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瓦拉奇备忘录
笔者第一次读到约瑟夫·迈可·瓦拉奇这个名字，是在一本关于美国意大利黑手党的书中，一段题为“瓦拉奇的合同”的章节。作者在那本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书里并没有提到后来为人们熟知的瓦拉奇备忘录，只说这是一起被美国司法界人士和研究黑手党的专家们认为是该组织刺*行动的经典范例，还被选入了某些警官学校的教科书，云云。
约瑟夫·瓦拉奇是当时纽约黑手党露其亚诺家族的成员。不消说，露其亚诺是老板查理的姓氏。在黑手党的老巢纽约市，这样的家族一共有五个，共计2000余名成员，占全美黑手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60年代初，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们从约瑟夫·瓦拉奇的口中第一次确证了这个被外界称为“黑手党”的犯罪集团的真实存在。该组织问世于20世纪初叶，其意大利名称为“科沙·诺斯卓”，用英语直译就是“我们的事业”或“我们的行动”。“科沙·诺斯卓”下分若干家族（family），亦称集团（group），每一家族掌管一片区域。按英文字母的顺序，一些重要家族所在的区域依次为：波士顿、巴菲罗、芝加哥、克利夫兰、底特律、丹佛、堪萨斯城、洛杉矶、诺瓦克、新奥尔良、纽约、费城、匹茨堡、旧金山等等。另外还有几块“开放区域”：迈阿密、拉斯维加斯和1959年古巴革命前的首都哈瓦那。所谓“开放”，即任何家族都可以在这些区域拥有人马或开设生意。
家族的首领称“老板”，“老板”之后还有“二老板”，往下便是数目不等的“纵队长”。每个“纵队长”统领一支“纵队”，“纵队”的成员叫“兵士”。兵士中也分三六九等，有的兵士可以直接由老板调遣，有的兵士可以自己接单做买卖。所有“科沙·诺斯卓”的成员，无论老板或兵士，都必须是纯正血统的意大利人。但其外围组织中可以有其他族裔——犹太人、黑人、爱尔兰人、波多黎各人、法兰西人、英国人等等。
自1931年以来，“科沙·诺斯卓”不再设“大老板”或“老板们的老板”(Boss of all Bosses）一职，尽管不少人都在梦想着为自己加封一个类似的头衔。一个由9至12名老板组成的“委员会”或“董事会”统筹全国性的运作并协调各家族之间的事务。
“瓦拉奇的合同”是约瑟夫·瓦拉奇在其30余年的黑手党生涯中曾参与过的数十起人命案之一。“科沙·诺斯卓”内部把分派给属下的刺*任务称作“合同”。
1952年9月初，约瑟夫·瓦拉奇的纵队长安东尼·本德尔约他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罗科斯餐厅一起吃晚饭。几句寒暄之后，安东尼便直切主题。据新近获知的消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尤金尼奥·契亚尼尼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
“这家伙给毒品局通风报信，”安东尼告诉瓦拉奇，“老头子已经得到了查理·露其亚诺的口谕。查理说，契亚尼尼非常聪明，他和毒品局勾搭已经不是三年五载了。我们必须把他和他周围的人做掉。”
老头子叫维克多·靳诺万斯，是当时露其亚诺家族门面上的老板，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在1936年被捕后判刑50年，并于1946年被放逐回意大利老家拿玻里。
尤金尼奥·契亚尼尼确实是联邦毒品局的眼线。1942年他因贩运海洛因被捕，收监15个月。之后，他一边继续黑社会的活动，一边在必要的时候有选择地向毒品局举报一些同伙，通常是其他家族的成员。但这些“情报”都只涉及到具体的人和事，所以毒品局一直不知道“科沙·诺斯卓”的存在，以为契亚尼尼不过是在跟几个贩毒团伙打交道。每当契亚尼尼犯在了警方手里，他便会亮出自己的线人身份。警方有时很难权衡，这些线人提供的情报是否值得他们对其犯罪活动睁只眼闭只眼。
1950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了一趟欧洲。他此行负有两项使命：从美国带去战后欧洲市场紧俏的药品和美金现钞，再从法国贩回海洛因。当时中东地区盛产鸦片，鸦片膏子运到法国马赛，经加工制成海洛因后售价为每公斤3500美元，而走私到美国的海洛因的平均终极售价，或人们常说的“街头价”则高达每公斤225万美元。据当时的估算，仅此一项，每年带给美国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的纯收入为35亿美元。如此高的利润后来也吸引了其他族裔的犯罪团伙，如黑人帮、波多黎各帮和古巴帮，但黑手党出让的部分只是那些高风险的街头销售。
在拿玻里逗留期间，契亚尼尼几次主动与流放中的查理·露其亚诺接触。与此同时，联邦毒品局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到契亚尼尼欧洲之行的真正目的，但为了从他那里获取更有价值的情报而一直没有惊动他。
然而，不明就里的意大利警方却以走私药品美元的罪名逮捕了契亚尼尼。契亚尼尼在等待审判期间设法带出了一封信，交给联邦毒品局的欧洲部。但毒品局并没有马上与他们的意大利同行交涉，因为他们获悉，契亚尼尼在狱中还安排了将10公斤海洛因成功地偷运到美国。他们想让契亚尼尼再多吃点苦头。
契亚尼尼又带出第二封信，为了争取官方的救援，他在信中向毒品局报告了查理·露其亚诺的情况。
约瑟夫·瓦拉奇后来说，他不知道查理是如何得知这条消息的，但他确信“科沙·诺斯卓”拥有自己的情报来源。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是，指认契亚尼尼的关键证人突然翻供，药品美元走私案因证据不足而撤诉。契亚尼尼回到纽约后自感性命难保，遂请求联邦毒品局予以保护。
安东尼·本德尔对瓦拉奇说，按照惯例，这样的事情本来应该由路琪赛家族自行处置。但是，一、契亚尼尼几乎从未出卖过本家族成员；二、由于这一层关系，反倒使毒品局不时地对路琪赛家族网开一面。路琪赛家族当时是纽约五大家族中走私毒品最猖獗的。
“这次既然欺负到了我们头上，那就算是给了我们开*戒的口实。”安东尼说。
瓦拉奇认识契亚尼尼，事实上，就在契亚尼尼去欧洲之前，他还问瓦拉奇借了钱。如果契亚尼尼做了枪下鬼，瓦拉奇跟谁去讨还这份饥荒？
瓦拉奇于是说：“可是，他欠了我两千块钱。”
“是的。”安东尼说，“我听说了。”他意味深长地看着瓦拉奇，那意思是说，正因为这样我才约你来吃这顿饭。
瓦拉奇明白，这件事他是脱不掉干系了。如果让上峰派了别人去“做”契亚尼尼，一旦失手，自己就会被怀疑向契亚尼尼走漏了消息。
见瓦拉奇不吭气，安东尼又说：“你知道，契亚尼尼刚从意大利回来，但是他东躲西藏，我们一直找不到他。如果你有他的消息，告诉我一声。”说罢便起身要走。
瓦拉奇没有别的选择了，他赶紧硬着头皮自告奋勇道：“好吧，我会找到他的。”“找到”的意思当然就是“做掉”。
“不急，等我先把你的意思转告老头子。”安东尼·本德尔不冷不热地丢下一句，兀自扬长而去，只留下神情沮丧的约瑟夫·瓦拉奇。
第二天安东尼·本德尔通知他，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同意让瓦拉奇接“合同”。
瓦拉奇很容易就找到了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他在晚上10点左右往契亚尼尼家里挂电话，说你从欧洲回来也有些日子了，咱们是不是该把账结结。瓦拉奇并没有自报姓名，他只是在言谈中表明自己的身份。这是黑道中人的基本联络技巧，为防电话被警方监听。
瓦拉奇最后说：“咱们街角见。”这也是一句让外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但契亚尼尼却心知肚明。瓦拉奇指的是布郎克斯的城堡山庄和西彻斯特路交叉口，瓦拉奇在那里有一间“丽都夜总会”。
契亚尼尼说：“我20分钟到。”
约瑟夫·瓦拉奇黑着灯站在丽都夜总会他的办公室窗前，他看见契亚尼尼开车过来，另一辆车也相跟着停在了不远处的路旁。契亚尼尼一见到瓦拉奇便开始说他手头真的有点掰不开，等谁谁谁的货款到了立马连本带利送过来。瓦拉奇用手势叫他打住，带他到了一个角落，说：“咱们先不谈钱。我想你被人跟踪了。你知道是谁吗？毒品局还是警察？”
“老天爷！他们是冲你来的吧。”契亚尼尼一脸惊异。
“也许是吧。今天晚上就到此为止，我过两天给你打电话。”
契亚尼尼原路返回。果然，等他的车一启动，另一辆车也尾随而去。
说瓦拉奇着手的是一桩黑手党经典刺*案，是因为所有真正与本案有牵连的人在案发时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刺*指令来自查理·露其亚诺，他本人却远在大西洋彼岸的意大利拿玻里。警方也休想在犯罪现场查找到“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和安东尼·本德尔的踪迹，就连“合同”的具体执行者约瑟夫·瓦拉奇，也不会在自己身上溅上一滴血。
瓦拉奇接了“合同”，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至于他如何操作，这就不是他的上司们想关心或打听的事了。瓦拉奇可以把案子交给本家族或其他家族成员，也可以找组织以外的人。顺便说一句，按规定，黑手党成员执行“合同”是没有报酬的，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也不得报销执行过程中的任何开支，包括雇用职业*手的费用。但如果“活儿”干得漂亮，今后自然少不了从老板那里得到诸多的照顾和好处。
这一次，瓦拉奇采用了最经济的办法。他找来三个哈伦东区的“毛孩子”——他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三个正在排队等候，急巴巴地想被接纳进入露其亚诺家族的“候选人”。其中两人是亲兄弟，约瑟夫和派特·帕咖诺，还有一个是瓦拉奇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
执行这样的“合同”，无论如何小心都不算过分，更何况“目标”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被跟踪。两天后，约瑟夫·瓦拉奇把契亚尼尼约到“丽都”附近的卡斯吧酒家，这次他带来了约瑟夫·帕咖诺。瓦拉奇说这叫一箭双雕，既让“毛孩子”认准“目标”，又使他们彼此熟识，所以下一次契亚尼尼再见到帕咖诺们时才不会心存戒备。其实还有第三个目的，瓦拉奇没有把约会地点定在“丽都”，是想进一步查证契亚尼尼被跟踪的情况。
根据约瑟夫·瓦拉奇后来的回忆，交谈过程中契亚尼尼突然说：“昨天晚上我不知怎么地，老是觉得特别恐惧。”
“你什么意思？”瓦拉奇问。
“我也搞不懂，就是感觉有人可能要对我下手。”
“你干吗说这些话？别胡思乱想了。”
“我确实有一种感觉……”契亚尼尼喋喋不休。
这不是一个好话题。瓦拉奇赶紧叫来一位曾经在“丽都”工作过的小姐，付给她一张百元美钞，说是务必请她让他的“哥儿们”契亚尼尼快活起来。
事后小姐向瓦拉奇汇报说，契亚尼尼提到要去哈伦赶一个什么牌局。
三个“毛孩子”很费了一番周折才查到，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的是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附近，一种叫做“掷骰定点”的地下赌场。每天开局之前，由庄家掷骰子确定赌博地点。玩牌的人先到达某指定处，经验证没有问题后，再由专人护送到某某旅馆的某某房间，一般有半个街区之遥。为了不引起警方注意，牌客们在散场时一个一个单独离开，每两个人之间间隔几分钟。
“有人跟踪他吗？”瓦拉奇问。
“我们没发现。”“毛孩子”们答。
“好，就是它了。”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瓦拉奇很快得知，那个地下赌场的主人是路琪赛家族的一名成员。为防范可能引起的家族间的纠纷，瓦拉奇觉得有必要向上级报告。
安东尼·本德尔在曼哈顿中城区开了一家“金钥匙夜总会”，但据说这家店已经上了警方的黑名单，常有便衣在四周转悠。瓦拉奇把车停在距离两个街区的地方，然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过去。他不希望被警方抄下牌照。
没容得瓦拉奇开口，安东尼便开始发难：“你怎么一直按兵不动？这件事早该了结了。难不成还在琢磨着要回你那几个钱？”
“安东尼，你听我说，这家伙总有尾巴跟着……”
等瓦拉奇讲完来龙去脉，安东尼承认他的考虑不无道理，答应替他到老头子那里讨一句话。
很快，安东尼传回话来，说老头子OK了约瑟夫·瓦拉奇的行动方案。
1952年9月19日晚，三个“毛孩子”到达预定的埋伏点，那是在东112道上的一栋大楼附近。这栋破旧而巨大的居民楼横贯整个街区，楼里有一个通往111道的后门。居民楼的前门从不上锁，后门的门闩可以从里面打开。这绝对是一条非常理想的撤退路线。瓦拉奇事前亲临现场反复察看，以保证所有的细节都万无一失。
按照瓦拉奇制定的计划，接应的车停在东111道那栋居民楼的后门外，司机留在车里，两名枪手则埋伏在契亚尼尼的必经之地。虽然赌博的地点经常换，但契亚尼尼的泊车处和牌客们的接头点却基本上是固定的。因为有专人接应契亚尼尼进赌场，所以他们要在那里一直等到“目标”单独离开时再动手。
瓦拉奇临走时对他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交代说，他将在2街和东114道交界处的一家餐馆里等候他们的消息，并讲定在电话中称契亚尼尼为“女孩”。瓦拉奇还关照他们，完事后开车经过3街的东河桥时，务必记住把手枪扔进河里。
为了给自己编派好不在现场的证明，瓦拉奇请来了三位朋友一起在那家餐馆吃晚饭。
半夜12点左右，费奥利来电话说：“那女孩没来。”
“知道了，”瓦拉奇说，“我先回去。”他回到丽都夜总会。
凌晨4点，第二通电话。费奥利说：“我们看见她了。”意思是，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已经被做掉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去度假。”
“好。”瓦拉奇挂断电话。他想，我现在回家还不算太晚。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2年9月20日凌晨6点左右，东107道221号的一位居民在门前路旁的水沟里发现一具男性尸体。经查证，死者为尤金尼奥·契亚尼尼，42岁，家庭住址：西234道282号。死因：头部数处枪伤。作案人：不详。进一步的调查表明，案发地点实为2街和东112道交叉口。死者生前曾多次被捕。有可靠消息来源证实，此人乃联邦毒品局线人。）
后来，约瑟夫·瓦拉奇听到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地下赌场的黑帮成员们说，他们在离赌场不远处的人行道上发现已被击毙的契亚尼尼，为了不至于招来警方在附近搜查，他们把尸体转移到了东107道。但赌场里的另外两名年轻人说，他们看到契亚尼尼的时候以为他还有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发现契亚尼尼已经断气，就把尸体扔了出去。
联邦毒品局始终不承认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之死与他的线人身份有关。据他们掌握的情报，契亚尼尼从意大利偷运出的10公斤海洛因到达美国后，因分赃不均而导致了同伙间的争斗，契亚尼尼于是派他的妻弟悄悄去意大利，又带回了6公斤海洛因。他的妻弟在契亚尼尼遇刺前一个月被捕。所以毒品局认定契亚尼尼死于贩毒团伙之间的内讧。
笔者后来知道，以上的一大段便是出自瓦拉奇备忘录，亦称瓦拉奇档案，或瓦拉奇文件。
何为瓦拉奇备忘录？简单地说，就是关于约瑟夫·瓦拉奇黑手党生涯的综合资料，包括联邦调查局和联邦毒品局的审讯记录、瓦拉奇本人的交代和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以及后来在美国司法部的敦促下撰写的回忆录。
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对瓦拉奇备忘录的评价是，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在与国内黑社会恶势力的战斗中最重大的情报突破”。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执法机关看到的是一个个孤立的，表面上互不相干，却又层出不穷的谋*案、绑架案、失踪案、毒品案、纵火案、爆炸案……瓦拉奇备忘录将所有这些零星案件，连同它们的作案人和幕后操纵者一起，摆放在了一张巨大的，精心编织的恶势力网络图上。
在瓦拉奇备忘录之前，举一个例子，联邦调查局纽约地区的办公大楼里，“黑帮处”只有四名工作人员和一间办公室，而“共产党处”却有400多人，占据了整整一个楼层。瓦拉奇备忘录之后，“黑帮处”人数激增，并在60年代末跃升为那里最庞大的部门之一。
瓦拉奇备忘录问世后十年左右，70年代初期，在美利坚大地上生殖繁衍了70余年的意大利黑手党，或“科沙·诺斯卓”土崩瓦解。尽管纽约五大家族和其他地区的一些残部或散兵游勇仍在继续负隅顽抗，但曾盘踞于各大都市中的20多个家族从此不复存在。
耐人寻味的是，瓦拉奇备忘录并非这位黑手党“老兵”——30余年来，约瑟夫·瓦拉奇在“科沙·诺斯卓”中的级别一直没有超过“兵士”——经过深思熟虑、精心策划的结果。事情的起因纯属偶然，皆因其当事人犯下了一个在正常状况下不可能犯的错误。
1962年6月22日早晨7点半，正是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早饭后放风的时间。最近，监狱里的几座房子需要维修，工人们把拆下来的垃圾废料等物堆放在操场的角落。狱方并不是特别在意那些可能被用作武器的砖瓦棍棒，因为这座监狱里关押的都是非暴力犯人。
忽然，第82811号囚犯，因涉嫌贩毒而被收监的57岁的约瑟夫·瓦拉奇从地上操起一根两英尺来长的铁管，朝一位背对着他的犯人冲过去。只眨眼的工夫，那人便血流如注，颓然倒地。
瓦拉奇马上被带进了禁闭室，俗称“蹲小号”。当沉重的铁门在他身后砰然关闭后，他居然由衷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和安全，接着就觉得自己饥肠辘辘。他已经好几天不敢吃东西了，总害怕有人会在他的饭菜里下毒。
瓦拉奇的好心情很快便荡然无存。看守过来告诉他，医生说，那个被他用铁管撂倒的约翰·约瑟夫·绍普生命垂危。
瓦拉奇倒并不在乎那个人是不是生命垂危。但是，“约翰·约瑟夫·绍普？”瓦拉奇一下子懵了，他记得他那一杠子明明是砸在了约瑟夫·狄坡勒摩的头上。
在此之前几个星期，瓦拉奇已经预感到了将有大祸临头。另一名和瓦拉奇因同一案子被捕的囚犯指控他向联邦毒品局告密。也就不过一夜之间，瓦拉奇发现他成了他自己曾成功地实施多次的黑手党暗*计划的目标。
瓦拉奇的一生中先后12次被捕，为了换取较轻的惩罚，他确曾向有关当局通报过一些毒品走私方面的消息，但和死在他手中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一样，瓦拉奇从来没敢透露过半点有关“科沙·诺斯卓”的情报。
进入6月以来，瓦拉奇已侥幸逃脱了三次险些让他丧命的袭击。第一次是有人给他送放了毒的食物。第二次是一帮狱中的黑手党分子把他赤身裸体地堵在了澡堂子的角落。第三次是故意让他卷入到一场殴斗之中，再趁乱朝他捅刀子。
当时，“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也在这里。50年代初期，因查理·露其亚诺返美无望，老头子便遂心如愿地登上了老板的宝座。按规定，他们的家族应更名为靳诺万斯，但人们背地里还是称露其亚诺家族。1959年4月，维克多·靳诺万斯因“策划贩毒阴谋罪”被捕，判刑15年。
约瑟夫·瓦拉奇是在1962年3月来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的，老头子不仅盛情邀请他搬入他的房间——那间8个人的牢房里只住了5个人——而且亲自出面找看守通融。多年前，维克多还做过瓦拉奇婚礼上的男傧相。就在那场殴斗后几天，据瓦拉奇备忘录所述：
一天晚上在我们的牢房里，维克多开始对我说什么，你到市场上去买了一筐苹果，里面有一个烂的，你怎么办呢？当然要把烂苹果拿掉，不然到后来整筐苹果都会烂掉。
我一直想打断他的话，但他摆摆手要我住口。我实在忍不住了，说：“如果我真是做错了什么你就明说，然后给我一粒药丸，”指氰化钾，“我当你的面马上吞下去。”
他说：“谁说你做错什么了？”
我没话可说。
他又说，我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要送你一个吻，为了我们过去在一起的那些好日子。
我心说，OK，我也送你一个吻，就回吻了他。
他问我：“你有几个孙子？”
我说：“三个。你呢？”我记得他说六个，我说：“你挺有福的。”我的意思是让他知道，如果他对我的孙子感兴趣，我也会对他的孙子感兴趣。
我上床睡觉，听见邻床的绕夫·瓦格纳轻轻地嘟囔了一句：“死亡之吻。”我明白他是在警告我。我躺在床上装作没听见。可是，谁睡得着呵？
我不相信什么“死亡之吻”的鬼话，但是我知道，每次要“做”掉某人之前，就会对那个人特别友好，这样他就不会防备。按老早的习惯，当你见到另一位成员时要相互在脸上亲一下。后来查理·露其亚诺当了老板就改成了握手。“但是，”查理说，“在外面，比如餐馆里见了面，还是要打kiss的。”
6月16日，约瑟夫·瓦拉奇走出了自卫的最后一步，他要求看守把他关进禁闭室里。问其理由，瓦拉奇说：“有人要*了我，或者被我*掉。这个理由够充分吧？”瓦拉奇在禁闭室里指名道姓要见联邦毒品局的乔治·伽弗尼，此人原为毒品局纽约办公室的负责人，现任毒品局总部执行主任，是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最大的政府官员。瓦拉奇带给他的口信是：“我打算都告诉你。”
然而，远在纽约的乔治·伽弗尼却迟迟没有回音，瓦拉奇又不愿意“告诉”监狱里的官员们，“你们不懂。”他对他们说。后来，在瓦拉奇备忘录里，他承认他当时并没有真正打算交代什么，只是想再和乔治·伽弗尼做一笔交易，用几条情报买一张去别的监狱的路条。几天后，瓦拉奇被送回了和老头子同住的牢房。
瓦拉奇只能背水一战了。他已经作好了死的准备，只是琢磨着如何拉上几个垫背的。他在心里圈定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约瑟夫·狄坡勒摩。6月初的一天，一向和他没有什么交往的狄坡勒摩突然递给他一份很不错的牛肉三明治，说是从厨房为老头子开的小灶里偷出来的。瓦拉奇没有接，因为他觉得蹊跷，也因为他从来就讨厌这个成天鞍前马后围着老头子瞎转悠的小喽。果然，瓦拉奇后来发现约瑟夫·狄坡勒摩悄悄地把三明治扔进了垃圾桶里。
瓦拉奇不打算干掉老头子，他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他知道老头子在家族内部的种种劣迹，特别在查理·露其亚诺远走拿玻里后。维克多做掉过不知多少与自己不和的下属，尔后又栽赃他们是警方的线人。瓦拉奇知道不少家族成员都对老头子恨得咬牙切齿，也知道若要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处置一位老板级的人物是必须经过审判的。瓦拉奇相信迟早会有这样一个对维克多·靳诺万斯进行公开清算的机会。
然后就到了6月22日早上。自打从“小号”里出来后，瓦拉奇只能以他能搞到手的寥寥几只食品罐头充饥。厨房里有黑手党囚犯，他刚来时就听说了。他们不仅敢在看守的眼皮子底下给老头子开小灶，也敢明目张胆地往饭盒里搁砒霜。瓦拉奇甚至不敢去洗澡，连上厕所也是小心翼翼左顾右盼。又是差不多一宿没合眼，瓦拉奇觉得头重脚轻，走起路来就像一个机器人，因为饥饿，因为没睡觉，更因为紧张。他尽可能远离人群，但又不敢靠角落太近。就在他神经兮兮的时候，据瓦拉奇备忘录的叙述：
我忽然看见三个人正盯着我交头接耳，他们离我大约50码，然后开始向我这边走来。
我慢慢地后退，一边看了看身后。那堆垃圾旁边的地上有一根铁管。我弯腰去捡铁管，听见有人在离我很近的地方说：“哈罗，约瑟夫。”我抬眼看时，那人已经转过身，好像正在和那三个人打什么手势。他的背影太像约瑟夫·狄坡勒摩了。
…………
典狱长在禁闭室门上的小窗口亮出一张照片，问：“你认识他吗？”我说：“不。”他说：“是吗？他就是你打伤的人。”
我一下子堕进了云雾山中。
两天后，那个被瓦拉奇误伤的名叫约翰·约瑟夫·绍普的倒霉蛋死在了医院里。他犯的是盗窃邮件和伪造文件罪，与黑手党全无关系。
联邦调查局特派员詹姆斯·福林后来认为，这起“误*事件”促成了瓦拉奇一生的转折。“瓦拉奇对他所做过的事情从来没有后悔过，只除了这一次。他绝对不能原谅自己错*了一个不相*人，这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多年的信念、意志，可能还有自尊和自信。倘若那天他*掉的确实是一个企图袭击他的黑手党人，就像他真正打算做的那样，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瓦拉奇备忘录了。”在联邦调查局负责审讯的官员中，詹姆斯·福林和瓦拉奇相处的时间最长，他深得瓦拉奇的信任，成了他无话不说的“知己”。
瓦拉奇终于离开了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在等待约翰·绍普凶*案审判的同时，他通过法庭为他指定的律师们再次与纽约方面联系。7月17日，亚特兰大法庭以“故意*人罪”判处瓦拉奇终身监禁。同日，联邦毒品局出面将他秘密递解回纽约，用“约瑟夫·迪马可”的化名关押在西彻斯特地区监狱的隔离区。
约瑟夫·瓦拉奇是铁了心要和“科沙·诺斯卓”作对了。其实在他的心目中，那个庞大的黑社会组织已经被具体化为“老头子”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仇人。在他的言谈中常常可以听到诸如此类的话：“我反正已经活腻了。但凡我在这个世界上多混一天，就要给维克多那个老小子多添一分堵。”或者，“我这可不是在出卖谁，是维克多不仁不义，是他先背叛了我。”或者，“你不是一直都对那些老板们不服气吗？现在你就可以毁了他们。”很明显，瓦拉奇“决定与联邦政府合作”的真正目的，是要报复他原先的主子们。
但他有的时候又很消极悲观：“我是什么人？一个小兵卒子。谁会听我的？谁会相信我？”“我坐在这里跟你们讲这些有什么用？‘科沙·诺斯卓’太庞大了，它的地盘远远超出了美国，它整个就是一个‘第二政府’。”
不管怎么说，在瓦拉奇不间断地喷云吐雾的过程中——在被提审期间，他每天要抽掉3包骆驼牌香烟——联邦毒品局从瓦拉奇嘴里获得了比他们所预料的多得多的情报。一旦审讯和交代的内容超出了毒品走私的范围，早有风闻的联邦调查局便迫不及待地插手进来。到1962年9月底，瓦拉奇已经被完完全全地置于联邦调查局的“监护”之下。詹姆斯·福林和他的同事们每周四次到西彻斯特监狱提审瓦拉奇，每次三至四个小时。
与瓦拉奇打过交道的官员们都说，瓦拉奇有着惊人的、摄像机般的记忆力，他对许许多多往事的印象堪称“记忆犹新”，他在述说过程中几乎从未弄错过诸如姓名、时间、地点、前因后果等等细节。根据瓦拉奇备忘录所提供的第一手——瓦拉奇本人亲历的——和第二手——“那小子告诉我的”——材料，联邦调查局和纽约警署先后澄清了几十件悬置多年的冷案。
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审讯调查持续了将近一年。这期间，瓦拉奇“叛变”的消息传到了“科沙·诺斯卓”内部，几个家族为瓦拉奇的人头联合标出10万美元的价格。追究起来，皆因联邦调查局对瓦拉奇的案子一手遮天，联邦毒品局惟恐他们的功绩被无端抹*，于是故意透出口风，着意强调是他们发现了瓦拉奇这颗重磅炸弹。不久，黑手党得知瓦拉奇已经被转移到了纽约，但他们以为他是在曼哈顿的某一个旅馆里，于是派出大批人马在那一带搜寻数月。
经美国司法部批准，联邦调查局决定将计就计，让约瑟夫·瓦拉奇到国会公开作证。按照最高法院院长罗勃特·肯尼迪的要求，国会专门成立了以参议员约翰·麦克列兰为主席的“集团犯罪及毒品走私调查委员会”，也叫“麦克列兰委员会”。
1963年9月9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由军事警察押送，乘专用直升机到达华盛顿特区监狱。第二天，便穿戴一新地出现在那座古老的参议院办公大楼里。瓦拉奇坐在证人席上，他的面前，是衣冠楚楚正襟危坐的政治家们，和对准他目不转睛的电视摄像镜头。日复一日，瓦拉奇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他的骆驼牌香烟，他的故事，也裹在那浓浓的烟雾里，一段接一段地从他的两唇之间源源不断地流出。那些听似平淡、甚至麻木的语言，一层层地揭去了黑手党的神秘面纱，一件件地抖落出了他们黑暗而肮脏的秘密。有史以来第一次，美国民众从一个亲口承认涉嫌33起谋*案的黑手党人嘴里听到了“科沙·诺斯卓”，听到了家族和老板，听到了血誓和合同，还有那些他们以前也略知一二的刺*、绑架、毒品走私、收买警方、贿赂官员等等真相。
瓦拉奇详尽地讲述了“科沙·诺斯卓”的内部结构、等级制度、操作规程及行动方式，讲述了纽约的五大家族，和与之仅一江之隔的新泽西州诺瓦克家族，讲述了作为“科沙·诺斯卓”支柱产业的贩毒、赌博、彩券交易、高利贷、劳工工会以及在禁酒令废除之前的黑酒生意，并就警方名单上383个黑道人物中的289人提供了较为具体的情报。
这里有一些例子。譬如高利贷，任何不能通过合法途径获得贷款的人，都可以找“科沙·诺斯卓”借钱，利率一般是每周12%。许多人由此而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他们被迫不断地借钱仅仅是为了偿还利息。等到濒临*时，他们的房屋、产业、生意等便名正言顺地转到了“科沙·诺斯卓”手里。原纽约市水电委员会的简蒙·马可斯，便是因为借了年息105%的巨债而最终沦为了“科沙·诺斯卓”的“上层走狗”。高利贷带给“科沙·诺斯卓”的年收入是以几十亿美元计算的。
关于“科沙·诺斯卓”如何操纵劳工工会，也有一个例子。纽约五大家族之一的老板弗兰克·科斯蒂罗每天去曼哈顿一家宾馆洗桑拿。某日，值班经理对他说，客人们见到他都很紧张，请他能不能不要经常光顾。第二天，该宾馆的女佣、招待、清洁工、电梯工、厨师等等全员罢工。几小时后，总经理亲自打电话，不仅毕恭毕敬地请弗兰克·科斯蒂罗回来洗桑拿，还给他免费优待。
约瑟夫·瓦拉奇在回答参议员们的提问时说：“怎么说呢，当一个人习惯了这些被你们称为欺行霸市、敲诈勒索、*人越货的勾当后，他就不觉得他是在犯罪了。譬如我，我有一些吃角子机器，我从来不认为那是违法的，因为大家都有。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跟你讲清楚。我有夜总会、服装厂还有几匹赛马。人人都在倒彩票……得，我要怎样说你才能明白呢，参议员先生？”
另一位参议员埃德蒙·摩斯基问，“科沙·诺斯卓”和黑手党是否同一团体？
瓦拉奇答曰：“参议员先生，在我待在里面的30多年里，没有人管它叫黑手党。”“黑手党，那是外人的叫法。”
这里应该略为解释一下。据史料记载，19世纪末叶，美国出现的第一个意大利黑社会组织确实叫“黑手党”，其名源于该组织寄出的恐吓信中，落款处总画有一只狰狞的黑手。当时的纽约警署颇下了一番功夫，才于1910年将“黑手党”肃清，但其名称却在美国民众中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如果不需要特别的精确，按一般人的常识，“黑手党”和意大利黑帮是同义词，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或者说主要指的就是“科沙·诺斯卓”。
听证会上也有一些让瓦拉奇摸不着头脑的问题。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卡尔·柯梯斯想了解黑手党在该州的情况，那是中西部一个比较偏远的州。柯梯斯参议员的问话中提到了那里最大的城市俄马哈。瓦拉奇想了想，又和身边的司法部官员耳语了几句。电视机前的观众以为，参议员提出的一定是一个十分关键、需要慎重回答的问题。谁知瓦拉奇对着麦克风说出的话却是：“这个俄马哈到底在什么鬼地方？”
1964年6月底，鉴于瓦拉奇证词的重要性，司法部要求他以回忆录的方式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书写成文，以免遗漏掉在审讯和作证的过程中可能被忽略的细节。瓦拉奇只有七年级的文化水平，一位华盛顿地区的报纸编辑自愿担当了他的助手。此后的13个月里，瓦拉奇磨坏了几十支圆珠笔，在司法部提供的稿纸上一笔一画地写下了30多万字，共计1180页。当他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瓦拉奇对他的“助理编辑”说：“我觉得我的写作能力比刚开始时更棒了，你说呢？”
司法部负责瓦拉奇专案的威廉·亨得利评论说：“瓦拉奇的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在他之前，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个庞大犯罪集团的存在……但是瓦拉奇提供的情报甚至具体到了一个个的名字……一句话，他让我们真正看清了敌人的面孔。”
1904年9月22日，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出生在曼哈顿上城的哈伦东区——一个贫穷而混乱的意大利移民集居区。瓦拉奇的父母，多米尼克和玛丽雅都来自拿玻里，他们一共有过17个孩子，但只活下来了6个，瓦拉奇是其中的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三个妹妹。瓦拉奇的父亲是个无可救药的酒鬼，早先还推着小车卖蔬菜水果，算是小本生意吧，后来喝酒把小推车喝进了当铺里，自己便去做了垃圾工。
以下便是约瑟夫·瓦拉奇讲述的故事。在合适的情况下，笔者将尽可能引用瓦拉奇的原话。
我们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家庭，至少我们周围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强。……我们租住的公寓里有三间房，没有热水，没有洗澡间，厕所在公用楼道里。家里唯一暖和的地方就是厨房的灶台。我们得从垃圾堆里捡柴禾和煤块，然后就堆在我们三个男孩子睡觉的房间里，别提多脏了……学校的老师同学都嫌我们脏，但不管我怎么洗，就是没法把自己弄干净。
……到了人家都开始交女朋友的年龄，我是连想都不敢想那档子事。
按说我应该上学的，说实话，我很少去。11岁那年，我用石头砸了一个老师的眼睛，我并不是故意的，本来只是想吓唬吓唬她，结果被送进了天主教的少年管教院。那里的管教都称为兄弟，有的人还可以，有的人就特别恶劣。有一个阿贝尔兄弟是最厉害的，成天没事就找茬儿整人，不管你有没有做错事他都有理由揍你一顿，大家像躲避瘟疫一样躲着他。有一天他死了，举行悼念仪式时让我们排着队向他的遗体告别。大约有300多人吧，我排在队伍靠后面的地方。等我走到棺材跟前一看，差点儿没吐了。阿贝尔兄弟的胸襟上全是唾沫。你说我该怎么办？我也啐了一口。
从管教院出来我已经14岁了，又到学校上了几天课。等我一满15岁就进了我父亲工作的垃圾公司，管收东河附近107道一带的垃圾。每个周末我父亲都把我的工钱一起领走，我跟他急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好纠集几个人晚上出去抢商店。我总得有自己的零花钱，是不是？
…………
有一天，我弟弟强尼死在了大街上，警察说是被车撞死的。可是有人看见了，警察带他到局子里问话，出来时他就已经死了。他们把他扔在大街上，血肉模糊。他是被活活打死的。我的哥哥叫安东尼，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在疯人院里。
后来，瓦拉奇的祖母和两个妹妹也先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瓦拉奇在国会“麦克列兰委员会”作证时说，他第一次犯罪实际上是在9岁的时候。他和强尼从附近的杂货店里偷了香皂，再廉价卖给街坊们。他还记得香皂的牌子，叫法尔丽。
等瓦拉奇长到18岁时，他已经辞掉工作，专事打劫。他的那个团伙人称“分秒帮”，以形容他们行劫时动作之迅速。“分秒帮”通常在后半夜行事。那时的纽约市政府为了节约用电，每天凌晨3点到5点将市内的交通灯关闭两小时。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逃跑时他们可以畅行无阻，而不必担心红灯。这个从早期犯罪生涯中获得的经验使瓦拉奇受用了一辈子。后来他在“科沙·诺斯卓”里做“合同”时，首当其冲的考虑就是作案之后的撤退路线。
“分秒帮”的作案手法原始而有效，他们几乎不带任何工具，只从人行道上捡一只牛奶瓶或操起一个垃圾桶什么的砸破商店的玻璃橱窗。瓦拉奇们做过试验，从商店的“福尔摩斯系统”警报铃响到警方赶到现场，最快需要5分钟。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短于5分钟的时间内把一切都搞定。瓦拉奇是“分秒帮”的司机，开一辆二手的皮卡，这在当时是一份很体面的工作。他的任务就是坐在路边不熄火的车里，等到办完事一踩油门就走。后来他有了女朋友，遇到打劫珠宝店或服装店时，有时候他也会跟着进去。多年后瓦拉奇还记得，他有一位女友的腰身是12号，所以每次他都会挑几件这种尺寸的衣裳带给她。
前后四年的时间里，“分秒帮”作案逾百，也终于有了闪失。192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记得是在布郎克斯的东萃孟街和177道，事前他们侦察了两个星期，那家丝绸店连“福尔摩斯保安系统”都没有。他们平日里唯一担心的就是刚好有警察在附近巡逻，可就偏巧遇到了这样的事。当时他们一个人在里面取货，两个人在外面接应装车。突然，路口放哨那小子撒开腿往这边跑，瓦拉奇赶紧按喇叭让他们快撤。这时候，三辆警车一起堵了过来。肯定是有人告的密……
尽管被警察一枪打在了胳膊上，瓦拉奇还是带着他的同伙们左冲右突，总算是冲出了重围。警方很快通过皮卡的车牌号码719864，查到了瓦拉奇。20年代，路上跑的车辆并不多，犯罪分子基本上没有可能偷到车，所以牌照也都是货真价实的。同年8月，瓦拉奇以“抢劫未遂罪”被捕。
我还不满21岁，所以法官可以把我送到埃尔米拉少管所蹲18个月，或是在新新监狱里关15个月。律师告诉我，这里头有一点小窍门。少管所的18个月是实实在在的，而新新监狱的15个月，不仅包括了我等待审判时在布郎克斯监狱里已经被关了的日子，如果表现好的话，还可以减刑，9个月就能出狱。
我当然愿意去新新了。我看得出法官对我的选择非常恼火，我记得他恶狠狠地对我说：“你以为你得逞了？你想去哪儿我就送你去哪儿，你知道为什么吗？你要是能早点出来，也就会早点又回来见我。”
也许是吧。管它呢。
新新监狱位于纽约州北部，是美国最著名的监狱。纽约市的犯罪分子管进新新监狱叫做“去上游”。
新新监狱的真正名字叫“奥新宁”，印地安语，意即“石头叠石头”。
瓦拉奇在监狱里闲来无事，跟着几个“难友”迷上了练肌肉，用现如今的时髦话叫“健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9个月，瓦拉奇又回到了纽约。
但是，重获自由并不意味着能“重操旧业”。在瓦拉奇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分秒帮”又有了新的司机。鸠占鹊巢，瓦拉奇只得另起炉灶。他先是纠集了几个“毛孩子”自己干，并很快攒足了钱又买了一辆二手派卡车。鉴于上次的教训，瓦拉奇在注册时用了一个假名。不久，在一次抢劫布郎克斯毛皮仓库的行动中，瓦拉奇头部受重伤。
我听见一声枪响，有人叫道：“他死了！怎么办？”我后来听说，他们把我扔在东河边上的114道，又朝空中连开六枪，假装是打群架，和毛皮仓库的案子没关系。过了约摸一小时，他们跑回来看，我还躺在那里，还没有死。几个人七手八脚把我抬到一个“开黑店”的医生家里。医生往我嘴里灌了几口威士忌当麻醉药，把子弹取出来了。医生说：“这小子不会死，他壮得像头牛犊子。”那都是新新的功劳。
瓦拉奇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毛孩子”们作鸟兽散。等他又能出门走动时，瓦拉奇带着他的车投靠了一个爱尔兰人组织的七人团伙，里面也有犹太人和意大利人。
爱尔兰人特没规矩，简直是一帮活土匪。他们不单抢商店、抢东西，还抢人。
有一次，记得是去的一家服装店，我把所有的人都安排在里边，只留了两个在外面放哨。等我扛着一大包西服出来时，看见那两个小子大概是太无聊了吧，居然扣下了六七个行人，用枪把他们抵到墙上，正在掏人家的钱包呢。我马上中止了所有的行动，命令全体撤退。
我很火，对那两个家伙嚷嚷道：“知道你们在干什么蠢事吗？抢人（robbery）和抢东西（burglary）完全不是一回事，你们懂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些人会认出我们。”
真的，我不喜欢这种玩法。
更糟糕的是，每当有爱尔兰人和其他意大利人发生冲突时，便有意大利的帮主们派人来找瓦拉奇的麻烦。“其中一位叫奇若·泰兰纳瓦的，人称‘洋蓟王’，是我当时见过的最大牌的帮主。他有本事垄断了全市所有的洋蓟。我听说凡是运到纽约的洋蓟都必须卖给他。他把它们保存起来，再自己定价出售。你知道，意大利人是离不了洋蓟的。”洋蓟是一种保存期较长的西洋蔬菜。
不久，瓦拉奇又栽到了警察手里。这一次倒是和爱尔兰帮没关系，瓦拉奇是从一个叫“豁嘴”的手里接的活儿。
豁嘴是绰号，他的名字叫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听说是某个组织里的小头目。他问我愿不愿意做一间曼哈顿的绸缎庄。“那里没有‘福尔摩斯系统’。”豁嘴说。情况他都已经摸清楚了，他找到我是因为我有车。我去看了看，一辆车绝对不够，豁嘴又找来了约瑟夫·盖利亚诺，他也有一个绰号，叫瞎骰子，因为他掷骰子的时候总是闭着眼。另外还有两个人。
一开始做得很顺利，直到我们看见街角的电话亭里恍惚有个人影，就派了两个人带着铁棍子过去。那个人一边跑一边叫唤，说他已经报警了。得，赶紧撤吧。但是我那辆该死的派卡不知怎么的，死活点不着火。火烧眉毛了。我们一起挤进瞎骰子的林肯车，屁滚尿流地跑掉了。
警察倒是没有查到我，那车不是我的名字嘛。但是他们贼精，他们让派卡一直停在那里。有个小子偷偷跑去看过几次，没有动静，就来跟我要钥匙。你知道，我脑袋里刚取出过一颗子弹，不是那么好使，就把钥匙交给他了。我妹妹也跟着他一起去。结果，让警察给盯上了。
1925年4月，瓦拉奇二进新新，刑期三年零四个月，另加上次被减刑的四个月，共计三年零八个月。
一天，我听人从报纸上读到，和我一起在爱尔兰帮的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手下的人做掉了。没过多久，也是爱尔兰帮的荷兰人哈根进了新新，他被判了20年。这就是喜欢玩枪的下场！他打伤了一个警察，自己也受了伤。我去监狱医院看他，我们聊了过去的事。
我说：“你要是听我的话就好了。”
“我知道，”他说，“你是对的，约瑟夫。”
他接下来说的话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他们出卖了你。”他说。我说我不懂你在讲什么。“他们达成了协议，”他说，“条件就是要做掉你和弗兰克两个意大利人，由奇若·泰兰纳瓦的人做。”荷兰人哈根嘱咐我要多加小心，他们既然能够做掉弗兰克·拉普马，就能做掉我。但是我没往心里去，我想新新应该是安全的。
我错了。
就在这次谈话后没几天，瓦拉奇在他自己的牢房里被人捅了一刀，凶手是同监的彼特·拉坦帕。刀子从左后背插入，一直捅到心脏下端，差点儿要了瓦拉奇的命。伤口一共缝合了38针。为了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瓦拉奇没有说出彼特·拉坦帕的名字。但彼特心虚，主动向狱方投案后被转到了其他监狱。
瓦拉奇后来一直说新新监狱是他的学校，有两层意思。一是他终于在那里完成了七年级的学业。“我从新新出来时，已经能够识文断字了。我的意思是说，他们虽然没有教我们很多的东西，但是至少我能够阅读了，而且还多少明白我读的内容。在我第二次进新新之前，我认大街上的路牌都得费点劲。其实我在那里受到的真正教育是关于，怎么说呢？关于人，关于人的本性，或者说，关于社会的。实际上是关于另一个社会。真的，新新监狱是另一个社会。”
对瓦拉奇影响最大的要数他在监狱里遇到的另一个犯人，亚历山卓·沃列诺，早年纽约布鲁克林最著名的意大利黑道人物之一，因谋*罪被判无期徒刑。但是真正使瓦拉奇产生兴趣，是因为被亚历山卓*掉的那个人是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亲哥哥。亚历山卓对瓦拉奇讲了意大利黑帮中的两个派系——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根深蒂固的成见和仇恨。他说：“我们拿玻里人要记住的第一件事就是，你和一个西西里人交往了，比如说，20年，成了特别铁的哥儿们。但假若有一天你得罪了另一个西西里人，你的那个铁哥儿们立马就会跟你翻脸。也就是说，永远不要相信西西里人……在你离开这里之前来见我，我会让你去找一个拿玻里人，他的名字叫阿尔芬斯·卡普利，跟我一起在布鲁克林干过，后来去了芝加哥。”
瓦拉奇在亚历山卓·沃列诺那里进修了意大利秘密黑社会的基础课。他后来才知道，这个组织叫“科沙·诺斯卓”。但当他试图深究时，亚历山卓便打住了，他说：“别着急，小子，到时候你自然一切都会明白的。你知道，有些话我现在不便告诉你。”
1928年6月15日，当瓦拉奇第二次从新新监狱“毕业”时，又碰到了和上一次同样的问题：无“帮”可归。原先的爱尔兰七人帮（加上瓦拉奇一共是八个）中，一个在监狱里上吊自*，第二个失踪，第三个因为*死了一名警察而被送上电椅，第四个，弗兰克·拉普马，被洋蓟王的人做掉了，另外两个死得最莫名其妙，酒后互戕，只剩下了瓦拉奇和还在新新蹲监狱的荷兰人哈根。
虽然亚历山卓·沃列诺给了他卡普利的联络方式，但瓦拉奇不愿意只身一人去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
他留在了纽约。
我要搞清楚的第一件事是洋蓟王的想法，他是不是还在打算追*我。我直接找到他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也没有转弯抹角，就实话实说：“我刚出来，想知道你们老板……”等等等等。过了几天，弗兰克·利沃赛回复说：“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别人也该干什么干什么。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不会有人还翻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
我回头再去找当年116道的那些伙伴，嗬，几年不见，一个个都出息了，即使没有混进去的，也都挂在了某个家族的名下，没有人还在干偷盗抢劫之类的勾当。我是没办法，我哥哥进了疯人院，父母都要靠我养活。我又拉了几个人，每周打劫个三两次，能弄到1500美元左右，但是一平均下来，每个人到手的也没有多少。
1929年年初，豁嘴从监狱里出来了。他是1927年因为抢劫进去的。我对豁嘴说我也想入伙，他说这得等。他说你老实呆着，我来替你安排。
就在我等着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一是我父亲去世了。那天我看见老爷子在我的房间里拖地板，就给了他10块钱，说去买瓶酒吧。傍晚豁嘴来找我的时候，老爷子已经躺在地板上醉得不省人事，样子很滑稽。我和豁嘴指手画脚地笑了一阵，一起把他抬到床上就出去了。等我半夜里回来，老爷子还是我走时的姿势，但嘴上多了一圈泡沫。我赶紧跑到警察局里要急救车。晚了，老爷子那一醉就再没醒来过。52岁就走了。
还有就是，我有了一个固定的女朋友。她叫梅，在125道上彩虹花园的舞厅里工作，犹太人，挺好看，也挺温柔。我们交往了六个星期，有一天她忽然说，她在布郎克斯租下了一套公寓，还订购了家具。我说不行，我连固定的收入都没有。她说没关系，她有工作。我就说：“OK，哪天要是不乐意了，你尽管回娘家。”梅的最好的女友是弗兰克·利沃赛的太太，我们经常走动，都成了好朋友。
…………
豁嘴引荐我认识了巴比·多义耳。他鼻梁塌塌的，一看就是打架给打坏的。但是他举止斯文，讲话很慢。有一天他问我：“你的那几个人怎么样？”等等，又问我能不能尽快找到六七个不错的小伙子，我说没问题，我这就能给你找来一打。他又问我和弗兰克的关系，就是弗兰克·利沃赛。我说：“他这个人没说的，我从新新出来后就是仰仗着他才和方方面面都搞定的。你问这干吗？”
“没事，随便问问。”他说。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不是随便问问。
巴比·多义耳是西西里人，我想起了新新监狱里亚历山卓·沃列诺说的话，心里不踏实，就去找豁嘴。豁嘴说：“你想到哪里去了，都什么年月了还讲这些。拿玻里人和西西里人之间的那些老账早就没人算了。大家不都在一起混吗？”
…………
又过了一段时间，巴比忽然说，要带我去见汤姆·卡里亚诺。我当时只知道汤姆是一位大腕人物，不知道他就是瑞茵纳家族的二老板。汤姆身材魁梧，稍微有点秃顶，穿着举止都非常体面。他是一位大商人，手里攥着好几样生意，别的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也做建筑业，因为从前我跟他打过一次交道。那次汤姆说某某建筑工会的两个小子跟他捣乱，要我和一个跟我一起干打劫的小伙子去把事情给摆平了。汤姆本来是要付我钱的，我说我不图钱，只想结交他这个朋友。这对我很重要，因为我必须认识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才能跳出偷盗抢劫这个行当。你得让别人了解你的为人，当你是条汉子，所以不能要钱。
这天我见到汤姆·卡里亚诺，他说：“空气中充满着动荡，恐怕要出乱子。我想和你的一些仇家有关。”我问谁，他提到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还有另外几个名字。我说：“我干。”他又问我愿意为他们*人吗，我反问：“你们的人愿意为我*人吗？”他说是的，我也说是的。
我当时并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只是感觉到乱子一定不小。但我别无选择，我必须尽快找到另一个落脚点。抢劫是不能再干了，报纸上说，市政府正在考虑给警车装上无线电通话系统。还有交通灯，以前不是在凌晨三点关掉吗？现在要改成24小时通亮。假如我屁股后面跟了一辆警车，再闯一红灯，好家伙，你就瞧着吧，马上就会有上百辆车追我！
我的棘手之处在于，我是不喜欢洋蓟王，但是如果我和他作对，就等于和弗兰克·利沃赛作对。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过了两天，巴比·多义耳给我送来了第一份“合同”：*弗兰克·利沃赛。我说：“不，我不能接。”心里暗骂巴比是个西西里小人。其实多年后我也明白了，这倒不见得是巴比在算计我，“科沙·诺斯卓”里边的合同都是交给哥儿们、朋友，甚至亲戚去做，一是不至于引起“目标”的怀疑和防备；二是老板想试试你到底是看重他还是看重朋友。“科沙·诺斯卓”讲得最多的就是忠诚。
我跑去找豁嘴，告诉他我不能做弗兰克。豁嘴说，那就和巴比摊牌吧。豁嘴买单在彩虹花园请我和巴比·多义耳。豁嘴说了半天，我又说了半天，巴比才说，他能理解。但是他马上把豁嘴扯到边上，两个人叽叽咕咕地讲悄悄话。我心里很不痛快。等豁嘴回来时我问他，他说：“没事，巴比只是担心你会给弗兰克报信。我告诉他这事包我身上了。”
但是我不能让弗兰克完全蒙在鼓里。我对他说，如果有一天我搬出布郎克斯公寓，就意味着有人找过我。他明白我的意思。我等到豁嘴把事情都抹平时，就搬了出去。在后来那段动荡的日子里，我和弗兰克即使在大街上走个对脸，也就稍微点点头，从不搭腔。
瓦拉奇所说的动乱，是指1930年初纽约黑手党大火并，在“科沙·诺斯卓”内部叫卡索兰蒙战争。
此后长达数十年里，尽管美国的官方和警方知道这次黑社会政变，也知道这一事件在黑社会史上的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了解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瓦拉奇备忘录首次披露了这场风波的若干具体细节，尽管只是片断和局部。
1920年以前，美国黑社会占绝对优势的是爱尔兰帮和犹太帮，连波兰人的影响都在意大利人之上。意大利的黑道组织一直只是小打小闹不成气候，经营的不外乎娼妓和赌博这两大传统行当。191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即禁酒令，成了意大利帮崛起的契机。虽说所有的黑帮组织都瞄上了黑酒市场，但意大利人却是得天独厚。这不光因为意国地处欧洲南部，盛产葡萄，酿造业十分发达，而且，不管有没有禁酒令，移居美国的意大利人中经营家庭烧酒作坊者甚众。如此雄厚的群众基础使意大利黑帮靠着黑酒生意迅速发展壮大，很快便超过了其他族裔的帮派，在黑社会中独占鳌头。
意大利黑帮内部也有聚合分离，后来居上的马赛里亚家族将原先称霸布鲁克林的阿尔芬斯·卡普利挤到了芝加哥。到1920年末期，在纽约的黑手党家族共有四个，依实力从强到弱的排列为：马赛里亚、玛然詹诺、瑞茵纳和敏利奥。
事实上，这四大家族的划分也不是十分清晰。意大利人乡土观念重，各个家族成员虽然各事其主，但又和其他家族中的“老乡”们有着千丝万缕或明或暗的联系。来自同一地区、同一城镇甚至同一村庄的人们组成了类似“同乡会”的帮中之帮，帮间之帮，其中最大的便是由来自西西里岛卡索兰蒙镇的同乡们组成的“卡索兰蒙帮”，该帮的头领即玛然詹诺家族老板萨尔瓦多。
玛然詹诺本是第二大家族，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又靠了卡索兰蒙帮将势力扩张到了其他家族内部，从而形成了对第一家族马赛里亚的威胁。
马赛里亚家族的老板叫乔瑟普·马赛里亚，人称乔老板。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于1930年初策划剿*玛然詹诺家族及卡索兰蒙帮。从此开始了长达两年的卡索兰蒙战争。
黑社会史学家认为，打响卡索兰蒙战争的第一枪是谋*瑞茵纳家族老板托马斯·瑞茵纳。乔老板曾试图说服托马斯加入到自己的阵营，但托马斯深知乔老板的秉性，算准了他的如意算盘无非是先借刀*人，再过河拆桥。乔老板遭到拒绝后，派手下做掉了托马斯·瑞茵纳。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0年2月26日晚8点10分，托马斯·瑞茵纳在离开位于谢里丹路1522号的办公室时，遭到一不明身份男性枪手的袭击。凶手持自动步枪，朝被害人连开两枪。托马斯·瑞茵纳，男，白人，40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罗单比路3183号。）
多年后，托马斯·瑞茵纳的女儿嫁给了约瑟夫·瓦拉奇。
托马斯·瑞茵纳谋*案后，乔老板派来他的心腹约瑟夫·频佐罗接管瑞茵纳家族。六个月后，该家族原二老板汤姆·卡里亚诺和几位纵队长，包括季坦诺·路琪赛和豁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密谋处死了约瑟夫·频佐罗。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0年9月9日晚9点左右，有人在纽约百老汇1487号，布洛考大楼1007号房间办公室的地板上发现了约瑟夫·频佐罗的尸体。死因：颈部及左胸多处枪伤。1007号办公室的承租方为加利福尼亚干果进口公司，承租人季坦诺·路琪赛。）
警方逮捕了季坦诺·路琪赛，但不久便撤诉。据瓦拉奇的说法，真正的凶手是巴比·多义耳。他曾亲耳听见巴比对人讲起这件事，说：“我干了一件非常漂亮的活儿。我刚好撞见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
之后，汤姆·卡里亚诺就任老板，更名卡里亚诺家族，直至1952年因健康原因离任后，由季坦诺·路琪赛接任。本文一开头被瓦拉奇做掉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便是路琪赛家族成员。
与此同时，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和他的卡索兰蒙帮也在行动，他们的目标是马赛里亚家族的一个血债累累的刽子手彼特罗·墨里洛。瓦拉奇后来听说，干掉彼特罗的是一位芝加哥卡普利家族派来助战的神枪手，名叫小鬼头，当然是外号了。“他的样子就像一个大学生，”瓦拉奇回忆说，“他在小提琴盒子里藏了一挺机关枪。小鬼头跟我说，这个彼特罗特别不屈不挠，身上挨了好几颗枪子还满屋子乱窜。小鬼头说办公室里还有一个不相*人，但是他也只好连他一块儿干掉了。”
（纽约市第23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226：1930年8月15日下午3点30分，彼特罗·墨里洛在其位于东116道362号的办公室里被一不明身份的枪手击毙。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其客户靳斯匹·帕里亚诺。彼特罗·墨里洛，年龄：50岁，家庭住址：新泽西州帕利沙德市阿卡丹路1115号，死因：多处枪伤。）
这两起刺*行动互不相干。瓦拉奇说：“当卡里亚诺家族听说彼特罗被干掉时，他们清楚不是他们的人做的，所以自然想到一定还有别的人和乔老板有仇。后来他们知道，是萨尔瓦多的玛然詹诺家族。”两个家族由此秘密结盟，约瑟夫·瓦拉奇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联合行动。而另外两个家族，马赛里亚和敏利奥也已经走到了一起。
我当时还在排队等待被卡里亚诺家族接纳入伙，他们让我住进培尔翰街的一栋公寓，因为他们得到的消息说，敏利奥家族的二老板沙缪尔·斐任诺在这里租了一套房。他们要我搬进去是因为没有人认识我。而我想知道的是，他们是否打算从我的房间射*沙缪尔。他们说不会的，只是监控。等掌握了沙缪尔的确切行踪后，再开车在路上干掉他，但说好了到时候由我开车。那时候会开车的人并不多。
公寓里有好几栋楼。我的房间在二楼，窗外是院子，窗口正对着沙缪尔·斐任诺那栋楼的大门。
我们盯了一个月也没见到沙缪尔的影子，我说是不是搞错了，他们说不会的，这个沙缪尔有好几处地址。又过了一个星期，那天我正和芝加哥小鬼头在屋里，另外两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说看见沙缪尔了，他就坐在公寓前门外面的椅子上。小鬼头抓起家伙就往外冲，我说：“且慢，要我开车可以，但是如果看门老头儿对我招手，你就得把枪放下，否则我就停车。”
小鬼头说：“你疯了？我们等了一个多月。”
我说：“误了事要打要罚都算我的，但是我不想为了这个再进监狱。”
果然，小鬼头正在瞄准，看门老头儿就看见我了。他对我招招手，我也对他招招手。
小鬼头够意思，他把枪放下了。我们错过了一个机会。后来小鬼头去见“老头子”，就是萨尔瓦多·玛然詹诺——我们经常管老板叫“老头子”——回来跟大伙儿说，老头子说我的考虑有道理，来日方长，没有必要冒险。
几天后，我从外面回来，走到公寓门口时看见两个人正从一辆车上下来。我差点儿叫出了声，他们是乔老板乔瑟普·马赛里亚和沙缪尔·斐任诺。上峰让我们每个人都仔细看过乔老板的照片。他们用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你知道，那一带是犹太区，他们看得出来我不是犹太佬。他们跟着我进了院子，我应该往右拐，我知道他们应该往左拐去沙缪尔的住处，可是他们跟着我进了我的楼，又跟着我进了电梯。我问他们去几层，他们说：“按你的。”
我住在二楼，但是我按了六楼。我们靠着墙面对面地站着，谁也不说话。到了六楼，我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走出去，他们还在里面。等电梯门在我身后关上，我撒腿便朝二楼跑，我冲进屋大叫：“乔老板！乔老板！我看见他了。”
没有人相信我的话，都说乔老板怎么会到这里来。我正在急赤白脸地争辩，一个靠窗的小子看见乔老板和沙缪尔穿过院子。他也大叫道：“老天爷！真是他们！”
那天晚上，我开始后悔了。我的房间里人来人往，乱七八糟，这也罢了。他们居然还派了枪手两人一班轮流盯在窗口，那阵势只要乔老板一露脸他们就开枪。我说这可不行，不是讲好了不从我的房间开枪吗？
芝加哥小鬼头说：“约瑟夫，你听我说，这件事情太重要了。要不这样，如果今天晚上他不出来，明天我们另租一套房。”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一直在祈祷乔老板不要出来，他真的就没出来。不但他没出来，反而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去了，大约20多个吧。看样子是在开什么会。
第二天，巴比·多义耳租下了一楼的一套房，他们是打定主意要从那儿开枪了。中午散会以后，开会的人两人一组地离开，但一直没见乔老板出来。后来知道，他决定最后一个走。算来那些人都快要走光了，小鬼头有些急。这时就看见沙缪尔·斐任诺和另一个人从里面出来。巴比·多义耳立刻说他认识这个人，是敏利奥家族的老板阿尔弗莱德·敏利奥。他们觉得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巴比、小鬼头和尼克·卡布兹三个人一起开枪，把阿尔弗莱德和沙缪尔打成了蜂窝煤。
事后，小鬼头走出了一个街区左右，看见一个警察。小鬼头说刚才那边响了好几枪，警察马上朝他指的方向跑，小鬼头朝另一个方向跑。
我也离开了纽约，去丹乃摩拉看我哥哥。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0年11月5日下午2点45分，阿尔弗莱德·敏利奥和沙缪尔·斐任诺，又名司蒂文·斐任诺，在离开培尔翰南街759号，沙缪尔·斐任诺的公寓时，遭到不明身份枪手的致命枪击，二人当场毙命。枪手射击地点为培尔翰南街760号C-1单元，警员们在那里发现了三支冲锋枪。）
几天后，我从丹乃摩拉回到培尔翰街。看门老头儿对我说，你一走就出大事啦。他绘声绘色地告诉我阿尔弗莱德和沙缪尔是怎么怎么被*的，还说警察上上下下地盘查房客，好多人都搬出去了。
我说：“是，我能想象。出了这种事这公寓就算给毁了，我也要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我租了一间储藏室把所有的东西都堆放在里面。
我回到纽约好几天了，一直没有人和我联系。我去以前经常出入的地方找他们，一个人影也不见。这天我正在哈伦东区的雷克星顿路闲逛，一辆车突然在我身边急刹，开车的人是卡里亚诺家族的一个兵士，叫弗兰克·卡拉赛，外号鸡崽。他招手让我上车，说：“我的天哪，你还真敢在大街上走？知不知道我们都上了乔老板的黑名单？你能活到今天真应该好好感谢上帝。”
“哦，是吗？”我说，“我一直就这样走来走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去丹乃摩拉看我哥哥了。”
鸡崽把我领到布郎克斯的一套公寓，尼克·帕多瓦诺和沙利·西利坦尼也在那里，他们1929年和我一起干抢劫，卡索兰蒙战争开始后缺人手，我就把他们介绍给了汤姆·卡里亚诺。
“别到处走动。我要带你们去北边见老板和其他的人。”鸡崽说，“等我的消息。”
两天后，鸡崽回来了。“都准备好了吗？我们要赶90英里的路呢。”鸡崽开车。我们三个人，我、尼克和沙利，都有些紧张，我们大致能猜到此行的目的。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反正在乡村。一座老式房子，白色。我们是晚上到的，看不见周围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子。进去以后，鸡崽让我们等在一间小屋子里，芝加哥小鬼头和一些我在培尔翰街认识的人进来和我们闲扯了几句。后来又只剩下我们三个人了。终于，一个人推门进来，我忘了是谁，对我扬扬手说：“约瑟夫，你跟我来。”
我跟着他走进一间很大很大的房间，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只除了一张很长很长的桌子，大约5英尺宽，30英尺长，铺着白色的台布，所以看不出是一张还是很多张桌子拼起来的。桌子上摆放着杯盘刀叉等吃饭的家伙。
围着桌子坐了40多个人，有玛然詹诺家族的，也有卡里亚诺家族的，好多人我都不认识，认识的全是老板、二老板和纵队长们。我一进去，大家都站了起来。
我被领着经过他们身边，走到桌子的另一头。带我进来的那个人用一种很正式的方式介绍说：“约瑟夫，这是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先生。在动乱结束之前，他将统领我们所有的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萨尔瓦多，他俨然一位银行大亨。不知底细的人永远也不会想到他是黑道人物。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转向众人，说：“这就是踏板车约瑟夫。”这里我得多说两句。所有入伙的人都有一个绰号，比如豁嘴、鸡崽、小鬼头等等。这首先是为了掩警方耳目，二是在我们那个年代，美国的意大利人名字转来转去就那么几个，约瑟夫、弗兰克、安东尼……你去开一个比方十几个人的派对，能碰上至少三个约瑟夫。我们意大利人的姓氏又特别长，有时候四五个音节，外人很难念清楚。我叫“踏板车”是因为小的时候，我特别会用旧木板拼做踏板车。你现在要去“科沙·诺斯卓”那里打听，说约瑟夫·迈可·瓦拉奇，没什么人知道。说踏板车，知道的人就多了。就像那个芝加哥过来的小子，到死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大家都叫他“小鬼头”。等你做到纵队长或老板，就没人叫你外号了。譬如季坦诺·路琪赛，就是现在路琪赛家族的老板，外号“三指”，因为他左手只剩下了三个指头。我就从来没听人敢当面叫他“三指”。
萨尔瓦多让我在他右手的空椅子上坐下。我一坐下，大家都跟着坐下。有人过来把一支手枪和一把刀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我记得那枪是点三八口径的，刀是双刃匕首。萨尔瓦多又示意我们起立，众人举手，萨尔瓦多嘟嘟囔囔念了一大段意大利文，众人坐下。萨尔瓦多转向我，还是用意大利文说了些关于枪和刀的话，我能明白那意思大概是说：“这意味着你生，将与刀枪为伴，死，将为刀枪所致。”
萨尔瓦多又问：“你哪个指头扣扳机？”
我伸出右手食指，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他让我把两只手捧在一起，做成一个杯子的形状，我还是不明白他要做什么。他拿过一张纸在我的手心里塞作一团，再划一根火柴点燃了。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狼狈，一面将那团火球不停地在两只手上颠来倒去，一面跟着他用意大利语念：“如果我出卖了‘科沙·诺斯卓’的秘密，我就将像这团纸一样被大火烧成灰烬……‘科沙·诺斯卓’至高无上，它高于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宗教信仰、我们的国家。”
萨尔瓦多说：“目前正值动乱时期，我就长话短说。有两点你必须牢牢记住，刻骨铭心地记住。一、背叛‘科沙·诺斯卓’，*无赦。二、与其他成员的妻子有染，*无赦。看看他们，”他用手指划过一屋的人，“你要学会敬重他们，学会像他们一样生活。”后来我听说，这第二点是因为从前有几个老板和纵队长，看上了某下属的老婆，就变着法儿地把老公给*了。他们说这种事情并不是经常发生，但是有一次就足够了，是吧？
萨尔瓦多对众人道：“全体起立。从零到五，出拳。”
“哗——”所有的人齐刷刷地甩出右手。有人一个指头，有人三个指头，也有人是巴掌——五，或者拳头——零。萨尔瓦多从他左边的第一个人开始数数，数到——我不记得是多少了，比如说，48，那是约瑟夫·勃纳诺的指头。他就是现如今纽约勃纳诺家族的老板，绰号“香蕉约瑟夫”。
萨尔瓦多笑了。他向我招招手，说：“嘿，约瑟夫，过来拜见你的教父。”
约瑟夫·勃纳诺也笑了。他走过来对我说：“把那个指头给我。”我知道他说的是扣扳机的指头。他用一枚针在我的右手食指尖上扎了一下，挤出血来。
萨尔瓦多高声道：“这鲜血将我们结为了一个家庭。”他又对我解释了一些帮中的礼节和规矩。比如我和一位“科沙·诺斯卓”的成员在一起，遇到了另一位成员，但是他俩互不认识，我在介绍的时候就说：“哈罗，约翰，这是杰姆，他是我们的朋友。”但如果有一个人不是成员，只是一般的朋友，我就说：“哈罗，约翰，这是杰姆，他是我的朋友。”
仪式完毕，众人一改庄严持重的神情，露出了微笑。我估摸着前后共花了十分钟吧。
我换到另一个座位上。下一个是尼克·帕多瓦诺，然后是沙利·西利坦尼。
等他们收走了手枪和刀，萨尔瓦多吩咐上菜，还有好多好多的酒。我们三个新成员，我、尼克和沙利坐在一起，兴奋地谈论着加入“科沙·诺斯卓”是一件多么光荣的事情。
等喝完咖啡，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站起身来说：“大家今天聚在这里，是因为乔瑟普·马赛里亚先是宣判了我们所有卡索兰蒙人的死刑，后来又枪*了你们的老板托马斯·瑞茵纳……你们中的‘枪手’将被安置在全市各处的公寓里，‘探子’则分布于各个街区。
“你们都有总部的电话号码，总部也有你们每一个人的号码。比如说，总部接到电话，某探子在布郎克斯瞧见了谁谁谁，我们就会通知布郎克斯所有公寓的枪手，你们接到电话后必须立即行动。每一位新成员都要有一名认识对方的人带领，当然我们还会给你们看乔老板的照片，他是我们的头号通缉要犯……我还想告诉你们，上次的培尔翰街事件把他们给闹糊涂了，他们弄不懂我们怎么会知道他们在那里开会。这是一个对我们很有利的信号，因为他们已经被搞得杯弓蛇影草木皆兵……我们要集中精力干掉他们的大头儿，不要跟下面的小兵卒子们纠缠。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乔老板，擒贼先擒王嘛。我们和乔老板之间不可能坐下来谈什么条件，或达成任何协议。如果我们不除掉他这个人，这场战争就会一直延续下去，五年、十年、甚至更长。”
那次会议以后，豁嘴让我和沙利搬进了布郎克斯利维街的一所公寓。
这一段恐怕是约瑟夫·瓦拉奇执行“合同”最频繁的日子。不到一年，他参与了大大小小、成功或不成功的行动近十次。他还记得他接到的第一个电话通知是在凌晨5点，有人在一家餐馆里看见马赛里亚家族的两个纵队长。他和沙利·西利坦尼赶到时“目标”们正要上车离去。情急之中沙利举枪瞄准，但是忘了拉开保险销。瓦拉奇连开四枪，结果只打中了其中一个人的屁股。(“我在特别愤怒的时候瞄不准。”瓦拉奇后来对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这时候，餐馆里的人都跑了出来，瓦拉奇两人只好撤退。从此以后，瓦拉奇再也不愿意与沙利为伍，不久便从利维街公寓调到玛然詹诺总部，在那里他结识了不少后来成为老板级的黑手党人物。
还有一次，瓦拉奇和一位自称“认识对方”的老兵司蒂文·让尼利正开着车在哈伦东区的大街上转，司蒂文突然说，他在刚刚开过去的一辆林肯轿车里看见了卡罗·甘毕诺。瓦拉奇马上掉转车头追上去，在经过林肯车时司蒂文举枪射击，才发现看错人了。林肯车里坐着的是卡罗·甘毕诺的弟弟保罗，兄弟俩长得极像。好在后来得知，保罗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左耳被打缺了。卡罗·甘毕诺在1960年末成为黑手党最具影响的老板。也是在这次以后，瓦拉奇不再搭理司蒂文·让尼利。
有一天，芝加哥小鬼头问我：“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贝克约瑟夫的？”
“认识。”我不知深浅地说，“这人挺不错的。”
“千万别让老头子听见你讲这话。”小鬼头说，“贝克约瑟夫劫持了老头子几辆运酒的货车，老头子都快气疯了，发出话来说，见到他格*勿论。”
贝克约瑟夫真正的名字叫约瑟夫·卡坦尼亚(贝克即英文Baker的音译，意即烤面包师傅——笔者注），他是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侄子。这么一想，我心里就坦然了。我说：“既然老头子发了话，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1月的一天早晨，小鬼头带着我和另外两名枪手来到布郎克斯福德汉区的一套空公寓里，窗外马路的斜对面有一间保释金担保人事务所。连续好几天，有人看见贝克约瑟夫每天上午进去，呆上五到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只棕色牛皮纸包。这里显然是他收取保护费的一个点。“我们今天只是来核实一下情报是否准确。”小鬼头说。果然，10点左右，贝克约瑟夫从街角处拐出来，步行约八英尺的距离，走到事务所门口，然后推门进去。十分钟后，他拎着纸包出来，拐过街角便消失了。
此后一个星期，贝克约瑟夫风雨无阻，天天进出那个事务所。我们的问题是，贝克约瑟夫每天都从同一个街角出来，走过同样八英尺的距离，再原路返回。小鬼头说，这段距离太短了，他根本来不及瞄准。其实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房间在五层，小鬼头认为射程太远，超出了射击的有效范围。
我出了一个主意，我说我注意到一楼有一套房子好像没人住，我们不妨在第二天早晨贝克约瑟夫到达之前破门而入，从那里下手。
等我们冲进去了才发现，房间里有三个工人正在刷油漆。这下子惨了，我们只能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小鬼头守在窗口，我和另外两个人端着枪看住工人们。小鬼头突然叫我：“约瑟夫，快过来，看看那女人是谁。”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刚好看见贝克约瑟夫和那女人推门进事务所。“上帝呵，那是他太太。”无论如何，我们今天都必须干了，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了。谁知道那三个工人会对人说些什么？我赶紧出去发动车。几分钟后，我听见了枪声。
小鬼头事后告诉我：“他和他太太一起走出来，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接吻。我当时看着特别着急，心说两个人要是一直黏在一起就没法开枪了。结果他转过身一个人朝街角走去。我开枪的时候他太太还站在那里瞧着他呢。我想我是干掉他了，我看见他中弹的时候扬起的尘土。”
“按说真不该当着他太太的面下手。”我说。
“我知道，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别的选择。”
话是这样说，小鬼头还是一直忐忑不安。他射出了第一枪贝克约瑟夫便应声倒地，后面几枪是否命中、是否致命，他都不清楚。直到那天下午传来的消息说，贝克约瑟夫死在了医院里。
（纽约市第46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22：1931年2月3日上午11点45分许，约瑟夫·卡坦尼亚在克雷森街647号前的人行道上行走时，身中六弹，后于福德汉医院去世。临终之前，被害人不曾、或不愿向警员提供任何有关作案人的情况。约瑟夫·卡坦尼亚，又名贝克约瑟夫，男，白人，29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贝尔蒙路2319号。）
贝克约瑟夫之死标志着马赛里亚家族的衰落。其实在此之前，瓦拉奇们已风闻马赛里亚家族因卡索兰蒙战争的巨额花销而入不敷出，否则也不会派了贝克约瑟夫冒着生命危险劫持玛然詹诺家族的酒车。1931年3月底，传出乔老板要求讲和、被萨尔瓦多拒绝的消息。与此同时，马赛里亚家族的中下层成员纷纷弃暗投明。瓦拉奇们当时不知道的是，3月底或4月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和他的几位心腹与乔老板的两员大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在布郎克斯动物园秘密会晤，作为对后者保证取乔老板首级的回报，萨尔瓦多同意停战。
4月中旬的一天，查理·露其亚诺在科尼岛的斯卡琶餐馆请乔老板吃午饭。那是乔老板的最后一顿饭。
（纽约市第60区警察分署案件号码133：1931年4月15日下午3点30分，乔瑟普·马赛里亚在布鲁克林科尼岛区西15街2715号的一家餐馆里被数名不明身份枪手击毙。凶手们当即逃离现场。乔瑟普·马赛里亚，又名乔老板，家庭住址：纽约市2街65号，死因：头部及背部多处中弹。）
当警方赶到时，查理·露其亚诺还在现场。据查理提供的证词，午饭后他请乔老板一起玩牌，大约过了45分钟，他起身去卫生间。查理是在洗手的时候听见外面“有动静”，出来看时，乔老板已扑身倒在了桌子上。
案发时在现场的其他人——大多是餐馆职工，只有几位客人——均不能提供任何有关作案人的情况。
据瓦拉奇后来听到的说法，除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外，枪手中有他的两个老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约瑟夫·斯卓西。
停战以后，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在布郎克斯华盛顿路的中央大厅里召开大会。那天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出来四五百人，大部分人我都不认识。大家人挨人地站着，根本就没有地方坐。萨尔瓦多站在一个台子上，背后立了一个钉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大厅的墙上贴了好些宗教的画。通知我们开会时就说了，要穿戴整齐，万一有人问起，就说是去参加一个宗教仪式。那当然是为了应付警察的幌子。
萨尔瓦多讲了很久，用意大利语。一上来先数落了乔老板一大堆的不是，大家听了使劲鼓掌。萨尔瓦多又说：“从现在开始，一切都将和原来不一样了。”在新的“科沙·诺斯卓”中，他就是“老板们的老板”。各家族也要重新调整，所有家族的编制都要一致，设老板、二老板和纵队长。至于我们这样的兵士，萨尔瓦多说：“你们每一个人都将被指定给一位纵队长，他会让你认识纵队里所有的人。”
又有了很多的新规矩。例如兵士想要见老板，必须先请示纵队长。如果纵队长觉得确实有必要，由他安排预约见面的时间地点。萨尔瓦多认为，这样行事比较专业正规。
又有了一些新的戒律。除了原先的两条“*无赦”外，新增加了“不得与妻子家人谈及‘科沙·诺斯卓’的内部事务”和“不得以任何形式违抗命令”。
另外，“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审判制度也对老板以下的人开放。原先若是有人犯了错误，只有一种惩罚：*。现在则可以拿到他们私设的公堂上去理论一番，而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做掉。这种情况多用于解决一些家族之间的纠纷。
当年在玛然詹诺总部时，我听约瑟夫·普罗法赛讲过萨尔瓦多的身世。他生在卡索兰蒙，一战后来了美国。他是个真正的文化人，会七国语言。人家在老家可是念过大学的，神学。我还听说他特别崇拜恺撒大帝。他家里有一间屋子，里面什么别的都没有，全是关于恺撒大帝的书。他就是从那些书本里才想出了这些编制、规矩、戒律等等的。
重新调整之后，纽约一共有五个家族，萨尔瓦多指定的老板是：查理·露其亚诺、汤姆·卡里亚诺、约瑟夫·勃纳诺（香蕉约瑟夫）、约瑟夫·普罗法赛和凡森特·曼嘉诺。作为“老板们的老板”，萨尔瓦多将分享所有家族的财富，还将拥有一支“宫廷卫队”。他在会上说：“凡是在战争中跟随过我的人，都可以参加到我的宫廷卫队。有愿意参加者，请举手。”
我最早是从卡里亚诺家族进到“科沙·诺斯卓”的，后来又去了萨尔瓦多直接领导的总部。我可以回到卡里亚诺家族，也有资格加入宫廷卫队。我倒并不是想攀高枝，但是自从我到了总部以后，汤姆·卡里亚诺和季坦诺·路琪赛好像对我不冷不热的。我真的就是一时冲动，就举了手。这时我看见卡里亚诺家族的另外两个人，巴比·多义耳和司蒂文·让尼利也举起手来，我一下就后悔了。自从那次错认了卡罗·甘毕诺后，我一直腻味和司蒂文在一起。不过还好，沙利·西利坦尼没有举手。
事后，季坦诺·路琪赛跟我说：“你干吗要进宫廷卫队？”
我说：“你们从来没找过我，我以为你们不想要我了。”
“我们一起去见老头子，告诉他你搞错了。”
“不去，丢不起那人。”
我当上了萨尔瓦多的司机兼保镖，而且芝加哥小鬼头也在宫廷卫队里，我心里踏实多了。特别是那次在布鲁克林为萨尔瓦多举办的盛大宴会之后，那就相当于他的登基庆典，帖子发往全国各地，20多个家族纷纷出高价购买宴会票，连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都出了6000美元，总共115万美元。等到宴会那天晚上，来宾们入场时把他们的贺礼放在门口的桌子上。哇！我一生中从没见过那么多的钱！
…………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门面生意是进出口和房地产，他在46街和派克路的中心大楼有几间办公室。9月初，他告诉我们不要带枪进他的办公室，因为内线传出话来说，警方随时可能抄袭那里。我是保镖，我不喜欢这种安排。小鬼头问为什么，我说：“说不清，反正我觉着不妥，万一有什么紧急情况，我们束手无策。”小鬼头说：“那你去跟老头子说说。”我想他说得对，应该跟老头子说说，但这不是想说就能说的，要等合适的机会。
这一天，我记得是1931年的9月9日，老头子在办公室里对我说，要我晚上去他在布鲁克林的家里。我9点钟到的时候，老头子正弯着腰，给他小儿子脚上划破的一个口子贴胶布，那孩子大约有八九岁吧。老头子开门见山地说：“约瑟夫，听说你觉得你的钱太少了。”没错，我拿到的薪俸只是我自己的全部花销外加每周100美元。
他继续说：“别急，你会得到你的份额，甚至更多。但是目前我们还不能乱花钱，因为战争还没有结束……我绝对不能容忍那两个家伙，”我知道他指的是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乔老板的两员降将，“我们要想真正地控制局势，就必须把他们都除掉。”他还提到别的一些名字，都是各地各家族的老板，还有一个犹太帮的帮主，达奇·苏尔兹，查理·露其亚诺的盟友。
他说的“控制局势”，我明白，就是控制彩券交易、建筑工会、黑酒市场和赌博业等等。当时达奇·苏尔兹拥有纽约最大的彩券交易银行，查理·露其亚诺掌管着市中心的赌场。
老头子又说，他约了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第二天下午3点到办公室面谈，届时他将和他们摊牌。我趁机提出关于枪支的问题，但是老头子对自己的安排和设想滔滔不绝，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说的话。老头子最后说：“就这样吧。明天下午2点45分打电话到办公室，看我是不是需要你。”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心想如果老头子完蛋，我也完蛋。第二天下午，我按照和老头子约定的时间准时打电话过去，办公室的人说你不用来，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我刚放下电话，豁嘴就来了。他说：“嘿，我到处找你。我在布鲁克林认识了两个新小姐，我们一起去玩玩。”
我们一直玩到半夜，又开车去曼哈顿吃夜宵。我们去的是乔利·乔斯的餐馆，那是我们的人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一进去就觉得气氛不对，先是一个人，后来又有几个人走过来盯着我们瞧。我问豁嘴，他说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去找乔利·乔斯，他不是黑道中人，但是他的消息特别灵通。他低声对我说：“约瑟夫，赶紧回家。”
我一个人开车回家，在路过雷克星顿路时买了一份报纸，顺手放在了车座上。我开得很慢，一边开一边想。我有一种不祥之感，但说不清是什么，也说不清是为什么。回到家里打开报纸一看，所有的预感全被证实了。那上面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印着：那天下午老头子在他的派克路办公室里被人*了！
难怪豁嘴带我去布鲁克林，他肯定事先什么都知道。
萨尔瓦多·玛然詹诺一死，卡索兰蒙战争就算真正结束了。但是对我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1年9月10日下午2点50分，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在其位于派克路230号中心大楼925、926房间的伊格建筑公司办公室内，被四名自称警察的凶手所*。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男，白人，家庭住址：布鲁克林J街2706号，死因：四处枪伤及六处刀伤。）
瓦拉奇后来听说，萨尔瓦多先是劫持了露其亚诺家族的酒车，后来又用25万美元重金雇来了当时著名的爱尔兰职业*手、“疯狗”凡森特·科尔，准备等会晤时在他的办公室里伏击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而另一方面，查理和维克多从他们的盟友、犹太帮主达奇·苏尔兹处调来四名*手，乔装成警察到伊格建筑公司行刺。
据案发时在场的巴比·多义耳回忆，当时他和许多人一起在办公室的外间，相当于会客室里。那四名犹太人闯进来，手里晃着警徽，要大家脸冲墙举手站好。大概是听见了吵闹声，老头子开门探头查看。一名“警察”问：“谁是这儿的头？”老头子说：“有事可以跟我说。”两个人跟老头子到了里间，还有两个人留在外间守着众人。
时隔多年，瓦拉奇有一次在赛马场上碰到了当年的四名犹太*手之一里德·莱文。“我说：‘听说你也在那里。’他说：‘是的，我在那里。老头子特难对付。’里德·莱文告诉我，他们本来计划是用刀解决，不会弄出太大的动静，但遭到老头子的激烈反抗，不得已才开了枪。”
巴比·多义耳并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他只听见几声枪响。然后看到这个里德·莱文和另一个犹太*手冲了出来，嘴里喊着快撤。巴比·多义耳到里间想看看老头子是不是还有救，这时候，真正的警察赶到了。
后来有传言说这个巴比·多义耳是内奸，但是谁也没有证据。
据说许多年后，维克多·靳诺万斯仍然津津乐道于这一次行动：“前后仅差几分钟。我们的人走进九层的办公室时，疯狗刚跨进大楼。”
没有任何“科沙·诺斯卓”成员出席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葬礼。
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联合策划的这次行动是全方位的。就在萨尔瓦多被害的同时，他的亲信中至少有三名也在纽约市内的不同地方被人做掉。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1年9月10日下午5点45分，詹姆斯·列波尔，又名吉米·马利诺，男，白人，在布郎克斯亚瑟街2400号的理发店门廊身中六弹死亡。）
（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31年9月13日，两具尸体被冲到诺瓦克湾海滩。两名死者的头部皆被用铁管砸破，喉管被割断，身上用布带缚有重物（铁管）。经鉴认，其中一人为沙缪尔·摩纳哥，另一人为路易斯·罗梭。9月10日，曾有家属报告沙缪尔·摩纳哥失踪。后纽约警方在46街离派克路不远处找到了他的车。）
约瑟夫·瓦拉奇当时并不知道这些。
谋*案的第二天，三名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成员在雷克星顿路遭人袭击，但总算九死一生地冲出了伏击者的火力网。这次瓦拉奇听说了，他立即转入地下。瓦拉奇先去找尼克·帕多瓦诺，就是早年和他一起干打劫，后来又一起加入“科沙·诺斯卓”的同伴。瓦拉奇在那里躲了一宿。早晨起来尼克流着眼泪央求他离开，说：“我本来是应该向他们报告的。千万别对人说起你来过这里。”
瓦拉奇又打电话给杰克·瑞茵纳，原瑞茵纳家族老板托马斯·瑞茵纳的儿子。杰克同意让他藏在他们家的阁楼里。就是在那里，瑞茵纳家的大女儿梅尔卓看上了瓦拉奇，后来做了他的妻子。
杰克·瑞茵纳还留在父亲生前统领过的家族里，现在已易名为卡里亚诺家族。杰克暗地里安排瓦拉奇与汤姆·卡里亚诺和季坦诺·路琪赛见面。二位老板仔仔细细地盘问了半天，确信瓦拉奇没有参与萨尔瓦多的阴谋活动，但对他的何去何从却不表态。这至少意味着，卡里亚诺家族不准备接纳瓦拉奇。
不过，瓦拉奇总算可以搬出阁楼了。一天，多日不露面的芝加哥小鬼头突然来找他，说是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起而反之。瓦拉奇劝他稍安勿躁，保持低调，先静观数日，再从长计议。不出一周，小鬼头便在曼哈顿下城区被人做掉了。没有人知道他的尸体被扔到了什么地方，或是如何毁掉的，也没有相关的警方报告。据瓦拉奇说，是查理·露其亚诺下的指令。也有人说，此案缘于一桩债务，与黑手党内讧无关。
瓦拉奇采纳了好友豁嘴的建议，由巴比·多义耳出面交涉，与其他原宫廷卫队的残部一起投靠了露其亚诺家族。豁嘴说，查理·露其亚诺虽然提出不做“老板们的老板”，改由十名左右各家族老板组成“委员会”，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仍处于“科沙·诺斯卓”的权力中心。事实上，如果查理不点头，没有人敢收编萨尔瓦多的兵马。
瓦拉奇还被指派了一名纵队长，他便是安东尼·本德尔。
就这样，入伙不过一年，瓦拉奇已经三易其主，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头，也不是一个好的兆头。更让他难以适应的是，一夜之间身价大跌，由最高统帅的贴身保镖变成了“科沙·诺斯卓”的“二等公民”，这几乎注定了约瑟夫·瓦拉奇在黑社会中的一生不得志。
所幸终于进入“和平时期”，瓦拉奇专心一意地做他的生意，尽可能远离“政治”。
当一个老板被干掉时，你必须对各地的其他家族有个交代。维克多对我说，查理要我去芝加哥等地现身说法。
“为什么让我去？”我问。
“第一，你和老头子非常接近，”维克多说，“第二，作为他的一个兵士，老头子被废黜不可能给你带来任何好处，所以你没有必要撒谎。”
我绞尽脑汁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千方百计地把这桩差事推掉了。我已经吃过一次苦头，谁知道还会不会有下一次“宫廷政变”？后来他们派了巴比·多义耳去。
…………
露其亚诺家族当时有一位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特别能够审时度势。市长詹姆斯·瓦尔克因为市政府内部的贪污腐化丑闻而被迫辞职后，他立即弄进一批吃角子机器。我和巴比·多义耳一合计，觉得这个生意不错。安东尼·本德尔领着我俩一起去找查理·露其亚诺，到了门口巴比就站住了，我只好硬着头皮跟着安东尼往里走。查理抬头看了我一眼，问安东尼：“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一些机器。”
我马上就后悔不该来找这份不自在。我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就几秒钟吧，我听见查理说：“给他20台。”
这就是说，我手里有了20台机器的指标，但钱还是要我们自己付的。
从台面上讲，吃角子机器是违法的。但在一些不显眼的地方，比如糖果店的后堂、台球厅的角落等等，你总能看见一些这样的机器。凡是由弗兰克·科斯蒂罗经手的机器，比如我的那20台，上面都会有一种特殊的贴花标记，而且贴花的颜色定期变换。如果一台机器上没有弗兰克认可的标记，不仅会被黑帮砸了，警察也会找你的麻烦。一次，一名新来的巡警不懂规矩，在曼哈顿砸了一台“受保护”的机器，第二天就被发配到皇后区最边远的街区了。不用我说你们也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巴比说，机器是靠我的面子跟查理要来的，所以由我去安置。我把它们都放在了哈伦东区。不到一个月，我俩就有了每周2500美元左右的固定收入。我雇了一位老街坊家的孩子管理维修收钱什么的。我暗地里察看过几次，他是一个老实孩子。邻里们都知道那是我的机器，我母亲觉得很有面子。
1932年9月18日，约瑟夫·瓦拉奇与梅尔卓·瑞茵纳在百老汇附近的棕榈苑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原瑞茵纳家族的成员人人送礼，不少老板也前来捧场。“众人凑的份子除了支付婚礼费用、租公寓、买家具摆设等等，还余下了3800美元。我唯一不满意的就是，梅尔卓和她妹妹露丝一起挑选的公寓离她的娘家太近，就在同一条街上。”
不久，瓦拉奇接到了露其亚诺家族分派给他的第一份合同。在这份合同中，瓦拉奇与他的“目标”素不相识，对所谓“作案动机”也只是模模糊糊地略知一二。安东尼·本德尔在传达指令时只说了此人绰号“小苹果”，22岁，经常光顾109道上的一家咖啡厅。
瓦拉奇开始频繁出没于那家咖啡厅，不久便与“小苹果”混熟了，但两个人只谈些天气女人之类的话题，瓦拉奇从不打听“小苹果”的经历家世，甚至不问他姓甚名谁。说到底，知不知道又有什么两样呢？这不过是他工作的一部分。
瓦拉奇看好了东110道上的一幢楼房，距咖啡厅约一个街区。楼房是出租的，底层一直空着。更重要的是，后院没有围墙或篱笆，符合瓦拉奇对撤退路线的要求。瓦拉奇找来原萨尔瓦多宫廷卫队的两位朋友埋伏在楼房里当真正的枪手。
到了下手的那天晚上，瓦拉奇事先约定和“小苹果”在咖啡厅里见面。“嘿，”他说，“咱们出去遛遛。听说那边有一个赌局。”
“太好了！我正愁没事干呢。”
据瓦拉奇说，在走进那幢楼房时，他故意落下几步，然后突然转身往外跑。“我听见枪声，但是我没有停下。我直接回到家里……不管怎么说，我刚结婚两个月，我不希望梅尔卓胡思乱想。”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32年11月25日晚9点20分，东110道340号的居民听到枪声后，在一楼楼道发现一具青年白人男子的尸体。经鉴定，死者为麦科尔·雷金尼，又名小苹果，死因：头部三处枪伤。）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十年前，查理·露其亚诺和维克多·靳诺万斯指使人*了“小苹果”的三个哥哥，路意斯、迈克和季米。而今“小苹果”长大成人，二位老板怕雷金尼家伺机报复，所以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约瑟夫·瓦拉奇和巴比·多义耳联手经营的吃角子机器兴旺了不到一年，新市长费奥雷罗·拉瓜蒂亚上任后，发誓扫除纽约市内所有的老虎机。弗兰克·科斯蒂罗应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之邀，赶在警方动手之前，把他手下的机器尽数转移到新奥尔良。
瓦拉奇们又试着去做弹子球机，但每周只有区区200美元的进项。他和巴比一咬牙，决定投资当时在黑社会内方兴未艾的彩券业。瓦拉奇自知入伙太晚，没有赶上“禁酒令时期”。凡是沾上黑酒生意的，无论多少全都发了。等1933年国会废除禁酒令时，这些人个个掂着沉甸甸的钱包，开张了他们在各行各业的新工厂、新公司，更有不少人投资股市或房地产，生意照样做得红红火火。当时彩券业的大户全是各族裔的黑道人物，像瓦拉奇们这样的确实算混得比较惨的了。
1930年，纽约的地下彩券，也叫彩票，是三位数，从000到999，每天的中奖号码由当天的赛马结果决定。中奖额为投入的600倍，但机会却只有千分之一。也可以只押一位数，中奖额为七倍。所以从长远来看，做彩券也是一个不错的行当。但一开头如果是小本经营，则风险很大，只要碰上几次大数额中奖便可能*。
除去这样那样的开销和各方打点，我和巴比的账户上还有2000美元出头。苦心经营三个星期，总算有了1700美元的纯收入。结果这一天，好家伙，一下子来了一个大奖。有两个人押中了三位数，总共是14美元，乘以600，我们得付出去8400美元。我给威利·默尔蒂打电话，他当时是露其亚诺家族的彩券业老手。
我说：“明天我把老婆送你那儿去，你替我养着。”
威利问：“怎么了？”
我说：“我告诉你怎么了。我们*了！我们玩完了！”
“我知道了，”他说，“先别付钱，稳住那两个家伙。”
威利到上头去通融，我们就对客人说，对不起，上头可能出了点差错，通知我们等24小时，请你们明天再来看正式结果……等等等等。
赛马的结果都登在了报纸上，威利能做的也就只是暂缓一下。他问我最大的那张票是多少，我说10美元。威利给各个彩券点打电话，问有没有谁可以把这张票接过去，没有人接。6000美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威利说，这样吧，把那张4美元的票一起给我，5%的利息，我替你们吃了，但是下不为例。
彩券好是好，不过没有钱就玩不转。那一关总算过去了，我和巴比的心里还是没着没落的，不知道我们能支撑多久。
…………
查理·露其亚诺的亲爹去世了，我去参加葬礼，查理说：“嘿，踏板车约瑟夫，别那么伤心。”
我难得有机会和老板说话，就对他说：“我对令尊大人的过世深表遗憾。说实话，我自己也有一大堆伤心事。我的彩券怕是做不长了。”
查理当天就找到我的老朋友、原洋蓟王的司机兼保镖弗兰克·利沃赛，要他替我解决资金。弗兰克和另外两个人给我凑了一万美元，算是做了我们的*。他们后来一直帮着我们，到1936年，我每周彩券的税后收入做到了1250美元。
几年下来，我亲眼看见好多做彩券的个体户赔了、栽了、血本无归，就因为他们没有人给撑腰。
…………
这天也是我活该倒霉，没有开车，揣着一大捆彩券在大街上走，碰上了两个市警署的探子。当地的警察全被我们买通了，但是市警署的人，怎么说呢，你简直就没法儿跟他们打交道。
我的案子到了法院，我不知道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反正当地警署瞒下了我以前的两次犯罪记录，最后只判了我一个“监外执行”。
像我们这样在大街上混的主儿，没有个组织是真不行。
这段时间，瓦拉奇周围的几个重要人物发生了一些变化。先是在1935年，洋蓟王奇若·泰兰纳瓦的势力被露其亚诺家族挤垮，洋蓟王本人金盆洗手，退出江湖，从此与世无争、颐养天年。他最后老死在病榻上，算是意大利黑社会重量级人物中少数几个有善终者之一。
其次是1936年，查理·露其亚诺因“组织卖淫罪”被捕。按瓦拉奇的说法，查理自己对娼馆妓院之类的事本来是不屑一顾的，无奈禁酒令废除后，纽约的各“科沙·诺斯卓”家族内合计有200余人“失业”，以查理当时所处的地位，他不能不管。查理·露其亚诺于同年7月被判处有期徒刑50年。有传言说，后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部怀疑纽约各港口有敌国间谍出入，于是采用联邦调查局的建议，以毒攻毒，把这些港口交给黑社会组织把守。1942年，查理·露其亚诺从位于美加边境的丹乃摩拉监狱转移到离纽约较近的阿尔班尼。至于他具体做了些什么，瓦拉奇之辈不得而知。但是在1945年，查理的律师以其在战争中的贡献为由，申请保释被批准。查理在美多年，一直无意加入美国籍。作为一名异国侨民，保释出狱后即被遣返意大利。查理·露其亚诺于1962年在老家拿玻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就在查理被捕的同时，露其亚诺家族的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因涉嫌谋*被警方传讯后，携巨款只身逃往意大利，在那里一呆就是十多年。二战期间，维克多向墨索里尼政权捐款25万美元，并因此而被授予荣誉勋章。
于是，露其亚诺家族的第一纵队长弗兰克·科斯蒂罗成为临时执行老板。但这个弗兰克在其位而不谋其政，对家族的事务撒手不管，只热心于营建自己的商业王国。瓦拉奇说，弗兰克·科斯蒂罗是一个外交家，熟识名人政客，谙达上层路线。其实他更是黑社会中少有的企业家。在30年代末期，他所经营的彩券业、赌博业和酒类批发业已具有全国性的规模，他的吃角子机器遍布各州，并开始向房地产和石油等“合法行业”发展。弗兰克收买贿赂政府官员的本领堪称一绝，他甚至可以周旋于相互对立的政敌之间。路易斯安那州州长休伊·朗恩被刺*后，他生前的死对头接替了州长的职务。弗兰克·科斯蒂罗根本不理会这些，转手就把原先拨给休伊·朗恩的20%吃角子机器利润送给了新任州长。不过，偶尔也会有让弗兰克感觉难堪的时候。他曾暗地里资助托马斯·奥雷利竞选纽约州最高法院院长，不知道警方已经监听了他的电话，结果被媒体大曝光。在“科沙·诺斯卓”里，弗兰克·科斯蒂罗尽可能地将自己与那些明火执仗、胡作非为的强盗区别开来。但在必要的时候，他也不惜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比如本文前面提到的因洗桑拿而操纵宾馆全体员工罢工之事。
一时间，露其亚诺家族群龙无首，任由几个纵队长在那儿毫无章法地折腾，让瓦拉奇们吃尽了苦头。
一天，巴比·多义耳从安东尼·本德尔那儿回来，说瓦克兄弟为争夺一个姑娘，把埃迪·卡坡卞科的头砸开了瓢。埃迪小伙子是我们的人。巴比问：“你认识瓦克兄弟吗？”
“认识，”我说，“他们是路琪赛家族的。”
“那好，安东尼要你去搞定他们。”
我说：“巴比，挑谁也不应该挑上我呀。你知道季坦诺·路琪赛和我过世的老丈人是最好的朋友。存心跟我捣乱是不是？”
“没那么严重，”他说，“没说让你*了他们。只是教训教训。”
说也没用，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是故意的。我就说：“OK，他们在哪儿？”
“不知道，你自己找去。”
我寻思，只要找不到他们，也就不用“教训”他们，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耗着。大概安东尼摸透了我的心思，一天早上，一个叫胖子安东尼的打电话给我，问我是不是正在找瓦克兄弟，我说是，他问：“哪一个？”
我说：“哪一个都成，他们只说是瓦克兄弟。”
胖子安东尼就说，他和哥儿俩中的一个约好了，那天下午两点在3街和97道的一个什么地方谈一笔生意，但他会去得晚一点。如果我有什么事需要和他们了断，这就是个机会。你明白了吧？他们都安排好了，你不想干都不行。
人也替我找好了，强尼和托米，一人带一根棒球棍。我是接合同的，不用自己动手。
我们开车到了胖子安东尼说的地方，瓦克果然在那儿，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从车里跳出来。他一看见我们就傻了。两个打手对付他，我把那个不相*人推到墙根，说：“你别管闲事。他伤了我们的人。”
通常像这种情况只消打他的腿，但是强尼和托米没头没脑一通揍，我叫他们住手已经太晚了。后来我听说那小子在医院里躺了半年。
我算是彻底得罪季坦诺·路琪赛了。而且我知道安东尼·本德尔特小人，他决不会承担任何责任。本来瓦克兄弟和埃迪·卡坡卞科为一个姑娘打架，也不算什么特别的大事。打架总会有输赢，但输了以后又拉上家族的人来搞报复，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按章程是要上公堂的。“公堂”也是当初萨尔瓦多·玛然詹诺的改革之一。法官团一共六个人，纽约的五个家族和新泽西州的诺瓦克家族各出一人。如果最后的裁决出现平局，任何一位老板都可以出面投一票。
当时快到圣诞节了，要等到过完了节才升堂。以前每年的圣诞节路琪赛夫妇都请我们去他们家开派对。那天梅尔卓跟我说季坦诺的太太凯蒂打电话来请我们，我不知怎么的，心里竟然有些感动。
我们到了路琪赛家，喝了几杯酒后，季坦诺避开众人把我叫到楼上，问我是谁下的命令。我能说什么呢？安东尼·本德尔是我的顶头上司，我要是出卖了他，那就尽等着穿小鞋不说，弄不好还会引起又一场家族间的火并。我于是说：“你就当是我自己*好了。就算我告诉你是别人，你又能怎么样呢？”
他说：“听着，我现在就可以废了安东尼·本德尔那小子。”
“季坦诺，你听我说，我相信你讲的话。但我们就让这件事情到此为止，好不好？就当是我自己*，好不好？”
正式审判的地点是在乔利·乔斯的餐馆里包了一间雅座。对方是季坦诺·路琪赛带着瓦克兄弟的纵队长。季坦诺本来是用不着来的，我知道他这一趟完全是为了我。我们这边有安东尼·本德尔和巴比·多义耳。我们家族的法官是个“老油球”，叫沙笛诺。“老油球”是我们对那些生在意大利、后来到了美国的第一代移民老头儿们的称呼，带点贬意。不过沙笛诺这个“老油球”很聪明，每次安东尼·本德尔出庭时他都坐在他旁边，管着他不要胡说八道。
那天季坦诺·路琪赛一反常态地宽宏大度，临走时大家握了手，每个人都是轻松愉快的样子，只有瓦克兄弟的纵队长一脸怒容，而且从此以后路琪赛家族的人对我都很冷淡。
安东尼·本德尔算准了，这事要么是我倒霉，要么就是季坦诺·路琪赛吃哑巴亏。更可恶的是，这混蛋尝到了甜头，后来又不断地故伎重演。
这件事让我和巴比·多义耳之间产生了隔阂，我想我迟早会和他分道扬镳。我抽出我们合伙做彩券的利润中我自己的那部分，开始试着放些高利贷。
“科沙·诺斯卓”中做高利贷的人不少，但方法却各是各的，利率也不尽相同。我定的利息一般在20%上下。比如我这星期一借给你1000美元，从下星期一开始，你每周还我100美元，12个星期还清。利息是从一开始就算好加进去了的，所以对一些老债未还又借新账的客人，我实际上赚了他们双倍的利息。比如一个人借了500美元，按理他应该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付清。好，时间过了一半，他还欠我300美元，这300美元里头已经包括了利息，对不对？他又来了，说手头实在太紧，再借给我500美元吧。我呢，只给他200美元，加上先前的老账300美元，一共就是500美元了。然后从这时候开始，他每周还我50美元，12个星期还清。不服气？不服气你找别人借去。说实话，他要是有能耐找到别人，也不会到我这儿来了。我们管这叫“奶油高利贷”，其奶油部分，或者说最可心儿的部分，就是双重利息。
你问我是怎么做起来的？很简单，先做成一两笔，话就传出去了。你简直想象不到这世界上有多少人想借钱。我只在布郎克斯做，我家住那儿，还有哈伦东区，那是我的老据点。我挑人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贷款给做正经生意的小商小贩，他们缺钱了来找你，过后一寻思，又觉得你盘剥了他们，脑筋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就跑到警察或者检察官那里把你给告了。也不能借钱给穷人，到时候他们要是砸锅卖铁都还不出钱来怎么办？你还能把他们熬了吃了？好多做高利贷的就是因为这种又赔钱又被媒体曝光的事给搞砸了。我不想跟人打架，也不想和谁过不去，我只是想赚钱，想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地当成一桩正经生意来做。所以我放高利贷这么些年，虽然没有大发，也没有赔过本，所有的账一笔一笔都是收上来了的。很快，我就有了150多位固定客户，有1万多美元“在大街上”替我赚钱。
我也有周转不开的时候。借钱的人太多了，手头现金不够，我也只好去借高利贷。这第一是为了信誉，人家找你两次借不到钱，就不会再找你了。第二是我能弄到利息10%的贷款。为什么？因为对方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知道我能还上，没有风险。一来二去，我的一个上家，约翰·罗伯兹成了我的合伙人。他负责提供现金，我负责发展新客户。他不仅是我的合伙人，也是安东尼·本德尔和其他“科沙·诺斯卓”的合伙人。我知道他在安东尼最大的四五家夜总会里都有股份。约翰·罗伯兹没有加入“科沙·诺斯卓”，因为他有一个兄弟是警察。一直到后来，他才混进了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我和约翰联手放出去了六万多美元。老规矩，我从客户那里收20%，他从我这里取10%，也就是说，我俩对半分。这件事自然是瞒不过安东尼·本德尔的。恰巧就在这个时候，那小子在赛马厅里赌输了几大笔。有一天，约翰·罗伯兹跟我说，安东尼找他去细细地盘问了半天我们的高利贷生意，听那意思是要插一杠子进来。安东尼是个什么玩意儿我太清楚了。他要是插进来，无论干活不干活，至少拿走三分之一。我对约翰说，既然他没挑明，咱们也装糊涂。没过多久，就有人放出一句话来，说你们要是想挤对谁，就挤对踏板车约瑟夫。我对约翰说：“事到如今，我也不好为难你了。安东尼再找你，你就从你那一份里头划给他。他若是想要我的份子，让他自己来跟我说。”
安东尼果然来了，他把我约到新泽西州的公爵餐厅。“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和好多发了大财的人都在那边买别墅，讲究的是一种“乡村情调”。公爵餐厅就是他们在那里经常光顾的去处。安东尼说他在赛马厅那边急等着用钱，要我把放出去的债全部收回来。我说所有的客户都照章办事，按时付账，我凭什么硬逼着人家立时三刻还钱？我说我可以把约翰·罗伯兹的份额算出来，先找别人借钱垫上，但利息要从中扣除。
安东尼说：“那他不等于白借你钱了吗？”
我说：“当初和我合伙，是他提出来的。现在要撤走资金，也不是我的主意。你如果马上就要钱，只能这么办。”
我和约翰·罗伯兹的合作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结账，我还剩了差不多3万美元，我怕什么？
约瑟夫·瓦拉奇的一个客户是曼哈顿上城区乐土餐馆的老板，借高利贷赌博一输再输，主动提出把餐馆的股份让一半给瓦拉奇。“我说先容我想想。这家伙——他的名字叫艾狄——不是傻瓜，我得调查一下他的餐馆有没有债务……我又去那里蹲了几天，找酒保、店小二聊，找客人们聊。最后弄清楚了，连店堂带生意一共值18万美元，扣掉他欠我的3500美元，我再给他5500美元，就当上了乐土餐馆的半个老板。……艾狄说生意上的事不用我操心，等着拿钱就是了。但我还是三天两头地去，带朋友吃饭，带客户谈生意，还请来一个新的大厨。不过，我那半个老板只能在暗地里当，因为我有犯罪前科，如果我的名字堂堂正正地列在上面，餐馆的营酒牌照就会被吊销。你知道，卖酒水比卖饭菜来钱。所以我和艾狄私下里签了一份契约，让他老婆做的见证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餐馆挣钱不少，这些钱在税务的账面上都必须有个交代。瓦拉奇急需一个做掩护的收入来源。正好，一个同样的情形给他带来了一家服装厂。
马蒂的服装厂在布郎克斯展望大街595号，就叫了个展望服装厂。他是我的老主顾，旧债新债加起来一共借了好几千。但他从不拖账，每到星期五一准儿把钱送过来。忽然有一次，他问我能不能宽限两周，两周过了，又要再宽限一周，我就去了。我说：“马蒂，怎么回事？”才知道客户嫌他的机器老，不愿给他活儿了。我到厂子里转了一圈，照我外行人的眼光，那些机器看上去都蛮不错的。马蒂猴精，他猜出了我的心思，说你若帮我一把，把这关过去了，这厂子就算咱俩的。我去找他的客户谈，对方说，只要马蒂换了新机器，他保证把活儿给得足足的。
…………
除去马蒂欠我的钱，我又投进去15万美元。我们要买那么多我从没听说过的机器。
马蒂很在行，他搞进一批二手货，再这里修修那里弄弄，就像模像样地开工了。我不仅不用操心生意上的事，也不用操心税务局了。
这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儿子，叫唐纳德，从此梅尔卓被拴在了家里，再也没心思陪我出去应酬。天长日久，我就在外面养了一个情妇，叫罗拉。我给她单租了一套公寓，还时不时地给她买衣服首饰什么的。
约瑟夫·瓦拉奇同时经营着他的彩券、高利贷、餐馆和服装厂。他生性中没有安分守己那根筋，等各项业务都上了轨道，又开始动赛马的心思。
提审瓦拉奇的司法人员们都说，赛马可能是瓦拉奇唯一真正喜欢做的事。每当讲到赛马，他就会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在狭小的审讯室或牢房里来回踱步。说到精彩处，便情不自禁地眉飞色舞指手画脚。〓
一直到1937年，我还以为赛马不过是为了决定彩券的中奖号码。后来跟人去过几次赛马厅，下注的时候，周围的人七嘴八舌地给你支招儿出点子，但我差不多就没有赢过。那年冬天，我带着梅尔卓，跟豁嘴和另外几个“科沙·诺斯卓”的人一起去佛罗里达度假。有一天在跑马场，梅尔卓下了两美元的赌注，只因为她喜欢那匹马的名字，我和豁嘴使劲取笑她，旁边一位老头儿说：“别听他们的，夫人，我看你的眼力不错。”嘿，真让他说着了，那匹马赢了。梅尔卓赚了200美元。
我算是彻底服了。我诚心诚意地对老头儿说：“老人家，谢谢您指点我太太，这是我们在这里赢的第一票。”他说不用谢，我就是看见你们把她弄得紧张兮兮的，想帮她一把。
我问：“这些比赛的胜败都是事先就定好了的？”他看了我一眼，大概觉得这个问题很愚蠢，说：“你是新手吧？”我说是，他笑了，说：“这么说吧，你要记住的第一点就是，即便有人想操纵比赛，在真正的较量中，也可能有他无法控制的因素，或出现他无法预料的结果。”他讲了一件事，说有一个人有八九匹马，从来没有赢过，为什么？因为有一种不定期举行的鼓励性比赛，参赛的马必须是在该年度中从来没有赢过的。那人的马全都符合参赛条件，而且他买通了其他的马主，总之，他的马全被排在了同一场比赛里。这是一种不可能输的情形，一场下来，他可以稳稳当当地赚20多万美元。比赛开始了，他内定的赢家一路领先，谁知在一个转弯时马失前蹄。结果，那家伙差点儿倾家荡产。
“哇！”我说，“我懂得您的意思，但是您怎么会知道我太太赌的那匹马会赢？”
“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我并不知道它准赢，但我了解一些它的情况。一个小马倌告诉我，它的实际速度比报纸上登的快3秒。也就是说，他们在提供这匹马的数据时隐瞒了它的真实成绩……你要是真想用心钻研这一行，就得成天泡在马厩里。”
我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拨云见日、茅塞顿开。
后来这里的赛季开始时，我又在纽约见到了那老头儿，他给我介绍了他的几位朋友，个个都是行家。他真是一个挺不错的老头儿，所以我不打算告诉你们他的名字。
约瑟夫·瓦拉奇也成了行家，而且在“科沙·诺斯卓”里小有名气，连他的上司们在下注时也不时地跟他讨个主意。不久，瓦拉奇有了自己的马匹，他很舍得在这些牲口身上下功夫花本钱，对它们的钟爱胜过了老婆儿子甚至情妇。但他实际上并没有靠赛马赚多少钱，因为他要他的马每场都赢，几乎从不理会其他人试图和他联手操纵比赛的要求。
战争来了。“我指的是日本人轰炸我们的战争，不是‘科沙·诺斯卓’的内讧和争斗什么的。”瓦拉奇很认真地加上一句。“现在，彩券业和高利贷江河日下。工作多了，钞票多了，谁还会来向你借贷？彩券更糟糕，你知道为什么吗？只有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彩券业才会兴旺。买彩券的都是些穷人，他们想钱想疯了，又没有别的法子挣钱。”在此之前，瓦拉奇已经卖掉了他在乐土餐馆的股份，“那一带搬进来很多有色人种，他们的口味和我们不一样。”只有展望服装厂还红红火火的，因为接到了军队的订单。
“科沙·诺斯卓”的成员们纷纷另寻门路。瓦拉奇的两个好朋友弗兰克·利沃赛和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开始从墨西哥贩运吗啡，再制作成海洛因。他们曾邀请瓦拉奇加入，“我当时一点也不懂毒品，所以没有兴趣。”不到一年，弗兰克和豁嘴就进了监狱。十年后刑满释放，豁嘴即被遣返意大利。
一天，一位加油站老板来找我，说：“约瑟夫，你路子野，能不能给我搞点汽油票？”战争期间首先保证军需，民用汽油实行计划供应。我当时不知道，“科沙·诺斯卓”里头已经有人在开始做黑市汽油票了。你看，这个加油站老板就比我消息灵通。自从卡索兰蒙战争之后，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尽可能地和“科沙·诺斯卓”保持距离，但是现在，这一点恐怕很难做到了。
汽油票有各式各样的，主要是加仑数不同，从1加仑到20加仑不等。我让他把想要的种类和数量写下来，还有他愿意出的价钱。我开始往各处打电话。几天后，一个叫弗兰克·露其亚诺的——一样的姓，但是和查理·露其亚诺没有关系——说他手里有货，两边的价钱一比较，我能赚189美元。这不算一单大买卖，只有1万加仑汽油。但是我做了什么？一个人给我钱，一个人给我票，我只是在中间一倒手。我对自己说，这桩生意我做了。
和弗兰克·露其亚诺的第二单买卖是10万加仑，我净赚1700美元，价格忘了，只记得利润。加油站拿到汽油票以后，就可以倒卖黑市汽油，价格高出近一倍，仍然供不应求。两次交道一打，弗兰克成了我的合伙人。到后来，我也只是做批发和大宗的买卖。从1942年中至1945年，我一共赚了20多万，算是小打小闹。“科沙·诺斯卓”里头靠黑市汽油票做到上百万的人有的是。这种生意太需要有像“科沙·诺斯卓”这样的组织了，因为市面上很快就出现了许多假票。
真正的汽油票是从物价办公室里面偷出来的，“但是‘科沙·诺斯卓’不会做这种事，这种危险的事都留给那些专事偷盗抢劫的个体团伙去做。他们偷来了汽油票再卖给我们，因为他们没有足够庞大的批发销售渠道。”失窃事件越来越多，有的物价办公室便在下班时将汽油票送进银行保存，结果是许多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再在黑市上出售。再后来，回收汽油票也出现在黑市上。按理说，加油站和车库等上交的汽油票应该当即销毁。但是，用瓦拉奇的说法，“没有多少被扔进火里。”“科沙·诺斯卓”买通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让这些汽油票中没有过期的部分又回到了市场上。同时，黑社会还操纵了战争期间的其他一些紧俏商品，如肉、糖、奶制品等等。
当时黑市汽油票的市价一般是三到五美分1加仑。据物价办公室估计，整个战争期间，平均每天的黑市汽油票交易达250万加仑。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切斯特·波尔士就此发表公开讲话，敦促全国人民抵制黑市，说：“前方将士的生命就维系在这成千上万加仑的汽油上。”
约瑟夫·瓦拉奇用黑市汽油票倒来的钱又买了一匹赛马，还在2街和111道盘下一家爱达餐厅。“这真的是一家很不错的餐馆，我付给大厨的工资每周250美元，二厨175美元。”当时一个警察的工资才每月200多美元。
1945年年初，瓦拉奇接到一个电话。“嗨，约瑟夫，你听说了吗？”
“没有。”
“维克多回来了。”
维克多·靳诺万斯是被警方引渡回来的，还是为了十年前那桩谋*案。
1935年，维克多伙同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纵队长先后两次从一位做正经买卖的商人那里一共诈骗了16万美元。帮助他们行骗的一个恶棍叫斐迪南·波西亚，外号阴影。维克多们原先答应事成之后付给阴影35万美元，但后来翻脸不认账。阴影是个老油子，成天跟在维克多们的屁股后面不依不饶地追债，还和朋友威廉·盖洛一起砸了受维克多“保护”的一家酒店。维克多们遂起*心。枪手之一叫鄂尼斯·鲁坡罗，他的任务是等阴影被做了之后，再干掉威廉·盖洛。
阴影被秘密谋*，连尸体都处理得干干净净。鄂尼斯·鲁坡罗得信后即对威廉·盖洛下手。但让威廉侥幸逃脱，只受了一点轻伤。
警方根据威廉·盖洛的证词逮捕了鄂尼斯·鲁坡罗，并传讯维克多·靳诺万斯，致使维克多亡命意大利十载。
1944年，鄂尼斯·鲁坡罗保释出狱后不久，又被牵扯进了另一起未遂谋*案中。保释期间触犯刑律是要被重判的。因为维克多·靳诺万斯已有近十年无人见其踪影，鄂尼斯决定斗胆向警方供出阴影斐迪南·波西亚被谋*一案，以换取从轻发落。鄂尼斯只有间接证据，不足以对维克多·靳诺万斯提出起诉，他于是又招出了另一名证人、阴影被*时的现场目击者彼特·拉坦帕。这个彼特·拉坦帕就是20年前在新新监狱里捅了约瑟夫·瓦拉奇一刀的“同监难友”。
听到维克多·靳诺万斯在意大利被捕，并将被引渡回美国的消息，彼特·拉坦帕马上要求警方保护。
他被送进了布鲁克林监狱的特囚牢里。彼特·拉坦帕患肠胃病。1945年1月15日晚，他在自己的单人牢房里吞服了几丸胃痛药后上床睡觉，从此再没醒来。法医的验尸报告说，他体内的毒药剂量“足以使八匹马毙命”。
彼特·拉坦帕之死至今仍是一个谜。布鲁克林警方和检察长办公室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试图寻找本案新的证人和证据，但一无所获，最后不得不将维克多·靳诺万斯无罪释放。
鄂尼斯·鲁坡罗也被释放。尽管警方曾警告过他，并主动为他提供保护。但也许是在监狱里呆的时间太长了吧，鄂尼斯坚持要求出狱。鄂尼斯·鲁坡罗的余生充满了恐惧和提心吊胆，他于1964年死于非命。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64年8月27日，在牙买加湾海滩发现一具男性尸体。死者的后脑部被子弹削去，前胸及腹部数十处戳伤，凶器应为冰凿。经鉴认，死者为鄂尼斯·鲁坡罗，三周前失踪。）
1967年，四名“科沙·诺斯卓”成员因涉嫌谋*鄂尼斯·鲁坡罗而被捕判刑。
瓦拉奇并没有立即晋见刚刚归来的二老板，他正被自己的麻烦搅得焦头烂额。
弗兰克·露其亚诺拉我跟他合伙开了一家“丽都夜总会”。我们各出15万美元，执照注册在他的儿子安东尼名下，因为那孩子当时还没有犯罪记录。1946年冬天开张那天来了250多位客人，生意一上来就很不错，每月进账2500美元。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
渐渐地，事情有些不对劲了。每次问弗兰克要我的份子，他都支支吾吾。好几个月过去了，我一分钱没见着。这天，我碰见布郎克斯的一个赌注登记人，他说：“嘿，约瑟夫，你的那个合伙人父子俩可没少让我们赚钱。”
我说：“他们输得很惨吗？”
“输得落花流水。先是赛马，现在又是棒球。”
那天晚上我找到弗兰克摊牌。那老小子居然说他请了一个律师，如果我对他有什么不放心的，可以找他的律师谈——当然是“科沙·诺斯卓”的内部律师了。
我说：“弗兰克，你给我听好了。我们一起做了这么些年，倒腾汽油票什么的，凭良心讲，合作得还算不错。别让我发现你搞了什么猫腻，否则你得请一打律师。”
这话显然对他不起作用。第二天晚上我去丽都，正好碰见他从办公室的保险柜里拿出一卷钞票。我一把揪住他说：“弗兰克，你这玩笑可开得太大了。”
他说：“你要敢拦我我真跟你急。我往扬基队扔了好些钱，不捞回来怎么行？你放心，我会赢回来的。”
“科沙·诺斯卓”内部有一条很严的戒律，是当年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定下的：一个成员绝对不允许对另一个成员动手，我们称它“禁手律”。在纽约，这条戒律特别严厉，因为这里不像别的城市，譬如巴菲罗，只有一个家族，所有的人都在一口锅里搅马勺。纽约有五个家族——实际上是六个，算上新泽西州的诺瓦克——你一不小心就踩到指不定谁的地盘上了。我的意思是，这家伙可能会抢了那家伙的生意，那小子又可能拉走这小子的客人。所以必须得有非常严格的“禁手律”。1940年，巴比·多义耳那么孙子，我都没敢揍他。
但那天晚上弗兰克愣是把我给气糊涂了。其实我举起拳头的时候——信不信由你还真想起了“禁手律”，只不过心一横，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左右开弓，先了他几个大耳刮子。他爬起来要跑，我追上去把他堵在一个角落里，又是一顿拳打脚踢。他的血溅得我浑身都是。要不是几个厨子拦住，我肯定会把他给剁了。
弗兰克被我打得不省人事。我弄来一桶水泼在他身上，又去卫生间里把自己收拾利索了。后来他从我身边走过去，一声不吭。我看见他的一只眼肿得跟烂桃似的，鼻梁骨也给打断了。他到了门口，转身对我说：“你等着，臭王八蛋！”
我想那意思是说，他会拿了枪回来。我马上叫来两个人，让他们去把我的手枪取来。
我坐在那里等弗兰克，一边琢磨，这事本来我占理儿，因为他背地里坑我。现在倒好，他成对的，我成错的了。如果闹到公堂上，挨审挨罚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又想这老小子是不是设下套子存心让我揍他。
过了一个钟头，弗兰克没有回来，反而打电话过来说：“对不起，OK。我想咱们还是把这事忘掉，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我同意了。可过后一转念，我要是什么都不说，他还会照样偷钱去赌博，那我不更糟了吗？
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把事情从头到尾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那咱们这么办，”安东尼说，“我什么都不说。如果有人跟我提起这件事，我再去找弗兰克，说：‘我正想和你谈谈。约瑟夫已经都告诉我了。’”
几天后，安东尼打电话来，说：“弗兰克告你打他，你俩得对簿公堂。还是老地方，新泽西的公爵餐厅。时间我到时候通知你。”
自从高利贷那段公案以后，我和安东尼一直有点不对付。如今要指着他跟我上堂，心里头不免忐忑。安东尼有一心腹小厮，是我介绍进“科沙·诺斯卓”的。他告诉我说安东尼这一次很认真地替我在各处周旋，“算你走运，弗兰克没什么人缘。”
我当时只求弗兰克的不法行为可以抵消一点我的罪过，但后来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弗兰克的纵队长身体不好，所以升堂的日子一再延期。到后来，他们家族的二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决定代替纵队长上堂。
我要好好地跟你聊聊这个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他就是后来纽约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他的姓氏太长了，我们背地里都叫他阿尔伯特·A，或者“疯狂汉”——那是他的绰号。阿尔伯特家住新泽西，一幢用高墙围起来的巨宅。当时纽约的码头全是他的。他还在警方那里挂了好几起人命案——就是没有证据。“科沙·诺斯卓”里人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容易心血来潮、头脑发热的家伙，也是一个野性十足的*人狂，不管遇到什么事都是*、*、*。如果有人跟他说谁谁谁有什么不好，他马上就说：“废了他，废了他！”谁知道这个疯子会在公堂上胡说八道些什么。
…………
我一进公爵餐厅就有点不自在，他们告诉我维克多·靳诺万斯正在二楼一间雅座里。
安东尼·本德尔特别关照我说：“记住了，阿尔伯特·A说话的时候千万别插嘴，你知道他那德性。所以看在耶稣的份上，一定管住你的舌头。”
阿尔伯特果然疯狂，也不管那么多在场的法官们，就自顾自地断起案来。他一上来就冲着我吼：“你他妈的怎么回事？在‘科沙·诺斯卓’呆了20年，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
我刚想解释，说：“阿尔伯特，我——”
“闭嘴。我说过了，戒律就是戒律。你知不知道你不能目无组织？你知不知道像你这么干可能会引起战争？”
“但是，阿尔伯特，他在背地里坑我，他挪用了18万多美元。”
“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你本来是对的，一犯戒律就成错的了。”
弗兰克·露其亚诺赶快插嘴替自己申辩，结果招来阿尔伯特一顿臭骂。等骂够了，阿尔伯特·A问他：“店里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一塌糊涂。”
“为什么会一塌糊涂？”也不等弗兰克回答，阿尔伯特又接着说，“这件事我已经调查清楚了，你得好好感谢约瑟夫没有废了你。好了，咱们这么办。你俩搞不到一块儿，就不要再合作了。我裁定，店归约瑟夫。弗兰克，你的份额是多少？”
“15万美元。”
“阿尔伯特，”我说，“我不会付他一万五的。他偷了那么多的钱。”
“我知道，”阿尔伯特说，“没人让你付15万。给他3500美元，店就是你的了。”
弗兰克嚷嚷不公平，阿尔伯特打断他说：“弗兰克，我已经决定了。一句话，这3500你要不要，不要拉倒。”
“阿尔伯特，”我又说，“还有酒牌，是安东尼的名字，你知道，弗兰克的儿子。没有营酒牌照那店一钱不值。”
“哦，对了，我怎么忘了那茬儿。从现在起，弗兰克，你保证你儿子的牌照天天挂在店堂里。只要那店还在，牌照就得在。只要约瑟夫想要，牌照就得在。记住我说的话，出了什么差错我拿你是问。”
“疯狂汉”阿尔伯特·A说罢扬长而去。弗兰克问我：“什么时候给我钱？”
“让我先查查账，有剩下的先给你，没有你就等着。从现在起，别再在我跟前晃荡，每次看见你我就想揍你。”
我旋即上楼拜见维克多·靳诺万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嗨，老板，”我握着他的手说，“见到你真高兴。你看上去挺不错的。”
“我感觉也不错。梅尔卓和孩子都好吗？”
“他们很好。”
“你呢？”
“这不，刚过完堂。”
“我知道。怎么样？”
“挺好的，都解决了。”
“你缺钱吗？”
“那混蛋把店里搞得乱七八糟的，他挪用了18万到2万美元。谁知道，也许我在周转上会有点麻烦。”
“听见了吗？”维克多对雅座里的另一个人说，“他要多少都借给他。”
后来我知道，他对家族里的每一个人都慷慨大方，这是他笼络人心，重新为自己塑造老板形象的措施之一。其实弗兰克·科斯蒂罗倒不是个问题，他本来就不管事。但是他帮助好多人挣了钱，所以家族内外不少的人已经把他当成了老板，他还因此而为自己赢得了一个“首相”的称号。真正的老板查理·露其亚诺被警方送去了意大利，突然之间又出现在哈瓦那，持意大利护照和古巴绿卡。他在意大利是一回事，在哈瓦那就完全不同了，那里是美国的后院。我记得有一阵子，“科沙·诺斯卓”各家族的老板们成天在美国本土和那个岛国之间飞来飞去。查理在古巴到处投资，那里的政府和人民都希望他留下。后来听说是华盛顿方面施加压力，威胁禁运给古巴的药品，哈瓦那方面才又把他送回了拿玻里。
…………
1950年，梅尔卓想要买房子，搬到郊区去。维克多·靳诺万斯知道后把我叫到一旁，语重心长地教导我说：“住在郊区和住在城里大不一样。要搞好邻里间的关系，让大家都喜欢你。绝对不可以欺负任何人，绝对不可以*扰姑娘们。适当地给童子军和其他慈善机构一些捐助，可能的话，最好每周去教堂……”
梅尔卓在扬克斯看好一栋房子，要我去看看。我说只要她喜欢就行了。她说那房子标价28万美元，我给了她5000付头款。
这时候，我儿子中学毕业了。那是纽约最好的私立学校之一，叫圣迈克山庄中学，我记得每年学费1600～1800美元。唐纳德一直住校，节假日才回家。我想让他远离布郎克斯的街道，远离我生活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世界，过一种完完全全不同的日子。
他毕业了，我问他还想不想念书，他说不想，想工作。先说喜欢修汽车，干了一阵子干不好，我就给他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不想告诉你们那是份什么样的工作，总之，他可以干一辈子，而且他一直干得不错。唐纳德结婚早，我在扬克斯给他们小两口盖了一栋三居室的房子。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露其亚诺家族的一个亲信，威利·默尔蒂，曾经在彩券上帮过约瑟夫·瓦拉奇，现在却成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第一个目标。威利自己也有点问题，和芝加哥的阿尔芬斯·卡普利一样，他患三期梅毒，已经影响到脑功能，时常说一些不该说的话。维克多便在“科沙·诺斯卓”各家族成员中制造舆论，说：“威利自己脑子出了毛病，那就怨不得别人了。如果明天我不行了，你们完全可以把我做掉，免得败坏了‘我们的事业’。”维克多的想法得到了老板“委员会”的认同。
处决威利·默尔蒂的合同是“开放”的，就是说，没有固定的人选，也没有规定的时间。各家族成员无论是谁，只要逮着机会就可以做掉他。结果，这个机会落到了瓦拉奇的老朋友、“科沙·诺斯卓”当时的新成员约翰·罗伯兹的头上。约翰早年曾与瓦拉奇联手放过贷，最近刚加入到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据新泽西州警署档案记载：1951年10月4日，上午11点左右，威利·默尔蒂被发现死于克立夫赛公园市帕里沙芷大道793号的约瑟夫餐馆，死因：头部两处枪伤。案发之前，餐馆里有三名男性白人顾客，其中一人坐在吧台，另外两人坐在近旁一张餐桌上。坐在吧台者——后来有证人指认其为约翰·罗伯兹——离开餐馆，很快与被害人威利·默尔蒂一起进来，并向另外两人介绍被害人。当时现场的其他人员只有餐馆的老板娘和一位女招待，她们一起进到厨房，在那里听见枪声，出来看时威利·默尔蒂已中弹倒地，其余三位顾客均已逃离……指认约翰·罗伯兹的证人为该女招待，虽然她“不是特别肯定”……被传讯的其他证人包括……约瑟夫·瓦拉奇……1952年6月，约翰·罗伯兹因威利·默尔蒂谋*一案被起诉……后因证据不足撤诉。）
六年后，1958年9月7日，约翰·罗伯兹死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内斗。
接下来，维克多·靳诺万斯下令谋*了路琪赛家族的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即本文一开头那段“瓦拉奇的合同”。契亚尼尼尸骨未寒，瓦拉奇又接到一份新合同。这一次，是由维克多·靳诺万斯亲自出马。
就在维克多稳稳当当地坐上老板位置的同时，发生了一件令他十分尴尬的“家务事”。1952年12月，靳诺万斯夫人安娜离家出走，继而提出离婚诉讼。多年前，安娜曾经是露其亚诺家族一位纵队长的妻子，维克多费了不少劲，秘密而巧妙地干掉了她的丈夫，方才将安娜弄到手。家族里的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但他们和警方一样，没有证据。公平地说，维克多·靳诺万斯一直深爱着安娜。在他流亡意大利期间，曾委托一位好友兼合伙人斯蒂文·弗朗西照顾他的太太。安娜提出离婚后，维克多迁怒于斯蒂文，认为由于斯蒂文的不尽心尽力，致使安娜与他生分了。
1953年6月初，安东尼·本德尔请瓦拉奇到一家高级餐厅品尝小牛排时，向他转达了维克多的指示。安东尼说斯蒂文·弗朗西是警方的“线人”，只字未提靳诺万斯家的“家丑”。“每天晚上打烊后，你留在‘丽都’等我的电话。”安东尼对瓦拉奇说。
我从30年代就认识了斯蒂文·弗朗西，但他从没来过“丽都”，所以维克多们安排在我这里下手。安东尼告诉我说，还有两个人是我在执行契亚尼尼合同时起用的派特·帕咖诺和费奥利·赛亚诺。
每天晚上——一共有16个晚上——我接到的电话指令都是“回家”。这一天，安东尼在电话上说：“等着。”
我起身查看所有的门窗是否都已经从里面闩好，再把窗帘都给放下来，然后就坐在那里等。凌晨4点刚过，我听见敲门声，是派特和费奥利，还有斯蒂文·弗朗西。斯蒂文已经有些醉了。“嗨，约瑟夫，”派特说，“我们带斯蒂文来看看你的店。”
我调了几杯酒，跟他们谈谈“丽都”，带他们在店堂里各处转转，最后到了厨房，那就是斯蒂文的丧身之地了。斯蒂文是个小老头儿，人高马大的派特从背后用胳膊夹住他的脖子，使他动弹不得。费奥利用拳头猛击他的嘴和肚子。
…………
我守在厨房的门口，看见派特一松手，斯蒂文就瘫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两个“毛孩子”开始用链条勒他的脖子。斯蒂文抽搐了一下，派特就用脚踩在他的脖子上。前后一共只有几分钟。
约摸半小时后，瓦拉奇溜出“丽都”的前门，四下里张望没有动静，便钻进斯蒂文·弗朗西的车里点火。听见引擎发动的声音，派特和费奥利架着斯蒂文出来，看上去就好像老头儿喝醉了酒似的。瓦拉奇从车上下来，看着两个“毛孩子”把斯蒂文的尸体放在后排坐好，然后开车往曼哈顿方向驶去。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3年6月19日，上午9点55分，有人在东37道164号前停放的一辆车的后座上发现一具成年男性白人尸体。死者系被缢窒息身亡，其面部及胸腹部多处受伤，左胸骨折。据查，死者为斯蒂文·弗朗西，58岁，家庭住址：布郎克斯中央广场1777号。该车辆亦注册于死者名下。）
1953年11月中旬的一天，安东尼·本德尔跟我说，多米尼克·派特利里——即豁嘴——从意大利回来了，是被联邦毒品局派回来当内奸的。我一听就跳了起来，说：“我不管豁嘴是内奸还是外奸，这种屁事别再来找我，让路琪赛家族的人自己去处理。我不想又夹在中间两头不是人，就像契亚尼尼合同一样。”
“没人说要你接合同，”安东尼说，“但是他准保会来找你，对不对？等他来了你就通知我。他肯定会给你编一些故事，他如何偷偷地混上船，如何乘人不备跳了下来。你只要记住一点，和他说话的时候千万当心，他可能揣了录音机。”
安东尼走了以后，我的情绪坏极了。我觉得好像自从维克多·靳诺万斯回到美国，我们就在不断地出事。以前跟着弗兰克·科斯蒂罗至少还能过上几天安宁日子。现在倒好，谣言一个接一个，合同一个接一个。一眨巴眼的工夫，豁嘴又成内奸了。说实话，我都不敢跟人讲话，也不敢听别人讲话。有的事情你哪怕只是知道了，也会惹上一身的麻烦。
过了大约三个星期，一天晚上快关门的时候，豁嘴到“丽都”来了。他已经喝得醉醺醺的，或者装作喝得醉醺醺的。他看见我很高兴的样子，大喊大叫地和我拥抱。我心里慌乱得不行，悄悄问他怎么还敢这么大摇大摆地到处瞎转。
“我不是瞎转。”豁嘴说，“我刚从船上下来，就跑来见你，对不对？你是我的哥儿们，对不对？我没法在意大利呆下去了，我得回来。我在那条破船上漂了整整27天，27天哪！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就这样，还愣让他们敲了3000美元。”
豁嘴说，他已经约好了和露其亚诺家族的两个人见面。“我会让你们发大财的，”他附在我的耳朵上说，“我有条路子，可以搞到成吨的货。你，约瑟夫，跟我一起去一趟古巴取货。”
豁嘴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一直不敢开口。好不容易瞅准一个机会，我一把掀开他的大衣，一边说：“嘿，你瘦了。”一边趁势在他身上摸索。没有录音机。我低声对他说：“豁嘴，你听我说，这个地方对你很危险。如果你要去古巴，就赶快走。”
豁嘴好像根本没有听见我的话，他又要了一杯酒，慢慢地喝完了。临走时跟我说：“别忘了我们约好的事。我过两天再和你联系。”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豁嘴。
我等了一个钟头才打电话给安东尼·本德尔：“他来过了。”
“还在‘丽都’？”
“不，走了。”
“你为什么不早通知我？”
“我说过，我不想和这件事有任何瓜葛。”
“他说去哪儿了吗？”
“没有。”
“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就是你告诉我他要说的那些话。”
12月的一个晚上，生意很清淡，我们提前打烊回家。早晨5点半，梅尔卓把我叫醒，她的身边站着两名警探。其中一个说：“你太太告诉我们你到家的时候是3点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没有客人。怎么了？”
“你的朋友派特利里被人*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3年12月9日，凌晨3点50分，三名戴墨镜、不明身份的白人男子突然持枪闯入位于布郎克斯东183道634号的一家烧烤店，当场开枪击毙多米尼克·派特利里，绰号豁嘴，男，白人，44岁。）
瓦拉奇后来听人说，那天晚上，豁嘴去的是烧烤店里的一个牌局。三名*手进去时，他已经赢了1300多美元。豁嘴抬头看了一眼便拔腿朝洗手间跑，大概是想从那里的窗户翻出去，但是被那三名枪手堵在了墙角，“脑浆都给打出来了”。还有人说，牌客们当即四下里逃散。其中一人居然冒着生命危险，又跑回来掏走了豁嘴衣袋里的钱。
三名*手都是路琪赛家族的人。“虽然我后来终于相信了豁嘴确实是‘线人’，”瓦拉奇说，“但我也绝对不会对他下手。在萨尔瓦多·玛然詹诺出事那天，要不是他拉着我去布鲁克林，我恐怕早玩完了。
“我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整个圣诞节我什么都没干，成天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
实际上，“科沙·诺斯卓”的上层是严格禁止其成员参与毒品走私的，这是当年弗兰克·科斯蒂罗立下的规矩，因为联邦毒品局和警方对这种事都查得非常严。“科沙·诺斯卓”内部征收一种“人头税”，每人每月缴纳25美元，用于其成员被捕后聘请律师和赡养家属。像瓦拉奇所属的露其亚诺家族一共有450多人，每年的“人头税”数额相当可观，达十几万美元。根据内部的毒品禁令，凡因贩毒被捕者皆不得享用这笔“公款”。但毒品带来的暴利常常使人利令智昏，有的老板虽然也三令五申不许下属走私毒品，不过只要让他提几分成，他便睁一眼闭一眼。
纽约的五大家族中数路琪赛家族贩毒之风最盛。1956年年初，约瑟夫·瓦拉奇被判刑5年，就是因为与梅尔卓的弟弟、路琪赛家族成员杰克·瑞茵纳一起偷运海洛因。有趣的是，这批海洛因还是当年尤金尼奥·契亚尼尼去欧洲时联系的。这并不是瓦拉奇第一次因贩毒被捕，但却是他在加入“科沙·诺斯卓”后首次被判刑。不过，这对姐夫和小舅子并没有在监狱里呆多久便被保释出狱。
据瓦拉奇自己说，他开始涉足贩毒是在1952年，也就是他执行契亚尼尼合同的那一年。他的第一笔生意瞒过了联邦毒品局和警方，但“这桩买卖做得真他妈窝囊，我都没法跟人交代。我想让所有的‘科沙·诺斯卓’们都知道，那帮贪婪的老板是如何毁掉‘我们的事业’的。”
瓦拉奇从当年和他一起入伙的沙利·西利坦尼那里得到了一个科西嘉毒枭的名字和地址，遂SJTXT小说下载特·帕咖诺去法国马赛找这个多米尼克——他们并不知道他的姓。接头的暗号是半张美钞，沙利已经将另外一半寄给了多米尼克。派特回来说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着货到付钱。
派特打电话告诉我，多米尼克的太太到了纽约，住在曼哈顿的一个什么旅馆里。他去了那里之后就直接上“丽都”来见我，说一共是15公斤货，她要8000美元的头款。你们可能不知道公斤是多少，就相当于35盎司。
已经走到了这一步，我不得不跟上面打声招呼了。我明白倒腾这玩意儿被抓着了会是什么结果。我找到安东尼·本德尔，我知道他经常插手这种事，心想只要给他点提成就会万事大吉。
他果然很有兴趣。长话短说，临走时他主动交给我9000美元，说8000付头款，还有1000是让派特陪着那女人到处玩玩。
…………
过了四个星期，船到了。这时候沙利·西利坦尼因为别的事被捕，后来被判了15年。
安东尼知道后对我说，他会安排让帕狄·墨西奥负责从船上提货，叫我不必操心。我们不做零售，把货批发出去之后，纯利润应该是165万美元。
我说过安东尼·本德尔是条狗。货一到了他的手里，狗脸说翻就翻。原来我们讲好的是他一半，我和派特一半。现在他说，第一，“老头子”维克多和“首相”弗兰克那里不能不意思意思，他们当时都是老板。第二，他还拉进来了几个人，让大家“共同富裕”，他念出一长串名字，其中有帕狄·墨西奥、约翰·士多培里，等等等等。
换句话说，我一下子有了八个搭档！但是我能把这个狗娘养的怎么着？他是我的顶头上司。我都不知道该如何跟派特解释，他当时还不是成员，还在排队等着组织批准。安东尼敢这么卡我们的脖子，就因为做毒品违章。我是指“科沙·诺斯卓”的章程。
安东尼絮絮叨叨地跟我算了一大篇账，我打断他说我没心思听你讲这些废话，到时候把我和派特的份额给我们就行了。又过了两天，他派帕狄·墨西奥来问我，是想要钱，还是想要货。我找派特商量过，他说那两个“毛孩子”——即他的兄弟约瑟夫·帕咖诺和我的外甥费奥利·赛亚诺——想自己做零售赚点钱。我就说要货，结果给了我们每人两公斤。
大约两个月后，我在扬克斯见到维克多·靳诺万斯。他说：“你有没有倒海洛因？”
我说：“有。”
他说：“你知道这违章？”
“知道。”
他看着我说：“得，下不为例。”
“OK。”我说。
维克多是想告诉我，他帮了我多大的忙。这个老王八蛋，又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后来有一次，我碰到约翰·士多培里。我说：“那笔钱都花哪儿去了？”他说：“什么钱？”我说：“上次的那批货，你不也算是合伙人吗？”
他说：“什么货？什么合伙人？”
我发现他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就不再往下问了。你以为我会去找安东尼对质？我都知道他会讲些什么：“怎么着，你还敢在背后打听我？”
一直到1956年，我和杰克·瑞茵纳被抓起来后，在监狱里碰到帕狄·墨西奥谈起这件事，他说：“你至少还得到了两公斤。”
我说：“你是说，他们没有给你钱？”他摊开两只手表示“没有”。
“哦，我的上帝！”我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说：“安东尼总是有他的借口，一会儿这里要花钱，一会儿那里要花钱。拖到最后干脆跟我说：一个子儿没了！”
我说：“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他又摊开两手。
现在你们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八个搭档，是本德尔先生和靳诺万斯先生两个人把钱瓜分了。
1957年，“科沙·诺斯卓”流年不利。
5月2日晚11时许，“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在曼哈顿一家餐厅吃罢晚饭，乘出租车回中心公园西面的公寓。当他走进公寓的前厅时，听见一个声音说：“这是送给你的，弗兰克。”弗兰克循声回头，一颗子弹呼啸而至，擦破了他的头皮。10分钟后，满脸鲜血的弗兰克被送进附近的罗斯福医院。不用问，这是维克多·靳诺万斯排除异己的步骤之一。
瓦拉奇说，“科沙·诺斯卓”里尽人皆知，刺*弗兰克的凶手是凡森特·契甘地，外号双下巴，因为他长得很肥。此人早先是一个个体职业*手，加入“科沙·诺斯卓”后归顺在了维克多·靳诺万斯门下。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大难不死，维克多·靳诺万斯担心自己打草惊蛇，弄巧成拙。特别是，弗兰克有一至交知己，那便是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老板阿尔伯特·A，那个人称“疯狂汉”的*人恶魔。说来奇怪，这两人一个是圆滑的商人，一个是莽撞的武夫，也许是性格上的互补吧，总之，他们的关系亲如兄弟。
弗兰克出事的第二天，约瑟夫·瓦拉奇被通知到曼哈顿西区一家旅馆开会。30多名与会者全都是安东尼·本德尔纵队的“核心成员”。“安东尼说，我们要做好准备，很可能又会有一场新的战争。”30多人被派守市内不同的地点，瓦拉奇和他手下的五个人负责哈伦东区。同时，维克多·靳诺万斯调集家族中40多名精兵强将日夜警戒他在大西洋高地的住所。
瓦拉奇后来听说，维克多还在他的家里召集了一个纵队长会议，要求纵队长们人人向他宣誓效忠。维克多在会上说，他采取这种“不得已”的行动是因为“首相”弗兰克企图谋害他。他宣布将“首相”弗兰克逐出家门，从今往后，无论谁被发现与弗兰克有任何来往，都必须亲自到他那里“交代清楚”。
当警方终于确定了弗兰克一案的案犯时，双下巴凡森特却无端失踪了。一开始，众人以为这个300多磅的胖子被人灭了口，其实不然。“双下巴被秘密送去乡下减肥。”瓦拉奇说，“他的身材太特别了，很容易被人记住。弗兰克公寓的看门老头儿眼神不济，维克多希望双下巴瘦下去后别人认不出他来。”
大约过了一个月，双下巴从乡下跑回纽约，主动去警署自首，称他刚知道警方正在通缉他。开庭的时候，公诉方传唤被害人出庭作证，但“首相”弗兰克说他压根儿就没看见开枪的人是谁，也不知道有谁可能会加害于他。被告方律师则轻而易举地证明了现场唯一的目击者，即看门老头儿视力欠佳。结果可想而知：双下巴凡森特·契甘地被无罪开释。
弗兰克·科斯蒂罗的妥协态度使维克多·靳诺万斯决定放他一马。
弗兰克受伤后没多久，“科沙·诺斯卓”的又一位老板级人物遇刺。尽管后来查明此事与维克多·靳诺万斯挑起的权力之争没有关系，但却使大大小小的老板、纵队长们如惊弓之鸟，人人自危。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6月17日下午，弗兰克·斯卡里瑟在布郎克斯一家路边水果店挑选桃子时，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白人男子的突然袭击。枪手当即驾车逃离现场。弗兰克·斯卡里瑟，绰号契奇贵族，男，白人，63岁，死因：头部及颈部四处枪伤。联邦毒品局认为，此案与私运海洛因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有关。）
但根据瓦拉奇的说法，弗兰克·斯卡里瑟系当时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二老板，因涉嫌在发展新成员时收受贿赂，共牟取暴利5万多美元，而被该家族老板阿尔伯特·A下令做掉。“我们听说后都非常吃惊，”瓦拉奇说，“弗兰克·斯卡里瑟是最早出售‘科沙·诺斯卓’资格的人。信不信由你，现在还有别的人也在干这种勾当……我们当年加入时都是要经受一定考验的。至少有一半提出申请的人一接到合同就自动退出了。”
弗兰克·斯卡里瑟谋*案还引出了一个小小的续篇。他的弟弟约瑟夫·斯卡里瑟一开始发誓要替兄长报仇雪恨，后来发现自己也成了被追*的“目标”，遂转入地下。这时候，阿尔伯特·A传出话去，说他已经原谅了约瑟夫·斯卡里瑟，只要约瑟夫能回到家族里，他一定不计前嫌。结果，1957年9月7日，约瑟夫的家人向警方报告他失踪。据瓦拉奇的证词，约瑟夫·斯卡里瑟被骗至安那斯塔西亚家族的一位纵队长凡森特·斯奎兰蒂家中，被秘密*害后碎尸数段。“凡森特·斯奎兰蒂要处理一具尸体易如反掌。他掌管着全纽约所有宾馆、饭店和夜总会的垃圾。”
瓦拉奇们不曾想到，这是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策划的最后一桩谋*。
“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抽身隐退，但阿尔伯特·A却不肯就此善罢甘休，他公开扬言要替他的好朋友讨还公道。
维克多·靳诺万斯开始与安那斯塔西亚家族一位颇有野心的纵队长卡罗·甘毕诺秘密联系。此人便是20多年前的卡索兰蒙战争中，瓦拉奇和他的搭档司蒂文·让尼利因为错认而误伤了他弟弟的那个卡罗·甘毕诺。一方面，维克多许下诺言，事成之后将扶持甘毕诺登上家族老板的宝座，另一方面，用瓦拉奇的话说，甘毕诺“有足够的理由废黜阿尔伯特·A。第一，阿尔伯特对约瑟夫·斯卡里瑟背信弃义，使所有劝说约瑟夫回来的人都背上了黑锅。第二，那段时间，阿尔伯特赌赛马连连失利，不仅天天泡在跑马场，而且脾气极坏，虐待下属之事时有发生。更不用说1951年阿尔伯特·A密谋犯上，谋*原老板曼嘉诺兄弟后自立为王。”
（据纽约市警署档案记载：1957年10月25日下午，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在曼哈顿派克-希尔顿饭店理发厅的4号座椅上被两名蒙面枪手击毙……据多年后死者兄弟安东尼·安那斯塔西亚向美国司法部提供的证词，两名枪手为卡罗·甘毕诺和约瑟夫·毕昂多，他们在案发前遣走了死者的保镖。）
由于这一系列重大的“人事变化”，“科沙·诺斯卓”的老板委员会决定召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美各地及意大利、古巴、波多黎各等国，代表30多个家族的100多名老板、二老板和他们的保镖们将聚集在纽约州北部一个叫做阿帕拉钦的小镇。1957年11月14日，与会者尚未到齐，那接踵而至的黑色礼宾车便引起了当地警方的注意，并迅速惊动了州警署，从而导致20多名黑手党上层人物被捕。
“让我来告诉你我们这些下层的人对这次事件的看法。”瓦拉奇说，“如果是一些兵士遇到了这样的事，你可以想象那帮当官的会说些什么样的风凉话。而他们自己呢，据说当时一个个像兔子一样在树林子里乱窜，钞票被扔得遍地都是，因为他们不想让警方发现他们身上有那么多的钱，有的人把枪也扔掉了。就这么一帮子懦夫胆小鬼，平日里还人模狗样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要尊重他们。开什么玩笑！”
1957年对约瑟夫·瓦拉奇也同样的流年不利。
首先是“丽都”的酒牌被吊销了。据安东尼·本德尔的消息来源，自1954年起，联邦毒品局就一再敦促纽约州烟酒管理局重新审查“丽都”的营酒牌照。到1957年年初，牌照的注册主人安东尼·露其亚诺被警方传讯，“丽都”于是失去了酒牌。改成比萨饼屋后，营业额一路下滑，入不敷出，不久便被挂牌廉价出售。用瓦拉奇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形容：“没有酒牌，一文不值。”
紧接着，展望服装厂的执行老板马蒂去世，在稽核账目清理财产时发现，马蒂生前大量逃税，结果厂房机器等物均被税务局查封。“幸亏所有的税表上都没有我的名字。”瓦拉奇后来回忆说，“你们都说我们这些黑道人物是不法分子，看看不沾黑道的马蒂之辈都干了些什么！”
一下子被切断了两条最主要的财源，瓦拉奇慌不择路，冒险干起了毒枭的买卖。他从家族内其他人手里批量购进海洛因，再批发给家族外各个有组织的街头毒品贩子。替他送货的小伙子便是后来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和他睡邻床的绕夫·瓦格纳。“一位新泽西州的熟人介绍他来我这儿，说他是个好孩子，手脚勤快，我很中意他。他抽空帮我干了不少活，刷油漆什么的。他特别想倒卖毒品，所以我就给他派了跑腿的活儿。他还特想加入‘科沙·诺斯卓’，但是不行，因为他是混血儿，一半意大利，一半日耳曼。”
瓦拉奇太专心致志于发展自己的生意，以至于连维克多·靳诺万斯的被捕和判刑都没有注意到。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因为有人给他传达指示，要家族成员们寻找并做掉一位可能为公诉方出庭的证人。这位名叫那森·堪德罗普的证人得到了警方的严密保护，并在法庭上成功地指控了维克多·靳诺万斯的“策划贩毒阴谋罪”。1965年，那森主动要求离开警方的保护地点，不久便不明不白地死在了一家酒吧里。
1959年5月的一个晚上，我刚好在家。8点左右，约翰·福尔曼的老婆打来电话，她用暗语对我说，他们家被毒品局查抄了。约翰·福尔曼是一个黑人团伙的头儿，我的下家。后来我才知道，约翰的儿子稀里糊涂地卖了3磅货给一个毒品局的便衣。
我抓了几件衣服什么的，开车躲进了布郎克斯一个情妇的公寓里。我前脚刚走，毒品局的人后脚就到了。
瓦拉奇从此四处流亡东躲西藏，最后落脚在纽约州乡间的辛普森维尔。“11月中旬的一天，替我打点自动电唱机的小伙子沙利说，绕夫·瓦格纳到处找我。我给了沙利一个公用电话亭的号码，让绕夫星期五晚上11点打过来。”“星期五晚上，我正在等电话，黑暗中突然蹿出几个警察……”
1960年4月，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因多起毒品走私案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在此之前，他已安排将房子等私人财产尽数转到妻子梅尔卓名下，从此与家人再无联系。
四个月后，联邦毒品局再次将他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押解回纽约，又有几项新的贩毒罪在等着他。
在纽约的一年多里，毒品局和警方反复提审瓦拉奇。其间，据瓦拉奇自己说，他确实供出了一些与毒品走私有关的人和事，但绝对没敢出卖半点关于“科沙·诺斯卓”的情况。与他同案的另一名被告、纽约州巴菲罗市马卡丁诺家族的威托·阿古西也同样被多次提审。
1962年2月，约瑟夫·瓦拉奇再次被判刑20年，与上次的15年同期执行。三个星期后，瓦拉奇和威托·阿古西一起被解往亚特兰大联邦监狱。
这段时间，维克多·靳诺万斯已经从后来陆续入狱的部下口中得知，安东尼·本德尔不止一次地以他的名义向下属敲竹杠。他也终于查清楚了，他此次被捕完全是远在意大利的查理·露其亚诺一手操纵的。查理伙同被维克多罢黜的“首相”弗兰克·科斯蒂罗，和由他扶持起来的卡罗·甘毕诺一起策划部署，而他们中间的接头人则是安东尼·本德尔。这四个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理由要扳倒维克多·靳诺万斯。于是，维克多从狱中下达了新的合同。
1962年4月8日晚，安东尼·本德尔离开他在新泽西州李尔堡的豪华住宅后就再没有回去过。临走前，他的妻子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最好穿上大衣，外面很冷。”安东尼回答说：“我只出去几分钟，而且，我已经穿了防寒内衣。”尽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但是没有人怀疑那天晚上的某个时刻，在某个地方，安东尼·本德尔死于非命。
消息传到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当瓦拉奇和维克多·靳诺万斯谈起这件事时，维克多平静地说：“这可能是对他最好的结局。安东尼不同于你我，他受不了牢狱之苦。”
就是在那次谈话后不久，瓦拉奇发现，维克多·靳诺万斯和监狱里的其他90多号“科沙·诺斯卓”囚犯对他的态度越来越冷淡，并很快转为敌对。瓦拉奇认为他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是与他同案的威托·阿古西向维克多告了密，说他，约瑟夫·瓦拉奇，是联邦毒品局的“线人”。随之而来的一连串事件最终导致了1962年6月22日早晨，瓦拉奇用铁管误*约翰·约瑟夫·绍普，并由此产生了名噪一时的瓦拉奇备忘录。
瓦拉奇的余生再没有离开过高墙和铁窗。他先是从华盛顿特区监狱转移到底特律以南40英里的米兰监狱，在那里他曾一度企图自*。由于密执安州冬季的严寒不利于他的健康，瓦拉奇后来又被送到得克萨斯州的拉图纳联邦监狱。为了确保他的安全，瓦拉奇一直被关押在监狱里的特别隔离区。他在拉图纳的单人牢房位于监狱医院的旁边，里面有电视、电炉、烤箱，地上铺了地毯，他还有自己的卫生间。
1971年4月3日，星期六，约瑟夫·迈可·瓦拉奇因长期患膀胱炎、关节炎、高血压、前列腺癌等多种疾病去世。据他当时在拉图纳的难友、原波士顿“科沙·诺斯卓”成员、也是警方“线人”的凡森特·特里萨说，瓦拉奇在狱中长期与巴菲罗的一位女士通信，后来该女士认领了瓦拉奇的遗体，埋葬在尼亚加拉瀑布旁的一座墓地里。为防止黑手党人捣毁瓦拉奇的最后安息之地，她没有在坟茔上留下任何标记。
约瑟夫·瓦拉奇比他的仇人多活了两年零两个月。自瓦拉奇备忘录揭露了“科沙·诺斯卓”犯人在亚特兰大联邦监狱内的种种劣迹后，维克多·靳诺万斯被先后辗转囚禁于利文坞军事监狱和密苏里州的泉野监狱。他于1969年年初死于心脏病。
读者也许还记得绕夫·瓦格纳在狱中对瓦拉奇说的那句“死亡之吻”，至少“科沙·诺斯卓”们当时还记得。绕夫·瓦格纳于1967年被保释出狱，两周后失踪。最后有人看见他是在10月19日凌晨4点左右，他告诉和他一起在酒吧里喝酒的朋友，他要去布郎克斯见几个人。警方后来在百老汇和72道附近找到绕夫的车。
瓦拉奇备忘录在当时并未从根本上动摇“科沙·诺斯卓”的根基。事实上，又经历了将近十年，除纽约以外的其他黑手党家族才分崩离析。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联邦调查局和各地警署等执法机构才彻底摧毁了美国境内的意大利黑社会组织。
附录：瓦拉奇时代（1930-1970）的纽约黑手党家族
卡索兰蒙战争之前
马赛里亚家族
老板：乔瑟普·马赛里亚，人称乔老板，1931年4月15日被谋*。
二老板：约瑟夫·卡坦尼亚，又名贝克约瑟夫，1931年2月3日被谋*。
敏利奥家族
老板：阿尔弗莱德·敏利奥，1930年11月5日被谋*。
二老板：沙缪尔·斐任诺，1930年11月5日被谋*。
玛然詹诺家族
老板：萨尔瓦多·玛然詹诺，1931年9月10日被谋*。
二老板：安基罗·卡如索。
瑞茵纳家族
老板：托马斯·瑞茵纳，1930年2月26日被谋*。
二老板：汤姆·卡里亚诺。
老板：约瑟夫·频佐罗，1930年9月9日被谋*。
卡索兰蒙战争之后
露其亚诺家族
老板：查理·露其亚诺，1946年被遣返意大利，1962年去世。
二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
靳诺万斯家族
老板：维克多·靳诺万斯，1959年被捕，1969年死于狱中。
曼嘉诺家族
老板：凡森特·曼嘉诺，1951年失踪。
二老板：菲利普·曼嘉诺，1951年4月19日被谋*。
安那斯塔西亚家族
老板：阿尔伯特·安那斯塔西亚，1957年10月25日被谋*。
二老板：弗兰克·斯卡里瑟，1957年6月17日被谋*。
甘毕诺家族
老板：卡罗·甘毕诺。
二老板：约瑟夫·毕昂多。
普罗法赛家族
老板：约瑟夫·普罗法赛，1962年去世。
哥伦波家族
老板：约瑟夫·哥伦波，1971年6月28日被谋*。
二老板：查尔斯·敏利奥。
勃纳诺家族
老板：约瑟夫·勃纳诺，又名香蕉约瑟夫，1964年被遣返意大利。
二老板：卡明尼·加兰提。
卡里亚诺家族
老板：汤姆·卡里亚诺，1953年去世。
二老板：季坦诺·路琪赛。
路琪赛家族
老板：季坦诺·路琪赛，1967年去世。
二老板：斯蒂芬诺·拉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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