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AshuraSJ@bigfun社区
·“黄金时代”：信仰共存下隐藏的族裔对立
出身于伊比利亚腹地，于当地宗教局势动荡中离开家乡，在脱离伊比利亚地区后，受邀来到罗德岛。（棘刺 客观履历）
这个临海国度在过去时常被与热情、活力、奢豪，以及洒满海岸的阳光联系在一起，那里曾流传有黄金国度的美名，因与拉特兰在宗教上源远的历史联系而时常被一同讨论，然而近些年，这片富饶之地却逐渐沉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对于目前伊比利亚的现状，我们所知甚少。据棘刺所说，在过去几十年中，阿戈尔人在伊比利亚境内的待遇每况愈下，他描述曾经繁荣的城市上空聚起阴云，气氛压抑而凝滞。（棘刺 档案资料四）
如果你不是拉特兰宗教的信徒，就最好别去伊比利亚。他们所谓的‘最纯正的信仰’就根植在那片土地上，那里的人虔诚得恐怕就连拉特兰人也得自愧弗如。我？这些都同我没有什么关系。（棘刺 晋升后交谈2）
棘刺在档案中提到一些似乎有些蹊跷的现象：作为一个临海国度，伊比利亚本应该与阿戈尔人有较为密切的联系；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阿戈尔人在伊比利亚境内的处境越发危险，整个城市的社会氛围开始逐渐往不妙的方向发展，他本人也因为伊比利亚腹地的宗教问题而离开了故乡；同时，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伊比利亚本土的居民，对拉特兰宗教的虔诚甚至比萨科塔人还要狂热。
在解释这一问题之前，我们先把目光调转到此前公布的EP曲目《El Brillo Solitario》的MV上。在这首曲子的MV中可以看到，棘刺身后的建筑有着高大的拱门回廊，并带有高耸的尖塔；建筑主体为淡红色，屋顶为近似黑色淡化处理后的墨绿色；
PV画面截图
这座建筑并非凭空虚构，而是参照了现实中真实存在的西班牙宫殿建筑。可能会有读者感到好奇：现在的西班牙皇宫明明是白色的基督教式尖顶建筑，无论是窗户还是门都十分方正，怎么说是西班牙宫殿建筑？
位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西班牙皇宫
事实上，现在的西班牙皇宫是1734年二次重建之后的样貌。1734年，一场突发火灾将第一次重建的旧王宫付之一炬，当时在位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Felipe V，1683-1746）于1738年下令按照天主教建筑样式进行二次重建，并将材料全部换为防火建材，经过26年的大兴土木才修建完成；而在之前，旧西班牙王宫是以摩尔人的建筑样式来建造的——现存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现在位于格拉纳达市（Granada）的阿尔罕布拉宫（Alhambra Palace），这座宫殿是MV中建筑的重要参考之一；虽然如今的颜色看上去是一片土黄，但阿尔罕布拉宫是采用黏土来堆砌外墙，其阿拉伯语名称“الْحَمْرَاء”（意为“红堡”）也因此而来，这与MV中淡红色墙体建筑是大致吻合的。
西班牙波旁王朝首位君主腓力五世。他的前任，“着魔者”卡洛斯二世是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君主，卡洛斯二世无嗣，因而把王位传给了自己姐姐的孙子，从而引发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战争的结果是法国、西班牙一方胜利，腓力五世即位，但永不得合并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
阿尔罕布拉宫。虽然角度不同，但若以图中的尖顶塔为参照物，可以看出MV中的背景建筑在布局上与阿尔罕布拉宫是大致相同的
所谓“摩尔人”（Moors），并不是某个儿童页游中以鼹鼠（Mole）为原型的角色，而是对中世纪时期定居于伊比利亚半岛、西西里岛、马耳他乃至西非的穆斯林的称呼；出于行文需要，本文的“摩尔人”全部指代西班牙穆斯林（包含柏柏尔人、阿拉伯人、部分西班牙人及三者的混血）——这一群体和接下来的两个条目有很大的关联性，可以说是探寻伊比利亚现状的关键所在。
不是这个摩尔
壁画，描绘了摩尔人朝觐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的场景
公元8世纪初，北非的土著居民柏柏尔人（Berber）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前往一片黑暗的欧洲——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因为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仅仅只有14千米宽，远比当年在冰封期渡过白令海峡（最窄处35千米）的印第安人祖先要轻松得多；这群骁勇善战、被欧洲人称作“摩尔人”的异族人发动飓风般的攻势，原本就内乱迭出的西哥特王国很快就分崩离析。短短的7年时间内，摩尔人就占领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甚至一度翻越被视为“天险”的比利牛斯山脉，试图将势力延伸到欧陆腹地，但最后因为法兰克王国的顽强抵抗而无可奈何；
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Charles "the Hammer"，688-741）的雕像，位于凡尔赛宫。查理·马特的名字想必各位读者并不陌生，他就是历史书上提到的那位确立采邑制、奠定西欧骑士制度基础的墨洛温王朝宫相，同时也是“欧洲之父”查理曼大帝的祖父。他在普瓦蒂埃战役（也称图尔战役）中带领法兰克方阵骑兵抵抗阿拉伯骑兵，成功将伊斯兰教势力拒之门外，因此得到了“铁锤”（Martel）的绰号
《普瓦蒂埃战役》（Bataille de Poitiers），德裔法国作家查理·德·施托伊本（Charles de Steuben，1788-1856）创作于1837年，现藏于法国凡尔赛宫。732年爆发的普瓦蒂埃战役是欧洲历史上的重要大事，法兰克王国在“铁锤”查理的率领下成功遏止了穆斯林军队的侵攻，使得欧陆的基督教传统得以保存并发展。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评价这一战役时说，“假如阿拉伯人在这场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将是清真寺，而非大教堂；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非《圣经》的解释。”
尽管势力被限制在伊比利亚半岛，但这对穆斯林来说已经是喜人的战果。倭马亚王朝（العصر الأموي/Umayyad Caliphate，在中国史书中称“白衣大食”）的哈里发将伊比利亚化为一个行省，称作“安达卢西亚”（الأندلس/Andalucía），意为“汪达尔人的土地”，源自曾居住于此地的汪达尔人；随着穆斯林世界政权由倭马亚易手至阿拔斯（العبّاسيّون/Abbasid Dynasty），倭马亚王朝的孑遗拉赫曼一世（即阿卜杜·拉赫曼，عبد رحمن داخل/Abderramán I，731/734-788）来到伊比利亚半岛，建立起独立于穆斯林世界之外的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史称“后倭马亚王朝”（也称“科尔多瓦哈里发国家”/Caliphate of Córdoba，中国史书称“西大食”），从此开始了（穆斯林）西班牙历史上最为光辉闪耀的时代。
912年即位的“伟大中兴者”拉赫曼三世（‘Abd al-Rahman III，891-961）将后倭马亚王朝发展至顶峰。拉赫曼三世是一位雄心勃勃的有为君主，他先是平定半岛内柏柏尔人的叛乱，于929年公然自称“哈里发”与阿拔斯王朝分庭抗礼，并在932年彻底清除安达卢西亚境内割据分裂势力，建立起政教合一的中央集权制度，随后又亲率大军多次击败周边的基督教国家；同时，拉赫曼三世注重海军建设，组建了一支强大海军，多次击退伊斯兰法蒂玛王朝（即中国史书中的“绿衣大食”）的海上袭击，牢牢掌握了地中海西部的制海权和商业特权；
拉赫曼三世
内政方面，拉赫曼三世注重水利工程的修筑和荒地的开垦，引进来自东方的各种作物，鼓励人们发展农业、改良耕作技术，奖励商业和手工业；同时，后倭马亚王朝通过与拜占庭等国的海上贸易积累了大量财富，使得伊比利亚半岛成为当时全欧洲最富庶的地区。在充裕的资金支持下，拉赫曼三世大力提倡教育，鼓励各个方面毫无限制的学术研究，在各地修建清真寺、图书馆、天文台、医院、澡堂等公共建筑，还创立了著名的科尔多瓦大学——这座大学在当时可谓是欧洲的文化金字塔尖，其在穆斯林世界的学术地位甚至可与开罗、巴格达的大学比肩；
科尔多瓦大清真寺。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始建于拉赫曼一世时期，之后于832-848、962和987年三度扩建；摩尔人被驱逐出伊比利亚之后，科尔多瓦大清真寺和其他许多伊斯兰一样，被改为天主教堂使用
当然，拉赫曼三世最为人称道、最受后人敬仰的，并不只是这些方面，而是他对不同信仰的极度宽容之心。拉赫曼三世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秉持宽容的宗教政策，不仅允许他们自由传教，甚至还大胆地让非穆斯林出身的其他宗教信徒担任王朝的重要职位。正是在这种兼容并包、充满活力的社会氛围下，安达卢西亚成为整个欧洲“最具生机和活力”的地区，大批来自不同宗教的学者孜孜不倦地汲取天文、地理、建筑、哲学、医学、数学、文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并在其基础上不断发展，形成了高度发达的独特知识文化体系——“几乎每个人都会读书写字”；当时的首都科尔多瓦也因此与君士坦丁堡、巴格达并列，被称作“西方世界三大文化中心”，美国历史学家菲利普·胡里·希提(Philip Khuri Hitti，1886-1978）赞颂其“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
安达卢西亚的星盘仪器
出版于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医学书籍《医学》
这个临海国度在过去时常被与热情、活力、奢豪，以及洒满海岸的阳光联系在一起，那里曾流传有黄金国度的美名。（棘刺 档案资料四）
当时的科尔多瓦、乃至安达卢西亚的强大影响力，可以通过以下数据资料得到从证：拉赫曼三世时期的科尔多瓦有70座图书馆、700座清真寺、300个公共澡堂，坐拥50万人口，其中纺织工人就有1.3万——要知道法国巴黎在四个世纪后的1348年也只有20万人口；农业和手工业从业者每年为安达卢西亚提供了超过600万第纳尔金币的税收额，对于供养多达10万的常备军和数千禁卫军是绰绰有余。科尔多瓦的光辉远照四方，甚至连远在德意志的基督教徒都有所耳闻；当时，拜占庭帝国、神圣罗马帝国、法兰西、意大利等国的君主皆与后倭马亚王朝互通使节，科尔多瓦的豪华富庶让各国使节瞠目结舌，被视为“纵观整个欧洲也找不到的天堂”。
在后倭马亚王朝统治的大多数时间里，不同信仰、不同种族的人都做到了和谐共处；但是，即使是太阳也有西沉的一天，更何遑是人治的政权？到11世纪初，安达卢西亚的传说终于迎来了终结。王朝内部争权夺利愈发激烈，禁卫军干政现象日益增多，最终，后倭马亚王朝末代哈里发·希沙姆三世（Hisham III，1027—1031在位）于1031年被推翻，整个王朝分裂为23个或大或小的摩尔人独立王国，伊比利亚半岛重新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正是从这时开始，伊比利亚半岛上多民族共存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了；而伊比利亚阵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局势，就与接下来发生的事件有密切的联系。
约公元1000年时的后倭马亚王朝版图示意图。30年后，这个王国就将分崩离析，形成大大小小二十余个松散的小国
·重回黑暗：以信仰之名的“再征服”
“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像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斯坦利·爱德华·莱恩-普尔
“The Moors were banished; for a while, Christian Spain shone, like the moon, with a borrowed light; then came the eclipse and in that darkness, Spain has groveled ever since.”
——Stanley Edward Lane-Poole【2】
博士，你知晓伊比利亚惩戒军过去的历史吗？只要你曾听过任何一点相关的只言片语，就应该会知道，那片土地上的居住者，远比他们冷厉素朴的灰白建筑要疯狂得多。（棘刺 信赖提升后交谈1）
在上一条目的开头提到，伊比利亚境内的阿戈尔人处于极为不妙的境地——温蒂的档案中明确表示伊比利亚如今已对外封锁，这或多或少与其境内的宗教争端存在联系；另一方面，棘刺也提到伊比利亚本土居民有着“最纯正的信仰”，还存在一支被称为“伊比利亚惩戒军”的军队。这些比冷厉素朴的灰白建筑更为疯狂的军人，一定程度上正是将伊比利亚从“黄金国度”变成如今状况的重要因素。这一部分内容，或许参考了西班牙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滥觞式民族主义运动——“再征服”（Reconquista）；而伊比利亚出身干员们在档案中透露的各种信息——如近似“迫害”一般的出入境政策、黎博利人对其他种族的轻视、阿戈尔人的尴尬处境、审判庭近乎严苛的审查，或多或少都与这场“再征服”有对应关系。
“再征服”，也被称为“收复失地运动”或“列康吉斯达运动”（音译），是西班牙基督教势力在长达7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发起的一系列驱逐泛伊斯兰势力的军事活动的总称。穆斯林们在推翻西哥特王朝的松散统治后犯了一个致命错误，就是他们没有冷血无情地肃清所有西哥特残党；部分幸存的西哥特人在贵族佩拉约（Pelayo，约685-737）逃往伊比利亚西北部的山区，建立了阿斯图里亚斯王国（Kingdom of Asturias），成为西班牙基督教势力仅存的独苗。“非我族类”的认知和灭国的耻辱在基督徒的心中深埋下仇恨的种子，这颗种子在后倭马亚王朝最强盛的时期也不曾放弃汲取养分，最终迎来了开花结果的一天；
19世纪版画中的佩拉约形象
逃往山区的佩拉约在有生之年并未放弃驱逐异教徒的想法，很快，他就开始了行动。公元718年，“佩拉约和他的30头野驴”在科瓦东加（Covadonga，也称科法敦加）的峡谷中击退了摩尔人的军队，标志着长达7个世纪的“再征服”运动的开端。这场战役的战果十分令人怀疑，佩拉约的部队人数被认为只有198人，甚至更少（伊斯兰历史学家们描绘佩拉约的军队为“30头野驴子”）；摩尔人军队的总数被认为不过数千，却被后世基督徒们吹嘘为离谱的12万——但不管怎么说，这场战役鼓舞了原本一盘散沙般的基督徒，同时也为基督徒们指明了盘踞险境、建立小王国政权、以游击形式*扰摩尔人的“革命道路”；
油画，描绘了在科瓦东加战役中指引基督徒作战的佩拉约
事实证明，后倭马亚王朝的威光和宽容，从来不曾笼罩在西班牙基督徒的头上——后者也从不乞求能得到异教徒的“宽容”。939年，拉赫曼三世亲自率军向北方进军，意图消灭安达卢西亚北方山区星罗棋布的基督教小王国，却遭遇了自己人生中少有的巨大打击。大军几乎全军覆没，拉赫曼三世也差点交代在穷山破水之间。在那之后，基督教王国在北方站稳了脚跟，彼此联合起来，形成一道坚固的防线；
之后，“再征服”运动虽时有胜败，但始终坚定不移地逐步进行。在后倭马亚王朝解体后，基督徒们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时机发动进攻，却被摩尔人搬来的救兵——来自北非穆拉比特王朝（西班牙称其为“阿尔摩拉维德王朝”/Almoravid dynasty，中国史书称“木兰皮国”）的柏柏尔人打成了豆渣。从穷山恶水一口气里半口沙的北非沙漠爬出来，柏柏尔人见识到安达卢西亚的富饶美丽，简直乐不思蜀，直接鸠占鹊巢征服了伊比利亚的穆斯林，定都塞维利亚（Sevilla），成为“再征服”运动中新的强敌，摩尔人也一度有回光返照、东山再起的态势；
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基督徒的危急存亡之秋，有一位英雄人物挑起了“再征服”的大旗，成为领导西班牙基督徒的精神领袖。这位英雄名叫罗德里戈·迪亚兹·德·维瓦尔（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他更为人熟知的名称是“熙德”（El Cid）。作为当时风头无两的英雄人物，维瓦尔凭借骁勇善战和与生俱来的领袖气质，赢得了身为敌人的摩尔人的尊重——“熙德”这个在阿拉伯语中意为“主人、先生”的称号，就是最好的证明；虽然他一度因为被流放而加入了摩尔人的阵营、受到穆斯林士兵的广泛爱戴，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基督教徒的行伍间，于1094年坚守瓦伦西亚（Valencia），直到去世。熙德的事迹鼓舞了所有的西班牙基督徒，他也因此被视为西班牙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被追授圣徒的头衔；
熙德
1146年，柏柏尔人内部发生分裂，穆拉比特王朝被新兴的穆瓦希德王朝（Muwahhidun，也称称“阿尔摩哈德王朝”/Almohades）取代。虽然穆瓦希德王朝建立起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帝国，但其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控制范围进一步萎缩，对抗基督徒军队的军事行为也开始力不从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早已把穆斯林作战方式摸得门清、完善石制筑城技术、发展出重骑兵大兵团式作战、且在主的召唤下联系日益紧密的基督教王国势力。1212年，伊比利亚半岛上主要的基督教王国联合3位法国主教的军队，在科尔瓦多以东的托洛萨与60万穆斯林军队展开激战，最后令穆瓦希德王朝一战崩溃，60万大军据说仅有千人逃出生天，正式宣告了西班牙穆斯林政权的衰落；
穆瓦希德王朝疆域示意图
随后，西班牙穆斯林二度陷入四分五裂的态势，完全无力阻挡基督徒的进攻。到1262年时，整个半岛上只剩下东南一隅的格拉纳达还在苟延残喘，成为摩尔人最后的喘息之地。尽管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也称“格拉纳达埃米尔王国”/Emirate of Granada）仿照后倭马亚王朝的传统政策，在当地建立起堪比拉赫曼三世时期的文化盛景，但安于现状、早已丢了统一半岛的雄心壮志的摩尔人已经失去了曾经的蓬勃生气，甚至还向当时最强的卡斯蒂利亚王国（Reino de Castilla）称臣——不过，这种状态很快就要结束了。
1467年，摩尔人作死地拒绝向卡斯蒂利亚王国缴纳贡税，这件事在当时似乎没有引起太大的波澜——主要原因并非卡斯蒂利亚王国宽宏大量，而是他们正在筹备一件足以将摩尔人彻底赶出伊比利亚半岛的大事。两年后（1469），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女王·伊莎贝拉一世（Isabel I la Católica，1451-1504）与她的堂弟、阿拉贡王国国王·“天主教徒”费尔南多二世（"The Catholic" Ferdinand II，1479-1516）结婚，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合二为一，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王国。二人的结合被视为统一的西班牙君主专制国家的诞生，这一强强联合的产物最终将取代摩尔人，成为伊比利亚半岛新的主人。
伊莎贝拉一世。这位女王是当之无愧的女强人，在西班牙掌握半岛话语权后，她和丈夫一手将西班牙发展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强国。顺带一提，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航海行动就是由费尔南多夫妇赞助的
费尔南多二世
1485年，西班牙王国的军队吹响了向摩尔人发动最终驱逐的号角。针对格拉纳达境内多崎岖山峰的地形，费尔南多夫妇煞费苦心地雇佣骁勇善战的瑞士雇佣兵，以其为蓝本训练出强大的西班牙重装步兵，同时从欧陆各国引进先进的火器，力求将摩尔人的势力彻底碾为齑粉。在强兵重器势如破竹的攻势下，摩尔人已呈现日薄西山之态，不到两年，整个王国境内就只剩下位于半岛南部的马拉加（Málaga）和都城格拉纳达尚未陷落。在长达4个月的炮火轰炸中，马拉加被夷为平地；1490年开春，费尔南多二世指挥大军断掉了格拉纳达城外所有的物资供应途径，并在1491年将8万军队开往格拉纳达严防死守。最终，饥殍遍野的摩尔人在1492年1月2日开城，格拉纳达末代国王穆罕默德十二世（Muhammad XII of Granada，1460-1533）亲自出城向费尔南多夫妇投降；费尔南多二世则手持银质十字架、带领庞大的军队接管了这座坚城，指示部下将城内所有建筑上的新月尽数更换为十字架——至此，长达775年（718-1492）的西班牙基督徒“再征服”运动，最终以基督教的全面胜利、摩尔人势力被彻底驱逐而告终。
《格拉纳达的投降》（The Capitulation of Granada，别名“穆罕默德十二世向费尔南多和伊莎贝拉投降”/Muhammad XII surrenders to Ferdinand and Isabella），西班牙画家弗朗西斯科·普拉迪拉·奥尔蒂斯（Francisco Pradilla Ortiz，1848-1921）作于1882年
客观地说，“再征服”运动是天主教西班牙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近八个世纪的努力并没有木大，基督徒们的道路确实得到了延伸；同时，宗教信仰的统一使得西班牙的国民凝聚力和自我认同感得到了提升，对异教徒的胜利让西班牙人自认为是上帝的眷顾者，这种“受之天命”的自豪感成为其发展的“底气”和使命感，促使其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和海外扩张之路。但是，如果从整个西班牙、乃至伊比利亚半岛、甚至整个欧洲的角度而言，“再征服”实际上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这种消极影响对当时的天主教西班牙或许无关紧要，却在其他层面带来了极度恶劣的影响。
其中最明显的，莫过于矫枉过正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浪潮。1492年是格拉纳达的光复之年，正是从这一年起，基督教徒得以扬眉吐气，为了庆祝这一里程碑式的大事，西班牙人开始以不眠不休的狂欢来宣泄自己的喜悦和激动之情——这便是西班牙狂欢节的由来；但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一时的出于宗教意义的狂欢无伤大雅，但一旦狂热被附带了政治目的、并逐渐长期化和固定化，就会成为笼罩在社会上空的恐怖迷雾。
据棘刺所说，在过去几十年中，阿戈尔人在伊比利亚境内的待遇每况愈下，他描述曾经繁荣的城市上空聚起阴云，气氛压抑而凝滞。
当地的管理者似乎并不阻止当地的居民离开，但在入境方面却有着严格的限制。（棘刺 档案资料四）
在光复格拉纳达的两个月后，费尔南多夫妇发表了《阿罕布拉诏书》（Alhambra Decree），宣布驱逐西班牙境内所有的犹太教徒，且异教徒的财产全部充公、不得带离边境；1502年，西班牙双王撕毁格拉纳达投降时签订的和平信教协定，勒令国内所有异教徒皈依天主教，如有不从者立即驱逐出境。尽管接近20万异教徒被*害、被强制驱逐、或是被迫改变信仰，但这还不是最为恐怖的事；真正的恐怖，是西班牙双王此前于1478年成立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
《阿罕布拉诏书》的影印件
虽然近年来的研究推翻了“宗教裁判是一群极度宗教狂热分子主导的对异教徒和异己势力的屠*”的一边倒论断，但这一臭名昭著的机构确实干过脏活（只是数量上没那么夸张，正式经宗教裁判所被处死者的人数远不及各种政令抓捕处死者），也确实在当时引起了群众恐慌（主要是异教徒）和社会氛围的神经质化。很多摩尔人和犹太人即使皈依天主教，也会因为出身问题而被裁判所盯上、进行一些显得完全莫名其妙的“审判”或罗织罪名——干员安哲拉档案中的部分内容，就是这种莫名的宗教审判的体现：
但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安哲拉自己也没有发现的是，她提到，审判庭为了她的铳而几次找到她，发现不是真正的铳后把她臭骂了一顿就离开了。这似乎是合理的事，但根据我们有限的情报，审判庭应当是伊比利亚相当有权力的官方组织，这样一个组织，为了一件一开始就确认无害的事“几次”找到她，是一件有些古怪的事，让人感觉他们更像是想要借这个由头找到些什么其他东西。（安哲拉 档案资料三）
在穆罕默德十二世投降后，并非所有的摩尔人都离开了伊比利亚半岛。当时出于对和平信教条约的遵守，西班牙双王允许留在境内的摩尔人保留原有信仰，意在通过长期感化来推进摩尔人皈依天主教；但是，民族主义滥觞和宗教势力的影响，导致摩尔人不得不在净身出户和改换信仰之间做出抉择。出于对原有信仰的坚守，许多改信天主教的摩尔人仍然暗地坚持伊斯兰教的传统，从来不与基督教徒一同活动，因此被基督徒们视为是隐藏的威胁；西班牙政府也不断收紧对摩尔人的各种限制，甚至于1567年拆毁了在摩尔人心目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阿尔罕布拉大浴场，最终导致了摩尔人的反抗。在极为残酷的焦土政策和反抗者肃清后，1609年，时任西班牙国王腓力三世（Felipe III，1578-1621）下达最后的驱逐令，强制将所有摩尔人异教徒装船送往北非，前后过程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近50万摩尔人的死亡——简单来说，“再征服”激起的极度排异排外现象，将摩尔人逼到了绝境，同时也为西班牙增添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另一个被历史学家所重视的消极层面，在于“再征服”对于原本发达的伊斯兰科学文化体系的打击——这一点在温蒂的档案中以隐晦的语言得到了印证：
虽然罗德岛上聚集着来自泰拉各地的人，但一个来自伊比利亚的生物工程学专家任职于罗德岛依然是一件稍微有些令人惊讶的事。
一方面，众所周知，如今的伊比利亚已经对外封锁。
而另一方面，对伊比利亚不了解的人，往往会根据一些空穴来风的印象，认为那是一片落后且闭塞的土地。
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抛开和拉特兰以及阿戈尔错综复杂的关系，伊比利亚是一片有十足风情，且对科学研究相当友好的土地——虽然这个友好是有条件的。
这在科学界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伊比利亚，你可以在大部分领域中进行完全自由的研究，在这些领域，伊比利亚也确实有着令人侧目的成就。但某些领域的研究是完全被禁止的，或者我们应该这么说，在伊比利亚，某些方向的研究是不存在的。
有关这一点，在这里展开恐怕足够写一本字典一样厚的近现代史，因此姑且按下不表。（温蒂 档案资料三）
从1492年开始，到17世纪20年代，西班牙——或者伊比利亚，有约300万穆斯林被放逐或处死，这些穆斯林中也包含了相当数量的伊斯兰学者。伊斯兰学术流派人才的凋零，加上基督教经院派僵化的教义导致自然科学发展停滞，使得整个伊比利亚半岛的学术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科学技术的“真空”状态；另一方面，宗教裁判所的“剿灭”对象并不局限于异教徒，还包括了其他宗教的宗卷*、教义经典。据记载，西班牙全土光复后，仅格拉纳达一地就烧毁了近1万份阿拉伯书法著作【3】；后倭马亚王朝奠定基础的天文、地理、数学等自然科学科目，在西班牙境内遭到毁灭性打击，以至于很多伊斯兰学术著作还是通过多次转译才重新为欧洲人所了解；至于部分与宗教和文学关系紧密的科目，更是统治者严防死守的对象——甚至压根不是“避不避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不存在”；
我们之中来自伊比利亚的干员们很少谈论自己的家乡，这件事并不算是秘密，只要稍加留意就能够察觉。偶尔在提及故乡时，就算是再冷面不善表达的伊比利亚人，也或多或少会流露出一些复杂之意，人们能够从种种细微之处窥见他们的态度。
那里曾流传有黄金国度的美名……然而近些年，这片富饶之地却逐渐沉寂，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棘刺 档案资料四）
最后一点，主要是站在长远立场上对西班牙、乃至欧洲的影响。受到摩尔人与西班牙基督徒你来我往攻防的影响，基督徒的势力起初在西北形成，其次逐渐向东南推进，最后将摩尔人赶到海上；而在这一过程中，半岛北部及中部的摩尔人残存势力势必会往南迁移，最后使得西南部的摩尔人领地成为难啃的硬骨头——至少在基督徒眼中是这样认为的。因此，在围剿摩尔人在格拉纳达的最后两座城市时，基督徒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大型攻城器械及火器的大面积展开运用直接将马拉加城从地表铲平；格拉纳达稍微好点，但其周边的24个小城镇、几乎所有村落和耕地区全部遭到毁灭，完全成为一座孤城——摩尔人缔造了辉煌的“安达卢西亚”，而当这片土地变成“西班牙”之时，原本的传说却被打得粉碎：曾经是全欧洲最繁华富庶之地的西班牙南部变为荒凉的无人之境，西班牙不得不在多年后重新拾掇自己打翻的烂摊子，选择以海外扩张、而非本土发展的方式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不是不想，而是战争导致在半岛南部蓬勃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一夜回到原点，人口的减少也导致了一段时间内的南北发展差势。
总的来说，以驱逐异族和异教徒为目标的“再征服”虽然实现了西班牙民族的凝聚统一，却潜在地造成西班牙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能对外寻求发展道路；这种单一攫取型的发展模式又无法将殖民红利确切转移到宗主国亟待发展的领域，也就是“好钢不能用在刀刃上”，最后使得西班牙在资本主义时代如彗星般转瞬即逝，短暂的辉煌后沦落为二等强国——这或许就是伊比利亚出身干员的档案中想要表达的，“伊比利亚沉寂的原因”。
伊比利亚是一个注重“信仰”的地区，与拉特兰的密切联系、乃至对信仰的重视，是成就这一城邦“黄金国度”美誉的关键；只是，对单一信仰的矫枉过正，以及对单一族群的自我看重，导致这座移动城邦已经不再是过去人们口耳相传的模样。随着局势的演变，伊比利亚境内阿戈尔人的处境只会愈发急转直下；而当所有的怀疑、傲慢、偏见、狂热如薪柴般堆积在一起悉数就位时，只需要轻轻地一推，就会点燃所有的冲突——引爆所有矛盾的，或许就是伊比利亚人视之如身命的“信仰”。
一个因“信仰”为人所知、引人瞩目、以此繁荣的城邦，最后却也因“信仰”而走向沉寂、逐渐撕裂、陷入变乱，不得不说是一个不太能让人笑出来的黑色幽默。如果放在几十年前，或许在狂热被激起之前，还能够控制局势；但事已至此，再多的补救也难以挽回。如今的伊比利亚如同一辆被施加过多载重的拖车，正逐渐滑向千仞之高的断崖；造成这一切的是超乎理智的“信仰”狂热，但同时，依稀可以窥见的微弱缥缈的希望，也建立在“信仰”之上。这既是信仰的可贵之处，也是信仰的可怕之处。
但在一切发生之前，最好的选择是远离纷争的旋涡，以旁观的视角去见证——毕竟，如果被卷入如燎原烈火般的狂信，只会让自己尸骨无存。
如果你不是拉特兰宗教的信徒，就最好别去伊比利亚。他们所谓的‘最纯正的信仰’就根植在那片土地上，那里的人虔诚得恐怕就连拉特兰人也得自愧弗如。
我？这些都同我没有什么关系。（棘刺 晋升后交谈2）
Deteneos esferas y que arrecie la música.
天体啊，都停一停，让音乐更剧烈一些。
Noche, Noche dulcísima, pues que aún he de volver al mundo de los hombres, deja caer un astro,
夜晚，最甜蜜的夜晚，只是我还得回到人类的世界，就任一颗星坠落，
clava un arpón ardiente entre mis ojos tristes
钉一支燃烧的鱼叉在我悲伤的双眼之间，
o déjame reinar en ti como una luna.
或者让我统治你，像一轮月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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