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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松德赞生于公元742年，至代宗朝时，其已臻成年时期，已可依自己的意志施政与推动对外关系。
吐蕃于其主政时期，对内、对外均创造了多项纪录，影响后世极为深远。
对内倡导佛教信仰，立佛教为国教，其影响延及今日，为今日藏族几乎全民信奉佛教奠下基础；对外攻下李唐京师，立傀儡皇帝、改元、署置百官，此为唐代以前的中国史上所仅有。
因此赤松德赞在吐蕃史上有极其显赫的地位，名声威望直追其先祖松赞干布。
1、由群相掣肘到意气风发赤松德赞继承大位时已13岁，并于15岁亲掌政权，相较于祖父（都松芒保杰）的1岁继位位、10岁亲政；父亲(赤德祖赞)的2岁继位、9岁亲政的情况，似乎年纪大些，似较能应付诸般情况。
但实际上赤松德赞即位后，欲推动心仪的佛教信仰，遭到一撮反佛的大臣所拦阻。
此一撮大臣居然声称：
王（赤德祖赞）之寿短，乃系推行佛法之故，遂不吉祥。所谓后世可获转生，此乃妄语。消除此时之灾，当以苯教行之。谁推行佛法，便将其孤身流放边地。
并由众相制订了“禁佛小法”。
按吐蕃制定法律，属吐蕃宰相的职权范畴，于赤松德赞时期吐蕃早已实施众相制，不再是大论一人下决定即可，必须由众相会议议决后，送请赞普核可，方能实施。
但实际上，“禁佛小法”竟然跳过了赞普的核定，付诸实施。这足以反映当时赤松德赞处境的艰困。
从公元755年攻打李唐开始，掀起夺取李唐领土的风潮，至公元763年打下长安，为此一风潮的最高峰。
吐蕃攻占长安的决策过程，可提供对于当时吐蕃赞普是否已大权在握，且能依意志行事的至佳证据。
幸而立于拉萨布蓬拉宫之前的《恩兰蓬札路恭纪功碑》碑铭，如实地记载了攻打长安的决策过程。
碑铭显示：
吐蕃攻打长安当系经过廷议，由恩兰达札路恭提议，再由赞普拍板决定攻打李唐长安城。
但当时吐蕃的首席宰相为韦囊热达赞，受命征讨李唐的四大将领分别为尚琛杰结息舒丁、恩兰蓬札路恭、尚东赞以及尚赞磨等，俱为当朝的众相。
于此，可看出公元763年之时，吐蕃众相制与独相时期不同的决策过程，即廷议并非由首席宰相（大论）所主导；拍板定案者为赞普而非首席宰相（大论)；征讨大军的统帅亦非由首席宰相（大论）担任。
首席宰相(大论)于吐蕃攻打长安事件中，似乎完全失去了踪影。
由此即知，首席宰相（大论）于众相制的运作当中，失去了原有居议事主导者的优势，而且也不必然成为蕃军的统帅，主导权全归于赞普手中。
于此证实了李唐爆发安史之乱，吸引了吐蕃群相的注意力，转向攻略李唐境土，适时地为赤松德赞解除遭群相掣肘的困境，赤松德赞乘机布局，大展鸿才，扭转情势。
至少于公元763年之时，已是一位大权在握，叱咤风云的吐蕃赞普。而且在其任内，成就了吐蕃史上，乃至藏族史上，对外最辉煌的武功。
2、对外用兵同时对内倡佛吐蕃于李唐安史乱作开始(755)，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尽下李唐陇右道。同年十月，攻占长安13天撤军以后，并未将大军撤回原属各建制，而是顿军于原、会、成、渭诸州之地，均邻近唐蕃接界，伺机再行寇略。
仆固怀恩受吐蕃唆使而反，于广德二年(764)、永泰元年(765)两度引兵攻打李唐，吐蕃均参与且为要角，于唐境肆虐。
至大历年间(766-779)，吐蕃近乎连年侵寇唐境。
另外，吐蕃亦于此时期，为取佛舍利子，发兵进攻印度，越过恒河陷摩揭陀国，取回舍利子后，于恒河河畔派遣4名蕃军驻守，定恒河为国界，并于地立碑。
《贤者喜宴》引《拔协》所载云，赤松德赞派遣恩兰达热路恭为将军往征突厥，摧毁突厥的修道院，并将佛像等供奉之物及所有财物等一并携回。
吐蕃于赤松德赞初即位至779年间，不论东向李唐，北向突厥，或南向印度，均曾发起军事行动，对外迹近“穷兵黩武”。
然而赤松德赞对内的施政，却与对外常年用兵的情况，有若天壤。
就在赤松德赞于20岁时，以“手臂麻木并有凶兆”为由，决心“重新供奉三宝”。赤松德赞生于公元742年，年20时值公元761年，正好为吐蕃忙于攻占李唐陇右地之时，吐蕃群相倾巢而出，赤松德赞趁此时机邀寂护大师入蕃弘法。
适巧吐蕃国内发生灾害，反对佛教的众臣民，以为因误行佛法，触怒吐蕃神魔，有以招致灾害，必须驱逐印度僧人，以消除灾厄。
赤松德赞顺应反佛民情，暂时遣回寂护大师。赤松德赞并未因此而气馁，为表示奉佛决心，再度迎请寂护大师。寂护入蕃后，正式挑战苯教，要求与之辩论，佛苯辩论结果，由佛教胜出，赤松德赞据此名正言顺，禁止苯教信仰。
自此，赤松德赞摆脱苯教的纠缠，全力弘佛。
其兴佛之具体措施，包括派人赴印度、汉地邀请佛教高僧；引进佛教经典；命人学梵语广译佛经；建立僧伽制度；直至公元775年兴建桑耶寺，于公元779年桑耶寺大殿完成，成为蕃廷倡佛根据地。
并同时于桑耶寺大殿完工之日，颁布桑耶寺崇佛誓约署名诏敕，立佛教为国教。此举是为吐蕃弘佛的最高潮，也是影响后世的重大决策。
就在吐蕃国内弘扬佛法达于巅峰之际，李唐也在酝酿转变外交政策，唐蕃二国就在此历史的转折点上，相互碰撞而擦出火花。
3、唐代宗的战与和唐代宗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辛酉驾崩，皇太子李适于该年五月癸亥柩前即位，是为唐德宗。
德宗仍为王储（号为雍王)之时，曾为剿除安史乱众事宜，带着数十骑侍从往见回纥登里可汗，议援军出兵作战事宜。结果因见面礼节，双方发生冲突，回纥登里可汗手下竟然以失礼为由，捶打雍王侍从四人，其中二人因伤致死，并以雍王适年少未谙事，放归本营，史称“陕州之耻”，德宗因此而心恨回纥。
唐德宗于大历十四年(779)五月癸亥即位，同年八月乙巳，即命集代宗时期所扣留的吐蕃使者及俘虏500人，各赐袭衣，由韦伦携往吐蕃，试图改善与吐蕃的关系。
然而，吐蕃于德宗即位当年(779)十月，发动十万众，分三路进寇李唐剑南。
据《旧唐书·吐蕃传》所载，当时赤松德赞所发三路军分别为：
北路攻击李唐之灵武；东路进击李唐山南道之扶、文二州；东南路则进袭李唐剑南道，大军朝灌口进发。
吐蕃选择进击李唐的时机，正是唐代宗驾崩，德宗登基未及数月的情况。
赤松德赞之所以选择于大历十四年(779)十月，与南诏合军进击李唐，当然与唐代宗甫即位时之景况相同，即以进军寇略的方式，送李唐新立皇帝“贺礼”，实际的目的再清楚不过，那就是给李唐新君下马威，给予军事压力，用以威吓李唐新君。
只是赤松德赞万万料不得，李唐新登基的皇帝，竟然打破李唐从不主动遣使赴蕃请和的纪录，不但主动请和，还将李唐所羁押的蕃使与战俘释回吐蕃。
韦伦携蕃俘进入蕃境以后，吐蕃舆情大悦。
《旧唐书?吐蕃传》则记载赞普赤松德赞谓韦伦曰：
不知大国之丧，而吊不及哀，一也。不知山陵之期，而赙不成礼，二也。不知皇帝舅圣明继立，已发众军三道连衡，今灵武之师，闻命辄已；而山南之师已入扶、文，蜀师已趋灌口，追且不及，是三恨也。
赤松德赞充分表现其杰出的外交长才，首先表达未知代宗驾崩，未及派出使者哀悼，也不知丧礼之期，未致赙赠等，而引为憾恨。闻之令人动容。
其次言及未知德宗之继立，不但仍称呼李唐皇帝为“皇帝舅”，还声称韦伦修好之行抵蕃时，其已追回部分发出的部队。
但实际上，赤松德赞根本没有遣军进袭灵武，否则远在原李唐陇右道的吐蕃军区，能够得到蕃廷的命令而停止进军，反而更靠近于吐蕃核心区的原李唐剑南西山，得不到讯息而无法追回已进发的部队。
所谓远的追得到，近的却追不到，岂合理乎。赤松德赞所言“追且不及”，显然又是其外交辞令中的推诿之辞。
观上引墀松德赞“三恨"言下之意，攻打李唐剑南道已是挽不回的既成事实，但仍颇见立即与李唐修好的诚意，随即遣使随韦伦回唐报聘。
韦伦于隔年（780)四月癸卯回抵唐廷，向德宗奏与吐蕃议和事。
同年(780)五月，德宗再遣韦伦使蕃，将寇剑南的蕃俘释回吐蕃。剑南守将上言：“吐蕃豺狼，所获俘不可归。”
4、清水会盟的背景唐德宗友蕃之举，实际上也立即获得良好的效果。
原为四镇、北庭留后的刘文喜，受命往城原州，并由泾州守军负责筑城，引发泾州将士不满而反抗，刘文喜因众心不安而据泾州抗命。
至建中元年(780)四月，刘文喜据泾州叛，遣其子质于吐蕃，请求吐蕃军援。
若按此前吐蕃作风，定乘李唐叛将求援之际，如同仆固怀恩之例，引兵入唐鱼肉一番。
但至同年五月，唐军围剿刘文喜，吐蕃方睦于李唐，并未出兵援助文喜，致文喜伏诛。
就此而言，当时唐蕃之间确实酝酿一股友好的氛围。
李唐甚至一反常态，于建中二年（781)二月，将原驻防于京西的防秋兵12000人移戍于关东，原因在于京西已无边防之警，故将之调防于关东，以防备河南、河北诸镇，此于前朝大历年间似较少发生类似情况。
德宗建中元年(780)十二月，韦伦使蕃回唐覆命，随同者有吐蕃宰相论钦明思等55人至唐。
建中二年(781)三月，崔汉衡使蕃，主要任务为磋商唐蕃议盟事。
崔汉衡于该年(781)十二月进入蕃境后，为吐蕃阻于半途，谓须先看过汉衡所持国书后，再安排晋见赞普。
原来，吐蕃斤斤计较于李唐国书上的用词，唐蕃虽仍以外甥、阿舅互称，但吐蕃对“舅甥”的理解，与李唐所理解的不同。
李唐自认是“舅”，是为岳丈，居尊位，吐蕃为“甥”是为女婿，居卑位；但吐蕃以为“舅甥”为妻舅与妹婿的对等关系，故抗议李唐国书使用上对下的词汇。
由此即知吐蕃早已意识到自己国力的强盛，国家地位早已不在李唐之下，因此拒绝居于李唐之下，而要求以对等方式，更改国书上的用字。
同时，吐蕃要求以贺兰山为唐蕃边界。
贺兰山就位于李唐灵州西面，吐蕃之所以要求以之为界，主要目的似在于确定蕃唐北方的疆界。
因为原李唐陇右道早于公元763年已沦陷，唐蕃疆界在吐蕃历年的侵占下，由西向东一直推进到李唐原州与庆、泾、陇等州交界处，此已确定。
唯独原州以北之唐蕃边界仍处于模糊状态。吐蕃如此要求，亦为符合当时的现况。
因灵州由李唐朔方军驻防，吐蕃久攻不下，此为事实，因此提出以贺兰山为界，其西有大片闲田，一直到河西走廊北面，包括凉、甘、肃、瓜等州之北面地区，均将归属吐蕃所有。
李唐在史书上，时时以“请和”、“求和”、“议和“字眼，掩饰吐蕃屡屡要求李唐承认其以武力所攻陷土地主权的屈辱。
德宗理解吐蕃的意图，遂完全接受吐蕃所要求的二件大事，即与李唐持对等敌体礼，以及唐蕃就现实状况划界。
如此一来，德宗等于是对吐蕃放弃了天可汗唯我独尊的地位，承认吐蕃与李唐为对等关系，以及放弃吐蕃历朝以来透过武力所占领的唐境。
此即德宗建中四年(783)唐蕃所签订“清水会盟”的真义。
唐蕃会盟的进行，也全非李唐一厢情愿，吐蕃内部也进行了一番努力与调整。
吐蕃于公元768至780年，担任首席宰相（大论)为接替论弃桑雅卜拉之后的琛尚结息舒丁，即为汉史料所载之“尚结息”或“尚悉结”，系为吐蕃攻陷李唐京师的统帅，并于仆固怀恩叛唐之际，二度率军入唐肆虐，可谓经常参与对唐作战的鹰派人物。
《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为达成与李唐之盟誓，竟将不肯约和的尚结息撤换。
建中二年 (781)三月，李唐派遣崔汉衡使蕃，崔汉衡遭止于行馆，磋商国书用词，汉衡遣其判官于同年（781)十二月与蕃使入唐，奏报唐廷，吐蕃要求对等礼与划界二事，李唐均应允。
建中三年(782)四月，吐蕃归还李唐僧尼将士800人，以及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铣等之灵柩，以回报李唐。
同年(782)九月，崔汉衡偕蕃使区颊赞返回李唐。
同年（782)十月，唐使樊泽受命赴蕃，确定双方结盟日期。
由上述得知，唐蕃结盟一事，是为李唐所主动，李唐为早日终止唐蕃交战状态，主动提出和盟要求，此在唐蕃关系史上殆属创举，因为于此之前，均为吐蕃主动向唐请和，从未有李唐主动向蕃请和之例。
5、清水会盟的流程唐蕃为此次盟誓，经由4年4次往返磋商，议题包括盟书内容、两国疆界、对等国待遇、盟誓时间地点等等，可谓既慎重，又绵密反复商定，终敲定三道盟誓程序。
首先，于德宗建中四年（783）正月十日，由李唐陇右节度使张镒与吐蕃首席宰相（大论)尚结赞等，盟于清水（今甘肃清水县西），此为双方大臣或边帅于唐蕃边界盟誓。
于盟誓前，双方约定各以二千兵士赴盟，其中一半为武装兵士，各自分立于坛外二百步处，余一半无武装兵士则各自分立于坛下。
李唐与盟者除张镒外，尚有其宾佐齐映、齐抗，以及崔汉衡、樊泽、常鲁、 于頔等7人，皆着正式朝服；蕃方亦7人与盟，但《旧唐书·吐蕃传》仅载及5人。
唐以羊、犬，蕃以羝羊，于坛北刑之，杂血于二器皿中而歃盟，宣读盟文毕，埋牲；尚结赞请张镒于坛之西南隅佛幄中焚香再誓一逼。
在进行第二道程序前，李唐应蕃使区颊赞之请，遣崔汉衡入吐蕃，将界约送呈赞普核定认可后，于同年（783)七月，蕃使区颊赞与李唐宰相李忠臣、卢杞、关播、右仆射崔宁、工部尚书乔琳、御史大夫于颀、太府卿张献恭、司农卿段秀实、少府监李昌夔、京兆尹王极、左金吾卫将军浑瑊等11位重臣将领，盟于长安城西，仪式比照清水盟，盟前二日，有司告太庙，与盟诸员行斋戒。
至盟誓当日，与盟者着正式朝服升坛，由李唐宰相关播跪读盟文，盟毕，赐宴。
完成第二道程序。
盟誓的第三道程序为李唐大臣往蕃京与吐蕃大臣盟誓，德宗于建中四年(783)七月九日命礼部尚书李揆为入蕃会盟使入蕃，李揆则于德宗兴元元年（784）四月完成任务归唐，如是完成了“唐蕃清水会盟”。
此次会盟前后连同筹备商议阶段，所花费时间长达6年(779-784)，此可谓隆重至极，且以如此慎重且繁复方式盟誓，在唐蕃关系史上确具非凡之意义。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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