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4日上午，由中共荔湾区委宣传部、荔湾区国家档案馆、荔湾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荔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广东财经大学华南商业史研究中心承办，粤剧艺术博物馆协办的“荔泮芳华”：2024年度荔湾历史文化科普活动启动仪式暨名家讲座第一场在粤剧艺术博物馆举办。中山大学的邱捷教授在此次活动上发表了题为“《杜凤治日记》里的晚清西关”的演讲，以下为演讲文字稿。经演讲者审定。
《杜凤治日记》
各位领导、各位学者、各位听众朋友，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一二十年研究《杜凤治日记》的一些体会。我今天主要讲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介绍杜凤治和他的日记，第二是谈一下晚清西关的管治体制，第三是讲讲西关绅商的“居民自治”，第四是简单讲一下日记反映的外国人与西关的关系，最后谈谈日记写到的几位西关名人。上述的这些内容主要都是围绕着杜凤治的日记来展开的。《杜凤治日记》的点注本有十大本，多数人没有时间细看，我今天就谈其中有关西关的内容。
这本日记的原件很不好读，刚才有几位学者都说到：“翻开原件，都是密密麻麻、大小不一的文字，很难看得下去。”其实，如果耐心地看下去，后面没有那么难读。因为日记前面几页是这个样子，到了后面好一些。我根据这部日记写了《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一、杜凤治和他的日记
首先，介绍一下杜凤治和他的日记。杜凤治是浙江人。在清代，在广东做文官的不可能是广东人。他是举人出身，两次任南海知县，任期一共五年多。清代，在收入那么高的南海县当知县，当一两年就已经算时间长了。杜凤治能当五年，这说明有他的本事。他天生就是个当官的料子，既喜欢当官，也能够当官。上司喜欢他，同僚即使妒忌他也不得不佩服他。他没有当大官，一辈子只当一个中下级官员。但在粤的浙江人都说杜凤治是浙江人里面官运第一，要不然他不可能当了五年多的南海知县。在清朝，不一定是官当得大收入就多，杜凤治所任的南海知县是全国有名的“肥缺”，收入特别多。杜凤治在清代算是一名“好官”，比较勤奋，不算特别残暴，也不糊涂。他是清官还是贪官？这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讲明白的，但大家知道，当时只要当州县官，就绝对不可能一清如水。
杜凤治说他自己对银钱的事情看得很清楚，不该拿的他不会乱拿，不该花的不会多花，该花的就很大方，他生活相对比较简朴，所以积累了四万五千两银子的财产。我用白银折成黄金，再折成2020年的黄金价格，大概等于三千五百万人民币。假如按今天的黄金价格，可能值四五千万。当然这样子的比价不一定准确，因为在当时买房子不贵，但是买米就很贵，金银比价与今天也大不相同。
《杜凤治日记》手稿原件有四十一本，点校出来十大本，约三百七十万字。这本日记，原来藏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杜凤治日记》原来曾在东莞的收藏家张伯桢手里，日记上还有他的印章。这本书怎么到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资料室呢？近日前中山文献馆馆长倪俊明告诉我，张伯桢的儿子张次溪在1958年写信给容庚说，这部日记，本来我是想继续收藏的，但现在手头有点紧，想把它卖掉。猜一下当时他开价多少钱？才两百元！现在卖这套日记，恐怕人家就敢要你两百万。
这本日记，因为是杜凤治写给自己看的，所以他非常坦率，在日记中，除了皇上、太后、自己的老婆不骂之外，其他人都骂。从总督到巡检，从他的伯父、堂兄弟到他亲生儿子全都骂。后来生的几个儿子也不骂，因为他五十多岁后生了好几个儿子，还是有点溺爱，只要看见小儿子就很开心。这种“写给自己看”日记更可信，因为不是准备拿去出版，无所顾忌，无须有意说假话。在清朝，刻印出版三四百万字的日记，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杜凤治当了五年多的南海知县，所以日记里很多内容关乎南海，恰好西关归南海管。很多学者认为西关的大发展时期是在清代，尤其是在同治、光绪之际。广州西关在全国知名，也是在这个时段，刚好是杜凤治任南海知县、管理西关期间。日记里提到“西关”有三百多处，所以，日记对研究西关这个关键时期很有史料价值。
《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
二、晚清西关的管治体制
清代是没有所谓“广州市”的，广州在清代一般被叫做“省城”“广东省城”。晚清广州的老城区并不大，东到大东门，西到西门口，南到大南路，北到大北门（现在中国大酒店附近）。大南门外面还有两块地区，一块叫南关，一块叫新城。在清中后期，直接管理广东省城的有五位官员，一位是广州知府，但广州知府一般不管具体的政务。然后是广州府理事同知，他主要管城内西部的旗人区，该职务由旗人担任。另外，还有广粮通判，负责管理新城。而南海知县与番禺知县有点近似于广州市的两位平级的“市长”。他们分管老城区，东部归番禺，西部归南海，大致上是以双门底为界。西关在西城墙以外，也是南海知县的辖区。
1805年10月，广州西关十三行全景。
西关在清代没有边界，不像现在有荔湾区区界。西关大致上东到今天的太平路，西到荔湾湖公园，北到龙津路，南到六二三路。但是，龙津路以北也可以被理解为西关的一部分，所以界线并不是很严格的。西关在清代处于大发展阶段，范围不断扩展。在清代早期，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可能还是乡村、农田，到了清代晚期就变成非常繁华的商业街区了。《杜凤治日记》记载，现在的丛桂路、恩宁路、蓬莱路等地，在那个时候归南海县金利巡检司管，也就是按体制，这些街区仍按乡村来管理。但日记没有记载金利司巡检管治的具体情况。
雍正以前，清朝的所有官府都在老城区。但是西关地区人口众多，又在迅速发展，对这片城市区如何实现有效管理就成为问题。经广东地方官奏请，皇上允许把南海县丞衙门移驻到西关，南海县丞本来是跟南海知县在同一个衙门办公的。另外，西关设有西关千总维持治安，“西关千总”只是俗称，准确的官名可查方志。这两个官都是“芝麻官”，县丞大概是八品，西关千总的级别也很低，但这两个官却是著名的肥缺。《杜凤治日记》写到，西关千总罗祺每年能够进项一万两银子。当然，这一万两不可能全进到他的口袋。不过，杜凤治一再提到这个罗祺挺有钱的，而且赚了钱以后知道感激上司，每次要他办事，他都不要上司出钱，并且能够把事情办好。一年能够进项一万两，换其他人也能把事办好，但看来罗祺的确有点本事。
晚清为加强西关的管治，还设立了西涌缉捕委员，主要是维护沙面附近的治安，以及和外国人打交道。还有文澜书院驻局委员，即是派一名小官驻在文澜书院，主要是跟西关的绅商打交道。到了冬天，盗匪、小偷多了，会临时派一名小官去查街、巡逻，称为冬令查街委员。另外，在清代的西关，陆地归西关千总管辖，但河道则归水师的顺德协营管辖。
由于南海知县在西关没有驻地，杜凤治要到西关办事，只能借地方。日记中提到杜凤治要出城来西关，必须通过西门或者归德门。而在清朝的时候，一到晚上，街道下了街闸不能通行，城门也关闭了。如果是西门，杜凤治还能够让人开门，但归德门是开不了的，因为锁匙由广州将军掌管。所以杜凤治在西关办事，一看时间快到晚上，就要赶回去，否则就要绕道西门，路程就远了。而要从归德门进，就必须在城门没有关的时候进。这样一来，杜凤治就不能经常去西关。
邱捷
西关人口特别密集，在当时已经是全省的商业中心。西关集中了广州大部分的银号和丝庄。这一部分，我就不展开讲了，广财大的老师都是商业史的专家，他们都知道。我只是顺便提一下，假如要研究晚清的金融，杜凤治的日记是应该参考的。日记里面多次提到杜凤治既与山西票号打交道，又与广东本土的银号打交道，这里面会有很多值得注意的细节，因为票号是外省人经营的，银号绝大部分是广东人，尤其是顺德人经营的。此外西关还有机房，以及数以万计的手工工人。由于西关钱多、官少、官兵少，劫案、赌博、盗窃、会党、械斗等案件特别多。西关的手工业工人都有武器的，除了匕首之类，后来的报纸报道许多人还有手枪——在晚清一支枪的价格不算贵。有些西关的手工工人甚至约好到白云山进行械斗。
在清代，大部分衙署集中在老城区，相对来说西关的官府力量就比较薄弱。这样一来，绅士、商人在西关地区就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影响力。为什么西关会成为广州，甚至是广东的商业中心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官府的力量相对薄弱。“官”的力量薄弱，“商”就有更多发展的空间。此外，不在职的粤籍官员和大绅士也往往住在西关。
西关的文澜书院是很有名的。读书的书院集中在老城区，文澜书院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培养人才，从杜凤治日记看不出文澜书院有教学与培养人才的功能，基本上是西关绅商集议与办事之地。到了光绪后期至宣统年间，文澜书院更是广州城内外绅商集议的地方，讨论西关的或者是全省城、全省的重大问题，常常在文澜书院进行。
另外，晚清广州的慈善机构主要也在西关。日记里面讲到了老城区里的最大的慈善救助机构惠济仓，钱多数是西关人捐的，所以西关人也是很豪气的。近代广州“九大善堂”的第一个爱育善堂，就在西关。
刚才所讲到的西关地区靠西的地方，也即现在的恩宁路、蓬莱路一带，归金利司管，所以原本是按照乡村地区的规矩来管理的，允许士绅设立公局。公局可以办理一些案件，并有一定的武力。杜凤治接任以后，把丛桂街的这些公局撤销了。大概他认为这里已经完全变为城区了，应该完全按照城市的规矩来管理，不应该再设立公局。然而，清朝在西关地区的兵力有限，弁兵素质又不高，官府不得不允许西关绅商维持一定的武力。《杜凤治日记》里面记载很多街道和城乡接合部的村庄，如泮塘等地兴办团练。杜凤治还会自掏腰包支持他们兴办团练。知县掏腰包，并不是意味着知县承担团练的经费，而仅是表示赞助、支持的意思。
讲座现场
三、西关绅商的“居民自治”
《杜凤治日记》里记有这样一件事：1877年，梁王氏与租住其店屋的李何氏发生纠纷，县衙判决李何氏退出店屋，但李何氏不遵。梁王氏就带领四个妇女催促李何氏搬走，因而相骂相殴。本来这是小事情，但是街坊值事人，即管理街坊的人，指责梁王氏她们是跑来闹事的，还把她们关在街庙里面几天。这在今天看来也算是非法拘禁罪了，一般的老百姓怎么能够把人关起来？尤其被关的还是妇女。所以杜凤治就派人去管。这群街坊值事人胆子还挺大的，把知县派去的人打伤了。本来就这个事情而言，作为知县大老爷，杜凤治应该大发雷霆才对，但想不到的是杜凤治处理该案件时还是挺冷静的。他只是要求租房的李何氏赶快搬出去，另外，指出街坊值事人带头抗官是不行的，要遵照知县的判决，之前做错的事情就不再追究了。杜凤治还特地指出将几名妇女关在街庙的这件事情并没有男人参与，全部都只是妇女参与的。他这样表达是为了避免事情的扩大。
杜凤治为什么对于违法的街坊值事人会如此宽容呢？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两个关键词：“街庙”和“街坊值事人”。街庙是清代广州街坊集会处理本街事务的场所。晚清报纸上有大量关于街坊在街庙“集庙”处理本街防火防盗、雇请更练的报道。清代的更练，不只负责打更，他们还有武装，甚至配有洋枪，有保卫的功能，等同于现在的保安。但是，今天的保安只给他一个哨子，或者是一把钢叉。清代就不同了，“保安”是有武器的。
此外，街庙有时候还处理民刑案件，其中，有些案件还挺大的。将人打到重伤，甚至是发生命案，街坊有时就在街庙讨论是否要把此事报官。如果街庙的管理人和街道的坊众，也就是本街的居民，一致认为这个事情别报官了，由他们自己处理，他们就会对被打成重伤的人说：“赔你两百元而不报官，行不行？”如果同意，也就不报官了。这样的做法其实严重侵害了官府的权力。前面所提到的案例也是如此，街坊值事人把妇女关起来，有可能会引起非常严重的纠纷，但是杜凤治也没再追究。为什么会如此？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西关地区官府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几个官员哪里能够管得到西关数以十万计的人口？所以必须给地方的绅士和商人一定的空间和权力。在每个街道、街庙里面管事的人，大部分都是绅商。而上面所提到的事件也是如此。在《杜凤治日记》里写得很清楚，被他批评，且责令其释放妇女的街坊值事人都是商店的管事人。
杜凤治对于贫民是很严厉的。日记里讲到西关有一个“花子会”，看这个名字就知道是一帮“穷鬼”了。杜凤治把两个为首“滋事”的人处了死刑。本来“花子会”这类人，闹不出大事。日记说，因为西关的人太多，不守王法的也多，严厉一点，*一儆百，其他人才会听话。然而，对于商人，杜凤治所用的手段就软得多。本来按所谓“士农工商”的顺序，商是“四民之末”，但是清代的商人地位实际上已经大为提升，尤其是在西关这个商人力量特别强大的地区。当官的想要把官当稳，就不能不考虑到商人的利益和态度。光绪三年（1877），大绅商梁纶枢、伍崇晖和十三行六约的商人争夺靖远街码头的所有权。靖远街是一条通向江边的南北向街道。从日记中可以看出，杜凤治是两边都不敢得罪。一边是梁纶枢，十三行天宝行梁经国的后人，一位大商人，而且官衔也挺大的；另一边尽管没有大官和大绅士，但却是人数众多的商人。杜凤治花了很多精力去处理这个案子，对两边都进行安抚。最后，杜凤治并没有满足梁纶枢方面的要求，判决结果还是比较倾向于普通商人。
讲座现场
我翻了晚清的许多报纸，发现在杜凤治以后，大部分有关广州居民在庙宇“集庙”处理街道事务的报道都是发生在西关的。当时我没有注意，只是因为要做这个讲座，我又查了当时的文章，才发现原来大部分案例都和西关有关。因为西关地区官府凭自己力量管不了那么多，所以只能给予商人更多容忍和空间。从方志也可以知道，清代西关的庙宇数以百计。每一个庙就是街道居民集议和处理街道事务的场所，而这些庙无形之中成为一个街区的中心。所以官府有时候出布告要求“各庙”必须如何如何，把“某庙”视为某街区的代称。如果有较大事情，官员会来到街庙与街坊商量，杜凤治也是如此。因为当时能够开会的地方不多，而庙的空间相对大一点，他到庙里，把商人和街道管事的人请过来一起讨论。官府默许街坊集庙处理本街的事务，承认街区组织和值事人的地位。这本来是不符合王法的。王法规定只有官才能管事办案，商人不能够管公事，更无权调解、处置民刑案件。然而，官府管不过来，所以只能允许让商人通过集庙等活动来维持社会稳定和运作，实际上也是维持了清朝的统治秩序。
前些年，学术界很注重西方的市民意识，民主自由、自治等观念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不过，我看到的集庙的报道，以及《杜凤治日记》的记载，看不出这些事情受到西方的影响。处理过程反映的观念、方法，以及所表现出来的问题，都比较“传统”。就大城市管治而言，中国本土未必没有“自治”的传统，不一定都是西方传来的。我们自己有自己的传统，自己有自己的社会规则。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只是提出疑问和肤浅的想法，期望年轻的学者继续深入研讨。
到了晚清，西关的商人更敢于“抗官”。如1905年1月，《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十八甫商民抗议官府处事不公，举行罢市，搞得整个广州城沸腾了。从南海知县，到不管辖西关的番禺知县，还有官更大的广州知府、广东布政使都要和西关的商人进行谈判。这件事同杜凤治没什么关系，因为他此时已经去世二十多年了。当时的南海知县还亲自到十八甫的华光庙与商人谈判。最后，官府做出了妥协。晚清西关的商人，以粤商自治会为代表，在“抗官”这一点上显得非常得鲜明。
这里我就不再展开讲了，我只是强调一下：我们研究西关，“商”字肯定是应该特别重视的关键词。在清代中叶以前、鸦片战争以前，是十三行商人。在鸦片战争以后，“商”仍然是一个关键词。我想除了专门研究近代史的学者以外，可能一般人以为十三行以后，“商”或者“商人”就不再是研究西关最关键的词语了。其实，十三行行商制度消亡以后，兴起的是一群普通商人。十三行人数不多，都是特权商人、大商人，但是十三行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以后，一群普通商人起来了。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要讨论广州的历史，尤其是讨论西关的历史，这群普通商人更值得注意。但是不像十三行还有很多比较集中的文献史料，有关晚清这群普通广州商人的史料是很分散的。我比较看重报纸，只要去看《香港华字日报》《申报》、上海的《时报》，里面大量关于广州的报道，尤其是有关广州民间社会、官民矛盾等报道，你只要细看，就可以发现很多内容与西关商人有关。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50年左右的时间里，西关商人对广东的政局，甚至对全国的政局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类似于今天，晚清的广东是全国近代化先走一步的地区。在近代化进程中，有两个群体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新式知识分子，第二个是商人。在晚清全国的进出口当中，广东的位置可以肯定不是第一，就是第二。而广东的近代工厂数量一度是全国最多的。对于广东早期近代化贡献最大的群体就是广东的商人，具体来说主要是西关的商人。因为广东当时是靠顺德、南海的蚕丝业带动全省经济，而顺德、南海的商人主要在西关经营银号业、丝庄业以及蚕丝进出口业务。但是这些与杜凤治及其日记无关，我就不再多讲了。
四、外国人与西关
因为西关临近沙面，所以，在广东，西关是与外国人联系最多的街区。在《杜凤治日记》里也有很多地方反映这一联系。沙基涌开挖以后，所挖出来的土一是填到沙面，一是填到现在的六二三路、黄沙大街。这都是外国人出钱的，因此外国人也得以在西关扩张自己的势力。英国领事有雅芝（A.R.Hewlett）甚至说英国领事与中国官府共同管治西关地区。根据《杜凤治日记》的记载，西关还达不到由外国人“管治”的程度，但是很多地方确实被外国人影响到了。例如，今天六二三路一带，日记中称作“鬼基”，当时那里已经有商店卖洋酒、洋货。
在1865年到1880年，专门研究西关历史的学者都知道，是沙面外国人势力大发展的时期，恰恰这十五年杜凤治在广东当官，而且有五年任南海知县，所以，外国人对西关的影响，在日记中可以找到很多材料。例如，外国人在鬼基演戏、开赌场、开牛栏（屠牛、批发牛肉），还有沙面对岸居民违章建筑等事情，杜凤治是如何跟外国领事共同讨论、处理的。另外，还记录了大量诉讼案件有外国人插手，所以在日记中杜凤治对于外国领事的评价很差，觉得这帮家伙无钱不要，无事不管。外国领事甚至干预很小的案件。有一个案例：一个妇女是英国领事馆的女佣，她因为出钱领了华林寺的一处因住客开赌被查封房产（相当于向官府购买了被没收的华林寺房产），后发生纠纷。在这个案件中，这位妇女应该是合法获得的，然而官府并不理会，判她钱屋两空。这个妇女找官府没用，就找到英国领事。英国领事就去找两广总督说，而总督就让杜凤治按照英国领事的要求去办，结果，这位妇女就高高兴兴地把房屋领回来了。还有1877年，美国旗昌洋行要求在西关建立戏院。这也是研究西关历史比较有趣的一个细节。当时官府主要担心出现治安问题。因为此前老百姓看戏多数是不要钱的，戏班在戏台上表演，谁来看都可以。不过，外国人建的戏院是要买票进去的。关于以前的戏院，因为我没有做研究，所以不太清楚。不过在当时的官员看来，外国人办戏院，会给他们带来大麻烦，因此不让建、不让办。经过了反复交涉，最后杜凤治成功了，旗昌洋行答应不建戏院。
五、日记中几位晚清西关名人
最后，讲一下日记里面提到的几位西关名人。
第一位是潘仕成，他一再出现在中国近代史课本上，也许是近代最有名的西关人。课本里讲鸦片战争有他，讲对外交涉、学习西方制造武器也有他。海山仙馆也很出名，尽管现在的海山仙馆是重建的，但都说是按照潘仕成那时候的规模和遗址来重建的。潘仕成在清朝的时候名气也已经很大。然而，现在有关潘仕成的研究，对于他是不是洋商，即是否属于十三行商人仍存在着争论。大概十年前，有几位学者对这一问题曾展开过讨论。而写下《广东十三行考》这一著作的梁嘉彬对于潘仕成是不是十三行商人好像也有点拿不准。因为潘仕成在后来是作为盐商经营失败而被抄家的，所以有学者认为潘仕成是盐商而不是洋商。《杜凤治日记》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杜凤治作为南海知县，在接任不久，上司就要他去处理查抄潘家财产、房产的事。此外，潘仕成家族、亲戚也不停地打官司，作为南海知县的杜凤治是主审官。因此，在日记里，从杜凤治第一次见到潘仕成到潘仕成重病快死的这段期间，总共有两万多字是有关潘仕成的。我想，以后谁要写潘仕成的传记，杜凤治的这部日记是必须参考的。日记写潘仕成“开洋行大发财，洋行败，改办临全埠盐务数年，亏国帑二三百万两”，尽管这几句字不多，但很关键。潘仕成卖盐是发不了财的，因为他接手经营盐业之后就失败了。潘仕成的财产从哪里来？我觉得杜凤治这里所说的“开洋行大发财”很可信。因为杜凤治当时办理查抄潘家财产，他肯定要多方了解潘家财产状况、由来，同时很多人为此事而找到杜凤治说情，也会对他谈与潘家财产相关的事。所以，尽管“开洋行大发财”只有六个字，但我觉得这六个字是重要的线索。不过，现在要从中文文献找到更多证据恐怕不太容易，能不能从外文材料中有新发现？这就需要我们这些青年学者的努力了。
潘仕成绝对是近代西关非常重要的人物。由传统西关走向近代西关，西关的文化、经济、园林，以及西关的城市发展都与他有关。研究西关地方史，潘仕成肯定是一个不能不提及和研究的人物。
在日记中有许多有关潘仕成的生动记载。如日记记载了抄家以后，潘仕成留下了不少珠宝，光是金刚钻就有一斗，价值一百多万。也有人说实际上值不了一百万，当时的珠宝不像今天那么值钱，日记说值十来万应该是有的。日记记载了潘家大屋被爱育善堂以三万多两银子购买，就是在今天十八甫路与康王南路交界的地方。现在那里还有一条街叫“爱育西街”。另外，日记写潘家大屋抄家的过程也非常生动，这个房子是什么样子，里面有什么假山，有什么样子的门，里面住了多少人等都有记载。日记里又说到在抄家的最后一天，杜凤治催潘仕成搬走，潘仕成表示他不是不想搬，只是人太多了，一时找不到房子。杜凤治就回复潘仕成说这不关他的事，他也是奉上司命令行事。假如潘仕成不尽快搬走，也别怪他不客气了。结果潘家还是搬了，潘仕成一家老小都大哭。杜凤治看到此情此景也不大忍心，并为潘仕成的经历而感叹。
虽然潘仕成早年风光得不得了，但从《杜凤治日记》看，他后来是一个很惨的人，不但被抄家、被勒令离开自己的房屋，到最后还要跟自己的亲侄儿打官司。在这起诉讼中涉及的店铺六十八间，价值两万七千多两。这些数字现在看来很有趣。平均一间店铺值四百多两，假如当时用四百多两银去买米，最多就只能买三百担左右。今天如果拿买三百担米的钱，要在西关买一个店铺，是绝不可能的。通过日记这些很细的记载，我们就能知道当年西关的房价，是挺有趣的。假如拿粮食来折合，相对而言，当时西关的房屋并不贵，但四百两也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拿得出来的。
关于潘仕成的死亡时间，很多资料都说是1873年，这其实是错的。杜凤治记得很准确，同治十三年的三月十六日，按照阳历已是1874年5月，其时潘仕成陷入了另一宗纠纷，人家要求他赔钱，潘仕成当时可能拿不出，也可能是不想拿。当日日记说，这群和他打官司的亲戚跑到潘仕成的家里闹事，而潘仕成已经是“不能言，仅存气息”了，他们还把潘仕成从床上拉起来丢在地上。杜凤治前去处理。估计不久以后，潘仕成就去世了。所以潘仕成去世时间应该是1874年。
此外，还有海山仙馆的问题。同治十三年的四月十二，杜凤治去海山仙馆旁边的彭园游玩、赌博。杜凤治又抽鸦片又赌博，而且还挺喜欢赌博。在当罗定知州的时候，在白天，因同治皇帝去世，他率领百官进行拜祭仪式。到了晚上，他就写便条给罗定州的学正，相当于罗定州的教育局长，约他打牌赌博。假如这件事情发生在乾隆年间，那他的脑袋可能保不住。但是到了晚清，对于官员的管理已经很宽松了。杜凤治写到当时他路过海山仙馆的时候，“潘园已鞠为茂草，惜盛时予未一到”。因为潘仕成已经被抄家好几年，海山仙馆没人管理，已经变成了一个荒草园。这幅地图上所标识的“潘园”的位置就是海山仙馆，旁边就是“彭园”，杜凤治也就是到这里赌博。因为当南海知县也很累，当累到不行的时候，就和番禺知县以及其他几个特别要好的官，就去赌博、去玩一整天，什么公事也不管。
所以，根据日记文字记载并结合地图，我们对晚清西关一些标志性建筑的变迁，就会有更多的了解。
除了潘仕成外，梁纶枢、梁肇煌叔侄也是反复出现在《杜凤治日记》里的人物。当时梁纶枢年纪已经挺大的了，有八十多岁。日记载，梁纶枢、伍崇晖、马仪清这三位十三行家族的大绅士，是文澜书院领头的管事人。在道光、咸丰之际，十三行商人的势力仍在，尤其是在道光年间，但到了咸丰年间以后就开始不行了。有一次杜凤治找到他们三位，请他们出头讨论办理团练和加强治安的问题。然而，他们却表示无能为力，因为他们说的话人家不听。这反映了在杜凤治当南海知县的时候，西关的绅商正处于一个世代更替的时期。原来西关的绅商主要是十三行商人及他们的后裔，大概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甚至同治年间，他们还有一定的地位。因为，十三行商人家族不仅是商人，他们有钱以后就会请名师教育子弟，结果就是他们的子弟中翰林、进士、举人的比比皆是。潘仕成不算争气，他的举人是皇上赐给他的，但他的儿子是中了举人的。当时梁家、潘家可以说是进士、翰林辈出，所以梁纶枢、梁肇煌叔侄会在日记里面反复出现。而这些十三行家族又有钱、又有势力，是“地头蛇”，其势力本来是很大的，但也在衰落。
原河道总督苏廷魁也曾在西关居住，他并不是西关本地人。他曾经向两广总督刘坤一抱怨，认为梁家“目中无人”。从日记中可以看出，由于梁肇煌等人的官衔，以及梁氏家族的势力，杜凤治等地方官面对梁家的大绅士，还是有点惧怕。
在1877年，北江石角围决口。上西关的地势还高一点，下西关就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片地方，在清朝、民国的时候，无论是北江，还是西江发大水，一旦决堤，这里就会变成一片汪洋。所以当石角围决口，官府和绅士就为解决西关的安全、维修堤围、防灾等问题进行讨论。梁肇煌是在籍京兆尹，三品高官。他主张收铺捐筹集费用，这就意味着对所有的商人都额外征收，而负责收捐的人肯定可以“吃水很深”。西关大绅向所有的商人收捐的想法，让官府产生了担心和戒心，也就不允许他们做。进而，西关士绅就对两广总督刘坤一施加压力。他们要求刘坤一将刚到手的一笔十五万两的巨款用以修堤围，这就使得刘坤一很恼火。刘坤一认为他自己主动将钱用以修堤是一回事，而现在被士绅们施压捐出，他作为两广总督就觉得很没有面子。
这群士绅还经常到两广总督处，指责地方官员的不是，说广州知府不行，又说南海知县不尽责等等。所以杜凤治对他们不满，但是他也会怕，不能不给足西关大绅面子。有一次，一个更练和梁肇煌弟弟梁肇晋夫人的随从发生了冲突，这名更练把梁肇晋夫人的轿子打烂了。杜凤治在处理这起案件的时候，就把这个更练判处了终身“礅禁”，即无期徒刑。到杜凤治离任以后，这起案件才得以平反。本来，将官员妻子的轿子打烂，放在今天就相当于把人的车子给砸了，只是拘留几天的事情，在清朝也不是重罪。但杜凤治为了讨好梁家，居然把这个更练判了终身“礅禁”。然而，杜凤治心里对于这群大绅其实也很痛恨。他经常在日记里写，这群大绅如何给他添乱，他们包庇赌博赚取了多少钱，并且还骂到他们的家人身上。但是，杜凤治处理事件时，又惧怕这些大绅，可见当时官绅之间关系复杂。
最后还有一个关于李文田的记载。李文田是顺德人，他的故居就是在这里附近的泰华楼。在日记里面，杜凤治对于李文田没说过多少好话。虽然李文田是探花，杜凤治只是举人，但是杜凤治却看不起李文田的学问。当然，今人对李文田的学问、书法和思想等都给予很高的评价。那么，杜凤治为什么会看不起李文田？不完全是学问水平问题。虽然，杜凤治的学问水平也不算低，而且以前科举也不一定是学问水平高的人就中得更高。主要问题是杜凤治恼火李文田在上司面前说他的不是。因为李文田和两广总督刘坤一是好朋友。刘坤一在江西当巡抚的时候，李文田在江西当学政，两人就此结下了交情。日记里记载了两广总督刘坤一经常到泰华楼，和李文田一起“开灯抽烟”。在抽烟的过程中，李文田就趁机进言，说南海知县等官员的坏话。杜凤治也因此对李文田特别有意见。不过，实际上杜凤治的学问还是比不上李文田的。
我刚才提到同、光之际是晚清广东绅商时代交替的时期。此前主要是十三行的绅商以及他们的后人，此后则是为普通商人所取代。在古代，广州有哪些能够说得出名字的商人？这我并不知道，也许广财大的年轻学者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真正能查出名字的广州商人，很可能是从清代十三行时期开始的，但也不算太多。然而，在杜凤治任南海知县及以后，能够找到的广州商人名字就有很多了，当然没有一个是特别出名的。有些人会相对出名，例如后来的黄景棠，他是小画舫斋的斋主，是一个很有个性、很有贡献、很有特点的商人，曾带头开发芳村，首先提出修建海珠桥的设想，对粤汉铁路的修筑也做出了贡献。
在晚清的时候，新兴的普通商人与原来西关的十三行商人及其后代之间有着很大的矛盾。爱育善堂主要是广东本地商人兴办，尤其是顺德、南海的商人出资。当时梁家、伍家这些十三行的大绅士让商人们出钱捐款，商人们并不积极，甚至不理会。不过，如果是李文田去劝说，他们就会听。我想，很可能因为李文田是顺德人，而这些银号、丝庄的商人也大多数是顺德人，所以，李文田对于在西关经营银号、丝庄的商人的影响力比梁纶枢、梁肇煌这些十三行后人要大。一旦要捐款，官府就要通过李文田去说服南海、顺德籍的商人。
《杜凤治日记》里其实还有许多生动的记载，由于时间有限，我就只能够先说到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