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著名的斯拉木·阿洪案，受骗者不胜枚举，甚至包括多位专家学者，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诈骗者却是一个文盲。
许多瞒天过海的骗局往往不需要高明的骗术，在人们未知的领域里，人人都能成为骗子，人人都会被骗。
1.季羡林马失前蹄
1927年，一个由中瑞双方合作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浩浩荡荡从北京向中国西北出发。
在此之前，中国境内，特别是西北地区的考古工作几乎由西方列强垄断，造成了我国大批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的惨痛后果。一开始，这个由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组织的中国西北探险队，一如既往地将中国科学家排除在外。
在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持续抗议下，最后才协商成立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协议规定所有采集品归中国所有。
当时的外方团长自然由大名鼎鼎的斯文·赫定担任，而中方团长则是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徐旭生。中方团队里有一名其貌不扬的北大学者，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西北考古第一人”的黄文弼。
1929年5月，黄文弼随着考察团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探索，经过新疆和阗（今和田）地区时，他向当地人购买了一些印有古和阗文的古文书。
黄文弼认为这些古文书具有非凡的考古价值，此次新疆考察结束后，他专门拜访季羡林，让季帮忙鉴定这些古文书内容。
据黄文弼著作里提到这段往事描述得知，当时这些古文书被季羡林初步鉴定为古和阗文字，但无法确定古书内容。
得到季羡林的肯定后，黄文弼便将这些古文书一并收录到他的考古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
然而，1959年，季羡林在德国求学时的老师——著名的德国印度学家恩斯特·瓦尔德施米特，指出黄文弼的《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里收录的古文书是由四个词组不断重复组成，且这些词组根本不是古和阗文。
这个发现真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成功骗过季羡林和黄文弼的古文书竟都是伪造之物。这些赝品不仅骗过中国学者，远在大洋彼岸的大英博物馆也曾经将这些古文书赝品当做稀世珍宝来收藏。
后来经过证实，这些伪造的古文书均出自于中国新疆一个普通的团队，其中维吾尔族人斯拉木·阿洪是这桩文物伪造案的关键人物。
令人吃惊的是，这个团队仅有三、四个人，都是新疆当地普通的农民，且几乎都是文盲！
2. 新疆古文书疑案
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为了称霸世界、制约对方，开展了一系列以争夺中亚控制权的政治活动，史称“大博弈”。
为了在中亚拓展势力，英俄双方在中亚各国进行了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较量，除了博弈中心阿富汗之外，英俄两国在中国新疆和西藏地区也展开了斗争。
1989年，英国驻印度情报部门的中尉汉密尔顿·鲍威尔收到情报，一名*害英国探险家的*人犯在我国新疆南部出没。
鲍威尔奉命前往新疆古城库车追捕，期间，他偶然从当地人手里购买到一本写在桦树皮的古文手稿。
次年8月，鲍威尔返回印度后，登门拜访了德裔英国学者奥古斯都·鲁道夫·赫恩勒。鲍威尔将这本桦树皮古文书交给赫恩勒，希望后者能帮忙鉴定。
经过研究，赫恩勒发现这是一部早已失传的古印度传统医学经书《阿育吠陀》，这部古籍上的文字是古印度笈多时代的婆罗米字母拼写的梵语。
这部古文书后来被命名为《鲍尔古本》，这部古籍一经公布，震惊世界，立刻引发了一阵中亚探险热。各国纷纷组织派遣探险队前往中亚各地进行考古工作，希望发掘更多有价值的文物。
作为博弈较量的英俄两国自然不遑多让，双方皆命令各自驻扎在新疆喀什噶尔的代表机关，大力发掘和收集当地文物运回本国供专家研究以求抢占先机。
当时英国驻喀什噶尔的领事马继业是一位中英混血儿，其父为晚清著名洋人外交官，其母是一名中国人，据传是太平天国大将郜永宽的后代。
马继业在中国南京出生，直至10岁才回英国接受教育。长大后，由于其出色的语言才能，很快成为备受英政府重用的翻译官。1890年马继业随着英外交官进入中国新疆活动。
马继业对中亚古迹古物十分感兴趣，一直热衷于从各处收集新疆文物。
1895 年，马继业从部下手里得到一些古文书，他觉得上面的古文字和著名的《鲍尔古本》有些类似。于是，马继业便将这些古文书寄给了当初破译《鲍尔古本》的赫恩勒教授。
赫恩勒接到古文书后，立即展开了新一轮的破译工作，但没想到这次的破译工作无比艰难。寄来的古文书里有少许可辨识的婆罗米字母，但大部分内容看起来杂乱无章。
直至1987年，赫恩勒仍然没有什么进展。这让他十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学术水平。
而从中国寄来的古文书依旧源源不断，赫恩勒只能继续研究，奇怪的是，他从那些古文书里辨认出了好几种古文字，包括类似藏文、汉文、佉卢文、婆罗米文、波斯文等文字。
但赫恩勒对此并未有所质疑，只当是自己知识不够。
与此同时，俄方驻喀什噶尔的官员也从当地人手里收购了一批或手抄或印刷的古文书。
俄方专家在对这些古文书的研究上遇到了与赫恩勒一样的困境，最令俄专家不解的是，那些古文书里居然出现类似于当时俄文字母或倒写的俄文字母的字符。这种“时空错乱”的现象令俄方百思不得其解。
基于这些新疆出土的古文书的种种疑点，开始出现质疑这些古文书真伪的声音。
其中，一位名为马格努斯·贝克隆德的瑞典传教士质疑声十分激烈，他提出自己在喀什噶尔就曾遇见一个叫斯拉木·阿洪的古文书兜售者，马格努斯·贝克隆德表示自己在斯拉木·阿洪手里见过几乎一模一样的古文书。这些质疑者中还包括当时与斯文·赫定齐名的著名英国探险家斯坦因。
3.真相大白
《鲍尔古本》的出土以及以斯文·赫定为代表的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地区卓越的考古成绩，使得中国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成为当时各国探险家趋之若鹜的宝地，其中就包括斯坦因。
1900年，斯坦因在英印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了他在中国新疆的探险之旅。
斯坦因抵达新疆和阗地区开始考察，他听说有个叫斯拉木·阿洪的新疆小伙手里有不少珍贵的古文书。斯坦因对此消息十分兴奋，辗转从斯拉木·阿洪手里买了不少古于阗文抄本。
后来斯坦因亲自前往于阗古城考察，经过对比，斯坦因发现在古城发掘的古于阗文古书与斯拉木·阿洪兜售给他的相去甚远。
不仅如此，经过斯坦因的观察，他发现斯拉木·阿洪一伙手里的古文书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甚至还能够根据斯坦因的需要给他提供各式各样的古文书。
斯坦因还听说斯文·赫定手里也有相似的古文书，也是从斯拉木·阿洪那里购买的。种种迹象表明斯拉木·阿洪和他手里的古文书可能就是一个惊天骗局。
不过赫恩勒教授却不这么认为，他坚信这些古文书不可能是由几个文盲创造的。他认为就算是伪造的，那些文盲应该只是复刻了原版古文书而已，而古文书上的文字是真实的。
但以防万一，赫恩勒将这些年马继业寄给他的古文书一一拍照，制成图集。
斯坦因后来得到这些图集，看着上面的古文书照片，他更坚信斯拉木·阿洪一伙就是伪造文物的骗子。他必须要抓住斯拉木·阿洪问个清楚！
1901 年 ，斯坦因听说斯拉木·阿洪在和阗附近出没，于是便去拜访当时的和阗直隶州知州潘震，斯坦因说明来意，希望潘震帮他抓住斯拉木·阿洪。潘震与斯坦因一直私交甚好，经过一番斟酌，潘震答应了斯坦因的要求。
1901年4月25日，在潘震的努力下，斯拉木·阿洪被捕。一开始斯拉木·阿洪还想抵赖，他说自己只是个倒卖古文书的中间商，拒不承认伪造古文书之事。
但是问他从哪些人手里收购古文书的，他又说不出个所以然，只说有的跑了有的死了。后来在斯坦因展示的种种证据之下，斯拉木·阿洪才不得以招供了。
原来大约在1894年，斯拉木·阿洪打听到来新疆探险的西方人很喜欢古文书之类的文物。斯拉木·阿洪认为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于是便纠集了几个人组成团队专门制造假古文书，售卖给西方人。
斯拉木·阿洪团队一开始伪造古文书时是采用手抄临摹真品的方法，这样效率很慢，于是斯拉木·阿洪放弃临摹真品的方法，直接自由发挥，模仿真品文字风格随意造些符号抄到纸上。
后来随着中亚考古热的持续升温，斯拉木·阿洪一伙的古文书赝品“供不应求”，为了提高效率，斯拉木·阿洪一伙更是使用简单粗暴的雕版印刷。
印刷的古文书赝品基本就是几组无意义符号的无限重复。让季羡林受骗的就是斯拉木·阿洪一伙印刷时期的古文书赝品。
而关于古文书的纸，据斯拉木·阿洪交代，全是由普通的纸张经过染色、熏烤、撒沙等一系列做旧所得。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斯拉木·阿洪古文书伪造案，这件案子影响十分深远，其早期临摹的伪造品还曾被英俄两国的博物馆及科学院收藏。
其中一些还被斯文·赫定收录在他的著作《穿过亚洲》的德文版中。经过斯坦因及后世学者们的努力，才慢慢纠正了这些古文书赝品对考古界带来的危害。
在1901年的审讯之后，这个把中西诸多专家耍的团团转的文盲斯拉木·阿洪在历史上销声匿迹，再没找到关于他的丁点记载。但他伪造过的古文书赝品不计其数，说不定如今就在某个角落被当成真品，谁又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