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租350,北漂厂弟、月嫂、外卖员聚在城中村写诗,十年了

月租350,北漂厂弟、月嫂、外卖员聚在城中村写诗,十年了

首页休闲益智九月爱画画更新时间:2024-09-23

2017年,一篇横空出世的《我是范雨素》

让大众开始关注皮村文学小组。

​月嫂、家政工、建筑工、电焊工等底层北漂

​聚在北京城中村阅读、写作。

今年,皮村文学小组已经成立十年。

小组成员来自天南海北、各行各业。

​有人等雇主的孩子入睡后,

​挤出时间写作画画;

​有人在流水线十几年,看不到明天,

​写诗后才得到救赎;

​还有人蜗居350块月租的房子,

​身患癌症,却写出20万字长篇。

皮村文学小组成员们

​作家袁凌在皮村文学小组做了7年导师。

​去年他搬到皮村生活,

​决定为这些追梦者写一本书。

​3月,一条摄制组在皮村

​见到了袁凌和几位活跃于文学小组的工友。

​“这个乌托邦也许明年就会结束,

但至少眼下还能把这个梦做下去。”

编辑:马诗韵

​责编:陈子文​

​皮村大门

​坐落在五环外的皮村,是不少底层北漂在北京的家。这里住着大量月嫂、家政工、建筑工、泥瓦工。据公告牌显示,目前皮村人口近2万,90%都是外来人口。

“我在北京的坐标不是国贸,而是皮村,哪怕在外人看来它是脏乱差的。”小海曾是一名流水线工人,业余写了几百首诗。2016年他加入皮村文学小组,那时范雨素尚未出名,文学小组默默无闻,但小海觉得“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的地方”。

​皮村环境

​皮村文学小组2014年成立,起初只是工友之家下面的兴趣小组之一。2017年,一篇横空出世的《我是范雨素》,让大众开始关注这个城中村里的“文学群体”。十年过去,当皮村其他看起来更有实际意义的小组渐渐不再活跃,文学小组却一直留存下来,几乎每周末都雷打不动地开文学课。​

​皮村文学小组活动,正在分享的是顶棚匠徐克铎和育儿嫂梦雨

​小组成员的作品陆续发表在《北京文学》《花城》等文学杂志上。2022年,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劳动者的星辰》出版

​“云上写诗,泥里生活”,作家袁凌如此形容皮村文学小组。在小组成员中,有人挤出劳动间隙的时间写诗画画,有人身患癌症却坚持阅读,350块的出租屋里装满几大箱书,小说草稿写了20万字。​

袁凌在皮村文学小组做了7年导师,课堂之外也经常和工友们交流。“我跟他们本身是一类人。农村出来的,北漂,劳动阶层——我哥哥嫂子都在货运部扛大包,我自己也没房没车,没有稳定的社保。”​


​左:袁凌和小海在温榆河边右:袁凌新书《我的皮村兄妹》

​在北京感到孤独的时候,袁凌常常想到皮村来,在小海工作的公益商店坐坐,或者跟其他工友一起出去干活。今年春节过后,小组成员梦雨送了袁凌一双自己绣的鞋垫。她是一名家政工,喜欢写诗、画画、跳舞,常常把自己的稿子发给袁凌看。

“他们非常把你当自己人,”袁凌说。2022年,他开始以工友们为群像写作新书《我的皮村兄妹》,“文学本身就是一个乌托邦,只是往往都是一个人在造这个乌托邦,而皮村有一群人。”

​月嫂史鱼琴有写日记的习惯

​第一次去工友的家里做客,袁凌对房子的条件有些震惊。“进去以后根本转不开身,就是一个床抵在那里,没有卫生间,没有厨房,黑洞洞的。这种逼仄的生活境况,不走近他们是不了解的。”

袁凌曾在另一个城中村待过几年,去年他在皮村租下一间月租650块的临街房屋,没有空调暖气,公用厕所在楼道里,很脏。“我想要更真切地去感受文学小组工友们的生活条件,怎么租房子,怎么过冬天和夏天,怎么吃饭洗澡,怎么上厕所。”

​电焊工马建东在皮村的住处

​艰苦的生活条件,工友们大多选择接受。“这边房租特别便宜,吃饭消费都实惠,经济上负担得起。”马建东是皮村戏剧小组成员,常去文学小组听课。他租的地方院子里没有洗澡的地儿。冬天他会花个10来块钱上澡堂,夏天就拿桶在院子里晒一中午,把水晒热进屋洗。碰上戏剧小组去外地演出,他就很高兴,可以在宾馆里舒舒服服洗个澡。

月嫂史鱼琴住在尹各庄村,与皮村一河之隔,每月租金350块。房间狭小昏暗,与邻居们共享一个院子。除了房租便宜,史鱼琴更多考量的是,住在这里方便去文学小组听课。​

​史鱼琴手机上的长篇草稿已近20万字

​2017年,她因《我是范雨素》知道了皮村文学小组,每逢周末空闲就会来上课。那时候她住得远,有时候下课晚了,只好在皮村住旅店,一晚80块钱。对此她的丈夫很不满意,他常年卧病在床,家里只靠史鱼琴挣钱。去皮村听课两个月,她没赚什么钱,只拿回来几本书。

“不管我怎么样挣钱,我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不大的出租屋里堆着几大箱书,都是这些年史鱼琴陆续看完的。她爱看100年以上的书,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也看过不少,还喜欢读太宰治和芥川龙之介的书。有两本书无论她搬到哪儿都会带着,一本是《红楼梦》,另一本是《百年孤独》。“喜欢文学挺好的,它让你没那么痛苦。我最痛苦的时候天天看书,看一看就觉得没事了。”

史鱼琴的出租屋里堆满几大箱书

​作为月嫂,一旦上户后史鱼琴就不能看手机,更不用谈写作。休息的时候她在手机上写,只会用一根手指一个一个字敲,写得很慢。袁凌发现,许多皮村文学小组的成员不太会用电脑,“有些人手机都不太会用,写着写着保存不下来,不见了。”

2020年,史鱼琴查出乳腺癌,“医生说癌细胞有转移,有可能只活几个月。”治疗期间,她才有空多听皮村文学小组的课,有意识地写作。她去年开始写的长篇,草稿已近20万字。“第一稿写完我觉得不好,就把它毁了,这是第二稿。”

“生活沉重地打击他们,他们也还没有放弃。”袁凌说。

而史鱼琴觉得,如果不写下来,100年后、200年后还有人知道他们的生活吗?“在客户家里,我们是不可能说话的,也没人喜欢听,但人活着都有表达的*。”

​今年1月,梦雨作为皮村文学小组的代表之一参展广州inD艺术书展

​育儿嫂梦雨最近有一件心事。她的儿媳*了,预产期在九月,到时候她要回老家照顾,这一去大概再也不能回北京了,“那个时候年龄大了就不会有人要我了。我现在的雇主还是袁凌老师介绍的,是他的学生。”​

比起无法再回北京挣钱,更让梦雨郁闷的是,到时候再也不能去皮村文学小组了。“要是没有文学小组,我一个人在北京打工就觉得很失落,很孤独,是文学小组拯救了我。”


​梦雨画笔下的皮村文学小组,张慧瑜老师正在给工友们上课

​2017年,梦雨开始在皮村文学小组听课。那时候她住海淀,听完课回到雇主家已经12点。有好几次,她都是搭张慧瑜的车回去。张慧瑜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老师,也是最早来皮村文学小组上课的导师。有时候下课晚了,他就开车把住得远的工友送回去。

如今皮村文学小组共有四五十位导师与志愿者,包括高校教师、编辑、作家等等。每周末晚上,导师选取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与工友们讨论,也给工友们布置课后的练笔作业。“外面的老师来上课,工人们来学习。大家彼此分享,慢慢地形成了这么一个氛围。”袁凌说。

“那些老师都是无偿来讲课,我觉得很荣幸。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现在学点东西很充实。”梦雨是文学小组的积极分子,坐地铁公交常常写东西入迷了而坐过站。“我刚开始觉得做保姆好像低人一等,文学让我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了。”

梦雨是她给自己起的笔名。她从小喜欢下雨,“别的孩子都是打着伞,我喜欢在雨里跑。”她还喜欢做梦,梦里那些稀奇古怪的画面,都被她用画笔记录下来。“梦雨好像是另一个身份,一个真实的我。反倒是我的真名,我不太喜欢。”​

​梦雨的画

​留给梦雨写作的时间并不多,只有雇主的孩子睡着了,或是工作全做完了才有点空闲。有时候晚上睡不着,她就爬起来画画。“我们这个工作很特殊,雇主有事的时候,本来说好休息的一天也休息不了。”袁凌记得,有次梦雨在一位雇主家里工作到休克。

正是和皮村文学小组的交往让袁凌意识到,“社会发展得再高端,底层依然是靠人的劳力。”但他相信,不论社会地位如何,人人都应该有机会、有权利发展自己。“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人,未必就比上过大学的人少一些想法和感触。”

​小海弹唱原创歌曲《我叫胡小海》

​2015年冬天,小海在郑州富士康的流水线上打工。一天凌晨4点,他和工人们一起下班,乌泱乌泱几千人涌出工厂大门,他有感而发写下诗句,“璀璨的星河下,冷幽的月色中,人群蒙面奔走,如一场深冬的雪。”​

“那个时候打工12年了,很迷茫很痛苦。”小海说,那几年他换了四五十份工作,“没有一份能够让我看到明天的。”

读诗、写诗,是小海化解苦闷的方式。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就用诗歌和自己对话。2008年,小海背了三四百首唐诗,也写了三四百首诗,“那时候很年轻,豪情万丈。车间的生活、困顿的情绪与古典诗词产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太牛了,可以跟李白、苏轼的情感共振。”

小海的诗作不少都有关流水线生活,其中一首名为《把流水线写成诗》,“去感受车间窗外四季的风,让自己机械身体内,那骨髓深处工业的血和唐朝月亮一起复活。”

​小海工作的二手公益商店,墙上贴满诗歌和画,袁凌起名为“诗歌商店”

​如今,小海已经离开流水线许多年,在皮村附近的二手衣物公益商店工作。工资不高,但他很满足,“如果我没有到这边的话,现在还在工厂继续愤怒,可能就已经疯掉了,所以我非常不愿意离开这里。”

​但文学带给他的影响并非全都是正面的,小海半开玩笑地说,有点后悔自己当时光搞文学去了,耽误了恋爱,导致现在还是单身,“每年回家压力都很大,这么大年龄也没人给介绍对象了。”

​袁凌认为,文学很难在现实层面给劳动者带去很大的改变。“对多数工友们来说,生活还是生活,还是要艰辛地劳动。范雨素成名后,也还要做钟点工来维持日常生活。如果把文学梦做得太认真的话,可能还对他们的生活有影响。”袁凌记得,皮村以前来过一个研究庄子的人,后来把老婆孩子都研究走了;还有一个文学青年写了1000多万字,老是发不出来。

​“另一方面,文学确实给他们打开一个新天地。在他们过于卑微的人生、重复性的劳动当中,能够有一个带来一些价值感的地方。”

皮村文学小组为小海和梦雨印刷的作品集

马建东的家虽然昏暗狭小,但他在墙上挂了一只彩色风车

​尽管如此,皮村文学小组仍然前途未卜。“明年文学小组的教室可能要拆了,租约到期了。”袁凌说,“这个乌托邦至少已经持续10年了。如果它能够在人们心中种下一个种子,那么没有这儿,还会有别的基层文学,有胡安焉、王计兵和陈年喜,劳动者文学趋势是不可扭转的。” 这正是他写下《我的皮村兄妹》这本书的起因。

“希望皮村文学小组能够一直存在,至少眼下还能把这个梦做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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