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在长江捕到一条200多斤的白鲟，如今与数十万渔民一起上岸（绳索钩子我最准）

新华社北京12月10日电(记者王迪、肖林)12月10日,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号刊发题为《他曾在长江捕到一条200斤的白鲟，如今与数十万渔民一起上岸》的报道。

65岁的老渔民严正华十分想念长江鱼的滋味。

长江鱼光滑、鲜嫩、肉质紧实，没有河塘鱼的“泥臭味”。

然而，他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带着滚钩——由上百个锋利钢钩串联起来的传统渔具——下江捕鱼了。

去年10月，他已把所有渔具，包括渔网、鱼钩、一艘6米长的手摇小船和10米长的柴油机船等交由政府销毁，以换取16万元补偿款。根据一项全国性政策，严正华所在的长江沿岸地区将禁渔10年。

严正华来自四川宜宾市江边的新兴村，这里的人世代打鱼为生。村庄紧挨着盛产鲟鱼的涪溪口，这是黄沙河汇入长江的地方。每逢夏季长江水位上涨、江水倒灌进黄沙河，都会带来数量众多的鱼群和追逐鱼群而来的数十条渔船。

在昔日挤满鱼贩子的涪溪口码头，严正华如今当起了签单员，主要负责记录客渡船的进出时间和清点人数。客渡船上大部分是来自国内各地甚至海外的游客，他们从上游4公里处的李庄古镇而来。

严正华的故事，折射了中国数十万长江渔民正在经历的生活巨变。今年，为保护生态环境，中国对长江流域的重点水域分类分阶段实行渔业禁捕，最迟将在2021年1月1日全面推行暂定为期10年的禁捕政策。

根据沿江各地测算，长江流域重点水域禁捕共涉及沿江10个省市的合法持证渔船11.3万多艘、渔民近28万人。

2019年11月1日，重庆渔民罗玖明在长江上游重要支流嘉陵江上撒网捕鱼。自2020年1月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332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包括嘉陵江在内。

（小标题）“千斤腊子万斤象”

涪溪口是长江上游昔日丰饶渔业资源的缩影。这里盛产鲫鱼、鲤鱼、草鱼、青波、白鲶、黄辣丁、墨鲶、油鱼子等。今年初被宣告灭绝的长江白鲟和极度濒危的中华鲟，也曾是涪溪口的“常客”。

涪溪口是一个“深水沱”，水质好、江面宽，而且江面下还有40-50米深的河床。当地渔民说，涪溪口是一个大型鱼类经常出没的地方。严正华年轻时，多次在涪溪口见到“像海豚一样的大鱼”。

宜宾渔民中间流传着“千斤腊子万斤象”的说法。“腊子（鱼）”和“象（鱼）”分别指的是中华鲟和长江白鲟。白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鱼类，因其吻部长，状如象鼻，俗称为“象鱼”。

千斤万斤虽属夸大，但严正华说自己曾在1993年捕过一条200多斤重、7尺长（合约2.3米）的白鲟，得两辆牛拉平板车才放得下。

“好危险哦，当时差点把我整个人拉下水去。”想起那次经历，严正华仍心有余悸。因为这次捕获，当地政府在通往涪溪口的公路上树了一块“白鲟之乡”的广告牌。

严正华数了一下：把这条白鲟算在内，严正华在40年的捕鱼生涯里见过20多条上百斤重的大鱼，亲手捕过3条百斤以上的鱼。

这种盛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90年代。那时候，“70-80斤的鱼多得很。”有一天，严正华运气好，一早上靠捕鱼就挣了七八千元。对于只读到小学二年级的他来说，捕鱼是当时能找到的最挣钱的职业，一年他可以挣十几万元。

1982年以来，中国45次白鲟观测记录中最大的一只，就是在涪溪口发现的。根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等人今年3月在国际学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表的一篇论文，这只白鲟全长3.6米，重200公斤，年龄22岁，发现于2003年。

这也是世界上最后一次关于白鲟的观测记录。危起伟等人在这篇论文里宣告了白鲟的灭绝，推测灭绝时间是在2005年以前。

危起伟告诉记者，长江是全球水生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河流之一。

“就水生动物而言，长江是其它河流无法比拟的，如亚马孙河鱼类种类比长江丰富，也有豚类，但是没有亚冷水性的鲟类；而美洲密西西比河，有鲟类，但是没有豚类。中国长江，是唯一具有鲟类两个科（同时具有白鲟科和鲟科的河流只有长江和密西西比河），还具有两种淡水豚类（白鱀豚和长江江豚）的，这在全球是独一无二的。”危起伟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长江淡水鱼类资源尤为丰富，特有种多，也是全球其它河流少有的。”此外，危起伟强调，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的价值，远不限于渔业价值。在物种遗传资源、维持长江流域水域生态安全、净化水质和物质能量循环、提供美学、仿生、生物和环境记录等许多方面，长江具有重要的、无法估量的价值。

2003年1月27日，在四川宜宾主城区附近的长江岸边，专家正在对一只白鲟进行救治。这只白鲟是1982年以来中国45次白鲟观测记录中最大的一只，也是记录的最后一只。张光金摄

（小标题）真实的渔民生活：“渔舟唱晚”还是“老人与海”？

“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

在中国古代诗人的笔下，渔民的生活往往是闲适、诗意和孤独的，甚至透着点卓尔不群的清高。

但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中，捕鱼过程浸润着鲜血和汗水，充满艰险和抗争，甚至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渔民成了悲壮的英雄主义的化身。

真实的渔民生活，或许介于两者之间。

从1976年成为渔民起，严正华在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坚持用滚钩捕鱼。

他把捡来的生锈钢丝加工成成百上千只锋利的鱼钩，然后用麻绳串起，放置在贴近水底、鱼多的地方。一旦鱼儿碰到了滚钩，就会挣扎，导致更多的成排滚钩刺入身体，直到最后无法挣脱。滚钩适合捕捉两斤以上的大鱼，比如在水底觅食的鲤鱼、青鱼、鲶鱼等。

比起一张渔网动辄上千元的价格，滚钩的成本低，但风险高。“收钩的时候鱼一挣扎，绳子就会带着钩子飞起。我两根手指被扎穿过，要是弄到身上更不得了，”严正华说，“这是血盆里抓饭吃。”

1993年误捕白鲟的那次经历，他至今记忆犹新。

提起鱼钩的时候，虽然江水混浊，但严正华已感觉到这条鱼的力量和大小。还没提出水面，大鱼已挣断滚钩的主线，绳子只有一头拴住。

严正华又激动又害怕。“主要是怕伤到人，有点慌。”他不敢使蛮力，怕大鱼一尾巴打翻渔船。他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把大鱼拖到了家门口的河沟。

意识到这是珍稀保护鱼类，他把大鱼拖到河沟之后，走了半个小时找到了能打电话的地方，通知了政府部门。来自水务局、公安局等多个部门的十多号人随后赶到，救治了这条白鲟，当天上午就把它放生了。

当然，并不是所有渔民的经历都像严正华那样惊心动魄。

56岁的文天国并非“天生”的渔民。他来自宜宾市高县胜天镇德利村，这个地处丘陵地带的村庄附近没有河流。文天国的父辈祖辈也没当过渔民，2007年，在一个朋友的鼓动下，他才成了一名长江渔民。直到退出捕鱼前，他每周都会到涪溪口打几次鱼。

让文天国动心的是收入。他在家种地一年只能挣到三四千元，而当渔民的头几年里通常一天挣到两三百元，也就是说一个月挣的钱超过种地的一年收成。

刚开始，他技术不熟练，到江边有点畏惧。“丢一根烟头进去，一分钟能漂20-30米。”文天国如是形容江水的湍急。除此以外，江里还有漩涡和暗礁。早上赶去收网、取钩的时候往往天还没亮，看不清水下的情况。

但文天国渐渐克服了恐惧，并习惯了渔民的作息安排。一天的劳作从下午开始，他先去山沟沟里挖蚯蚓，穿上鱼钩。按照一米一个鱼钩的间隔，把几十上百个穿了诱饵的鱼钩串联在渔网上，然后在挨着支流河口、江水不太湍急的地方布网，这种叫“拦河网”。第二天一早5-6点取钩，趁着空闲时间顺便在船上撒网捕鱼。因为渔网跟着船走，这种叫“流网”。

早上8点，文天国跟餐馆老板联系，然后立刻开着柴油船送到指定的地点交货。之后，他还要清理渔网，有洞的要补上。因为常常来不及吃顿像样的早饭，他通常会在船上准备点干粮。

到了中午，在船上做饭，通常是炖个鱼汤、做水煮鱼片或者酸菜鱼。小憩一会，到了下午又开始新的一轮工作。

一直到2015年搬进房子前，文天国和儿子两人都挤在拥挤狭小的柴油船上过夜。照明靠蜡烛，充电靠充电宝，炒菜做饭靠蜂窝煤，吃喝拉撒都在一条船上。有时候，连手机信号都搜不到。

虽然连续很多年顿顿吃鱼，文天国还是喜欢长江鱼的味道。江里的鱼肉质紧实、鲜美，在味道上他认为宜宾所在的上游地区的鱼比下游的重庆、武汉和上海更胜一筹。因为当过兵、在建筑工地上干过，文天国去过不少地方。

“宜宾的鱼好吃，因为水流急，鱼一直在活动，所以鱼的肌肉发达，肉是很结实的。”他解释说。

这是2020年1月2日拍摄的湖北省宜都市枝城镇白水港村一处“上岸”的渔船堆放点（无人机照片），这些收回的渔船将集中拆解。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

（小标题）电鱼、小指宽的渔网孔径和空荡荡的江水

渔业的丰收未能持续。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涪溪口周边的渔业资源开始明显萎缩，捕鱼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差。

在严正华看来，这跟一些人竭泽而渔脱不了关系。

“1985年的时候，‘电烧鱼’就来了。”他说，只需要两个电瓶还有一个升压器，就能产生500伏的高压。有人把电线伸到江面下，产生的高压可以穿透几十米深的江水。只需一小会，伴随着“嘟嘟嘟嘟”类似电报机的声音，30-40平方米的江面上就飘满了死鱼。

“造孽得很，全部都打死了，好多都是小鱼。”严正华回忆起自己亲眼所见的电鱼场景说。

驱动电鱼行为的是暴利以及监管措施的不足。文天国说，电鱼一次可以获得50-60斤鱼，而在最近几年渔民一天经常只打的到2-3斤鱼。

“长江的江面宽，跨度大，监管存在一些问题。要是有人举报，远远听到船响，电鱼的就跑了。”文天国说。那时即使被逮住，违法者交了罚款还会换个地方重操旧业。

因为赚不到钱，鼓动文天国入行的渔民朋友没干几年就转行了。

“两三斤鱼一天也就赚个几十块钱，还不够柴油的开支。”文天国说。

夏季涨水仍然会带来收获，但渔民收获的不再是从长江倒灌进小溪流的野生鱼，而是从附近鱼塘里冲下来的鱼。文天国说，长江里的鱼看起来很光滑，鱼鳞规整，而池塘里的鱼鳞粗糙，渔民一眼就看得出来区别。

鱼越少，捕鱼的手段就变得更为变本加厉。严正华说，以前当地渔网的孔径要四指宽，到2016年以后，渔网孔径只剩下小手指那么宽。

后来，严正华经常一个星期、半个月颗粒无收。

“打到后来有点灰心，这样下去不得了。”严正华说，如果没有禁渔令，长江以后很快就会只剩下空荡荡的江水。

栖息地丧失、水域污染和酷渔滥捕被认为是导致长江渔业资源枯竭的主要原因。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认为，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在过去40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长江水系结构发生了显著改变。1980-2020年间的长江干、支流水电站建设导致长江上游成为水库群，激流环境消失，进而导致鱼群栖息地碎片化和水文环境的改变。其二，长江沿岸城市化、航运等导致河滨湖滨消落区大面积减小或被侵占，水生生物栖息地大幅度减少或消失。其三，城市生活生产污水和农业化肥农药造成了长江水污染。

“长江流域水域的上述改变，导致水生生物栖息地丧失，再加上过度捕捞和违法渔业，导致水生生物资源下降，物种濒危或灭绝。”危起伟告诉记者。

危起伟参与了农业农村部专项资金支持的2017-2020年长江渔业资源与环境调查。调查中，长江本土鱼类中的四分之一种类在网格式调查中未被采集到，“其中包括可能灭绝的白鲟、鲥、鯮。此外的120多种鱼类，许多处于濒危状态，亟待采取抢救性保护行动。”

（小标题）转型：有人念过往，有人向未来

在2019年年底正式退出捕鱼以前，文天国参加了几次当地组织的动员会议。对于会上介绍的“无鱼可打”的事实，大家并没有异议，但一些岁数大的渔民还是对退出以后的安排有顾虑。

“很多人家里十几年没种地，地都荒了。我们这种岁数，去工厂打工也是不会要的。”文天国说。

当地政府提供了电工、养殖等不同类别的免费技能培训，还举办了多场面向渔民群体的专场招聘会，也提供了一些公益性岗位。

文天国现在是一个小区的保安，他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说心里话，现在心情还平静下来了，每个月时间一到工资就下来了。”虽然收入不比捕鱼收成最好的那几年，但文天国觉得现在收入更稳定，不那么操劳。转型后的这一年，他养了几盆花。

25岁的儿子成为电机厂里的一名工人，加班的情况下一个月能拿到5000元-6000元。

“以前他跟着我打鱼，自己没有收入，钱都是我来管。现在他自己开支，高兴得很。”文天国说。

上交渔船渔具后，文天国拿到了一次性14万元的补偿。另外，还可以在一年的过渡期里拿到每月2000块钱的补助。靠这笔补偿款作为首付，文天国买了一套80平方米、二手的电机厂职工宿舍房，就在长江边，和涪溪口隔岸相望。

宜宾市翠屏区新兴村的村民黄刚仍怀念过去江边打鱼的日子。他觉得，还是打鱼赚钱来得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