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风象星座代表秋天，他们往往具有令人吃惊的智慧和沟通能力，这一丰收的象征仿佛天生与文学有着不解之缘，是缪斯女神最为眷顾的宠儿。其中，天秤座是“天才梦工场”，有着洞悉人类心理奥秘的禀赋；双子座出诗人，不同于射手座的与神对话，是直接宣示神谕；水瓶座则擅长“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的叙事，属于高智商脑洞型作家。他们从脑中榨出自己都想不到的灵感，因为追求独一无二，故而处处显得标新立异。有些作家翻来覆去写着同样的主题，水瓶座可能还没写出来就厌倦了。因此他们前卫的作品往往产生震惊一时的效果，而真正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可能要等到下一代读者的养成。
水瓶座作家是神秘的。拉伯雷、斯特林堡看上去就有点疯疯癫癫。斯丹达尔和乔伊斯要么等待“百年孤独”，要么准备让评论家们忙活上三百年。只有毛姆比较重视读者体验，最多只在书名上玩玩小花招：月亮和六便士有什么关系？刀锋究竟是个什么梗……
拉伯雷（1494年2月4日）
《巨人传》
法国文学因普鲁斯特的横亘在前而形成了贵族式优雅的“人设”。然而法国文学的繁复人格绝不是一张贵族的画皮所能包裹。莫里哀嬉笑怒骂的尖刻喜剧，时时夹枪带棒地刺一下法国贵族的虚荣，但其恰到好处的吐槽效果，奠基了法国文学的幽默底色。相比之下，拉伯雷的《巨人传》写得就太“天外飞仙”了，“没想到竟说出如此粗鄙之语”，戏谑到作者都克制不住的地步。但对比与时代保持一种紧张关系的莫里哀，拉伯雷的态度显得更为轻松，他的得理不饶人也变得像是一场语言的狂欢。莫里哀的糖衣药丸，无论裹多少层糖衣，他的苦心和作用我们的理性能够捕捉到。拉伯雷的狂欢节大餐，套用王朔的比喻，则是一概油炸，浇汁蘸糖，就是土坷垃油炸一下，也会变得松脆可口。
《巨人传》，[法]拉伯雷著，成钰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斯丹达尔（1783年1月23日）
《红与黑》
斯丹达尔坚信五十年后《红与黑》才会有读者，他说：“我将在一八八〇年为人理解。”“我看重的仅仅是在一九〇〇年被重新印刷。”或者做一个“在一九三五年为人阅读的作家”。但在他生活的时代，他却是创造过作品最差销售记录的作家——《论爱情》在十一年内只卖出了七本。斯丹达尔热衷于观察心灵世界的奥秘,然而无论他脑洞多大，眼光多远，恐怕也猜不透女人的心思。也许受此打击，作者才寄望未来：反正无论被推延到哪一年，斯丹达尔的心态大概就像余秋雨一样——“我等不到了”。如今大红大紫的《红与黑》目录页的题词却是“献给幸福的少数人”，看来历史与作者预想的发展并不一致：我们这些《红与黑》的忠实读者人数不少，也没觉得幸福。
《红与黑》，[法]斯丹达尔著，郭宏安译，译林出版社
拜伦（1788年1月22日）
《唐璜》
拜伦二十一岁游历西班牙、希腊、土耳其，边游边写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诗寄回英国，头两卷发表后，拜伦说：“我一早醒来，一夜成名，成为诗台上的拿破仑。”其实，“拜伦式的英雄”如果去掉英俊和诗才，到了今日中国，大概就成了大众眼中的所谓“许知远式中年油腻知识分子”。许知远说，拜伦以一种厌倦的形象比于连更早地打动了他，斯丹达尔在世上最崇拜拿破仑和拜伦，大概他们都曾经为拜伦如此轻易又如此众多地征服女人而心潮澎湃。他们都向往异国情调，崇尚个人自由，热情真挚，独立不羁，但拜伦是贵族、诗人、美男子、英雄。如今的文学史似乎在削弱拜伦的地位，但这似乎只因为没人能模仿拜伦的天才而显得他孤独突兀罢了。
《唐璜》，[英]拜伦著，查良铮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狄更斯（1812年2月7日）
《大卫·科波菲尔》
连托尔斯泰都推崇的长篇小说家，还有什么好说的？但跟托尔斯泰行文的话语蕴藉和气氛营造相比，狄更斯的行文就像一个脱口秀演员，时不时来个排比或谐音，再严肃的主题也挡不住狄更斯逗哏的喜剧天赋。我永远记得《双城记》那段让人一脸懵逼的开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绝望之冬；我们应有尽有，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一起走向天堂，我们一起走向地狱。”狄更斯的才华是无理而横溢的，因为只有无厘头的夸张笑容，才能把他的“底色悲凉”遮掩得严严实实。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著，张谷若译，上海文艺出版社
毛姆（1874年1月25日）
《刀锋》
毛姆的文学地位有些微妙，时时被人踢出文学家的第一梯队，但在第二梯队里又实在找不到旗鼓相当的对手，正如他所自嘲的——“二流作家中的最前列”。作为《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的作者，毛姆是百年来真正的畅销书作家（这两部小说至今仍排在许多书店文学销售榜的前列）。其实他永远关心严肃的问题，认为“一个时代真正的智者是那些发现汲取知识才是最大最长久的满足的人”。但他写着写着，就把故事写好看了，从而显得读完不像看了《百年孤独》那么能*了。其实，我们的文学遗产并不缺少让读者显得弱智的“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我们的时代就缺少毛姆这样不是一心为了赚读者钱而是给广大普通读者写出念念不忘的人物和唏嘘不已的故事的作家。
《刀锋》，[英]毛姆著，周煦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年1月25日）
《到灯塔去》
20世纪60年代，有部叫《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戏剧在美国轰动一时，但讲的不是伍尔夫本人而是一对美国知识分子夫妻的苦闷生活，伍尔夫在剧本里大概就是作为精神崩溃的象征。但以伍尔夫在精神上孤傲的追求和沉郁的美学风格来看，她也确实会是一个让普通人感到害怕的形象。有些人把伍尔夫看作女权主义者，但伍尔夫的女权主义与一般的女权主义如西蒙·波伏瓦等人的完全不同，因为伍尔夫声称，她仅仅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听上去任何一个可以“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的土豪都能满足，但事实上却并没有那么简单。伍尔夫真正想要的，是一个能够让她独自面对、独自思考、独自感受、独自领悟的精神空间。伍尔夫提到男女之间的区别，是因为她发现作为一个女人追求精神上的纯粹，在这个世间要比男人更加艰难。她的痛苦驱使着她不停地向上攀登，哪怕像豹子一样被冻死在山顶，也在所不惜。
《到灯塔去》，[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王家湘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
《尤利西斯》
乔伊斯有什么好说的？天才！自从《尤里西斯》问世后，乔伊斯就被作为一个不无夸张的传奇传说至今。不过，乔伊斯并不是文学想象力和感染力层面上的天才，而是个小说技法上的天才，是福楼拜青出于蓝的私淑弟子。他的叙事语言具有点石成金的力量。他喜欢在书中津津乐道琐碎的细节，因为那些有象征意味的细节，都是他嘲讽笔下芸芸众生的武器。如果说“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平淡近自然的美学追求是有平常心的作家追求的境界的话，那么睥睨众生的乔伊斯则是人造巴洛克式美学极致的代表。《尤里西斯》在结构和叙述上的人为痕迹是显而易见的，但乔伊斯正好借此以炫博学。
《尤利西斯》，[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著，萧乾、文洁若译，译林出版社
斯特林堡（1849年1月22日）
《父亲》
发疯前的尼采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谈到，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这种天才以庸众为死敌，毫无沟通的可能。斯特林堡就是一个太有个性而使世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公敌”，他活到1912年却没有拿到本国的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他的三次婚姻都以相互痛苦的折磨告终，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他在德国一度放弃了文学创作而梦想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不顾基本的物质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使他写出了戏剧杰作《父亲》。我认为，这部剧作是在DNA亲子鉴定被发明出来以前几千年人类两性关系演化历程的伟大总结。斯特林堡的天才或在易卜生之上，但他既然甩出了时代好几条街，那也就只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了。
《斯特林堡文集》，[瑞典]斯特林堡著，李之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
《三姐妹》
契诃夫的智慧和善良是上帝级别的，他永远注视着普通人的境遇，饱含着理解之同情。我尤其喜欢高尔基对契诃夫的评价：“我觉得，在契诃夫面前，大家都感到一种下意识的愿望，希望变得更单纯，更真实，更属于自己。”这位愿意以喜剧命名作品的作家，总是不经意间就让你诧异“明明还在笑怎么哭了”，或者“明明还在哭怎么失笑”。这大概就是哈罗德·布鲁姆所说的：契诃夫的信条是你将认识真理，而真理将使你绝望，只不过这个阴郁的天才仍然坚称应当保持愉快——生命修行的三段论。许多人看过契诃夫的早期小说并且喜欢，而我认为他的戏剧无疑写得更好，只是欣赏的过程稍微需要一点值得付出的耐心。
《契诃夫戏剧全集》，[俄]契诃夫著，焦菊隐、童道明、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
《日瓦戈医生》
“人来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做准备。”日瓦戈医生对拉拉谈到变革的混乱，谈到有些人喜爱混乱的局面，无休无止地为此做准备，本质上是因为他们平庸。“生活本身，生活现象，生活的恩赐，都十分诱人却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吗要用幼稚杜撰出来的蹩脚喜剧，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让契诃夫笔下天真无邪的人们出逃美洲这种荒唐的事儿。”大概由于帕斯捷尔纳克思考得彻底而坚定，才能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终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赋用于现实的细事上，在现实细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觉度完了一生。”《日瓦戈医生》的伟大和智慧在于诗人穿透了历史和理念的迷障，发现生活本身比“那些蹩脚的理论要高超得多”，从而给几代身不由己的苏联知识分子指出了一条活路。
《日瓦戈医生》，[苏联]帕斯捷尔纳克著，力冈、冀刚译，浙江文艺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