约翰在位时， “安茹帝国”日薄西山。1205年，国王就新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人选问题与教会再次发生了争执。
最终，约翰被迫接受了教皇的人选，并许诺以教皇封臣的身份缴纳1000马克岁贡。以上是早期英王王权与教权的直接对抗阶段，体现为王权下降、教权不断上升，王权要臣服于教权。1215年，各级领主逼迫约翰签署了《大宪章》。
应该政教之争的二阶段建立于此，王权利用议会战胜教权，亨利八世时期，因婚姻问题和罗马教廷发生矛盾，亨利八世以1534《至尊法案》创立英国国教：“经由议会法令规定国王是英格兰教会在尘世的唯一最高首脑。”纵观英国的“政教之争”，我们发现在与教皇的对抗中，行政权力往往难以与教权直接对抗。但是，王权联合立法机构代将政教之争转化为全体国民与教皇的争斗，从而取胜。
四、意义及影响
政教之争对后世影响很大，一方面它催生出了很多新的思想，如经院哲学等；另一方面也使得欧洲大部分国家在政教之争之中逐渐的步入近代，而对于相对特殊的德意志地区，也削弱了教权对这一地区的影响，最终为宗教改革打下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