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著名导演、编剧、作家黄佐临先生的二女儿、著名编剧黄海芹女士撰文回忆了父母与五个孩子之间的温暖往事。从上世纪40年代一直到80年代，7张不同时代的家族合影记录了各自的变化，而不变的是他们的无价之宝——充满爱的家。
老爸（黄佐临）今年应该117岁了。妈妈出生在1912的新春，她应该111岁了。
两个纯粹的人，相识、相知、相爱、结婚，生下了我们五个。1941年，爸爸与他的岳父金峻轩，合资买下卫乐园一号，就是那栋卫乐园后弄堂走到底，偏僻矗立着的二层小洋楼——我们的家。
人人都羡慕我，出生在名门之家。
有同学说，你多好啊，出身好，又有钱，又荣耀。学校组织我们去机场欢迎外宾，爸爸妈妈作为贵宾，并肩缓缓走过我们的列队。这个时候，同学们的羡慕，想必达到极致。
名与利，光鲜的外表，过于炫目，遮挡了一些人的目光。
我想，我幸运地出生在这个家，最最引以为傲的，绝对是它的内在，它的诚实，它的质朴，它的率真。
若说爸爸妈妈是名人，不如说他们是“忙”人。忙碌之极。他们以全身心投入热爱的戏剧、电影艺术，竭尽全力。他们没有参加过一次我们的家长会，我们除了自己的生日，不知道所有的节假日，例如中秋、端午，乃至元宵，因为，他们每逢佳节倍忙碌。
可是，他们又非常爱我们，非常爱我们这个家。
1940年代中期
他们会挤出时间，带我们全家出游。有一次，盼了好久的中山公园终于成行，才走到弄堂口，爸爸的朋友鲁韧先生来了，我们只好打道回府，那个丧气就不用说了。最后，五个小人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泄愤，因为，鲁韧先生曾经在跳这个新疆舞的时候，裤子松了。
一次去漕河泾的冠生园，调皮的弟弟爬在大金鱼缸上捞金鱼，竟然掉了下去。自此，弟弟黄学良有了掉入金鱼缸的黑历史。
暑假，我们举家去了依山傍水的乍浦，我学会了在大海里游泳。一岁多的弟弟学会了在沙滩上走路。回上海，弟弟在打蜡地板上奔跑，一步一滑，跌跌撞撞，捅碎了阳台门的玻璃。
1950年代初
1947年暑假，我们乘船去台湾探望三姑姑。台湾刚好放映黄蜀芹参演的电影《不了情》，热情的观众把黄蜀芹围了起来要求签名，最后，九岁的黄蜀芹被吓哭了。
炎炎夏日，累了一天的妈妈下班回家，跌坐在花园的椅子上，由衷地叹道：“走到哪儿，还是家里好啊！”妈妈在日夜两场的演出间隙，骑自行车从卡尔登戏院（现为“长江剧场”）赶回来，给孩儿们喂奶，每天每天，匆匆忙忙，终于得了严重胃病，但是她坚持母乳喂养，让我们五个得以健康成长。
等我们长大一些，爸爸带我们练习骑自行车，第一次上街去，他在前面，我们跟在后面。出了弄堂，越加紧张。才到泰安路小菜场，姐姐就撞翻人家一个竹篓子，绿豆芽撒了一地。爸爸赶紧下车，拙嘴笨舌赔礼，诚心诚意赔偿。
我们在弄堂里闯了祸，爸爸就带我们上门道歉，回家以后，不打不骂，只是说：人家讲，你们父母都是文化人，孩子怎么那么没有教养（我想，他是让我们自惭形秽）。
妹妹崴了脚，爸爸把她背上背下；我过生日，爸爸会送我一个景德镇的猫咪瓷壶，因为我的小名叫毛毛……
所以，我们的名人爸妈，也面对各种家庭琐事，和别人家的爸妈是一样的。
1950年代中期
当然，我们的爸妈，也有他们自己的教育方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很尊重我们的意愿。
弟弟拉小提琴很有天赋，可是他自己没有兴趣，爸妈就同意他放弃；弟弟喜欢上了京剧老生，爸妈就支持他每周去天蟾舞台看京剧演出；老五黄小芹，耳朵特别灵，爸妈就支持她考上海音乐学院附小，学习钢琴。
老三黄汝芹高中毕业，成绩优异，被内招进刚成立的上海计量局，一个保密单位。这意味着老三不能读大学了。去还是不去？老三想去。爸妈就同意她边工作边读夜大学。后来，爸爸还老爱逗她：“老三，今天都干些什么了？”老三照例一瞪眼说：“保密！”大家都笑了。挺严峻的问题，就这么轻松解决。
老大中学毕业放弃高考，班主任老师追到家里，请家长说服她不要放弃，太过可惜。结果，爸妈同意了老大的意愿。老大为此下乡两年，等电影学院招生，才再去追考自己喜欢的电影导演专业。
我呢，偶尔说起喜欢心理学，第二天桌上就堆了一叠巴甫洛夫学说；跟家里聊起学校发生的小故事，爸爸就会有意无意地提议，可以试试写个小电影，等我真的写好了，爸爸竟然拿去请电影厂的叔叔看，请人家提意见，像真的一样。
记得我初中毕业，爸爸去北京拍《鲁迅传》，我就跟去了北京。他忙着拍戏，我一个人玩，在故宫后门一条小街，迷上了外壳珐琅质的、五彩缤纷还会打鸣的怀表。爸爸看出了我的心思，对我说：“你把你写的小诗拿去投稿，我就给你买怀表。”那是我第一次到北京，有感而发，大约的意思是：让我们把脚步放得轻轻，不要把辛劳的领袖惊醒……听了爸爸开出的条件，我想了许久，终于没有胆子把稿件投出去，当然，怀表也没有得到。
长大以后，姐姐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分配回上海电影制片厂；老三本来就在上海计量局；弟弟中学毕业，正逢上山下乡，因为他劳动卖力，老师傅喜欢，留在上钢三厂当电工；老五音乐附小毕业，正是特殊时期，无法考入音乐附中，被分配去上海图书馆书库工作。
1960年代初
1963年，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在福州军区。爸妈有些不舍，专门去问了南京军区的朋友，回来以后，郑重地对我说：“部队对女同志而言，比较局限，有的地方连女厕所都没有。”然而，我年少气盛，自信满满，爸妈只好为我准备行装，送我从军。
这一走，就是18年。
家里五个孩子，就我一个离家远行，那么，所受到的呵护，也必定是最多的。朋友们好奇，家里给我带什么行李？爸爸趴在饭桌上，把一条绿缎子面的鸭绒被一剪为二，一半给姐姐，一半让我带走。我不肯带，绿缎面，太奇怪了。爸爸说，带吧，行军背着，可以轻一点。然后，他用白被套套上。我勉强说：“好吧”。
下部队，我的被子鼓鼓囊囊，在一堆四四方方的被子里，尤其显眼。老同志说，来，你个新兵蛋子，我教给你怎么打背包！他打了半天，不是东凸就是西翘，愣了好一会，说：“我的个妈呀，你这是什么被子？鸭——绒——被？”战友们都向我看来，像看外星人。当时能拥有鸭绒被，有如天方夜谭。我羞得恨不得钻地底下去。
18年中，家里给我寄些什么呢？不是吃的，不是穿的，也不是什么化妆品。1960年代，他们给我寄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那是稀罕物，大概连部队首长都没有吧。害怕过于特殊化，我只敢半夜偷偷听。1970年代，我收到爸爸寄来的带轮子的旅行包，让我下生活的时候，可以省力些。那时候旅行包有轮子，也是很稀罕的。我拉来拉去的风光了好一阵。
最叫我啼笑皆非的是，他们给我寄来了一件爸爸自行设计的“防蚤服”。这是一件白纺绸的套头睡袍，袖口和裤腿都是全封闭的，唯有脸部是一方深墨绿的蚊帐布，用以透气。我试着穿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因为我曾说过，福建乡下跳蚤多，把我咬得体无完肤。可是这件奇装异服，虽是防了跳蚤，夜半三更，穿了会吓死人的。我把它寄了回去，并安慰老爸说，这个创意，可以得诺贝尔奖，可我们是前线，民兵看见会以为是对过偷渡过来的特务水鬼，要把我抓起来的。这样，他老人家才算作罢。
在离家的18年中，爸妈没有以任何借口让我回家看看。连外公过世，都没有及时告知。可是，仅有的一次，说要陪妈妈看病，把我叫了回去，实际上却是携妈妈去北京观摩爸爸导演的《伽利略》。我看过《伽利略》译本，晦涩难懂。而爸爸导演的舞台剧，引用了古希腊的幕前说唱，生动顺畅，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爸爸倾注的心血，难以估量。我知道，爸爸是要和我们共同分享演出的成功和喜悦。我和妈妈连看三场，其中，伽利略恳求神父们看一看望远镜，看一看天体的真相，他求一次，神父们往后退一步，求一次，神父们再退一步，再求，再退……我看得热泪盈眶。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场景，依然记忆犹新。
哇！当时朋友们评论，让你们坐飞机来回，就为了看一个戏！
哇！是有点匪夷所思。
但是，那些“哇”，那些“匪夷所思”，那些潜台词，那些爸妈胸中默默的涌动，我懂。
顺境中，爸爸妈妈忙着、累着、努力着、奋斗着，对我们呢，牵挂着、关心着、注意着，殊不知，逆境中的爱，才是最直击心窝的。
特殊时期，我们抱团取暖。当时，爸爸每个月工资15元。有一次，我路过上海。爸爸忽然问：你的手表呢？那还是考上初中，他给的奖励。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直到工作，近二十年，一直戴着这块半钢的小女表没有换过。我实话实说，表太老了，九江（我们已经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21团，在九江庐山脚下）修不好，我托人带到南昌去修了。说完，我立即后悔。果然，离沪前，爸爸非要带我去静安寺旧货店买手表。那时候，手表要券，所以，爸爸只好买二手货。他一定要买一块东风表（他的第二故乡天津出的）。当时，他每月只有15元，经年累月，他哆哆嗦嗦地积攒了100元。革命群众问：“你哪儿来的100元？攒钱做什么！”他说：“我担心我的孩子们。”
于是，这块普通的东风手表，绝不普通。对我来说，压在心头，重过千斤……
最难以接受的，是他们决心替我带我的二女儿郭茅。在我们小时候，妈妈就宣布，带你们五个就够了，将来，我决不帮你们带你们的孩子。可是，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硬是留下了郭茅，给了她最真挚的爱。茅和她外公，成了忘年交，一老一小，有说不完的话。姐妹们开玩笑，说她排行老六。于是，郭茅得了个“阿六头”的雅号。
1980年代末
爸爸妈妈的爱，有如黑夜的繁星，数不胜数；又如冬日的暖阳，环绕在我们身边，默默地、无声地，又无时不在。
爸爸去世后，一位哲人来到我们家，说：你们爸爸走得急，来不及交代，家里有三件宝，要珍惜哦。我们五个面面相觑，哪三件宝啊？一件，大概是萧伯纳先生送的相册，他的亲笔题词，以及爸爸的藏书，我们捐给了上海图书馆；第二件，大概是爸爸的房子。我们遵循他的意愿，没有作为纪念馆；第三件，是什么呢？猜来猜去，不知所以。
我自己想，第三件，是我们的家呀！我们这个充满爱的家，不是无价之宝吗？
1950年代中期
1950年代初，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高高兴兴带回来一张白石老人的画，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画，是白石老人根据爸爸的意愿，构思而成。画面由一只雄壮的公鸡（象征爸爸），一只温柔的母鸡（象征妈妈），左上方是三只小鸡（应该是黄蜀芹、黄海芹、黄汝芹三姐妹），左前方是一只啄螳螂的小鸡（是弟弟黄学良），还有一只拖在后面奔跑的小鸡（那是老五黄小芹，我们最小的妹妹），一只小脚还翘着。
——无疑，这是我们家的缩影。
爸爸把画挂在客厅里，凡有国内外贵宾来访，他总要兴致勃勃地讲解一遍，介绍这幅画，介绍白石老人，介绍他喜爱的家。这是怎样一幅和睦的景象啊，主人讲得喜气洋洋，客人听得津津有味，每个人的心里，都呈现一个美好的家。
可惜，那个特殊年代中，这幅画不翼而飞，至今无有音讯。
我们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画，很难过，很惋惜。但是，我们心爱的家还在，我们之间的爱还在，爸爸妈妈做人的榜样还在。温暖的情谊，有如清澈的小溪，源源不断地流淌，流传到下一代，再下一代……
还是在九江的时候，我想要添加一件棉袄。星期天，“黄全家”们骑着自行车全体出动，帮我在大街小巷寻找。当我重新回到写作岗位，姐姐黄蜀芹想方设法搞到内参电影票，给我补课。那时候很严格，要凭工作证和电影票才能进场。于是，姐姐看第二场，我看第三场，我们在新光电影院对过的上海食品商店碰头，姐姐把工作证借我，我冒充她进去观摩。竟然一次也没有“穿帮”。
我们的孩儿们，聚在一起，拍起了小电影，于是，有了《泰安路的星期天》，白发的外公，开着老人车，和他的儿孙们嬉戏；远赴海外的堂弟们，至今心心念念的，就是星期天的家庭聚会。我们没有满汉全席，我们吃面条，或是馄饨，再不就是一大锅沙拉，大家喜欢的不就是聚在一起、不戴面具、赤诚相待吗？家，家风，让每个人挺起胸膛，让每个人骄傲。
1980年代
我们失去了白石老人的画，也可以说，没有失去。我们的家还在，我们的爱还在，刻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盗画的人得到了画，但也可以说，他什么也没有得到。画的灵魂是无法盗走的。
每每忆起往事，更加怀念温暖的家。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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