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鹏
从月饼到粽子，中国人每年都有两场甜咸的官司要打。我这人就很简单，反正只挑豆沙馅的来吃。
很奇怪，两个孩子都不爱吃豆沙，无人与我抢食。这份吃独食的滋味，说不上是幸福还是寂寞，我只是怎么也想不通：小孩子还有不爱吃豆沙的？
也许是我狭隘了，但那是萦绕我整个童年的甜美味道：每年的端午、中秋和春节，我妈准备节庆食物最重要的仪式感，就是先带着我熬一锅豆沙。
兰州当地产的小扁豆，泡发一夜，用高压锅煮透，但不能太烂，否则不起沙。这时就轮到我了，坐在马扎上，一手握住锅柄，一手拿一把大铁勺，来回在锅底碾磨煮好的豆子，逐渐将每一粒豆子碾压成沙粉状。
这时候，我妈已经搭热油锅，放入磨好的豆沙，猛加白糖，不断翻炒逼走水分，十分钟后，高潮来了。
一瓶刚刚从副食商店打回来的兰州苦水玫瑰酱，一股脑儿倒进去，豆沙与发酵玫瑰开始出现化学反应，香风搅动，豆沙馅大功告成。
作为参与劳动的奖励，我妈会专门给我盛一碗还冒着热气的豆沙。一碗纯纯的豆沙馅，就相当于吃包子不吃皮，吃螃蟹只吃蟹兜，是只有亲妈才能给你的离谱待遇。
我理直气壮地坐在家门口，一勺一勺享用人间最美妙的食物，根本不知道这是只属于家里小儿子的特权。
第二天放学回来，我妈已经包好了豆包，或者豆沙粽，有时甚至还会有几串夹着豆沙馅的山楂糖葫芦，那可是独一份，就没见谁卖过这个。
我们家的豆包也有讲究，上笼前，我妈顺手就用剪刀把豆包修剪成刺猬状，再沾上两颗红豆当眼睛，出锅时那叫一个栩栩如生。这样拳头大的豆包，我早餐得四个起步，最多的一天吃下了八个。真是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当时只图它香甜好吃，却没想过，那年头，我妈这份把豆包当艺术品在料理的讲究，可真是有来历的。
儿时记忆只鳞片爪，只知道我姥爷叫夏春福，是天津人，退休前在兰州食品厂当制糖工人。公私合营前，他在兰州最繁华的西关十字拥有一家甜食糖品店，亲手做的糖葫芦、驴打滚、豆沙包、沙仁糖……都是抢手货。
听亲戚们聊天打趣，说我妈小时候喝白开水都要放半缸子白糖，大概老夏家最充足的一味供应，就是甜。
我只管吃着豆包长大，从没想过，一个天津人，为什么会携家带口跑到兰州生活呢？
去年回乡和舅舅聊起，才发现姥爷的来历身世，居然无迹可寻，成了整个家族讳莫如深的秘密。
据舅舅说，姥爷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天津坐着军用飞机、带着新婚的姥姥，西出天山，去了新疆，拿的是一张电灯公司的委任状。
那个年代，军阀横行。也许是姥姥有了身孕，为求家人安全，两年多后，姥爷便带着姥姥落脚到了兰州。
这一路辗转流离，搬家十数次，最后才在黄河北的一间二层小楼安了家，从此生儿育女。从天津到新疆再到兰州，几乎没什么家当，随身一直带着的，只有一块牌匾。那块牌匾，一直搁在床底下，从不示人。
舅舅年轻时，有一天心血来潮，费了好大劲把牌匾捞出来，吹去厚厚的尘土，上面赫然六个大字：天津庆记字号。
那牌匾长度近两米，宽度也有六七十公分，舅舅说，他只记得木材质地厚重异常，闻起来还有股子清香。他那会儿正是恨不得拆家的年纪，这样一块没有拼接的大板在物质匮乏年代实属罕见，就抄起长锯，拉扯起来。
姥爷回来后，看到自己背了大半辈子的牌匾被锯成木条，做成板凳，只是幽幽说了句：唉，这可是黄花梨的。
关于这块匾，他再没说过一个字。
顺着“天津庆记字号”这六个字，我查阅了很多天津的资料，包括庆亲王载振的庆王府，被称为“庆记公司”，以及如今仍存在的天津地名庆记东里、庆记西里等，但显然没有任何证据能与姥爷的这块匾建立联系。
我猜，这个“天津庆记字号”，可能就是姥爷家当时在天津南市的糕点铺子吧？总是有些家学渊源，他才能这么顺当地，在兰州张罗起一摊子生意。
按舅舅的说法，姥爷拿手的甚至还有一味用酥皮裹着白酒的“酒心糖”，这在四五十年代的兰州，应该是相当惊艳了。
五十年代初，姥爷每天都是用麻袋装着各种零钱回来的。我姨妈考上女子中学，姥爷送了她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拉风而去。而我妈在家里排行老二，牺牲了上学机会，在家帮姥爷做糖，吃得最甜，干得最苦。
1956年公私合营，姥爷异常爽快地交出了家里的各种制糖模具、铜锅和炉子，进入兰州食品厂当了工人。因为贡献大，不久后还评上了劳模。
劳模要宣传事迹，那个年月，姥爷只有一种选择。
这个故事现在听起来近乎魔幻了，但它是真的：姥爷找来一辆架子板车，姥姥坐在车上，四个儿女也穿上破旧衣服站在周围，摆拍出了一张举家逃荒的凄惨照片，并完美杜撰了一个年轻人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从天津推着板车行进3000多里一路乞讨到兰州，而后进入工厂成为一名制糖能手的故事。
可实际上，他是坐着飞机，带着委任状到的大西北。特殊时期，那张委任状被我舅舅无意间翻到，上面印着青天白日徽，姥爷知道后一把扔入炉火，烧成灰烬。
舅舅说，还有一条线索是我姥姥，她叫周永琴，娘家是望族，最有名的是她的堂哥周书楷，曾是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的助手，后来他们家去了海那边。他小时候，两家人还有书信往来。
只是那张挂在广场上展览的逃荒照片，成了一件堂皇的证据，遮蔽了姥爷姥姥的半生来历。虽然后来因为小商人的经历，劳模也去扫过几年厕所，但姥爷还是有计划地和天津方面完全切断了联系，从此不知客从何处来。
很多事情，草绳灰线，早埋好了线索。后来我在天津街头，买到了夹着豆沙馅的糖葫芦，裹着豆沙馅的炸糕，修剪成刺猬形状的豆包……处处见证了一个放逐之人的苦心孤诣。
依稀记得，姥爷满口天津话，很疼我。他总跟我说，让我好好上学，以后去南方，为我妈争口气。我小时候不懂得为什么要去南方，倒记得从姥爷到我妈这一辈，都是要吃螃蟹的。饮食上的偏好，始终是暴露一个家庭来历的最大破绽。
姥爷从沿海的天津来到大西北，我成年后，果然又从兰州来到了沿海的浙江。我们这代人，和他们那代人，被时代的巨浪裹挟，万里漂泊常作客，故乡成他乡，他乡又做故乡……时代的一粒沙，落到每个人身上，真成了一座山，难以逾越，无从改写。
我上小学三年级时，72岁的姥爷被肺结核引发的肺气肿折磨，可能是受不了每次放疗烤电和每走几步都要吸氧的痛苦，在夏天的傍晚，这个天津大爷揣着大半生的秘密，从德国人1909年修建的中山铁桥上纵身一跳，汇入了滚滚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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