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新闻周刊微信公众平台
原标题：非教学任务反成工作重点，警惕形式主义渗进校园
一些学校校长忙于整理文件和“陪会”、一年开展多达十几次“小手拉大手”、家长被要求“手机APP刷量”和“微信刷票”、教师“包户扶贫”……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安徽一些地方走访了解到，当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走出机关”向中小学校园蔓延，形成文山会海沉重负担。
据了解，这些事务多来自一些党政机关的“转包”“指派”“考核”，有的还涉嫌弄虚作假。这导致一些师生乃至家长承担了大量本职外的事务，分散时间精力，影响正常的教学求学。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形式主义不根除，就很难真正“把时间还给教师”。建议建立教育行政部门权力清单，取消和叫停不必要、不合理的填表、考评；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自主权。
一学期500G硬盘装了啥
“近年来学校收到的各类文件越来越多，比如去年仅从县教育局发来的文件就超过1000份。其中不少与学校工作基本无关，比如招商引资、劳动就业、市场打假的文件也转过来，要求遵照执行。”安徽某县一位公立小学校长说，县教育局这样做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却让学校陷入了“文山”之中。
更让他头疼的是开会多。“准确地说是‘陪会’。算算我每年参加的会议，不止一百场，高峰时一周开四天半会，但最多三分之一的会议与学校有关。比如，安全生产工作会、殡葬改革推进会、村容村貌整治会，听了一上午没提到一次‘教育’‘学校’。”该校长说，这些会来自县教育局各个股室和乡镇党委政府，很多会议还强调校长必须参加，开会、闭会都要签到。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这位校长反映的情况具有普遍性。安徽某县一所公立初级中学共有40个班，近2000名学生，管理人员和教师130人。据该校团委*兼班主任介绍，去年学校买了一台硬盘容量1000G的文件服务器，本以为能用很长时间，结果一学期就用掉了500多个G。
“仔细检查后发现，里面没有多少教学类文件，大多是校领导班子、教研组、班主任为应对上级检查，‘留痕’而产生的各类文件资料。”这名团委*说，现在许多考核、检查都重资料轻实效，自己整理文件资料的时间甚至比上课都多。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吕德文说，有时某些政策需要见效期，督查考核的实际作用可能并不大，但层层指令、自上而下需要交代，就会出现政策考核形式大于政策实质内涵的情况，最终过度“留痕”。
手机APP“一张A4纸都记不完”
让安徽某县公立小学校长头疼的，还有越来越多的“小手拉大手”活动。“小手拉大手，共创文明城”“小手拉大手，创卫一起走”“小手拉大手，抵制烧秸秆”……
“以前一年几次，去年达到十几次。每次都是‘致家长的一封信’，让学校发给学生带回家，家长签名后学生再带回。发放、回收都规定时间、不能遗漏。”据了解，有的活动还要求家长写感想，“小手拉大手”泛滥成了沉重的负担。
受访专家指出，当前除了教育行政部门以外，一些部门将学校纳入业务管辖范围，把学校视作搞形式主义、捞取政绩的工具，层层施压下，学校只好被迫“扎扎实实走过场，认认真真干虚活”。
该校长说，团委、妇联、公安、司法、综治办、文明办、卫生、安监、环保、工会、科协等，都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给学校“派活”，有的还指明要老师上阵。“比如前段时间县工会要求学校抽调教师，参加工会法知识竞赛；市科协要求学校派100名教师，关注其微信公众号学习科普，再做试卷答题。”
“学校里，学生人数多，‘刷指标’快，教师做事认真还听话。”在该校长看来，这些部门让家长“留痕”、教师答题，不仅是形式主义，还涉嫌弄虚作假。
更多的“增负”，发生在手机和电脑屏幕上。安徽某县公立初中团委*兼班主任介绍，现在许多部门都推出手机APP，比如仅校园安全方面就有警务通、市安全教育平台、第二课堂（禁毒）平台3个，要求所有学生家长下载、安装、注册、激活，平时学习。“我们学校不少学生家长是农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动员起来很困难，但完不成任务上级要处理。”
除了手机APP，还有智慧团建、全国少年宫平台等电脑软件……这位班主任说，由于信息平台、登录账号太多记不住，只好写在纸上贴到墙上，“一张A4纸都记不完”。
此外，上级还要求关注各种微信公众号，如市政府、县政府、县教育局等还经常举行各类评比，让学校发动家长投票。
比如，前段时间市里评选“年度十佳政务新媒体”。连续10天，校长每天在微信群里催班主任，班主任再催家长，要给参评的县教育局、县纪委公号投票。家长投票后截屏传给班主任，班主任传到学校，学校再传到中心校，中心校最后传到教育局。
“层层截屏层层传，可想而知花费了学校和师生多少时间、精力。”该班主任说。
优先把贫困户孩子教育扶起来
“现在让老师很无奈的，还有强制扶贫。”安徽某县公立小学校长介绍，近两年来，当地要求县城中小学三分之一教师、乡镇学校所有教师去扶贫，每人包5户贫困户。
“教师扶贫，一无技术，二无资金，三无项目，只能精神扶贫为主，宣传教育扶贫政策，检查政策享受情况。”他说，教育扶贫政策主要是“三免一补”，“这些去两次就能讲明白、查清楚，但县里要求教师每月固定三天上门扶贫。时间长了，很多贫困户也不欢迎教师去，因为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还得抽时间见面，耽误‘干正事’。”
不仅如此，扶贫工作要“留痕”，需填写帮扶材料，看教师字写得好，有的村干部就全让教师写。不少教师下课写、放学写、周末加班写，如果村里不满意，乡镇就上报县扶贫办，通报教育局追究责任。
写不完的各种应付材料，填不完的各种表册，迎不完的各种检查验收……多位受访教师说，非教学任务反而成为了工作重点，关系着学校和教师的督导考核评估，成为难以承受之重。
“应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减少‘形式主义’的留痕，将教师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放到教学工作上来。”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辛鸣说。
此外，该校长介绍，有的贫困户家距学校几十公里，教师要自己出路费，更重要的是经常调课，影响教学。“去年下半年市里、省里两次扶贫检查，凡是抽到的村，包户教师就得停课迎检，打乱原有的教学计划。经常调课也影响了学生和家长的生活。”
据了解，强制教师扶贫在不少地方存在。在该校长看来，精准扶贫是国家战略，全社会都应尽心尽力。但教师集中精力做好本职，教好学生，落实好对学生的教育优惠政策，把贫困家庭孩子“扶起来”，才是真正对扶贫有益。（记者徐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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