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近日，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中国青年报社联合策划推出“大国科学家”系列稿件，向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集中展示中国科学家的感人故事，彰显老一辈科学家的理想与使命，弘扬科学家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老科学家故事由“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专业人员采集挖掘。
□ 张晓华
她是天资聪颖、天真活泼的进步学生，是以巾帼之姿怀揣工业报国梦想的执拗青年，是学无止境、才堪大任的行业骨干，是桃李满园、受人敬仰的先生……她就是我国酶工业领域的先驱、中国科学院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张树政。
“终生求知好学务真务实心底无私，一生光明磊落对人对事清白无瑕。”这幅挽联是她一生最恰切熨帖的概括。
60余年的工作，她的工作硕果累累——
20世纪50年代初，分析比较了酒精工业的不同种曲霉淀粉酶系的组成，确定了黑曲霉的优越性；
60年代初，阐明了白地霉的木糖和阿拉伯糖的代谢途径，纯化了木糖醇脱氢酶并证明为诱导酶；发现白地霉中有甘露醇，阐明了其合成途径；发现并纯化了NADP－甘露醇脱氢酶；
70年代初，首次得到红曲霉糖化酶的结晶，进行了性质、化学组成、糖肽结构、化学修饰和光谱学构象研究，发现不同分子型有构象差异，后证明由糖基化引起；
80年代，选育出β－淀粉酶高产细菌，活力当时在国际上领先；研究20多种糖苷酶，首次发现了有严格底物专一性的β-D-岩藻糖苷酶；从嗜热菌纯化了8种酶；
90年代，古稀之年的她成为院士后，积极倡导和推动我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的发展。
张树政。“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爱国为民，求学航程中的灯塔
张树政生于1922年，在国家动荡、男女尚未平等的年代，她为什么毅然选择了化学专业？又为什么坚定走上工业强国的人生道路？这还得从她的成长环境说起。
张树政出生在河北省鹿县双井村的一个书香世家，襁褓中的张树政是在祖母和外祖母的儿歌声中长大的，直到6岁时才见到从西安回家的父母和姊妹。她的祖父张俊英是清朝最末一榜进士，通诗词晓绘画，以“民主、博爱、自由”教育后辈；父亲张云鹤思想开明、博闻强记，曾任中学及大学校长。她曾在自传中写道：“我在这两个家庭中都是最受宠爱的。虽然没有和父母在一起，却得到更多的爱。”在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下，童年的张树政便好学上进，还有过目不忘的本事，家中的长辈都认为她是“状元胚子”。
1931年，未满9岁的张树政来到北京与父母团聚，由于在家乡上过二年级，父亲希望她可以在国立北平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现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插班上三年级。当时的校长认为从农村转来的学生只能降级插班，但张树政顺利通过学校的严格测试，直接插班上了三年级，一时成为学校的新闻。
1937年，北京沦陷。之后的几年里，曾给予她诸多照拂和教育的三叔父、祖母、祖父相继亡故，父亲重病、小妹初生，一家人承受着精神和生活的双重痛苦。
“我的兄弟姐妹那时从不争吵。”在母亲的教导下，她始终乐观积极，功课一直保持优秀，并且在家中自编期刊，演出话剧，参加各种体育活动，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产生了我这样性格的人。”爱国和使命感是她终生坚守的底线，率性和独立是她在科研中敢于创新的根源。
1941年，张树政以优异成绩考入了燕京大学化学系。“为什么要学化学？哪个工厂乐意用女工作人员呢？”入学不久，时任燕京大学女部主任龚兰贞就问张树政为什么要学化学。“你最好报考协和护校，这是唯一不受男人竞争的职业。”毕业后张树政留校担任助教，时任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主任刘思职再次规劝。
面对几位师长的规劝和忠告，她的回答很简单：“中国贫弱，要发展工业才能富强，我将来要到化工厂工作。”
在她收藏的成绩单中可以看到，当时所选的8门功课中有6门成绩评定为甲等，总评亦为甲等。“过去，我被人们誉为一个聪明的孩子，我轻易地将宝贵的童年在嬉笑中度过了。现在，我知道了自己的愚陋与无知，我要用最大的努力克服怠惰。将来，我不能知，也不敢猜测。在兴趣中探求自己，在幸福中寻求他人，这便是我唯一的职责了。”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如灯塔般照亮了远航者的人生方向，敦促她不断进步，最终迎来解放和光明。
1960年3月，张树政在南京玄武湖。“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中流击水，步履铿锵迈向科技自强
抗日战争胜利后，尽管时局动荡、生活不稳定，但张树政始终没有放弃她工业报国的理想。1948年，她被调到理学院化学系，担任定性分析课的助教。这期间她做过一些研究工作，包括“食物中含铁量的测定”和“大豆发芽时氮的分配”等，这为她后来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0年初，张树政经介绍到重工业部综合工业试验所（后更名为化工研究所）工作。该所为生产丙酮丁醇，邀请了富有经验的工业微生物学家方心芳先生进行科研指导。在方先生指导下，张树政的科研能力大幅提升。1954年1月，张树政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菌种保藏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前身之一）工作。“这是新工作的开始。”张树政在日记中写道。
经过一年的微生物学训练后，张树政和同事经过反复实验，得到高产糖化酶的黑曲霉，并获得酶活力提高30%的菌株。这项研究使出酒率明显提高，原来每斤酒消耗的粮食为2.5斤，此后只要2.2至2.3斤，甚至后来达到2.1斤。闻名世界的北京二锅头白酒，一直沿用着这条技术路线发展至今。此种方法在全国推广，当时每年为国家节约粮食22万吨。
为了分离和测定菌株的活性，她和同事们想到了当时的新技术——纸电泳，但菌种保藏委员会没有电泳仪，也无力向国外订购，于是他们自己动手，用汽车的蓄电瓶和发报机上的变压器自制了一台，这台电泳仪在他们的工作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时，方心芳先生的老师方乘教授听说后十分兴奋，专门派人从西北大学来北京学习制作电泳仪的技术，“老师的老师请教学生的学生”一时传为佳话。
多年后，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金城撰文回忆：“我听了先生做电泳仪设备的故事，也向先生学习，竟然也能让一台经常出故障的细胞培养箱正常运转。”这种自强的精神如同树木的根须，顽强延伸开来。
工作初见成效之后，张树政决定向微生物酶学方面进一步深入。此时，她的化学背景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59年开始，我国出现全国性的大饥荒，克服粮食困难迫在眉睫。她们将含大量戊糖和纤维素、人类不能食用的稻草等秸秆加工后作为原料，培养出酵母菌细胞，补充当时普通膳食中匮乏的蛋白质、油脂和维生素。张树政除指导分析化验工作外，还深入研究了这种酵母菌的代谢机制，在生物化学上作出了成绩。除了业务工作尽心尽力外，在个人利益上她从来不争不求，组织安排她干什么，她都全心全意去做，随遇而安，包括放下挚爱的科研工作，下乡锻炼。
1966年，张树政在杭州西湖。“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界对耐高温淀粉酶的呼声越来越强。张树政在从事糖苷酶研究的同时，开关注嗜极酶的研究，并尝试从嗜极菌中分离耐高温淀粉酶和其他酶。1990年，在意大利召开的首次国际嗜热菌研究会议上，张树政把实验室的工作成绩发表在墙报上，并向国际同行们介绍了她领导的研究组在耐高温酶α－葡萄糖苷酶、产生麦芽三糖的淀粉酶、过氧化氢酶、蛋白酶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
随着新技术的崛起和应用，1995年，张树政研究组发表了“耐热DNA聚合酶基因的克隆及在大肠杆菌中的表达”，这是研究组开始采用基因工程技术从事极端酶研究取得成果的开始。
1997年，张树政指导学生发表了“嗜极菌的极端酶”的综述文章，从极端酶的分离纯化、生化特性、极端酶的稳定因素，以及极端酶的应用等方面做了全面的叙述，大大拓宽了人们对酶的特性的认识和生物催化剂的应用范围。
“学海无涯，科学发展永无止境。”20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元基因组技术，为获得极端环境微生物的基因提供了途径。张树政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影响下，利用元基因组技术，从高温热泉中获得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新酶，开发出耐高温的超氧化物歧化酶（SOD酶），被认为是这一技术在开发极端环境微生物资源方面的成功范例。
张树政晚年曾说，为了科研事业和自己的理想，她放弃了很多女性应该享有的幸福，对亲人，她也有着许多无法追回的遗憾，但她是为了做自己喜欢做和应该做的事，甘愿付出这么多，她觉得值得。
张树政在学术会议中等待演讲。“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著书立言，以“酶”为介促进学术交流
学术交流是张树政科研生涯的重要组成部分，她善于从国际交流中发现研究前沿，从与各类型科学家的交流中吸取新知识，并成功应用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
张树政有熟练的英、俄、日等语言基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她就尽量争取参加国际学术交流的机会。1956年她奉派参加接待协助我国科研工作的捷克斯洛伐克的防霉腐专家，还多次接待过苏联等国的参观访问者；1957年她参与接待日本农艺化学会访华团的活动，与日本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20世纪70年代初，科技界的对外交往逐渐恢复。1977年，55岁的张树政参加了以“工作学习与家庭”为主题的中日女科学工作者座谈会。在会上她结识了日本女科学家阿武和濑野，她在谈话中表达的“欲与男人试比高”的胸襟给日本朋友留下深刻印象。此后她们保持长期友好往来，在科研道路上互相启发、不断进步。
1983年，张树政受邀参加第七次国际酶工程会议，并担任顾问委员会委员及分组会主席。通过中国微生物学会酶工程专业委员会的联络与组织，从1990年开始到2012年，中日两国的酶学专家联合举办了12次双边国际酶工程会议，张树政几乎每次都参加，并有文章发表。
1997年，国际酶工程第十四届会议在北京召开，张树政应邀在大会上作报告。这一会议的召开，证明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和应用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古稀之年的张树政对此十分欣喜。
除了对外交流活动，张树政对编辑出版和翻译事业同样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1978年后，随着我国微生物酶的应用取得重大成果，如何将这些成果推广，让更多的人关心和掌握酶制剂的知识和技术，成为张树政着力解决的课题。
她组织国内多位酶学专家编写的《酶制剂工业》一书在生产和教学科研中都发挥了显著作用；她编写的《等电聚焦》让更多的人掌握了这项蛋白质化学研究的有力工具；为了普及知识，她组织国内糖生物学专家编写了《糖生物学与糖生物工程》一书；耄耋之年的她与老伴马玉甲先生完成了《糖生物学导论》第一版的翻译。
在她几十年的科研工作之隙，她先后担任过《微生物学报》主编、《生物化学杂志》的副主编、《生物工程学报》和美国国内杂志《应用生化和生物工程》《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等学术期刊的编委。
1991年，张树政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生物化学领域的女院士。彼时，糖生物学方兴未艾，张树政认识到糖研究将成为生命科学研究中新的前沿和热点，便开始积极倡导和推动我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的发展。在她的建议下，我国先后召开三次香山科学会议，与国际同行交流和展示糖链结构与功能调控的重要进展，进一步了解和明确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研究的战略方向。
“十二五”开始后，我国在科研投入、人才培养与引进等方面明显加强，全国糖生物学和糖生物工程已经形成一支较为雄厚的研究队伍，相关产业逐步兴起和发展。2012年，16位糖生物学领域的青年科学家编著了《糖生物工程》一书，作为张树政九十华诞的献礼，这是对张树政在我国糖生物工程发展中历史贡献的肯定。
张树政在阅读《人民日报》。“中科院形象资源建设”研究团队供图
宽严相济，承延师恩育栋梁
张树政曾深情回顾启蒙老师汪琪的悉心教导：“汪老师许身孺子、安于其业、乐于其业、更新其业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不断进取。”大学毕业后，她曾在一批顶级科学家领导下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如曾昭抡(中国化学学科的奠基人和早期领导者之一)、刘思职(中科院院士)、方心芳（中科院院士）等。良师的言传身教，不仅对她的科研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也让她明白了为人师表的责任之巨。
生物学是一门操作性、实践性很强的实验科学，对数据弄虚作假、坐办公室不做实验等行为，张树政嗤之以鼻。她要求学生所有实验必须亲自动手，实验至少重复三次，直到实验数据重复、规律相符才算合格。“从师从先生，到留所与先生一起工作的6年多时间里，无时不感受到先生坚定的‘工业救国’理想，无时不感受到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金城提到他撰写关于开展糖工程研究的建议报告时，被张树政发现有两处错误并受到严肃批评，“先生的批评令我汗颜！”
张树政的治学严谨可谓名声在外。她可以为一个生物化学名词的汉译查找两个星期的文献；她也可以为一个真菌学界争议的名词翻遍上百页的最新版《真菌学词典》，先后修改10稿方才发表；耄耋之年主持翻译《糖生物学》时，用半年多的时间逐字校对，无论是自己做论文，还是修改学生论文，她都是精雕细琢，一个标点符号也不容出错。
在生活上，她总是真诚地关心同事和学生，为学生申请婚房、专程看望学生满月的孩子……令人欣慰的是，在糖工程领域，张树政培养锻炼了一大批青年学术骨干。如今，这批青年人已经成长为我国糖工程领域的中流砥柱。
喜欢“较真”的张树政曾给大连医科大学的朱正美教授很大震撼。1990年，在一次国家级自然科学奖的评审会上，在审查、讨论一项国家一等奖时，张树政以确凿证据，逐一指出申请书上多项内容的真实“出处”，甚至拿出复印材料作为铁证，提出反对意见。由于材料翔实，参审者一致通过了她的意见，驳回了那份看起来“很有分量”的申请。
2016年，她告别了试剂，告别了菌种，告别了实验室，告别了她奋斗一生的工业报国梦。她曾经留下这样一段话：“在这无限好的夕阳里，我并不惆怅人生黄昏的来临，远望长天，朝霞映照着愈来愈多的青年人正在成长，我国的微生物、生物化学，将在新世纪里收获更多高水平的成果。”
（特别鸣谢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和支持）
责任编辑：原春琳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