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怪诞心理学》，你是一个理性的人吗？
一款手机售价3000元，如果让你再走10分钟路程去另外一家买，会便宜500元，大多数人会选择走10分钟去买2500元的手机；但是如果是一台8万元的电视，如果让走10分钟去另外一个地方买便宜500元，很少人会这么做。同样是500元，在两个场景中，我们对它的价值判断是不一样的。换句话说，金钱的价值在我们心目中并不是绝对的，我们会赋予金钱相对的价值，而且这种价值的赋予，还会受到经验和情绪的影响。实际上类似的例子很多，我们很多行为都并不遵循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或者经济学假设，我们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性，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了解自己。想知道为什么吗？这正是本书要讲解的内容。
本书作者有两位，利玛窦·墨特里尼和陈昭蓉，其主要作者墨特里尼是意大利最受推崇的“平民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研究以怪诞、有趣而享誉国际。曾任卡内基大学客座教授，现任米兰圣拉法雷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科学史、科学哲学、认知论、逻辑学、微观及宏观经济学等。他也是一位畅销书作者，著有《方法论的优劣》、《喜怒哀乐经济学》、《心理学与决策技巧》等全球畅销书。本书的另一位作者是陈昭蓉，她是东京工业大学博士，曾任职于台湾松下电器，现从事企业管理顾问及兼职翻译工作。
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部分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我们经常会掉入的一些思维陷阱。
第二个重点是：其实我们并不太了解自己。
第三个重点是：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决策的？
第一个重点内容：我们经常会掉入的一些思维陷阱。
我们大脑无时无刻不在进行选择和决策，小到上班坐什么车，下班去哪儿吃；大到职业规划和人生伴侣的选择，可以说我们的一生就是由各种不同的选择所构成的。传统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和自私的，但实际上行为经济学告诉我们，我们在选择和决策时经常是非理性的，而且很容易落入思维陷阱，作者列举了常见的几种思维陷阱。
我们大脑在面对过多选择时，经常会陷入混乱，下决定的时间会加长，同时，为来保持心理平衡，我们在做出选择时，总是设法为自己找出选择的理由，证明这是正确的选择，然而这往往导致我们产生不合理的决策。人们的决策还会受到提问方式的影响。比如对于选民，如果必须从有优劣势的候选人中选出其中一位的话，他们必须找到足以支持自己选择的理由。在这种情况下，提问的方式就会引导他们的投票。比如你问的是：
你想投给哪一位候选人？
候选人的“好”的信息比”坏”的信息更能影响选民。
但当问的是：你不想投给哪一位候选人？
候选人的“不好”的信息就要比“好”的信息更能影响选民。
其次，我们在做选择时，经常会自相矛盾，无论面对负面还是正面的选择，只要增加极端性质的选项，人们往往会选择“中间”性质的选项。一台10999元，另外一台20999元，只有两种选择的情况下，人们的选择基本是50%，但是如果再加入一款30999元的相机，这时只有10%的用户会选择10999那款相机。而更多人会选择中间价位的相机。人们习惯在最好和最坏之间找到妥协点。类似的案例在商业生活中很多。很多商家在商品定价中也用这样的方法引导消费者的决策。另外，人们在内心不安时，会逃避做决策，比如在没有公布成绩时，让大家选择是否去旅行，这时大部分用户会选择等待考试成绩出来后再做决策。
第三，禀赋效应，就是当一个人一旦拥有某项物品时，那么在他眼里这项物品的价值会大大增加。这可以用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理论来解释，损失对我们的影响要远大于得到对我们的影响。另外，在我们面对不确定性时，我们更趋向于安于现状，因为在这种情况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导致我们过度在乎“沉没成本”。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舍得卖掉一些已经严重亏损的股票，因为我们心里会认为，只要股票没卖掉就没有真正损失，但其实亏损的股票已经是沉没成本，不应该成为我们是否抛售股票的原因。
第四，先入为主的认知陷阱。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和不确定性，我们大脑会采取尽量、尽快地凭直觉做出判断，虽然这样的草率决策经常会出错。我们称之为：思考快捷方式。在这样的直觉思维中，“典型性”和“代表性”对判断有误导作用。沉锚效应就是其中一种，就是人们在做决策时容易受到第一印象或者第一信息的影响，比如在你面前放了一个指针指向65这个数字，然后问你非洲国家中有多少比例加入了联合国，大多数的回答会接近于65这个数字。
第五，风险偏好陷阱，在投资中，投资回报率越高，人们却越谨慎；但在一定赔钱的时候，人们反而愿意承担风险。这就是著名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丹尼尔·卡尼曼提出的“前景理论”。 它有三个特征，一是大多数人在面临获得时是风险规避的；二是大多数人在面临损失时是风险偏爱的；三是人们对损失比对获得更敏感。这就是为什么在赌场中，输钱的赌徒会更愿意冒险，越来越大胆；而赢钱的赌徒大部分会选择风险规避，越来越谨慎。所以实际上赌场并不用采取任何作弊手段，就可以利用这个心理弱点来赚钱，因为在这里输钱的人输掉的钱，比赢钱的人赢得的钱要多。
第六，框架效应，在生活中，我们往往更关注有具体数字的信息，而忽视那些真正重要但是没有明显特征的信息。面对同样的概率，采用不同的提问方式，我们的决策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如果在一次战役中，剩下了600人，有两条逃跑路线。
A：逃往山区，可以让200士兵存活。
B：逃往海边，600人都存活的几率是1/3。没有人存活的几率是2/3。
大多数人都会选择A。
如果面对同样的问题，只是稍微修改提问方式。则会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
A：逃往山区，400士兵会丧生。
B：逃往海边，无人丧失的几率是1/3。全部丧失的几率是2/3。
这样大部分人会选择B。
这种效应称之为：框架效应，是指一个问题两种在逻辑意义上相似的说法却导致了不同的决策判断。
第七，不决策也是一种决策。如果有人问你，过去几个月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你可能回答那些做了但是不如预期的事情，比如买了不该买的股票，花了不该花的钱；但是如果问你过去几年甚至几十年你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回答那些你曾经错过没有做的事情，比如我们会经常后悔没有在房价低的时候购买更多的房产。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常常因为不想后悔而无法当机立断，因为缺乏自信和勇气，即使能改变现状也不付诸行动，但其实我们这种“不决策”也是一种决策，而且长久来看，不决策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更大。
第二个要点：其实我们并不太了解自己。
除了作者列出的常见思维陷阱以外，我们的行为决策还容易受到：比较、正当化、诱发动机、呈现方式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工资的满意程度不仅是自己拿了多少，更在于与同事相比是多了还是少了。作者称之为：社会比较。经济学家弗兰克在《以正当价格购物》中说道，我们的社会生活并非基于绝对的有利立场，而是基于相对有利的立场。就像丹尼尔·卡尼曼说：价值本身不是绝对的数值，而是数值之间的差额。人类的大脑不善于测量绝对数值，而更擅长捕捉变化和差异。
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计算损益的出发点是参考点，而不是传统经济学提出的绝对值变化。同时情绪对我们的判断和决策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情感在无意识中变化，会主导判断和决策，这种现象叫做情绪捷思。比如装有红球和白球的抽奖箱。如果抽中红球，就能赢得2000元，如果抽中白球，将什么也得不到。在甲箱子里，10个球中有1个是红球；在乙箱子里，100个球中有8个是红球。你会选择哪个箱子？
按照概率应该是甲箱子更高，可是大部分人会无视概率高低，选择乙箱子。因为在他们脑中认为，与其选择只有1个红球的甲箱，倒不如选择有8个红球的乙箱。其实，为了突显红球，问题中故意不提白球的数量，而扰乱了我们的合理判断。
另外，我们也经常会陷入统计学的风险，而且相对风险比绝对风险更大，比如告诉你胆固醇较高的人患心脏病几率比一般人高50%，你一看这肯定吓一跳。但是这其实是一个相对数字，根据预测，年龄50岁的胆固醇值正常的人，每100个人之中有4个人接下来10年会患心肌梗塞。而胆固醇较高的，是6人，比之前高50%。所以人们经常被一些统计学的数字误导，而没有搞清楚统计的真实数据或者绝对数据。
除了统计学的误导，我们还会受到过度自信干扰。人类智慧的典型错误，是排斥那些否定自身经验的事物，偏好那些符合自身经验的事物。越是专业人士，越是会高估自己的判断力，而导致严重的后果。专家在瑞典进行过调研，发现90%以上的用户认为自己的驾驶技术高于平均水平；100万名美国高中生中，有70%的学生认为自己的领导力高于平均水平；94%的老师认为自己的教学质量高于其他老师。尤其在金融、投资等风险较高的领域，专家们经常高估自己的判断预测能力，低估风险。同时，人们也偏向了解和认可那些符合自身经验和价值观的事物。政治家们都偏向于阅读自己政治立场的报道，人们经常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主动忽略那些看起来跟自己不相符的东西。
我们对自己能力的高估，还表现在，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掌握了足够的信息，但这往往是信息不足，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决策。在股票投资中的统计发现，那些积极买卖的人，亏损的几率更大，而且这些积极买卖的人，通常认为自己的投资能力比较强。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普遍认为，企业运营的质量及财务状况的好坏、财务制度的健全程度与该企业股票的可靠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简言之，人们一看到过去获利的股票，就断定该股票将来的风险很低，人们总习惯根据事物最近的情况推测其未来的动向。
另外，我们经常有事后诸葛亮的习惯，有经验不一定总是好的，因为我们会高估自己的知识，而经验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曾经知道或者是可能知道的事情而已。就像足球比赛一样，人们习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赋予某种意义，为其找到必然发生结果的理由，比如某场比赛输掉了，就说之前早有征兆，然后为比赛失败找到很多看似充分理由。同样，股市变化多端又很复杂，再优秀的分析师也很难预测股市走向，这一点投资人都心知肚明。这和世上没有多少预言者，却有一大堆历史学家的道理是一样的。事后诸葛亮的习惯会让你积极采取错误的行动，犹豫不决而放弃正确的行动。
最后一个重点：我们的大脑是如何决策的？
是什么决定着我们的喜怒哀乐？作者指出，我们大脑神经元的兴奋程度，影响着我们情绪的变化。而情绪的变化能深刻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决策，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宁愿牺牲个人利益来获得快乐？作者做了一个信任游戏的实验，甲乙两人先获得10美元，甲可以把钱留给自己，也可以分享给乙。分享给乙后，他的10美元将变成40美元。这样乙就会变成50美元，同样，乙方也可以选择分享或者独吞这50美元。但是，甲方可以选择自己损失1美元，乙方损失2美元的方式来惩罚乙方。
实验表明，如果乙方得到50美元后，不分享给甲方，而且甲方开始惩罚的时候，发现甲方的大脑纹状体的活动会变得活跃，同时前扣带皮层也剧烈活动。虽然甲方惩罚乙方，以便让乙方在未来更懂得与人合作，但是显然，这种行为并非出于某种高贵的动机，而只是为了满足自己本能的喜悦。亚当斯密说过，个人在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的同时，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引导他朝着追求社会福利的方向前进，即使这么做并非源自个人的动机，这种现象不仅适用于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也适用于即使蒙受了损失也要追求快乐的情况。
人类大脑的纹状体不仅在个人为了利他而惩罚他人时制造喜悦的情绪，甚至当我们仅因为信任他人而表现慷慨时，纹状体也会出现同样的反应，我们得到喜悦和快感，并不是完全因为得到金钱的利益，而是因为我们的付出的信任和得到了对方的信任。
研究表明，人们合作的意愿越强，大脑尾状核就越兴奋，而且越相信对方，响应对方的信任时就会越开心，思考是否要响应对方的时间也会更短。那是什么影响我们的信任关系呢？研究发现人体的一种激素：催产素的多少会影响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当我们的社会连接越多，那么催产素的分泌就越多，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哺乳期的母婴关系。另外，积极响应他人的信任对于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研究显示，国民相互信任和合作程度越高，国家就越富有。
此外，科学家还发现大脑镜像神经元跟我们的同理心有关系，如果没有它，那么即便我们看到他人的行为，也无法理解他人的动作意图和情感，无法与他人进行有效交流。通过对镜像神经元的观察，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的同理心变化情况。比如在观看电影、话剧这种侵入式场景时，我们观察到镜像神经元运动会比较剧烈。当我们不开心或者看到别人不高兴时，我们的脑岛开始剧烈活动，科学家推测，脑岛可能是镜像机制的核心，将接收到的脸部表情的视觉信息解读为各种情绪，同时脑岛也是统筹感觉信息和体内反应的中心。
人是感性和理性的综合体，除了我们的行为会影响我们的情绪，科学家还发现我们的理性是有极限的。在1848年一个建筑工地上，一名建筑工人盖奇脑部严重受损，虽然后来奇迹般地存活了13年，他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没有什么严重的影响，但是其性格、情绪控制等在发生事故后完全变了。哈弗科学家对盖奇的大脑进行了解剖分析，发现其前额叶腹内侧皮层受损严重，这对他们的正常视觉、记忆力等没有明显影响，但是对他们的判断能力、决策能力和计划能力等有很大影响，情感活动也明显减少，变得极度冷漠。
关于大脑的理性和感性的竞争，是在两种神经组织相互竞争下完成的。一种神经组织是纹状体，这种神经组织多存在于人脑的边缘系统，该部分和喜悦、报酬有关。第二种神经组织随着纹状活动，协调人体的本能*，使我们做出相对谨慎的决策，这种神经位于人的前额叶皮层。这两种神经组织的活动和个人决策紧密相关，他们的活跃程度代表了我们决策中的感性和理性成分。
理性和感性并非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柏拉图比喻我们人的头脑中有两匹马，白马是优雅而温顺的，黑马是原始和野性的。我们大脑驾驭这两匹马并不容易，理性和情感永无止境在拔河中，丹尼尔·卡尼曼在《思考快与慢》一书中提出了大脑有两套决策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感性的、凭直觉的也是快速的决策系统；而系统2是理性的、富有逻辑性的，但是缓慢的决策系统。大脑有很大部分的神经细胞都用于支配无意识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大脑大部分时间是利用系统1在做决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情况下决策是感性的、无意识甚至是不理性的。
人脑是由几百亿个神经元构成，神经元之间是通过数百亿个突触相互连结，构成回路。总的长度超过10万千米，人脑的活动以神经元网络的交互作用为基础，目前人类还没有完全掌握其规律和构造。但研究者已经在某些方面存在共识，比如系统1主要牵涉到下部皮层和后部皮层。尤其与情绪与边缘系统的结构有关，边缘系统掌控着关于记忆、恐怖、情绪反应、报酬以及涉情感与动机的神经组织。而系统2控制着解决问题、逻辑思维、拟定决策、事后追踪等，是在前额叶皮层和后侧部，前额叶类似交响乐中的总指挥，接收并汇总信息。它是大脑中比较特别的部分，是最后出现和个体发育中成熟最迟的神经组织，也是人类高级智慧的源泉。
在控制自我情感和认知的过程中，理性的人是懂得恰到好处地控制情感的人，他们前额叶皮层能够整合、管理信息，并视眼前的具体情况来决策。但在日常的经济活动中，我们总做出一些奇怪的决策，人的花钱、存钱、投资时并不是效用最大化，而且努力最小化，我们都希望以最小的努力换取最大的收益。我们的决策过程涉及到直觉和理性，就像卡尼曼所说的系统1和系统2。但这两个系统没有明显的界限，它们相互结合共同影响着我们的决策过程，也就是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我们一生中时刻都在做选择和决策，但经常会掉入一些思维陷阱，比如我们总是在为自己的选择找理由；我们的选择经常会相互矛盾；我们更偏爱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我们有先入为主的错误认知；我们在面对损失时更爱冒险，在面对获得时更保守；我们的判断经常基于片面的信息，而不是完整的信息等等。
其次，我们讲到了，除了有上面说的思维陷阱，我们决策和选择时，还会受到：爱比较、忽视概率、过度自信、事后诸葛亮等错误认知的影响。这种情况不仅在普通人身上，甚至在专家群体中表现更为明显。
最后，我们讲到了，我们大脑神经元的活动，影响着我们的情绪变化，同时也影响着我们的行为决策。我们大脑有两套决策系统，系统1和系统2，系统1是凭直觉的、感性的和快速的；系统2是理性的、逻辑推理和缓慢的。而且我们大脑也有对应的脑区来负责两套决策系统的决策活动。发育较慢的前额叶皮层是负责理性和逻辑分析的脑区，而大脑的下部皮层和后部皮层负责我们的感性和直觉的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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