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总结出校法四例，甚为简括。今略予推演，而更换其例证，以求贴切易懂。
一、对校法
假如一部书传世的本子不止一个，那就应对不同的本子进行对校。对于印本来说，同一版印出多份，传世再多，也只是一种版本，自然无须对校。如果同一版，中间经过修版补版，前后刷印的本子就有差距，初印本与后印本究竟有什么不同，也要经过校勘才能明白。
对校的方法，刘向校书时就大量采用了。《文选·魏都赋》李善注:“《风俗通》曰:案刘向《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御览》卷六百十八:“刘向《别传》曰:雠校者，一人持本，一人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文选注》无“故曰雠也”四字，据《御览》，当有此四字，文义方完。
根据上面的史料可以发现，不同本子对校，是由两人进行的，一个人拿着书本，另一个人读，遇有异文就标示出来。这种方法清代仍有用之者。张尔岐《仪礼郑注句读》目录后有乾隆八年济阳高廷枢刻书识语云:“详细对阅，胥借力于男之坍、侄之璇。盖若辈亦曾手录过也。既敷于板，又命侄之玫、之璐对勘，而后交工。每刻一页，刷印数纸，坍、璇两人对面唱答，一点一画，不许轻易放过。”这就是过去称校勘为“雠对”“雠勘”“雠校”的来历。
我们在进行对校时，不一定要两人对唱。一个人也可以对校。把两个本子摊在桌子上，一个作为工作底本，遇有两本异处，就把异文统统记在工作底本上，让人看到你的校本，就像看到另一个本子一样。这种工夫叫作“死校”。在过去，没有复制技术，你有一个通行易得的本子，人家有一个宋刻本，十分难得，怎么办？借来对一遍，把所有不同之处用红笔记在自己的本子上，包括某处至某处为一行，某处抬头，某字因避宋讳缺一笔等，都要记下，这样等于有了一个宋本，过去称这种用宋本死校过的本子为“校宋本”。同样，用元本校过的称“校元本”，用旧抄本校过的叫“校旧抄本”。如果宋本、元本、旧抄本因难以预料的原因失传了，那么校宋本、校元本、校旧抄本就保存了可贵的旧刻、旧抄的面貌。清代陆贻典、毛晋父子、黄丕烈、顾千里等都做过大量这样的死校工作，他们的校本后来被学者们奉为名贵的善本，原因之一在于保存了古本面目。《四部丛刊》中有毛扆校宋本《鲍氏集》十卷，其底本为明正德五年朱应登刻本，毛扆用宋本朱笔校，凡遇文字不同，直接用朱笔改过，行款用朱笔勾出，属于典型的校宋本，《四部丛刊》影印时，仍用朱墨两色，可供我们观摩。
假如异本不多，可以逐一对校。假如异本较多，则不可能逐一对校，那就要先弄清版本系统。
考究版本系统仍要先将各种印本进行重新鉴定，依时代排出先后顺序。然后细细审阅序跋，许多序跋对于刻书底本都有交待。例如清同治间五局合刻本《二十四史》，大都依据毛氏汲古阁刻《十七史》重刻，就没有太大校勘价值。其中《史记》经张文虎等精校，则又有较高的校勘价值，与局刻本他史有所不同。
通过研究序跋可将版本分为若干组，每一组有一个祖本，其余是根据祖本重刻的本子。
如果序跋没有说明底本来源，则应通过与他本对校，弄清各本之间的关系，弄清哪些版本关系校近(即异文最少)。你会发现，同一系统的版本，连稀奇古怪的错误都往往一样，一脉相沿。这种校应当死校，一丝不苟，当然只校一两卷即可解决问题，不必再通校全书。
分出系统后，每个系统依据时代先后找出祖本，这样，通校的工夫可限于祖本与祖本之间。其余从祖本衍生的本子则作为参校本。所谓参校本，就是在有分歧处参考一下，就不再作一字一句、一点一画的通校工夫了。张元济校《史记》，就以南宋黄善夫本与清武英殿本通校，其余清刘喜海藏百衲宋本、明末毛氏汲古阁刻单索隐本、刘承干影刻宋本、明嘉靖震泽王延喆刻本则作为参校本。周祖谟先生校《洛阳伽蓝记》，其卷前《叙例》首条对版本源流有精彩的分析：
《洛阳伽蓝记》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种：一、如隐堂本，二、吴琯《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阁所刻《津逮秘书》本。如隐本不知何人所雕，板刻似出于嘉靖间（赵万里先生谓此书盖长洲人陆采所刻）。《逸史》本则为万历间所刻也。二者来源不同，文字有异。《津逮》本刊于崇祯间，据毛斧季言，原从如隐本出，而有改窜。盖据《逸史》本校改者。至于清代刻本,则有四种：一、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二、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四、道光吴若准《洛阳伽蓝记集证》本。考《汉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学津》本即据《津逮》本翻雕，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则又参取《津逮》《汉魏》两本以成者。至于吴氏《集证》本，虽云出自如隐，然亦略有删改，凡别本有异者，均于《集证》中详之。综是而言，《伽蓝记》之传本虽多，惟如隐堂本及《古今逸史》本为古,后传刻《伽蓝记》者，皆不出此两本。故二者殆为后日一切刻本之祖也。校《伽蓝记》自当以此二者为主，如振裘挈领,余皆怡然理顺。苟侈陈众本，而不得其要，则览者瞀乱、劳而少功矣。
在总结版本系统时，除研究序跋，校对异同外，还应尽量参考前人成果。前人成果一般表现在目录题跋中，重要的书目题跋如清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及彭元瑞等《后编》、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吴寿旸《拜经楼藏书题跋记》、周中孚《郑堂读*》、黄丕烈《荛圃藏书题识》、孙星衍《平津馆鉴藏书籍记》、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仪顾堂题跋》、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杨绍和《楹书隅录》、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缪荃孙《艺风堂藏*》、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藏园群书题记》、邵懿辰《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傅增湘《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赵万里、冀淑英《中国版刻图录》、张元济《涉园序跋集录》、昌彼得《蟫庵群书题识》等，对我们了解古书版刻源流优劣都有重要帮助。
总之弄清版本源流十分重要，可以执简驭繁，得其要领。
古书的讹误通过对校容易被发现，例如《旧唐书》传一百四十六《李白传》明嘉靖闻人诠刻本：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嗜酒，曰与饮徒醉于酒肆。
南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刻本作：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召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倶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
张元济先生以宋本校明闻人诠本，因而发现闻人诠本脱二十六字，这二十六个字牵涉到李白生平中的大事，非常重要。如不对校，就无法发现这二十六字脱文，因为闻人诠刻本仍然可以读得通。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据沈德潜序称“合之《新书》以核其异同，征之《通鉴》、《纲目》以审其裁制，博求之《通典》《通志》《通考》与夫《英华》《文粹》诸书，以广其参订”，做了很多考证校订工作，但这二十六字脱文却没有发现，一仍闻人检本之旧。由此可见，获得古刻旧抄精善之本进行对校，是校勘古籍最重要、最基本的方法，校书应从版本对校入手。
二、他校法
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校法四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釆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
这其实也算得上一种对校，不过不是全书对校，而是片段对校。无论他书引本书，或本书引他书，这些语句都仍是出于这一部书，所以仍属于对校。
我们先举两个极简单的例子：
张元济《校史随笔·旧唐书》:“《传》第一百四十六《李白传》。”我们查《旧唐书》传第一百四十六，是《吐蕃传》，不是《李白传》。再查，《李白传》在卷一百四十下，知“六”乃“下”之误。这属于本书引他书，我们拿他书来校本书。这个错误从表面不容易看出来，非拿《旧唐书》来核校不能发现。这就是最简单的他校法。
《文献通考·经籍考序》:“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这是说的开元时藏书至北宋欧阳修撰《新唐书·艺文志》时存者仅十分之五六，我们很容易推测出这段文字来自《新唐书·艺文志序》，拿来一校正是，但是“忘”字作“亡”，《文献通考》误作“忘”。这也是他校法的简单例子。
近人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是较权威的《淮南子》校注本，前面有胡适序云：“叔雅治此书，最精严有法，吾知之审，请略言之。唐宋类书征引《淮南王书》最多，而向来校注诸家搜集多未备。陶方琦用力最勤矣，而遗漏尚多。叔雅初从事此书，遍取《书钞》《治要》《御览》及《文选注》诸书，凡引及《淮南》原文或许、高旧注者，一字一句，皆采辑无遗。辑成之后，则熟读之，皆使成诵。然后取原书，一一注其所自出。然后比较其文字之同异。其无异文者，则舍之。其文异者，或订其得失，或存而不论。其可推知为许慎注者，则明言之，其疑不能明者，亦存之以俟考。计《御览》一书，已逾千条。《文选注》中亦五六百条。其功力之坚苦如此，宜其成就独多也。”
刘文典的方法即属于他校法，找的是他书引本书的材料。但工作艰苦细致，绝非易事。
王念孙在他校法方面有突出成就。如《荀子·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唐孔颖达《尚书·洪范正义》曰：“《荀卿书》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宋本及各本《荀子》均无后二句，《大戴礼记·劝学》与《荀子·劝学》极相近，亦仅“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无下二句。唐杨倞注《荀子》不释后二句，知所见本亦无。但孔颖达引《荀子》有此二句，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这二句是应当有而脱落的文字。王氏说:“此言善恶无常，唯人所习，故白沙在涅与蓬生麻中义正相反。”另外，这四句是古代常用语，《大戴礼记·曾子制言上》:“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与之皆黑。”《史记》褚少孙续《三王世家》:“传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中，与之皆黑。”唐司马贞认为褚少孙所称“传曰”见于《荀卿子》。这说明司马贞所见《荀子》有“白沙”两句。当然，我认为《三王世家》所称“传曰”四句与《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同(唯衍一“中”字），当出《大戴礼记》。《大戴礼记·曾子制言》和《史记》褚少孙续《三王世家》属于旁证，而孔颖达引《荀子》则是直接证据。由此可以断定《荀子·劝学》中原有“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八个字，唐代开始脱去。近人梁启雄的《荀子简释》已根据王氏主张补入这八个字。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等文学史选本亦据王念孙的说法加上了这八个字。这八个字没有版本依据，完全只是用他校法发现并补入的。
《战国策·赵策》有一段人所熟知的故事，《触龙说赵太后》。原文:“左师触詟愿见太后，太后盛气而揖之。入而徐趋，至而自谢曰……”
王念孙《读书杂志》认为“触詟”应作“触龙言”。其根据有:（1)《史记·赵世家》作“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2)《太平御览·人事部》引此策正作“左师触龙言愿见”。（3)《汉书古今人表》有“左师触龙”。（4)姚宏注云“一本无言字”，说明姚宏本原有言字。（5)《荀子·议兵篇》注曰:“《战国策》，赵有左师触龙。”这些证据中《御览》引文属于直接证据，《荀子注》算变相引用，《古今人表》《史记·赵世家》算是同一史事互见。姚宏注则可间接归于版本证据。虽然当时没有直接版本证据，这些旁证也比较充足可信了。另外还有“太后盛气而揖之”，王念孙认为“揖”字不通，因为下文说触龙“入而徐趋”，说明这时触龙尚未进来，太后无从揖之。元吴师道指出《史记》作“盛气而胥之”，当是。《史记集解》说“胥犹须也”，等待之义。《太平御览》引此策正作“须之”。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大量帛书，其中《战国纵横家书》一组，恰有此篇，正作“触龙言”，不作“触詟”。“揖”字作“胥”，与《史记》正同。这就从版本上彻底证明王念孙校勘的成果千真万确。
从以上两例看，他校法要求广泛掌握同类文献资料，包括引文和同一史料互见他书，因而此法很见功力。
三、本校法
本校法是以本书校本书，在本书内部找证据。要求掌握本书文法文例，韵文掌握韵例。熟读全书。目录与正文可以互校，注文与正文可以互校等等。
先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观堂集林》卷五《史籀篇证序》，据《观堂集林目录》，此篇当作《史籀篇疏证序》，脱“疏”字，可据目录校补。又《遗书》中收有《史籀篇疏坪》一卷，亦是本证。
下面再举两个复杂的例子。《庄子·刻意》:“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俞樾《诸子平议》:“按‘休焉’二字传写误倒，此本作‘故曰圣人休焉，休则平易矣’。《天道篇》‘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与此文法相似，可据订正。”
《离*》：“乃年岁之未晏兮，时亦犹其未央。”闻一多《离*校补》:“案：‘犹其’二字当互乙。上文‘虽九死其犹未悔’‘唯昭质其犹未亏’‘览余初其犹未悔’‘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并作‘其犹未’可证。王注曰‘然年时亦尚未尽’，正以‘尚未’释‘犹未’，是王本未倒。”
闻一多举出《离*》本文中四个文法一致的句子，又举出王逸注作证据，证明“犹其未央”为“其犹未央”，“犹未央”即王注“尚未尽”，这是本校法的很好例子。从这条例子可以体会到闻一多对《离*》已烂熟于胸中，故能运用自如，左右采获。
四、综合考证法
我们上面举出三种方法，为便于讲解，挑选出较为单一的例子，但在实际校勘实践中，则并非如此，往往诸法并用，而且要根据自己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及历史文化知识来判断是非，这叫综合考证。一位合格的校勘学家，其功力可尽见于此法。
例如《荀子·君道》人主欲得善射射远中微者，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欲得善驭速致远者，一日而千里，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
王念孙《读书杂志》曰：“‘欲得善驭速致远者’，元刻世德堂本‘速’上有‘及’字，卢（文弨）从宋本云‘俗间本有“及”字’。按:有‘及’字者是也。‘及速’与‘致远’对文。行速则难及,道远则难致，故唯善驭者乃能及速致远，非谓其致远之速也，则不得以‘速致远’连读。‘善驭及速致远’与‘善射射远中微’对文，若无‘及’字，则与上文不对,一证也。《王霸篇》云‘欲得善射射远中微，则莫若羿、蠭门矣；欲得善驭及速致远，则莫若王良、造父矣’，与此文同一例，二证也。《淮南·主术篇》云：‘夫载重则马羸，虽造父不能以致远。车轻而马良，虽中工可使追速。’‘追速致远’即‘及速致远’，三证也。《群书治要》有及字，四证也。”周祖谟说：“读此可悟校书之法。”(《语言文史论集·论校勘古书的方法》)这里有对校、他校、本校、旁证、文法等各种手段，可谓精绝。（杜泽逊）
摘自杜泽逊：《文献学概要》，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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