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你成为“锦鲤”了吗——网络祈愿现象的文化分析

祈愿图景、社交狂欢与幸运游戏

作为风靡社交网络的祈愿“神圣物”，锦鲤是最早流传于网络的祈愿标识物，并不断衍生出新的所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赐福，还在恋爱、考试、求职等方面为祈福者提供各种专门“幸运表达”。“锦鲤”自古以来就代表了美好的寓意，深受人们的喜爱，鲤鱼经常与中举、发财、升官等好运相联系，中国民间便有“鲤鱼跳龙门”的传说，此外，“鲤”通“利”、“鱼”通“余”，有大吉大利、年年有余之意。因此，鲤鱼的形象常出现在年画剪纸、刺绣织品等上面，代表着人们对富足、幸福生活的向往，这是一种根植于传统文化的图腾信仰。而最早的微博祈愿账号——知名微博大V“锦鲤大王”，也是用锦鲤的名号满足网友们的期待与想象，目前此账号已拥有1798 万粉丝，从2013 年7 月19 日发布第一条微博，到目前已有 950 万的转发量，这说明网络祈愿活动的发展，与“锦鲤”的形象有着密切关系。

以网络转发祈愿为主要内容的玄学账号众多，往往会注重图文并茂，以“转发这个×××”为标准开头，发布者根据特定图像附上自己的愿望，并通过对微博的评论、转发、点赞来表达心中的愿望，完成祈福行动，祈祷梦想成真。内容主要源自青年网民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题材，涉及升学、晋级、加薪、恋爱等，在表达上追求直白和实用，如微博常见的祈愿表述为“转发这个锦鲤，希望这个月好过点，一切顺利”或“转发这个幸运草，接下来好运接踵而至”，等等。

起初，转发祈愿图像大多选取观音菩萨、如来佛祖、玉皇大帝、财神等佛像神像，或是四瓣三叶草、流星雨、白孔雀等象征物，或是独角兽、麒麟、九色鹿等神话传说中的神兽，或是彩虹、银河、霞光等瑰丽的自然现象。近来，祈愿“锦鲤”则多为娱乐明星，如杨超越、周立波等。在特定语境下，还选取一些杰出人物作为“代言人”，如考试季时的孔子、马克思、牛顿，表达祈愿者的美好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商家利用转发锦鲤进行商业营销，颇能吸引眼球。如在2018 年国庆假期，支付宝官方微博发起“祝你成为中国锦鲤”活动，只要转发微博就有机会获得超长礼单的大奖。经过300 多万次转发后大奖公布，网友“信小呆”中奖，从而成为新一代的网络祈愿吉祥物，互联网掀起又一轮网络祈愿抽奖热潮。尤其是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以强大的共享性和传播影响力，为此类真人锦鲤的“生产”提供了机遇。杨超越、信小呆等人使“锦鲤”从图腾变成真实的存在，并拉近了与现实生活的距离，更容易让普通人产生共鸣。相比身家过亿的富豪，人们对于“平民一夜暴富”的新闻具有更强烈的感受。虽然参与者很清楚“一转成名”属于小概率事件，但他们仍然愿意随手转发，希望成为“天选之子”。然而，网络祈愿营销过程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网络祈愿抽奖活动提供虚假奖品，骗取个人信息进行电信诈骗的新闻常见诸报道，一些违法活动已与祈愿的初衷背道而驰。

从网络祈愿的行为和特征看，它是一种流行的网络亚文化现象，“亚文化主要是指通过风格化的另类符号对强势文化或主导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性文化，具有抵抗性、风格化、边缘性等特点”。其作为流行文化的表现形式，往往利用符号拼贴、挪用、再造来彰显风格、强化群体认同，带有偏离主流文化、弱抵抗、狂欢的特征。网络祈愿在意义生产与话语再造方面具有新的意涵。一方面，网络祈愿不是简单对传统祈愿仪式的拼贴移植，随着祈愿符号的场景转移和文本链接，祈愿行为的内涵也在发生变化。网络转发祈愿是通过挪用经典的“锦鲤”或马克思、杨超越等形象，将其与幸运等符号进行拼贴、同构再造，形成独特的亚文化风格。另一方面，祈愿者为了彰显自我风格，形成了一种外化的追求，是其试图排遣社会压力、表达个人*的方式。但是，网络祈愿只是一种主观寄托和向往，如在微博名为“锦鲤大王”的账号中，最常见的一句话是“愿望交给锦鲤，你就只管努力”。

斯特亚特·霍尔等认为：“青年文化最能够反映社会变化的本质特征。”网络青年亚文化与流行文化有着密切联系，从中可观察出社会心态的转变。从早期的“非主流”“*马特”亚文化，到后来的“屌丝”“恶搞”亚文化，再到近年来的“小清新”“佛系”“丧”以及当今的网络祈愿亚文化，尽管这些亚文化风格各异，但整体上具有抵抗与戏谑的意味。如“*马特”亚文化以奇装异服为标志，摆出与主流文化截然对立的抵抗姿态；“屌丝”亚文化则热衷于自我嘲讽，自我矮化，却又期待“逆袭”，企图通过打败“高富帅”成为人生赢家。之后，从“小清新”的自我放逐，“佛系”的看淡一切，“丧”的放弃妥协，再到当下的网络祈愿，网络亚文化由激烈的对抗转向温和的表达，抵抗的意愿已越来越弱，尤其是网络祈愿行为已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抵抗”，转而依赖“幸运”进行自我解脱。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祈愿是一种相互问候、试探沟通的社交行为。在微信朋友圈中，身边的“真人锦鲤”往往会通过“熟人”“贵人”表达心愿：附上某位有特点的友人照片黑上一波，或是附上导师的课堂照片以求通过考试。此类祈愿具有一定的表演色彩，发布者青睐幸运锦鲤，试图营造社群的共感。祈愿是一种“刷波存在感”的自我标榜和“我正在努力”“我即将结束水逆”的心理抚慰。如“转发这条消息，你心里的那个人会来找你聊天”“转发这个孔子，近期考试全高分”。此类提示，可以巧妙地掩盖社交中过于直白的语句，以调侃的姿态委婉地传递出自己的生活状态与愿望，从而在社交网络中制造幸运氛围，引发朋友圈的关注。当朋友圈转发同一个锦鲤，释放相似的情绪状态时，个体会获得群际认同感。而他人的回复与点赞使祈愿行为能够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和支持，在祈愿者看来，被他人接受和喜欢可以阻止孤独感的迫近，缓解个人的孤立与无助，实现心理上的自我认同。网友围观、转发评论与再次传播，可以进一步获得社交的情感回报。然而，祈愿者在社交媒体上虽然可以暂时摆脱孤独，却“是以放弃他作为独立本体的存在为代价的，而且他放弃了一种最终将使他建设性地战胜孤独的东西，即发展他自己的内在资源、力量和方向感”。由于过度依赖所谓的“神秘力量”，这种“他人导向型”的心理会使主体缺乏自在的精神力量，这将造成个人自主性的减损，导致内在困惑、疏离与自我消解，增加个人的无助感，在剧终人散之后他们会四顾茫然，不知去向何方。

互联网的匿名和开放能为网民创造虚拟狂欢的平台，赋予网民表达言论、情感、态度的自由。而在社交平台上转发祈愿则是抒发情感、进行狂欢的载体与手段，祈愿者使用形态各异的图像表达他们的愿望，传统幸运锦鲤的经典形象逐渐演绎成为各种不同的象征符号，在这里，作为神圣物的锦鲤或者其他视觉符号被网友乐此不疲地创制与传播，且其形象不断被修改、恶搞、重构，甚至成为随意涂抹、把玩的对象，进而成为一种转发游戏。网友们以娱乐为媒，宣泄对现实境遇的不满与抵抗，获得暂时的解脱。网络祈愿通过一种欢快而戏谑的手法来创造快感。一方面，祈愿图像文本相对于文字表达，在传播过程中更显活泼生动，可以缓解单调无聊的社交氛围。例如，转发任课老师“戏谑型”之类的祈愿图像文本可以唤起相同境遇的网友们的共鸣，进而发泄考试焦虑不安的情绪。祈愿者还采取嘲讽、调侃、转发等方式释放现实生活中的压力，以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满足人们的娱乐诉求。另一方面，网民通过对热点事件发表评论和意见，甚至制造新闻事件，引发传统媒体的关注与跟进，从而形成舆论场。如网友们转发祈愿互动致使杨超越因为“锦鲤”而成名，这种颠覆性的游戏规则和游戏方式，使大众在文化实践中获得快感与娱乐。在网络祈愿中，每个人都在“笑”，这种“笑”成了鸵鸟式逃避空虚的手段，与现实生活的困境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但在笑过之后，祈愿行为并没有带来所谓的好运，游戏也许就是参与者的重要目的。

网络祈愿的精神焦虑与价值迷茫

网络祈愿作为缓解压力与焦虑的“止痛药”，“给处在黑暗中的人带来一点希望，给已经实现愿望的人增添一点乐趣”，一名知乎网友对于为什么会转发锦鲤祈求好运的回答获得许多网友的共鸣。尽管网民转发祈愿的种类较多，但他们祈愿的直接动机都与生活愿景息息相关，涉及感情生活、学习、社交、工作等诸多方面，尤其是青年人更愿意借助它来缓解现实生活带来的紧张、焦虑、沮丧等情绪。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选择越来越多，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呈现出多元化趋势，经济转型和社会流动一方面给青年人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让青年人产生前所未有的“存在性焦虑”。正如阿兰·德波顿所言：“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现今，身份的焦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因为每个人获取成功的可能性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要想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失败者’，我们必须期望更多。”焦虑是一种扩散状态的不安，让人产生不确定感和无助感。现代青年人普遍面临着就业、升学、爱情、人际交往等一系列的压力，他们害怕在竞争中失败，孤独与焦虑油然而生。而网络祈愿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焦虑的一种释放，体现出“我焦虑，我祈愿”的心态。

这种内在的焦虑，体现出祈愿者对自身力量的怀疑甚至否定，在他们看来，“富二代”“官二代”很容易获得经济资本和权力资本，而自己要背负就业、住房、养老等方面的巨大压力，再努力也难以改变“苦命”的现实，在一番“佛系”之后，所谓的无欲无求却是伪命题，他们仍然要面对现实，既然依靠自身努力难以改变命运，也难以从主流话语体系中获取精神力量，他们便从玄虚、世俗与娱乐中寻求意义支持。转发祈愿便是一种手段，“转发这个××，就……”的句式拥有着广阔的创作空间，适用不同语境，提供各种心理暗示。比如“转发这个××，下周会有好事发生”，在一定程度可以缓解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转发者都知道，一条色彩斑斓的锦鲤并不会让他们记住更多的知识和取得更好的业绩，但是他们的内心却得到一定抚慰。或许，它真的能让我超常发挥呢！杨超越、王思聪看起来毫不费力便获得了成功，周立波的真挚爱情也来得莫名其妙，他们看似毫不费力便拥有让人羡慕的人生。因此，让美梦成真，何不转发锦鲤。但不断地逃避现实，依赖“锦鲤”，并不能从实际上解决现实困境，反而更容易使人盲从与沮丧，从而消磨了努力向上的斗志。

“我焦虑，我祈愿”，是许多网民的共同心态。按照罗洛·梅的定义：“焦虑是因为某种价值受到威胁所引发的不安，而这个价值则被个人视为他根本的存在。”许多人感到焦虑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追求什么样的人生目标、相信怎样的价值准则，所以人们会竭尽所能地避免焦虑。网友们不断设法让自己分神，转发各色各样的锦鲤祈愿企图逃避无聊、避免孤独，总是设法不去“想到他们自己”，因为一旦他们停下祈愿转而自我沉思的话，就会感到悲怜和焦急，进而产生强烈的个人无助感。因此，他们又通过祈愿来掩饰和“保护”自己，跟网友们戏谑自己的困惑和无奈，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态推动转发率不断增加。青年网民在转发祈愿过程中，“得以躲避那些长久以来困扰自己的危险。最后，人们无法形成或保持对自身正直品行的信任。个体因为缺乏‘自尊自爱的热情’，而在道德上感到空虚”。这种焦虑使自我不断在否定与虚无中轮回，甚至会造成“内在死亡”和行动瘫痪。

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青年人常产生“习得性无助感”，他们不能依照自己的意愿把握现实与展望未来，就会幻化出新的认知元素，希望有神灵的保佑，把自己的理想和追求寄托于形态各异的锦鲤，幻想消除各种苦闷，减少认知失调以达到心灵平衡。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冲突，一些人会心理不适应，感到迷惑不安，甚至精神空虚、悲观厌世、无所适从，急于想寻求精神的寄托，而转发祈愿可以为人们提供一定的心理支持，表达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因此，年轻人热衷于在不同的祈愿图像中游走，至于主角是谁并不重要，杨超越、信小呆等人过后，还会涌现其他角色，而填补内心空虚则是共同的心态，他们试图在不确定的生活之中抓住一点“希望”。转发祈愿可以为他们提供一种控制感，他们期待超越残酷的现实，获取某种美好的“结局”。网友们将一个个“真人锦鲤”当作神圣图腾进行转发，无非是想通过“展示”与“许愿”，从“他者”身上获得某种心理暗示，强化对命运掌控的力量。尽管他们的行动并无实际意义，但他们试图通过转发抵制外部风险，制造美好想象，从而作为消解日常焦虑和不安全感的一种方式。

网络祈愿折射出当下青年人的信仰危机。他们在遇到问题和困难时，往往不从自身寻找原因，而将各种不幸、失败归因于外部力量，从而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信仰的缺失容易导致个体产生自动从俗、从众行为的强烈动机，“于是人便焦灼地从所有这些具体的内容中抽身出去，转而寻求一种最终的意义，这才发现从精神生活的特殊内容中取消意义的，正是精神中心的丧失。然而，精神中心又不能有意地加以产生，起意要产生这个中心只会产生更深的焦虑。对空虚的焦虑把我们驱往无意义这一深渊”。这种空虚的体验通常来自内心的感觉，人们经常会觉得对一切都感到厌倦，无力做出任何有效的事情。内心的空虚是自身长期积聚的结果，他无法相信自己可以掌握命运、改变他人的态度，或有效地影响周围的世界，便由此产生深刻的绝望和无效感。网络祈愿的盛行正是个体空虚导致认知虚幻的具体表现。在这场看似玩笑的“祈愿狂欢”中，助长的是一些青少年网民的惰性，导致这些人逃避现实，丧失自我激励、努力奋斗的意志。动一动手指，并不能解决一切难题，“锦鲤祈愿”的迷梦终将面对现实的考验。

网络祈愿的仪式消解与精神走私

从传统意义上看，祈愿是一种宗教仪式，具有鲜明的乡土特色和民间宗教文化内涵，通过仪式的强化，“士成乎学，吏成乎义”，民众则遵规守矩。因此，传统礼仪将“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作为日常生活的准则。与传统社会集体性、宗教性的仪式不同，日常仪式化行为在表达和实践上大都以个人的，或者小团体的形式出现和完成，其规模较小；同时，日常仪式化行为因其日常性，行为本身及其实践均较具体甚至细节化。就功能层面而言，当传统仪式在整合集体、团结集体的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时候，日常仪式化行为更注重建立行为人内心的平衡和秩序，使行为人在遭遇生活变化时能更积极地参与社会。在传统社会，日常仪式化对民众保持内心的安宁和对未来的美好寄托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也正是由于日常仪式化活动的承传，民间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才能得到很好的保存并发扬光大。

在民间习俗中，民众通过烧头香、舞狮舞龙、敲祈福钟、迎财神等方式进行祈愿。传统的祈愿仪式是神灵信仰的产物，有着严格的规范和流程，具备宗教仪式般的严肃和神圣。互联网转发祈愿行为也有试图沟通人与“神”的企图，祈愿者尝试求助超自然力量以解决现实难题和祈求好运。但在仪式感上两者却有明显差异，传统祈愿仪式的神是高不可攀的神灵，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充满着神圣与灵性，民众在膜拜中祈愿，乃是对神灵的敬畏和服从。在民俗传统中，神灵是无所不能又威严神秘的形象，在祈愿的仪式中也多采取朝拜下跪，弯腰鞠躬等姿态来表达尊崇，尤其是在诵经、焚香、奏乐等礼仪活动烘托下，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氛围。而在互联网转发祈愿行为中，“神”和人之间神秘的距离不复存在，网络空间的扁平化和文本编辑的随意性使之触手可及，网络把“神”从神坛拉拽下来，让人们平视甚至亵玩。

传统祈愿仪式都强调身体力行与“心灵感化”，无论到寺庙求签还是宗庙集会，祈愿者需要“顶礼膜拜”，在庄严肃穆中感受神灵的超自然力量。传统祈愿仪式以单向传播为主，参与者在特定时空进行祭拜行礼，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仪式所赋予的意义。而在网络祈愿中，参与者与祈愿符号之间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社交媒体的即时互动摆脱了祈愿仪式的时空限制，构建出一种“人神共在”的关系，表达与回应可以即时性生产。网络祈愿者在不同的社交媒体平台随时发图、点评和解读，并展开互动和讨论。而网络媒介使“主体在场”的意义被消解，祈愿者无需借助于宗教仪式进行心愿表达，尤其是叩拜行为更显得多余。网络转发祈愿行为更是毫无成本可言，转发祈愿者以随意的“拇指运动”即可表达，毫无崇敬之情。传统祈愿的仪式内涵已被消解，网民在“后场”重新对祈愿进行自我解释与定义，基于网络祈愿衍生的转发段子层出不穷，各种转发和链接本身已成为祈愿传播手段，与行动者本身并无多大关系，祈愿的宗教氛围更是无从谈起。

网络空间中的祈愿行为则仅仅保留了形式上的信仰符号，失去与之相配的一套仪式程序、宗教戒律和惩戒措施，祈愿成为人人皆可参加的网络游戏和即时消遣，祈愿者通过这种低成本的方式产生某种虚幻的命运掌控感。但是，在游戏、娱乐与宣泄之中，祈愿仪式的本真性却被遮蔽了。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利用他人的同情、善良，采取各种手段胁迫他人转发，并露骨地要挟：“不转发就不是朋友”“是中国人就转”“不转发家人就会倒霉”，此类“祈愿圈套”，与祈愿仪式感完全背道而驰。对许多年轻人而言，神秘而古老的祈愿仪式显得过于陈旧腐朽，而网络上的转发祈愿因满足“娱乐”和“消费”得以广泛传播。在消费主义及功利主义的影响下，青年人对祈愿仪式的认识日趋肤浅、庸俗和商业化。尤其在商业活动的影响和操纵下，不断涌现的“真人锦鲤”成为个人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的新标志，并通过祈愿符号的形塑进一步放大了其“可消费性”，一些名人借此大获其利。

纵观网络上祈愿转发的各种幸运人物，如支付宝锦鲤信小呆、“国民老公”王思聪以及幸运代言人杨超越、周立波等，不难发现生产者、转发者是在“借人造神”，利用某些公众人物形象制造所谓的“幸运愿景”，而真正的社会精英却被排斥在外，商业化与娱乐化决定了祈愿符号的取舍，而转发者往往不问缘由，不辨真假，跟随“取愿”，使娱乐人物不断上升到精神偶像的地位。一些转发祈愿抽奖活动，已逐渐演变成为消费主义文化的象征符号。而一些传统的线下祈愿仪式，则参与者寥寥，一些仪式程序被简化、篡改甚至误读，这导致祈愿仪式的文化符号不断地消解，甚至由于过度商业化而成为“伪信仰”。

丹尼尔·贝尔认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用不时兴的语言来说，它就是一种精神危机，因为这种新生的稳定意识本身充满了空幻，而旧的信仰又不复存在了。”此类现代性的精神危机，在当下社会更多体现为信仰缺失。在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导向下，传统祈愿的神圣性和价值尊严被扭曲，而网络上所推崇的祈愿对象往往带有参与者的私念，并消解了“私愿”与“公愿”的差异，这就会导致许多网友对祈愿仪式本身的怀疑，他们甚至认为，既然祈愿都可以随意而为，那严肃的仪式便更无所谓。网络上大规模转发祈愿的出现，折射出青年人在精神生活领域面临着价值缺失、生活意义失落、信仰贫乏的现实困境。而这种信仰危机直接导致“精神走私” 的蔓延。在“神为我用”“私愿至上”的伪宗教语境中，所谓的信仰成为一种自私自利的工具。人们利用宗教进行道德伪装，甚至掩盖某些违法行为。从祈愿者的转发行为看，许多人并没有对祈愿行为抱敬畏之心，而是将它作为一种“为己所用”的符号。其内在的逻辑便是“我转发，我幸运”，至于祈愿的普世价值和公共利益，则很少考虑。由于在网络上转发祈愿无需制度资源，也很少依赖组织化活动，随性转发便成为常态。正如某网友所言：“就觉得好玩嘛，反正转发又不花钱，动动手指就当蹭点喜气了，心理安慰而已。”这代表了许多转发者的共同心态，在“转一转，好运来”的利益诉求下，网络祈愿的热闹本质上是“为我转运”的工具，而无传统祈愿的精神内涵。转发者根据自身的需求选择相应的幸运符号，这种信仰外衣中大多包裹着“私”的内核，私人信仰打着公共化的幌子并在大众认同的旗号下开展。祈愿的“祛魅”将导致自我利益的表达成为流行符号，个人价值观也趋向功利化。如支付宝锦鲤“信小呆”的爆红，即透露出物质利益至上的思想观念，“一夜暴富”“抽奖致富”已作为成功的“标签”，网友们并不了解“信小呆”在现实生活中是怎样的人，更不考虑他作为公众人物应具有的品质和形象，便一哄而上地转发“信小呆”祈愿，这体现出某些转发行为的随意性、自私性。祈愿者期待自己也可以天降横财、不劳而获，其动机大多源于物欲的诱惑。许多网友干脆强调，信神不信教、拜佛不进庙，个人利益至上，进入类似于“人人皆祭司”的信仰状态。

这种“精神走私”的本质是自私，容易导致社会出现“获得性危机”，即除了造成“金钱权力”的“拜物教”以外，难以形成其他真实的信任。随着网络即时化社交的普及，我们进入了一个“怪熟型社会”，我们的朋友圈有许多“朋友”，但却很少互动。在微信上，似曾相识却并无交流的“朋友”很多。但朋友圈却“圈”住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不断地转发，却不愿意与朋友“说话”，尽管网民有一种强烈的想寻找可信任的人的心理需要，但却缺乏情感交往的通道。一些青年人的价值观被扭曲，一方面由于现实交往的困惑；另一方面是缺乏稳定的“心理陀螺仪”。他们对周围的环境产生怀疑和不确定感，尤其是网络社交文化的一些假设，难以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正如罗洛·梅所言：“当前社会变迁所涉及的威胁，已经无法在既有的文化假设基础上获得解决，因为真正受到威胁的乃是这些潜藏的假设本身。”此类文化假设和心理认同的危机，并非是对某一个具体对象的怀疑，而是对存在价值本身的整体不信任，从而产生“信仰危机”。在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影响下，许多青年人变得浮躁和急功近利。在网络上祈愿的青年人盲目跟风，对祈愿对象不假思索，甚至为了图一时之快和一己之利，便随手转发一些祈愿图像，尤其是一些不切实际、毫无缘由的许愿行为，尽管有违生活常识，但他们却习以为常，祈愿话语充斥着短视近利、好逸恶劳、不切实际的幻想，祈愿者盲目地期待着不劳而获。在功利主义价值观引导下，一些青年网民很容易把名利等同于成功，等同于幸福，似乎个人修养、职业操守可以与人格美德无关，盲目追求名利对理想信仰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

然而，祈愿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信仰，它注重个人修养和仪式过程，强调道德准则和社会共识，提倡自我约束和普度众生。合理的祈愿活动可以提高社会凝聚力，增强民族自信，强化社会归属感，对民众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起着极为重要的引导作用。但是，当下网络转发祈愿已经失去祈愿本身的内涵，徒留祈愿的名号。这种内在的精神走私使“个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导致虚无主义以及犬儒主义流行，使更多年轻人迷失在物欲的海洋中，难以找到精神的彼岸。

结语：对网络祈愿亚文化的反思

转发祈愿之所以在当下青年人中悄然兴起，是因为青年人当中普遍存在一种焦虑情绪，于是他们试图寻找“捷径”来破解生活中的困境。祈愿图像文本提供了自由开放的解码方式，使得网民能够对图片和文字进行再加工，此类符号往往赋予使用者“破坏性的表意与改写的力量”。表情图片带有混搭与娱乐的性质，其语言风格带有独特的调侃与戏弄元素，成为网民用以释放和宣泄现实压力，表达某种态度的手段，他们通过不断复制和转发，制造出群体生活的某种“喜感”，引发更多人围观，从而使“祈愿”文本本身变成网络流行的“心灵鸡汤”，帮助人暂时忘记生活的烦恼。

网络祈愿活动具有亚文化的症候，表现出虚拟性、短暂性、碎片化、异质和个人主义等近乎后现代的特征。首先，其作为网络流行文化有着强烈的功利性，不论是祈愿发起者对“神圣物”应时应景的精准改造，还是祈愿者的创意表达，都是内心*“赤裸裸”的再现。不难看出，不论其愿望的表达如何多元，其背后都体现了个体的功利追求，祈愿者往往刻意追求现世的安宁与幸福，以获取心理的慰藉。这恰恰是他们对现实压力的一种虚拟抵抗，这种抵抗隐含着对美好生活的愿景以及对社会压力的逃避。青年人在网络上转发祈愿，主要是用以缓解个体的消极情绪，而不是积极提供解决方案；主要是期待好运来改变现状，而不是通过自身努力创造奇迹。尽管祈愿者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放松，但是，这种虚幻的暗示具有碎片化的特征，随手转发，求个安心。这种祈愿行为本身就是寻找借口，表面上是求运，其实是为自己的不成功、不努力找到新的解释方式。另外，过度转发祈愿还会导致青年人的独立思辨能力日益萎缩，丧失奋斗精神。

从“屌丝”文化、丧文化、佛系文化到祈愿文化，网络亚文化在不断变化，并在不断地风格化。他们虽然有叛逆的精神，但是表现形式已趋向温和；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仪式感逐渐弱化；他们有行动的口号，但认同度却难以强化。尽管他们在刻意制造共同话语，但已没有传统意义上“组织”的概念，更难以形成社会共识。尤其是网络祈愿群体企图用娱乐、戏谑的方式对抗权力和秩序，但其符号标识却不断被商业文化改编、消解。网络祈愿这种新型的亚文化形式亦逐渐由流行到平庸，丧失其抵抗和批判的内涵。亚文化所带有的个性化、自主性、颠覆性色彩被消解与磨平，并沦为“表面”的抵抗。当网络祈愿成为一种符号游戏，亚文化的抵抗意味被进一步削弱，甚至沦为独白式表演。祈愿图像文本也成为网民群体“独白狂欢”的产物，没有意义的建构者，只有话语的喧嚣者。当我们习惯用讽刺、嘲笑、调侃等话语表达情感并乐在其中时，戏谑成瘾本身便成为青年亚文化的“风格”，然而此类风格，恰恰是网络亚文化的危机所在。

网络祈愿的流行，对青年人的精神信仰和价值取向有着诸多负面影响，尤其是崇尚物质与权力所产生的危害较为严重。它让处于白日梦状态的祈愿者不单受制于物欲、金钱的掌控，更会对审美标准和社会共识产生疑惑。正确认知网络祈愿行为，认清其娱乐化背后的本质，有助于我们摆脱“祈愿导向型生活”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自我意识，消除祈愿幻觉，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

转自：探索与争鸣杂志

欢迎关注“元浦说文”头条号

金元浦 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

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教育部文化部动漫类教材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传媒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博导

“元浦说文”由中国人民大学金元浦教授创办。目标在于速递文化信息、传播深度思考、汇集文化创意产业的业界和学术精英，搭建产学研的合作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