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还要做什么别的事，给出理由都是政府委员会的分内之事。在英美政治传统中，政府经常在面临国家危机时颁布行政特令（executive order），组成皇家委员会和非皇家委员会。和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一样，它们给定并宣传当局的共识，以此平息论争。这些委员会由杰出公民组成，他们的声望使其免于党同伐异和假公济私的指控。委员会通常要传召证人并发布报告，但最终，他们为相关事宜提供自己深思熟虑的集体判断——他们的理由。
1963年11月22日，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 Harvey Oswald）在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刺*了约翰·F. 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这起暗*震惊全国，有关发生了什么和为何发生的故事纷纷登场，不胜枚举。肯尼迪的继任者林登·约翰逊任命了一个以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为首的委员会，委托他们对暗*事件进行调查。在《纽约时报》上公布的委员会报告中，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描述了肯尼迪遇刺后雨后春笋般的阴谋论。在他看来，这些阴谋论和流传至今的亚伯拉罕·林肯遇刺阴谋论如出一辙。鉴于遇难者的身份，这并不奇怪：
或许，因为悲剧就发生在我们中间；或许，因为这一切都在我们眼前的电视屏幕上发生，我们尚未完全意识到它的戏剧性。我们还没有认清一个事实：击中国王、帝王、独裁者或总统的一声枪响在人类舞台上无可比肩。当一发子弹夺走世上最有权势者的生命时，举世震惊是自然的反应。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曾（在《马尔菲公爵夫人》中）有过这样的感慨：“其他罪行娓娓道来；谋*却是惊声尖叫！”（Salisbury 1964: xvii；我本人曾在大学生话剧《马尔菲公爵夫人》中扮演在剧尾仍活着的少数人物之一，因而对索尔兹伯里的这句话感触颇深。）
沃伦委员会得出结论，并且斩钉截铁、不容置疑：奥斯瓦尔德是单独行动，没有同谋。尽管质疑者众多，四十年后，委员会的发现仍未被推翻。权威的理由给定往往能奏效。
在最后一章，我要回答前面几章提出但未解答的三个有关权威理由给定的问题：是什么让理由可信？专于某类理由给定的人如何让专业以外的人领会他们的理由？社会科学家在传达他们的理由、并将之与我们普通民众为自己的行动给出的理由进行调和时，会面临什么特定问题？我们将看到，政府委员会只提供了诸多理由传播方式中的一种。我们还会看到，理由的可信度永远取决于言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给出理由总与关系本身有关。
在沃伦委员会发布约翰·F. 肯尼迪遇刺案报告四年后，约翰逊总统指派了另一个委员会。他任命新委员会对贫民窟暴乱、犯罪率上升、20世纪60年代层出不穷的示威活动、1968年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和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遇刺案以及暴力事件频发在美国引发的广泛关注做出应对。在1968年6月的行政特令中，约翰逊要求暴力起因与预防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and Prevention of Violence）调查：
1. 社会上违法暴力行为的起因和预防措施，包括暗*、谋*和人身袭击；
2. 违法违纪行为、对公职人员不敬行为以及个人和群体对公共秩序的暴力破坏的起因和预防措施；
3. 总统委派的其他事项。（Eisenhower Commission 1969: v）
约翰逊任命前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的弟弟米尔顿·艾森豪威尔（Milton Eisenhower，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前校长）为委员会主席。所谓的艾森豪威尔委员会面临着一个甚至比沃伦委员会更为艰巨的任务。法学、犯罪学、历史学以及社会科学等学科的两百多...
令我们有份参与的学者感到欣慰的是，委员们并没有采取严格的法序（law-and-order）立场。相反，他们建议向少数族裔和年轻人开放机会，给年轻人更多的政治发言权，并用结束越南战争——这是1969年，和谈刚开始，停战仍遥遥无期！——省下来的钱改善美国的福利保障（Eisenhower Commission 1969: xix-xxx）。他们的理由是，不平等以及机会的扼*导致了个人和集体暴力。
委员会制度延续至今。2003年3月31日，星期一，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t Attacks Upon the United States）举行了首场公开听证会，地点是位于纽约 曼哈顿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美国海关大楼（Alexander Hamilton U.S. Customs House），和被夷为平地的世贸中心相距不远。在听证会上，委员会成员、纽约州州长乔治·保陶基（George Pataki）、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纽约市警察局长雷蒙德·凯利（Raymond Kelly）、住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多位“9·11”袭击幸存者、遇难者代表以及恐怖主义的学界专家均当场作证。首场听证会上的证词从许多不同角度触及了“9·11”袭击的恶性暴力。在为“9·11”袭击给出理由时，有的作证人给出了惯例，有人给出了准则，有人给出了故事，有人给出了技术性说明，也有人同时给出了几种理由。
在精心上演的听证会大戏中，我们见证了极具普遍性的过程展开。我们看到参与者不仅给出和接收理由，而且在此过程中协商相互的关系。恐怖主义和政府责任等话题使得理由的争夺格外激烈；我们也得以一窥，当人们格外看重给出这样或那样理由的后果时会发生什么。但深入考察关于恐怖袭击及其预防的辩论，我们最终会发现，事关生死事宜的理由给出其实和建立、确认、协商以及修复社会关系的日常活动一脉相承。
本书以人们为毁灭性的“9·11”袭击寻找理由开篇。如我们所见，在最初的理由给出者中，极少有人给出技术性说明。在那一刻，大多数当事人以故事的形式给定理由，距离较远的人则在故事、惯例和准则中选择。这三种理由最简单的版本如下：
故事：恐怖分子*，但玩忽职守的官员给他们提供了机会。
惯例：现代生活遍布危险。
准则：因为我们有自卫的自由，我们必须打击恐怖主义。
专业人士花了更久来构建自己的技术性说明。这些说明涵盖了许多不同的问题，尤其是飞机如何撞塌本应牢不可破的大楼，美国情报系统出了什么差错，为什么是这些袭击者，他们为什么袭击，以及一个更宽泛的问题——为什么会有恐怖袭击。
委员会主席、新泽西州前州长托马斯·基恩（Thomas Kean）循环往复地谈遍了所有四种理由，既使用惯例，也呼吁充分的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基恩的惯例包括：坚持认为，委员会具有非党派性（其实是两党性：五位民主党人，五位共和党人）；并指出，当天的听证会将不会采取盘问证人的调查模式，这种模式将出现在委员会随后的工作中。基恩呼吁制定相关的组织准则，以防止“9·11”事件再度发生，也就是说，委员会必须对政府机构在基地组织策划“9·11”袭击期间的安全保障工作进行考察。他宣布，委员会正在咨询国家恐怖主义方面的专家，“以厘清来龙去脉，为什么恐怖分子能够得逞，以及我们如何确保同类事件不再发生”（9/11 Report 2003: 7）。基恩倡导技术性说明，即便他并未给出自己的说明。
至于故事，基恩是这样说的：
死伤者多为美国人。遇难者和幸存者来自不同的背景、种族、宗教、信条，甚至国籍。他们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在那一刻竭尽全力挽救我们的民主，人类社会已知的最优秀、最强大、最富成效、最具创造力、最多元化、最受欢迎的民主。我们知道，这正是恐怖分子妄图摧毁的。
他们想毁灭自由、活力与多元化，这些特征代表了美国的生活方式，并使之成为世界上许多其他人类的希望堡垒。（9/11 Report 2003: 4）
当天发言的政府官员基本同意基恩对“9·11”事件的理由给定。他们讲述的多为故事。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幸存者也是如此。那些对死亡、坍塌或失踪问“为什么？”的人，他们想听到的往往是某些个人、单位或力量对浩劫负有道德责任的故事。事实上，“9·11”事件委员会的设立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公众追问故事的压力。在政府不紧不慢、心有不甘地开始调查如何防止“9·11”惨剧重演时，社会上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可信故事的呼声。
一些在世贸中心袭击事件中丧偶的新泽西妇女开始向政府官员施加压力，要求展开调查。她们从要求对1988年苏格兰洛克比（Lockerbie）泛美航空103号班机爆炸案展开调查的前辈那里得到了建议，并在迫使委员会举行有关政府在“9·11”前对恐怖袭击的准备——或缺乏准备——的公开听证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些妇女向《纽约时报》记者解释道：
她们中的三位嫁给了为坎托·菲茨杰拉德（Cantor Fitzgerald）公司效力的男子，但她们在袭击事件前并不认识。三十三岁的布赖特韦泽（Breitweiser）女士和四十三岁的卡萨扎（Casazza）女士在2000年的大选中投给了布什先生。四十九岁的范奥肯（Van Auken）女士和四十二岁的克莱因伯格（Kleinberg）女士则投给了阿尔·戈尔（Al Gore）。她们都坚称自己没有政治目的，不管是“9·11”之前还是现在。
但她们有一个焦灼的问题。“我们只想知道自己的丈夫为什么会遇害，”布赖特韦泽女士说，“他们为什么清晨出门上班，却再也没有回来。”（Stolberg 2004: 2；另参阅 Dwyer 2004）
显而易见，“恐怖主义确实存在”这种回答是她们无法接受的。在自己力促下设立的“9·11”事件委员会前作证时，明迪·克莱因伯格（Mindy Kleinberg）明确无误地道出了自己的观点：
异常的股票交易没有被监控到，这只是巧合吗？十五份不完整的申请表格畅通无阻地获得签证，这只是巧合吗？航空公司安检人员允许劫机者携带裁纸刀和胡椒喷雾登机，这只是巧合吗？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和北美空防司令部（NORAD）的应急方案没有得到遵守，这只是巧合吗？一场全国紧急状态没有及时向最高层政府官员汇报，这只是巧合吗？
在我看来，巧合只发生一次。当程序不断被破坏，法规不断被践踏，信息传递不断被阻碍，当这些问题不断出现，这绝不能说是巧合。
如果渎职人员的责任不被追究，我们又怎么能指望恐怖分子不再遇到巧合呢？（Kleinberg 2003: 6-7）
这一问题需要为灾难划定政治与道德责任的故事来回答。在“9·11” 事件委员会于2004年发布报告后，克里斯滕·布赖特韦泽（Kristen Breitweiser）响应了明迪·克莱因伯格的呼吁。“三千条无辜的生命被‘9·11’夺去，”她在2004年9月接受采访时抱怨道，“没有人对此承担责任。”（Jehl and Lichtblau 2004: A18）在2004年11月的总统大选前，包括这些新泽西孀妇在内的“9·11”幸存者组成了名为“家庭督导委员会”（Family Steering Committee）的游说团体，公开批评布什政府未听取委员会意见（Shenon 2004: A20）。她们的故事开始染上政治色彩。
到了“9·11”事件委员会约谈证人时，幸存者的证词集中在蓄意将载满燃料的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双塔的恐怖分子身上。哈里·魏泽尔（Harry Waizer）和明迪·克莱因伯格【1】于同一天在“9·11”事件委员会前作证，他认可明迪·克莱因伯格的理由，但含蓄地指出，美国政府应该对这种不测事件有所防备。魏泽尔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Brooklyn College）和福坦莫大学法学院，曾在国家税务局工作，之后效力于纽约的两家律师事务所。在恐怖袭击发生时，他是坎托·菲茨杰拉德公司的副总裁和税务顾问，办公室就在世贸中心一号楼的一百〇四层。“9·11”当天，上午8点45分左右，乘电梯上班的他正在大楼的七十八层和一百〇一层之间：
电梯正在上行，忽然，我感觉电梯被一声爆炸震了一下，然后电梯开始垂直下坠。在电梯摩擦电梯井的墙壁时，我透过门缝看见四溅的橘黄色火花。电梯燃烧起来。我试图扑灭火焰，在此过程中手、胳膊和腿全部烧伤。我扑灭了火，但脸和脖子被门缝中窜进来的另一团火球击中。电梯在七十八层停了下来，电梯门一开，我就跳了出去。（Waizer 2003: 1）
魏泽尔被严重烧伤，但还是忍痛从七十八层走到地面。一位急救人员在五十层附近遇见他，陪他走完全程，并帮他找到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将他送往纽约长老会医院（New York Presbyterian Hospital）的烧伤中心。魏泽尔昏迷了六七周。
十八个月之后，仍未痊愈的魏泽尔做出声明：
我对“9·11”当天发生的一切没有愤怒，只为许多逝去的无辜和宝贵生命以及损失无可弥补的亲人们感到深切的悲伤。丧心病狂的人从来都有，将来可能也不会消失。他们必须被阻止，但我们要以一种外科医生切除肿瘤时的冷静超脱去阻止他们。他们不值得我愤怒。对于那些本该预见并阻止悲剧发生的人，我也不觉气愤。如果有错，那就是自鸣得意的错，我们都犯了这种错。（Waizer 2003: 3）
对理由的评估在这里变得明晰起来：丧心病狂的人在那一天撞了大楼，但我们的自鸣得意给袭击提供了机会。故事变得简单而有说服力。
不出意料，专家的理由以通俗易懂的技术性说明为主。生于瑞典的芒努斯·兰斯托普（Magnus Ranstorp）是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 University）的国际关系讲师，他在同一场听证会上作了证。他将自己描述为“一名研究好战伊斯兰主义（militant Islamism）与恐怖主义的外国学者”（Ranstorp 2003: 1）。不同于暴力袭击受害者、救援人员和被他们抢救出来的幸存者在同一场听证会上栩栩如生的发言，兰斯托普将中东恐怖主义的专业知识冷静地用于防止另一场“9·11”。
在对由公众人物而非专家组成的委员会适当简化后，兰斯托普展示了对恐怖主义的技术性说明。和贾雷德·戴蒙德对全球社会进化的技术性说明一样，兰斯托普首先将恐怖主义的成因分为近端原因和长期原因。近端原因侧重于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分子网络的既有组织与实力。长期原因主要是助长恐怖主义的全球变迁：
在许多方面，“9·11”袭击事件都是恐怖主义在全球扩张的终极表现，是玛丽·卡尔多（Mary Kaldor）笔下的“野蛮”全球化的象征。这种“新型恐怖主义”以全球化——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扩展和改善；持续的人口流动——为契机，将自身改造为一个跨国界的非国家组织，一种数不胜数、遍布全球的网络和群集。恐怖主义行动现在可以从任何距离或任何偏远角落遥控。这种新型恐怖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借助所谓的技术网络（techno-web），开创了信息传播与恐怖袭击模式无穷无尽的新可能，以此劫持了全球化。它唯一的局限是目标锁定和执行方面的想象力。（Ranstorp 2003: 2-3）
兰斯托普随后提出了更深层的第三道因果关系：恐怖主义的“根源”。这包括尚未解决的民族与国族主义诉求、贫困以及年轻人的失业问题。但他提出的对策建议侧重于监控、截断和摧毁恐怖分子网络。他关注的是恐怖主义的近端和中端原因。
对恐怖主义做出广义技术性说明的社会科学家，将关注点分别放在兰斯托普所说的三个层次上：近端原因——恐怖分子网络的组织和策略；长期原因——恐怖行动作为政治策略的优越性；根本原因——深层根源，如引发抱怨和不满情绪的因素。【2】我本人对公众讨论所尽的绵薄之力主要在长期原因方面，但我极力反对以下观点：大多数采取恐怖手段的人和基地组织密谋者类似；大多数或所有恐怖主义行动具有相同的原因（Tilly 2002b, 2003b, 2004b）。
斯特恩的恐怖主义观【3】
与其检视我对恐怖主义的认识，我们不妨从别人对恐怖主义的分析中加深对理由给出的理解。哈佛大学社会科学讲师杰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以目击者身份，用第一人称写了一本绘声绘色的书——《以神为名的恐怖主义》。这本书在向非专业人士提供通俗易懂的技术性说明方面做得棒极了。
斯特恩回忆自己在专业研究恐怖主义多年后——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给了她一个“超级恐怖主义研究员”（Superterrorism Fellow）的响亮头衔——她开始主动接触宗教恐怖主义者，并询问有关他们生活的详尽问题。她从恐怖分子的自我构想中寻找理由。在初步分析中，她由此迅速从根本原因（个人归信与忠诚的根源）跳到近端原因（恐怖组织的策略）。
正如中央情报局前局长约翰·多伊奇（John Deutch）的封底推荐语所言：“所有美国人现在都认识到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杰西卡·斯特恩是这方面的领军专家，她这部关于个人信念与恐怖行为关系的清晰易懂的著作，深入考察了全球真正的恐怖分子的想法，大大增进了我们的理解。”任何有效的技术性说明皆始于明确表述的问题。斯特恩明确了两个她在追问的主要问题：（1）什么样的不满引领人们加入并留在圣战组织？（2）头目们如何有效地领导恐怖组织？在给出回答之前，她讲述了一段危险地带的精彩之旅。
什么样的不满？1998年，斯特恩首先采访了恐怖分子凯瑞·诺布尔（Kerry Noble）。诺布尔曾因密谋持有未经注册的武器在狱中服刑数年。20世纪80年代初，他成为异教基督徒好战团体（militant Christian cult）“圣约、圣剑和天军”（the Covenant, the Sword, and the Arm of the Lord，简称为CSA）的第二号实权人物。CSA希望加快救世主回归世间的进程。他们觉得可以通过推翻美国政府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后者已经将自己出卖给了表现为犹太人、黑人、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敌基督（Antichrist）。CSA成员将敌人称为“犹太复国主义伪政府”（Zionist Occupied Government，简称为ZOG）。
1985年4月19日，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人员包围了这个异教团体在阿肯色州乡间地带修建的遍布武器的240英亩建筑群。经过三天的谈判和一位知名种族主义牧师的斡旋，全副武装的CSA保卫队缴械。凯瑞·诺布尔被关入联邦监狱。十三年后，斯特恩在前囚犯诺布尔位于得克萨斯的一个拖车停车场的家中见到了他和夫人凯（Kay）。此时，诺布尔已经变成一个反异教团体的倡议人士，但宗教狂热并未消减。“尽管此前，我思考和研究恐怖主义已有数年，”斯特恩说，“我所读到或听到的对这场对话毫无帮助。信仰在这场对话中的分量丝毫不亚于暴力。”（Stern 2003: xiv）
对诺布尔的访谈揭开了斯特恩为期五年的全球之旅，在这五年中，她遍访基督教、穆斯林和犹太教好战分子，并与他们深入交谈。这些好战分子不仅内心为仇恨占据，更赌誓*死他们的敌人。她的主人公之所以被当作恐怖分子，是因为他们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她将其定义为：“对非战斗人员的暴力行径或威胁，以复仇、恐吓或影响对方为目标。”（Stern 2003: xx）他们之所以被当作宗教恐怖分子，是因为他们以神的名义威胁或实施暴力，如她的书名所示。他们发动的是圣战。
那么，他们到底有什么不满呢？斯特恩认为，他们是自觉受辱的人，他们学会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特定群体身上。他们试图通过参与简化和净化整个世界的英雄举动来简化和净化自己的生活。屈辱可以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可能源于某个社会群体所蒙受的污名，例如所有穆斯林或所有犹太人。由于这个世界不断排斥羞辱的对象，并持续堕落，我们与他们之间的分界愈发明晰。这种分界本身激起了愤怒与使用一切手段反击敌人的决心，包括致命的暴力手段。
斯特恩说道，童年时代的凯瑞·诺布尔曾罹患慢性支气管炎。他由此变得弱不禁风，小学一年级时无法和男生上体育课，只得和女孩子们在一起。他成了所有男生霸凌的对象。他渴望在高中毕业时作为学生代表上台致辞，但多次搬家使他丧失了资格。由于童年的疾病，军方驳回了他的入伍申请。高中毕业后，他做着一份“糟糕的工作”，某天晚上，诺布尔梦见了上帝，上帝在梦中给了他传授和教牧（pastoring）的天赋。那次显圣开启了他通往CSA的漫长道路，在此过程中，他接受了这个异教团体对世界的区分：少数将在世界末日的善恶对决（Armageddon）中挺身而出，成为圣徒的人；以及所有不敬神灵者，他们将受到诅咒，痛苦而迅速地死去（Stern 2003: 22-24）。
在处理个体恐怖主义者时，斯特恩的理由接近典型的故事形式：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有限的行动者和行动，一切原因都在行动者的意识当中，以悲剧收场。但在论及她的第二个问题，即“头目们如何有效地领导恐怖组织”时，斯特恩的技术性说明从意识转向人际过程。在斯特恩看来，什么样的恐怖组织能够生存和壮大？她强调如下特征：其领袖提供的奖励包含了精神、情感与物质成分，这些奖励迎合了正力求简化和净化世界的人的需求。尽管超凡魅力有其效力，对精神、情感与物质收益的持续供应更有影响作用。
斯特恩近距离观察了恐怖组织。2000年，她以防务专家的身份 目睹了对哈勒凡·哈米斯·穆罕默德（Khalfan Khamis Mohamed）的审判，后者是一个低级别的基地组织成员，曾参与1998年8月美国驻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Dar es Salaam）大使馆爆炸案。关于穆罕默德，她讲述了一个弱势年轻人致力于净化大业的常规故事，但随即讨论了拉拢他入伙的组织过程，并转向基地组织的层级结构：
出庭的证人颇为详细地解释了这个组织的结构。本·拉登被奉为“埃米尔”（emir），或领袖。直接受他领导的是由十二个成员左右组成的协商会议（Shura Council）。舒拉（Shura）监督整个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负责训练营和武器采购。伊斯兰研究委员会发布教令和其他宗教规章。媒体委员会发行报纸。旅行委员会负责购票和获取伪造身份证件，并受财务委员会的管辖。财务委员会监督本·拉登的生意。基地组织和慈善组织打交道甚多。首先，它利用后者进行掩护和洗钱。其次，以人道主义援助名义捐给慈善组织的钱经常落入基地组织的保险柜中。最后，可能最为重要的是，基地组织承担了一项重要的社会福利职能。它既是“慈善基金”的受益者，又是人道主义援助的提供者，近似于恐怖分子的联合劝募协会（United Way）。（Stern 2003: 250）
除了基地组织，斯特恩还研究了许多其他组织。她追述了自己与马克布勒·潘迪特（Maqbool Pandit）的交谈，后者曾在名为“真主穆斯林游击队”（Hizbul Mujahideen）【4】的克什米尔阿拉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后来退出该组织的活动。在回答有关组织运作的多个问题后，潘迪特反问斯特恩如何看待激进主义的起因。她不情愿地回答道：
这场斗争的焦点是不动产、国族认同、政治权力与利润——既关乎个人，也关乎组织。这场斗争之所以延续至今，是因为组织少不了它，因为对双方而言，人们都要糊口。走私货物。贩卖武器。放高利贷。办训练营。办“慈善组织”。训练弱势青少年，让他们相信，要获得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必须发动所谓的“圣战”，在此过程中置人于死地或被人置于死地。圣战领袖住在豪宅中，执行任务者却在拿生命冒险。圣战组织在事业和金钱上都有利可图。他们怎么会愿意终结这场“圣战”呢？我问道。（Stern 2003: 235）
斯特恩继续指出，屈辱感、相对剥夺感和忧虑感将街头好斗者引向恐怖主义，但恐怖组织的整体运作少不了阔绰的同情者的支持，有时甚至包括外国政府。潘迪特沉默了许久，最后同意她的分析（Stern 2003: 236）。他赞同的是，恐怖组织之所以维系和壮大，需要从远超出基层宗教恐怖分子个人不满情绪的政治过程中寻找答案。
听者与高超的故事
然而，如果必须下注，我会预测，引用斯特恩的人更喜欢写恐怖分子心理的章节，而少有提及她对政治过程的分析。她论点的心理学部分与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包装自己解释的故事最为贴近，而与社会科学家解释组织过程的技术性说明相去甚远。由于斯特恩将这本书的目标受众设定为受过教育的读者和政策制定者，而非她的政治科学家同行，她暗中下了注：高超的故事将吸引并教育她的读者。凯瑞·诺布尔的故事引我们不由自主地进入她的分析。
斯特恩采用了一条我们已经见过的有效原则，懂得如何打动非专业听众的作者和讲者将其运用于自己的技术性说明：与其将你的听众转变为专家，不如将你的消息转换为一种他们业已掌握的形式。“高超”的故事往往有此奇效。
高超的故事？像日常的故事一样，高超的故事简化了其原因和结果。它们保持时间和地点上的一致，只涉及数量有限的行动者和行动，侧重于这些行动如何引发了其他行动。它们忽略或淡化了差错、意外后果、间接效应、增量效应、协同效应、反馈效应和环境效应。但它们在有限的框架中正确讲述了行动者、行动、原因和结果。按照相关和可信的技术性说明标准，它们极度简略，但它们讲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高超的故事让至少一部分真相为非专业人士所了解。
作为一名教书匠，我做出了一个强区分。我课堂上的本科生想对社会过程有些了解，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将成为医生、律师、工程师、创业者、经理人或政府官员。（哥伦比亚大学能招到许多好苗子。）对他们来说，对同一现象，高超故事要比详尽的技术性说明更有效，对他们也更有助益。他们应当学习如何识别技术性说明以及如何寻找其有效性的迹象，但并不一定要巨细无遗地吃透社会过程技术性说明中的原因—结果论证。
如果我的教学是有效的，本科生将学会更批判地阅读报纸上对社会过程的说明，在自己的生活中识别这些社会过程的有趣特征，甚至在面临选择时去支持有关这些社会过程构想得更加周密的公共政策。方案是教给他们正好够用的相关技术性说明和估测准则，让他们思考这些知识从何而来，并启发他们之中的少数未来专家。此外，设法讲述最为生动的高超故事。
研究生也爱听故事，但他们从我这儿学到的多为技术性说明和相关准则。如果我如愿以偿，他们将学会在研究中对既有技术性说明和支持这些表述的准则——有关适当的证据、程序和结论的准则——做出修正。也许我的某位研究生会提出一套比我更好的对理由给出的技术性说明，或者一种收集关于理由的证据的绝妙新招。他们中的许多人会走上我的旧路，给未来的本科生讲述高超的故事。而这要求他们必须掌握相关的技术性说明及其准则。这便是从圈外人的角度看，我和我的研究生在讲行话的原因。
学生和我的关系仅仅是一个小案例，它属于一种普遍现象：理由的给出与接收。但这种关系阐明了本书的两个基本论点。首先，恰当理由的给出因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而异；这一点既适用于惯例和准则，也适用于技术性说明和故事。其次，理由的给出建立、确认、协商或修复双方的关系。亚里士多德对修辞的分析让我们为这样一种观察做好了准备。惯例在日常生活中承担了极为重要的关系职能。对此我们应当感到庆幸，因为烦琐的准则、技术性说明和故事只会给生活平添麻烦。但故事是一项伟大的人类发明，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广为传播、机动灵活、言之有理的解释手段。当生活不幸横生枝节时，故事将承担大部分关系职能。
从而，理由与关系存在紧密的联系。我们不妨回到第一章，看看理由与关系二者关联的相关假设是否依然成立：
在其专业领域内，职业的给出者提倡并贯彻优先使用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而非惯例与故事。律师、医生、生物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都向我们展示过这种对注意力的要求。
尤其是，职业的给出者多为将惯例和故事转换为自己偏好语言的熟手，并经常指导他人在这种转换中合作。我们已经在医疗诊断和刑事审讯等处见到这种转换的有力运作。
从而，在任何社会场景中，知识专业化程度越高，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越普遍。法庭、实验室和医院充分展现了这一定律。我们圈外人普遍将对准则和技术性说明的依赖感受为云里雾里或故弄玄虚。
在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关系较远，并且/或者给出者地位较高时，给出者给出程式，而非原因—结果说明。最具戏剧性的例子是医生宣布病情诊断和法官宣布司法判决。但这一定律同样适用于牧师、先知和王侯。
从而，程式的给出者宣告了自己的优越性或与接收者之间的差异。当我想在米兰市档案馆拍摄馆藏文档时，与钱帕会计师的不快遭遇即印证了这一原则。在一个海员要求支付工资时，身为军需官的我享有自由裁量权，这是另一个例子——我有权决定给他钱是否符合规定。
理由的接收者通常会要求给出者做出原因—结果说明，以此挑战对方所宣告的优越性。“9·11”袭击的幸存者提出的正是这种要求，他们要求相关人员对谁为他们的损失负责给出说法。
这些要求通常表现为对对方提出的程式表示怀疑，并要求了解Y究竟如何且为何发生的细节。明迪·克莱因伯格对于拿“运气不好”来解释“9·11”事件发生的严词拒绝即是一例。
然而，即便是当权者给出的准则，老练的接收者同样可以通过运用这些准则，表明给出者误用了它们，以此挑战给出的理由。医疗事故纠纷往往以这类交锋为核心。牢狱律师（jailhouse lawyers）——法律知识足够丰富并以此挑起麻烦的犯人——同样遵循这一原理。
即使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距离和/或不平等关系，只要接收者具有明显的影响给出者后继福祉的权力，给出者就会从程式转为原因—结果说明。再次以“9·11”为例，幸存者们利用政治压力和媒体报道，迫使政府展开调查。在我的学术生涯，挑战通常是这样的：“我不关心你的统计方法和数据正确与否。我只想知道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当然，这些例子无法证明上述原则。但它们至少戏剧化地表现了理由给出关系性的一面。
传播专业理由
尽管如此，惯例和故事的流行仍给专业人士提出了难题。从复杂的准则或技术性说明中提炼理由的人必须二选其一：拿相关的理论向听众说教，或将自己的阐述转换为通俗话语——惯例或故事，这取决于理由涉及适当性还是原因—结果解释。医生、律师、神学家和其他必须经常和公众打交道的专业人士，通常能熟练地将准则和技术性说明转换为亲和力较强的理由给出形式。我也已经给出了自己偏爱高超故事的理由。
当然，高高在上的权威，诸如美国最高法院，或由诺贝尔奖得主组成的原子物理学家团体，大可宣布自己的发现，而将转化的工作留待他人。尽管偶有挑战，大部分西方人认可高等法院和原子物理学家的高深知识，至少在这些专业人士的领域之内。不仅如此，某些专业知识拥有极高的声望和迫切性，学校已经开始传授相关的准则和技术性说明。尽管自然科学家和数学家经常哀叹公众对其专业领域的无知，至少学校努力向学生传授相关基础知识。最值得同情的是语言学家、人类学家和经济学家，大多数学生在上大学之前对这些专业的理由给出形式一无所知！
社会科学家面临一个独特的问题。我可以拿自己多年的个人经验来作证，社会科学与故事、惯例和准则存在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社会科学旨在对非专业人士以惯例与故事来对待的相同社会过程做出描述和解释。从而，社会科学家面临一堆问题：通常，对于他们试图解释的同样的行为和结果，人们在早年的生活中就学会了以惯例、故事和准则的模式给出说明。
社会科学家使用的证据往往包括人们为自身行动所给出的理由。但社会科学家的解释通常与惯例、广为流传的故事或通行的行动准则不相兼容。更糟糕的是，社会科学家的解释往往包含对人们为什么给出既定理由的原因—结果说明（Tilly 1999）。因此，作为研究者、作者、教师和公共讨论的参与者，社会科学家经常不受欢迎并引发质疑。无论如何，他们极少向公众提供技术性说明。在与公众沟通时，他们通常有三种标准手段：对公共生活进行有效的直接干预（如民意调查）；传播社会科学的逻辑（如报纸上的经济学专栏文章）；以重要的流行语或论点介入公共讨论（如戴维·里斯曼 ［David Riesman］ 笔下广为人知的“孤独的人群”）。但总的说来，社会科学的技术性说明限于学界内部，不为公众所知。
社会科学家难道不该直接效仿那些找到办法与业余听众沟通的领域吗？毕竟，工程师、医生、神学家和其他惯常以技术性说明做出解释的专业人士，经常将这些说明转换为故事，以此与顾客或非专业人士沟通。将技术性说明转化为故事更利于听者的理解和接受。
但如果某些社会科学的技术性说明涉及并不适于讲故事的重要原因—结果关系，因为它们与增量、环境、交互、协同或间接效应有关，那又该如何？例如，不关注既有人际网络对迁移人口、去向和迁移者新工作的微妙但重要的影响，就无法对国际移民潮做出解释（Hoerder 2002, Tilly 2000）。大多数社会过程具有类似的复杂性。对这些过程的解释要求系统的技术性说明。但社会科学家往往不擅长推销他们的说明。
能否开展刻意的造势活动，对言之有理的高超故事加以宣传？社会科学家相对擅长的是介入已有的解释性故事，而非直接干预或传播社会科学逻辑。例如，某些社会科学家推广了一种观点：如果整个类别的群体面临系统性的劣势，这与社会歧视和特定人生遭遇有关，而与这一群体的全体成员所共有的某种能力缺陷无关。在这儿，社会科学家以公共知识分子而非教书匠的身份上场。书籍、大众传媒和公共论坛提供了关键的契机。
在这种理由的给出中，社会科学家别无选择，只有将技术性说明转化为深入浅出的故事。这些故事永远无法涵盖所有相关的原因—结果关系。它们永远无法纳入完整的增量效应、环境效应、间接效应、交互效应、反馈效应以及意料之外的后果，遑论枚举专业领域内一切有关初始条件和偶发事件的关键详述。但高超的故事至少能弄对它们确实包含的原因—结果关系。这本身就是一个难得的贡献。
其实，几乎每个专业群体都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如何将通过专门的准则和技术性说明得出的发现、建言和解释，以一种可信、可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例如，职业历史学家在研究中极为倚重内行的准则：档案的恰当使用、考古材料的正确挖掘与解读、艺术作品的适当分析，等等（Gaddis 2002, Van de Mieroop 1999）。在很大程度上，他们还构建紧嵌在可靠的史料、已有的研究以及相关事件背景知识中的技术性说明。但在撰写面向一般读者的教科书或出版物时，他们别无选择，唯有尽力压制或简化自己的专业技能。高超的故事对他们也很合用。
哲学家、神学家、宇宙学家、生物学家、医生、律师和将军同样如此。他们必须混搭四个主要选项：
1. 只和同行的专业人士交流
2. 向（部分）听者传授专业准则和技术性说明
3. 将理由转述为高超的故事
4. 指望有经验的翻译者和解读者从事转述工作
只和同行专业人士交流最容易，但有可能被别人误解、歪曲或置若罔闻。向听众传授专业知识善莫大焉，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和技巧的话。仰仗翻译者和解读者——科普作家、推广者以及懂行的业余爱好者——能省不少心，如果翻译者和解读者足够胜任的话。但对于许多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自行撰写高超故事有助于他们反思自己的日常工作与全人类的关联，或至少与他们在研究、实验室或会议室之外接触到的人类的关联。
即便始于技术性说明，理由的给出也不止写作和演讲。医生和律师经常要将自己的技术性说明转换成患者与客户能理解并相应行动的故事。在此过程中，他们建立、确认、协商或修复与患者和客户的关系。还记得杰伊·卡茨医生与一位刚获悉乳腺癌噩耗的病人对治疗方案的讨论吗？卡茨并没有像那位外科医生那样轻易排除替代治疗方案（从而宣告了和患者之间的尊卑关系），而是耐心比较不同方案，直到病人获得足够的信息和自信，做出选择为止。他并非吁求医生和患者之间的平等——医学专业知识使得卡茨医生具有绝大多数患者所不具备的知识和信息——但他体现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我们所给出的理由塑造了我们与理由接收者之间的关系。我们还可以从反方向解读本书的教益。别人给你的理由反映了他们如何看待与你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惯例和故事确认了你已感知到的关系：你即刻辨别出那些“错误”的惯例或故事，拒绝承认它们所宣示的关系。当有人用你不熟悉的说法向你提供准则或技术性说明时，你会迅速在两种解读中选择：这个人或是误解了你们之间的关系，或是以内行的知识来宣示优越性，并期待你的顺从。当然，如果你请求对方扼要介绍相关准则和专业知识，你就已经确立了你在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至少就这段对话的目的而言。一个机智、讨巧的对话者能将你想要的理由引向惯例和故事，从而改变关系的平衡。理由的给定具有广泛的社会职能，而塑造理由给出者和接收者的关系永远是其中之一。
其实，这也是我为什么将本书写成了一个高超故事。既然你、我和其他所有活生生的人每天都在给出和接收理由，我们为什么不试着探索理由的奥妙？
【1】原文为 Mindy Weinberg，应属笔误。——译者注
【2】参阅 Futrell and Brents 2003；González Calleja（原文误为 González Callejo。——译者注）2002b；Kushner 2001; Pape 2003；Schmid 2001；Senechal de la Roche 2004；Smelser and Mitchell 2002a，2002b；Turk 2004。
【3】此处取“stern”的双关含义。——译者注
【4】原文误为 Hiz-ul Mujahidee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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