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期，俄罗斯革命史——最落后的乌拉尔矿工队伍（粉碎矿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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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到9月时，既没有背弃自己，也没有背弃自己誓言的顿涅茨克矿工已经与妥协派分子分道扬镳了。最落后的乌拉尔矿工队伍也做出了同样的事情。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革命党人奥若戈夫是来自乌拉尔的代表，8月月初他探访了自己所在的伊热夫斯克工厂。他在自己一份令人伤心的报告中写道：“我被我不在时所发生的急剧转变猛烈地击垮了，社会革命党在那个工厂的组织，其开展的活动就像它拥有的人数（8000人。——托洛茨基）

一样曾经闻名于整个乌拉尔地区……现在它多亏了那些不负责任的宣传人员已经趋于瓦解，减少到了500人。”奥若戈夫的报告没有使苏维埃执行委员会感到任何意外，同样的情形在彼得格勒也可以见到。如果说七月失败以后，工厂里的社会革命党人暂时神气起来了，在有些地方甚至扩大了自己的影响，那么他们日后的衰落也是越来越不可阻挡的。社会革命党人弗·津济诺夫后来写道：

乌拉尔地区

“不错，克伦斯基政府当时是取得了胜利，布尔什维克示威人群被驱散了，布尔什维克的头目也被逮捕了，然而这只不过是皮洛士的胜利。”说得完全正确：像这位伊庇鲁斯的君主一样，妥协主义的胜利是以牺牲自己的军队作为代价的。彼得格勒工人斯科林柯写道：“如果说一方面直到7月3—5日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还能到某些地方来见工人，也不要冒遭到嘘声起哄的风险，那么现在他们就得不到这样的保证了……”总而言之，他们的保证已经不存在了。

社会革命党不仅丧失了自己的影响，而且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成分。革命的工人要么已经转到布尔什维克那边去了，要么待在旁边经历着内心的危机。相反，战争时期躲避在工厂里的店主、富农和官吏的子弟现在确信，他们的位置正好就在社会革命党内。但是到9月，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决心自称为社会革命党人了，至少在彼得格勒是如此。工人和士兵，在某些省还有农民也已经在离开这个党，留在党内的是保守的小官吏和小市民阶层。

当为大变革所唤醒的群众把自己的信任赋予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时候，这两个政党不厌其烦地赞扬人民的高度觉悟。当同是这些群众经历了时局的教训以后，开始急剧地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时候，妥协派人士便把自己走向崩溃的责任归咎于人民的愚昧无知。可是群众不同意他们变得更愚昧了的说法，相反他们觉得，现在他们弄清了以前没有弄清的东西。逐渐褪色和日趋衰落的社会革命党就这样被沿着社会成分的接合处劈开了，它的党员也被抛进了互相敌对的阵营。

在各团和农村总是有与布尔什维克一致行动而且通常是在其领导下行动的社会革命党人，他们起来自卫，击退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的攻击。两翼之间斗争的尖锐化激活了中间集团。在切尔诺夫领导下，中间集团企图挽救打击者和被打击者之间的团结统一，结果是一片混乱，陷入了无法解决的，通常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矛盾之中，并且进一步损害了党的名誉。

为了让自己有可能在群众听众面前发表意见，社会革命党演讲者不得不坚持自称是“左派”，是与“三月社会革命党”集团毫无共同之处的国际主义者。七月事件以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变成了公开反对派，尽管表面上还没有跟党决裂，然而他们仿效布尔什维克的观点和口号，只不过稍晚了一些。9月21日，并非不带别的教训用意的托洛茨基在彼得格勒苏维埃会议上声明，对于布尔什维克来说，“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达成协议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最后，他们分裂出来形成了独立的政党，从而将其最奇异的一页写进了革命著作。这是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激进主义的回光返照，十月革命过后几个星期，它就只剩下一堆不大的灰烬了。分化同样深刻地发生在孟什维克身上。彼得格勒孟什维克组织采取了激烈反对中央委员会的立场。策烈铁里领导的基本核心没有如社会革命党那样拥有农民后备力量，因此最终更为迅速地走向消亡。没有加入两个主要阵营的社会民主工党中间集团仍然企图把布尔什维克跟孟什维克联合起来。

跟孟什维克联合起来

他们还在死抱着三月幻想，3月时就连斯大林也认为跟策烈铁里的联合是适当的，而且他希望“我们在党内消除微小的分歧”。8月下旬实现了孟什维克与联合派本身的联合。右翼分子在联合代表大会上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因此策烈铁里提出的关于战争以及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政府的决议能以117票赞成、79票反对而获得通过。策烈铁里在党内的胜利加速了党在工人阶级当中的失败。

人数极少的彼得格勒工人孟什维克组织在跟马尔托夫走，同时又推动他前进，但是终因他的犹豫不决而生气，并且准备转向布尔什维克。到9月中旬时，瓦西里耶夫岛的孟什维克组织差点整体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这就加速其他城区和外省发生*动。在联席会议上，孟什维克各派领袖互相猛烈地指责对方要为党的瓦解负责。属于孟什维克左翼的高尔基报纸9月月底报道说，就在不久前还有大约一万成员的彼得格勒党组织“事实上不再存在了……

最近一次全城代表会议由于法定人数不够而无法召开”。普列汉诺夫从右边对孟什维克发起了攻击：“策烈铁里及其朋友在为列宁开辟道路，不过他们自己并不希望出现这种结局，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九月巨浪的那些日子里，策烈铁里本人的政治心态在立宪民主党人纳博科夫的回忆录里面得到了鲜明的表现：“他当时情绪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面对布尔什维主义日益增强的势力而产生恐惧。

我还记得，他在与我面对面讨论时说过布尔什维克有可能执掌政权。他说：‘当然，他们维持的时间不会超过两三个星期，然而只须您试想一下这将会造成怎样的破坏……无论如何都必须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他的话语当中流露出了实实在在的惊慌失措的忧虑。……”十月革命前，策烈铁里心怀的正是纳博科夫在二月革命时就已经熟知的那种情绪。

苏维埃是布尔什维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非常贴近开展活动的舞台，尽管是在同他们不断进行的斗争中开展的。苏维埃各政党力量对比的改变自然不是立即就在苏维埃人员组成及其公共职能方面得到自己的反映的，而是伴随着不可避免的落后现象和人为的拖延耽搁实现的。到七月事件前夕，许多外省苏维埃，如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卢甘斯克、察里津、赫尔松、托木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就已经是政权机关了。

即使不是形式上的，那也是事实上的，即使不是持续的，那也是短暂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维埃完全独自做主建立了个人日用品凭证供应制度。萨拉托夫的妥协主义苏维埃也被迫对经济冲突进行干预，采取了逮捕企业主的行动，没收了比利时人的电车，实行了工人监督，以及组织被弃置的工厂开展生产。在自1905年以来布尔什维主义的政治影响就一直占有优势的乌拉尔，苏维埃经常独自对公民进行审讯和判决；在一些工厂建立了自己的民警队伍，并且由工厂出纳室为其支付费用；

7月份得乌拉尔工厂

苏维埃组织实行了工人监督，这种监督为工厂储备原料和燃料，监视工厂主的销售情况并且编制工资表。在乌拉尔有些地方，苏维埃还剥夺地主的土地用于公共耕作。苏维埃为锡姆斯克矿山工厂组建了一个区工厂管理处，它把全部管理人员、出纳室、会计室和接受订货的事务置于自己管辖之下。这一举动是对锡姆斯克矿区实行初步的国有化。埃里钦（我们从他那里借用了上述资料）写道：

“早在7月份，乌拉尔的工厂里所有一切不仅都已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中，而且布尔什维克已经为解决政治、土地和经济问题提出了限期完成的任务。”这些任务是粗略的，还未成体系，也没有从理论上得到阐明，可是它们在许多方面预先决定了未来的道路。七月骤变给予苏维埃的打击要比党或者工会更直接得多，因为在那些天的斗争中，事情首先就是牵涉到苏维埃生死存亡的。

党和工会既在“和平”阶段也在严重反动的时期保持了自己的重要性：任务和方法改变了，但是基本职能没有变。可是苏维埃只是由于存在着革命的形势才得以维持，并且将连同这种形势的消失而走向消亡。联合了工人阶级大多数的苏维埃使这个多数面临着这样的任务，它超出各种个人的、集团的和行业的需要之上，也总是超出工资问题、修正和改良的纲领之上，也就是说，面临着夺取政权的任务。

但是，“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似乎与工人和士兵的七月示威一起被粉碎了。这次失败削弱了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当中的地位，更是无可比拟地削弱了苏维埃在国家当中的地位。“拯救革命的政府”意味着官僚制度将恢复独立地位。苏维埃拒绝掌握政权也意味着它们在特派委员面前卑躬屈膝，意味着逐渐衰落和萎靡不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