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又被人们重新谈起的诗人海子，曾留有这样的名句，“面对大河我无限惭愧，我年华虚度空有一身疲倦”。每当读起，总有年华远去、满心荒寒之感。人生之路多岐，风景各异，走入了哪一条路，所见所闻，所感所受，都会是不一样的，如果总平生之帐，除了三饱二倒，这些见闻感受，作为闲话，有些还是值得谈谈的。因为某种机缘，不识丹青却误入画院，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近墨不能黑，宝山空入，惋怅何似。这三十多年来，商品经济之风越刮越猛，滚滚红尘中，象牙塔早已变为名利场。书画和权钱联姻，如热火烹油般火爆，引各路大师竞折腰。不佞素性愚钝，徒有临渊羡鱼意，不曾退而结网去捞一把，既不能乘势而发，更没有奔走以求腾达，白发徒增，转眼以至临退之年。前尘似水，俗情如梦，感念于心的，常常是人情还比较醇厚的旧人旧事。
我见到张仃先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了，闻其名要更早些。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首都新机场落成，候机楼的一组装饰壁画，出现了三个裸女形象，对长期生活在革命斗争氛围里的人们，极具视觉震撼力，成为当年轰动一时的大事。舆论哗然，惊动了最高层，一纸令下，遮盖了事，以求眼不见心不烦。当年壁画的影响力远远超出美术界，和同一时期的话剧《于无声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样，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思想解放的先声。这最具争议的壁画，就是张仃先生主持设计的，裸女形象的出现，是长期被压抑的人性光芒的显露。由此可见张仃先生敢为天下先的胆与识。
也是七十年代末，北京有一件轰动美术界的大事，就是中国画创作组的成立，这是今天中国国家画院的前前身。中国画创作组，顾名思义，是邀请全国知名画家来京，完成国家交办的中国画创作任务的专门机构。此外，还要为大型公共设施，宾馆饭店等创作陈列画，为出口创汇提供商品画等。中国画创作组是国务院设立的，来头大，档次高，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1981年，中国画创作组更名为中国画研究院，院址暂设在颐和园藻鉴堂，这里原是北京市委内部招待所。在黄胄先生主政时期，藻鉴堂俨然成为当时中国画创作的中心，风光无限，声名远播。张仃先生是早期中国画研究院的组织者，是第一代老院委。
张仃在中国画创作组
黄胄、李可染、张仃在藻鉴堂
八十年代中期，中国画研究院搬迁到新建院址，一场人事纷争的巨变，使画院元气大伤。此时，商品经济之风开始刮来，书画市场已经复苏，画家声价日隆。时移则事异，谁还愿意到这里来无私奉献呢？中国画研究院曾经的辉煌已经不再。画院搬迁到新址后，很少再有老画家来。陈从周先生参与设计的，具有江南园林情味的画院新址，只能闲置。花木微茫，朱栏寂寞。后来，这些设施先进、典雅豪华的画室，被长期用作写字楼出租，这是后话，这里就不说了。
张仃先生应该是最早到新院址来的老画家，记得住在新建不久的三号楼，时间不短，总有一个多月吧。那时候，画院很冷清，很空荡。经常看到他一个人在院内遛弯，也没有被什么人簇拥着。迎面碰上，他总是很和气地点点头。同在一个院里，我就有机缘能登堂入室，看他画画，听他聊天。给我的感觉是气度不凡，但是很自然，一点不做作。我那时候年纪轻，不懂事，又非桃花源里人，毛手毛脚地去打扰，也没有见他流露出不耐烦，经常是很随便地说话，就像在拉家常。我没有在名人面前那种压力感，感到很亲切。他得知我喜爱集邮，还把他绘画的鸡年邮票首日封签名送给我，这份情谊我一直珍重保存着。我知道，张仃先生曾设计过多套被誉为“国家名片”的邮票，从1949年早期的“政协”“开国”等纪念邮票，到八十年代“辛酉年”鸡年邮票。随着传邮万里，享誉海内外，张仃先生的大名也就不仅限于美术界。
“辛酉年”鸡年邮票
那时候我还年轻，空闲时喜欢跑跑旧书店，曾经买到1946年张仃先生编辑的东北画报社初版本《木刻选集》。精装十六开，道林纸印刷。书比较罕见，值得多说几句，书内收录有古元、彦涵、力群、胡一川、沃渣、石鲁、吕琳、刘迅等十八位作者的四十二幅版画作品，都是表现战争场面和生活劳动场景。战争年代的木刻版画，起到了投枪和匕首的作用，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木刻版画在解放区得到了蓬勃发展。东北画报社《木刻画选》的编辑出版，是对这一时期木刻艺术的检阅和回望。这是解放区出版的质量最高的一本画册，比著名的开明书店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还要早六个月，可见张仃先生目光之敏锐。
东北画报社《木刻画选》
喜欢藏书的朋友都有一个癖好，如果能得到作者或编者的签名，那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自然不能免俗，很希望得到张仃先生的签名。但是听说他已经结庐西山，过着隐居的生活，超然世外。有几次在什么场合上，远远地望到张仃先生，这时候的他，已经是鲁殿灵光式的人物了，自然是要被人里三层外三层簇拥着。我生性不爱凑热闹，所以一直也没有如愿。
是1998年一个暖阳的夏日，因为什么事，再次有了和张仃先生单独相处的机缘。十几年过去了，他并没有因为名望和画价的高升而有什么变化，还是那样平和安详。只是岁月不饶人，道骨仙风，老人更老了。看到这册濡染着时代风霜的《木刻画选》，记得张仃先生非常高兴，人总是旧情难忘，话题也就转入了东北画报社，他谈了许多趣闻和掌故，可惜年深日远，大多付之云烟了。不过先生在扉页上的题字，却很清晰地留到今天，成为我人生之路的珍贵记忆：“这本画册使我回忆起东北画报社 张仃九八年夏日。”得到张仃先生的题识，是一种缘分，更使这本画册成为见证历史的文物。
先生在扉页上的题字
张仃先生1917年生，是辽宁黑山人，号它山。他的成就更是一座高山。成就高表现在多方面、多领域，如国画、漫画、壁画、年画、装饰设计、工艺美术等都做到拔尖。有人称他是中国大美术的通才，当今之世还有何人能享此盛誉呢？他晚年的焦墨山水画，成就了他大师级国画家的地位。早在六十年代，张仃先生就以无限的灵感和激情，创作了一批风格全新的彩墨装饰画。作品以中国画的笔墨为工具，以本土的民间绘画为基础，融入西方立体主义的造型、野兽派的色彩、表现主义的笔触，视觉效果强烈，在当时的中国画坛引起很大争议，被人调侃为“毕加索加城隍庙”。这些大家都知道，早已史有定论。不佞近墨不黑，愧为外行，不敢赞一字，也就用不着再多说了。
近来，读了张仃先生在五十年代写给张光宇的两封信，感触很大，对他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1956年张仃先生因公在巴黎住了四个月，其间，他和毕加索相遇，寻梦现代绘画大师的艺术踪迹，看到了一个广阔的艺术世界。回京后，他给张光宇的信中说：“看了人家的东西，不胜感叹。这些画都似曾相识，就是画不出了，如失了通灵宝玉。……北京空气较前大不相同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鼓舞了文化界，美协昨天开了会，谈得很热烈，有的同志提出美术界应该自由结社，创立流派，举行个人展览——都是很好气象。”并谈了自己的计划：“中国画院、工艺学院，我都无去的打算，希望向职业化方向努力，当然还要经过若干困难。”在“众人皆醉”的时代背景下，张仃先生流露出难得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比他外在的艺术成就，更加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