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刘瀛璐
革命广场旁的古巴内政部大楼外，是切·格瓦拉的巨幅肖像
“60年代，拉美只发生了两件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古巴革命与现代文学创作。”1959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来到哈瓦那，想看看传说中的那场革命。他获得了采访卡斯特罗的机会，一见如故，从此至交。卡斯特罗亲昵地叫马尔克斯“加博”，在哈瓦那市中心给他买房、买车，下班后还常带上酒去找老友小酌一杯。二人无话不谈，卡斯特罗甚至向马尔克斯表达了不革命就写作的人生理想。
卡斯特罗的革命之路，从哈瓦那大学就开始了。这座建成于1721年的古老大学是整个古巴的文化发源地。电影《我是古巴》里，学生领袖在此发表激情演讲，台阶上人头攒动，身后的阿玛·玛德尔雕像在殿宇式的正门前张开双臂。1946年，法律系学生卡斯特罗也在这里组织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解决社会问题。他于2016年传奇离世，怀念的人们带着鲜花再次坐满了哈瓦那大学门前的台阶。
比起老城的殖民风情和中城的美式生活，“10月10日大道”以西的维达区，是革命的新区。哈瓦那大学位于新区北部，往南便是革命广场。在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之前，人们追寻着诗人革命家何塞·马蒂的身影。他率领古巴寻求民族解放与独立，牺牲后被追溯为革命精神的导师。广场中央，109米的何塞·马蒂纪念碑，高耸独立，占据哈瓦那的城市制高点，何塞·马蒂本人的大理石雕像就位于正前方。72000平方米的广场周围尽是20世纪50年代末修建的朴素建筑。广场北侧，内政部大楼和电信大楼相对而建。黑色线条勾勒出的切·格拉瓦和游击队员卡米洛·西恩富戈斯头像就那么被印在大楼的外侧。格瓦拉这边写着“永远走向胜利”，西恩富戈斯下则备注着“干得不错，菲德尔”。每年的5月1日或者“古巴革命节”的7月26日，卡斯特罗都会在这里对超过100万的人民发表演说。
如果想寻找更多与革命有关的部分，可以回到老城。革命军攻入哈瓦那后，总统府成为巴蒂斯塔最后的据点，现在墙壁上还清晰可见激战留下的弹痕。革命胜利后，总统府被改为革命博物馆。不少和古巴革命有关的武器和实物都能在这找到。有卡斯特罗乘坐的吉普车、猪湾战役中使用过的坦克、导弹危机里击落的美国侦察机残骸。博物馆院子里一间玻璃屋，放着“格拉玛号”游艇。1956年底，流亡在外的卡斯特罗等人就是乘坐着这艘小艇回到古巴，贝雷帽、绿军装、大胡子、抽雪茄、背轻机枪，成为全民最新偶像。
当年刚从古巴访问革命归来的聂鲁达见到了赫鲁晓夫。赫鲁晓夫问“你对谁的印象最深？”聂鲁达回答：“对每一个人。古巴现在是一个充满真正革命英雄群像的列岛。那里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真正自由的人，真正站起来的人。”在古巴的首都，哈瓦那的情形也因着这些“真正的自由”而发生着变化。它是旧古巴的残骸，也是新古巴的阵地，是一个还没有亲苏也没有反美的绝对瞬间。
1960年，古巴革命政府成立“美洲之家”，不断邀请各国作家赴古巴参观访问。2月，萨特和波伏娃来到哈瓦那，见到了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也见到了革命“彻夜不眠的激情”。萨特回国后迅速写成了《糖的风暴》，盛赞“革命是一剂猛药”。而当年10月，萨特和波伏娃再一次到古巴，就没有那么着迷了。“哈瓦那变了，再也没有夜总会、赌博和美国游客了；国家酒店有一半房间都空着，一些民兵在这里开会，他们都非常年轻，有男有女。民兵在道路两侧进行操练。”离开之前，波伏娃不无遗憾地总结道：“古巴的欢乐气氛少了，自由少了，不过在某些方面有很大的进步。‘革命的蜜月期’已经过了。” 文章开头提到的“好景俱乐部”，是美国文化流行时，哈瓦那的音乐胜地。革命后的一系列“无阶级社会”举措下，俱乐部被迫关闭。1998年，美国音乐人库德把曾经“好景俱乐部”的国宝级成员重新聚在一起，录制了同名专辑。录音的过程、乐队现场表演，老乐手们的自述，都被德国导演维姆·文德斯一一记录，最终变成了蜚声国际的音乐纪录片《乐满哈瓦那》。影片问世后，捧回大小13个奖项，还成功地将古巴音乐在世界范围内唤醒。1999年，老乐手们用音乐跨越了政治的藩篱，破例获邀进入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一首“ChanChan”唱起，全场沸腾。镜头扫过哈瓦那街头卡斯特罗的那句“我们相信梦想”，90岁的乐团元老康贝·塞康多叼着雪茄，目光炯炯，“只要我的血液还在流淌，我就要去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