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于做直播当“网红”的返乡“新农人”，该自救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1993年出生的，初中毕业在上海的工厂里打了几年工，前两年回他自己家乡了，在村里养蜂采蜜，也收购别人的蜂蜜，然后自己做直播卖蜂蜜。听他说，做得还不错，把自己的蜂蜜卖了，也带动周围群众致富了。

今年夏天，我去他的家乡玩，约好在他们村见面，结果他临时有急事外出了。我便自己在他们村转悠，看见有农家乐便进去点了菜，吃着等他。经营农家乐的老板是个善谈的，我坐下来后，他一直与我说话，我就顺口问及了我的朋友。老板说：“这个年轻人，本事大呀，不得了呀，眼睛都瞅到天上去了……我看将来找对象都不好找了……”我心头一紧，看来这是有不好的情况。我等了朋友许久，没等到他，他来电话说，下次再约，这次他腾不出身与我碰头了。

在数字化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乡村和城市拥有了同等优质的互联网资源，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电脑和其他互联网设备接入数字化世界，徜徉在数字化河流当中。于是，销售优质农产品有了新赛道。一些捕捉到其中商业机遇的、在家乡的乡村有农产品资源的、掌握一定的互联网算法规则的有志青年们纷纷返乡创业，以电商、直播卖货为主要经营方式，将好的农产品从乡村销往城市，为城乡资源流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后来，通过了解我才知道，我的朋友在直播电商中并无获利。他在网络上看到了许多通过电商直播卖货实现了巨大经济收益的案例，但他并不掌握互联网流量密码，急于求成地介入了互联网直播，对着手机屏幕干巴巴重复说着自己的蜂蜜有多么好，自始至终没有获得令人喜悦的销量。

他也并没有像他所说的那样，带动周围群众致富了。恰恰相反，他在农民处拿蜂蜜时是赊账的，卖蜂蜜的钱付了包装费、运费后所剩无几，结果付不出该给农民的蜂蜜款，人家将他诉诸法院，那天他腾不出身与我见面，便是在接受法庭的调解。

据农家乐的老板说，我的朋友返乡后，平常生活里不与人说话，一天到晚就抱着手机；到了手机摄像头前，又仿佛变了一个人一样，自顾自地对着冰冷冷的摄像头，又是笑、又是闹。老板说：“30岁了，这样的‘两面人’，不知生活在生活中，还是生活在手机视频中，哪个姑娘能看上他？”

这个事情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开始观察一些返乡创业的直播带货者。不观察不知道，一观察吓一跳。原来，很多返乡的“新农人”根本不知算法为何物，而且其返乡创业的精神实质不是做好产品、卖好产品，而是要“红”！当“网红”，实现自己的精神和身份跃迁！这一部分所谓的“新农人”，在生活中作息时间黑白颠倒，精神上不能客观地掌握自己拥有的农产品的产品信息，甚至不知自己所卖产品的客观标准为何物！只是在编造故事，杜撰某种农产品的食用功用……

无独有偶，我曾前往两湖某地参加某品类水果采购活动，在与当地水果企业的座谈会上，一位返乡创业的女青年谈到自己销售了多少水果、对家乡作了多少贡献，而自己却没有获得相对应的奖励与荣誉……会后，抱着好奇心，我专门去看了她的水果直播，我发现，她对水果品质的解读和对当地水果地域品牌的解释都是极不规范的。我全程看完她的直播，发现她没有卖出几箱水果，全程只是自己在卖力地辩解。一个区域农产品公用品牌的建立需要数十年乃至几代人的努力，但是类似这样的“新农人”面向数字化世界，做出那么多无厘头的、为了自己“红”的、干巴巴卖货的解读与辩解，我觉得对区域公共品牌的美誉度和影响力有极大的妨害。

很多人享受到了数字化技术带来的农产品销售新通路，也确实获得了商业回报，为乡村振兴事业添了砖、加了瓦。

于是，抛开大红大紫不说，如果把它当成事业来做，能够维持经营，其中一定有对路的操作办法。

我也看到，有操作办法的培训经常展开。但以我的朋友为代表的一部分“新农人”们，他们可能因为受教育程度不高，也可能因为别的什么心态产生的影响，这种培训他们是听不懂的。他们能做的，就是按时到培训现场，不断自拍、发朋友圈，继而拍短视频，在培训课上卖力地剪辑着自己的短视频。于是，培训课讲完了，“新农人”们的短视频也剪辑完了，他们点击“发送”按钮，算是完成了培训。至于培训了什么，也许没人知道也没人学到。

直播带货的“新农人”啊，警惕呀！问问自己：我到底是在数字化世界里寻找人们的认同，还是在积极为农产品流通贡献力量。如果是前者，请放过自己吧。

（作者为上海市果品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 （南方周末App“hi，南周”栏目期待您的来稿。投稿邮箱：nfzmreaders@163.com）

王文东

责编 温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