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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一切都改变了，一切又都是原来的样子。革命让国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导致了深刻的分化，它吓坏了一些人，又使另一些人变得冷酷。但是到头来它什么也不敢做，什么也没有取代。看起来，与其说皇帝的圣彼得堡已经死去，不如说它陷入了昏睡。革命把一面面小红旗插到了专制王朝铸铁纪念雕像的手里，一面硕大的红旗在政府大厦正面墙体上空迎风飘扬。但是宫殿、内阁、司令部完全远离自己的红旗独自过活，更何况这些红旗在绵绵秋雨之下明显褪色了。
带有权杖和金球的双头鹰在可以拆下的地方拆下了，不过通常是被蒙上了一块布，或者匆匆涂上一层油漆。这些双头鹰好像是隐藏起来了。整个旧俄国也隐藏起来了，并且因仇恨使双颌都变了形。十字路口轻捷的民警身影多半会叫人想到，这是一场清除了活雕像一样的“法老”（二月革命前沙皇警察的绰号。——译者）的革命。况且，俄国取名叫共和国毕竟快两个月了。沙皇全家到了托博尔斯克。
不错，二月旋风并没有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沙皇的将军依然是将军，枢密官依然是枢密官，二三等文官依然在捍卫自己的显赫地位，官阶表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势力，五颜六色的帽箍和帽徽令人想到官僚等级制，还有带有鹰形图案的黄铜纽扣是大学生的标记。而最主要的是地主依然是地主，战争依然看不到头，盟国外交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蛮横无理，像操纵傀儡一样操纵着官方的俄国。
一切都在照旧，可是又没有谁能认清自己。贵族街区觉得自己被推到后面去了。自由资产阶级的街区更加紧紧地靠近贵族阶级。人民由爱国主义的神话变成了可怕的现实。一切都在脚底下移动和坍塌。在不久前还在极力讽刺君主制迷信的那个圈子里，神秘主义强有力地冒出来了。股票经纪人、律师、芭蕾舞演员在诅咒已经降临的风俗败坏。对立宪会议的信心在日复一日地丧失。高尔基在自己的报纸上预言文化的毁灭。
七月事件以来，从疯狂和饥饿的彼得格勒逃往比较宁静和有饭吃的外省的现象此时带有普遍的性质。那些没能顺利离开首都的殷实家庭正在徒劳无益地试图利用砖石墙壁和铁皮屋顶跟现实世界隔离开来。可是风暴的余波从四面八方钻了进来：通过什么都昂贵和什么都缺乏的市场，通过由有良好思考能力一变而为仇恨与恐惧号叫的报刊，通过窗外枪声不断的沸腾街道，最后，通过自家后院不愿继续恭顺服从的仆人。
看来革命在这里击中了最敏感的部位：家里奴仆的反抗最终破坏了家庭结构的稳定。日常的墨守成规习气毕竟还在竭尽全力让自己坚持下来。学生在学校里还是按照老教科书上课学习，官吏还在起草谁也不需要的公文，诗人还在写谁也不会去读的诗句，保姆还在讲述伊凡王子的故事，外省来的贵族和富商的女儿还在练习音乐和寻找如意郎君。彼得保罗要塞墙头的那门老式大炮正午时分还在鸣放报时。
玛丽亚剧院还在上演新的芭蕾舞剧，在舞蹈方面比在外交领域更为内行的外交部长捷列申柯大概在找时间来欣赏芭蕾舞演员结实的脚尖，以此来显示制度的稳固。旧式宴会的残迹还是随处可见，大把花钱什么都可以弄到手。近卫军官张扬地把马刺弄得噼啪作响去寻找奇遇。昂贵饭店的单间里有人在粗野地狂饮。半夜电灯熄灭也没有妨碍游艺俱乐部的繁忙场面，在俱乐部里面，香槟酒在硬脂蜡烛的照耀下泛起了闪闪发光的泡沫。
容光焕发的贪官污吏赢了同样容光焕发的德国间谍，保皇派阴谋家输给了闪族走私者，还有天文数字的赌注同时成了狂欢作乐和通货膨胀规模的标记。难道这辆快要废弃的、肮脏不堪的、慢慢吞吞的和挤满了乘客的简陋电车，正在从这个濒死的圣彼得堡开往满腔热情全力以赴追求新希望的工人街区吗？斯莫尔尼修道院镶金的蓝色圆顶老远看上去就成了起义司令部的标记：
它位于老城区边缘，这里是一条电车路线的终点，涅瓦河在这里来一个急拐弯向南流去，把市中心跟近郊地区隔开了。这座长条形的三层楼灰色建筑以前是贵族女子的教育场所，如今成了苏维埃的堡垒。没有尽头又回声很大的走廊像是专为讲解绘画透视而建造的。几十间屋子的门口上方还保留着珐琅质小标牌：“教员室”、“三年级教室”、“四年级教室”、“年级指导室”，但是与旧标牌并排的。
或者把它们覆盖起来的是贴了写有令人费解的革命象形文字的纸片：ЦК（中央委员会）、ПСР（社会革命党）、С.-Д（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С.-Д（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левые С.Р.（左派社会革命党）、анархисты-коммунисты（无政府共产主义者）、ЦИК（中央执行委员会）收发处等等。约翰·里德细致的目光注意到了墙上的标语：“同志们，为了您的健康，请保持清洁。”
呜呼，从自然界开始，无论谁都没法保持清洁。十月的彼得格勒笼罩在雨幕之下，街道早就没人打扫了，一片泥泞。斯莫尔尼宫的院子里有连片的水洼。粘在士兵靴底的泥巴带进了走廊与大厅。然而此时此刻谁也不朝脚底的地面看，大家都在朝前看。斯莫尔尼宫发布命令越来越果断坚定，越来越有威严，群众的热情支持加强了它的地位。中央的领导直接掌握的仅仅是革命系统的上层环节，而要实现大变革必须靠整个体系。
最重要的事情是在下层完成的，并且似乎是自行完成的。工厂和兵营——这就是这些白天和夜晚的历史洪炉。维堡区像2月时那样，把革命的基本力量集中到了自己手里；与2月不同的是，现在它自己有了强大的公开和普遍承认的组织。一条条联络线索把各个街区、工厂食堂、俱乐部、兵营与萨姆普索尼耶夫大街33号那座房子连接起来了，这里是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员会、维堡区苏维埃和战斗司令部所在地。
区警察局也同赤卫队合并了。该区已经完全由工人掌权。假如临时政府打垮了斯莫尔尼宫，那么光一个维堡区就能够重建中心，并且确保继续发动攻击。末日已经近在咫尺，可是当权人物还认为或者装样子给人家看，他们并没有特殊的原因感到不安。英国大使馆有自己的理由密切注视彼得格勒的时局，据当时俄国驻伦敦的大使说，前者收到了有关即将爆发革命的可靠情报。
在例行的外交早餐上，捷列申柯用热烈的保证口气回答布坎南提出的令人焦急的问题说：“任何类似事件”都不可能发生；政府把缰绳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俄国大使后来是从英国通讯社的电报中得知革命消息的。 采矿工业家奥尔巴赫那时拜访了副部长帕利钦斯基，讨论完一些重大事情以后，顺便向后者打听情况。关于“乌云出现在政治地平线上”这个问题，他得到了最镇定的回答：这只是一次常见的风暴，它会过去的，嗣后就是晴天——“您安心睡觉吧。”
可是才过去一两个不眠之夜，帕利钦斯基本人就被逮捕了。克伦斯基越是粗鲁无礼地蔑视妥协派领袖，他也就越发相信在危急时刻，他们会及时出面援救他。妥协派人士越是软弱无力，他们也就越发徒劳地维持环绕自己周围的虚幻气氛。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站在自己那座彼得格勒高台上与外省以及前线的上层组织互相鼓气，同时假造社会舆论，掩盖自己的无能。这样做与其说使敌人不如说是自己产生了错觉。
代表着三月社会主义者与沙皇官吏相结合的臃肿而又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对于达到自欺欺人的目的来说，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初出茅庐的社会主义者害怕在官吏面前显露出不够成熟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形象。官吏则担心暴露出不够尊重新思想的面目。于是编造出了一本官方谎言的硬皮书，里面的将军、检察官、报界人士、特派委员与副官，离政权的根子越近，撒的谎就越大。彼得格勒军区司令拿出了令人快慰的报告，其原因就是在并不令人快慰的现实面前克伦斯基非常需要这样的报告。
两个政权的传统在同一方向产生了效果。要知道经由军事革命委员会副署的军区司令部现行命令必须绝对执行。城里的岗哨通常是由卫戍部队的人来守卫的，这里还须说明，该部队各团很久以来都不像现在这样对履行站岗放哨的职责如此忌妒。群众不满足吗？“站起来了的奴隶”总是不满足的。只有首都居民中的渣滓才会同情叛乱企图。苏维埃士兵部反对军区司令部吗？可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处是支持克伦斯基的。
除布尔什维克外的所有有组织的民主派都支持政府。于是玫瑰色的三月光环变成了遮掩事物真实轮廓的蓝灰色烟雾。直到斯莫尔尼宫跟军区司令部决裂以后，临时政府才尝试走向更为严重的冲突：没有什么直接危险，但是这一次必须利用机会来消灭布尔什维克，更何况资产阶级盟友在全力向冬宫施加压力呢。10月23日夜晚，临时政府打起精神做出如下决定：对军事革命委员会进行司法调查；查封鼓动起义的布尔什维克报纸；从四郊和前线调来可靠的部队。
,参考资料
十月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J]. 刘奇葆.党史文汇,2017(11)
十月革命的重要遗产与中国道路的成功探索[J]. 金民卿.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8)
十月革命的中国意义[J]. 章忠民;王树人.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