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岭南，从古以来，广州便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目前，广州的影响，也辐射到整个大湾区，乃至境内外。而在近代的广州，最具特色的地方，正是老西关。因此，要了解广州，了解岭南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回忆西关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状态，这对推动大湾区的物质和文化建设，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我出生的地方，正是在广州西关。如今，年华渐老，近事往往容易忘记，而小时候在西关经历的一切，却依然历历在目。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叶到现在，除了短期在市外或国外讲学交流外，我一直住在广州，特别是整个青少年时代，都在西关度过。到如今，我住过的房子，已成为一片空落荒漠的广场，但是，老西关的一切，仍然影影绰绰地留在我的脑海中。
黄天骥先生离开西关上大学时所摄
一
在上世纪初叶，亦即晚清时期，老西关还是广州市的城乡结合部。那时，在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乡下人，若家有余资，多喜欢迁往城市里居住。但市内房屋挤拥，又不便和乡村沟通，他们便大多喜欢在广州西边的城关安居，所以，这里便称为“西关”。
西关的东南，面临第十甫路和上九路、下九路。这一带，商铺林立，住在西关的人，前往购物，非常方便；而西关之西，就是泮塘，这属郊区。再走过去，就是南海县、佛山县了。其间水路陆路，纵横交错，西关居民，或返乡省亲，或来往办事，也不费功夫，这就是人们喜欢群居在这里的缘由。
从更广阔的范围看，现在的人民路（从前叫丰宁路），是西关和广州城区的分界线。在现中山七路西门口以西向南，叫上西关，这地区相对贫瘠，居民多半经营小手工业。旧武侠小说中，据称方世玉的师弟叫胡恵乾，传说“胡恵乾打机房”，亦即这武功了得性情暴躁的小胡，曾在这一带打群架。所谓机房，即纺织业的小作坊，多坐落于这一带。而从西门口向东往南，进入长寿路宝华路，下辖恩宁路、多宝路、宝源路、逢源路，直至龙津西路一带，这里才是最具代表性意义的西关。
在西关区域内的街巷，一般都比较宽阔，但不能通车。为了和马路有所区别，人们习惯称这些巷子为“内街”。
内街的地面，齐齐整整地敷设一条条青灰色的麻石，石与石之间，有着细小的缝隙，以便下雨时通过石下的水渠渗水。但是，在广州，夏天的五六月，特别是端午节前后，雨水特别多，人们称之为“龙舟水”。这时候，大雨从天而降，地下水却从石底下涌出，上下夹攻，整条内街，便成为水深数寸的小河，出现了儿歌所唱“落雨大，水浸街”的景象。
这时候，若要出行，只能光着脚淌水而过。至于一些衣装齐整的爷们，不想脱去靴鞋，以免有失斯文，或者有些娇娇滴滴的女子，不想脱去鞋袜，露出纤纤玉趾，那也好办，只需花点小钱，穷孩子们便会端来两张矮凳，摆在一前一后，放在地面上，老爷或小姐们手执雨伞，先踩在一张櫈子上，孩子便把后边的凳子挪到前面，踩凳者踏将过去，然后穷孩子便将后边空出的小凳挪到前边，如此循环往复地前进，到了没泡水的地方，老爷小姐给孩子们一点小费，于是皆大欢喜。这也是广州西关的一景。
在上世纪初年，广州不是流行一首童谣吗：
落雨大，水浸街，阿哥担柴上街卖，阿嫂上街着花鞋。
花鞋花袜花腰带，珍珠蝴蝶两边排。
这首儿歌，正好表明广州城关一带，刚从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向农商并重的机制转型，并且开始对妇女地位开始尊重。也正好说明，这是从农村迁来广州的居民，受到市区商业影响，从而产生的生活和思想特色。
不过那时候，一般百姓在家居的时候，更喜欢穿的是木屐。
据说在晋代，我们老祖宗就有穿木屐的习惯了。唐代的李白，不是在他写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就说过“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吗？这“谢公屐”，就是在广州居住过的晋代诗人谢灵运，脚上所穿的名为“屐”的东西。谢灵运，名客，字康乐，据说敝校中山大学的南校区，向来被称为“康乐村”，附近又有“客村”，就是因谢灵运曾住在这一带而得名。看来，当年的谢灵运在诗兴大发时，或者曾在敝校的草坡上踱来踱去。
我小时候，在西关穿的木屐，一般是用结实的木板，按人们脚面的大小制成。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男性穿的木屐，只是把它和脚底接触的部分，打磨光滑便成；但女性使用的，便有所讲究了。屐面上，往往画上了五颜六色的图案，显得比男性所穿的，既窕窈，又美观。每天早上，当我还躺在床上睡懒觉的时候，往往会听到木屐拖击巷子里的青石板，发出或紧或慢清脆悦耳的声响。我便知道，有些女性，一早起来，便要到大街上买菜买肉了。这街景，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人们改穿塑料拖鞋，才开始消失。
在白天，西关的巷子里，常常有小贩挑着担子沿街叫卖。他们往往是一边走，一边像唱歌一样呼叫。我最喜欢听到的叫卖声是：“铲刀——磨较剪！”和“铲柴刀——菜刀——！”他们用粤语发出的声音，就像是唱歌那样婉转和优美。当然，如果听到小贩叫卖“鸡公榄”“和顺榄”的声音，我们一批小孩，便纷纷跑了过去，围着那位小贩，掏出零用钱，买几颗带着甜味的醃橄榄解馋。而那位用硬纸皮制成大公鸡，从腰部透通前后的中年男子，便满面笑容地和孩子们投桃报李。一般来说，有钱的少爷小姐们，是很少和卖“鸡公榄”的打交道的。但是，到了秋天，当巷子里出现小贩叫卖“沙蝉”“龙虱”的声音时，他们立刻口水直流了，于是，或是让女仆跑来购买，或是御驾亲征，赶紧尝新。现在，我们很少能吃到这种带有咸鲜味的昆虫了，听说，如果到东南亚国家旅游，还是可以吃到这些看来可怕，其实滋味鲜美的小昆虫的。
在炎热的夏夜，老西关的巷子里，便会出现叫卖绿豆沙、红豆沙、芝麻糊的小贩。当天渐凉渐冷，卖云吞面的小贩，开始陆续在巷子里出现。他们横挑着担，担下的一头，是熬着猪骨或牛骨汤的铁锅。锅的下面，有炭炉子泛起微红的火光，让锅里的肉汤不断滚热翻腾。担子的另一头，则放着剁好的肉馅、擀好了的面条、碗筷以及调料，诸如辣酱、生抽、麻油之类。当小贩到了他认为合适的地方，便放下担子，掏出两块小竹板，不紧不慢地敲击。两板相碰，发出均匀的节奏，敲出特有的声响：“独独得，独独得，独得独得独独得。”这一连串清脆的声响，既像庙里木鱼在叩击，又像发哑银铃在敲打。它声声入耳，意韵悠悠。每当小巷深处，夜阑人静，竹板声像是敲破了寒意。想吃夜宵者（粤语稍称为“宵夜”），便高声呼唤：“买云吞面呀！”小贩便挑起担子，颤颤巍巍地应声而至。有些巷中过客，兴之所至，也会围着炉子，看着小贩熟练地操作。于是即煮即食，大快朵颐。吃完了，食客付了钞，跟着会对小贩说声：“好生意！”对这祝愿，小贩会立刻回应：“盛惠！”（蒙光顾、承惠赐的意思）其实，在老广州，买卖双方，一般都会说这样的客气话，这就是“礼”，是买卖双方互相尊重的优良传统。
二
清末民初，建造在巷子里西关的房屋，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只有一层的平房。在屋顶的斜面上，有一个方形的下面用绳子扯动可以开阖的“天窗”，所以广州人称结婚为“拉埋天窗”，因为在房子下面拉动绳子，天窗便会移动和关闭起来，可以防止有人爬在屋瓦上，偷看屋子里发生的一切。这种房子，属于西关古老的最具典型性的大屋。一般是进门后，右侧有安放土地公公的神龛。前面大厅的中部，多半放一张云石桌子，厅的两侧，各放四张酸枝木制的公座椅，两张椅子的中间，隔着一张约有一米高的小桌，西关人叫它为“茶几”，用以搁着茶壶和烟灰缸。前厅的后部，则是长约一丈的长桌，上面多放着半尺来高，代表福、禄、寿的石湾瓷像。这类大屋，前厅往往还有侧门，通向隔壁小花园或小天井。主人的睡房，则在天井的后面。我外祖父母的家，在逢源路逢正街十五号，他们住的就是这种类型的西关大屋。
另一种房子，则是两层或三层的砖木结构，它是半中半西的楼房。进门后，屋子有前大厅，厅底上有神楼，安放祖先的灵牌。前厅底下正面的墙上，往往挂着大幅关羽的画像。关羽一般是一手捋着美须，一手拿着《春秋》，在庄严地观看。他的身后，一边站着手执关刀的黑脸周仓，一边站着气宇轩昂的义子关平。他们与青袍赤脸的关羽，相映成趣。据说关老爷既是守护神，又是财神，所以最受老西关人的崇拜。在我家前厅的长桌上，还放着一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清水，在瓶口，又倒插一根有着长长管子漏斗型的玻璃瓶。可能是液体气化的缘故，往往在一定的时候，玻璃瓶便会发出“乒乓”的声响。大人一听，就说“大圣”来了，赶紧上香。后来我才明白，这大圣就是孙悟空，原来人们要请他来帮忙管教家里的孩子。这类房子大厅的后面，就是睡房，再后面，是采光的天井。厨房和厕所，则在屋子里最后的地方。至于二楼、三楼，则在临街处设有阳台，其他间隔则和楼下一样。我的家，坐落在宝源路宝源正街的十四号，就是这种类型的房子。
其实，在老西关，无论是哪一类型的房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门口都设有“趟栊”。在粤语，所谓“趟”，是横向拖动的意思；所谓“栊”，就是栊门。合起来就是指可以横向拖动的栊门。这栊门，一般是由十三根坚固的横木组成，而设计十分巧妙。在门的一侧，有十三个圆孔，在最下面的一根横木下有滑轮。当人们向左侧拖动横木，门口没有遮拦，可以进进出出。如果要把门关闭，便把横木向右拖动。而在左墙的内侧，有一块可以上下翻动的木板，若把木板竖起，横木可以穿孔通过；若把横木向右拖动到另外一侧，再放平墙内的木板，这样，趟栊受阻，不能拖动，空气可以通过，而人便被拦住了。广州地处亚热带，一年中夏天时间较长，有了趟栊，既可防盗，又可通风。这是广州人聪明的创举。
趟栊又是孩子们的乐园。有时，我们可以爬上趟栊，屁股坐在横木上，伸出两条小腿，晃来晃去，闲悠自在。有时，小兄弟或小姐妹们，可以在趟栊上作攀爬比赛，看谁爬得快，看谁攀得高？我们还会分别坐在横木上，高高低低，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就像一群攀在笼子里的猴子。胆大的男孩，还会用腿弯吊在一根横木上，脚背倒勾着另一横木，然后身体向后翻，来一个倒挂金钩，女孩子们便吓得呱呱大叫，那充当好汉的男孩便得意洋洋。这时候，趟栊的十三根横木，成为我们有趣的娱乐工具。
至于在多宝路一带的西式的洋房，则有高高的围墙，铁门深锁，间或有戴着头巾的“摩啰差”（当时对印度差役的蔑称）守着门口；要么就是老式的连着几排的青砖大屋，门内少不了有亭台楼阁，奇花异草，摆设豪华，奴婢成群。这些富户，家里或有小汽车，人们叫它为“私家车”。更多的，则是有专用的人力车。但这种车，和老舍先生笔下的骆驼祥子所拉的黄包车完全不同。它的车身比较阔大，涂上光亮的黑漆，座椅披着洁白的布，车子的拉杆是光亮的银色。最有趣的是，拉车的壮汉在前面拉着车，而车座后面的乘客脚底下踏足的部分，则装有一个铜铃。坐在椅子上的主人，如果看到车的前方有人挡路，用脚底按一下铜铃，它便发出“叮当叮当”的声响，好让前面的人立刻躲开。这种车，人们就称之为“叮当车”。当然，能坐上这样的车，能养得起专用的车夫，已经算是颇有身份的人家了。
当然，住在西关的居民，在上世纪之初也多半是小康之家。这类家庭，有能力让儿女上学，甚至接受了民主风气的影响，还会让女孩子念上中学，让她们知书识礼。她们除了承传儒家的道德礼教外，也受到了一些西方文化和科学知识的熏陶，思想感情自然比老一辈开放。她们还会烫点头发，上街时穿着短袖露肘的旗袍。这类姑娘和少妇，被人们称之为“西关小姐”。
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初，有些大胆的西关小姐，就打破了“男女授受不亲”的儒家礼教传统，敢于和男友携手上街了。他们一起走路的方式是，并排而行，而女的手臂，则挂在男友的臂弯上。这种吊着膀子的行为，广州人称为“拍拖”。因为当时航行在珠江上的大型轮船本身没有动力，要靠走在前面的小火轮用绳索拖动。当大轮船将要泊岸，小火轮便解下绳索，回转身来，靠在大轮船的旁边，用绳索缚着彼此的船舷，并排拍着和拖着在一起，方便靠岸。人们便把这轮船航行方式，用于称谓青年男女一起上街的行为，进一步，又把“拍拖”作为谈恋爱的别称。
有些顽皮的孩子，当看到别人在“拍拖”时，还会在后面呼喊：“电灯杉挂老鼠箱！”那时，在广州的马路边，每隔几丈的地方，都会竖着电线杆子，这杆子多是以杉木制成，因此广州人称之为“电灯杉”。有一阵，巷子里的人家，老鼠横行。当局为了防止居民把打死的老鼠乱扔，便制作小木箱，挂在电线杆上。那杆子和箱子，互相贴着，一高一低，这和男高女低的形象相似，人们便把它作为“拍拖”形象的戏称。显然这又说明，即使在二三十年代，老西关人的思想有所开放，而不少人对新鲜事物仍然是看不惯的，封建传统的势力一直有形无形地影响着我们一辈又一辈的人，也不容易一下子清除。
一般来说，住在西关的人生活优裕者居多，不过不要以为在老西关就没有穷人了。
在我家后面的一条青石巷，叫宝源北街。它的巷头正对着的马路就是华贵路。而街巷和马路之间的交界处有一幢楼房，这楼房很奇怪，上层有人居住，下层则是一个门洞。当初设立这门洞，是便于住在这一带巷子里的居民，可以穿过门洞直接通往马路上去，省出转折的功夫。这门洞宽约两丈，长约三丈，白天不见阳光，晚上也不设街灯。走过这里，眼前是一片漆黑，附近居民都把这里称为“黑门楼”。这地方孩子们经过时，往住是心惊胆战的，因为附近无家可归的贫民，往往两两三三躺在靠墙边的地面上，他们衣衫褴褛，身体肮脏，发出阵阵的臭味。我们还常常见到，有些无家可归的穷人就死在那里。他们身上被蒙头盖上破草席，只露出了干瘦的双腿。当我们见到了这些尸体时便急忙走开，即使穿过了门洞也还心有余悸。回家时，更再不敢由此通过，宁愿走远一些，绕行别的马路进入家门。这种情况，我是常会遇上的，特别是在抗日战争时代见得更多。
那时我虽然年纪还小，但也知道附近实在有不少穷人。家里的大人们也常教导我们，如果见到乞丐在街头巷尾伸手讨钱，只要口袋里有点零钱，就宁愿少买些零食，把钱掏出来帮助穷人。直到1949年以后，这“黑门楼”才被拆除，那些无以为家的人也被街道事务机构送到收容所，附近的居民也认为这是人民政府做了一桩好事。
三
我家和外祖父的家隔着逢源路，分别在巷头相对的内街。沿着马路再往西走，过了龙津西路口就是泮塘了。
泮塘属当时广州的郊区，那里是一派村乡的景象。我记得城乡交界处，正是现在龙津西路尾段的路口。那时龙津西路的路尾有几家专门出售“马蹄粉”（即苧荠粉）的商店。广州人喜欢用“马蹄粉”制作“马蹄糕”，它价廉物美，很受欢迎。由于这里行人不多，有时贩卖马蹄粉的商家，会把还未干透的马蹄粉，平铺在半边的马路上晾晒，阳光一照，它散发出的气味并不好受。不过广州市民多会成人之美，大不了匆匆掩鼻而过，也从未见过有人对商家干预。老西关人的脾气是，街坊街里，互相谅解，彼此照应便算了。
在龙津西路尾部的斜对面，即现在的泮溪酒家一带，那时是一个小小的斜坡，斜坡旁边有一条据说是可以通往荔枝湾的小涌。在坡上，倒有一个用青灰色砖头砌成的小塔，人们说这叫“文昌塔”，塔顶呈尖形，塔身不高，看来只有十二三米左右。大人们说，这塔是用来祭祀文昌星君，此星君据说是专门主管科举考试的，它已有四百年的历史。在科举时代，人们若想考个秀才，中个状元，都会来这里拜祭。不过在民国时代，已经取消了科举制，来祭拜文昌星君的人，少了许多，只剩下那草坡，冷落地对着前边不远香火鼎盛的仁威庙。
我的家离文昌塔较近，我和一些小朋友倒是经常在文昌塔下的斜坡上玩耍。这里长着的青草，多不带刺，我们可以在草坡上翻筋斗，竖蜻蜓，捉迷藏，无所不为，于是人们也把我们这批小家伙称之为“星君”。不过在粤语，小孩被称为“星君”并不是好事，即被视为捣蛋鬼。我常被骂为“星君”，不听大人的教诲。所以尽管经常在文昌帝君的身旁玩耍，却未得到他老人家的护佑，在中、小学求学的阶段，学习成绩也并不见佳。
老实说，我们到“文昌塔”旁边玩耍，主要的兴趣却在于在它对面的仁威庙。这所祭祀北帝玄武星君的建筑坐落于泮塘村的入口处。这庙香火鼎盛，人潮如涌，但到了下午四五点钟以后，善男信女前来上香拜祭者，便逐渐稀稀落落了。我们在它对面的草坡上嬉戏，觑见庙门口人影散乱，便趁机溜进庙里。那时候大殿已较昏暗，那坐在正殿里的北帝黑脸黑鬚，面目狰狞，初次看到时，虽然知道这不过是泥菩萨，毕竟还有些胆怯。但见多了，熟口熟面，也就不那么怕了。而我们溜进仁威庙里的目的，绝不是对他老人家叩头拜祭，而在于香客们来祭祀时，留在北帝面前桌上的水果。当我们几个“星君”顽童，瞧见殿上没什么人，那庙祝又在殿角斜头歪脑地打瞌睡，便趁人不觉，顺手牵羊，在祭桌上拿走一两个水果。其实，这几个小朋友，口袋里并非没有零用钱，家里也不缺水果。大家却喜欢做这偷鸡摸狗的勾当，全是为了好玩而已。
那时候，逢年过节，我们倒会一大早起来，跟着家里的大人到仁威庙里烧香叩头。特别是大年初一，泮塘和龙津西路一带人流滚滚，善男信女都会在这里酬神许愿，我们也得跟着大人的屁股后面叩头。在这段期间，大殿里挂满很大的塔香，有人在大铁锅里焚烧“元宝”（其实是弄成状如大饺子般的劣质纸片），于是大殿烟尘滚滚，人们连眼睛也不易睁开。不过等到庙外的广场上锣声一响，我们便知道“卖武佬”到了，便一溜烟跑出庙外，任由大人们怎样拦阻叫喊，谁都管不住我们这批“甩绳马骝”（粤语中马骝即猴子）。
在仁威庙前边的广场上，四边已聚集了好几层看热闹的群众。我和几个兄弟，个子矮小，便拼命从大人的屁股下面挤到前边。只见几个卖武的艺人，在整理刀枪剑戟。一会儿，锣鼓响起，便有两名大汉跑到广场中心，其中担当主角者便大喝一声：“伙计，慢打锣！”他的副手也跟着吆喝：“慢打锣！”那主角又喊：“打得锣多锣吵耳！”副手便喊；“炒猪耳！”主角更大声吼叫：“打得更多夜又长！”副手跟着便喊：“炒猪大肠！”在一片喧笑声中，锣鼓响起，那主角便扎起马步，挥动刀枪，四周群众大声叫好，我们几个小朋友，也不知道好在哪里，也随声大呼小叫。
那年代，在街头卖武的行为十分普遍，凡是有广场的地方，都会出现卖唱的或耍猴的艺人。在日本攻占广州的前夕，我还看见过一些大学生和中学师生，在仁威庙的广场上演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这剧也以街头卖艺的形式吸引观众。内容是演员扮演卖艺的父女，揭发日寇在东北对中国人民的迫害，让广大劳苦大众忍饥受冻，流离失所。当看到动人之处，围观的群众便义愤填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这些小孩也跟着大人们一起呼喊，爱国主义的思想也开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萌芽。
我还记得在逢源路中段，即现在广州市第三青年文化宫附近，再往前直到龙津西路口，这一段马路的北边是一片荒地，地面长满野草和一丛丛的矮树林，野狗和野猫常在这里窜来窜去，蛇虫鼠蚁也在这里成群结队地出没。不过，附近的野孩子们并不害怕，还经常在这里打群架捉迷藏。直到后来广州被日本军队占领，他们在逢源路中段设有宪兵部，据说日寇常把人拉到这荒地里或刺或砍，荒地便成了刑场，孩子们才不敢在这里玩耍。
在逢源路尾的南边，亦即现在市三宫以西，却是一大片水洼。这里蒹葭苍苍，附近的村民还在这里种茨菇，种莲藕。夏秋之际，则是凉风习习，荷叶田田。白天，有孩子在这里摸田螺，有妇女在这里釆莲蓬，也有一些老人倚坐在树荫下，拿着长长的竹筒，哔哔剥剥地抽着旱烟。这一带行人较少，因此住在西关的青年男女，如果家中有自行车的，也往往三三两两，扶着车子，在这里摇摇晃晃地练习骑车的技术。那时自行车只有两个品牌，一叫“三支枪”，一叫“客加路”，都是外国的产品。当时，我国还不会生产自行车，家有自行车，那算是比较殷富的了。另外，有些在泮塘居住的村民，也常常挑着新鲜蔬果走在逢源路上，进入市区售卖。可以说，这二三百米的地方，最能体现广州城乡结合部特有的风釆。
在老西关，如果要到市区逛逛，或者要到繁华的第十甫或上、下九路购买物品，无非是选取两条路线。一是从逢源路进入多宝路，然后转入宝华路，二是从宝源路转个小弯，进入宝华路。可以说，宝华路是从西关的内街，进入市区的必经之路。
其实，这长约七八百米的宝华路，本身也是一个繁华的商业区。我从作为内街的宝源东街往前走，上了几级石阶，便是宝源路；再向左边走十米左右，便进入宝华路了。
宝华路两边什么商店都有，有卖蔬菜的，有卖木屐的，有中药店，有杂货铺，什么卖柴米油盐的，什么卖烧鸭叉烧的，应有尽有。只是大多数店铺不太讲究门面的装修，商品也显得相对便宜。不过走到宝华路的中段，却有一家高雅的酒家，据说以前它的名号叫“谟觞”，后来在大门两边竖起两条银色的龙柱，往后这里就改名“银龙酒家”。这酒家里面竟有花草树木，大厅的布置也比较雅致，桌面铺着白色的台布，顾客来此可以点菜吃饭排宴席，也可以吃点心聊天饮早茶。大概消费水平较高，我只跟着大人到此光顾过两三次。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可以一边吃点心，一边“听女伶”。
女伶，是卖唱的年轻女艺人，一般稍有姿色，略涂脂粉，娇声滴滴地唱着粤曲。她们的旁边，也有拉着小提琴和琵琶、洋琴等几件乐器的伴奏者。这些艺人，就在大厅的一角演唱。我和小朋友好奇，也会跑到她们的身边呆呆地站了一会，也听不出她们唱的是什么。不过听大人们说，在更早的年代，在茶馆或在街头卖唱的，多是目盲的残疾人，人们称之为“盲妹”。这些艺人多是自弹自唱。随着时代的进展，残疾人卖唱，在酒楼和茶馆里逐渐销声匿迹了。不过我觉察到，大人们多半对女伶的演员，也无心欣赏，他们聊天的聊天，看报的看报，我们小孩则关注店员走来走去捧着的点心。显然，在“银龙酒家”里，女伶的演唱，纯粹是一种凑热闹，用以抬高酒家品位的做法。
从银龙酒家往东走，过了大同路和恩宁路的十字路口，就有“陶陶居”茶楼，那才是我跟大人们常去的地方。
陶陶居的正门，有康有为题写“陶陶居”的横匾，这三个大字，笔力雄劲，很有吸引力。像陶陶居这样的茶楼，老西关人一般称之为“茶居”，这不知道是否与陶陶居的“居”字有关。据知当年的陶陶居还向全市市民征联，他们出的上联是：“客上陶陶居，居然天上客。”听说一直没有人能够对出，后来有人提交了下联：“人过大佛寺，寺佛大过人。”这算是较好的，但毕竟很牵强，征联的事，也就不了了之。当然，当时茶楼通过文化来吸引食客的这一手法，也颇有可取之处。
我记得，进入陶陶居的楼下大厅，就看见它有很特别的布局。大厅中间，有一行一行的“卡位”。所谓卡位，有长方形的茶桌，以及可以对坐四五人的座位，座位后面，以高约两米的木板隔开，这就成为一行一行的半封闭性的小包间。这种卡位，茶费一般较高，因为它相对安静，方便客人对座低声密谈。但最有趣的，是这种布局，有助于男女之间的“相睇”。
在上世纪的三十年代，除了“西关小姐”敢于公开谈恋爱以外，许多人的婚姻大事，还是依据“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传统。不过也开始作些“改良”了，其做法就是“相睇”。
睇者，见也，亦即让男女互相瞧瞧，看看是否合眼之谓也。一般的情况是：双方家长，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也有订亲的意向，但是也得稍稍尊重作为当事者，亦即双方子女的观感。由于他们彼此还未见过面，这就需要安排一个适当的机会，让他们彼此互相瞧一眼，看看是否合适，如果彼此大致认可，才有可能作进一步的安排。这一来，陶陶居的卡位，便成为最合适“相睇”的地点。
“相睇”时，往往双方家长会定日期，在陶陶居楼下，各自订一两个相邻的卡位。例如甲方在大厅第一行订了一个卡位，乙方就在第二行也订一两个卡位。卡位之间，隔着一条走廊，于是男女双方可以斜斜相对，彼此的家长都作互不认识状，却可以让未见过面的男女主角互相斜着眼打量一眼。当然双方陪同“相睇”的亲友，也可以低声地发表意见，评头品足。有意思的是，在大堂的店员，当推着放置点心的车子，以便客人选取各式饼饵的时候，往往会故意把车子停在“相睇”者的附近，方便男女双方借着选取点心的机会，可以彼此多瞧一会。家长们明白伙计知趣的做法，算账时都会给点小费，这叫“打赏”。
在陶陶居的二楼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的大堂没有任何间隔，只是齐齐整整地摆着几十张桌子，坐满了一大群茶客。他们有高谈阔论的，有跷起二郎腿低头看报的。其实，广州人说上茶馆饮茶，更在乎的是找些朋友聊聊天，吃吃点心。所以二楼的气氛，是闹闹嚷嚷的，和楼下相对安静的格局截然不同，这里才是广州小市民最典型的娱乐世界。在这方面，陶陶居二楼和其他茶楼没有什么差别。而西关人之所以喜欢到陶陶居“饮茶”，无非是它制作的点心比较精美，价格适宜，“水滚茶靓”，伙计拍档。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陶陶居的生意长盛不衰。
在陶陶居三楼，那又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大堂的布置和二楼差不多，但相对安静。因为到三楼来光顾的食客，绝大多数是住在西关多宝路恩宁路一带从事粤剧工作的各类人员。其中有演员、编剧、剧团班主，以及伴奏人员等各种各样的角色，他们一般在早上九时左右才到达。坐定后便呼朋引类，在这里一边饮茶，一边“斟盘”，亦即是班主们在这里组织队伍，筹划如何经营，搭配角色，争夺名角；或是编剧人员三三两两，一边吃喝，一边编凑故事，创作新腔。于是，争论时面红耳赤者有之，得意时摇头晃脑者有之。至于西关的市民，也颇知趣，一般很少走上陶陶居三楼，因此这里实际上成了粤剧成员不成文的俱乐部。当然他们也不太喜欢别的人士闯入。有一次我和小兄弟跟着爷爷到陶陶居“饮茶”，出于好奇，趁着大人们聊天顾不上我们的机会，便溜上三楼瞧瞧。谁知刚进入三楼大厅，就有人过来问我：“揾边个？”（找谁？）我无言以对，他跟着便颇为严肃地下命令：“你两个契弟，落番去（滚回去）！”当时，我们才知道误闯禁区，赶紧溜之大吉！
食客们到西关的茶楼饮茶，无论是到陶陶居，或是到它的斜对面，同样很受市民欢迎的莲香茶楼，都有共同的规矩，即当食客吃喝完毕，便招唤站在不同角落的“企堂”亦即店员过来算账，这叫“埋单”。
关于“埋单”，许多朋友不知其原委，有人甚至误以为“买单”的音变。其实在粤语，“埋”，即“埋嚟”，有“走过来”的意思。在茶楼，“企堂”站在大堂里到处张罗，他们耳背上搁着一根铅笔，手里拿着一叠用于计算记录的纸片作为单据。当食客们想要结账时，对“企堂”叫了一声“埋单”，这实际上是包含两个动作：一是招唤伙计走过来，一是指着他手上的单据。于是，伙计赶紧把桌面上的大小盘盏分别堆叠起来，计算出不同的价格，写在纸片上。当食客离开座位，他便向设在楼梯口附近的掌柜高呼：“开嚟啦！九蚊（元）四毫（角）！”掌柜收到食客付款后，便回应一声：“有数！”当到了一定的时间，例如快到中午，只吃点心的食客会纷纷离场。这时“企堂”要眼看四方，耳听八面。同时，他发出的声音，要清晰明亮，抑扬顿挫，才算合格。
“企堂”的工作，很不好当，且不说工资微薄，如果头脑不灵活，动作不利索，是要吃大亏的。例如，在粤语的“五”字，发的是鼻音，很不响亮，企堂和掌柜便以“揸住”来代替（揸住，即用五只手指拿着取物，代表“五”）。“一”和“七”音近，容易混淆，便以“礼拜”（星期）代表“七”，这些，都不能出错。话虽如此，但顾客品流复杂，实在不易对付。听大人说，在上下九路有一所在下午兼营糖水和点心的茶馆，有一天来了几个人，有男有女，像是三山五岳的“好汉”，坐定后点了五小碗莲子鸡蛋茶，两碗大双皮奶。企堂即向厨房方面吆喝：“揸住细莲，两个大奶！”话音刚落，座中一个大汉，跳将起来，一个巴掌把企堂打翻在地。企堂不知所措，正要论理，那大汉则放声大骂：“他妈的！你敢非礼我老婆？”原来，那大汉带来的女人，有一个的名字就叫“细莲”。那“企堂”怎会知道？店主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解释，赔礼谢罪。当然，这几碗糖水只能白送。这场意外，既好气，又好笑，也说明“企堂”这类工人生活的艰辛。
最近，我有机会到西关转了一圈，看到了这里有许多新的建筑，而过去老西关的旧建筑，除了在内街里还有些保留外，许多或经改造，或已拆除，过去的西关又有了不同的面貌。宋代大词人辛弃疾曾说：“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时代的发展，地区的变化，总不可免。但是，我觉得，即使经过了许多寒暑，西关地区，特别是内街环境的风韵，以及西关人那种活跃好动而又从容不逼的气质，却没有被雨打风吹一去而不复返。生猛淡定的品格，在新的时代，又有新的发展，新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