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记者 王剑英
北京故宫水域
跟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名城一样，北京城的发展也是择水而建、依水而兴。
《湿地北京》记载：北京城址曾多次调整，但都以某处湿地为其中心。金中都时有西湖（现莲花池），元大都时有积水潭和北海，明清时期紫禁城有北、中、南三海。
明代时，北京遍布湖沼、坑塘，湿地率（湿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率）约为33%。到1950年，湿地率仍有15.28%。
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北京湿地面积锐减。据统计，1950年至2009年，60年间，北京湿地缩减率达79.5%。
在2009-2013年第二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结果中，全国湿地率为5.58%，北京湿地率仅为2.8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遏制湿地退化和恢复湿地成为北京市的一项重要工作。2013年，《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格湿地保护管理制度，每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日被定为“北京湿地日”。
2018年北京市新一轮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400平方米以上湿地总面积5.87万公顷，占全市国土面积的3.6%。与2008年的5.14万公顷相比，面积净增14.2%。湿地植物种类增加53种，震旦鸦雀、青头潜鸭、白尾海雕等珍稀濒危鸟类在湿地相继发现。
2020年2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晒出成绩单：“十三五”以来，北京累计恢复建设湿地8921公顷，建设大尺度森林湿地8600公顷，形成万亩以上大尺度森林湿地10余处；湿地保护体系初步形成，湿地保护率纳入政府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湿地为北京近50%的植物种类、76%的野生动物种类提供了生长栖息环境，北京成为世界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首都之一。
从湿地之城到湿地之殇，再到今日的用心守护、寸土必争，其背后是环保、生态理念的变化，也是人与自然之间从进退失据到和谐共生的缩影。
6月1日，市民在北京温榆河垂钓
水乡之城
亿万年前，北京境内湿地遍布于平原和山谷地带，其面积达到了8400平方公里左右，约占整个北京面积的50%——这是崔丽娟在其著作《湿地北京》中给出的结论。崔丽娟现任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以下简称国家林草局）湿地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是中国最早一批湿地研究博士。
这一结论依据地质学、地貌学、水文学和土壤学等知识，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北京地形和地貌，借助于潮土分布和河道分布情况推演得出。
以地理位置而言，北京北部以燕山山地与内蒙古高原接壤，西部以太行山与山西高原毗连，东北部与松辽大平原相通，东南部距渤海约150公里，南部与黄淮海平原连片，境内五大水系贯穿全市，古人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由于湿地大面积发育并存在，北京曾被称为“苦海幽州湿地城”。
“湿地是生命的摇篮，是历史文明的源头，是人类文化传承的载体。湿地蕴含的水是万物生灵的源泉，是城市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和基础。”崔丽娟对《瞭望东方周刊》如此表述。
早在燕赵时期，借助洪、冲积平原上的永定河沿岸芦苇湿地及其水上交通的便利，北京已成为重要的人类聚居地与该区域的重要交通门户。
“春湖落日水拖蓝，天影楼台上下涵。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百鸟似江南。”明代才子文徵明在《暮沿湖堤而归》中，描绘了一幅充满水乡韵味的动人画卷，诗中“似江南”之地正是北京。
明末《帝京景物略》这样记载“海淀”：“水所聚日淀，高梁桥西北十里，平地出泉焉……为十余奠潴。北曰北海淀,南曰南海淀，或曰巴沟水也。”据侯仁之先生的观点，淀即湖，所谓海淀，指此处淀大如海的意思。
清代《日下旧闻考》则记载：“淀,泊属,浅泉也。今京师有南(海)淀、北(海)淀,近畿则有方淀、三角淀、大淀、小淀……凡九十九淀。”北京及其近郊以“淀”为名的水面如此众多，可见当年湿地范围之广。
北京的“胡同”之名兴于元代，源自蒙古语的“水井”。清代《京师坊巷志稿》载，当时北京内城有井701眼，外城557眼，共计1258眼。如今北京带“井”字的地名还有很多，如三眼井胡同、甘井胡同、七井胡同，最广为人知者当推王府井。
历史资料表明：北京曾经是一个河湖纵横、清泉四溢、湿地遍布、禽鸟翔集的水乡。
锐减之殇
但很长时间内，北京湿地面积不断锐减，城内湿地成殇。
据崔丽娟团队的研究，1950年到2009年的60年间，北京湿地面积从25.68万公顷降为5.26万公顷，湿地缩减率达79.5%。其中比重最大的沼泽湿地从21.59万公顷降为1.60万公顷，缩减率达92.6%。
另有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1962年北京郊区有苇塘面积1万公顷左右，1990年已不足 500公顷。
1980年全市水田种植面积5.30万公顷，2000年降为1.58万公顷，到2008年仅为0.22 万公顷，28年间减少95.8%。
原因何在？天时方面，气候干旱、水资源匮乏影响深远。
大气降水是天然水的重要来源。自上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降水量明显下降。据北京市气象局的历史资料，1956-1980年平均降水量为629.8毫米，1981-2000年为574.4毫米，2001-2008年仅为434.6毫米。
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北京降水量有所提升，2016年至2019年的年均降水量分别为680.6毫米、620.6毫米、575.5毫米和511.1 毫米。
人口的增加、城市化的加快更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解放前夕，北京市区人口约200万，1980年中共中央*处要求“今后北京人口任何时候都不要超过1000万”，但终未能拽住这座城市人口增长的步伐——1000万的红线在6年后的1986年便被突破，2011年突破2000万，2019年的最新数据为2153.6万。
1978年北京的城镇化率为55%，40年后的2018年为86.5%。
城市的急剧扩张与开发需占用大量土地，高密集的人类活动带来激增的用水需求，挤占湿地用水。同时，生产的快速发展带来污染，也导致湿地面积减少、功能衰退，进而造成生物物种减少，甚至受到灭绝威胁。
金线蛙曾是北京常见的两栖类动物，20世纪80年代初，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高武从海淀的农民那里收购实验用的青蛙，有一次农民们送来一百多只，竟全是金线蛙。但到90年代中后期，他在温榆河调查时已经找不到这种蛙类。
2004年，高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痛心不已：“不久前我们在圆明园大水法遗址南边的水塘子里发现了一只，恐怕这是北京最后一个有金线蛙存活的地方了。不要说金线蛙，就连老百姓特别熟悉的癞蛤蟆，这几年都很难看到了。”
“大自然毕竟不是一头不用吃草、却永远可以让人挤奶的牛！北京的大地，可以用她的乳汁抚育从山顶洞人到2008年奥运会的文明，但长久地过度奉献，毕竟会使她衰老、枯竭。”在2002年6月的世界环境日之际，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撰文《最后的湿地》，呼吁保护位于顺义区的汉石桥湿地不要被过度商业开发、保护北京脆弱的生态环境。
在文章结尾，他这样发问：“人们能不能像要求自然那样地来要求自己：崇尚朴素节俭，要求得更少，却创造得更多？今天已经可以隐约可见自然的底线, 而作为‘人’，我们的潜力又发挥了多少？”
1573年、1947年、2000年北京城湿地分布情况变化图（刘鸣/绘，图片源自崔丽娟《湿地北京》)
抢救行动
湿地缩减、退化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科学家、民间环保人士在为湿地奔走，政府部门也在采取各种措施欲力挽狂澜。
在经历60年代向湿地要粮食、80年代向湿地要工厂、90年代向湿地要楼房的一系列演变后，2000年成为北京湿地保护的分水岭。
首先，需要摸清家底。北京市第一次湿地资源调查启动于1997年，历时3年。至今北京共进行了3次调查，其中有两次为全国第一、第二次湿地调查之北京湿地资源调查。
调查的细致程度在不断提高：第一次起调面积为不低于100公顷，第二次起调面积国家要求不低于8公顷，北京在实际操作中以1公顷为标准，2018年的调查为不低于400平方米。
一系列与湿地相关的行动计划、标准规范及规章制度陆续颁布。自2001年发布《北京市湿地保护行动计划》后，十年内北京出台重要文件近10个。
2013年《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在北京湿地保护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视为在首都园林绿化发展中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湿地保护管理制度。
“以时间早晚而言，在北京之前已经有二十余个省或市进行了地方立法，黑龙江2004年就迈出了这一步，但《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不出则已，一出就非常先进，我认为它是北京所有湿地保护行动中最值得其他省市学习借鉴的。”崔丽娟这样评价，“甚至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湿地保护修复制度方案》也借鉴了北京，值得骄傲。”
占补平衡、零净损失、前置审批——崔丽娟称其为《北京市湿地保护条例》中先进理念的代表。
所谓占补平衡，即要占用湿地就先补回相应面积的湿地，占用多少就补多少，这样便能保障湿地面积总量不再减少，即零净损失。
建设用地审批流程涉及国土、交通、环境等诸多环节，“前置审批”即将湿地管理部门的审批意见放在其他环节之前。
“相当于加了一道锁，而且这道锁是非常难开的。”崔丽娟说，为了推动这一条写进条例，起草者付出了很多辛苦。
这道锁有多难打开？条例第27条这样规定：建设单位因特殊原因需占用列入名录的湿地，在办理规划审批手续前，需经湿地所在地区人民政府、市湿地保护部门、市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市人民政府四道环节的同意，否则规划行政部门不予办理规划审批手续。
联席会议的具体操作为：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广泛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后，对占用湿地申请提出处理意见，提交市湿地保护联席会议研究。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黄三祥看来，从立法初衷来说，程序设置得如此详细、繁复，就是让想占用湿地的人和单位知难而退，“仅仅是通过湿地保护联席会议，就很费工夫和时间。整个一套程序走下来，可能得两三年。就是想告诉大家，能不占就别占了，因为北京的湿地资源太珍贵了。”
条例还确定，对于破坏湿地造成严重后果的，最高处以50万元罚款。
“目前北京湿地退化减少的趋势已经得到了扭转，正处于从逐步提升到保持稳定的阶段。”黄三祥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7月4日，北京，温榆河公园
机构之变
黄三祥所在的“野生动植物和湿地保护处”在2019年4月之前叫“野生动植物处”，处室名称调整，是为了顺应上级主管部门国家林草局的机构变化。
2018年，国家林草局正式设立湿地管理司，编制18人，湿地管理机构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变为了国家司局。
国家层面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经过三次改革：上世纪90年代，在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设置了临时处室，承担湿地保护的国际履约工作；2007年原国家林业局湿地保护管理中心正式成立，加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湿地公约履约办公室的牌子，性质属于参公管理的事业单位；而这次的调整标志着湿地保护管理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一项职责。
几乎同时发生的，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湿地即将告别“黑户”局面，拥有“身份证”。
据湿地管理司副司长鲍达明介绍，虽然我国已进行了两次全国湿地资源调查，但没有一亩登记在“湿地”这一名称之下，而是登记在林地、草地甚至荒地等地类中。这意味着，湿地不是一个正式地类，相当于“黑户”，导致在土地利用开发中，即便湿地遭破坏，原林业部门作为湿地主管部门却难以执法。
2017年，湿地首次纳入《土地利用现状分类》，2018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工作分类》明确设立湿地为一级地类，下设红树林地、森林沼泽、灌丛沼泽、沼泽草地、盐田、沿海滩涂、内陆滩涂、沼泽地等8个二级地类。
正处于收尾阶段的“国土三调”将改变湿地“黑户”的局面，按照新的土地分类，未来每块湿地的具体位置、边界范围都将明确，湿地有了“身份证”。
除了政府机构的变化，北京的科研机构也在为湿地保护贡献力量。
2007年，首都师范大学成立北京湿地研究中心，该中心先后承担了“北京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技术”“北京湿地资源综合评价研究”等重要课题项目，并出版了《北京湿地生态演变研究》《湿地知识与科技探索活动》等多本专著。
2011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和中国林科院联合成立北京湿地中心，通过项目合作，重点解决退化湿地恢复中的关键技术难点。湿地中心还为北京湿地管理相关文件、湿地管理地方标准、甚至立法的出台和解读等，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它们的出现，对提高政府部门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水平，发挥首都科研力量雄厚、人才集中、智力密集和国际交往中心等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元大都城通惠河源流图（北京测绘）
湿地公园
2005年，位于海淀区的翠湖湿地迎来蝶变时刻，成为北京第一个国家级的城市湿地公园。这里距离颐和园不到20公里，面积约半个颐和园大小，是北京市区内的一颗湿地明珠。
“湿地秋夏皆绿妆，跌宕芦苇鸟深藏；小舟轻漾惊白鹭，菱叶浮水见鱼翔。”这是对翠湖湿地风光的真实写照。它也是京城离市中心最近的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被称为“中关村的后花园”“海淀绿心”。
这里本是海淀区为发展农村经济，以上庄水库为依托开发的旅游项目“翠湖水乡”。2003年，打出“翠湖湿地”概念，命名为“北京翠湖湿地公园”。自此，介于自然保护区与传统公园之间的“湿地公园”，作为抢救湿地的新形式在北京正式亮相。
“湿地公园建设是将湿地保护与综合利用协调发展的新型模式，是湿地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良好的生态效应和多重社会效应。”崔丽娟说。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官方文件中，称其为“当前形势下我市维护和扩大湿地保护面积最直接而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
翠湖湿地挂牌国家级城市湿地公园之后，北京湿地公园建设迎来新阶段。次年，位于延庆区的野鸭湖湿地成为国家湿地公园试点，2013年正式挂牌。
西海与后海、前海并称为什刹海，距离天安门直线距离不到5公里，是700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古老水域，相比于热闹繁华的前海、后海，西海一带因为商家少、游人少，景色更为清幽。
西城区园林部门对这片自然水域进行了绿化景观提升，并打通步道堵点、增加人文景观。2018年，占地10.9公顷的西海湿地公园落成开放。自此，北京核心城区有了第一处湿地公园。
黄三祥介绍，在当下北京的湿地保护体系中，湿地自然保护区是基础，湿地公园为主体，湿地保护小区则为补充。北京现已拥有翠湖、野鸭湖和长沟泉水3个国家级湿地公园，以及长子营、琉璃庙、汤河口等8个市级湿地公园，总面积2500余公顷，相当于8个颐和园大小。湿地自然保护区6处共2.11万公顷，湿地保护小区10处共1400公顷。
有限制的开放是湿地公园尤其是国家级湿地公园与普通公园的重要区别。
“限时限流的开放形式不被市民理解，这是翠湖湿地游客服务工作目前面临的一个难点。”翠湖湿地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王博宇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这里仅每年4月至10月的周一、三、六对外开放，开放日预约入园限流300人，对外开放面积不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有网友戏称，翠湖湿地公园是北京年度客流量最小的公园。
“翠湖湿地能够取得一定的生态保护成绩，是多年来坚持遵循生态保育原则的结果，这里是人工修复湿地，生态环境仍在改善之中，接待游客能力有限。”王博宇解释。
严格的保护对生态的影响显著，公园里的PM2.5值仅是城区的20%，负氧离子的浓度却是城区的2～3倍。截至2020年4月，这里观测到的原生、栽植植物累计达444种，累计观测到鸟类233种（含以往迁徙过境鸟类），此两项指标比十年前分别提升了56%和64%。
但王博宇也坦承，相比其他的湿地公园，翠湖湿地的人流限制、园内配套设施缺乏对其影响力和科普宣教作用都产生了一定限制，“目前正在努力补齐这个短板，尤其希望能建设一个综合场馆，集中展示湿地文化，更好地进行讲解、科普。”
黄三祥认为，湿地公园建设的初衷是保护优先、合理利用，“翠湖仍处于生态保育期，现在有限开放是为了将来更好地开放。”
西海湿地公园
借鉴西溪
王博宇理想中的综合场馆在现实中有个标杆：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里的中国湿地博物馆。
这是我国首个以湿地为主题，融收藏、研究、展示、教育、宣传、娱乐为一体的大众化国家级专业博物馆，开放于2009年。
王博宇曾去西溪湿地交流考察，其文化衍生品的挖掘之深令他印象深刻，他说西溪的队伍结构、湿地博物馆的技术支撑在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对于西溪，王博宇不吝褒扬：“人气很旺，影响力很强。”
它占地面积1150公顷，约4个颐和园大小，位处杭州市区，距离西湖不到5公里，疫情下的2020年五一假期，其游客预约量在杭州4A级以上收费景区中，排名第一。
《瞭望东方周刊》走访的北京几家湿地公园的管理者，都提到了西溪湿地，并表达了作为同行的关注以及不同程度的点赞。
2005年它成为我国首个国家级湿地公园，身上还贴着多个金字招牌：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最美湿地……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尤以几千年历史的柿基鱼塘、桑基鱼塘为基础的农耕湿地生态系统最为独特，现已成为杭州乃至浙江的生态、旅游金名片。
黄三祥说：“西溪能够通过开发利用维持湿地的正常运转，还能保持湿地生态系统功能不降，非常不容易，科普宣教也很有独特性，这方面值得北京乃至全国的湿地学习。”
崔丽娟是最早参与西溪湿地公园相关工作的专家。她对西溪最为称赞的是其按功能分区和分区施策的管理方式，“它把农耕湿地生态系统真正保护起来了，某些大面积的重要区域真的不进人，或者极少进人，所以能一直维持着良好的风貌。如果说今天为你开一条路，明天为他开一条路，今天进来20个人，明天进来100个人，15年过去不可能有今天这个样子。”
她说，确立湿地公园制度时，明确提出来要分区管理，但刚开始很多湿地公园做得并不到位，而西溪严格按照要求去做了，目前的结果对其他湿地公园亦是个借鉴。
正在火热建设中的温榆河公园是北京着力打造的城市森林湿地公园，目标是成为京城生态文明的经典之作、精品之作，据称，其借鉴了西溪的某些建设理念。它跨越朝阳、顺义、昌平三区，规划面积3000公顷，是西溪的2.6倍，其中湿地面积500公顷，建成后将成为北京最大绿肺。
6月8日上午，北京市委*蔡奇到朝阳区就温榆河公园规划建设调查研究。他强调，要深入贯彻*生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生活、生机”内涵理念，确保示范区如期开园，打造新时代首都生态文明建设的“金名片”。
温榆河公园示范区计划于2020年9月1日实现对市民开放，2030年园区全部建成。
北京翠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
国际重要湿地
“野鸭湖正在积极争取国际重要湿地的认证，希望推动这件事尽早落地。”北京野鸭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处副主任刘雪梅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2021年，第十四届《湿地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武汉举办，这是它首次来到中国，对野鸭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在野鸭湖湿地的发展历程上，其级别已经实现数次飞跃。1997年，它成为县级自然保护区，2000年升级为市级自然保护区，2006年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2013年正式挂牌。每一次升级都带领它走向了新的阶段。
刘雪梅介绍，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为野鸭湖带来了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而且资金支持有了质的飞跃，“几十倍的差距。我们的工资从自收自支、差额拨款变为全额拨款。”
现在，它渴望一个国际级的头衔，“这会为野鸭湖带来更多国际合作的机会。”
1992年，中国加入国际《湿地公约》，《湿地公约》第2条规定，每个缔约方必须把本国至少1 块湿地纳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且被纳入的湿地必须符合标准。当年中国指定了黑龙江扎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6块湿地为国际重要湿地。
至2019年底，中国的国际重要湿地已达57处，其中内地56处、香港1处。内地56处分布在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其中黑龙江9处，位居第一，广东、云南、湖北、甘肃均达4处。西溪湿地于2009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
但北京至今没有一处国际重要湿地。
国际重要湿地有较严格的评估系统，包括面积、功能、水鸟数量等，王博宇曾略带遗憾地表示“翠湖湿地暂时还不满足申请资质”。黄三祥说：“北京最具备条件的是野鸭湖和密云水库。”
对于野鸭湖的申请热情，崔丽娟则表现出了作为科学家的冷静和克制，“拿野鸭湖去申报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我认为，贴不贴国际级的标签不是最重要的，踏踏实实保护好比什么都重要。只要保护好了，对国际鸟类迁飞有意义，对生物有重要意义，它就是有国际意义。”
她的克制还有别的原因：“此前有些地方申报国际重要湿地是为了镀金，随之而来的就是旅游、开发、抬高周边地价。多往前走十步、一百步去想，这样对湿地本身是好是坏？”
申报需要由政府主导、国家出面，黄三祥表示：“园林绿化局会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推进此事，但野鸭湖目前还在优化边界范围，应需等其边界稳定下来。”
“作为首都，北京的国际关注度更高，申报国际重要湿地会更谨慎，这件事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他说。
任重道远
“北京市城市湿地面积每增加1000公顷、湿地二类与三类水质的占比每增加1%、湿地动植物种类每增10种、湿地植被覆盖率每增加1%，北京市居民平均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每年23.254元、17.266元、5.559元和9.041元。
如果湿地修复的目标要求在现状基础上使动植物种类增加200种，其他三个湿地属性的水平都上升10%，那么，北京市居民对湿地修复的平均支付意愿为每年490.52元，修复的湿地总价值为106.59亿元，占北京市2016 年GDP的0.428%。”
以上结论来自2018年的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城镇化背景下北京城市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可以简单理解为：北京市民普遍愿意为湿地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真金白银。
而这距离上世纪90年代人们更希望从湿地索取，获得真金白银，仅30余年。从中可一窥这些年来北京湿地建设之成就，以及人们生态意识、湿地意识之提升。
4月27日，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布《2019年北京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19年，全市生态环境状况指数（EI）为69.7，比上年提高1.9%，连续五年持续改善。首都功能核心区生态环境状况指数比上年提高13.3%，城市副中心提高3.8%，生态涵养区稳定保持优良的生态环境。结论是：“生态环境状况良好，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取得新进展。”
在湿地规划方面，北京将构建“一核—三横—四纵”的湿地建设总体布局。同时，遵循宜林则林、宜湿则湿、林水相依的原则，将湿地恢复与建设任务纳入北京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行动中。
具体来看，“一核”指城市湿地核；“三横”指妫水河—官厅水库湿地带、翠湖—温榆河湿地带、凉水河湿地带；“四纵”指大清河湿地带、永定河湿地带、北运河湿地带、潮白河湿地带。截止到目前，新一轮百万亩造林绿化任务已完成过半，具有首都特色的湿地网络体系正逐步建成。
2019年，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通过遥感监测技术对市级湿地进行监管，及时发现、制止、处置涉及侵占湿地、违规违章建设等行为，共发现疑似点位148个，已全部完成外业核实。
作为湿地系统的一线从业者，刘雪梅和黄三祥都表达了湿地目前面临“资金力度与保护需求仍存在较大差距”这一观点。
黄三祥还表示，北京的区、乡镇（街道）均未设置专门的湿地保护管理机构，基层政府的湿地保护责任需要进一步压实；园林绿化、水务、农业农村三个湿地保护行业主管部门的协作机制仍有待健全。
“湿地保护整体趋势向好，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仍然任重而道远。”他这样总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