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叶，我作为知青子女回到上海。离开从小长大的云南小镇，不再有米线、饵丝，要想吃点和辣沾边的，只有学校附近小店的辣酱面。预先炒好的辣酱浇头，主料是香干、土豆和笋，浇在红汤面上。红汤并不辣，而是浓油赤酱的红。辣酱面实际上没什么辣味，还透着些微的甜。这便是我和苏式面的最初邂逅，面固然是好吃的，却有种乡愁无法化解的懊丧。
一晃六年过去，我在读计算机专业的大专自考，靠着业余学的日语，经人介绍，进入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当文员。上班第一天，副部长说开个欢迎会，办公室的人呼啦啦全到楼下的面馆吃饭。我一看菜单，吃了一惊。最便宜的面也要三十多元，差不多折合我一天的薪水。记得那时上海街头的辣酱面好像是七八元一碗。我不知道那是一家相当有名的饭店，想到以后每天上班可能要在午饭把工资耗尽，暗自焦虑，面的滋味也变得囫囵。吃完，副部长买了单。
后来发现，正常的午餐价格在十元左右。办公室不带饭的人常一起点外卖，盒饭或面。附近有一家叫作小桃园的店，说是附近，步行过去有点远，所以我一次也没去过。小桃园的拌面非常美味，但因为生意太好，通常要在午饭前一个小时打电话订。久等不来，再打电话去催，那头说，送出来了。仍然不来，再问，店家说“面下锅了”。加辣肉或大排浇头，十来元，比普通店稍贵一些，但无论是等待还是价格，都很值。
又过了若干年，重新当学生，转做文字工作，搬到虹口居住。因朋友说起，才知道附近有家阿峰面馆，在沪上排名相当靠前，有不少人慕名远道来吃。走去一看，两间店堂中间夹着窄如过道的厨房，墙上一排电扇，对牢底下的桌子摇头晃脑地吹。桌子几乎全满，顾客们的交谈声夹杂着传菜阿姨报单的大嗓门。“辣肉拌！”“大排汤！”一种促进食欲的热闹。
阿峰的汤头浓郁复杂，除了顾客选的浇头，还会加一勺雪菜。他家的豆制品特别美味，素鸡、百叶结，红烧得入味，再吸足面汤，吃起来有满足感。叫作“大肉”的浇头是大块的红烧肉，放了陈皮，自家烧不出那样的滋味，我通常吃完面再打包一份带走，晚饭不用做荤菜。
偶尔去阿峰吃个面，不觉间也过了若干年。从现钞到移动支付，坐在账台后的老板娘换成了女儿，一样麻利。顾客形形色色，我见过拖着行李箱来的，边吃边喝酒的，有些人一口气点三四个浇头，显然是哪一个都割舍不下。如今，在阿峰点猪肝面加素鸡，也要近三十元，当年让我震惊的价格已是寻常。每一家面馆都代表一段生活，某种意义上，与人们的日常相伴的面馆，成了时间的另一种刻度。（默音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