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我们攀升,我们坠落。
我们通过坠落而攀升。
失败塑造了我们。
我们唯一的智慧是悲剧的,它总是到来得太晚,也只为迷失者所知。
--盖伊·戴文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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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
《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是智利作家本哈明·拉巴图特所写的一本短篇小说集,讲述了五则与科学家有关的故事。
本哈明·拉巴图特1980年出生在荷兰,之后在海牙、布宜诺斯艾利斯、利马等城市生活过,14岁那一年他搬到了智利的圣地亚哥,后来毕业于智利天主教大学新闻学专业。
他目前仅出版有三本小说,但凭借这三本小说,他已经成为当前拉美地区最不容忽视的新生代作家之一。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这本《当我们不再理解世界》出版于2020年,它因入围了被认为是当代英语小说界最高奖项的布克奖而备受关注。
它的中文版在2022年9月出版,目前在豆瓣上有8000多人为它打出了8.4分的高分,它也因此入选了2022豆瓣年度外国文学小说类榜单。
在这本书中,本哈明·拉巴图特关注到了20世纪最为重要的几位科学家,包括发明了氮气提取法的弗里茨·哈伯、黑洞理论的提出者卡尔·史瓦西、改写了现代代数几何学科的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以及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沃纳·海森堡和埃尔文·薛定谔等,拉巴图特以他们为原型,创造了五篇小说。
其中他既调用真实的历史材料,又展开大量的想象,以这样一种模糊了事实和虚构的方式,试图探讨当科学抵达极限的时候,或者说人类的理性抵达极限的时候,那些抵达极限的人会发生什么,以及这个世界又会发生什么。
拉巴图特曾在采访中说,科学在给这个世界带来光亮的同时,也给这个世界投下阴影,光亮越亮,阴影也就越长。
我们总是习惯关注那些光亮的部分,却忽视了这背后的阴影,而他的这本书关注的即是这些阴影 。
好,话不多说,我们一起来看本哈明·拉巴图特笔下科学家的天真与疯狂。
与此同时,也会从小说的结构和主题作出一定的分析与探讨。
弗里茨·哈伯
首先,我们来看这本书的第一篇小说《普鲁士蓝》,它讲的是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的故事。
弗里茨·哈伯是历史上第一次毒气袭击战的筹划者。那是1915年4月22日,德法战争期间,德军将六千罐氯气从空中倾倒在当时法军的驻地伊普尔。
据说那是一个早上,士兵们醒来,只看见一团绿幽幽的云朝他们奔涌而来,这团云所到之处,树叶枯萎,飞鸟从天上掉落下来,草地被染成了病态的金属色。
战壕里的法国士兵抽搐着倒下,嘴里冒出黄色的黏液,皮肤泛出一层蓝色,最终几乎片甲不留...
弗里茨·哈伯出生在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小便对化学工业感兴趣,他因为这次任务,荣升中尉,成了德国战争部化学处的负责人。
哈伯的妻子叫克拉拉·伊莫瓦尔,是德国第一位获得化学博士学位的女性,她在一开始便反对哈伯的所作所为,指责他败坏了科学。
但哈伯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战争就是战争,死亡就是死亡,管它是用什么方式造成的,他甚至一度认为毒气战可以帮助尽早结束战争。
在伊普尔的毒气袭击大获成功后,哈伯邀请了一大堆朋友聚会,欢庆到了黎明,但临近结束的时候,他的妻子到花园,用哈伯的一把军用左轮手枪朝自己胸口开了一枪,最终因失血过多死在了她十三岁儿子的怀里。
哈伯无比震惊,但第二天他又不得不赶往前线,监督又一次毒气战的袭击。
1918年,德国战败,弗里茨·哈伯被列为战犯,他不得不逃到瑞士避难,在那里他收到了他荣获诺贝尔化学奖的消息,缘由是他发现了从空气中提取植物生长所需的最主要营养物质“氮”的方法。
在先前几个世纪,为了解决肥料短缺的问题,英国人在欧洲大陆开掘出三百多万具尸骸,从尸骨中提取出氮气作为肥料,耗尽之后,他们远赴埃及,挖开了法老的陵墓,抢夺了其中成千上万具用来陪葬的奴隶尸骨。
而有了哈伯发现的方法后,人们可以通过工业流程从空气中提取氮气,这直接使得人类可利用的氮气翻了一番。
在氮气的助力下,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世界人口得到爆炸性的增长。当时的报纸因此将哈伯称为“从空气中提取面包的人”。
但实际上,哈伯最初提取氮气,并不是为了消除饥荒,而是为了让德国在被切断了原材料供应后,仍然有能力生产火药和炸药。
可以说因为哈伯的氮气,一战被拖长了两年,好几百万人因此遭罪。
一战结束后,哈伯仍然作为德国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的所长,积极研制新物质。
比如他利用氰化物研制了一款气体*虫剂,功效非常强大,被命名为“飓风”。
当时的哈伯完全不知道,几年之后,这款*虫剂会被希特勒建立的纳粹军团用到毒气室*害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其中就包括了哈伯同父异母的妹妹、妹夫,以及他的外甥。
而追溯得更早一点,哈伯所用的原料氰化物来源于世界上第一种现代合成颜料,普鲁士蓝。
它是由一名瑞士颜料商发明出来的,据说他本想制作洋红色,但却误打误撞制造出一种极其深邃的靛蓝色调,宛如“天空的原色”,很快这种颜色被全欧洲的艺术家用了起来。
用它完成的第一幅名作叫做《基督下葬》,这是一幅泛着蓝莹莹的光、看上去尤为哀伤与圣洁的画作。
1782年,化学家卡尔·舍勒用一把沾有硫酸残留物的勺子搅拌了一罐普鲁士蓝,意外地创造了一种活性极强的毒物,其实也就是氰化物。
当时他绝对想不到,在他过世后的两百年,这款毒物会在弗里茨·哈伯的手下成为一款*虫剂,之后又成为屠*犹太人的毒气。
它还被德军用作作战时的“兴奋剂”,德国战败后,它又被作为了一种“自*药丸”,当时的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作为战犯被捕后,就是用它自*的。
弗里茨·哈伯于1934年在瑞士一个叫作巴塞尔的城市去世,遗物中有一份写给妻子的信。
在这封信中,他没有提及他或直接或间接地致使了多少人的死亡,他只说从空气中提取氮气的做法改变了地球的自然平衡,这让他担心世界的未来不再属于人类,而属于因营养过剩而疯长的植物。
到这里,书中的第一个故事基本就讲完了。
你会发现,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将这个故事写得很简练,他没有大幅描写人物心理,也没有展开大量的议论,他只是为我们勾勒和串联了一些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实。
总结一下的话,这篇小说无非讲了一份绝美的颜料却催生出一款剧毒,一款本用来*灭害虫的试剂却参与到了对犹太人的屠*,以及一个发明了毒气战的战犯却又因为解决饥荒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是三个很简单的事实,但同时也是三个很有震慑力的事实,它揭示出历史巨大的矛盾和吊诡之处,让我们不由得产生一系列疑问,比如到底是什么造就了这样的矛盾和吊诡呢?
身处其中的科学家们对此作何感想呢?
以及世人能从中得到怎样的启示呢?
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用这篇小说奠定了整本书的基调和讨论框架,然后在后续的几篇小说中逐步深入,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应。
在后续的几篇小说中,拉巴图特不再止步于历史事实,而调用起更多虚构的手法。
他曾在采访中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书中谈及了大量艰深、抽象的科学知识,他必须用虚构的方式,或者说艺术的方式来拉近我们与这些知识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他不仅要深入一个科学的世界,还要深入科学之下,人的心灵世界和道德世界,唯有如此才能对命题作出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
好,我们接着来看书中的第二篇小说,这篇小说叫《史瓦西奇点》。
它讲的是著名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以及还是德军中尉的卡尔·史瓦西的故事。
卡尔·史瓦西
1915年12月24日,爱因斯坦收到了一封从一战战壕里寄来的信,信中是一连串的数字,精确地解出了爱因斯坦提出的广义相对论方程。
爱因斯坦一遍又一遍地读这封信,惊讶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解出如此复杂的方程。
爱因斯坦随即写信表示,他一定会尽快把这篇东西交给学界,但他却不知道,他正在给一位死人写信,这个人的名字就叫作卡尔·史瓦西。
史瓦西很小的时候便对天文充满兴趣,16岁的时候他便在著名期刊《天文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双星轨道系统的研究。
不到20岁,他就写出了关于恒星演变的文章。他在天文台实习期间,曾花上三天三夜的时间观察一颗星星的死亡。
他认为,“了解星星灾难性的死亡,关乎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
28岁那年,他成为全德国最年轻的大学教授,并被任命为哥廷根大学天文台的台长。他对于知识有“中了邪”般的热情。
有一次他去阿尔卑斯山远足,他在冰上最陡峭的一块地方松开绳索,冒着极大的危险挪动到两个同伴身边,为的只是解开一个他们一起研究过的方程,没有笔,他们就在冰上刮刮划划。
史瓦西一直试图解释恒星的运动,他创建了一个巨大的合作者网络,致力于追踪和记录超过两百万颗恒星的运动轨迹,他相信能从这些运动中寻求到某种规律,从而揭示出宇宙的秩序。
但研究得越深入,他就越感到不安,它发现这些星星随时会脱离轨道,然后或是被吞噬,或是被逐出星系,总之“就像是气体分子,飞来飞去,完全是不规则的”。
他不由得想,也许宇宙并不存在所谓的轨迹,也并不存在所谓的秩序,它会扭曲,会变形,甚至会坍塌,它是一个用现有的物理规律难以解释的怪物。
1914年,一战爆发,史瓦西主动参军了,即使在战争中,他也没有放弃研究,他请人把德国最新的物理学期刊都寄了过来。
他正是在这些期刊上看到了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方程,然后开始了求解,曾有一次敌人打过来,一发迫击炮就落在了他头顶几米远的地方,但他沉浸在数字世界中,全然没有在意。
他一天比一天更逼近答案,与此同时,战争也一天比一天残暴。
他听到士兵讲起对平民的屠*、强奸,以及大规模的驱逐,他还看到他的一群手下用饥饿的小狗来练习打靶。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他说,“我们已经来到了文明的最高点,那接着呢,就只能往下落了”。
战争的后期,他患上了天疱疮,皮肤上开始冒出大量的水泡,医生宣告无法医治,他因此被军队除了名。
但病得越严重,离死亡越近,他的脑子似乎转得越快。他后来把纸铺在地上,脸朝下趴着,写出了广义相对论方程的最终解。
史瓦西借着方程发现,当一颗巨大的恒星耗尽燃料,它会在自身的引力作用下开始坍缩,然后变得越来越紧实,密度越来越大,引力也越来越大,以至于让它围的空间无限弯曲,最终成为一个无法逃脱的深渊。
这个深渊后来被称作“史瓦西奇点”,它更通俗的名字叫做“黑洞”。
史瓦西还算出来在深渊的周围存在一条界线,一旦越过这条界线,你就会被深渊擒住,从这个宇宙彻底消失。这条界线被称作“史瓦西半径”。
这个发现让史瓦西陷入了深深的困惑。
一方面是这个发现打破了诸多早已成为共识的物理学定律,另一方面它加剧了史瓦西对于战争的恐惧,其实也是对于人心的恐惧。
史瓦西说相比于数学谜题,人心是更大的谜。
宇宙存在奇点,人心难道就不存在奇点吗?
史瓦西觉得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他的祖国德国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便证明了这一点。
令史瓦西尤其绝望的是,深渊并不会发出警告,我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越过那条迈向无底深渊的界线。
爱因斯坦对史瓦西的解有过质疑,他觉得物质不可能会随意聚拢,并最终坍塌,但后来的研究显示爱因斯坦算错了。
1939年9月1日,美国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和哈特兰·史奈德在《物理评论》杂志发表文章,他们进一步证明,只要热核源枯竭了,一颗足够重的恒星就一定会坍缩,从而形成史瓦西所预言的黑洞。
基于这一原理,奥本海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发出了用于轰炸广岛和长崎的首批核武器。奥本海默曾为此感叹:“我现在成了死神,世界的毁灭者。”
史瓦西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位科学家,他经受了与史瓦西同样的困惑,并且表现得比他更为激进。
这位科学家叫亚历山大·格罗滕迪克,他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
早在读本科的时候,格罗滕迪克就显现出了他在数学上巨大的天赋。
当时他的老师给了他一篇文章,里面有十四个尚未解决的数学问题,老师让他选一个来写论文。
三个月后,老师问格罗滕迪克选好了吗,结果格罗滕迪克已经将这十四个问题全解完了。
1958年,格罗滕迪克被聘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的研究教授。年仅30岁的他高调地领导了一个意在重建几何学根基、统一数学所有分支的项目。
简单讲,格罗滕迪克想要用一个方程去描述所有的几何图形,他形容说:“就像一条河,它又宽又深,能让所有国王的所有马匹同时喝饱。”
格罗滕迪克极其勤奋,据说他可以自行控制自己的睡眠,想睡几个小时就睡几个小时。
当有了一个想法,他可以坐在桌前一动不动,一直到第二天天亮,最终,他带领团队产出了超过两万页的成果,成功将多个数学理论统一到了一起。
1966年,格罗滕迪克被授予被称为是数学界的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但为了抗议苏联囚禁尤里·丹尼尔和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这两位作家,他拒绝前往莫斯科领奖。
1967年,他去越南办了一系列的研讨会,他上课的这所学校后来遭到美军轰炸,死了两个老师、几十个学生。
自那之后,他不再出席任何会议,除非主办方同意他用同等的时间去讲生态和和平,1970年,当知悉了研究所的经费来自国防部后,他辞去了他在研究所的所有职务。
他越发觉得自己所做的数学实践是卑鄙且危险的。
他说,最终结束这个星球的不是政客,而是一群像他一样的科学界人士,用的可能不过是几个方程式而已。
接下来的几年,格罗滕迪克中断了他的研究,舍弃了家庭,抛弃了朋友,他混迹在穷人、年轻人,以及边缘人群之间,过上了一种与社会越来越脱节的生活。
1991年,他烧掉了自己写的两万五千多页书稿,将父亲的画像、母亲的面具,以及未完成的研究都送人了,然后开始了居无定所的生活。
有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有说他死了,有说他疯了,还有说他去了森林深处。
但事实上,他躲在南法一个叫做拉塞尔的小镇,拒不见人。
2010年,他给朋友写去一封信,信中他要求任何人今后不得出售他的研究成果,他还要求所有的大学和图书馆撤下他的文章,他想要彻底消除自己对世界的影响。
美国数学家莱拉·施耐普斯是少数几个在格罗滕迪克最后几年跟他有过联系的人,施耐普斯曾问格罗滕迪克,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把自己孤立起来。
格罗滕迪克回答说,他的隐居不是逃避,更不是一种拒绝,恰恰相反,他是在保护所有人,他不想任何人因为他发现的东西而受苦受难。
2014年11月13日,格罗滕迪克在医院去世,没有人知道他的死因,他对他的死亡也申请了保密。
作者拉巴图特借史瓦西和格罗滕迪克的故事,展示了那些做到极致的科学家在面对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可能会有的挣扎和困惑。
这种困惑不仅是对自然科学世界的困惑,更是对人类道德世界的困惑。
自然科学界也许可以被总结为一个方程式,但道德世界却几乎是无解的。
面对这样一种情况,我们该何去何从呢?
在接下来的一篇与书名同题的小说《我们不再理解世界》中,拉巴图特还原了一场发生在几个科学家之间的辩论,试图借此给出一个答案。
埃尔文·薛定谔
1926年7月,奥地利物理学家埃尔文·薛定谔在慕尼黑宣讲了他的最新研究成果。
他用理解类似“水波”运动来理解粒子的运动,并找到了一个方程式来描述这一运动,这让原来一片混沌的量子世界一下子清晰起来。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这个方程式所吸引,夸赞其“超越了时空”,只有一个人不同意,那就是沃纳·海森堡。
海森堡也有一套描述粒子运动的方式,和薛定谔完全不一样,他的方式极为抽象和复杂,依靠的是一个又一个数字的表格。
海森堡坚持认为我们不能用现实世界去类比想象原子内部的那个世界,因为那是一个比现实世界要混乱和古怪得多的世界。
当天他被叫到讲台进一步阐述他的理论,但现场几乎没人能理解,最终他被赶出了会场。
在这场讲座的一年前,海森堡孤身一人前往了德国唯一一个在远海的岛屿,赫尔戈兰。
他希望在这个远离陆地的岛屿上,他的花粉过敏能够有所好转,让他有足够的精力去探索量子世界。
当时他越发地感觉到用诸如位置、速度、动量等传统物理概念去描述这个世界是行不通的,他必须找到一套新的语言。
据记录,海森堡确实在1925年去了赫尔戈兰这个岛屿,并在那里推进了自己的研究,但岛上具体发生了一些什么,却鲜少有人知道。
作者拉巴图特由此展开了一番虚构,在他的笔下,海森堡住在岛上的一个小旅馆里,不眠不休地工作,以至于他的房间“闻着像死了人”。
后期他发烧了,他像个疯子一般大声朗读着歌德的诗集,夜里他会做起一个又一个的梦,梦里数字在他周围跳舞,继而又缠住了他的脖子,让他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似真似幻的状态中,一天夜里他醒来发现自己的烧已经退了,头脑格外清醒。
他走到桌子前,打开笔记本,发现所有的数字矩阵已经写好在那儿了,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来的。
他拿起本子,出了房间,去到岛上的最高处,迎着海风,开始验算这些矩阵,一个接着一个,到最后他激动地意识到,他做到了。
作者拉巴图特似乎有意地将科学发现的过程写得神秘、怪诞,就像是一个艺术创作的过程,也像是一个仪式。
他模糊了天才和疯子之间的分别,也模糊了感性和理性的界限,它似乎是在以这种方式动摇我们对于科学,或者说对于人类理性的固有认知。
以往我们觉得只要是科学的,那就必定是有因有果、严谨可靠的,但拉巴图特却指出科学也有可能是偶然的、是意外的,是科学家自身都难以作出解释的,他以此促使我们思考:
科学真的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可靠吗?
真的可以指导我们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吗?
从岛屿回到陆地,海森堡试图把他的这番顿悟浓缩成一篇文章。
1925年12月,海森堡在《德国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这篇叫做《关于运动学和力学关系的量子论的重新解释》的文章,这是量子力学最早的一个表述。
爱因斯坦看过这篇文章,连他都觉得这太过复杂了,简直要像魔鬼一样不停算下去。
与之相比,薛定谔找出来的那个公式可太简洁、太形象、太优美了。
在慕尼黑的那场讲座上,面对海森堡的质疑,薛定谔回复说:
“这世界上无疑有一些东西是不能用常识性的类比来思考的,但原子的内部结构不在此列。”
海森堡没有认输,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在各种研讨会和期刊上攻击薛定谔的观点。
但始终还是薛定谔占了上风。
海森堡的父母因此劝他,别浪费才华了,去德国谋个教职吧。
海森堡最终妥协,去给他的导师丹尼斯·珀尔做了助手。
珀尔认可海森堡的理论,但他同时也认可薛定谔的理论,他后来把两个人的理论拼在了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他称之为“互补理论”。
后来数学家冯诺依曼证明,薛定谔和海森堡只不过是采用了不同的路径来描述量子运动,他们抵达的终点其实是一样的。
但当时海森堡就是不服气,他和珀尔吵了好几个月,以至于珀尔不得不提早放了寒假,好躲着他。
后来,他自我斗争了很久,反复思考他的理论,也思考薛定谔的理论,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一套新的认识。
他开始觉得我们可能根本不能准确确定粒子的位置,因此用波和用矩阵来描述粒子的位置都不够准确,粒子的位置应该是一个概率问题。
他跟珀尔讲了这套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珀尔震惊了。
若按照海森堡的理论,那么由牛顿而起的那一套现代物理的决定论将彻底终结。
以前我们只要发现了支配物质的规律,我们就能准确预测出物质的运动,通俗点来就是一个炮弹总会落在你想要它落在的那个位置,但海森堡的理论指出,这种规律可能并不存在,一切都是随机的,就像是往天上抛一颗骰子。
1927年10月24日,在布鲁塞尔的生理学研究所举办了一个会议。
会上海森堡发表了他的新观点,爱因斯坦不能忍受这套观点,他坚持认为世界应该有一套自然法则,而不只是一种偶然,科学家应该谈论因果,而不只是概率。
与会的三天,爱因斯坦不断抛出质疑,而海森堡的导师珀尔不断给出解答,最终爱因斯坦不得不屈服,承认这已经是一套极其扎实的理论了。
但临走前,他仍不服气地留下了一句,“上帝不跟宇宙掷骰子”。
后来,爱因斯坦花了很大的力气,试图找到一个能描述客观世界秩序和规律的大一统理论,以此驱逐量子力学引来的随机性,但他至死都没有成功。
薛定谔后来也讨厌起了量子力学,他给出了一套经典的关于一只又死又活的猫的论述,以此来表明这种思维方式的荒谬,但尽管再荒谬,他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事实。
而海森堡在1932年因为创立了量子力学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迄今为止,他的那套不确定性原理经受住了所有的考验。
这场漫长的发生在薛定谔、海森堡、珀尔、爱因斯坦等人间的辩论,是一场学科间的辩论,但同时它也是一场关于世界观和道德观的辩论。
它引出了几个在回答关于科学和世界的关系时,最为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个世界究竟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是有序的还是无序的,是可知的还是不可知的。
作者拉巴图特显然站在了海森堡这一边,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无序的、不可知的。
他向我们揭示,比起追求这个世界的可知,承认和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可知可能是一件更需要决心和更难的事情。因为承认和接受不可知,也即意味着承认和接受我们自身的渺小。
这其实是一个很古老的观点了,哲学家康德很早就讨论过这一点,他说承认不可知是我们承担道德责任的前提。
只有承认“不可知”,我们才会时刻问自己,这件事情科学吗?
这件事情道德吗?
这件事情是我应该做的吗?
正是在这种不断的、没有终点的自我反省和拷问中,我们才有可能推动历史往前进。
在书中的最后一篇小说中,本拉图特没有再写那些著名的科学家,他写了一位园丁。
园丁原来是学数学的,但中途放弃了,如今他终日与植物打交道,再谈起数学,就像“戒了酒的酒鬼谈起酒,既渴望又恐惧”。
他极为坦诚地谈到了他在面对量子力学理论时的茫然感和渺小感,其实也是面对今天这个世界的茫然感和渺小感。
他是这么说的:
“(量子力学)已经让我们的世界改头换面到了一个认不出来的地步。我们知道怎么用它,它完美地运转着,通过某种奇迹。
然而,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人,不管活人死人,真正明白它的原理,人脑无法应对其中的矛盾和悖论。
就仿佛这个理论是凭空落到地球上的一样,就好比它是源自太空的一块独石碑,而我们只是在它周围爬着,不时摸摸它、扔它石头和木棍,却从没有真正地理解它——宛如猿猴。”
最后
好,到这里,这本书就为你介绍完了,我们再来回顾总结一下。
作者本哈明·拉巴图特以20世纪最为重要的几位科学家为原型创作了五篇小说,讲述他们科学发现的过程,以及他们的科学发现给他们自身和这个世界所造成的影响。
拉巴图特在五篇小说中有意模糊了真实和虚构、科学和艺术、理性与感性的界限,向我们刻画了一个混乱、怪诞、充满了矛盾和悖论的世界,以此引出了小说的主题,那就是我们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理解这个世界。
五篇小说各自独立,但依次读下来,我们能看到作者由浅入深的思考脉络。
他逐步向我们揭示,当科学抵达极限,或者说人类的理性抵达极限的时候,我们要迎来的可能是巨大的进步,但也有可能是巨大的疯癫和暴力。
这引发我们对于科学世界的困惑,思考科学是否真的如我们想象中的可靠。
这也引发了我们对于人类道德世界的困惑,它似乎是比科学更加无解的谜题。
作者坦言,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这个世界的不可知了,并在此基础上,生发出真正的谦逊和敬畏。
或许唯有如此,我们才能从历史的矛盾和悖论中走出,迎来真正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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