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81次列车从北京开往齐齐哈尔，全程约1500公里，耗时26小时52分钟。
春运期间，这列绿皮车的乘客主要是来京务工人员和他们的家人。每节硬座车厢有116个座位，每个座位上都有一个归乡人。每到这个时刻，这些异乡人都要千里奔波，回到故乡去，与家人团聚，辞旧迎新。
不久后，有些人又会坐上同一列返程火车，回到北京这个大都市，继续奔波的异乡生活；有些人或许不再返程，而是留在故乡谋生。
但不论怎样，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故乡与异乡的面貌或许早都变得模糊不清。
一
虽已是深夜12点，北京站2楼第5候车室里等待K4081的乘客们很多都还沉浸在即将踏上归乡旅途的兴奋之中，只有孩子们已经困得睁不开眼睛。
再耐心等待一个小时，K4081就将于2018年2月6日凌晨1点43分从北京站出发，穿越山海关，途经辽宁和吉林两省，最终会于次日凌晨5点到达终点——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
这是2018年春运的第六天，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又在中国开始了。今年春运期间，铁路运输将承担更大的压力，发改委日前公布的的数据显示，今年春运期间，铁路运量比去年增长8.8％。
每年春运期间，绿皮车都要承担一部分运力，缓解巨大的客流压力。与高铁相比，绿皮车的条件虽然较差，但却是不少城市打工者回乡过年的首选。
春运的艰辛在候车室就开始显现出来了。在北京一个饭店打工的厨师王大庆扛着一个到他胸口高的靛青色布袋，在排队的人群中，他被挤得动弹不得。
身材瘦小的信号工陈玉芳也挤在队伍里等待进站上车，今年已年过40岁的陈玉芳提着两个装满生活物品的油漆桶，两个虎口附近的皮肤成绛紫色。
检票口准点开启，背着大包小包的人群一个挨着一个通过检票口，涌向站台，然后分散开来，寻找各自的车厢和座位。
2月6日凌晨1点43分，K4081准点开出北京站，车轮隆隆，车窗外是寒冷的冬夜，车厢里却显得有些闷热。
厨师王大庆和信号工陈玉芳都在12车厢，这个车厢是硬座车厢，他们的座位面对面，紧邻列车车厢连接处。列车开动后，寒风直接吹到膝盖上时，王大庆裹紧了厚厚的冬衣。
高颧骨、深褐色面孔的信号工比较起北京和东北的冷来，她说，“北京的冷是冷到骨头里的，让人受不了。”也许是离故乡越来越近，她甚至觉得东北的冷更加温柔。
“你知道二龙湖浩哥吗？”厨师王大庆和对面座位上的信号工陈玉芳搭讪起来。
“那谁不知道，唱二人转的，还拍了电影。”陈玉芳浓重的东北口音带有某种天然的喜剧效果。
对两个第一次见面的东北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话题比二人转能更快消除陌生感了。在K4081次列车上，32岁的厨师和年过40的女信号工认识还不到10分钟，但感觉他们仿佛已经相识多年。
火车开始加速，但依然显得缓慢。车窗外闪烁的橘黄色灯光带从陈玉芳眼前逐渐消失了，黑暗占据了整面车窗。她知道，灯火辉煌的北京已远在她的身后。
2012年去北京打工之前，陈玉芳在齐齐哈尔老家务农。
2012年，她来到北京，在一个地铁工地当了一名信号工，任务是拿着发光指挥棒给吊车发信号。她喜欢这份工作的一个原因是，经常能体会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感觉。
另一个原因是收入稳定。在北京的工地上，她每月的纯收入在4500元到5000元之间，并且不需要繁重的体力劳动。
与在老家务农相比，打工挣钱几乎没有风险。陈玉芳一家三口，在老家有50亩土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年景好的时候，他们辛苦劳作一年的收入是10万元。
可是自然主宰一切，日照、降雨、严寒等条件中任意一条发生骤变，都可能意味着欠收。“欠一年缓三年，就是这个意思。有一年冬天太冷，50亩豆子全冻死了，前面两三年赚的钱那一次赔完了。”她说。
如今她和丈夫、儿子都在北京的建筑工地打工，每年的收入超过10万元。2016年，他们在齐齐哈尔市里全款买了一套两居室。
二
王大庆双肘支撑在小桌板上，竭力想听清楚背后传来的《乡村爱情》的对白。车厢满座，样式不一的麻包和塑料桶摆放在通道两侧，空间逼仄，人声嘈杂。
当厨师久了，他十个手指的前端和指甲上都蒙着一层油光。
后座手机里播放的这部广为人知的东北电视剧中，反派主角谢广坤正在电话中对女儿说，“就你跟皮长山（剧中谢广坤女儿的丈夫）吵架，不管你有理没理我都向着你，你知道人家皮长山得受多少委屈？”
自带幽默喜剧效果的东北话让王大庆乐不可支，“这老丈人，黑得漂亮啊。”
笑完他又沉默了一阵才缓缓开口，“在我老家，我这个岁数孩子都好几个了，可我现在还没结婚。”
他在北京昌平一家东北饭店打工，每天从上午10点工作到半夜12点，除春节外全年无休。来北京的三年中，他没有见过北京的清晨，也没有时间谈恋爱。
但王大庆熟悉每个季节的北京夜空。他说，春天，北京的夜空飘着烦人的柳絮；夏天，星星都快被热化了；秋天的夜空深邃高远，月光能把树叶照出影子，这时的北京才最迷人；到了冬天，则很难见到星星，这座巨型城市给人一种神秘感。
这些话似乎出自一个诗人之口，而不是一个东北厨子。
在北京，他的月收入是5000元。事实上，在齐齐哈尔老家，东北菜厨师的工资与北京差不多。但北京有稳定的客流量，而老家没有。缺乏稳定客源的饭店通常很快就会*。
这意味着，他不用像老家的厨师那样一年换好几个饭店打工。如果运气好，他还能当上老板。运气的确光顾过他，不过很短暂。2017年他在昌平开了一家面积大约50平方米的东北家常菜馆，但因手续不齐全而被迫关门。
他又重新开始给别人打工。从16岁在齐齐哈尔拜师学艺，王大庆没有离开过饭店后厨，虽然辛苦，但他靠自己的辛劳也攒了一笔钱。
但是打工15年的积蓄却在2017年被父亲的一场大病夺走了。
2017年夏天，王大庆的父亲确诊为直肠癌。这个独生子不顾家人反对，把父亲接到北京接受手术，前后花掉了他17万元。出院后，王大庆把父亲送回齐齐哈尔接受后续治疗。
王大庆被迫开始省吃俭用。这次回齐齐哈尔坐26小时的绿皮车硬座，也是为了省钱。上火车前，他只来了三碗泡面。父亲患病之前，他在回家的火车上都会带上零食和水果。
列车开动之前，他接到奶奶的电话。奶奶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到齐齐哈尔工作。他说不会回去，“要是在家里能有稳定的收入，我何必跑到北京呢？”他无奈地说。
三
凌晨五点半，车过山海关，窗外天色灰白，依稀能看到大地被白雪覆盖，万物枯黄，偶有远处的灯火闪烁。
此时，12号车厢里的乘客们已处在睡梦之中，只有那个50岁的驴肉火烧店帮工刘水花醒着。她是被列车开动时两次短促而连贯的剧烈抖动震醒的。
这是来到北京15年之后她第五次回哈尔滨老家。初来北京时她和丈夫分头去驴肉火烧店学艺。开店最初的几年她保持着一个记录，一年和150袋面粉，每袋50斤。
这项记录如今在她身上仍然有迹可循。她的双手手腕粗大，两个小指微微向外弯曲。
“我和一般打工的还真不一样，在北京头几年我们确实挣到钱了。”她说，那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它价值哈尔滨和大庆各一套房子。这两套房子的主人现在是她的两个儿子。
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火烧店*之后才突然明白的。她错过两个儿子的少年时代，母子之间的隔膜坚不可摧。她甚至不知道两个儿子成年之后的爱好。两年前火烧店*之后她回过一次家，母子三人对坐无言，小儿子拘谨到来回搓着手，不知道和对面的妈妈说什么。
这一切是否值得？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不过，这个火烧店帮工现在唯一确定的就是，不能让两个儿子像她一样失去正常的家庭生活。
2017年夏天，在读博士的大儿子打电话问她，是否该接受北京一家企业的邀请。企业开出的条件诱人，基本工资大约每月9000元。
“孩子，你以后就跟你媳妇孩子天天乐乐呵呵过就行，来大城市生活压力太大了。”帮工这样劝儿子。
“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儿子问她。
“有点残忍。”她回答儿子道。
“那你咋非要在北京？”儿子把她问得哑口无言。她把这个问题留给自己的丈夫。他们现在同在一位东北老乡开的驴肉火烧店里打工。
刘水花的丈夫愣了很久才回答说，那就回家吧。这次，她打算在哈尔滨长住下去，她带上在北京15年积攒的所有物品：两行李箱的衣服和一个装满化妆品的小手包。
四
在整个12车厢，32岁的焊工李开最具辨识度。他的下巴和双手手背上布满灰色的黄豆大小的圆点。这是职业伤害给他留下的永久印记。
坐在列车上，他喜欢望着车窗外的黑夜发呆。从2010年来北京学电焊技术，他一直不适应没有电焊条白炽光的黑暗，“晚上睡觉我都开着灯。”在黑暗中他总能看到一团团剧烈发光的白色烟雾，仿佛学习电焊之后就失去了夜晚。
焊工的妻子趴在小桌板上，正在努力寻找一个能够入睡的姿势，多次尝试后，她显然失败了。李开拍拍她的肩膀，让她侧趴在自己腿上睡，她很快进入了梦乡。
李开是长春人，他这次回长春的目的，就是让妻子帮忙说服一些会电焊的同乡来北京。在北京做电焊工的收入是长春同行的两倍。而妻子的目的，是和同乡一起劝李开留在长春。
突然间，K4081停在夜幕之中，为快速列车让路。她在刺耳的刹车声中醒来，一脸惊惧。
近几个春节他一直在尝试，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跟他走。“刚开始我觉得他们傻，两倍工资都不要。后来他们说，他们习惯了长春的生活，不是钱的事儿。”李开对妻子说。
妻子希望他能在长春工作，他也曾试着在长春生活了15天，刚到第七天，他就开始感觉是一种煎熬。那时，他已经拜访完所有的亲戚和朋友，发现时间过得特别慢，“瞪着眼看钟表一圈一圈地走。”
李开的父母带他去见包工头的时候，他才知道长春的工地只有半年时间能开工，剩下的半年天气寒冷，无法进行室外作业。
李开说，那次从长春回北京，简直是怀着逃命的念头。不过，他没能真正逃离。他在北京没有亲戚朋友，下班之后一定是先在长春的亲友微信群里聊天。他在北京的生活半径不超过工地的围墙，千里之外的长春仍然是他的精神原乡。
妻子在他腿上再次进入梦乡之后，他说，“我也知道家里啥都好，但是我已经适应不了家里的生活了。”
短暂停留15分钟之后，K4081再次开动，前方已是冰天雪地。天已经开始蒙蒙亮了，很多人还在梦乡之中，家乡越来越近。
（王大庆、陈玉芳、刘水花、李开皆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