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福秀/文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正值国家拨乱反正，百废待兴，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关键时期。自治区党委决定:在中宁南部山区的陈麻井公社筹建“国营长山头机械化农场”，杨占川临危受命，抛家舍子，远离银川郊区农场的优越条件，只身一人来到这满眼荒漠，干旱贪瘠，田无一垅，水无一井的农场担任*场长，真可谓是万千重担一人挑哪！建场初期的长山头农场，人住的是“干打垒（土坯房）”和“地窝子”；吃的是砂粒饭（因风沙多，在野外就餐）；喝的是苦咸水；走的是沙土路。多亏了具有老革命光荣传统的杨占川同志，他乐于吃苦，乐于寂寞，乐于清贫，与农场职工同吃，同住，同建场。夜以继日，晴天一身汗，风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方圆一百多平方公里荒漠沙滩上，用自己的双眼、双腿、双脚丈量着这块土地，不到一个月，饱遍了长山头的沟沟洼洼，山山梁梁，一个全面实行机械化作业的农场轮廓已成筑在胸。
农场初建时，老场长杨占川已是快知“天命”之人了，正因为他熟知农场开发建设的途径，有着丰富的农场管理经验，组织领导能力特别强；更重要的是他有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工作任劳任怨从不计报酬不讲价践，有对党忠诚和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责任心；他生活俭朴，乐于清贫，不贪图享受，勇挑重担，有克服各种困难勇于献身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老人家在长山头农场十六个春秋，是他清贫一生，奋斗一生，辉煌一生缩影的最好诠释。
记得还是他只身一人到长山头筹建农场的初期。这位四七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中等身材，慈眉善目，白里透红的脸庞露着执着和坚毅，偏瘦的身板显得硬朗和实在，头戴一顶蓝布帽，上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脚穿一双解放碑黄色胶鞋。从装束上可以看出，是准备上“战场”来了。他待人和蔼可亲，到场后将铺盖卷往“干打垒”土炕上一扔便出外查看地形地貌，到闹得接待人员手忙脚乱到处打听找他，因为他呀太普通了，这就是老革命给人的第一印象。
当时的长山头地区，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漠，一无水，二无树，只有成片成片的沙蒿在滚动，大片大片的芨芨草随风沙摇曳；黄河支流清水河虽从此地流过，但河里的水浑浊苦涩。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与敌战斗过的老革命杨占川哪能被这点困难吓倒，他白天带领农场干部技术人员看土壤，看地形，查风口，晚上在“干打垒”里一起加班做规划。他请求上级派来了土地规划勘测队，请来了专门打机井的打井队。土地开垦规划作出来了，在上级的大力支持下，很快组织了二十多台推土拖拉机，平整出二千多亩土地，适时播下了第一批种子。但天公不作美，四月初的一场十级大风，不但掀掉了地表土，连种子都吹得不见踪影。后改补种油葵，就那样有的地块还补种了第三次。
恶劣的生态环境，并没有难住老场长，他决心带领全场干部职工从植树抓起，利用三、五年时间大规模植树造林。当地干部职工和周围的同志对他说:这里每年五级以上的大风要刮几十次，年平均降水量一、二百毫米，而蒸发量在一、二千毫米以上，栽树容易成活难那！可老场长却说，活人不能让困难吓倒，我们决心要让绿树在这里成荫不可！当时他是这样说的，在位十六年也是这样做的。
恶劣的环境，沉重的教训使老场长看准了一条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道路，他适时组织制定了“以林护农，以农养林，多种经营”的发展策略。植树要水，当时固海扬水工程还没有通水，老场长出面请来了三个打井队，很快在全场范围内打了三十眼机井，加上原陈麻井公社原有的机井和大口井，全场共有四十五眼抽水井。水源问题解决了，老场长当年带人植树造林四千亩，因有水源保障，当年植树成活率达到85%以上。植树造林的成功，给农场带来了希望，给农业生产上了保险，粮油产量每年大幅增产，从建场初年的四十多万公斤上升到一九九三年老场长离任时的五百万公斤。仅植树造林一项，老场长在任十六年，大规模造林十年，前后共植农田防护林，沟渠路林带120多条，总里程为130多公里，有林面积近万亩。其中栽植苹果、梨树、桃、李、杏等经济林4446亩，整个森林覆盖率达到15%。老场长为农场植树造林操透了心，那条林带都有他栽过的树，那一片地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是长山头农场描彩绘绿的第一人。
老场长不但重事业，为长山头农场建设呕心沥血，同时他重感情，不图享受乐于清贫。他参加革命到离休四十六年的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贡献给了长山头农场。长山头是他老人家一步一步丈量出来的，是他一滴滴汗水浇灌成型的，是他一笔笔描绘出来的，一个宁南山区全面机械化、高标准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是在他老人家亲手指导、亲力而为下建成的，他为长山头农场倾注了毕生心血，对长山头农场有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
记得建场初期，因长山头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大部份地区荒无人烟，筹建指挥部（即后来的场部）就设在原陈麻井公社的几十间土坯房内，每间房只有十五、六平方米大小，领导们都安置在土坯房内，即住宿又办公，还兼小型会议室。就是这样的条件，老场长一住就是五年，后来有人劝他搬到宽敞一点的屋内办公，他却说:建场初期，那么多职工群众都住地窝子或借住在羊圈、牲畜圈内，我要比他们强多了，待基层单位和职工都解决了住房，有了办公地点再说。为了尽快解决全场职工住房问题，在他主持下，专门成立了两个建筑队，一座木器加工厂和一座机砖厂，经过五年的奋斗，解决了全场三十多个基层单位，近四千人的住房和办公用房问题，农场场部机关也搬进了新的办公区，而他老人家仍坚持住进了一间办公带住宿的房间内，一幅简易的木板床，一床建场时的铺盖一直陪伴他渡过了十六个春秋。自此，长山头农场基本消除了“干打垒”的土坯危房，家家搬进了砖混结构的新居。
老场长在生活方面更是清苦节俭，从不贪图享受。从建场开始直到离休离开工作岗位，他一直和大伙共同在食堂吃饭，每天怀惴一个兰沿瓷碗一双竹筷，和灶员一起交菜金饭票排队打饭，一开始食堂没有餐桌他就把饭菜端回住处食用，后来新食堂有了餐桌，他就和大伙一起就餐，吃饭时边吃边聊，时间长了偶尔他不在，大家还不习惯觉的缺了点什么。有时他下基层回来晚误了饭点，只要食堂有个馒头就行，他从不因误了饭点而麻烦做饭师傳。后来师傅看他农忙时天天骑自行车下基层，就晚下班等他回来，时间长了老场长有点过意不去，大师傅说到:比起你我这算啥呀！你呀，太好侍候了，就是一小碗面的事么。虽然食堂师傅更换了好几位，他们都和老场长关系很好，因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场长太好侍侯了，一碗揪面片就是老场长的美味佳肴。建场初期的几年里，招收新职工、安排子女工作、入党提拔等，有多少人给他送礼，请他吃饭，他都坚辞拒绝了，当年我曾亲眼看到有不少人到他办室送礼或请他吃饭，他都坚决地拒之门外，有的好言相劝，是干部的提出严肃的批评。记得当初，他老人家对前来请吃饭的人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是来这个地方创业的，而不是贪图享受的。吃饭嘛，有一碗热汤面足够了”。这就是一位老革命的情怀，我至今难以忘怀。因为老场长长时间得不到家人的照顾，一心扑在农场建设上，超负荷的工作重担，生活上又没规律，饮食上饥一顿饱一顿，泠热不均，本身胃不好，老胃病经常发作，有时因饥饿或吃不上热饭，胃疼得他头冒冷汗，有时剧烈的疼痛让他的脸都变样了，就这样，吃上几片胃痛药，稍稍缓一缓又骑自行车下队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场办公室取暖全部用碳火取暖，老场长也不例外。机关办公室的火炉都换过几茬了，但他老人家一直用着他刚进场时配备的铸铁圆桶炉，说也奇怪，炉子也通人性。老场长下队或出外开会，别人咋捣腾炉火就是不旺，要么干脆就灭了。而只要经他老人家“一透、二扒、三扎火心”，不一会炉火就旺起来，很快屋内就暖和了。老场长打趣地说:这是绝招不外传，这炉子我使起来顺手。再就是，铁炉子烧煤是燃不透的，扒掉的炉灰里而都许多没有燃尽的黑煤渣，老场长看了扔得可惜，每天都用手将黑煤渣捡回用来封火进行二次燃烧。有时工作忙顾不上，他就将煤灰集中堆放，后来让办室弄了一个小竹筛，抽空将黑煤渣筛选出来，用编织袋装起来备用封火。场部机关工作人员在老场长的带动下，每年冬季都自动捡拾没有燃尽的煤渣，养成了节约用煤的良好习惯。
老场长几十年如一日，不但生活作风严谨，衣着朴素，而且在工作中时时以艰苦奋斗为先，建场创业十六年，头戴蓝布帽洗了再戴，帽顶布都泛白了，前后换过三四顶；衣服不是中山装就是解放服，改革开放多少年，就是到银川开会受奖也从来没见他穿过西装；脚上不知穿烂了多少双黄胶鞋，就是冬天也是以布棉鞋为主，除了上省城开会，很少见他穿过皮鞋；夏天下队时一顶草帽一辆自行车，冬天下队时一顶布棉帽一辆自行车。到了队上老场长随手将自行车一撂，便到田间地头，粮场，果园等地方与基层干部职工便劳动便交谈了解情况，不了解情况的外人还以为是一位老农工呢！因此，各级干部汇报工作时没有一个敢掺水分的。在农场十六年，老场长每年戴着一顶草帽，先后骑破了三辆自行车，每年更换车胎数次，修补车胎几十次，上衣外套深灰色变成了灰白色，全场上下老老少少没有不认识老场长的，他就是用这种扎实朴素的工作作风团结着七千多回汉职工群众，将一个昔日的荒沙滩建成了一个田渠路林纵横，绿树成荫，爪果飘香，粮油产量越千万斤，农业机械化水平达95%的现代化农业企业。
终日的劳累，生活的清苦，工作重担的压力，终于将这位陕北汉子病倒了。一九八二年六月下旬，农场近万亩河滩地的大麦丰收在望。但天公不作美，天降暴雨，清水河上游暴发山洪，将清水河岸边的拦洪坝冲开了几十米的缺口，眼看到手的粮食要被洪水淹没化为乌有，老场长不顾患有老胃病的身体，带头跳进齐腰深的洪水中，带领职工一起抢堵决口，经过十几个小时的人力机械抢堵，大堤保住了，老场长因在冰冷的洪水中浸泡了十多个小时，胃病彻底发作了，强烈的剧痛，让他直不起腰来。场里干部都劝他到银川查查，顺便在家中休养几日，但老场长没有答应，他放心不下农场正在建设的事业，再说，农场也离不开他呀！就这样，老场长从夏收推到秋种，又从秋种推到秋收，推到年终工作总结，一直拖到一九八三年春耕结束，老场长的胃病又严重了。不得已，农垦局领导命令他住院治疗，老场长才不舍地离开了农场。病痛折磨的他身体素质很差，这次住院做了胃部切除术，在医院就待了两三个月才康复出院。由于身体健康原因，农垦局决定调他回银川安排工作，但他委婉地谢绝了组织的关怀，因为老场长舍不得离开刚刚起步的农场事业；心里牵挂着原陈麻井公社转入农场的职工群众的住房改造，要让他们早日从“干打垒”土坯危房中搬迁出来；更离不开和他同甘共苦，艰苦创业的农场干部职工。同年九月，老场长离开了温馨的家，又丢下了发妻儿女，回到了长山头农场，住进了单身宿舍，仍然骑着破旧的自行车下队，仍然怀惴蓝沿碗手拿竹筷，到食堂排队吃着熟悉的汤面条，他瘦弱的身影又回到了回汉职工群众的队伍里。
有人用农场的沙枣树比喻他。沙枣树虽然树杆不是那么挺拔，但她芬芳的花香留在了人间，黄里透红的果实甘甜让人回味无穷，几叶夏天供人们纳凉，冬春阻挡着风沙的侵害。她植根大地，不拘生长条件，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索取少，奉献多，这就是对一位得高望重的老场长甘于清贪与奉献的真实写照。
作于2021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