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操走过70年：伸伸臂，弯弯腰，踢踢腿，蹦蹦跳（全民蹦蹦跳）

“晨风吹，阳光照，红小兵起得早，起得早。

整整齐齐排好队，大家来做广播操。

伸伸臂，弯弯腰，踢踢腿，蹦蹦跳。

认真锻炼身体好，长大要把祖国保。”

上海市广灵路小学学生在做广播操

1971年的一天，去上海无线电九厂上班的糜佳乐路过一所小学，听到喇叭里放的是成人乐曲，操场上是准备做广播操的小学生。他心里一动：小囡做操，应该有自家的儿童歌曲。进厂后，他边开会边一气写成《大家来做广播操》的歌词。他把歌词给了曾与他合作过《*去安源》组歌的作曲家舒惊涛，舒谱曲后，投稿给《红小兵报》。

1972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发表30周年，国务院文化组在全国征集新优秀歌曲。《红小兵报》社在张家宅小学组织试唱《大家来做广播操》：八位同学，一位老师手风琴伴奏。糜佳乐和舒惊涛也到场。一曲唱罢，大家都觉得不错。就这样，这首歌进京与各地推荐的上千首优秀歌曲竞争。经初选、审听、座谈，《大家来做广播操》与其他81首新创优秀歌曲，还有19首革命历史歌曲，一起编入《战地新歌》。

糜佳乐最早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到的《大家来做广播操》。这首节奏明快，充满童趣和活力的《大家来做广播操》，很快流传开来。1978年，随着少先队组织恢复，歌词中的“红小兵”改为“小朋友”。糜佳乐说，“家里有张《大家来做广播操》的唱片。是1980年《我爱北京天安门》的作曲金月苓辗转找到我后寄来的。”

借鉴日本“辣椒操”

1950年底，北京王府井南口一栋小楼。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委会秘书杨烈向筹委会递交报告：建议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让更多人参加体育锻炼，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

杨烈

那年8月，杨烈随体总筹委会副主任徐英超所率的新中国第一个体育代表团出访苏联，苏联的全民体操运动给杨烈印象深刻，尤其是卫生操在早间跟着广播或自行放音乐进行，这种体操使人民得到身体锻炼并易推广。

杨烈，1933年就读于上海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后赴日在东京体操学校和文部省体育研究所深造。1939年到延安，任延安体育会主任、延安新体育学会理事、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委员会成员等。她曾在1942年9月10日《解放日报》发文《谈谈女同志的体育运动》，号召女同志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新中国成立后，廖承志请来在港做地下工作的杨烈，使她成为第一个进入国家体委的女干部。

杨烈的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当时，中国人平均寿命35岁，预期寿命40岁左右。新中国急需通过全民体育运动来提高人民体质和竞技水平。但创编一套全民健身操史无前例，杨烈去找同事刘以珍商量。

编操从何入手？刘以珍想起了日本的“辣椒操”。她是在北师大读书时学的“辣椒操”，教授的老师是长得像意大利人的日本人石津诚。

广播操起源德国，后从美国传入日本。1928年，日本第一套全民健身操问世，因是跟着广播电台放的音乐做操而称之“广播体操”。传到中国，因日语“广播”发音似中文“辣椒”，国人把广播操叫“辣椒操”。

刘以珍说：“全民健身操的目的是让人们简单地活动一下身体。对学生来说，上午上了两节课，中间需要休息一下。”她编操由此出发：做操时间不能长，动作不能难，但要让全身得到锻炼。

新中国第一套广播体操由此诞生。共10节，只需5分钟左右。第1节原地踏步“下肢运动”和第2节弯腿伸臂“四肢运动”，皆为热身。运动强度从第3节“胸部运动”起渐加大，弓步扩胸练四肢。第4、5、6节分别是“体侧运动”“转体运动”“腹背运动”，锻炼部位移至腰腹部。其中最难的是“腹背运动”，要身体前屈、膝关节伸直、指尖触地。第7、8、9节依次为“平均运动”“跳跃运动”“整理运动”，第10节“呼吸运动”借鉴“辣椒操”，收于呼吸运动。

相比编操，刘以珍觉得为体操写说明更难。广播操挂图的文字要准确易懂，就说“举”和“振”，“举”是硬动作，“振”是依次经过身体不同部位的摆动过程。那时掌握的体操术语太少，刘以珍借助了日本的体操术语词典。挂图模特是著名体育教育家马约翰的儿子马启伟，广播操作曲者是以创作《新四军军歌》闻名的何士德，由北影管弦乐队演奏、中央广播事业局人民广播器材厂制成唱片。

当时的广播体操示意图

七十年：从第一套到第九套

笔者做过两套广播操，做第五套时是中学生，做第六套时已是中学教师了。广播操是中国有史以来参与人数最多、从事时间最长的运动。

1951年11月24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当天，全国体总筹委会、教育部、卫生部、总政、团中央、全总、全国妇联、全国民主青联和全国学联9部门联合发出《关于推行广播体操活动的通知》，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广播事业局和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筹备委员会联合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各地人民广播电台举办广播体操节目，领导全国人民做体操。这是普及国民体育的一个重要步骤。”翌日，《人民日报》发文《大家都来做广播体操》。

12月1日，无线电波第一次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体操》音乐，每天3次，分别是6:40、7:20和7:40。时至今日，广播操很快出台九套，虽出自年代不同，均沿用第一套的动作顺序编排原则：起步时离心脏较远且负荷量较小，热身后逐步加大动作和负荷量，转入较剧烈运动和较大负荷量，最后整理或放松，运动结束。

1954年7月颁布第二套广播操。较之动作简单的第一套，融入健美操和舞蹈等元素，动作难度有所增加，运动量加大，取消了第一套的“整理运动”和“呼吸运动”。1957年，推第三套操。加入武术动作，极具中国特色。因调查显示做操有助于改善食欲和睡眠，做广播操一时成为时尚，有的单位从一日两次增为三次。

1963年4月15日，趋于成熟的第四套问世。它有两个首创：一有开始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套广播体操——时代在召唤！”；二有少数民族语言版。这一套比前三套好学，运动量继续增加，动作强调新颖优美。

1953年国棉六厂在车间推行广播操

1971年9月1日，活动部位较全面、难度和运动量稍大的第五套问世，并因加入劳动和舞蹈动作而显得新颖活泼。做操标准优美的北京厂桥小学学生李连杰上台领操并走上了新闻纪录片的银幕。九年后，武术高强的他，在电影《少林寺》里大放光彩。

第六套广播体操于1981年9月1日问世，首次配两支新乐曲以交替用。1990年5月8日出了第七套，挂图模特为著名体操运动员李宁，但难度较大不易学。1997年6月20日推的第八套降难易学。这一套分为两版，第二版为快节奏。媒体在丰台采访试新的北京市民，大家都说这套操对促进人体“柔韧性”好。其中第七套历时十四年，成为使用期最长的一套广播操。

2011年8月8日全民健身日推出第九套。与时俱进地加入保龄球及现代舞等动作，尤其是针对现代人坐办公室和使用电脑时间长，增强对肩、颈、背等部位的锻炼及下肢力量的运动。

历时七十年，广播操在不断更新中走向完善和成熟，从第一、二套的借鉴摸索到第三至第九套的逐渐成形，确立了规范、科学、普及、健身和趣味性集一身的编排原则。

广播喊你来做操

1952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套广播体操实施半年的报道《广播体操在全国各地普遍推行》。其中写道：每天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京、津、沪等40家电台同播广播体操节目，日占52个波长，总计1205分钟。对收听不便或收听设备不完善地区，提供广播操唱片3800张。

1958年，四明村的居民一早起床做广播操(新民晚报资料照片）

据《上海体育志》，上海学校做操可上溯至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上海三等公学等新式学堂开设体操课。翌年，我国最早自办女学堂上海经正女学也开体操课。那时的体操，多为兵式体操或普通体操。南洋公学改为交通大学后，规定学生每天早操一次。澄衷中学规定学生必须早操，并要求着装统一，站固定位置，缺席者会被警告。

1951年8月，政务院《关于改善各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提出：要在学校开展早操和课间操活动。随着第一套广播体操颁布，上海学校的早操改广播操，其中中学出操率达66%。在20世纪50年代，广播操成为课外体育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提高学生健康的重要途径之一。

1981年，上海把“两课（每周2节体育课）四操（每天早操、课间操和上、下午各1次眼保健操）两活动（每周2次课外体育活动）”列入课表。

在上海，当时大境中学开展学校体育名气很响。76届三班体育委员樊凤祥记得：“我们班接到任务，要开一堂公开课，听课的是来自全国的体育教师代表和学校领导代表。我们在人均仅有0.17平方米的‘螺蛳壳’里，爬竿、跳高、翻筋斗、撑双杠等，活动热气腾腾，一堂课不知赢得了多少掌声和惊讶声。”第二天（1972年12月24日）《文汇报》刊登报道：《“螺蛳壳”里龙腾虎跃——记大境中学因地制宜开展体育活动》，大境由此成名。

1970年，当一个留运动短发、浓眉大眼的姑娘走进大境中学时，大境中学在河南南路一所民居中。她叫裘琴琴，从上海游泳队专业运动员变为一位民办中学的体育老师。大境是当时南市区校舍和场地最简陋的中学之一。校舍是栋旧式三层楼居民房，活动场地仅为底层一小天井和一厅堂。体育设备只有双杠、跳箱、上海人叫“山羊”的鞍马各1个，另有9个垫子。

大境中学学生在锻炼身体

裘琴琴和同事们因地制宜。天井靠墙处竖几根竹竿当土爬杆，还制作土吊环等。在底层大厅和天井里，错落有致地排放着“山羊”、双杠和跳箱等器材。跑步到人民广场划跑道短跑，于人民路、中华路、环城路练长跑。广播操更是雷打不动，“由于场地小，每次只能容纳一个班级活动。为了让学生能够做好广播操，裘琴琴同其他老师商议后，采取分批分散的办法，让全校学生分七批做完，这样仍然保证按时上课”。（摘自《解放日报》1980年2月23日《力量来自强烈的事业心——记大境中学体育教师裘琴琴》）

自1975年以来，大境中学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单位、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体育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先进教育单位，并受国务院嘉奖。裘琴琴获“特级教师”称号。

广播操功不可没

“清晨，七时半到八时，是早操活动的时间，如果你坐电车在外滩走过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许许多多单位，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做着早操。”（摘自《新民报》（晚刊）1953年1月25日《外滩的集团早操》）

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工休做广播操成为制度。到6月，上海市参加广播操及工间操职工升至46万人。在20世纪50年代，广播操和球类是最受工人欢迎的运动项目。

上海大来电业厂职工正在做操

说到工厂做广播操，就会想起电影《大李、老李和小李》中的工会主席大李，体育锻炼使大李告别了阴雨天腰酸背痛，全厂体育活动蓬勃发展，生产蒸蒸日上。故事原型是上海肉类加工厂，编剧之一姜荣泉说：“它是上海市工厂唯一的全国群英会代表。《解放日报》已在头版报道。报道是我写的，《生产要体育体育为生产》。市委宣传部委托天马电影制片厂要我汇报，当时电影界正想拍些喜剧片，体育题材很适合喜剧的特点。”

1960年，淮海中路一条街率先组织开门操，每天上午商店营业前10分钟，职工在店门前做广播操。之后，在南京东路、西路一路展开，成为国内著名商业街的“店堂运动会”和“马路运动会”的项目。到20世纪70年代，广播操列入上海职工体育活动主要内容的“三操”（广播操、生产操、保健操）“一拳”（太极拳）。进入80年代，广播体操作为工间操，各单位经常组织广播操评比。大型企业上海冶炼厂曾获市广播操比赛党委厂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