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作家王朔出新书那天，微博的热搜话题分别是杨紫、吴磊和赵露思等明星，他们都比王朔这个名字靠前。
一拨人嗟叹：流量时代不读书，文坛老人无人识。
无人识当然是瞎说。但在信息如即食面的时代，也很少有年轻读者愿意掏包买一本140万字的北京话版汉武帝故事——《起初·纪年》。
至少在舆论层面，王朔似乎“过时”了。一部耗时14年的巨作，像去年“八年磨一剑”的余华那样，仅在文学圈内部小范围引起狂欢。
这百万字的作品，王朔自称是从世纪初就开始动笔，“原计划三年完成，后来一猛子扎出去，再抬头就是十来年之后，街上流行戴口罩。”
王朔
大多数80、90后知道王朔，大多通过其作品。从《动物凶猛》到《顽主》，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编辑部的故事》，几十年来，再难见这样一个人纵横影视文江湖，横跨作家和编剧领域。
时至如今，不少六、七十岁的老作家都已停下笔来，王朔却忽然猛扎一头，泛起水花。这次，新书分为四个部分：《鱼甜》《竹书》《绝地天通》和《纪年》，与他过往的作品相比，光名字就高雅得让人不适应。
“顽主”王朔，难道这次不“痞”了？
“文学玉米地里的野高粱”一家“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3T（三“替”）公司，专为客户提供各种脑洞大开的服务，请君座上客，好梦一日游。
这是王朔最著名的小说之一《顽主》的情节。在老北京土话里，“顽主”指那些不务正业的小混混。
一切都荒诞不经，透着一股自我戏弄——对生活无所谓，也没什么真情实感，调侃世界并被世界调侃。这就是“顽主”王朔。
王朔有着一股“顽主”的感觉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到处洋溢着莽撞与热情。京城大院小子王朔，往裤兜里揣着一大把鬼点子，用最讥俗、顽劣的想象，在现代文明的浪潮里呼啦乱窜。
“痞子作家”“流氓派”是王朔早年被贴上的标签。写女人和艳遇，写纯情梦和英雄梦的消亡，写带生殖器官的脏话和沾着廉价烟酒味儿的罗曼蒂克。城墙和地皮活蹦乱跳，含着京片子的笑声如鞭炮噼里啪啦。
“耍嘴皮子功夫”是王朔小说里主人公的强项。他们大多不务正业，瞧不起生活的“宏大叙事”。
北京公共汽车售票员、街头瞎混的小痞子、打麻将打扑克的赌棍、饭馆里就酒聊天的侃爷们为他提供素材，但翻开来看，故事本身没什么高尚的悲剧精神，只是庸俗，只是嘻嘻哈哈，严肃深沉的社会传统规范在一场场闹剧中瓦解消散。
王朔作品《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王朔将方言肆意“调度”，大量使用对白，但只字不冗，口语性鲜明，读起来痛快，模仿起来更妙。什么“过把瘾就死”“玩儿的就是心跳”，看上去痞里痞气，内文却净是辛辣犀利的讽刺，试图将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善、假崇高和精英主义一锅端。
顽俗背后，是敢说真话、偏要说真话的狂放。用王朔自己的话来说：“宁要真流氓，不要假崇高”“别人都在假正经，我只好假装不正经”。
主持人窦文涛就曾回忆自己二十多岁时沉迷王朔：“本是个老老实实的孩子，当然一肚子不老实。看他的小说，感觉终于找到了学习榜样。原来能这么跟人贫，话可以说得这么好玩！大开眼界。甭管真假，可以说他给我介绍了一种生活，这生活让我怦然心动。”
作家阿城认为，王朔是真正意义上的先锋作家，比余华还要“先锋”：“王朔语言是大桌语言，但是大家吃一道菜时觉得味道不对，是不是坏了？这才是颠覆，原来的意义被颠覆了。”
诚然，王朔的油腔滑调来自于他对教条主义、精致主义的消解。易中天讽刺王朔“一成功就开始胡说八道”，还说，用拼音法在电脑上敲王朔的名字，先跳出来的是“妄说”；
发表于1993年《上海文学》第6期的一篇文章，批评王朔的作品“反映了当代人精神信仰的破碎，以及时代人文精神的萎缩”；
2000年还有一本名流传江湖的《王朔批评》，其中一篇标题一针见血道出王朔在当时的地位：“文学玉米地里窜出来的一株野高粱”。
其中，批评王朔最狠的，是王朔自己。
他在《我看王朔》里自我调侃“浪得虚名”：“王朔及其作品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从他开始，哗众取宠似乎成了作家成功必须采取的姿态，连累得其他很多老实本分的作家也跟着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大家对他的愤怒，瞧不起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王朔
这种自嘲和反讽，以及其受到过的抵触和质疑，难免让人想起同时代作家王小波。
同为红旗下长大的京城才子，王小波和王朔都不惮于用大胆文风挑破“假正经”，擅于将讽刺和批评融入调侃文字，为文学祛魅，专注于自省和自我洗涤，“创造一点美”或“提升自己的灵魂”。自然，也都在那个时代受到过抵触和质疑。
1984年，王小波窝在家里看了1000多部美国电影，他想学英语，陪爱人李银河一起出国。
这一年，王朔在《当代》杂志发表了自己的成名作《空中小姐》，主角原型和灵感来源于他当时刚分手的第六个女朋友。
“顽主”的自由王朔将《空中小姐》的成功大半归因于自己的“商人眼光”——即更多考虑小说的“好卖性”，而非文学内涵。
“当时我选了《空中小姐》，我可以不写这篇，但这个题目，空中小姐这个职业，在读者、编辑眼里都有一种神秘感。而且写女孩子的东西是很讨巧的。……我要是写一个农民，也许就是另外的结果了。”
和不少作家一样，王朔同样是误打误撞走上了写作道路。他1958年出生于南京，祖籍辽宁鞍山，在北京的部队大院里长大。母亲是医生，父亲是解放军政治学院教员。
1976年中学毕业后，王朔被父亲送到海军北海舰队去担任卫生员。1980年退伍回京，在北京医药公司药品批发商店任业务员。
年轻时的王朔
错过了高考，没能在部队提干，二十几岁的王朔精神困闷，思绪泛滥，感到“没了出路”。1983年，他干脆辞了职，“我得找到我自己内心的自由”。
他赶大流去经商，到广州去进了一堆墨镜、收录机、喇叭裤回来卖。可惜又一次受挫，“全没戏”。
王朔发现，自己的商业眼光不太适用在经商上，恰好，他曾经在铁凝影响下写过并发表过小说，从此后，开始考虑正儿八经以写作谋生。
从《空中小姐》开始，八十年代晚期，王朔接连发表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橡皮人》《顽主》《我是你爸爸》等作品，一发不可收拾。
电影《顽主》剧照
王朔的“破坏性”与“开创性”还体现在制度上。1992年，王朔趁着出版自己四卷本的机会，向出版社要恢复版税，明目张胆地破坏了中国文学存续半个世纪以来的生产机制，张志忠评价他“是当代文坛上第一个个体户”。
时代给予了他第二次馈赠。改革开放的春风沐泽影视行业，电视涌入千家万户，文化娱乐需求猛涨，一代名导诞生于此时。
1988年，《顽主》被峨眉电影制片厂的米家山花3000块买走。没多久，刚凭《红高粱》拿金熊奖的张艺谋来了，也想买《顽主》。
王朔不愿意背信弃义，就再给张艺谋写了个故事——《千万别把我当人》，虽然最后张艺谋还是没要。
这一年被称为“王朔年”。四部改编自王朔小说的电影同时上映，除了《顽主》和《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将《轮回》改编成《浮出海面》，叶大鹰将《橡皮人》改编成《大喘气》，均搬到了大荧幕上。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剧照
1991年，王朔招徕一伙人，利用工作之余聚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写完了《编辑部的故事》。正要开拍，剧本却忽然丢了。除了王朔外，马未都、葛小刚、魏人都不愿意重写一遍。
这时，一个剧组打杂的人主动提出可以和王朔一起重新把本子弄出来。那人叫冯小刚，当时还只是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一个美工师。王朔和冯小刚的名字，从此后绑定了多年。
由上可见，在文学、影视共构的江湖里，王朔至少没在道义方面寒碜过。后来，因为自己的名字导致冯小刚作品被毙时，他不愿连累后者，主动“割席”离开。
可王朔终究是王朔，嘴上他也不放过。对于人们将他和冯小刚做对比的行为，王朔回应道：“我承认我下流过，但我不承认我与冯小刚一样……”
冯小刚和王朔
真是，他骂了多少人，就会遭到多少人骂，甚至更多。
尤其是在爱情、婚姻和家庭方面，王朔逃不掉一句“不仁不义”。
当年与第六个女友分手后，王朔很快就在北京舞蹈学院认识了后来的妻子沈旭佳。几十年来，沈旭佳陪着王朔从藉藉无名到小有名气，从文字到荧幕，从《浮出海面》到《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同甘也共苦。
不过，沈旭佳对巨大的名利是警惕担忧的：“我真不想你出名，我真希望咱们老像现在这样。”
她担忧的事最终还是发生了。1994年，认识沈旭佳的第十年，王朔在北京电影学院表演课上认识了大二学生徐静蕾，并为这个小自己16岁女孩身上的“邋遢帅”深深着迷。
徐静蕾
徐静蕾想演电影，王朔就帮她筹备《开往春天的地铁》（2002），徐静蕾想当导演，王朔就帮她孵化出了《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2015）。
徐静蕾的介入让沈旭佳与王朔离了婚。虽然两人最终还是未能走到一起，但王朔继续风流到老，50岁还帮24岁的演艺圈新人王子文打官司，这段风流史倒以“仗义”之名开启：“我们王家的丫头受了欺负，我不能不出头”。
“温情主义者”的回归现实里，文艺圈多少沾点名利场风气，就像黄渤说的，“成名后身边全是好人”，但王朔还是异类，还是反叛，一如既往地与世界作对，讽刺这个那个，怼天怼地。
在2007年一档节目里，王朔坦言承认了自己对媒体采访提出的“一小时10万块”的要求。“但这钱我一分钱不拿，是要捐给那些读不起书、看不起病的穷孩子。……你们媒体挣这么多钱没有义务吗？”
新世纪交汇之时，王朔差点再一次遭受大面积抵制。2000年，父亲、兄长、好友的相继去世让王朔深陷低谷，他“把自己打碎了”“哭都哭了好几年”。
彼时势头正盛的论坛和门户网络让他找到了发泄出口，他写博客骂人，炮轰当时正热的文化名人余秋雨、于丹，嘲笑白岩松和赵忠祥，还狂开地图炮，把二十多个城市都痛批了一遍，最高纪录是一天内发了40条博文。
有时候叫人觉得，王朔明明是只刺猬。一受刺激就反抗，一不爽就开骂，就像当年因为“做不了知识分子索性就站到反面”的反文化精英姿态，彪悍无边。
王安忆形容王朔是“温情主义者”，喝完酒后变得“特别可爱，脚是软的，眼光也是软的，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跟你说的样子。”她认为，王朔的不正经，反而是为了掩盖他内里的柔软和脆弱。
但无论如何，二十多年过去，“顽主”文化在当代社会不再那样新鲜了。
不是说不再“有用”，而是不罕见了。互联网自媒体给每个人都提供了张嘴的机会，且人人都可以不止有一张嘴，郁闷了无聊了也可以上网去打打嘴炮，恣意发泄。
可我们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顽主”精神，许多看似“自由”“大胆”的口语扔到网上，只是带来不断的“解构”与“构建”，意义的重复与消解，令人疲惫不堪。
对此，六十岁的王朔显然已不屑一顾，一头扎进历史里，畅游远古十几年。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王朔
《起初·纪年》其实并不是他第一次写历史题材。上一部作品，2007年的《我的千岁寒》取材自《六祖坛经》，写“轮回”“涅磐”“热均衡”这些“宇宙属性”的东西。
当年，大家都以为这是王朔的封笔之作，如此广袤、深邃，与早年通俗易懂的“朔味儿”拉开了一定距离，同时也与读者拉开了距离。
砖头般的《起初·纪年》也依然容易劝退人。除了历史题材外，连篇洋溢的北京话也够南方读者受的了，北方读者或许也有点腻。若非怀着对王朔的好奇与期待，兴许看几行就合卷了，毕竟这本书怪诞，闹腾，味儿太冲。
不再闹腾的王朔，似乎将自己这几十年的野心和阔气都收进了这部书里。通过汉武帝一朝的风云变幻，串联起李陵、司马迁、张骞、司马相如、卫子夫等历史人物，把遥远年代的波澜壮阔付诸笔端，“有嬉笑怒骂，也有荡气回肠”。
有耐性读完全本的读者大多则发现，骨子里，他还是那个碎嘴而犀利的“朔爷”，老人般的叨念里穿杂调侃，不难感受到那股熟悉的通透与勇敢。
有意思的是，至少有一半打好评的读者，都因为“他是王朔”。“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还没看，先预定五星”“唯有王朔能治好我的精神内耗”……这份无条件的信任多少包含着点“权威崇拜”“名气崇拜”。读者的忠诚固然可爱，但四十年前的王朔估计也会嗤之以鼻地“啐”一声：没必要。
即便别的都先放一旁，日拱一卒的王朔，虽然宕不起明星八卦那般激烈的舆论水花，但对当下差些被微博段子和短视频挤到边缘的文学圈而言，朔爷的回归，也算得上一次颇为坦荡的鼓舞。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
作者 | 刑初
编辑 | 莫奈
排版 | 菲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