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角大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制定了用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研发计划，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均被列入美军搜集范围，并且在华人基因获取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美国某公司曾以“研究膳食、生活方式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关系”为名，与中国国内机构合作，在我国采集了50万人的血样和个体体检及临床数据，被利用的机构并不完全清楚这些数据的最终去向
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更为先进的基因分析技术、设备引导基因资源流向，以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
自2010年起，美国辉瑞、艾伯维、默克等生物科技巨头就以招募药物体验志愿者为名，大量搜集中国人的基因样本
安全部门在检查中国一家药企时发现，他们试图将5000多份中国人生物遗传样本偷渡到国外，并将生物遗传样本标注为“犬血浆”
对于人种基因流动要坚持少量出口、严格把关的原则，要不断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并提高专业化水平
文 | 古炬贤 陈琳
2018年，《科学美国人》杂志发文称，“人类操纵基因的能力有助于找到治疗当前无法治愈的疾病的方法，但也有可能被用来制造一种生物武器。为慑止对手并保障国家安全，美国必须确保在这一新的作战领域的主导优势。”
为了掌握新型作战领域的主导权，打一场让对手“技术上看不懂、打击上难预测、速度上跟不上”的高端战争，美国很早就开启了基因武器研发进程。上世纪90年代，美国作家、科技记者查尔斯·皮勒就在《基因战争》一书中披露，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制定了研制基因武器的计划，他们以研制疫苗为名进行着危险的传染病和微生物研究。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处心积虑地获取研发基因武器的“原材料”——人种基因。2023年10月，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发文指出，某些国家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基因技术“武装”成为致命的武器。境外一些机构、组织和人员已瞄准我国人种基因资源。此前，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答记者提问时曾点明，美国是广泛搜集并运用基因信息的国家。究竟谁在利用基因从事不可告人的活动，相信大家都心如明镜。
目前，美国针对特定人种的基因武器的研发进展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其通过各种渠道明里暗里搜集、盗取人种基因的手段已有迹可循。
美军生物实验室是重要依托——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五角大楼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制定了用基因武器打击对手的计划，亚洲华人、欧洲雅利安人、中东阿拉伯人的基因均被列入美军搜集范围，并且在华人基因获取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说，美国空军教育训练司令部曾发布招募信息，特别指明需要获取俄罗斯人的核糖核酸和滑膜液样本。
这两条信息有着明确的指向——美国军方是搜集、盗取人种基因的重要角色。
美军从事相关活动是以国内外的生物实验室为依托的。这些实验室名为“研究所”“研究中心”，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2021年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分布在东南欧、中亚、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这些实验室针对性强、研究内容高度保密，远远超出“防御”所需，给世界带来了重重隐患。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了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搜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位于格鲁吉亚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则在研究炭疽病的生物制剂和诸如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等病毒性疾病，并且在搜集基因信息为将来的实验做准备。
美军一直辩称其生物实验室用于“生物防卫和公共卫生应对”，将国际社会的合理质疑说成是“散布虚假消息”，一再拒绝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完全无法自证清白。
此外，美国军方还与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私营部门等多种力量串联起来共同研发基因武器、获取人种基因。
2022年，俄罗斯公布了一批美国在乌克兰进行生物实验的机密文件，有关人士对这些文件进行分析后发现，美国企业、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乌克兰政府机构、学术界及其他机构通过美国国防部的下属机构国防威胁降低局（Defense Threat Reduction Agency，DTRA）串通起来，美方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了国外。乌克兰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说，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
披上“实验”“调研”的外衣——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就有许多具有美国背景的实验项目在中国内地展开。比如，1995年，美国一个机构曾在中国北京、成都和杭州3个城市采集了300名老人的血样后送到美国。随后，又由美国联邦政府出资，美国杜克大学负责具体实施，于1998～2003年在中国22个省市进行了1万名中国高龄老人的血样采集以进行中国老人遗传基因研究。
除了从国外派遣人员全程负责项目，某些组织还以调研为名积极招募合作者，利用中国国内机构进行数据采集。比如，美国某公司曾以“研究膳食、生活方式与慢性消耗性疾病的关系”为名，与中国国内机构合作，在我国采集了50万人的血样和个体体检及临床数据，被利用的机构并不完全清楚这些数据的最终去向。这些境外组织背景复杂，往往会将采集到的相关数据传输到境外，以供下一步的存储或研究，对我国基因安全造成了严重的潜在危害。
通过学术期刊、课题研究搜集基因信息——
学术研究的初衷是为人类谋幸福，但在别有用心的势力操纵下，很容易变为骗取信任、规避监管的平台，成为窃取基因信息的重要手段。
在学术界，国外权威期刊对研究人员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国内一些机构和个人为谋取学术声誉向国外权威期刊投稿的同时，忽略了其背后的国家竞争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不知道这些期刊吸纳相关研究的深层目的，从而导致关键信息泄露。比如，国外某杂志曾刊登国内多家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人群泛基因组图，该组图结合了近2万名中国人的基因数据，拥有大量基因信息，覆盖了中国人99.9%以上的遗传变异，其中有超过80%的变异是以前未曾被发现或公开报道的。上述信息的最终流向和用途不得而知，但大量精确基因数据泄露已成事实。
此外，近年来关于人类遗传基因研究的中外合作日益增多，在此类课题中，常常是外国学者扮演主要角色。有专家指出，大规模的中国汉族人群全基因组遗传数据落到了外国学者手里。在这种研究结构中，中国学者难以从研究成果中获利，但中国的人种基因数据却在愈加频繁地跨境流动。
在韩国首尔以北的京畿道议政府市驻韩美军基地，一名戴着防毒面具的美军士兵参加技能竞赛（资料照片） 新华社/法新
利用技术优势引导资源流动——
当生物技术被“卡脖子”时，为获取更加精准的分析结果，国内研究者常常将原始数据交到国外或从外国进口仪器，这就增大了基因信息被窃取的风险。越来越多的案例表明，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正在利用其更为先进的基因分析技术、设备引导基因资源流向，以图将技术优势转化为“资源优势”。
据相关机构统计，仅在人体基因方面，美国就掌握着大约60％的相关技术。同时，美国生物技术产品的销售占了全球生物技术产品市场的90%以上。这些数据表明，无论是在基因技术还是基因产业方面，美国都占据了绝对优势。
基因分析一靠技术，二靠资源。技术常常对资源有比较强的吸引力，因为资源本身无法产生价值，只有被技术充分利用时，才有可能转化为科研价值和经济利益。在生物基因相关技术分布不平衡的态势下，美国及一些西方国家对全球基因资源的虹吸值得高度警惕。
以“公益”之名行偷窃之实——
美国开展搜集基因信息的活动时，往往不会将其真正目的直接暴露出来，有时会将相关行为“公益化”，以身体检查、健康监测为噱头，通过传播“对你有利、为你着想”的思想来蒙蔽公众，在规避各方监管的同时实施基因信息窃取。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就利用我国当时还未认识到基因资源的重要性和防控系统的不完善，通过各种免费服务的形式在我国内地开展半公开的“公益”活动，肆意掠夺中国人的基因资源。
后来，美国又派遣过“医疗队”到我国边疆地区的某村落给村民免费体检，但体检过程中血样抽取量比正常体检更多。这一异常行为不仅引起了当地群众的警惕，也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关的视线。经过国家安全机关抽丝剥茧的调查，一起由境外精心组织、境内被利用人员具体实施的基因数据窃取案件逐渐浮出水面。
在这些与基因相关的“公益”活动中，看似是为中国群众提供服务，但被采集人员的知情权没有得到保障。
诱骗志愿者提供基因样本——
通过利益、金钱等诱骗志愿者也是美西方获取基因数据的惯用手法。
相关部门的调查结果显示，自2010年起，美国辉瑞、艾伯维、默克等生物科技巨头就以招募药物体验志愿者为名，大量搜集中国人的基因样本。这些科技巨头招募志愿者的标准非常简单，只要证明自己祖上三代均为纯种中国人，就能通过筛选，志愿者前往美国的差旅费用会由美国公司全部报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单是在2020年，美国辉瑞制药集团就从全球招募了超过5.8万名志愿者，其中四成以上为黄种人。
美国曾通过外交途径表示美国人在美国之外采集人类基因资源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与资助，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很多专家学者认为，在美国军工复合体与高科技复合体加强联手的态势下，生物科技巨头与美国军方之间必然存在某种合作关系。
利用名人效应鼓动“基因公开”——
为了粉饰搜集人种基因的行为，美国会让一些名人公开表达立场以影响受众认知。2007年，美国生物学家、人类基因组“民间派”的代表人物克雷格·文特尔曾向大众公布了自己的基因组图谱。当时，这种公开发表个人全基因组序列的行为尚属首次，这种行为呼吁“以公开基因组为傲”，“基因匿名”不再是必要之举，要将“基因署名”看成是一件利人利己、有助公益的事情。
从本质来看，这种行为也是一种“认知战”，就是要让公众放松警惕，产生“大家都这样做，所以基因信息被别人知晓并不是大问题”的想法，目的是通过营造舆论环境为某些势力窃取基因提供便利。
推动基因检测商业化、大众化——
如今，基因技术已从科学殿堂缓步而下，以商业化、大众化形式进入医疗保健和保险领域。在此情形下，有境外组织通过办医院、体检机构等或同这些机构接触来获取基因信息。《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上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初，美国4家头部基因检测公司已累计获取了2600多万名消费者的基因数据。
商业因素的影响不仅会使国外加大掠夺基因资源的资本投入，也会放大国内有关公司的投机心理，两者均会导致基因信息的有目的集聚和跨国传播。比如，位于美国硅谷的DNA测序公司“23与我”曾为客户提供基因侧写服务，还通过授予某全球性药业巨头基因数据许可使用权而获利3亿美元——以最直截了当的方式把基因数据变成了金钱。国内的公司也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有意或无意地将基因信息传播出境。2016年，相关部门在检查中国一家药企时发现，他们试图将5000多份中国人生物遗传样本偷渡到国外，并将生物遗传样本标注为“犬血浆”。
随着生物科技的快速发展，国外搜集、窃取中国人基因信息的手段将会愈加多样。面对严峻的基因资源保护形势，中国必须打好一场横跨多领域的“人种基因资源保卫战”，多管齐下掌握攻防对抗的主动权。
一是需要增强基因知识宣传力度。基因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基因信息的重要性、基因数据转化为基因武器的内在机理、基因信息被窃取的渠道和手段等相关知识还没有真正走进群众。增强基因知识宣传力度，一方面，要加强对我国所面临的基因武器威胁的宣传，提高全民族的基因保护意识，让基因的关注主体从高科技领域从业者走向千家万户；另一方面，由于基因战争的性质和模式决定了其发挥效果的途径既包括攻击基因缺陷等直接方式，也包括对目标进行心理威慑，所以也要对公众进行更加有效的心理引导。
二是需要加大基因技术研发投入。技术是守护资源、确保意志和行为独立自主的关键因素。首先，加强基因科学基础研究，自己掌握底层逻辑并以此作为技术发展的源泉，为后续多种技术的开发提供支撑，才能掌握主动权，不被“卡脖子”，不受制于人。其次，加强应用型高科技研究，利用新型探测和防护装置等及时、有效识别和防护基因跨境流动。最后，建立健全我国人种基因库并发展相应保护技术，这对于了解和存储我国人种独特的基因结构具有重大意义，有利于铸造起维护民族安全的基因盾牌，防患于未然。
三是需要提升基因监管法治效能。纵览基因信息流失的情况，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法规不够完善，监管不够严格，惩治不够有力。首先，建立健全基因资源保护法规，科学规范民间组织与国际机构合作研究人种基因的行为，防止人种基因资源单向流失。无论是对以往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订，还是制定专门的基因安全法，都要使之适应新的基因科技发展态势并且要具有技术前瞻性。其次，对于人种基因流动要坚持少量出口、严格把关的原则，要不断完善审核监督机制并提高专业化水平。最后，可以设计基于国家生物安全的生命微观边疆系统，充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数据互联，建立健全保护体系，有效科学规范生物相关科技和人种基因资源的使用。
四是需要群防群治。守护人种基因资源是一场“人民战争”，只有把相关知识、方法和器材交给广大群众，才能提高全社会的警惕性，将资源泄露的危险扼*在摇篮中。
（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