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红衣大炮”有多猛？

近日，山东日照市莒县发现两门红衣大炮的新闻在网上发酵，成为热门话题，但很快，它就被专家鉴定为现代制造品。

红衣大炮，在这个年代久远的名词背后，其实也有很多传奇故事。本期“史说”邀请到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硕士生导师、长期致力于中国海军史研究的陈悦老师，为我们讲述红衣大炮的故事。

扬子晚报/紫牛新闻记者 臧磊

“红夷”改“红衣”是因避讳？

在那两门所谓的红衣大炮的鉴定结果出来之前，陈悦就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很明确地表示，那就是件臆造品，也可以说是根据想象造出来的工艺品。

陈悦告诉记者，这门“红衣大炮”有几个地方一看就不对。一是炮身后的火门孔非常现代；二是炮身上的各节炮箍分布混乱；三是炮身上“康熙八年制”的题款一看就是电脑体；四是大炮铸造工艺非常现代，炮身上的开模线和过去截然不同；五是这两门大炮铸造材质太好，炮身光滑。明清之际的大炮，除非用铜来铸造，否则表面斑斑驳驳、坑坑洼洼，绝不可能这么光滑。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炮车的使用，明显不符合史实。

陈教授介绍说，红衣大炮是17世纪初期经荷兰人(一说葡萄牙人)之手传入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但不管明人还是清人，都没有很好地解决炮车的问题。

火炮使用炮车，要解决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运输，便于火炮机动灵活作战；二是火炮发射时所产生的后坐力。西方人在十三四世纪开始就逐渐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而清人，从康熙年间一直到道光时期，都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所以，清代的时候，红衣大炮一般都是在固定位使用。小炮则可以架在木架上灵活使用。而山东发现的这两门“红衣大炮”，炮身上写着“康熙八年”，它竟配备了铁制炮车。

这种大炮为何会取名“红衣”呢？陈悦告诉记者，荷兰人（或葡萄牙人）毛发为红色，明人称他们为红毛夷，经他们手传入中国的大炮也就被称为“红夷大炮”，后来才写成“红衣大炮”。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清代入主中原，讳夷字，官书多改为衣”。但陈悦认为，这种说法很难成立。据他所知，在出土的清代大炮中，炮身上的铭文也有夷字，如50年前在上海出土的两门残炮，炮身铭文上就有“平夷”“靖夷”等字样。而据前人研究，在有清一代官私文书中，对“夷”字也从不避讳。事实上，因为“夷”字带有贬义，西方人反而很是忌讳。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英国人便提出，各式公文凡讲到英国人的，不准使用“夷”字。

陈悦告诉记者，前辈学人对为何改“夷”为“衣”也有过推断，一般认为，应是清人用汉字并不严谨，音同既不为错，大概也是因为书写方便，这才有了“红衣大炮”这个名字的产生，而并不是因为避讳。

宁远攻防战中立下大功

陈悦告诉记者，红衣大炮进入中国之前，早有一种西方大炮被引进来。

正德末年，广东巡检何儒从停泊于珠江口的西班牙、葡萄牙商船上看到一种新式火炮，便寻觅工匠积极仿制，谓之“佛朗机（明人称西、葡两国为佛朗机）铳”。这种“佛朗机铳”被认为是“凶狠无比”的利器。当时，戚继光蓟北备边，宋应昌、李如松等进行的援朝抗倭战争，都曾大量使用这种火炮。有资料显示，当时戚继光的车营装备佛朗机铳256门，辎重营装备160门。但是，这种火器机动性能差（自重千斤以上），明军也没有找到一种相适应的战术。

而后金也发现了这种大炮粗笨的缺陷，琢磨出一套对付它的战术。简单来说，打头部队持覆盖牛皮的巨大盾牌，抵御佛朗机铳的第一轮攻击，在第二轮攻击还没开始之前，盾牌后由弓箭手掩护的登城敢死队迅速出发，架起云梯，快速登上城墙。在与明廷争斗的这些年，靠这套战术，后金攻营拔寨，屡试不爽。

但是，明廷引进红衣大炮后，这种局面得以改变。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明人第一次见识到了红衣大炮的威力。有人记载了当时的场景：忽有荷兰船只驶近福建沿海，明军水师“未晓其技能，辄以平日所持火器遥击之”，却未能击中，反为荷兰船只还炮击中，“第见清烟一缕，此即应手糜烂”，于是“海上惊怖”。当时明军水师所用的火器，大概就是“佛朗机铳”，两相比较，还是红衣大炮的威力更大。《明史》中记载红衣大炮的威力：“长二丈余，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见识到这种大炮的厉害后，面对关外后金政权的威胁，明廷派人专程赴澳门购买这种大炮，前后共购得大炮30门，除18门留在京师，1门试放时炸裂，其余11门都运抵山海关，继而又运至宁远。

宁远城的建筑基本是正方形，四个城角各有一方台，三面伸出城外，一面与城郭连接。大炮便是架在这个台上的，可三面射击。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精兵13万来攻宁远。宁远守将为名将袁崇焕，手下兵将不足二万，实力过于悬殊。

努尔哈赤还是用老办法来攻城，只见万箭齐发之下，敢死队攀爬云梯。而袁崇焕一方，抛巨石，泼滚油，拼死抵御。激战正酣之际，宁远城上突发红衣大炮，“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努尔哈赤一方兵丁死伤无数，只得败退而走。翌日再战，大炮再显神威，努尔哈赤无计可施，被迫撤围而去。守城军民认为：“似兹火器，真所谓不饷之兵、不秣之马，无敌于天下之神物也！”

清史学者潘向明在一篇“红衣大炮”的研究文章中写道：“努尔哈赤自25岁统兵作战，攻无不克，所向皆捷，却在68岁上遭此挫败，精神受创甚重，以至毒疽发背，于同年秋不治而亡”。

自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萨尔浒之战以来，8年间，明廷得力于红衣大炮，终获一大捷，于是敕封其中一门大炮为“安边靖虏镇国大将军”。很多火炮在铸造之初便刻铭文“将军”，或是援此为例。

宁远战役结束后，袁崇焕向朝廷提出，“辽左之坏，虽人心不固，亦缘失有形之险，无以固人心。兵不利*，只有凭城用大炮一策。”可见，袁崇焕从宁远大捷中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对红衣大炮有了更多的信任，甚至认为这是守土拒敌的一大法宝。

而在宁远之战的第二年，皇太极再次发兵来攻，结果又被红衣大炮打败。

没有科技支撑，只能退出历史舞台

接二连三的失败，让后金政权见识到了火炮的威力，也决心仿制这种大炮。经过几年的研究，到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后金利用一批归顺的汉族工匠，成功铸造了第一门火炮。这门火炮由额驸佟养兴监造，监造官为丁启明，丁原为明代地方小官，被后金军俘获归顺。

这批工匠还改进工艺，使大炮的铸造工艺更好，性能更是领先于明廷。从此，战场上的优劣形势发生了逆转，大型火炮成了后金（1636年改国号为清）军攻坚的利器。比如让明廷元气大伤的松锦之战。这场战役的结局是：明军前敌统帅洪承畴等被清军围于松山城内，拼死抵御。清军则以红衣大炮猛烈攻城，日夜轰击不息，守军终告不支，洪承畴力竭被俘。明廷在辽西的最大一支精锐军队，也是明廷在关外最后一支精锐军队，丧失殆尽。

关于这场战役，史书多次提到红衣大炮，如“以红衣炮攻锦州”，“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二十余丈”。松山一战，皇太极还曾严令调运炮弹万颗，炸药万斤，到阵前备用。

清军入关后，在真定、潞安、太原、扬州、淮安、大同、南昌等战役中，都使用了红衣大炮。在平定三藩之乱、雅克萨之役、平定噶尔丹叛乱中，红衣大炮也都立下不少功勋。当时，因为火炮数量不够用，清廷还任命钦天监的南怀仁在京师督造火炮，随时解往前线。有学者统计，康熙一朝造红夷大炮900多门。南怀仁因火炮造得好，还被授以工部侍郎之衔，在内廷召见时被恩准不必行跪拜礼。

陈悦告诉记者，在19世纪中叶以前，红衣大炮是最具威力的重型火器，是战场上克敌制胜的不二利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廷还在使用红衣大炮，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候也还在用。但自它传入中国之后，200年间，明清两代都没有拿得出手的科研能力去改良它，反而它的质量在不断地下滑。陈悦认为，这是因为明清时期的冶铁技术实在不行，这导致了大炮的铸造质量越来越差。

而从留存下来的史料中，我们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火炮越造越大，有的自重会高达4000斤、6000斤。陈悦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清人试图增进射程、增加火炮威力。当时人们认为，只有无限地把火炮造大，它的射程才会更远，所以才会出现千斤大炮、万斤大炮。

相比之下，欧美等国的火器制造日益精进，最终清廷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打得一败涂地，红衣大炮最终也被更为先进的火器所取代。

来源： 扬子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