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19年第35期，原文标题《<约翰·列侬书信集>：来自一个热爱新旧世界的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好吧，我算老几。我曾经爱国，曾经得过帝国勋章，曾经是个披头士，曾经……再见吧。随便怎么样吧。”
记者/宋诗婷
约翰·列侬（视觉中国供图）
亲密的，疏离的
1958年，一位叫辛西娅的就读于利物浦艺术学院的女孩收到一张手绘圣诞贺卡，在这共八页，不过几百字的贺卡里，“爱你”两个字出现39次。“我对圣诞全部的渴望就是你，早点出现吧。”显然，写信的傻小子着了魔。
十八年之后，这位叫辛西娅的13岁男孩的母亲又收到一封来自美国的信：“我们都知道，在我尝试迷幻药或者遇到洋子之前，我们的婚姻早就结束了，这是事实！客气点说，你的脑子坏掉了。”
这是从仅存的两三封信件中可以窥见的一场爱情的开始和结局，来自辛西娅和她“著名的前夫”——披头士乐队成员约翰·列侬。
阅读这位摇滚明星的书信手稿是令人抓狂，同时也容易让你爱上他的事。在《约翰·列侬书信集》里，在他那些字迹难以辨认的手稿里，到处是落笔就反悔的涂涂抹抹，到处是几十年都没有半点长进的拼写错误，他过于热衷用标点表达情绪，叹号和省略号如他在舞台上的表演一般，于信纸上飞扬跋扈。
一个如此不擅长书写的人，却偏偏信奉“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书信集》的作者，同时也是披头士乐队传记的作者亨特·戴维斯说，列侬对绝大多数事的反应是把它们写下来，不只是信件，还有邮寄出去或自己留存的写给家人、朋友、歌迷、陌生人、媒体的明信片，写给洗衣店、佣人、司机的便条，甚至还有演唱会的歌单。
类似“你的脑子坏掉了”一类的发泄，的确让人反感。但这些长篇大论或信手涂鸦里，我们的确得以走近一个更真实，也更生动的列侬，尤其是将他在信件中的表达与他真实的人生经历相对照之后。
与大儿子朱丽安之间的隔阂早已成为列侬的一个黑料，从他早年的信件来看，这位放浪不羁爱自由的大明星对亲情的态度一向不稳定，时而渴望，时而疏远。“他是我生命中实实在在的一部分，他是朱丽安，是我的一切，我等不及想看到他，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想念他——我慢慢地找到了一个真正的父亲的感觉。”在1965年写给辛西娅的信里，列侬突然自我检讨，“那些愚蠢的日子里，他和我在一个房间里，而我只顾埋头读报或其他什么事，我现在知道我全错了。”然而，在这场忏悔之后，列侬依然对家庭疏于关照，直到朱丽安成年，他都认为，自己的父亲是个大明星，却从不是个好爸爸。
这种糟糕的亲子关系或许可以从列侬的成长经历上找到原因。父母早早离婚，且双双不靠谱，列侬不得不投靠中产阶级的姨妈“玛丽咪咪”，这父母双双缺失的童年让他一生对亲情的态度很拧巴，同时，有着无可救药的恋母情结。
他不是没有尝试过重建家庭关系，1967年，他曾回信给缺席自己成长时光的父亲回信，“读到你的上封信，我第一次觉得不那么陌生了，所以我现在给你回信。”“我知道我们头几次见面会有些尴尬，不过我们有希望。”而事实是，在那之后的岁月里，列侬多次资助父亲，两人也曾几次见面，但多数时候都相处困难，甚至不欢而散。
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尤其是有了和小野洋子的孩子之后，列侬变温和了，他曾投入大量精力在维系与大家庭的关系上（至少从现存信件的数量上来看是如此）。比如与各位姨母，以及他们的子女通信，提供房子给他们住，给他们各种物质和资金援助。但却极少见面，那是一种礼貌、积极融入，却始终有些疏远的关系。
列侬或许是真不擅长处理关系，亲情如此，友谊也一样。2016年，在波士顿举办的一场拍卖会上，一封约翰·列侬怒斥保罗·麦卡特尼（披头士乐队成员）的书信，拍出了近三万美元的高价。
那封信还不是写给老朋友保罗的，而是写给对方的妻子琳达。在那封长信里，列侬毫不客气地驳斥了琳达在信件中的指责，用的是他惯有的咄咄逼人的表达方式。但和指责相比，信件中他流露的自己对披头士乐队的评价和反思更有价值，“你真的认为是因为披头士才有了今天的艺术吗？——我不觉得你会如此疯狂吧？——保罗——你相信这个吗？当你不再这么相信的时候，你就觉醒了！”
列侬一手建立了披头士，但在他早期的信件中就会发现，他对当时摇滚乐队不断的、内容重复的演出厌倦不已，“我累了”这样的字眼儿常常出现在他给亲人、朋友的信件和明信片中。在一封他写给歌迷的信里，正在演出途中的列侬甚至画了一幅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小画，像是受难的耶稣，“希望那是我……”他为小画配文。
“我不为披头士感到羞愧——（是我发起了这支乐队）——但是在我们成为巨星的道路上，我们经历了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我原以为我们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同样的感觉——显然不是这样。”一个个破折号，似乎推导出列侬为何最终远离了披头士，不管客观事实如何，后人如何评价，他自己的确是这样认为的。
依恋的，捍卫的
除了列侬自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小野洋子的出现是更重要的导致披头士解体的原因。我也是抱着看爱情八卦的心态翻开这本书信集的，但令人意外的是，这些信件和明信片里偏偏没有写给爱人小野洋子的。
按洋子和传记作者戴维斯的说法，他们之间本就很少通信，“因为他们几乎形影不离”。当他们不在一起时，一天会通二十次电话。洋子手上仅有的几封信件和便条在过去几十年中也不见了——很可能是被人在帮忙的过程中顺手牵羊拿走了。
虽然没有写给洋子的信，但两人在一起之后，列侬的每封信里几乎都有这位一生挚爱。有时候，她出现在信件中的小插画里。列侬从小喜欢画画，很多信件里，他都会画上有自己形象的小画，简单勾勒几笔，却极为传神。洋子出现后，这些小插画变成了戴眼镜的列侬和头发乱哄哄的洋子。“约翰、洋子”，“约翰和洋子”，“爱你的约翰和洋子”，“约翰和洋子·列侬主义”……1968年，两人正式在一起后，列侬在几乎每封信的落款里，都加上了洋子的名字。
更能展现列侬浓烈爱意的是那些正面提到洋子的给别人的信件。在给哈里特姨妈的信里，列侬极力维护和介绍这位爱人：“我希望你们见见洋子——她跟我一样聪明，也是自从莱拉表姐以来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子。虽然报纸上有人胡说八道，她其实很漂亮——她看起来有点像我和母亲混合的长相——她也有一样的幽默感！”
为了洋子，他跟各种评论家，媒体公开论战。当年，列侬和洋子合作的那些前卫专辑、艺术展常常受到诟病，评论家的坐标常常是十九世纪艺术，或披头士时期的约翰·列侬。在这些指责里，小野洋子被视作罪魁祸首，列侬是可怜的被带跑的他们的摇滚明星。
1971年10月7日，在写公开信给“写噱头艺术的笔杆子”时，列侬提到：“作为艺术家，我们可以告诉你，‘艺术世界’不是指十九世纪，这个世纪的艺术家们奋起反击的正是那些只欣赏已故艺术家的‘灰色人群’传播的油嘴滑舌的谣言。我可以告诉你，我和洋子从不会屈从。”
在另一封写给《标准邮报》的艺术评论家马里奥·罗索的回信里，他重申自己和洋子的艺术观念，落款是“来自两个热爱新旧世界的人”。
从列侬所有的书信里，你很难找到他正面阐述个人音乐或艺术理念的文字，他不是那种知识分子或者作家。若一定要找，他在写给校友斯蒂芬·贝雷的信里倒是有一些相关字句：
“我所有的写作（包括这首隐士佛雷德）都是为了开心，高兴，或者你随便怎么称呼。”
“任何人写的书，‘创作’，艺术，诗歌，歌曲，等等，都是如此——我们得把各种艺术形式周围环境的神秘感一类乱七八糟的东西砸个粉碎——用如今的潮流来看，这是显而易见的。”
艺术主张不多，政治信念和立场倒是表达得很充分。和小野洋子以创作组合的身份出现后，列侬几乎不再是一个摇滚明星，他转而融入洋子的世界，成为一位当代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反越战”“爱与和平”，这些成为上世纪70年代之后列侬的政治信仰。
1969年3月20日，约翰和洋子在直布罗陀悄悄结了婚，然后决定举办一个公开的蜜月之旅，请全世界进入他们的卧室参观。列侬如此评价这场“卧室和平”行为艺术：“如果能有些用处，我和洋子愿意成为世界的小丑。”
这一时期，列侬写了很多在媒体上发表的公开信。其中一封写给激进杂志《黑侏儒》的专栏作者约翰·霍兰德。在那之前，霍兰德在写给列侬的公开信里调侃他的歌词“不比《戴尔太太的日记》更革命。”（《戴尔太太的日记》是英国广播电台关于一个中产阶级医生太太的广播剧节目，十分保守。）
“我来告诉你世界错在哪里——是人出了错——那么你想把人摧毁吗？毫不留情？除非你或我们改头换面，这是没有出路的。”在附注部分，列侬还留下了经典名言：“你打碎的世界，我把它重建起来。”
“我仅有的私生活是在自己家里，或者朋友家里，走出大门，我就变成了公共财产。我不喜欢这样……但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必须坚持下去！！”1975年，列侬在给最亲近的表姐莱拉的信里写到自己对“明星”身份的认知。他纠结过，但当时已经释然了。
五年之后，这个“公共财产”在经历了六个小时的录音师工作后走出大楼，来自夏威夷的男青年马克·大卫·查普曼从大楼的阴影中走出，朝这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摇滚歌手”连开五枪。一枪打空，另外四枪足够让约翰·列侬永远地倒下。
约翰·列侬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封信”是给歌迷瑞芭的签名：
给瑞芭，
爱你的
约翰·列侬
小野洋子
1980年
《约翰·列侬书信集》
作者：[英]亨特·戴维斯 编
译者：遇晨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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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头士》[英]亨特·戴维斯，林东翰译，中信出版社2015
